陈丹丹，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法明代尔分校历史政治地理系教授，研究方向：中国思想史、中国近现代文学与文化。
文章来源：本文发表于《天府新论》2026年第3期。
哈贝马斯是20世纪下半叶到21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欧洲思想家之一，但他对中国学界的意义远不止于一位“被引进的西方思想大家”。从1970年代末出现在《国外社会科学》的译介文字，到1990年代中后期围绕“公共领域”“交往理性”“商谈伦理”的多学科热潮，其理论与范式深度影响了哲学、社会学、法学、政治学、文学、文化研究、城市研究等领域。 “哈贝马斯在中国”的40余年，本身就是一部浓缩的当代中国思想史，足以折射出中国思想界数十年间的变迁。
但恰恰因为哈贝马斯在中国的影响如此广泛，“起点时刻”反而容易被遮蔽。当1990年代以后的哈贝马斯以系统译著、访华之旅及其与中国学界的对谈等火热的形态出现时，人们容易忽略他最初是以何种面貌、通过何种渠道进入中文学界的。而“起点时刻”的那些独特结构（由谁作为中介、经由什么刊物、带着怎样的标签、与哪些同时代的思想进程并行等），往往决定了此后扩散的方向与边界。回到起点，既是为了校正接受史叙述中的若干模糊之处，也是为了把这段“理论旅行”放回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具体历史情境之中。
很多与社会进程息息相关的结构性条件，会深刻影响思想或理论如何被接受并对不同领域产生影响。就哈贝马斯而言，他在中国的“起点时刻”，恰好与几个重大历史事件同步，如1978年改革开放启动、1979年中美建交、同年中国社会学学科恢复重建、1980年代中期“文化热”兴起。这一系列外部条件共同塑造了一个独特的接受结构：哈贝马斯不仅仅是一个作为个体的理论家，而是作为西德乃至欧洲学术版图、法兰克福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等更大范畴的一个缩影被看见的。
本文主要聚焦哈贝马斯进入中国的“起点时刻”（1970—1989年），基于中国知网的相关文献检索，尝试对这段“起点时刻”做一次以文献为底、以思想史脉络为参照的初步清理。由于文章篇幅所限，我将重点讨论一些文章，而对另一些文章仅作学理概括，尝试提出三个可供讨论的判断，作为对这段“理论旅行”之特殊性的初步总结。从研究方法上说，这一段时期的文献相对集中，适合作以文本细读为方法的接受史研究。相对于1990年代以后海量文献的综合处理，“起点时刻”的研究更有可能在具体文本和具体事件的层面上给出实证性的判断。
从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哈贝马斯作为法兰克福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被引入中国。在童世骏老师看来，哈贝马斯继承了社会主义传统，这使其在中国的“理论旅行”具有了正当性。
事实上，中国对哈贝马斯的介绍可以追溯到1970年代。《国外社会科学》1978年发表了《西德政治科学的动向》一文。文前介绍说：“美刊《 政治科学评论》1977年第3期刊载了彼得·H. 默克尔写的《德国政治科学的动向》一文，综合报道西德政治科学的产生、发展、主要流派、主要研究项目以及某些学派之间的论战情况。”此文认为西德的政治科学从20世纪50年代才出现；文章将哈贝马斯归于法兰克福学派，并介绍了卢曼与哈贝马斯的辩论，以及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理论对资本主义危机研究的推进。而《国外社会科学》1979年发表的《历史是进化的吗?》一文介绍说：“这篇书评对哈贝马斯的《论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和克·埃德尔的《以国家为组织形式的社会的产生——关于社会进化的理论》作了评论，认为哈贝马斯等人的理论纲领不是要叙述一种包罗万象的历史，而是按照系统论的观点，重新说明认识社会诸形态的水平，提出了关于‘社会组织原则逻辑序列’的理论。”在该文中，哈贝马斯被纳入一种后本雅明的理论谱系中（在本雅明否定了历史是进步的之后，如何论述历史）。文中强调：哈贝马斯既在马克思的脉络（历史唯物主义）中，也在批评理论的脉络中。而文中对生产方式的讨论，也呼应了当时中国学界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
1978—1982年发表的关于哈贝马斯的中文文章，包含对国外学者关于哈贝马斯或西德学界概况研究的译介，此时哈贝马斯更多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群像或西德学术的一个代表性人物出现。比如，上述《西德政治科学的动向》一文将哈贝马斯归于政治科学；1981年发表的《西德哲学现状》和《近年来西德社会学理论论纲》两篇文章又将哈贝马斯分别归入哲学、社会学领域。
对于科学技术的强调与批判性解读，使得哈贝马斯的理论在当时中国获得多层面的接受。因为自“五四”以降“赛先生”在中国的语境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哈贝马斯对“科学技术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看法，一方面使“意识形态”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语境中获得了全新的诠释，另一方面也被中国的思想界纳入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谱系中，而这又正合于“哈贝马斯是社会主义一边的”的叙事。比如，童世骏指出：“哈贝马斯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的批判，这不仅是在一般意义上进行文化批判，也是从科学技术在社会管理、日常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上进行的社会批判。哈贝马斯对科学技术的重视，跟当时邓小平讲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不谋而合。”
在1980年代，关于哈贝马斯还有几个重要文本。比如，《国外社会科学》1980年发表了一篇关于托马斯·麦卡锡1978年著作《于尔根·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的评论的中译。原评论刊于美国《社会科学季刊》1979年9月号，开篇即指出，哈贝马斯足以折射当代欧洲社会思想的整体图景。而麦卡锡更关注的是哈贝马斯的哲学面向，这使得哈贝马斯的政治社会理论面向和批判理论面向尚有待发掘。美国1979年发表的关于哈贝马斯理论最新研究成果的书评，1980年就翻译到了中国，呈现出当时中国学术界颇为开放与前沿的一面。同时也说明当时的学术界对哈贝马斯的一个引入路径是经过美国社会学的中介。1979年的节点作用或许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中美建交，二是中国社会学学科恢复重建（费孝通1979年3月主持成立中国社会学研究会）。由此也可进一步探入中国1980年代社会学领域与社会理论的发展。
《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82年发表的《冲突理论、新马克思主义、辩证批判理论——当代社会学主要流派介绍》一文，突出了哈贝马斯的社会学面向，并把他作为“辩证批判理论”的代表。
《哲学译丛》1983年发表了《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革命化的几个条件》一文。该文之所以能被翻译出来，正因为其中包含了对资本主义尤其是时髦的“晚期资本主义”的批判。在国家建设的问题上，哈贝马斯沿袭了马尔库塞的说法，主张将科学与技术看作意识形态。
《哲学译丛》1984年发表了《我和法兰克福学派——J. 哈贝马斯同西德〈美学和交往〉杂志编辑的谈话》一文。此文值得注意的地方是：马克思本人也被哈贝马斯视为多学科的思想家；哈贝马斯也提到分析哲学与美国社会学对他的影响；哈贝马斯属于法兰克福学派的脉络被梳理；他也梳理了德国哲学传统；“交往理性”被提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某种程度上转为对“现代性”症候的批判。当“现代化”的话语正在被强调，对现代性的反思的维度也被提出。
从知网检索到的相关论文可以看出，1987—1989年是本土研究的重要节点。 此前绝大多数文献是译作，本土学者以哈贝马斯为独立研究对象的文章集中在1987年之后，如张汝伦、薛华、薛民等人，构成第一代中国哈贝马斯研究者的面孔。
从知网检索到的1970—1989年与哈贝马斯相关的文章，可以看出当时对哈贝马斯的引介主要来自哪些学术期刊。《哲学译丛》《国外社会科学》《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三家刊物，构成了彼时学界引介哈贝马斯的主要阵地。《哲学动态》《世界哲学年鉴》《哲学研究》《现代哲学》等刊物亦不遑多让，而以《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北京社会科学》《福建论坛(文史哲版)》等为代表的综合性期刊，则率先开启了对哈贝马斯思想进行本土化研究的先河。
不妨将对哈贝马斯的介绍置于1980年代中国学界的“文化热”与“西学热”背景下来窥视：一是《走向未来》丛书，由金观涛、刘青峰主编，于1984年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首批12本，持续至1988年；二是《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由甘阳主编，第一辑于1987年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主要包括“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学术译著）和《文化：中国与世界》辑刊；三是《二十世纪文库》丛书，首批出版在1986—1987年。
可见，对哈贝马斯的介绍集中在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彼时正是系统性的西学译丛格局还没全面打开、完全成型的时候。与此同时，哈贝马斯的著作在1989年之前基本没有进入这三大译丛的主流书目（《交往与社会进化》一书是收入《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属于另一个书系）。这个“缺席”本身是一个可分析的事实：在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哈贝马斯的主要接受渠道是学术刊物而非译著，1990年代通过系统译介才真正进入中文学界。这形成了有意思的对照。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于1962年即出版德文版，但1989年才出版英文版。因此，该书进入中国的时间与英文世界相差十年。同时，哈贝马斯在中国的影响力渗透到各个学科。因此，他的理论为多个学科的理论转型和范式突破提供了契机。比如，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公共领域”“公共空间”等概念的兴起，伴随“从文本到报刊”的研究范式转移。同样，在城市研究与文化领域，对公共空间的看重也带来一批新的研究。而文学研究和城市研究也经常交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对报刊等媒介的研究，以及对咖啡馆、电影院等公共空间的研究。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一书。此书于1999年出版英文本，很快也出版了中译本。在该书中，城市的公共空间与文本的公共空间都被强调。《上海摩登》及其对公共空间的呈现，一时也成为现代文学与城市研究领域竞相效仿的对象。
总结而言，如果回溯哈贝马斯理论在中国传播的起点，便可以看出多学科的角度。就议题而言，“合法化危机”“卢曼与哈贝马斯之争”早在1970年代末就在译介的文章中被提到。从伽达默尔到哈贝马斯的解释学之争，以及哈贝马斯与后现代的论战，起始于1980年代末，并在1990年代初迅速成为热点。哈贝马斯的不同理论及方法，被中文学界的不同学科分别吸收。哈贝马斯在当代中国的兴起，在某种程度上也契合着当代中国思想研究领域的兴起，以及各学科的理论拓展与范式转换。
更进一步，如果回溯哈贝马斯理论进入中国的“起点时刻”，那我们还可以尝试得出如下论断。
其一，“起点时刻”的哈贝马斯是一个被双重中介的哈贝马斯——要么经由苏联学者（塔夫里江、古雷卡、尼基福罗夫等人）的批判性评述进入，要么经由美国社会学家（麦卡锡、艾伦·西卡等人）的研究综述进入。中文学界第一次“看见”哈贝马斯，是在两种不同话语体系的夹缝中。这种双重中介的接受结构，也可叠加1979年中美建交和中国社会学学科恢复重建这两个同步发生的外部事件，由此呈现了早期中文哈贝马斯研究“政治科学—哲学—社会学”三栖并存的多学科起点。
其二，“起点时刻”的哈贝马斯是一个被提到名字但未被充分理解的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概念早在1978年就出现在周源编译的《西德政治科学的动向》一文中，但中文学界对这一概念的专题讨论要迟至1988年才出现，而且这仍然是外国学者的文章，而非本土研究；哈贝马斯的《合法化危机》一书的节译则要等到1991年。类似地，“卢曼与哈贝马斯之争”在1978年同篇译文中被提及，但中文学界对这场辩论的专题研究还要晚不少年。“起点时刻”与“理解时刻”之间的多年时差，本身是中国学界逐步建立独立语汇的过程。
其三，“起点时刻”的哈贝马斯是一个以刊物而非译丛面貌出现的哈贝马斯。与同时期被《走向未来》《文化：中国与世界》《二十世纪文库》等译丛系统性引入的思想家不同，哈贝马斯在1980年代的主要载体是《国外社会科学》《哲学译丛》《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等译介、文摘类学术刊物。这一载体差异意味着他的影响以点状、片段化方式扩散，而非以体系化方式被接纳。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到1987—1988年薛华、薛民等本土研究者出现时，中文学界对哈贝马斯体系的整体把握仍处于起步阶段。
如童世骏所指出的，哈贝马斯在中国获得“理论旅行”的正当性，很大程度上借助于他同时代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更广义的社会主义传统这一身份——这使得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与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的反思，能够接入中国自身1980年代的改革议程。 至于“起点时刻”以后的哈贝马斯如何从西方理论的代表逐步转为中国思想研究和公共领域话语的理论资源，则是另一个故事的开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