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经济史的研究者大致可以分为受历史学训练者和受经济学训练者两类，两类学者擅长的方法、看待问题的视角在学科训练背景的影响下存在较大差异。如果从历史学的视野出发，人的重要性在研究中的地位毋庸置疑，甚至绝大多数历史学研究的中心就是人事。而从中国经济史研究对象的界定和学科方法主要的推进方向看，抽象的人、群体的人是主要的，甚至在一些强调制度变迁和计量实证的研究中，人还可以不复存在。远离具体的人，可能不会阻碍中国经济史研究往某些方向取得进展，然而再严密的结构都会给行动者留下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空间。讨论这些因素和具体的人，有助于拓展中国经济史研究对象、丰富研究方法，从历史维度多角度助力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

作者：王申，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暨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摘自：《浙江社会科学》2026年第1期

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2026年第4期

中国经济史的研究者大致可以分为受历史学训练者和受经济学训练者两类，两类学者擅长的方法、看待问题的视角在学科训练背景的影响下存在较大差异。尽管如此，中国经济史作为一个大的学科领域存在边界，无论历史学者还是经济学者，对于中国经济史学科研究对象的认识大致相同，在视角上又都重视社会科学的概念与方法。近年来该学科的进展主要体现在计量等社会科学化的研究方法取得了重要进展。

不过，经济史毕竟受到“经济”和“史”的限制。如果从历史学的视野出发，人的重要性在研究中的地位毋庸置疑，甚至绝大多数历史学研究的中心就是人事。而从中国经济史研究对象的界定和学科方法主要的推进方向看，抽象的人、群体的人是主要的，甚至在一些强调制度变迁和计量实证的研究中，人还可以不复存在。远离具体的人，可能不会阻碍中国经济史研究往某些方向取得进展，然而再严密的结构都会给行动者留下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空间。讨论这些因素和具体的人，有助于拓展中国经济史研究对象、丰富研究方法，从历史维度多角度助力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

中国经济史学科的主流学者如何看待人

中国经济史研究自20世纪初期梁启超《中国国债史》等著作问世，至今已逾百年，是史学领域中较早跳出传统范畴、实现研究对象和方法社会科学化的学科。学者们聚焦社会科学式命题，探寻经济发展的轨迹、逻辑与规律，关涉具体人的微观事项则因难以适配宏观研究需求，始终处于边缘位置。

经过长期发展，当代学者对该学科研究对象的定义更为精细。赵德馨认为经济史学本质是经济学，研究对象围绕生产力、生产关系及物质资料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展开；陈峰、张建民则将经济史界定为研究历史上的经济制度、政策、结构、事项及相关外部环境的专门史。这些界定均延续了学科的宏观研究传统，以社会科学概念为核心，极少涉及具体的人，其活动在研究中不影响主要结论，远不如政治史、思想史等领域，能将人物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剖析个体主观活动来解读重大问题。在经济史研究中，人多被抽象为群体、符号甚至数据，“工具人”属性突出，相关著作鲜少详述具体人的主观活动，仅选取其言论、政策用以阐释制度或结构的演变。当然，经济史研究者并非完全不涉及“人”，只是认为相较于其他史学领域，人的因素对论证、方法革新的作用低，研究重要议题时无需专门探讨。

从历史学研究方法来看，经济史大家全汉昇是典型代表。他亲历20世纪30年代社会史大论战，秉持重史料、重实证的研究风格，但其代表性研究仍以社会科学理论和概念为核心。其《中古自然经济》受德国历史学派影响，以自然经济、货币经济等概念划分中国古代经济阶段；《宋末的通货膨胀及其对于物价的影响》虽搜罗大量史料，却以经济学概念解释物价上涨问题。上述两篇文章均聚焦抽象的宏观经济主题，并未将具体人作为重要例证。这也导致了其宏大经济史叙事忽略了时人在经济现象中的真实生活状态，以及关键人物的决策过程，读者仅能形成对历史经济状态的概括认知，无法贴近时人体验，对诸多经济细节的理解也只能依赖想象和当代经验。

从经济学方法来看，人在理论建构中仅为抽象假设，并非基于具体人的活动与经验。亚当·斯密奠定的“经济人”假设，将人界定为以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理性主体，这一抽象概念忽视了社会关系、情感等影响人性的复杂因素。即便格兰诺维特的社会网络理论、赫伯特·西蒙的“有限理性”理论，对“经济人”假设做出修正，认可人的非理性因素和社会属性，但其笔下的人仍为理论建构的抽象人。而西蒙的理论也揭示了研究具体人的学术价值：在微观层面，个体的决策和行为具有不可替代性。

近年来，经济学背景的经济史学者不断革新研究方法，大数据、机器学习等信息技术推动计量手段在该领域的广泛应用，Melissa Dell、孙圣民等学者的研究印证了计量方法在解释宏观经济问题上的优势，被认为是研究传统的“进化”。计量方法擅长分析多变量关系、概括统计与因果关系，对研究经济趋势、结构等宏观问题前景乐观，但该方法仅适用于存在明显数量关系的场景，对具体人的决策、活动等微观问题解释力是不足的。

事实上，那些影响重大经济问题或被其影响的具体人，从未成为中国经济史的核心研究对象：史学方法仅将其作为政策、言论的“代言人”，新兴的计量方法也难以挖掘其价值。具体人的缺失，不仅可能导致中国经济史研究发展“跛行”，还会在史学考证领域遮蔽重要史实，让研究失去应有的人文关怀。

经济史研究中的“小人物”与“大人物”

若按对国家大政方针的影响，可将历史人物分为“大人物”与“小人物”：“大人物”主导政策走向，“小人物”则深受政策影响。以小人物为切入点，既能通过个案呈现政策对个体生命的塑造，也能以小见大揭示制度建构与社会结构的变迁。这类研究虽难以运用计量方法，却能与大样本研究形成互补。近年来，政治史与社会经济史领域已有诸多成熟探索，如鲁西奇从睡虎地秦简中提取秦吏喜的生命碎片，还原其所处的秦始皇时代，虽坦言可能无法完全契合历史真实，但意义在于在宏大历史中寻觅个体踪迹；包伟民以陆游诗文为据，勾勒南宋基层社会的生活图景，这类研究带来的体验感，是纯粹宏观叙事所缺失的。

转向“大人物”研究，往往更能刷新对大政方针的认知。王安石变法研究作为经济史的经典议题，成果丰硕，但多数研究聚焦变法条文本身，与王安石本人的关联薄弱。东一夫的巨著《王安石新法研究》虽然篇幅达1035页，却将920页用于论述变法背景与具体内容，仅留115页探讨其政治思想，且该部分沦为变法的附属背景，其思想与新法条文的直接关联被割裂，读者难以明晰具体思想对变法条款的影响。其他同类研究亦存在人物背景与制度转化衔接不清的问题。

仅从制度层面研究变法，无疑忽略了王安石个人特质的关键作用。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人物虽无法改变历史总趋势，却能影响具体进程甚至决定事件结局。英国历史学家斯科特的史学方法理论指出，深入研究具体的人，能显著推动研究在个性动机推断、原因分析、时人视角还原、决策观念理解与历史叙事构建等方面取得突破。王安石的思维逻辑、性格特质与施政方法，直接决定了新法的设计与执行效果。

近年来，部分学者从王安石的个人特质出发，取得了突破性成果。林鹄《忧患：边事、党争与北宋政治》反思了历史叙述的“必然性”误区，强调王安石、宋神宗等人的心态与性格对北宋政治走向的偶然性影响，指出关键人物的决策与选择是历史发展的核心动力。这也引发我们思考：若王安石性格软弱，缺乏“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精神，北宋历史或许会被改写。

承认人的主观努力和历史的偶然性，原理不难理解。难点在于如何落实到历史研究写作，特别是尤为强调理性、结构、因果关系的经济史写作中去。个性、情绪等因素更多地以“一念之差”的形式作用于“决定”瞬间，而不太涉及总体上经过深思熟虑、多方讨论才形成的制度内容。因此，我们还可以将研究的重心放置在把握王安石设计具体变法政策的原因和思想源头上。钟祥财提出，仅从阶级性质评价王安石的抑兼并思想，易陷入标签化误区，唯有结合其价值观与方法论，才能客观分析变法的可行性与后果。考察思想源头并非笼统概括其学术背景，而是要追溯新法条文的具体思想依据，厘清王安石对经典的个人解读如何转化为变法实践。

俞菁慧、雷博以青苗法为案例，指出其本质是王安石将对《周礼》的独特理解融入财政改革的实践。《周礼》为当时士人共见，但王安石的解读与韩琦等人截然不同，引发激烈论战。二人围绕“国家借贷”，梳理了“青苗借贷”“泉府借贷”“国服之息”等概念的演变脉络，展现了王安石在国民关系与财政模式上的深层认知。他们的研究同时指出，忽视经学阐释与政治实践的衔接，是以往青苗法研究的薄弱环节，而理清这一逻辑，是理解青苗法的关键。

赵德馨曾反思自身经济史研究的局限，坦言虽然初衷是突出“人的活动”，但最终仍陷入“见物不见人”的困境。他提出，经济史研究应“因事及人”。要真正凸显具体人的价值，需将历史人物视为鲜活的个体，深挖其个人特质与重大历史事件的内在关联，而非将其作为引出政策的符号，避免沦为研究中的“提线木偶”。

再论中国经济史的研究路径

吴承明定义“经济史是研究过去的，我们还不认识或认识不清楚的经济实践”。实践一词包含的范畴很广泛，不限于生产、交换、制度、结构等特定的角度；作为实践主体的人，也有必要被包含在研究之中。实际上，在中国传统史学中，历史的主角正是“人”，《史记》以来的正史皆为纪传体，即便与经济密切相关的《史记·货殖列传》也塑造了众多生动的商人形象。然而，社会科学的视角和方法介入历史学之后，经济史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以事和物为本位、以理论和框架为本位的倾向，对于人的关注明显不足。

由此，面对计量统计追求大样本、大数据、整体研究的现状，一些学者担心“人”在这些研究中消失。不过，王康认为，量化研究不意味着“人”的必然消失，相反量化工具可以把生命数据排成序列，放到宏观框架中，凸显历史延续性和社会结构的演进特征。她指出，历史学家关注的并非永恒、抽象的人，而是复数的、具体生活在社会中的人，如果历史学失去了与生活的关联，便不再具有价值。如果关注的重点是复数的人，那么量化研究可以让更多的普通民众进入历史学家的视野，方法便是将他们转化为单元级的微观数据，并时刻注意历史语境。

王康的研究提示了如何在量化研究中关注复数的人，以及量化研究能够以大数据样本为基础，解释人与社会变迁的联系。然而，至少中国经济史领域的现状是，量化方法的更新与推进“日新月异”，传统历史学方法的推进相对迟缓。那么，回归具体的人，是不是一条可行的路径？又会为推动经济史研究带来何种新变化呢？

首先，计量研究方法有其局限，特别是面临数据大量缺失现象时。大部分中国古代王朝的经济数据严重缺失，计量工具很难有用武之地。相反，传世文献对于具体的人的详细记载相对丰富，其中不乏如王安石等与经济直接相关、起到主导作用的人物。我们不妨将具体的人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关节点，避免忽视被社会科学化的议题和必然性、规律性所遮蔽的主观因素与偶然性。此外，深描具体的人也有助于将经济史研究成果转化为普及性读物，而不是只有概括式的描述或冷冰“客观”的数字。

其次，正如王康所言，在量化历史中保持人的因素需要研究者时刻注意历史语境。历史语境从何体现？就量化研究呈现的面貌看，主要体现在研究者如何挑选数据，如何在量化计算之前设计合乎历史脉络的命题、讲述合乎历史的故事、设置合乎历史的前提框架，以及如何运用计算结果解释历史。这就是经济史研究受到“史”的限制的直观体现。彭凯翔清醒地意识到，计量方法仍是服从于历史叙事的工具，与经济学理论的距离可能大于深刻的历史叙事。他以明代“一条鞭法”为例，指出计量研究只能说明在具体样本对应的情境下“一条鞭法”的效果，却难以检验潜藏其后的政府行为与个体行为机制。机制固然已是计量方法无法直接说明而需要用“讲故事”的方法叙述的要点，机制之外更是有许多难以被机制整合的因素，特别是某些个体的、具体的人的个人特质。马啸重点分析了阿西莫格鲁等新制度学派研究的得失后认为，发现一个好的历史自然实验，除了掌握计量方法外，还需要研究人员在历史、政治、地理、经济领域有广泛而且深厚的积累，不应轻视对于历史知识的积累和对研究对象更深层次的了解。既然回归具体的人可以让研究者发现更多的历史信息，重建对重大历史问题的认识，该路径无疑将对更准确地建立计量研究所依赖的历史叙事提供帮助。

最后，究竟怎样才能使具体的人进入到经济史研究中去，同时拉近历史学与经济学的距离，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从史实观察，无论是传统国家涉及社会经济生活的重大决策，还是升斗小民的日常生活，都由个体生命活动所构成。一旦落实到具体的历史场景，个体之间的差别、个体与研究者抽象出的合理模式之间的差别可能相当巨大。从研究角度而言，诚然，并非历史长河中的每一个个体，都能为提炼经济规律提供直接素材，也并非每一份个体的生活轨迹都具备同等的学术研究价值。但倘若换一个视角看：所谓的研究价值又何尝不是研究者依据自身所在学科的理论范式、话语体系与评价标准所做出的主观判断？在史学研究的视野中，历史语境、个体差异、个体在特定时代背景下的生存策略、情感诉求等同样具有足够的阐释力，其与某些整体性认识之间存在张力。因此，“回归具体的人”这一研究路径的落地，恐怕需要研究者主动向史学的叙事传统与史料考据方法靠拢，同时在主要来自西方历史场景的现代经济学“科学方式”之外，立足中国独特的历史脉络与社会结构，拓展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对象与议题范畴，让那些曾被忽略的个体经济实践成为重构中国经济史叙事的重要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