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敬忠:新发展社会学的想象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8 次 更新时间:2022-05-09 11:20:29

进入专题: 新发展社会学   发展研究   发展现代化   社会转型  

叶敬忠  

  

   提要:发展社会学的产生同发展与发展研究的出现密不可分。但目前,发展、发展研究和发展社会学在广义层面的含义并未形成广泛共识,而发展社会学的现实也是以狭义为实、广义为名。传统的发展社会学将发展与现代化等同,将第三世界国家作为研究对象,聚焦18世纪中期之后的现代化发展,以服务现代化进程为效用价值,形成了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新发展社会学需要从狭义发展转向广义发展、从第三世界国家发展转向世界发展、从18世纪中期后的发展转向各历史阶段的发展、从“发展社会学”转向“发展的社会学”、从现代化的理论转向社会转型的理论。新发展社会学的学术研究和分析视野需要充分呈现历史性、反思性、关系性、行动者和替代性的视角。中国的发展社会学需要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沃土,努力构建新发展社会学的完整体系。

   关键词:新发展社会学 发展研究 发展现代化 社会转型

  

   2021年北京市社会学学会年会论坛的主题是“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社会学的新发展”。可见,现代化一直是中国社会学研究的核心主题,而诠释现代化的中国道路则是社会学学科的核心任务。在2021年中国社会学会发展社会学论坛上,吉林大学田毅鹏教授提出,在国家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全面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的新时代,中国的发展社会学应该积极回应现实,加速建设新发展社会学。可以说,在各分支社会学中,发展社会学承担着诠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责任。但是,在中国的大发展和大变迁进程中,中国发展社会学却未能跟紧发展的步伐,未能诠释清楚发展的过程和路径,未能讲好发展的故事和逻辑,未能形成自己的理论和体系。这对中国从事发展社会学的学者提出了一个严肃的挑战,即如何走出发展社会学的传统框架,如何在新的发展时代构建新发展社会学。

   基于国际的视角,不少国内学位论文和期刊论文研究的是国际发展社会学界多年来的共识性主题和常识性结论,如发展政策和发展项目的非预期结果、非线性过程、非目标群体瞄准等。需要认识到,在国家发展和中国社会学发展取得很大成就的同时,中国社会学界与国际接轨还远远不够。我们有时不掌握国际社会学的发展动态,不了解国际社会学界已经取得的成就和正在研究的议题,因此有时重复早已成为常识的研究主题和研究结论。也正因如此,国际学术界对中国的社会研究不很了解,对我们的概念和话语体系不很理解,遑论我们要承担讲好中国故事的任务。而在此情况下,国际化还是本土化的论争时有发生,有人强调国际化,有人强调本土化;有人强调国际发表,有人强调中文发表(贺雪峰,2015;谢宇,2018;翟学伟,2018;贺雪峰,2020;周晓虹,2020)。在我看来,国际化和本土化是实现学术发展的统一体,不存在对立或排斥的关系。一方面,本土化是国际化的重要手段,即只有利用和发挥本土化议题和本土化制度文化的特点与特色,才能有助于中国社会研究成果的国际发表并获得国际认可。另一方面,国际化是本土化的重要条件,即只有国际学术界对中国本土化议题和本土化概念与话语体系充分了解、理解和认可,本土化才算真正实现。否则,没有国际化的本土化只能算是自说自话,而没有本土化的国际化则是不说自己话。因此,讨论国际化还是本土化在一定程度上是个伪命题。学者可以聚焦国际化和国际发表,但不必排斥本土化和中文发表;可以聚焦本土化和中文发表,但不必排斥国际化和国际发表。

   此外,作为社会学学科的一个重要分支,发展社会学虽然出版了诸多以《发展社会学》为名的教材,且有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作为三大经典理论,但作为发展社会学的特异性理论和方法体系尚未形成。基于上述国家发展的现实挑战、国际视角的思考以及分支社会学的发展需要,本文对新发展社会学的构建作出初步思考和想象。尽管本文的很多论述未能足够深入,也未对上述问题和挑战给出具体答案,并非规范性学科史类学术论文。不过,社会现实是鲜活而整体性的,很多现实问题并无确切的或标准的答案,过分八股式的或瞄准明确答案的论文也未必具有启发性。而一些无拘束的畅想或想象,或许能引发人们对现实进行深入思考和多元回应。这些想象不一定全面、准确,但我希望进行鲜明的表达和清楚的呈现,避免晦涩难懂或含糊不清地原地打转(斯科特,2016:4)。若本文能够引发发展社会学界对过往进行反思、对现实进行回应、对未来进行想象,则可在发展社会学这潭水中掀起些许争鸣的涟漪,荡起些许批判的浪花,让发展社会学开启活水源流。

   一、发展、发展研究与发展社会学

   发展、发展研究、发展社会学都有广义(一般意义)和狭义(特定意义)之分。三者的产生都有特定的历史背景,而学术界对三者的内涵和外延进行扩展,形成了广义的概念。从特定历史背景来看,发展的出现或“发明”是发展研究的前提,而发展社会学则是从跨学科的发展研究中分离出来的。

   (一)发展、发展研究与发展社会学的产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殖民体系分崩离析,亚非拉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空前高涨,纷纷实现独立。一方面,新独立国家面临很多急迫的问题和挑战,尤其是如何摆脱贫困和振兴经济,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社会进步,如何消除社会不平等(陈一筠,1987:1;庞元正、丁冬红,2001:1;徐新,2005:6)。另一方面,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独立令西方国家十分忧虑,怕失去对先前殖民地的影响。因此,西方国家急需与他们建立一种新的关系,将他们纳入自己的阵营。其中重要的途径便是向新独立国家提供援助,帮助他们制定计划和政策,为他们解决现实问题提供理论和建议。在此背景下,一些西方国家的研究部门和学者开始研究新独立国家的发展问题,如英国萨塞克斯大学发展研究所、荷兰伊拉斯谟大学国际社会科学研究所等,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地理学家等都参与其中。随后,第三世界以及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多边和双边发展机构的研究人员也纷纷进入这个领域,由此形成了发展研究(development studies),包括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发展人类学、发展政治学、发展哲学、发展伦理学等(陈一筠,1987:1;韦伯斯特,1987:1—2;景天魁等,2011:3—4)。

   阿图罗·埃斯科瓦尔(Arturo Escobar)指出,西方国家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并不是解决问题理所当然的手段,而是作为一项历史和文化特异的战略设计被发明出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突然“发现”了亚非拉大规模的贫困现象,并将这些地区标签为“欠发达”的第三世界。但是,欠发达和第三世界的概念在1945年之前并不存在,是西方国家在二战后发明的话语,目的是将第三世界变成其知识和管理的对象。在1949年马歇尔计划的欧洲重建取得成功后,西方国家便将注意力转向这些“欠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其手段就是“发展”。具体来说,就是采用现代化理论摧毁陈旧的价值和制度,经由工业化和城市化实现通往现代化之路,通过资本和科学技术的力量消灭落后的生产方式。在此过程中,欠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及其人口就成为需要拯救和帮助的对象。为了在第三世界国家传播西方的思想知识和科学技术,西方国家纷纷建立发展研究的相关学科专业,教授研究和教学方法,制定专业标准,开展专业实践等。借由这一发展的专业化过程,不仅发达国家大部分知名大学开设发展研究的课程,开展发展研究的教学和研究,而且第三世界国家也创办或调整了大学结构,以适应发展研究的需要(埃斯科瓦尔,2011:26—52;叶敬忠,2011)。可见,发展和发展研究的出现与其说是学术和学科发展的需要,毋宁说是国际政治和秩序的需要(韦伯斯特,1987:2)。

   发展社会学是在发展与发展研究的产生过程中,作为发展研究的一个分支而形成的。因此,发展社会学的理论探索与整个发展研究几乎绑定在一起(陈一筠,1987:2)。虽然发展社会学保持了社会学学科的整体性和综合性视角,但在上述特定历史背景下,发展社会学关注的重点一度是“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国家”“新兴民族国家”摆脱贫困和振兴经济的过程,是这些国家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过程,是这些国家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现代化过程(徐新,2005:11;刘祖云,2006:31—32)。

   (二)发展、发展研究与发展社会学的含义

   上述特定历史背景下所产生的发展、发展研究和发展社会学,都相应地指涉特定而具体的主题和含义,也就是学术界所指的“狭义”。在此基础上,学术界期望超越特定历史背景的限制,尝试拓展这些概念的内涵和议题范围,从而产生了这些概念的一般意义,即“广义”。

   狭义的发展一般指现代化或经济增长。在经济学家那里,“发展”直接指经济增长或工农业生产的增长,因此,发展和增长是同义词,可以交换使用(韦伯斯特,1987:5;王义祥,2004:5,10—11)。在社会学家那里,虽然发展与现代化有细微差别,但很多学者常常将发展与现代化等同起来,或视作同义词,在多数场合交替使用(吴忠民、刘祖云,2002:3—4;徐新,2005:19,28)。具体而言,发展是指一个国家或社会按照工业化模式、以大工业为基础,实现从不发达的落后状态向发达的先进状态、从相对贫困的传统农业社会向富裕的城市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是一种摆脱贫困、实现现代化的先进社会运动(张琢、马福云,2001:17—19;吴忠民、刘祖云,2002:3—4;王义祥,2004:5;徐新,2005:16,19,28—29)。

   广义的发展是人们认识到狭义的发展的局限后,逐步拓展而来的。狭义上等同于经济增长或现代化的发展,在实践中受到了环境、政治、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制约(王义祥,2004:5)。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生态学家逐渐认识到,除了经济增长,发展还涉及社会变革、环境保护、多元文化、乡土实践等内容;发展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是社会问题也是文化问题,是资源环境问题也是文明问题,其核心是美好生活、公正社会与和谐大自然(王义祥,2004:5,21)。因此,整体而言,发展意味着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立法、人力、知识等各领域的全面进步;要求各领域协调发展,即不但包括正向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而且包括社会稳定、群众参与、社会公正、性别平等、文化发展、政治建设、能力建设、知识创新及生态环境改善等方面。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人、经济、社会、环境等各个系统有序协调地发展。总之,发展是一个整体关联的系统问题,需要从整体性视角理解发展、实现发展(叶敬忠、刘晓昀,2000;王义祥,2004:26)。

   在明确了发展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后,我们便可直接将以狭义的发展作为主题的研究视为狭义的发展研究,将以广义的发展作为主题的研究视为广义的发展研究。具体而言,在经济学家那里,狭义的发展研究主要是探究一个国家或社会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问题(王义祥,2004:10—11)。在社会学家那里,狭义的发展研究则以相对贫穷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为主题,探讨他们现代化发展的理论、模式、战略、政策、行动,其中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便是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如何能够实现现代化(陈一筠,1987:1;徐新,2005:10)。在一定程度上,目前的发展研究主要是对现代化的研究,其主题是特定意义上狭义的发展,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广义的发展(张琢、马福云,2001:17)。广义的发展研究则是探究社会转型和变迁的一般规律,从普遍和全球的视角阐明一个国家或社会的发展历史与现状,分析其转型与变迁的进程和未来趋势(陈一筠,1987:1;徐新,2005:10)。

相应地,我们也可以直接将以狭义的发展作为主题的社会学研究视为狭义的发展社会学研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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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发展研究》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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