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是以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探究过往历程、把握发展脉络、解释变迁渊源的学科，在事实判断的基础上进行价值判断，始终在不同时代的背景中调整自身的视角、方法与叙事，同时不可避免地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参与并重塑着人类对自我与世界的认知图景。“历史学科中有一种对历史客观性的无法实现的渴望，这种渴望使历史思维得以从中出现”。[1]历史学的可信度基于追求真实性的目的和要求准确性的规范，前者是要戳破并摒弃伪事，后者是要指出并避免错误，[2]两者共同组成了研究者的基本职业素养。19世纪兰克学派以“客观如实”或“如实直书”的实证主义思潮风行一时。20世纪年鉴学派的兴起，“总体史观”对史学研究范式的全面更新，引发环境史、微观史学、心态史、性别史的不同取向。新文化史、后现代史学等也此起彼伏。21世纪正在流行的全球史、观念史、计量史、情感史等新方向，各领风骚。[3]每一种史学流派的兴起都有其内在的驱动力，根本原因不外乎应对新的时代背景和条件变化带来的挑战，引发前进与发展方向的思考，深化对史学基本问题的认识。
一、学科自身转型突破的挑战
历史学是一门永远都会存在遗憾的学问，缘于历史真相的不可尽知，求真的目的只能类似数学上的无穷概念，无限接近却无法达到，其实任何一个学科都是残缺的艺术，从这个意义而言，所有的史学研究成果都是假说，具有阶段性。“历史学家所说的事实到底是什么，事实只是以痕迹为起点，遵循考证准则推理出来的结果”。[4]追求真理的过程与真理本身具有同等的意义，只有在此认识基础上，讨论历史学所面对的种种难题和挑战才构成完整的认识与概念。历史研究的吸引力，恰恰存在于这种永恒的“逼近”努力之中。“历史学家必须用实例说服别人，尽力做到对历史知识之事小心谨慎，尽量对论证和证明的过程保持开放性，以检验和提炼历史以及其他的宣称——因为似乎很明显，我们永远不会发现绝对真实”。[5]它虽无法提供确凿无误的最终答案，但通过不断质疑、探索与构建，有助于学者在时间的维度上从过往的轨迹中理解人类行为的可能与局限、社会演进的轨迹与歧路、文明兴衰的奥秘与教训，反思来路何以如此，去向又当如何。
历史学所面临的所有难题，基本都源于其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与多面性。历史不是实验室中可以重复观测的现象，其本质是无法逆转且不可再现的历程。如果追求一种全景、全息的历史复原，渴望像倒着播放录像带那样巨细无遗地再现所有人物行为和事件的念头，或许本身就陷入了一种偏执思维的误区。再高明的历史学家也没法领会周公面对流言的态度，更无从感知唐长安城每个小民的喜怒哀乐，遑论追溯朝堂之上某项重大决策背后所有相关人员细微的心理活动与偶然因素。承认这种根本性的不可能性，并非鼓吹历史虚无主义，而恰恰是一种清醒的态度，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学者可以任意臆测和猜想，“历史研究者从来不能无拘无束，历史是历史学家的暴君，它自觉或不自觉地严禁历史学家了解任何它没有透露的东西”。[6]探索的视野可以无限拓展，论证的途径必须遵循界限。
20世纪是历史学的大繁荣时期，从兰克史学到新史学，从马克思主义到后现代主义，从微观史到全球史，竞相登场。这些思潮绝非短暂流行的风气或浮泛时髦的观念，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一批历史学家围绕史学认识论与方法论所展开的系统性反思与集体性转向。后来者针对以往研究理论的薄弱环节提出修正或改进，故具有非常强大的生命力和吸引力，但是在发展过程中容易矫枉过正，走向另一个极端，导致新的问题。思潮之“争”，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站队选择，兰克学派并未因后世批判而失去存在的意义，其史料学方法至今仍有价值；新史学亦未取代政治史，而是在新的问题意识中扩宽了研究的视野。真正的学术交锋并不以取代对方为目的，而在于通过概念辨析、逻辑推演、案例检验，暴露既有范式的盲区，拓展解释的可能空间。后起的思潮往往需要承担双重任务：既要应对早先理论存在的问题，又要避免因矫枉过正而产生的新偏颇。这种不断的批判、修正、综合与超越，正是学科理论得以保持蓬勃生命力的动力源泉。每一个史学思潮的兴起都是对学科自我要求和理性评判的加码，于争论中取长补短，在交锋里遇见真知，而当潮落时史学已经完成了一次深刻的学术反省和重塑，突破了思维瓶颈，填补了薄弱环节，“落潮”并非终止，而是在沉淀与升华中提高学科整体水准的阈值。
诚如年鉴学派大家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所言：“人类的时间不会千篇一律地永恒不变，也无法像钟表计时那么划一死板。事实要求的测量标准能适应其节奏的变化，界限又要有很大的回旋余地。有了这种可塑性，历史才有希望进行分类，也就是如帕格森所言，逼近‘现实的轮廓’，严格地说，这也是任何科学的最终目标。”[7] 在无数代学者“盲人摸象”般的持续探索与修正中，后人对历史这头“巨象”的形态感受已经越来越丰富，探索更趋细致，对古代社会的复杂程度有了普遍的认知。当某种思潮的激越口号渐趋平复时，其核心洞见已悄然内化为学科的“常识”与“本能”。史学的生命力，正在于它永葆一种“未完成性”：拒绝固化为教条，始终以理性而开放的姿态，迎向未知的挑战。学术的进步呈现为一种螺旋式上升的非线性回归，任何一种思潮的回归不可能从当下的坐标退到起点，也不是围绕原点做简单的回环空转，而是赋予新的内涵获得新的发展。正如柯林伍德(Robin George Collingwood)所言：“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8]历史学家在具体问题的思辨中不断检验、修正并超越自身前提和结论，从而激发灵感，指导进一步的研究。新的问题意识、技术条件与社会关切，必将催生下一轮思潮，带动学科进入更高的发展层次与探索空间。
二、面对研究路径的挑战
历史学的作用在于对千疮百孔的历史画卷进行补缺，或者说是对散落的珠帘进行缀合。研究对象的镜像性和局限性，决定了必然需要解读史料和运用各种方法，从而形成了不同的研究取向，大体分为探索局部真实和把握发展脉络两种形式。所谓“局部真实”， 是指在具体而微的领域内，通过严格的史料批判、交叉比对，学者能够获得可信度和概率性较高的认识。例如，一件器物的具体形态和制作工艺，一座城址的具体位置和分布格局，一位名人的生卒年份和具体著述，甚至古代星象运行轨迹的回推，等等。在此方面，考古发掘出的遗迹与器物最具有说服力，银雀山汉简中《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同时出现，就确凿无疑地否定了二者为一的旧说。因此，局部真实仍然是历史研究中至关重要且可达的目标。“发展脉络”则指重大事件或制度改革在较大尺度时空范围内的连锁反应及其影响，如王朝更替、经济兴衰、社会阶层变迁、文化风尚的转移等。这涉及对宏观历史的动态理解，要求研究者超越具体的个案分析，建立合乎情理的解释框架，梳理出内在的改变动力与相互联系。它追求的目标不是聚焦每一片树叶，而是考察整个森林的生态系统。“历史研究不容画地为牢，若囿于一隅之见，即使在你的研究领域内，也只能得出片面的结论。唯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而只有通过众人的协作，才能接近真正的历史。”[9] 这种研究成果或许永远无法宣称自己是唯一正确的，但通过持续的证据发掘、学术对话与范式反思，它可以在不断的新史料验证中把握复杂而真实的历史运动过程。因此，在承认史料残缺与认知局限的前提下，信守一种审慎的、批判的、却又不放弃追寻历史实像与发展脉络的学术理念，不仅是可能和可行的，而且是历史学者必须秉承的宗旨。
在史学研究中，探索局部真实和把握发展脉络都是广为学者运用的思路，两者的形式差异，逐渐演变成微观考证与宏观探索的不同取向，当下有一种将它们对立起来的看法，前者易被指为拘泥于细枝末节，流于碎片化；后者则常遭诟病为空疏失据，陷于粗略化。然而，这样的取舍实为方法论上的误读，微观视野重在“深描”，通过文本细读、档案爬梳和对比剖析，还原历史场景的具体样貌；宏观视野则致力于“远观”，在长时段、跨区域、结构性维度中把握制度演进、社会转型与文明互动的深层节奏。二者并无价值高下之分，而是研究者面对不同问题类型、史料条件与解释目标时所作的策略性选择。若采取非此即彼的立场，表面是方法之争，深层却折射出历史认知上的片面理解：将研究视野的差异，错置为学术价值的高下；把路径选择的多样性，简化为范式优劣的单向度评判。“那种把历史看作一项应该坚定不移地探寻一致性的事业的观点是错误的。相反，历史研究的部分功用就是洗牌，展示过去实际上在多种意义上与自身以及我们对它的期待是不一致的，并展示对过去的研究如何依赖于相互矛盾的理解和参与模式”。[10]任何希望在历史研究中宣扬单一路径与终极答案的意图都是南辕北辙之举。
历史研究离不开具体考证和宏观阐释两个层面的工作，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将关注个案的研究简单归类为“碎片化”，等于忽视了历史知识积累的基本过程。事实上，任何宏观叙事或理论假说，都必须建立在具体、实在的史料基础之上。没有对细节的扎实考证，宏观框架便如同空中楼阁，虽看似壮观，却可能因根基不稳而倾覆。更进一步说，所谓“碎片”与“整体”其实是相对的概念，譬如地球在人类眼中巨大无比，但在太阳系中类似小球，放入银河系只是一点，时空的尺度都可以作同样的比较，千年在文明起源发展中已是宏观尺度，但从人类演化的角度来看只是一时，再从生命进化而言不过一瞬，考察星球或星系运动时更可忽略不计。因此，一段关于王朝兴衰的宏大叙事，在更广阔的历史视野中，也只是一个片段；一种试图解释历史规律的理论假说，本身也是基于有限材料与特定视角的构建，它同样可能是局部而不完整的。如果说细部考证是小碎片，那么宏大叙事就是面积更大的碎片——它覆盖范围更广，但如果趋向存在偏差或缺陷，其可能带来的误导也会成倍增加。“这就是为什么概说的历史有时会得出与真实历史相反的论断”。[11]
历史研究本质上是在不完整的证据基础上进行合理的想象、推断与复原，无论微观还是宏观都带有假设的成分，难以完全证实。真正的问题不在于选择微观或宏观，而在于能否自觉遵循方法边界，主动寻求对话与整合。当个案研究能折射出时代背景的素地，或长时段分析可通过多学科的印证，历史认知才得以逼近其本来的复杂性与整体性。破除人为壁垒，推动微观与宏观的有机融通，方是当代史学走向自足与突破的光明路径。
三、固守人文关怀所面临的挑战
历史不仅仅是时间坐标轴上的事项记录，更是人类活动的总和，是无数个体与群体共同组合交织的复杂镜像。前已述及，侧重于宏观叙事与结构分析固然重要，但若忽视了具体生命的经历与感受，立体的画像便难免失之扁平。严谨的学术研究或叙事，理应欢迎并包容从不同视角和方向切入的探索。聚焦王侯将相与关注贩夫走卒，研究国家制度与探讨家庭生活，分析礼法异同与考察乡里变迁，都是拼合历史立体图景的努力。学者虽然从不同角度和路径立论，但重要的是选题的新颖、史料的多维、研究的深度、方法的严谨以及识见的高低，而非简单地以研究对象的“大小”论英雄。
历史学的人文价值首先体现在对人的尊重与理解上。历史中的个体，无论其地位高低、影响大小，都承载着独特的情感、选择与命运。他们的故事不仅是史料中的片段，而且是理解消逝时代的钥匙。忽略个体的声音，历史便容易沦为冰冷的文字与抽象的图表，失去其应有的温度。同样，群体作为个体在特定社会、文化条件下的集合，其行为逻辑、团体记忆与身份认同，同样是历史演进中不可或缺的维度。个体与群体并非对立，而是相互映照、彼此塑造的关系，只有将两者并重，才能在研究中形成更为立体、丰富的历史认知，避免陷入单一视角的局限。与此同时，历史学的现实意义也要求关注这种双重维度。“各时代的统一性是如此紧密，古今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对现实的曲解必定源于对历史的无知；而对现实一无所知的人，要了解历史也必定是徒劳无功的”。[12]今天的社会面临着诸多挑战，如文化冲突的加剧、民族问题的爆发、身份认同的危机等，这些问题往往根植于历史之中。通过深入挖掘个体与群体的历史经验，学者才能更好地理解现实问题的渊源与脉络，从而为当下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反思。理顺历史研究与现实作用的关系，是“通古今之变”的纵向认识，但不可模糊历史与当前的界限，尤其要警惕以今天的需要去打扮历史。巴特菲尔德(Butterfield)在《历史的辉格解释》中明确指出：“在研究历史的时候一只眼睛始终盯着当代，这是从最简单的‘时代错位’开始，历史学中所有错误和诡辩的根源。”[13] 历史叙述及研究目的的功利性必然导致学术本身的附庸化和虚无化，进而危害到历史研究的根基，其他学者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如果太关注历史之于现在的用处，那就会降低历史学家对历史证据的重视程度。”[14]
历史不仅关乎过去，更影响着现在与未来，关注作为历史研究基础因子的普通个体命运，绝非无关紧要，一个忽视个体尊严与弱势群体命运的历史叙述，很难承担起启迪当代、塑造未来的责任。再进一步推衍，只有提高研究对象中普通大众的权重与地位，才能更真实、更深刻地把握历史的复杂性与多元性，从而使历史学的意义在追问史实中得到升华，这一路径并非对传统研究的否定，而是必要的补充与拓展，有助于构建更具人文关怀的历史叙述。在历史进程中，焦点主角的顺逆处境往往能引起史家的感性共鸣与理性同情，但除了重要人物的言行举止、事业贡献外，学者更有必要倾听那些被边缘化的声音，关注底层民众的日常生活，理解微观行为背后的情感与心理。弱势人群的遭遇、选择与挣扎，往往能折射出时代的结构性特征与隐性规则，正是这些具体而微的非主流凡人琐事，为理解历史的多维面貌提供了最真切的入口，这种研究取向不仅能够丰富历史叙事的内涵，而且能够凸显历史学的人文属性，使其在回应现实关切时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当无数眼光向下的日常民众研究成果逐渐积累，达到质变时，便可能催生突破性的认识，甚至修正或颠覆原有的宏观理论假说。从长时段看，许多历史研究范式的革新，正是源于对以往被忽视空白领域的重新发现与解读。
需要注意的是，一个时代某种群体的共同境遇带有互通性，如何避免同质化研究的倾向就成为带有针对性的挑战。“有很多种方式‘推动’历史学发展。最简单的就是填补我们认识上的空白。而空白又是什么？我们总会找到一个还没有人写过其历史的村庄，但是写出第n个村庄的历史就真的填补了一个空白吗？它教给我们哪些以前不知道的东西？真正的空白不是还未有人书写其历史的漏网之鱼，而是历史学家还未作出解答的问题”。[15]法国历史学家安托万·普罗斯特(Antoine Prost)的上述提醒显得尤为醒目。
结 语
传统史学侧重于政治兴衰、王朝更迭，或伟大人物的事迹，试图从纷繁事件中提炼出线性规律或前因后果，已经不能代表历史学研究的全部。如果放长时段来观察，20世纪以来史料层出不穷，方法日新月异，理论风起云涌，思潮交替往复，每一个研究者都在此起彼伏的学术激流中与时俱进，在求新中顺应历史学科的变迁，随着社会思想的演进与跨学科影响的渗透，历史学者的认知和视野得到前所未有的拓宽。因此，历史学当然无法静止地固守传统，必须时刻直面各种挑战，完成自身的转型与突破，延续到21世纪的今天，这种趋势更显迫切。一个学科面临的最大挑战，从根本而言，不在于外部环境的变化，而是能否保持对自身价值和意义的求索与反思：“为何存在”“为何如此”“如何去向”。过往、现在和未来是人类前进脉络不可分割的整体，“历史感的培养并非总是局限于历史本身，从某种意义上说，有关当今的知识往往能以一定的方式更为直接地帮助我们了解过去”。[16]现实与历史恰恰位于时间坐标轴上相对于原点的左右对称，在古今映照中历史学的通达之用得以体现。德国学者于尔根·科卡(Jürgen Kocka)曾说：“历史通常会进入未来，影响其降临的方式。但我们也应严肃地认识到，未来也应进入历史的思考。我们对过去的解释，映照出我们对未来的想象。”[17] 或许，今天的历史学界要思考应该或能够为后来的同行留下什么。
作者简介：苏辉，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编审，研究方向为历史文献学。
[1] [美]阿兰·梅吉尔等著，黄红霞、赵晗译：《历史知识与历史谬误：当代史学实践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21页。
[2] [法]安托万·普罗斯特著，王春华译：《历史学十二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1页。
[3]陈恒：《学术的才是政治的：近现代史学二百年反思》，《清华大学学报》，2025年第6期。
[4] [法]安托万·普罗斯特著，王春华译：《历史学十二讲》，第59页。
[5] [美]阿兰·梅吉尔等著，黄红霞、赵晗译：《历史知识与历史谬误：当代史学实践导论》，第107－108页。
[6] [法]马克·布洛赫著，张和声、程郁译：《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9年版，第34页。
[7] [法]马克·布洛赫著，张和声、程郁译：《历史学家的技艺》，第107页。
[8] [英]柯林武德著，何兆武、张文杰译：《历史的观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03页。
[9] [法]马克·布洛赫著，张和声、程郁译：《历史学家的技艺》，第27页。
[10] [美]阿兰·梅吉尔等著，黄红霞、赵晗译：《历史知识与历史谬误：当代史学实践导论》，第310页。
[11] [英]赫伯特·巴特菲尔德著，张岳明、刘北成译：《历史的辉格解释》，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6页。
[12] [法]马克·布洛赫著，张和声、程郁译：《历史学家的技艺》，第24页。
[13] [英]赫伯特·巴特菲尔德著，张岳明、刘北成译：《历史的辉格解释》，第21页。
[14] [美]阿兰·梅吉尔等著，黄红霞、赵晗译：《历史知识与历史谬误：当代史学实践导论》，第6页。
[15] [法]安托万·普罗斯特著，王春华译：《历史学十二讲》，第72－73页。
[16] [法]马克·布洛赫著，张和声、程郁译：《历史学家的技艺》，第25页。
[17] [德]于尔根·科卡著，杨晶晶、修毅译：《历史学家与未来》，《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