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是功能不同、缺一不可的两种实证研究范式。定性研究有助于挖掘和剖析社会行为的深层意义，帮助理解微观世界的运作规则，建立关于社会现象的本质及其内在变动逻辑的理论判断；定量研究有助于开展广泛的社会观察，帮助把握宏观世界的社会结构，为理论判断进行严格的科学证明。两种研究范式不仅是技术层面的选择，更深层次上反映了对社会现实的认知路径、知识生产范式、学科发展方向的根本性思考。从早期的范式之争到当前的多元共存与融合趋势，社会现实的复杂性要求研究者超越单一方法的局限，拥抱方法论的多元主义。唯有坚持客观严谨的实证精神，秉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在研究范式的选择上不拘一格、灵活创新，才能不断深化对社会现实的理解，推动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研究范式/ 定性研究/ 定量研究/ 混合方法研究/ 研究方法/
作者简介：边燕杰，西安交通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实证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郭小弦，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实证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西安 710049）。
原文出处：《浙江学刊》(杭州)2026年第1期 第5-18页
研究范式是社会学方法论的核心议题。在社会学方法论中存在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两大分类。理论研究侧重于概念建构和逻辑推演，是对社会现象的抽象解释与框架化理解，它更多地处理社会学学科知识体系内部的逻辑问题，以概念辨析、命题建构和逻辑论证为基本方法；而实证研究则直接描述和解释社会事实，需要依赖经验数据，以田野调查或统计数据为分析资料。在实证研究范畴内，中国社会学百余年发展历程一直伴随着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两大范式并举的状态，也持续存在两大范式的强弱、重轻、优劣、高低之争。进入21世纪以来，此种争论从未停息。本文认为，定性和定量两大研究范式，不仅是技术层面的选择，更深层次上反映了对社会现实的认知路径、知识生产范式、学科发展方向的根本性思考，其争论在本质上是运用何种方式获得关于人类社会的真理性认识。
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之间的这场研究范式争论，其根源可以追溯到人文主义与实证主义两种不同的哲学传统。定性研究范式基于人文主义传统，致力于揭示社会现象背后丰富的意义、经验和过程，强调社会情境的独特性和主观解释的重要性。定量研究范式则基于实证主义传统，主张社会研究应当追求客观性、可验证性和普遍适用性，致力于建立类似自然科学的普遍法则。“二战”后，全球社会学的重心转移到美国，社会学的研究范式随即经历了明显的量化转向，同时定性研究范式仍然持续发挥影响。20世纪末，定性与定量的研究方法之争聚焦到何种方法范式能够更好地从有限研究资料中概括出一般性结论。最终，这场争论促使双方开始反思自身方法的局限，寻找弥合分歧的可能性。
在这场持续的对话与反思中，一个重要的共识逐渐形成：社会现实的复杂性远非单一方法所能完全捕捉。研究范式的争论开始从非此即彼的对立转向兼容并蓄的多元主义。在这样的背景下，混合研究方法应运而生。所谓混合研究方法，是在同一项研究中整合定性与定量方法，以期获得对研究问题更全面、更深入的理解。一方面，混合方法尝试从典型个案或部分研究对象中发现新的理论逻辑；另一方面，混合方法也基于研究对象总体或代表性样本来严格论证其理论逻辑的条件性。混合研究方法的产生预示着，在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时，研究人员正在逐渐超越方法论的门户之见，针对具体的研究问题更加灵活地选择恰当方法，特别是探索不同方法的有机结合，令其形成合力，协作实现研究目标。
本文写作目的有三：第一，回溯定性和定量两大研究范式在中西社会学研究中的历史趋势，从我国近15年来主要专业期刊发表的社会学实证研究论文中，展示两大研究范式的并存局面和新趋势。第二，分别概括定性和定量两大研究范式的特征，阐述各自对于社会学知识生产的不同核心作用。第三，深入考察定性与定量两大研究范式的辩证关系，在此基础上集中讨论混合研究方法对我国社会学学科建设的价值。
一、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在西方社会学中的争论
在人类社会步入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学发轫于19世纪上半叶的法、英、德等欧洲国家，20世纪的美国社会学逐步扩大其影响，取代欧洲成为国际社会学的领潮者。定性与定量的研究范式之争，一直贯穿欧美社会学发展史，至今未有明确定论。我们从哲学根源、早期争论、后现代主义挑战等方面简要梳理这一历史。
(一)哲学根源：人文主义与实证主义
人文主义与实证主义是欧美社会学的两大哲学传统，前者推崇定性研究，后者坚持定量研究。人文主义认为，社会现实是行动者在互动中主观建构的，其意义和内涵必须通过深入理解和解释才能把握。人文主义代表人物韦伯主张，人类社会中并不存在所谓客观的事实，把各种社会现象还原为可理解的有意识的、有意义的个体行动是社会学的首要任务。定性研究范式由此而生，它致力于揭示社会现象背后的丰富意义、经验和过程，强调社会情境的独特性和主观解释的重要性。定性研究范式关注微观层面的社会互动、典型个案的深度剖析及社会理论的建构和发展。
与之相对，实证主义则强调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一样，是独立于观察者的客观存在，可以通过观察和科学方法加以测量和分析，从而发现其中的普遍规律。涂尔干的社会事实概念和他对统计数据的分析运用便是实证主义的典型代表。实证主义主张，社会研究应追求客观性、可验证性和普遍适用性，尝试建立类似自然科学的普遍法则。基于实证主义的定量研究范式强调研究过程的数量化、客观性和普适性，旨在从大样本中发现宏观社会结构、趋势及概念间的相关关系，并力求将研究结果推广至更广阔的社会总体。人文主义与实证主义在哲学上的分野，奠定了两种方法论长期对话与争论的基础。①
(二)早期争论：芝加哥学派与哥伦比亚学派
进入20世纪，全球社会学研究的重心逐渐转移到美国。在美国社会学发展早期，这种方法论的分歧体现得尤为明显。20世纪20、30年代，芝加哥学派学者以其对城市生活、越轨行为等社会问题的深入定性研究而闻名。他们偏爱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生活史等方法，强调对社会现象的“自然主义”理解和“局内人”视角。罗伯特·帕克作为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退休后曾在中国有过短期授课的经历，费孝通是听课学生之一。从这一历史视角看，芝加哥学派的研究传统也影响了早期中国社会学的定性研究发展。
“二战”后，哥伦比亚学派的发展推动了美国乃至全球社会学的量化转向，学者们侧重于大规模调查、精确测量和统计分析，强调通过这些定量方法提升社会学的科学性和预测能力。在这一时期，定量研究一度占据了主导地位。美国社会学明显的量化转向使得大规模社会调查和统计分析成为研究方法的主流。这一转向与美国政府和各种基金会为应对社会问题而尤为支持实证数据的获取密切相关。各高校的社会学系普遍设有专门的量化方法课程和研究中心，培养了大批具有扎实统计基础的社会学家。然而，即使在量化主导的时代背景中，美国社会学也保留了强大的定性研究传统，尤其是在城市社会学、文化社会学、越轨社会学等领域，定性研究的影响依旧深远。
(三)后现代主义挑战与范式之争
20世纪70、80年代，定量与定性方法之间的争论达到了白热化程度。定性研究者批评定量研究的机械化、去情境化，认为定量研究可能导致对社会现象的过度简化，无法捕捉现象背后丰富的社会意义、互动过程和深层文化语境。他们质疑定量研究在探索新现象或建构新理论方面的能力，认为定量研究更侧重于验证既有理论。而定量研究者则质疑定性研究的欠科学性、主观性和不可验证性，认为其研究结果的有限概括性是主要缺陷。他们认为，定量研究通过大规模概率抽样和统计分析，能够更好地从有限研究资料中概括出一般性结论，建立社会规则和运行模式，而定性研究在这一关键点上则显得先天不足。
不难看出，这场争论的焦点之一是何种研究范式能够更好地从有限的研究资料中概括出一般性结论。定量研究通过概率抽样和统计推论，似乎更容易从样本信息中概括出一般性结论；而以个案研究为基本手段的定性研究则面临如何从充满细节的、特殊主义的个案中走向宏大景观的挑战。在这一时期，Gray King、Robert Keohane和Sidney Verba三位学者(简称KKV)出版了《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一书。他们在此书开篇就提到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之间的差异仅仅体现在研究风格及具体研究方法的差别上，两种研究的框架逻辑是相同的。②他们为定性研究提供一套统一的科学推论逻辑，主张定性研究应遵循与定量研究相似的科学推论原则。在他们看来，定量研究已确立的一系列规范和准则可以用来评估和改善定性研究质量。
KKV的观点引发了社会科学界关于方法论的激烈争论。有学者对KKV提出的主流定量方法取向提出疑问，认为其背后隐含着定量方法优于定性方法的假设，并试图将定性研究量化。③这种取向在定性研究领域引起了很大争议，促使定性研究者反思定性研究的原则、逻辑、方法和技术，一些定性研究者随后出版和发表了一系列研究与KKV对话。他们强调，定性研究独特的优势在于深入挖掘因果机制和过程追踪。
这场争论促使双方开始反思自身方法的局限，寻找弥合分歧的可能性。无论是定性研究者还是定量研究者，都逐渐意识到KKV提出的用定量的标准和规则来改善定性研究的观点值得商榷，但KKV试图寻找和建立同时适用于定性与定量研究的标准和规则的探索和努力是值得肯定的。④这些讨论也引发了后续混合研究方法的讨论和诞生。
二、中国社会学中的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
回望中国社会学发展历程，研究方法的演变趋势与学科发展趋势是同频共振的，这一态势分别体现在社会学传入中国之后的启蒙初创期、学科重建期、多元共存期等三个发展阶段。
(一)启蒙初创期
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西方传入中国，此时的中国正经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20世纪20—40年代是中国社会学的初创时期，一批留学归国的学者积极探索将西方的社会理论与方法应用于中国实际的研究。启蒙初创期的中国社会学，多以社会人类学视角观察社会，以田野调查、案例研究为主要研究方法，具有深入描述和理论探索的特征。在这一阶段，以吴文藻、费孝通为代表的早期社会学家在乡村社会调查中积累了丰富经验，为后来的研究方法奠定了基础。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定性研究方法占据主导地位，定量研究尚未形成体系，社会学研究主要依赖理论讨论和经验叙述。
费孝通是这一时期定性研究的代表人物。他师从英国功能主义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和美国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帕克，掌握并传承了通过参与式田野调查来理解社会的方法。20世纪30年代，费孝通深入苏南江村开展细致入微的乡村调查，其博士论文《江村经济》就是在对一个名叫开弦弓村的苏南村庄全面的、长时间的实地研究基础上完成的。这项研究由本土经验出发，分析了传统乡村经济与家庭手工业的变迁，为中国乡村社会提供了生动的写照，被誉为观察中国农村的窗口。享有盛名的《乡土中国》则是在大量田野观察的基础上总结出的中国乡土社会的特征，提出了包括“差序格局”在内的一系列中国乡土社会的理论概念，体现了定性研究发掘社会内在联系的独特优势。
这一时期，潘光旦、吴文藻、陈达等老一辈学者在各自的研究中推动着社会学方法论的发展。潘光旦致力于将生物学与社会学相结合，以优生学观点探讨社会问题。他与费孝通合作的《科举与社会流动》等研究，将历史文献资料与社会学分析相结合，成为社会史研究的经典之作。吴文藻倡导“社会学中国化”，主张以西方理论为借鉴，立足中国本土进行社区实地研究。⑤他引入英国功能主义学派作为研究中国社会的理论框架，强调功能论的优势在于田野调查的方法论和民族志的技术。在吴文藻的倡导之下，中国早期社会学形成了重视乡村社区研究的优良传统，以实地调查揭示社会事实成为主流。
尽管这一时期的研究多以典型个案为基础进行质性分析，但也出现了早期的量化研究尝试，显示出对定量研究方法的重视和探索意识。20世纪20—30年代，随着社会调查理念的引入和统计方法的初步运用，学者们在实践中尝试将经验调查与统计分析结合起来，开了中国社会学早期定量研究的先河。陈达的人口问题研究、北平清河镇调查、定县调查及北京人力车夫调查均是其中的代表性研究。陈达作为中国现代人口学的开拓者，他的代表作《人口问题》一书中附有大量统计表格，强调从资料理论出发，用数字说话，通过翔实的数据资料分析人口规律。陈达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倡导在中国开展人口普查，并提出了抽样调查方案，是我国最早运用统计方法研究社会问题的社会学家之一。1928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在吴文藻、陈翰笙的指导下开展了北平清河镇调查。该研究以社区调查为核心，采用问卷调查、统计分析与深度访谈结合的方法，对清河镇的人口构成、家庭结构、教育状况、职业分布等进行了系统的统计整理。这项调查不仅为中国乡村社会提供了最早的量化数据，也初显通过定量方法揭示社会结构特征的努力。随后，由晏阳初、梁漱溟等主导的定县调查成为中国社会学史上影响最深远的实证研究之一。这项调查在乡村建设与社会调查结合的框架下，在定县试验区对人口、收入、教育等代表性社会结构信息进行测量，形成了社会经济数据。此外，北京人力车夫调查则是早期城市社会调查的典范。尝试用数量资料揭示城市劳动者的生活状况和生活逻辑，体现了早期中国社会学的现实关怀。这些早期的定量研究标志着中国社会学在早期便已超越单一的描述性田野观察，尝试建立以实证数据为基础的定量分析传统。总体而言，在社会学进入中国之初，老一辈社会学家的探索使中国社会学在短时间内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马林诺夫斯基曾高度评价费孝通等人的工作，称其标志着“现代中国社会学派”的形成。
(二)学科重建期
1952年至1978年，中国社会学学科经历了多年的中断，研究方法之争也因之停滞。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进，社会学于1979年3月正式重建，此后定性与定量的方法论之争便逐步显现。20世纪80年代的社会学属于“复苏补课”阶段，一方面传承社会人类学的田野传统，学者深入开展乡村社区研究，另一方面引进实证主义的方法体系，学者开始大规模开展社会调查以填补空白。这一阶段，定量研究由于贴合现代化建设需求崭露头角，统计调查被人们视为科学的象征。然而，学者很快意识到，片面追求统计结果可能忽视中国社会的复杂人文情境，因而质性取向于20世纪90年代重新受到重视，探讨本土社会文化的研究逐渐增多。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学迎来了重生的契机。剧烈的社会变迁带来了大量不同领域的社会问题，迫切需要运用社会调查方法获取可靠数据。为了适应这一需要，以社会调查为代表的定量研究方法在中国迅速兴起。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规模的抽样调查和统计分析方法逐步推广。卢晖临、李雪关于定性研究的梳理指出，这一阶段实证、科学理念大行其道，高质量的社会学研究几乎是大规模问卷调查及其结果分析的同义词。⑥全国各高校的社会学系也陆续开设社会统计和调查方法课程，培养定量分析人才。直到21世纪初，我国开始启动实施大型综合社会调查项目，成为下一历史阶段定量研究蓬勃发展的标志性开端。
定性研究在学科重建期同样得到了延续和发展。老一辈社会学家以自身经验倡导重返田野，费孝通在20世纪80年代持续关注乡土变迁和小城镇发展，带领师生队伍对苏南乡镇企业、温州模式等进行深入调查，他的著作《小城镇，大问题》将定性的社区研究与国家现代化议题相结合，彰显了定性研究在政策探索中的独特价值。其他学者也在城乡基层开展了大量个案研究，例如乡村治理、宗族关系、城市社区的质性研究，为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提供了深刻的经验分析。20世纪90年代后，社会学者采用民族志的方法研究了流动人口、市民社会、青年文化等现象，以质性资料填补了统计数据无法触及的空白。⑦可以说，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学界，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两种范式并驱争先，这种方法多样性为深入理解转型期复杂的社会现实提供了多重视角。
总体而言，改革开放后独特的社会环境深刻影响了方法论的选择：为了回答新的社会问题，社会学者们发展出了更为丰富的方法路径。定量研究关注宏观社会结构，定性研究揭示微观行为逻辑，二者共同推动了中国社会学的繁荣。
(三)多元共存期
进入21世纪，中国社会学进入快速发展期。伴随大型调查项目的增多，统计分析技术日益复杂，定量研究的数量迅速增长。与此同时，定性研究在文化现象、微观社会过程等方面，深度解释的优势仍不可替代。这一阶段的中国社会学界，一方面持续依托大型社会调查数据和数字技术推动定量研究的繁荣，另一方面继承和创新民族志和口述史等定性研究传统，同时开始探索混合研究方法的融合途径，研究方法进入了多元共存期。
大型社会调查项目推动了定量研究的繁荣发展。2003年，中国人民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联合开展了首个全国性的社会调查项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具有代表性的高质量调查数据为开展规范的定量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认识和解释社会的量化视角，也加快了中国研究与国际研究的对话和衔接。随后，各个科研单位组织的高质量大型社会调查项目陆续展开，定量研究迅速进入了繁荣发展期。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开展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北京大学社会调查中心开展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中山大学中国劳动力调查与研究中心开展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追踪调查(CLDS)”，以及北京大学的“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西南财经大学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等大型社会调查项目陆续展开，定量研究开始涌现出大批规范的成果。定量研究在宏观社会趋势分析方面(如人口、就业、流动等)取得了重大进展，为学术研究和政府决策提供了大量实证依据。
这些大型社会调查项目为社会学研究提供了坚实的数据基础，推动了量化研究质量和数量的提升。同时，各高校和科研机构还开展了主题性的、区域性的专题社会调查，如：西安交通大学实证社会科学研究所开展的“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调查(JSNET)”“西部社会经济发展调查(CSSC)”；上海大学数据科学与都市研究中心和香港科技大学应用社会经济研究中心联合开展的“上海都市社区调查(SUNS)”；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和中国人民大学社会调查与数据中心联合开展的“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BCSPS)”；云南大学社会学院开展的“中国乡村社会大调查(CRSS)”；等等。此外，学者们还利用开放的政府统计数据(流动人口数据、人口普查数据)完成了大批高质量的实证研究，研究成果发表在国内外的顶级期刊上，推动了中国社会学与国际前沿的对话。
伴随研究方法的日益精进、资料获取渠道的日益丰富，新时期的定量研究方法也日益多元。如使用随机实验的研究、基于文献的二次分析、整体网数据的研究、文本资料的分析等。⑧从调查时代走向数字时代的定量研究，无论从研究主题、资料获取、资料分析均展示了多元共存的繁荣样貌。
在定量研究的浪潮之外，这一时期的定性研究和民族志传统在中国社会学中持续发展，并出现了新的方法创新。学者们强调回归深度描述的方法，传承费孝通“将心比心”的田野精神。周飞舟呼吁新时代社会学的田野调查要深入抓住时代脉搏，继承和发扬费孝通“将心比心”的调研传统，推动迈向人民的社会学发展。⑨在黄盈盈、王沫对定性研究的综述中提到，过去十年定性研究方法包含了更丰富的主题，个案法、口述史、访谈法、扎根理论等方法受到了广泛关注，并不断与社会现实议题交织，产生了大量富有社会现实意义的研究成果。⑩在传统的定性研究议题之外，还产生了大量具有时代特征的新议题，例如消费文化、社会组织、市场治理、县域治理、关系研究等，以及平台经济兴起后的新劳动关系、数字金融、新型消费等。(11)
口述史研究也在这一时期产生了大量成果。南京大学周晓虹及其团队围绕中国当代社会变迁与个人记忆，开展了一系列口述史研究。他们陆续展开了对重建中国社会学的社会学家口述史、知青群体口述史、新中国工业建设口述史等主题研究，取得了丰富成果，在学界和社会中产生了多方面影响。(12)口述史研究以翔实的访谈资料为依托，构建了从个体生命体验到集体记忆的研究框架，既为学术界对社会转型提供了深度认知，也为公众提供了理解近代史的新窗口。
总体来看，进入21世纪后中国社会学研究方法呈现出了多元并进的格局。定量研究依托大型社会调查数据不断拓展研究疆域，定性研究则在田野探索中寻求理论建构的深度，同时也逐渐出现了定性与定量研究之间的方法讨论与反思，开始出现少量的混合研究。
三、从社会学主要专业期刊论文中透视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
专业期刊的论文发表是反映各类研究方法使用情况的窗口。表1按年度梳理了国内社会学专业期刊的发文情况，聚焦2009年到2024年的十五年，汇总了《社会学研究》《社会》《社会学评论》《社会发展研究》的全部发文情况。在研究方法的统计中，我们包含了理论研究、定量研究、定性研究、定量—定性混合方法研究、标注为“其他”方法类型的研究，其中主要包括书评和研究综述。图1是可视化趋势。
图1 2009—2024年社会学专业期刊发文变化趋势图
表1呈现了几个主要研究发现。第一，十五年来中国社会学研究的整体产出呈现稳步增长态势。社会学专业刊物的年度发文总量从2009年的122篇攀升至2024年的223篇，共发文2978篇，这一数字本身就反映出学科的蓬勃发展态势。2013年创刊的《社会学评论》和2014年创刊的《社会发展研究》自创刊之初便迅速发展成为社会学学科的重要专业刊物。专业期刊的增加、发文总量的上升，均反映出社会学学术共同体持续壮大。
第二，在专业期刊发表中，理论研究、定量研究、定性研究作为三种最主要的方法类型，保持着三者平均、齐头并进的发展态势。在整理资料的过程中我们发现，2009年之前理论研究和定性研究的发表数量持续高于定量研究，这与定量研究本身对高质量数据资料的需求、研究者定量分析技术的不足等客观原因密切相关。可喜的是，伴随着多个国家级调查数据的发布，定量研究也迎来了规范化、高质量的成果爆发。过去十五年是社会学研究方法逐步走向成熟的黄金时代，社会学研究方法呈现出多元共存的繁荣样貌。
第三，定量研究经历了快速增长—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定量研究的发表数量持续增长，从2009年的38篇到2015年的74篇，定量研究在总发文量中所占的比例一度超过40％。这一发表中的量化转向与多个国家级调查的实施和数据共享及各高校和科研机构对量化研究方法的训练密切相关。近五年，定量研究的上升势头已经明显放缓，大型社会调查的实施难度大幅增加，线下的入户调查几乎没有可能。与此同时，一场深刻的内部反思正在定量研究者中悄然展开。定量研究不再满足于相对基础的回归分析，开始探索更精进的分析方法，并倡导可复制的研究，一些权威期刊开始通过公开数据和代码等方式增强研究的透明度和结论的稳健性。
第四，定性研究经历了稳步发展—爆发增长的变化趋势。定性研究传统历史悠久，具有相对稳定的方法基础。十五年来定性研究稳步发展，特别是近五年定性研究进入了又一个爆发增长期。从2009年的46篇开始，定性研究的论文数量持续增长，并在2021年突破了80篇。2024年，定性研究以93篇的绝对优势超越了定量研究的数量。过去五年，可以观察到定性研究在数量和比例上均呈现出明显的增长趋势。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我国的社会转型逐渐深入，社会生活日益多元化、复杂化，研究者们的目光从宏观结构转向微观过程，从经济社会指标逐渐转向文化与情感等主题。而这正需要定性研究，特别是民族志、深度访谈、个案研究等方法发挥优势。同时，定性研究的爆发式增长，也与自身方法论的成熟密切相关。新时期的定性研究者们也逐渐发展出了具有时代特征的新方法，如网络民族志、基于互联网平台的深度个案研究等，使得定性方法在新时期回答新问题时也具有了不可替代的优势。
最后，范式并存条件下混合研究方法破土而出。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的年度占比告诉我们，二者之间的数量变化并没有出现简单的挤出现象，而是围绕一个区间展示出此消彼长的动态均衡，这反映出社会学兼具解释与深描、模型与意义的学科双重性。与此同时，实证研究论文中混合方法的使用从2012年破土而出，虽然历年比例仍然极低，甚至是零表现。这种现象可能源于多种因素，包括研究者在方法论训练上的侧重、研究项目的资源限制，以及学术评价体系对单一方法研究的偏好。这一现象提示我们，尽管学界对方法论整合的认识有所提高，但在实际研究实践中，真正的融合仍面临挑战。
四、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核心作用
(一)定性研究
定性研究对社会学知识生产的核心作用是发现和建构理论逻辑。定性研究的目标并非追求普遍法则，而是更关注特定情境下的个体经验和群体互动。定性研究的典型方法包括实地研究、个案研究、深度访谈、民族志、口述史等。
定性研究的首要优势在于能够提供对社会现象深度的、丰富的、情境化的理解。谢立中曾指出定性研究最大的优势是可以帮助我们揭示社会现实产生和变化的真实原因。(13)通过长时间的田野调查与深度访谈，研究者能够捕捉到社会现象的细微之处、参与者的情感动机和未被言明的隐形规则，从而揭示社会现象背后的复杂逻辑和多重意义。其次，定性研究在理论建构和概念发展上具有重要作用。它能够从丰富的经验材料中发现新的概念、提出新的假设、挑战既有的理论框架，推动学科的创新和发展。第三，定性研究具有高度的灵活性。研究者可以根据研究过程中的新发现调整研究设计，更适合开创性的探索性研究。
当然，定性研究也同时存在局限性。首先是研究结果的有限概括性。由于定性研究通常基于小样本或特定个案，它的研究发现很难直接推广到更广泛的群体或情境。其次，定性研究中研究者的主观性较强，研究者的背景、视角、解释框架可能会影响研究资料的收集和分析，导致研究结果的客观性受到质疑。最后，定性研究中情境的独特性也导致了研究资料和研究结果的可验证性、可重复性相对较差。
定性研究在中国社会学的发展过程中有着悠久的研究方法传统，也面临着新的挑战。杨善华明确指出田野调查是社会学的基本功，即便是定量研究者也应当通过田野调查认识社会。(14)但与此同时，定性研究也存在着系统性不够强、理论与方法的关系模糊、方法论与研究技术相脱节等问题。(15)李培林也指出自费孝通等老一辈社会学家以来，中国社会学的研究形成了优良的社会调查传统，但也面临代表性等问题。(16)
费孝通的研究是定性研究的典型代表。在进入社会学研究之前，费孝通的医学预科综合训练赋予了他包含自然科学在内的跨学科基础，正是这一基础使得费老一生的研究总是保持着尊重实际、坚持实证、推重实效的状态。(17)尽管他的研究旨趣不在定量研究，但他的诸多思想和做法对定量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是我国社会学研究者中从实求知和坚持三实的典范。而这种从实求知的学术追求恰恰是定量研究的核心思想。
(二)定量研究
定量研究对于社会学知识生产的核心作用是证明和否证理论逻辑。定量研究的核心在于将社会现象转化为可操作的变量，并通过数据收集和统计模型来检验预设的假设，并尝试将结果推广到更广泛的总体。定量研究的典型方法包括问卷调查、实验研究，还包括基于文献资料的定量分析等。
数字时代的到来也为定量研究带来了新的资料获取形式和资料分析形式。在数字时代，人们的个人特征与日常行为等信息以数据的形式被保存下来，形成了体量巨大、内容丰富的大数据资源。大数据为社会学的定量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数据资料，产生了新的研究问题、新的测量手段、新的分析维度、新的抽样方法，也发展出了机器学习、仿真模拟、文本分析、网络分析等若干新的定量研究方法。(18)
定量研究同样具有独特优势。其一，概括性和代表性是定量研究的突出优势。通过大样本的随机抽样，定量研究的研究结果能够有效地推广到更普遍的人群，从而揭示宏观社会结构和变迁趋势。其二，定量研究的客观性和可复制性较高。标准化的数据收集方式和统计分析过程使得研究过程相对透明，减少了研究者主观偏见的影响，并使得其他研究者重复验证研究结果成为可能。其三，定量研究在处理复杂关系、多变量关系分析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定量研究可以通过复杂的统计模型，深入讨论多个变量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作用，揭示深层结构性因素的影响。
当然，定量研究也同样存在局限性。首先，定量研究可能导致对社会现象的过度简化和去情境化。定量研究对社会现象进行概念操作化和变量测量，在操作化和测量的过程中可能损失大量信息，忽视了现象背后丰富的社会意义、互动过程和深层文化语境。同时，定量研究的优势之一是可以使用同样的测量指标进行纵向的历史变迁和横向的国际比较研究，但这也导致测量可能忽视了独特的时空情境信息。其次，定量研究在构建新理论方面相对较弱。它更偏重于验证既有理论，而不是从无到有地发现和解释新的社会模式。此外，定量研究数据收集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测量误差，可能影响研究结论的有效性。“概念的操作化及其测量是定量研究的瓶颈。”(19)最后，在大数据时代，数据隐私问题、数据真实问题也日益凸显，对研究者的伦理责任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尽管定量研究在中国社会学中取得了长足进步，但针对定量研究的固有劣势和发展中的偏倚趋势，定量研究者也进行了深刻的方法反思。陈云松等尖锐地指出定量研究仍面临着双重危机，即基于内生性问题的因果逻辑危机和基于时空问题的理论视野危机，并提出走出双重危机的五个途径，即追踪时间差异、培育实验思维、关注濡染机制、构建宏观测量和再建理论思维。定量研究的新范式可以在四个方面实现新的突破，即研究论据复合化、检验方法复制化、呈现方式精练化、研究目标科学化。(20)未来的定量研究必须变得更严谨，例如通过多变量、多模型、多数据来证明同一假说，并走向可复制、可验证的科学道路。(21)
(三)不同研究方法对学科发展的独特贡献
在社会学的发展过程中，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共同为发展新的理论知识做出重要贡献，二者对学科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缺一不可的作用。
定性研究为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带来了深度理解与理论创新。定性研究提供了对人类社会复杂性的深度理解和人文关怀。它通过对个体经验、群体互动和文化意义的细致描绘，揭示了社会现象的微观机制和主观维度，补充了定量研究在解释“为什么”和“怎么样”方面的不足。定性研究在理论建构和概念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许多经典的社会学理论，如符号互动论、日常生活社会学等，都源于定性研究对经验世界的深入洞察和归纳。定性研究范式使得社会学保持批判性反思的能力，通过深度挖掘关注特殊群体，丰富了社会学学科的理论视野和解释力。
定量研究为社会学的学科发展提供了科学进程与宏观洞察。定量研究的兴起和发展推动了社会学的科学化进程。它引入了严谨的测量、科学的抽样和统计分析技术，通过大规模的数据揭示宏观社会结构、趋势、变迁。社会分层、收入不平等、人口流动等都是定量研究的经典议题。对这些宏观数据的分析，能够为公共政策制定提供经验依据。定量研究范式帮助社会学从哲学思辨走向实证科学，增强了社会学学科地位。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在社会学的发展中形成了互为补充的关系：定性研究提供了理论生长的根基，定量研究推动了科学化进程，二者共同构成了社会学知识生产的动力。一方面，定性研究以深度经验支撑理论创新，另一方面，定量研究通过各类数据验证理论的外部效度。随着社会学对理论自主性的重视增强，本文作者也曾明确提出“理论导向的实证研究”(22)。理论导向的实证研究并非单纯的定性研究或定量研究，而是一种以理论研究为起点，以经验研究为路径的综合性范式。它坚持理论研究必须通过实证阶段完成对理论的证明。其研究思路是“想问题、究理论、重证明”，强调研究应由理论问题驱动，基于理论困惑产生可操作的概念或假设，再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修正或发展理论。相较于单一的定性或定量取向，理论导向的实证研究更能充分体现社会学在理论和经验的双重属性。长远来看，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之间的张力是一种内在的驱动力，促使社会学者不断反思方法论的边界，探索新的研究路径。二者共同构成了社会学研究的完整图景：定性研究提供深度，定量研究提供广度；定性研究解释“为什么”，定量研究揭示“是什么”。如果能够结合两种方法，研究者可以从不同视角审视同一社会现象，就能够实现两种研究范式的优势互补，使得研究结论更加全面、深入和可靠。
五、混合方法研究与学科建设
“社会研究永远没有最好的方式，只有最合适的方式。”(23)基于这种思想，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混合方法研究(Mixed Methods Research)应运而生。混合研究方法的兴起，不是简单的技术工具叠加，而是对社会学学科建设具有深远影响的方法论变革。它在哲学基础、实践层面、功能层面都为社会学的学科发展提供了有益动力。
(一)哲学基础的拓宽
混合研究方法在哲学上得到了实用主义和批判实在论的有力支持。混合研究方法的核心原则在于问题导向优先于研究范式的对立。这种转变标志着社会学方法论的成熟，超越了简单的技术选择，进入了更深层次的哲学反思和实践创新阶段。它并非基于人文主义或实证主义的哲学基础，而是一种基于实用主义产生的研究方法。实用主义强调研究方法的选择应以解决实际问题、回答研究问题为导向，而非拘泥于单一的哲学立场。(24)只要能够有效理解社会现实，任何方法都是有价值的，从而打破了方法论的门户之见。批判实在论则进一步为混合研究方法提供了本体论基础，它认为社会现实既有客观结构，也有主观意义，因此需要兼顾实证测量和意义解释，才能获得对社会现象的全面认识。(25)这种哲学上的超越，能够帮助研究者摆脱非此即彼的困境，从根本上为两种方法的有机结合提供了理论合法性。
事实上，跨学科的研究中也同样提出了定性与定量方法的协同。钱学森在关于复杂巨系统问题的处理中提出的系统工程法就是一种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法。他提出，定性与定量是一个辩证过程，在定量的认识过程中要使用大量定性的东西，目的是最后把模型建立起来进行定量研究。在有了概括的提高的认识后，又从定量上升到定性了。即从定性到定量，定量又上升到更高层次的定性。尽管钱学森最初的研究问题是自然科学的研究，但他在著作中明确提到“人就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因此，从方法论的层次看，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中的定性与定量也同样是辩证过程，需要混合协同研究。(26)
(二)混合研究方法的实践
混合方法研究并非简单地将两种方法并列，而是根据研究目的和研究问题，设计不同的整合策略。在实践层面，克雷斯威尔(John W.Creswell)在他的著作中提出了多种混合方法设计类型，常见的包括顺序性设计、并行式设计、转化式设计三种大类。(27)
第一类顺序性设计是按照时间先后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具体又包括探索式序列和解释式序列。其中，探索式序列先定性后定量，先进行定性研究以探索现象、生成理论或概念，然后基于定性发现设计定量研究进行验证或推广。解释式序列先定量后定性，先进行定量研究以识别趋势、关系或异常值，然后进行定性研究以深入解释定量发现背后的原因和机制。第二类并行式设计是在同一时间段内收集定量和定性数据，随后进行整合分析。具体包括汇聚式并行和嵌套式并行。其中，汇聚式并行指同时收集定量和定性数据，分别分析后进行结果的比较、印证或互补。嵌套式并行则以一种方法为主导，另一种方法嵌套其中，为主要研究提供补充数据或视角。第三类转化式设计则是指研究设计以特定的理论视角为指导，旨在促进社会变革，研究方法的选择服务于这一目标。
近年来，国内的学者也开始讨论两种研究范式融合的具体路径。在传统的研究方法中，定量与定性研究的方法论困境呈现出明显的互补特征：定量研究的情境意义不足可通过定性研究的微观深描弥补，定性研究的因果推断薄弱则需借助定量方法的系统验证强化。谢立中提出的“人文主义量化研究”和陈云松提出的“宏观定量社会学”代表了方法论融合的两种核心路径，前者主张在量化框架中嵌入意义诠释维度，后者强调定量分析对宏观结构的系统性把握。(28)
在研究方法层面也出现了一些具体的混合研究方法，其中定性比较分析是其中标志性的新方法。定性比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QCA)是一种融合了定性研究思想和定量分析技术的综合研究方法。它从组态视角出发，将每个个案视为一个整体，通过案例间的比较分析，揭示不同条件及其组合对结果的解释程度。定性比较分析作为定量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产物，在社会学领域日益受到关注，为分析日益复杂的社会现象提供了新的方法论工具，它整合了多种研究方法的优势，具有优于单一研究方法的解释力。(29)
除了定性比较分析等明确的混合研究方法之外，社会学者们还陆续尝试将具体的研究方法进行混合。例如，个案研究与调查研究结合、网络民族志与大数据分析结合、口述史深度访谈与追踪调查结合、实验研究与田野观察结合等等。在这些具体的混合研究中，定量分析提供广阔的背景和普遍趋势，而定性分析能够深入解释这些趋势背后的原因和机制，揭示复杂社会现象的深层逻辑。这种方法的结合有助于克服单一方法的局限，增强研究结果的说服力，并最终更好地服务于对复杂社会问题的理解。
(三)混合研究功能的拓展
第一，交叉对比与相互验证。混合方法最基本的功能就是可以通过两种不同的方法来研究同一个问题，研究者可以将两种研究结果进行交叉对比和相互验证。如果两种方法独立得出的结论相互支持，则共同增强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第二，补充性与解释性。混合方法研究使得研究者能够更完整地回答“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的问题，提供更加丰富的社会图景。定量研究的优势在于发现变量间的相关关系，而定性研究则擅长通过对个体行动和互动的分析，深入挖掘因果的机制和过程。混合研究可以综合客观规律的因果推断和深入意义建构的价值阐释，共同构成完整的科学研究。
第三，发展与创新。混合方法研究为理论创新提供了肥沃的土壤。(30)研究者可以通过探索式序列设计(先定性后定量)，从无到有地发展新的概念或理论，再用定量方法进行大样本的验证；也可以通过解释性序列设计(先定量后定性)，在定量发现了初步的结果时，用定性方法深入探讨背后的原因和机制。(31)这种互动过程能够帮助研究者超越既有的框架，发展研究问题，推动理论创新。
第四，推动学术共同体的建设。混合方法研究打破了定性与定量的方法壁垒，实现了不同研究传统的学者相互交流、学习与合作。这一突破有助于培养新一代具有跨学科视野、跨方法传统的青年学者。总而言之，混合方法研究不仅是一种新的研究工具，更是一种新的思维范式，它促使社会学重新审视知识生产的本质，以更加开放、包容、系统和务实的态度去面对和解决复杂社会问题。
结论
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学研究中功能不同、缺一不可的两种基本范式。二者双元共生，各有优势与局限，唯有辩证看待、扬长避短，才能全面把握社会现实，合力推动学科发展。
回顾中国社会学研究中定性与定量方法的历史演变与方法争论，可以清晰地看到，这并非简单的技术路线之争，而是对社会学知识本质、研究目标乃至学科使命的持续探索。从早期的范式之争到当前的多元共存与融合趋势，研究者逐渐认识到，社会现实的复杂性要求我们超越单一方法的局限，拥抱方法论的多元主义。
定量研究以其严谨的测量、统计分析和概括能力，为社会学提供了宏观洞察和科学合法性，使其能够有效揭示社会结构、趋势和变迁。在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国，定量研究可以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可靠的统计依据，也为检验社会学理论提供了客观的数据支撑。然而，过于倚靠数据分析往往会造成研究就数据而谈数据的问题，忽略了概念的内涵和社会文化背景。时至今日，高质量数据的获取和共享机制仍待完善，仍有一些研究存在数据质量参差不齐的问题。在大量实证数据共存的当下，由于测量不足而研究停滞的情况也时有发生。这些不足都提醒我们，定量方法必须与严谨的理论框架和本土知识相结合，避免流于“精致的平庸”。可以预期，如果在定量研究中注入定性研究的思维，能够帮助具体研究与独特的社会情境相结合，提升研究的社会意义与人文关怀，提高理论创新活力。
定性研究则以其对意义、经验和情境的深度理解，为社会学注入了人文关怀和理论创新活力，使其能够捕捉微观世界的丰富细节，并构建具有解释力的理论。典型个案研究、民族志研究，以及近年来兴起的口述史研究，能够透过参与观察或深入访谈，捕捉到统计数据无法展现的意义世界。中国社会学大量的村寨调查、社区研究、口述史访谈等，都为理解中国文化与社会提供了独到洞见。然而，在社会飞速转型、价值观日趋多元的当代社会，单一社区或个案的经验可能不足以解释整体社会现象，研究者的主观意志和个人选择也应避免造成以偏概全的困境，在定性研究中需要引入更广阔的视角，保持客观严谨。我们同样可以预见，如果在定性研究中注入定量研究的思维，可以帮助研究提高代表性、严谨性、科学性，在一般意义上与国内外的其他研究对话。
定量宏观理性，定性微观深刻；定量提供测量的精确性，定性提供意义的丰富性。二者并非对立，而是互补关系。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研究方法的选择往往取决于研究问题本身。当我们需要把握大范围的结构特征并寻求理论逻辑存在条件的严格证明时，定量研究是不二之选；当我们需要探究行为背后的动机过程并期待发现新的理论逻辑时，定性研究则是绝佳方案。更重要的是，社会学的研究者应当也已经具备了兼容并包的意识，能够综合运用多种方法以克服单一方法的盲区。当前的社会学界已经认识到，不应为了范式之争而厚此薄彼。相反，不同研究范式取向的学者在相近议题上应取长补短，加强对话。近年来混合方法研究的兴起正是顺应这一趋势，通过多层次、多阶段的整合策略，最大程度地发挥每种方法的专长，实现对研究对象更全面的把握。混合方法研究、定性比较分析、大数据分析等新兴方法的运用，都使得研究者可以更好地实现宏观与微观、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结合，从而获得对中国社会现象更全面、更深刻的理解，共同服务于中国社会学的繁荣发展，为理解和回应社会变迁和发展贡献智慧。总之，无论定性还是定量，都是认识社会的工具而非目的。中国社会学的发展经验表明，唯有坚持客观严谨的实证精神，秉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在方法运用上不拘一格、灵活创新，才能不断深化对复杂社会现实的理解，推动学科的健康发展。
本文的修改过程得到了程诚、耿言虎、郝明松、姜利标、雷鸣、李晓光、芦强、缪晓雷、帅满、王建、王思钦、王学旺、肖阳、杨洋、杨张博、张顺、张伊雪的建设性修改意见，博士生吕风光协助完成了期刊文献的梳理统计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注释：
①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已有学者指出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并非绝对对立，也不完全对应人文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哲学基础。如谢立中在阐述两种研究范式时提出既存在着人文主义的质化研究范式，也存在着实证主义的质化研究范式，谢宇在新近研究中也强调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参见谢立中：《再议社会研究领域量化研究和质化研究的关系》，《河北学刊》2019年第2期；谢宇：《社会学本土化与定量研究的再思考》，《学术月刊》2024年第3期。
②加里·金、罗伯特·基欧汉、悉尼·维巴：《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陈硕译，格致出版社，2014年。
③Henry Brandy,David Collier and Jason Seawright,"Refocusing the Discussion Methodology," in Henry Brady and David Collier,eds.,Rethinking Social Inquiry:Diverse Tools,Shared Standards,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10,pp.15-32.
④盛智明：《超越定量与定性研究法之争——KKV对定性研究设计的启发》，《公共行政评论》2015年第4期。
⑤吴文藻：《论社会学中国化》，商务印书馆，2010年。
⑥卢晖临、李雪：《定性研究的方法论基础》，高翔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学术前沿(2006～200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
⑦卜玉梅：《虚拟民族志：田野、方法与伦理》，《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6期；项飙：《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
⑧程诚：《同伴社会资本与学业成就——基于随机分配自然实验的案例分析》，《社会学研究》2017年第6期；李晓光：《趋同与分化：雇主决策视角下高学历者的教育失配研究》，《社会》2024年第6期；张军华：《幸福感城乡差异的元分析》，《社会》2010年第2期；唐斌斌、刘林平：《市场转型理论哪一些研究结论是可信的？——对市场转型实证研究结果的Meta分析》，《社会学评论》2021年第5期；杨张博、高雅婷：《制度环境、企业所有权与连锁网络断裂》，《社会学研究》2024年第6期；刘河庆、梁玉成：《政策内容再生产的影响机制——基于涉农政策文本的研究》，《社会学研究》2021年第1期；陈茁：《社会结构的文本大数据测量——以中国社会职业地位变迁为例(1940—2015)》，《社会学研究》2025年第2期。
⑨周飞舟：《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迈向“家国一体”的国家与农民关系》，《社会学研究》2021年第6期。
⑩黄盈盈、王沫：《生成中的方法学：定性研究方法十年评述(2011—2021)》，《学习与探索》2022年第5期。
(11)王宁：《地方消费主义、城市舒适物与产业结构优化——从消费社会学视角看产业转型升级》，《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4期；黄晓星、杨杰：《社会服务组织的边界生产——基于Z市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的研究》，《社会学研究》2015年第6期；向静林：《市场纠纷与政府介入——一个风险转化的解释框架》，《社会学研究》2016年第4期；王春光：《地方性与县域现代化实践——基于对太仓与晋江持续近三十年的调查》，《社会学研究》2023年第3期；盛智明、李淑华：《关系运作与保险营销——“社会—经济”关系互构及其边界》，《社会学研究》2024年第3期；赵瑜佩、张毅：《流动平衡、参与共创与包容竞技——半职业电竞青年的劳动生活方式研究》，《社会学研究》2024年第6期；赵磊、杨伟国、陈龙：《互联网平台劳动力组织形式的演变过程与机制—— 一个“动力—能力”的分析框架》，《社会学研究》2024年第3期；艾云、李祥、向静林：《数字时代金融诈骗组织的运作机制——基于非矿公司金融诈骗的网络民族志研究》，《社会学研究》2023年第5期；王宁、冒州、陆吴棋：《当代青年中的轻型消费——基于双重时间坐标视角的分析》，《青年研究》2025年第1期。
(12)周晓虹：《口述史、集体记忆与新中国的工业化叙事——以洛阳工业基地和贵州“三线建设”企业为例》，《学习与探索》2020年第7期；胡洁、周晓虹：《为中国式现代化服务：社会学学科建设40年》，《社会学研究》2023年第2期；胡洁、周晓虹：《变迁时代的生命历程、人生转折与心理嬗变——“知青”一代社会学家的口述史与集体叙事》，《心理学报》2024年第7期。
(13)谢立中：《实证性量化研究和诠释性质化研究的联结：来自韦伯的启示》，《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14)杨善华：《田野调查：经验与思考》，《社会研究方法评论》2024年第1期。
(15)吴肃然、闫誉腾、宋春晖：《反思定性研究的困境——基于研究方法教育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8年第4期。
(16)李培林：《乡土中国质性研究方法的讨论和反思——在第二届魁阁青年学者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魁阁学刊》2024年第1期。
(17)张冠生：《斯人斯土：费孝通的一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5年。
(18)边燕杰、缪晓雷：《大数据视野下的社会科学实证研究》，《智能社会研究》2025年第1期。
(19)风笑天：《推动与引领：〈社会学研究〉三十年来的方法研究论文回顾》，《社会学研究》2016年第6期。
(20)陈云松、贺光烨、吴赛尔：《走出定量社会学双重危机》，《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7年第3期。
(21)陈云松、吴晓刚：《走向开源的社会学定量分析中的复制性研究》，《社会》2012年第3期。
(22)边燕杰：《理论导向的实证社会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5年第2期。
(23)风笑天：《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差别及其结合》，《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
(24)风笑天：《定性研究：本质特征与方法论意义》，《东南学术》2017年第3期。
(25)谢立中：《实证性量化研究和诠释性质化研究的联结：来自韦伯的启示》，《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26)钱学森：《创建系统学》，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年。
(27)约翰·W.克雷斯威尔：《研究设计与写作指导：定性、定量与混合研究的路径》，崔延强主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年。
(28)谢立中：《再议社会研究领域量化研究和质化研究的关系》，《河北学刊》2019年第2期；陈云松：《当代社会学定量研究的宏观转向》，《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3期。
(29)许琪：《定性比较分析(QCA)方法的相对优势、操作技巧和应用前景》，《社会研究方法评论》2025年第1期；杨可：《QCA：推动定性研究知识生产的有力工具》，《社会研究方法评论》2025年第1期。
(30)徐治立、徐舸：《社会科学“混合方法研究”范式争论与方法论探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1年第5期。
(31)风笑天：《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差别及其结合》，《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