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于《江海学刊》2026年第2期

摘要：质性研究方法常被认为既容易掌握又难以把握，因为它依赖研究者在“做田野”的过程中不断感知、理解、顿悟和想象，从而实现自由发挥、主观处理和自然生发。田野过程需要保持自由和放松的状态，通过非结构性观察和访谈，在非计划中收获意外和偶然的结果。田野访谈需要完成对问题的回答，更需要挖掘回答背后的逻辑。高质量访谈需要充分的提纲准备以及与被访者之间的充分信任。作为田野工作的一种方法尝试，“转村踏查”可以突破长周期田野的“信息茧房”，给研究带来新的启发和思考。同时，乡村社会研究的开展需要在村庄、乡镇、县域三个单元之间进行选择或交叉连接。社会研究有其基本规律和内在逻辑，研究者应该在研究过程中追求卓越、延展创新。

关键词：质性研究  田野过程  研究单元  研究方法  田野访谈

叶敬忠，中国农业大学北京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创新中心、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引言：质性研究如何把握？

在社会研究的两大方法论中，质性研究或人文主义方法论常被认为既容易掌握又难以把握。这是因为，质性研究在研究社会现象和社会行为时，需要充分考虑人的特殊性，发挥研究者的主观性；质性研究的研究方式主要是实地研究或人类学所称的田野研究，资料收集主要依靠观察和访谈两种方法；在质性研究中，资料分析并非研究过程中的某个特定阶段，而是与资料收集同步的，即收集资料的过程也是开展思考和分析的过程；质性研究从选题到资料分析的过程中都非常依赖研究者的感知、顿悟和火花。可见，从字面意义上来看，这些方面很容易理解，但从操作层面来看，则显得非常灵活又难以拿捏。

例如，观察和访谈这两种资料收集方法，似乎人人皆知、人人都会，根本不需要专门学习。尤其是，观察往往是无结构的，访谈也常常采用自由的形式，二者均不像问卷那般有明确而严格的程序设计和操作要求，而是完全依赖研究者的自由发挥。再如，质性研究的资料分析主要采用归纳推理的逻辑，以建构社会理论、理解社会现实为目的，但这一过程与可以按照规范程序对格式统一的数据信息进行科学运算的定量研究非常不同，似乎主要取决于研究者如何根据自己的“喜好”和惯习来对“杂乱无章”的定性资料进行主观处理。又如，质性研究的过程非常依赖研究者的顿悟，同时社会研究本身也十分强调想象力是研究者应该具备的特定心智品质，借此可以转换视角，并在经验材料的基础上厘清现实。但是，顿悟和想象的过程几乎都是偶然的，似乎只能等待研究者在某个不确定时刻自然生发。可见，质性研究非常依赖研究者的自由发挥、主观处理、自然生发等能力。但越是如此自由、自然和主观，一些研究者尤其是青年研究者便越发觉得不知所措、无从下手，或者即便花时间浸泡在田野中也无法形成顿悟和想象。

显然，自由发挥、主观处理、自然生发等一系列能力和这些能力发挥的结果，并非通过科学规划和程序设计就一定可以习得或实现。即便是社会研究方法课程或教科书对此进行的论述，也多是一般性的技巧，而要真正深刻理解和全面把握，只能依靠研究者在做中学、做中悟、做中想。换句话说，社会研究者不仅需要认真反复研读教科书的内容，更需要在长期做研究的过程中深入学习、深刻感悟和深度想象，否则对研究方法的理解只能停留在教科书的字面意义和人们的言说层面上。特别是对于依赖主观性发挥的质性研究来说，研究者在“做田野”的过程中对研究方法进行感知、理解、顿悟和想象，是理解和把握质性研究方法的关键。可以说，质性研究本身就在田野中进行，田野并非操演研究方法的外在载体，而是习得研究方法的组成部分。这种在“做田野”中进行的不断体验和持续积累是研究者“原创性学术工作的源泉”。同时，研究者的田野和学术精进过程具有鲜明的个人化特征，与个人的经历、悟性和学养等密切相关，或者说与个人的知识背景、学术训练、个人经验乃至哲学观念和伦理价值深度关联。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质性社会研究既是学术，也是艺术；而且每一位质性研究学者都“必须是自己的方法论专家”。

本文以我开展社会研究的经历和经验为基础，呈现我对研究方法的体验、感悟、理解和想象。我的社会研究以质性研究或人文主义方法论为主，虽然在部分研究中采用过问卷调查的方法，但更多还是采用实地研究的方式，即走进乡土中国深处，深入田野乡间和村屯农家，通过参与观察和非结构访谈等途径进行体验和理解，开展分析和研究。因此，本文聚焦质性研究的田野过程，呈现我的感悟、理解以及在田野过程中尝试探索的方法延展。

我于1999年选择河北省青林县杨乡的柳村、李村、杜村、宋村4个村庄开展田野研究。自那之后，我带领团队在这四个村庄开展了28年的田野工作，每次驻村时间不等，平均1—2周。2024年10月—2025年1月，我带领团队在柳村以及青林县的其他村庄连续开展约3个月的田野调研，这也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与转型研究”田野工作的组成部分。本文思考主要缘起于这一调研经历和田野过程。此外，我的田野经历还包括2004—2016年多次开展的“农村留守人口研究”以及2006年、2021—2023年分别开展的“农民视角的新农村建设研究”和“农民视角的乡村振兴研究”等。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对田野过程和田野方法的讨论并非教科书式综合而全面的论述，即并未尽可能穷尽每个方面需要讨论的所有内容，甚至并未遵循教科书式的叙述逻辑，而只是我在这些方面感悟理解的结果和总结，因此可能呈现得有些碎片化，讨论也可能只是关于某一个局部。此外，本文主要以乡村社会研究为案例开展论述。

田野过程：“跟着感觉走”

田野的过程不仅是为了收集研究资料，更是一种思考、想象和顿悟的过程。正如风笑天所指出的，质性研究过程，包括研究者的田野进入和参与以及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采访、座谈、参观、旁听、闲谈等，都应该在自然的环境和条件中非常自由、放松和自如地进行。

田野的过程形式上是观察和访谈的活动，实质上是研究者围绕研究主题和研究问题不断想象与顿悟的思维过程，也是逐步形成研究结果即建构理论的创造过程。若研究者在田野中进行观察和访谈时无法保持自然自由和轻松放松的状态，则不可能有足够的空间生发出想象和顿悟。因为在那种情况下，一切活动都是为了完成任务，研究者带着压力紧张工作，那样的研究很难取得好的成果。其实，研究者带着问题和困惑，在田野过程中总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思考，这本身就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显然，田野过程中的放松并不意味着研究进程会放慢或者研究效率就低下。相反，带着问题意识和学术敏感走入田野，研究者越能在过程中保持放松，研究的进展就会越大、效率也越高。因此，研究者在田野过程中不能因为设定研究任务而感到紧张和压力，更不能为了完成任务而疲于奔命。

田野研究具有典型的无结构特点，与问卷那样的结构式调研截然相反，它不依据事先设计好的固定问卷和刻板程序。实际上，想象力的发挥和顿悟的产生一般都是偶然的，不可能如电脑程序那般按照事先设计好的程序和步骤进行操作就会一步一步地输出结果。因此，虽然任何研究者都有自己的“研究计划”，但田野研究结果的产生并不具有计划性，不可能有明确的时间表。田野研究一般只是围绕特定的主题或范围，开展比较自由的观察或访谈，这样的研究更容易拓展视域，更有可能触及结构性研究无法覆盖到的地方，实质上是更加细致、更加深入的研究，而且常常会带来意外收获。例如，在青林县的村庄，村民晚饭后一般会在村里街巷的固定地方聚集聊天，当地称为“坐街”。因为已经建立了比较深厚的信任关系，我们可以随时与他们坐在一起进行观察或参与聊天。一次，一位农民说，“今年山西的花生生意很好做”。另一位农民听到这个消息后真的去山西做起了贩卖花生的生意。这种不经意间发生的故事，给我们开展农民生计创新研究带来很大启发。可见，农民生计创新的火花，如同研究者的选题一样，可能就来自某一次偶然的交谈。而这样的意外收获，是很难设计规划或事先预测的。

对于访谈，无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通常都是非结构性的。特别是能给研究者带来灵感和启发的非正式访谈，常常可遇不可求，多为偶然发生。例如，2024年11月30日，青林县柳村的十余位农民带着村里的土特农产品到北京参加日日新亲子市集活动，这是以农产品为媒介进行的巢状市场城乡对接活动。当天晚上，一位参加活动的青年农民从北京返回村里，他平时寡言少语，但见到我们时却滔滔不绝地讲述他在北京参加活动的感受，且越讲述越兴奋，我们顺势与他进行了深入交流（非正式访谈）。他关于巢状市场城乡对接过程中的农民组织与合作、农产品加工与价格、城市消费者的选择与偏好等主题的观察和看法，由于这次亲身体验而变得更加具体和深入，对我们持续开展城乡互动赋能乡村发展研究颇具启发性。再如，在2017年的一次非正式自由访谈交流中，杨乡党委书记针对当时的产业扶贫做法评价道：“产业扶贫好说不好做；明知不成功，偏偏都在做。”正是他的这句话，给了我们最初的触动和启发，加深了我们对基于小农生产的巢状市场行动可以作为规模化产业扶贫的替代路径的认识，并最终完成《基于小农户生产的扶贫实践与理论探索——以“巢状市场小农扶贫试验”为例》一文。因此，作为扎根田野的社会研究者，我们应该以自然的心态和方式，敏感地捕捉在田野中自然发生的这类事情，这样的研究一定会带来更多新的发现。

在田野研究中，没有僵化的规划，这本身就是一种“规划”；不带很强的目的性，这本身就是一种“目的”。这样更加有利于研究的推进，这也是旨在建构理论和创新思想的社会研究的内在规律。我们团队一位青年学者在一次集体调研之后感叹道：“过去调研都是有目的性的，而这次调研不一样；过去计划好的专题调研常常到了调研地之后才发现现实跟预期不相符，而这次调研的目的性和计划性都不强，却反而发现了很多有趣的议题和观点，继续深挖下去就可以做出有深度的研究。”田野调研过程便是如此，很多新的现象、主题、故事、想法会随着田野的进行不断浮现出来，并随之延伸出很多新的调研内容。例如，我们在柳村的田野中，由于意识到二十余年来的村庄田野工作可能一直存在“信息茧房”，便产生了“转村踏查”的想法，并在随后两天内完成了对柳村247处宅基地对应农户的调研，这可以看作是田野方法上的延展创新。再如，我们在青林县白杨村开展田野工作时，了解到村庄党建工作的一个做法是建立“精神文明建设领导小组”，并在该小组领导下成立“老年协会”“尊师重教协会”“拥军优属协会”，组建“哈哈腔剧团”“秧歌队”，开办“敬老食堂”。经过3年实践，白杨村的矛盾纠纷减少了至少90%。这一党建引领的精神文明建设是一种通过社会建设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新实践，显然是新生事物，因此我们随后对这一新实践继续开展了更加深入的调研。可见，田野调研在某种程度上是无法规划的过程，“计划赶不上变化”是常态，即便是做了计划，随着田野工作的推进，不断调整和改变计划也是必要的。尤其是，在长期驻村的田野调研中，“跟着感觉走”未必不是一个可以考虑的原则。否则，匆忙完成任务式的田野工作很难生发出顿悟和火花，也很难形成思想观点。而若不能形成思想观点，那么即便整理完成几十万字的调研资料，又作何用？

总之，田野研究需要保持自由和放松的状态，通过非结构性观察和访谈，在非计划之中收获各种意外和偶然的成果。只要在田野中追求真实，从实求知，田野过程一定充满各种偶然性或不确定性。但我们不必把这种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看成需要管理和控制的对象，而应该将之看作田野研究过程中的常态现实，并在这样的常态现实中开展研究，收获成果。

田野访谈：重在叙事逻辑

访谈是田野研究中最重要的资料收集方法。无论是正式访谈还是非正式访谈，事先设计好的访谈提纲往往只起提示作用。在访谈过程中，研究者可以根据具体情境以及与访谈对象的互动情况灵活调整提纲，可以舍弃一些不适用的问题，也可以根据访谈交流的进行情况增加新的问题或进一步挖掘问题。访谈的这种无结构性特征要求研究者在使用访谈提纲过程中不要刻板僵硬，而应该充分发挥研究者的主体性和主观能动性。但是，这一特征常被误解为访谈提纲并不十分重要，导致部分研究者未能花功夫严肃地准备访谈提纲。实际上，除了充分了解访谈对象等基本情况外，准备好访谈提纲极为重要，这是保证访谈质量的重要基础。

访谈提纲的重要性体现在研究者对研究主题和研究问题的深入思考、整体把握和方向聚焦上。一个好的访谈提纲需要研究者对相关政策和学术文献有全面而深入的研读和梳理，对个人的研究经验和学术积累有系统而聚焦性的传承和发展。诚然，有的研究者因为对某些研究主题比较熟悉，在研究初期的访谈中，也许并未准备或并未充分准备访谈提纲，他们将这样的访谈看作探索性的尝试，以为下一步研究做准备。而对于非正式访谈来说，研究者也很难做到事先准备，因此不存在设计好的访谈提纲。但在这两种情况下，研究者心中其实都会有一套自己想探寻的问题框架，不可能腹中空空，不可能任何访谈交流都漫无目的、无边无际。从我们的研究经验来看，即便是探索性的访谈，一个充分准备好的访谈提纲也非常必要，而对于重要的正式访谈，则更是如此。

2024年10月，我带领团队在青林县对县级长期从事脱贫帮扶的关键人员围绕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与转型主题进行为期一周的访谈。这次我们并未准备完整的访谈提纲，而是围绕衔接期的主要工作与评价、帮扶工作的问题与挑战、衔接期后的规划、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等几个宽泛主题进行探索性访谈。这是因为在此阶段，我们对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与转型的各项政策和实践的理解和把握还不十分全面，也不很深入。在此之后，我们于2024年11月对全县28个乡镇进行调研访谈，2024年12月对两个村庄开展驻村深入调研。

在这些前期工作的基础上，我们于2024年12月—2025年1月对7位从事脱贫帮扶工作的县级、乡镇级、村级关键人员进行深度访谈。在访谈之前，我们结合对相关政策和文献的全面梳理以及前期调研的经验积累，制定了8700字的访谈提纲，包括政策落实、过渡衔接、常态帮扶、乡村振兴、体制机制、农业农村现代化几个部分。如此冗长的访谈提纲似乎是非结构式访谈的大忌，因为访谈提纲应该只起提示作用，研究者在访谈过程中应该灵活使用。但是，我们对7位关键人员的访谈过程与结果均表明，这份长提纲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首先，这个访谈提纲本身就是研究成果的一部分，因为它能够呈现出研究者对相关政策的理解程度、对已有学术成果的把握进度以及对研究主题和研究问题的思考深度，是研究者思考和思想的结晶，带有浓厚的研究者个人创造色彩。其次，如此全面的访谈提纲，虽然在使用过程中有删减或增加，却因为其涉及方方面面，能够引出很多故事。我们深切感受到，假如没有如此全面的提纲，很多内容可能谈不出来。最后，如此长的访谈提纲能够确保访谈内容的全面性和整体性，因为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与转型主题几乎涵盖“三农”工作的所有方面，一个内容均衡、逻辑系统的访谈提纲可以保证访谈触及每个方面，否则很容易遗漏某些内容。同时，每位被访者都能对所有关键问题给出意见、提出见解，这样也便于进行对比分析。

田野访谈重在质量而不是数量，这里的质量主要是指访谈对象对访谈问题能够给出观点，而且比观点本身更为重要的是，给出观点背后的自洽逻辑。被访者的观点可以各不相同，有的观点可能极具震撼力，有的可能非常吸引眼球，而有的可能平平无奇。但无论是哪种观点，其背后的叙事能否“自圆其说”，这是访谈者、被访者和任何其他人都可以感觉和判断出来的。简单说，能够把事情讲透彻、让听众信服，就会显得有逻辑、有说服力。正是这些观点背后的叙事逻辑，能够给研究者带来意想不到的启发。显然，作为研究者，我们必须尊重被访者的观点和立场表达，不能强求被访者表达我们期待的观点。但是，我们需要追问被访者观点背后的逻辑和论据，这对确保访谈质量非常重要。在我们的访谈对象中，有一位在基层乡镇工作二十余年的乡长，他对帮扶对象、帮扶产业、考核督查、上访复杂性、农民主体性、集体组织、农民家庭变迁等许多议题都能谈出自己的深切体验和深入思考，对我们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这个访谈非常成功，不只是因为访谈内容丰富、信息量巨大，更为重要的是，他能够为自己的每一个观点提供充分的论证和合理的解释。他的很多观点和逻辑对我们触动很大，也改变了我们对一些问题的原有分析和判断。

在田野访谈中，有的访谈对象只愿重复或解释政策文件规定的内容，如给出“标准答案”一样，而不愿意谈论自己在实践中遇到的各种现象、问题、矛盾和行为，也不愿意给出自己的解释和判断。有的访谈对象虽能表达观点，却不愿谈论或谈不出支撑其观点的逻辑和论据。这样的访谈无论完成多少，都是一种同质化的低质量访谈。试想，若以这样的方式完成定量研究的问卷调研，那么这些结果可能都会被当作有效问卷，用于统计分析。相反，若某些访谈对象能够对政策给出自己的理解，并对实践中的各种现象、问题、行为和事件谈出自己的经历、观察、体验、感受和分析，虽然多属个人化的非标准答案，但也是高质量的深度访谈。这样的访谈即使只完成少数几个，对于研究者理解现实和建构理论的作用和贡献也比很多同质化低质量的访谈更大。试想，若以这样的方式完成定量研究的问卷调研，这种个人色彩浓厚的非标准答案式的问卷数量一定较少，显然在统计中会被忽略或严重低估。总之，访谈的重要目的是研究者从访谈中获得观点与逻辑，产生火花与灵感，形成顿悟与想象，并进一步总结、提炼、建构出理论来。显然，并非做了无数个一般性访谈就一定能够生发顿悟和想象，有时候可能一个高质量的深入访谈就可以令研究者文思泉涌。因此，访谈成效不在数量多少，而在质量高低。研究者的访谈技巧和访谈艺术也主要体现在如何与被访者进行交流与互动，以及如何让被访者表达出观点并说出观点背后的深层道理上。

在访谈提纲中，有的问题看似只要直接给出“是”或“否”的答案即可。例如，我们的访谈提纲中包含这些问题：“经过过渡期，脱贫地区经济活力和发展后劲增强了吗？产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提高了吗？农村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提升了吗？农村低收入人口分类帮扶长效机制完善了吗？城乡差距缩小了吗？”但访谈者需要明白，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能停留在简单的“是”或“否”上，更为重要的是，要请被访者解释“是”或“否”背后的各种样态、复杂现实和深层原因。这是因为，质性研究追求的是田野的深度，是对社会现实的深刻理解，而不是如定量问卷调研那样追求广度和覆盖度。因此，访谈结果不在于被访者对访谈问题给出的直接答案，而在于答案背后的结构和逻辑。正因如此，无论访谈时间和进程有什么要求，在访谈对象围绕某些主题进行深刻剖析和表达时，甚至是深情“讲故事”时，访谈者都应该尽情倾听。对于研究者感悟社会现实来说，逻辑与论据以及故事与细节远比一般性的答案和立场重要。

田野访谈的成功与质量还取决于被访者是否能够自由、真实地表达自己，这显然需要建立在访谈者与被访者充分信任的基础之上。风笑天指出，研究者能否取得研究对象的信任、能否与研究对象建立友善关系，决定了田野研究的前途和命运。显然，若没有信任的基础，无论访谈者有多么敏锐的思维视角、多么深厚的学术功底、多么熟练的访谈技巧，抑或被访者有多么深切的社会体验、多么深入的社会观察、多么深刻的社会分析，只要被访者不愿意或不敢于表达自己，那么访谈都将无法顺利进行或效度很低。若有深厚的信任作为基础，不仅访谈质量会很高，而且访谈过程也会充满自由感和互动性，就如围绕特定主题的学术研讨一般。

我们与青林县的村庄以及县乡部门建立了深厚感情和坚实信任。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信任基础，我们的访谈才能够以自由而深入的方式展开，并不断取得突破。尤其是对7位关键人物的访谈，每个持续近8个小时，访谈记录整理共约50万字。即便在方法论的教科书上，这也被认为是不可取或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但我们却顺利而有效地完成了，关键就在于我们28年来与青林县建立起来的充分信任。若没有这样的高度信任，这样长时间、高强度的访谈和对话是无法想象的。

在田野研究过程中，一般要求研究者做到“不引人注目地记录”。这一原则今天依然重要，但真正能够做到的比较少，当然若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已经建立起极为深厚的信任关系，则另当别论。然而，我们发现有的研究者不仅没有做到记录“不引人注目”，反而在访谈过程中将主要精力都放在紧张记录上。在此情况下，研究者很难保持放松和自由的状态，很难做到与被访者边交谈、边思考、边深挖、边追问，也很难在访谈过程中生发顿悟和想象、形成判断和观点。

转村踏查：突破“信息茧房”

尽管田野过程理解容易、把握困难，但只要遵循其基本特征和逻辑规律，无论是对常规方法的应用还是对新方法的尝试，研究者都可以灵活探索和大胆延展。在青林县柳村长达28年的田野工作中，我们住在农家，经常访问不同农户，深入田间地头，参与“坐街”或“打扑克”等非正式活动，在高度信任的基础上通过各种方式进行观察和访谈。这样的田野工作已经非常扎实且持续久长。而在2024年10月—2025年1月围绕“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与转型研究”的长时间驻村调研中，我们偶然尝试了“转村踏查”的田野工作方法，给我们的田野调研带来了很多新的启发和思考。

根据上报的统计数据，截至2025年，柳村共有243户、612人，“麻雀虽小”，但“五脏俱全”，中央设计部署的所有“三农”工作几乎都会在村里有所呈现。截至2024年，柳村有脱贫户51户、146人，监测户2户、5人，残疾人40人，五保户6人，低保16户、18人，优抚对象4人。此前，我们感觉对柳村的了解已经很深入，对很多村民也很熟悉，但还不能将每户与其住宅一一对应起来。我们与部分村民有过多次交流，但与其他村民的交流可能很少，甚至与有的村民可能从未有过交流。因此，我们不能确定已经掌握了全村所有户、所有人的情况。我们感觉28年来的柳村田野工作或许一直存在“信息茧房”。在一种近似田野工作“强迫症”的驱使下，我们找到对柳村情况及历史尤为熟悉的老会计，请他带领我们从柳村西头出发，沿着村庄的三条街道，挨家挨户“转村”。严格来说，这里所指的家户对应的是宅基地，即我们以宅基地为单位，一处一处地进行踏查讨论。大多数宅基地建有房屋并有村民居住；也有不少宅基地仅存破旧房屋却久无人居；还有一些宅基地只有杂草瓦砾，没有房屋，但有明确的所有者。在每一处宅基地前，老会计都会给我们讲述该宅基地或农户的历史、变迁以及一些逸闻趣事。若有农户居住则会重点介绍其家庭成员、生产生活、财富收入、人品人性、群众评价等情况。若是帮扶农户则还会介绍帮扶的原因、享受的政策、目前的状态等情况。我们用了两整天的时间，完成了对全村247处宅基地的踏查调研。我们无法在此呈现这次转村踏查的全部收获，但最强烈的感受是这项工作早就应该开展。一位在2023—2024年驻村的博士研究生感叹道：“虽然连续驻村一年半，但在两天转村之后又重新认识了柳村，而且通过转村把村民的名字、相貌和住宅一一对应上了，尤其是转村让我深刻体会到每个农村家庭都有自己的‘苦难’。”

转村让我们对柳村所有家户的情况和结构有了全面且全新的认识和理解，让我们对很多社会主题产生了新的兴趣、形成了新的理解，体现了该方法的无限魅力。以农民宅基地为例，全村所有村民小组都集中在行政村所在的自然庄，没有其他自然村，全村目前共有宅基地247块。柳村人口呈现明显的负增长，2025年人口为612人（2000年为697人，2017年为654人）。但村庄户数近两年变动很大，且很难确定精准数字。根据上报的统计数据，2000年全村共有178户，2017年有173户，2023年有219户，2025年有243户。但是，户数的变化并不等同于住宅的变动，户数变动主要受到目前正在集中推进的“房地一体”不动产确权登记工程、近年来实施的按户享受清洁煤优惠购买指标以及其他如福利政策、子女上学或外出工作导致共用户口本不便等因素的影响。例如，为了满足“一户一宅”的政策要求，农户将原户口拆分，分别登记到不同的宅基地名下。但事实上，依据中国农村人口净减少和净流出的趋势，并结合2017年之前全村户数长期稳定在170户左右的事实进行推算，目前全村有农户实际固定居住的宅基地数量可能仍然不超过170处。据初步统计，全村有50余户实际上拥有双宅基地，部分家庭甚至有三处或四处宅基地，这种现象是国家政策、村庄发展及历史变迁等多重因素共同造成的。很多农户的宅基地是祖辈传承下来的，也有不少农户目前的宅基地是相互转让、置换、合并而来的，还有一些农户是向村集体申请新批的。总之，村庄宅基地情况极为复杂，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犬牙交错”，面积有大有小，距离有远有近，相互之间错综相连。由此我联想到此前一直没有找到感觉的研究主题——“农村闲置宅基地的盘活利用”，因为中央也“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盘活利用闲置宅基地和闲置房屋”。我原本以为这只是一个市场和经济的问题，但这次转村让我深刻感受到这更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例如，有的农户觉得，无论宅基地面积多小或是否闲置，它都是祖辈留下来的，承载着家族传统与家庭记忆，因而“留着”即好，无论给多少钱也不愿意流转或处置。柳村有4户人家从太爷爷那里继承了共8分（0.8亩）的老宅基地，平均分配后就变成4块宅基地，每户各得2分（0.2亩）。这显然无法满足4户各自建房的需要，目前这4块小宅基地都保留并闲置在那里。再如，有的农户也许愿意流转自己的闲置宅基地，但只要邻居不愿意、不配合，就很难被盘活利用，因为家前屋后的宅门、过道、窗户都相互关联着。村民说，若不希望村外人流转邻居的闲置宅基地，只要在自己庭院中对着邻居家窗户的方向养羊，羊群的气味就会让外来的邻居很难居住。可见，农村闲置宅基地的盘活利用首先是个社会问题，其次才是经济问题。这样的认识和理解，若没有经历这一次转村踏查和交流讨论，是很难感悟到的。我们的想象力远远不及现实复杂多样。所以，只有如转村一般沉浸田野，研究者才能对这类新问题和新主题生发兴趣、形成顿悟。

转村交流的过程也给老会计带来睹物思人的联想，他回顾了许多我们驻村28年来未曾听过的故事，给村庄的历史和文化增添了厚度。其中很多是关于家庭家教家风的故事，即使对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设也有很好的示范作用，非常值得梳理和弘扬。这样的村庄历史和文化传承，是今日乡村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治理研究需要深度挖掘的经验材料。

当然，如同田野访谈一样，转村踏查这样的方法延展以及村庄关键知情人的畅所欲言甚至主动表达，必须以研究者与村庄建立起来的牢固信任作为支撑，否则无法获得如此丰富鲜活而深厚复杂的经验材料。其实，方法论的教科书非常强调建立信任对质性研究的重要性。可以说，信任建设本身就是田野建设的重要内容。但现实中，研究者往往不太重视，认为信任建设十分耽误时间或可以忽略，甚至在田野过程中通过找领导、找关系来“安排”或“接待”，这是田野工作的大忌。在我看来，社会研究的田野工作最不需要的就是“接待”，而最需要的是研究对象的“接受”，因为田野调研的目的是走进真实的乡村社会，走进真实的农民生活世界，因此应该避免任何方式的接待安排。

研究单元：连接县乡村

农村社会研究到底是以村庄，还是以乡镇抑或县域为研究单元，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议题。村庄始终是吴文藻、费孝通等社会学家自20世纪30年代开拓，以及自20世纪80年代社会学恢复重建之后倡导的“中国社区研究学派”的基本单元；乡镇是许烺光、福武直、费孝通等社会学家认为田野研究需要重视的传统单位；而县域则是一些社会学者在农村社会改革之后，以及近年来随着城乡融合发展政策的推进而倡导的研究单元。这些关于研究单元的讨论都是在强调某一个研究单元的作用和重要性，但都不会否定其他研究单元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我带领团队长期开展以村庄为单元的社会研究，尤其是自1999年在青林县柳村等4个村庄开展的长达28年的历时纵向研究，是典型的将村庄作为“社会实验室”的驻村田野研究。我们开展的关于农村留守人口、农民视角的新农村建设、农民视角的乡村振兴等研究，也都选择村庄作为调研单元。此外，我们也开展过以乡镇为单位的专门研究，旨在剖析乡镇政权的运行逻辑。再者，我带领团队于2008—2009年在青林县以县域为单元开展了关于发展规划过程的制度民族志研究，团队12名成员在县政府秘书二科、发展改革局、财政局、规划局、农业局（原）、水利局、林业局、国土局等部门“上班”，即“挂职”参与这些部门的日常工作，与这些部门的工作人员一起上下班，一起参与各种社会和社交活动，共计投入953人·天。

回顾这些研究经历，每项研究都是针对某个研究主题，选择村庄、乡镇或县域三者中的一个单元开展的，而没有在同一个研究中将三个单元连接或结合起来的情况。我们的多数研究选择村庄作为研究单元，虽然其间也许会短暂访谈乡镇或县级相关人员，但核心研究单元还是村庄。对于将乡镇和县域作为研究单元的情况，尽管我们有过相关的研究经历，但对这两个研究单元的认识和理解还远远不够。尤其是在农村税费改革之后，乡镇一级出现了政府行为“迷失”的意外后果，一些人认为乡镇一级不仅作用不大，而且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因此应该撤销。我曾经也以为乡镇一级在中国治理体系中的作用非常有限。

在2024年10月—2025年1月开展的“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与转型研究”中，我们尝试将县域、乡镇、村庄连接或整合起来，开展田野工作，其中既有三个单元之间的层层递进，也有三个单元之间的交叉支撑。自2024年10月10日开始，我们首先开展的是县级关键知情人的探索性访谈，访谈对象是长期从事脱贫帮扶的人员，如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副局长等。自2024年11月3日开始，我们对全县28个乡镇开展全面的调研和描述性访谈，调研内容主要是与脱贫帮扶、农业农村发展和乡村治理等相关的典型做法和实践经验，访谈对象为各乡镇主要领导和负责上述相关工作的人员。自2024年11月21日开始，我们开展两个村庄的沉浸式人类学田野工作，具体包括与村干部、驻村工作队进行多轮访谈和讨论，与他们一起挨家挨户地“转村”，对不同类型的农户开展入户访谈，围绕相关主题进行观察和踏查等。自2024年12月23日开始，我们对县、乡（镇）、村三级关键人物开展解释性的深度长访谈，访谈对象包括村党支部书记、乡镇长或党委书记、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企业负责人等。这些人员均是在前期县、乡（镇）、村三级调研过程中因其各具特点而被挑选出来的。2025年，我们针对青林县田野研究的初步发现和基本观点在贵州省、吉林省、江苏省和甘肃省的县、乡（镇）、村开展验证性调研。严格地说，在此过程中，我们尚未做到将乡镇和县域作为严谨意义上的研究单元来开展研究，只是在县域、乡镇、村庄三个单元之间尝试进行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连接与结合，但这却对如何开展乡村社会研究带来了很多启发。

在此过程中的一个切身感受是，每一次调研完成后，我们都会觉得已经掌握了深入的情况，但到下一次调研的时候，又会发现前面的调研还远远未能弄清全部情况。例如，经过县级关键知情人访谈和所有乡镇的调研访谈之后，我们认为对全县的脱贫帮扶工作已经掌握得比较全面了。但当我们住在村里并与驻村工作队进行多次深入访谈之后，尤其是当我们阅读、理解和讨论关于村庄帮扶工作的各种文字记录和工作材料之后，我们认识到此前对帮扶工作的了解和把握还不深入。而在以宅基地为单位一户一户地转村以及入户访谈之后，我们对帮扶群体的生产生活和生计维持又有了更真实、更细微、更深刻的感受和体验。在最后完成对县、乡（镇）、村三级关键人物的深度长访谈之后，我们则对脱贫帮扶和农业农村发展的理解有了更为整体性的认识，对建构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理论和自主知识体系有了更全面、更深入的想象。在此过程中，研究单元自上而下逐步落地，研究深度由浅入深层层递进。试想，若我们在县级访谈之后或在全部乡镇调研访谈之后就写出文章，与真正的帮扶现实相比可能会偏离很多。

对两个村庄的田野调研是深入而全面的剖析，目的是对有关脱贫帮扶、过渡衔接、乡村振兴等方面的各种数据（如各类农户、各类投入、各式帮扶、各类收入等）、各类标准（如各类农户识别、各类投入确定、各式帮扶选择等）、各式活动（如产业就业、村庄治理、社会建设等）以及面临的各类问题、困惑、挑战和未来行动等方面进行细致而全面的把握。乡村工作看似平常但其实非常复杂。以与帮扶工作相关的农户划分为例，依据对政策文件和工作资料的初步不完全归纳，乡村农户或农民至少有38种归类方式（见表1）（不同归类之间或有重叠）。这无论是对负责此项工作的村干部还是对驻村工作队来说，都是很难精准把握的事情。若没有这样沉浸村庄的调研，我们对乡村和乡村工作复杂性的感受不会如此深刻。

表1  与帮扶工作相关的农户/农民分类

显然，村庄层面的扎实田野是我们整个研究的基础，但村庄田野的重要性并不排斥乡镇和县域作为研究单元的重要性。这在“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与转型研究”的实地调研中体现得非常清晰。以县域为单元的田野工作，无疑能够打开较为宽阔的思路，探讨一些较为中观的问题。特别是在“乡财县管”的制度安排下，乡镇和村庄的政策资源均来自县级及以上各部门，如农业农村局负责的衔接资金等，乡镇和村庄的发展计划往往需要向县级部门申请项目才能获得资金支持，即乡镇一级没有任何可以自主统筹和支配的财政资源来实施乡镇范围内的发展计划。因此，在如脱贫帮扶这一主题的田野研究中，县域也是重要单元。

关于乡镇的功能和重要性，在这次调研之前，我们从来没有如此强烈的感受和认识——乡镇是服务农民和基层治理的核心枢纽和重要单元，中央政策的具体落实主要由乡镇干部承担，乡村矛盾化解和纠纷解决工作很多由乡镇干部直接面对，他们需要冲锋一线，直面各种问题和挑战。一方面，县级部门与村庄的真正联结其实非常薄弱，即使是县级人员下乡考察，也多选择离县城或主要道路较近的村庄，一些活动明显是形式大于内容。如柳村所在的杨乡，处于青林县的西南边缘，距离县城有1个多小时的车程，县里各部门都认为这是青林县的“深山区”，即便是在与我们交流时也每每感慨“你们怎么会选择这个地方工作”！因此，一般县里的考察很少会到这样的乡镇和村庄。另一方面，在村庄层面，无论是村“两委”还是农民群众，对国家政策和社会发展的认识和理解，很难对接上县级以及更高层面的整体发展设计和现代治理目标，这里有知识和能力的局限，也有思想和意识的影响。对此，只要真正深入村庄社会和农民生活世界，就一定能够感受到，也只有这样才能够感受到，否则是难以想象出来的。我们在28年驻柳村田野工作过程中遇到的这类事件和案例数不胜数。因此，若没有乡镇这一级，而直接由村庄对接县级部门，这是很难想象的事情。此外，县级各部门条块分割严重，系统或部门之间界限相对分明；而乡镇一级虽有一定或名义上的部门分工，但在实际工作中常常是“一起上”，需要面对上级安排的所有工作。由此可见，乡镇是开展中国农村社会研究必须重视的一个重要单元，尤其是对于基层治理来说，乡镇单元的重要性不亚于村庄单元。

诚然，对于不同的研究主题，也许只要选择村庄、乡镇、县域中的一个单元开展研究就可以。然而，对于大多数社会研究来说，国家的制度和政策是无法回避的结构性因素，而且这些制度和政策在村庄、乡镇、县域的每一个单元都有不同的投射，无论是行动者的能动回应还是制度政策的具体落地，都需要在村庄、乡镇、县域三个单元之间穿梭往复，其中充满着谈判与妥协、解构与建构、形塑与被形塑的互动过程。因此，对于大多数农村社会研究来说，如何在村庄、乡镇、县域三个单元之间进行选择或连接，是确保研究整体性开展需要考虑和权衡的重要问题。

结语：卓越田野的想象

本文以我多年从事乡村社会研究的田野工作过程为基础，呈现了我对田野工作过程和方法延展的感悟和思考。尽管质性研究方法既容易掌握又难以把握，但如同任何其他事情一样，社会研究、质性研究、田野工作等都有其基本规律和内在逻辑。研究者应该遵循这些规律和逻辑，自然、踏实地开展社会研究工作，而不必寻找什么人为攻略。社会研究是一个创造和创新的过程，其结果往往带有偶然性，“无心插柳柳成荫”是时有发生的。研究者能够做的就是在不断学习理论和积累文献的同时，自由、放松地进入田野，深入开展观察与访谈，始终保持好奇心与开放性，并将反思批判和敏感思考作为一种日常。在此过程中，研究者应该努力探索田野的延展和方法的创新。

社会科学的学术工作是思想或知识的生产，而不是商品的生产，因此不能用效率或效益来衡量。如同工艺一般，学术研究就是在看似相同的事情中，在无数次反复操作的过程中不断打磨。如上述转村踏查那样，必须一户一户地察看和访谈；如关键人物平均每人持续8个小时的访谈那样，必须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地深入讨论。只有这样，研究者才能对研究主题逐渐形成感觉，生发顿悟，进而进行概括，实现理解和贯通。也就是说，学术研究没有任何讨巧捷径，只有长期的坚持和坚守。在今日社会，这种做法或许会被说成是“内卷”。但是，“内卷”本身指的就是追求精耕细作和精湛技艺、直面生产生活挑战、向内寻找出路、实现自我超越的匠人精神，这正是今日学者开展田野工作时应该学习和坚持的精神。在此过程中，研究者应该高度自我“内卷”，追求卓越的田野过程。

此外，在大数据和AI时代，社会研究的主体性逐渐式微。研究者将自己在资料获取、分析判断和论文书写等方面的能动性让渡给机器和AI。在此过程中，研究者对社会现实的自我感悟和经验想象显著减少，对研究对象的切身感知和深刻理解显著降低。这在社会科学的论文书写中表现得尤其突出，美其名曰“机器学习”或“AI赋能”。对于把人作为中心的社会研究来说，这是值得严肃反思的异化问题。米尔斯曾经提醒我们警惕社会科学中充斥着的臃肿浮夸、大词大话的文风，因为这样的文章往往让读者感觉不到是作为人的学者在发声，而是一种自动的声响，是机器在写作，极其空洞乏味；他提倡研究者在写作时要始终牢记自己是作为人在发声，要带着饱满的情感言说自己的体验、发现和逻辑。尤其是，社会科学将人类关怀和社会责任作为基本价值。而对于乡村社会研究来说，费孝通先生指出，“你如果要研究乡村，你必须同情农民，为农民服务，你的研究结果必须是有利于农民的”。基于这样的价值定位，社会科学的研究、言说和书写应该充满对普通人民的深厚情感和深切关怀，而这样的情感和关怀只能来源于亲身的体验和经验。为此，在这个主体性普遍式微的时代，社会研究更需要将人带回研究的中心；研究者更需要深入田野现实，深刻体验感悟。

本文原载《江海学刊》202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