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9世纪上半叶，达尔文所提出的生物演化论思想，实际上已包含了对语言演化的体认与观察，也对人类语言的研究提出了演化论层面的新视角。语言能力作为人类的生物属性之一，其生理基础与演化机制的研究必然引起进化生物学、进化心理学、演化语言学等不同学科的共同兴趣。文章回顾与评论了近二百年来演化论照耀下语言研究的得失，说明各种学术观点与论证背后的不同学科背景及立场，并强调了运用分子生物学或脑科学等实证研究范式探索语言演化问题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关键词：生物演化论  语言演化  语言官能  实证研究

作者简介：尹嘉怡（1997—），女，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理论语言学专业博士生。郑伟（1979—），男，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理论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研究。

在1859年《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首次出版至今天的现代综合演化论（modern synthetic theory of evolution）的166年间，进化论（后发展为演化论）的内涵和范畴发生了深刻广泛的变革。作为科学理论和科学知识，演化论因其在生物学、地质学等方面的丰硕成果最为人所熟知。而本文则着眼于以科学思潮发端、作为科学思想牵动现代各科学分支的演化论思想，原因有二：第一，对于现代历史而言，演化论思想具有其他科学主张难以企及的前瞻性，其设想指向了随后在各个基础学科出现的物质与生物器质性证据，带来了现代人类认识的实质性提升。演化论思想对于现代科学的塑造力量所暗含的正是现代科学乃至整个现代看待自然与人的眼光的根本性转变，其思想内涵指涉的正是现代科学的思辨方式与实践路径。演化论的成就与影响力毫无疑问，但其思想价值仍需进一步阐释，尤其是它在科学历史中的内部进路与外部进路的具体展开。这也是20世纪中期以来的科学史与科学思想史所企盼的。在科学自身与其历史日益成熟的今天，这项工作显然是有益且充满可行性的。第二，演化论思想的前瞻性与其所牵涉出的科学迷思一道，在历史上比物质证据更加直接深刻地引导了同时代其他科学领域的探索。其中，现代语言学与现代科学中的各类语言议题的进展就是一则生动例证。借此，我们能够从演化论影响下的语言研究的观念发展和实证进展着手，对上述进路的研究缺口进行补充。在此基础上，我们关注当今以演化语言学、生物语言学为代表的演化论思想下的各层次的语言研究中的核心问题及其进展。循此，我们能够就当代语言学提出可能的路径认识语言，并进一步认识到演化论在今天依然在发挥着思想力量。

一、作为思想动力的演化论

16世纪到17世纪伊始，伴随着“科学革命”的完成，科学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数百年来，科学已成为人类认知世界的重要手段，同时塑造了人类认识世界的新眼光与新思想。物理学、化学等自然学科先后完成了蜕变，而现代生物学的建立在此进程中相对晚近。在达尔文学说提出的前夕，科学的曙光已照进西方文明，逐步动摇宗教思想，并成为当时社会的另一股主要思想力量。同时，人类对于使用科学方法研究地球上丰富多彩的物种的兴趣大大提升，与生物研究相关的各个学科也在如火如荼地开展，如地质学发现并整理了大量化石，胚胎学在研究动物发育上取得进展，解剖学比较不同动物在生理结构上的异同，生物地理学的发现反映出多样物种与地理分布之间的关联。

与此同时，各学科的研究成果还牵涉出更多发人深思的疑问，例如化石记录与物种年代之间的对应关系、胚胎发育中不寻常的特征以及生理结构上奇异的特性、生物之间似乎充满联系而地理分布却四处散落。当时主流的神创论已无法合理地解答这些问题，而自然科学的演进又赋予唯物主义者群体以更大的信心。演化论（theory of evolution）思潮在18世纪后期逐渐流行开来，人们期待经由自然科学的路径寻找直观可靠的真相。随着对自然的观察和研究的累积，假使没有演化观念所带来的思想革命，那么不仅这些奇特且与人息息相关的现象无法取得令人信服的解释，还会使人陷入诡辩的怪圈及更深的困惑。今人也无法看到种种有关地球和生命的精彩阐释，更无法想象此中催生的技术飞跃与思想革新。

几个世纪以来，人在放眼自然界的自然科学旅程中不断生发出有关人本身的更深刻、更本质的议题：人有何特性与机制？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是如何的？人从何而来？伴随着这些追问，19世纪的生物学开始像其他分支学科一样走向体制化，并成为现代科学领域的主要学科和一大板块。其中，达尔文的演化论作为19世纪生物学的重要成果之一，不仅深刻地影响了生物学的走向，还奠定了人类的自然观乃至世界观的转向。

达尔文无疑是那场演化思潮中最为瞩目的先锋人物。在他的经历中，我们不仅能看到一位极具求索精神和科学素养的实践者，还看到一位敏锐审慎且高瞻远瞩的思想家。在1831年12月17日到1836年10月2日这五年中，达尔文作为自然学者乘坐“贝格尔号”皇家军舰进行了环球考察，这为他接下来的工作生涯打下了极为坚实的基础。达尔文的有关生物演化的想法在1839年就已成型，但他本人认为，在20年后的1859年，他的工作才将近结束⁽²⁾。出版于1859年的《物种起源》及达尔文的其他著作、信件等，绝不是对地球上千姿百态的物种生活的陈列展示，更不是一种为了挑战旧观念而出现的自圆其说的产物。“那么什么是达尔文学说？答案很简单：基于自然选择的演化理论。”⁽³⁾从一个极为大胆的猜想出发，达尔文开展了严谨有序的调查，并通过观察分析其收集的翔实资料，从时间和空间的尺度上推演物种之间的联系与共性，结合当时其他学者的证据与理论，审慎地提出观点，并对更复杂的问题作出基于事实与逻辑的进一步假设。“在已经提出的观点中，有许多是高度推测的，无疑还有些将被证明是错误的；但是，我在每一个场合中都举出了导致我为什么主张这一观点而不主张另一观点的理由。”⁽⁴⁾达尔文从方法上和思想上都为科学研究树立了范本，他所留下的玄思妙想也成了后来者的前进方向，作为科学理论的演化论的预测效力也在后来各个领域的科学实践中展现得淋漓尽致。更重要的是，除了向我们揭示地球上生命起源的可能的真相，演化论为所有科学继承者展现了广袤无垠的前进方向，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探索动力。

从今天的科学及其规范来看，达尔文的进化论仍因其理论性和思想性具有双重的重要意义。从理论性来看，达尔文的进化论显然符合福尔默（Gerhard Vollmer）⁽⁵⁾所定义的好的科学理论的必要特征和理想特征。必要特征是非循环性、内在一致性（不矛盾性）、外在一致性（与业已确证的大部分知识相协调）、解释力、可检验性及检验成功（确证）。理想特征是可预测性和可再现性，还有丰富性和简单性（简约性）。可预测性和可再现性并非必要条件。福尔默认为，非必要条件尤其是针对一些历史科学来说的，如进化生物学。这是因为在通常情况下，这类科学的可预测性和可再现性都是受局限的。但值得注意的是，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演化论在各个领域内都呈现出微妙的因而是广义上的可预测性与可再现性。

这也恰恰说明了在另一方面，即演化论的思想性的价值也彰显于此。百余年来，从后来发展为基因论的孟德尔颗粒遗传假说的加入与融合，到更多现代理论与方法的参与—如大陆漂移理论、分子生物学方法、分子分类学方法、人工选择、基因测序，都是对演化论学说的捍卫与完善。达尔文学说的核心理念经过了各个相关学科的反复检验与印证，并带领各学科围绕演化问题发展出综合的现代科学共同体。同时，演化论的预测为各学科指出研究方向，各学科借此不断更新研究方法和开拓研究思路。如今，达尔文学说也随科学进程发展成为现代综合演化论（modern synthetic theory of evolution）。现代演化论的核心包含六个方面：演化、渐进性、物种形成、共同祖先、自然选择，以及演化改变的非选择性机制。⁽⁶⁾这些理论基于达尔文学说的核心内容，吸纳了各学科领域的新方法和新成果，引领生命科学及更多学科走向新的高度，同时仍在不断接受科学事实与认识方法的校验。

演化科学俨然是当今自然科学领域中的一片沃土：“为理解演化的秘密，科学家们使用了各种现代化的研究手段，形态的与分子的、遗传的与生化的、个体的与群体的、数学的与计算的、理论的与实验的等，使得演化科学从一个十九世纪下半叶尚仅有不多的人从事的纯理论研究，演变成了由经验观察得到大量事实支持的定量科学。”⁽⁷⁾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演化论的影响力已远远超越了一个猜想与验证的科学故事，它掀起的是一场有关我们如何看待生命本身的思想革命与远大航程。

在托马斯·库恩（Thomas S. Kuhn）1968 年发表的《科学史》⁽⁸⁾一文中，他认为科学史这一始于1950年的新兴学科的研究进路主要有二：一是把知识作为科学实体来考虑的“内部进路”，另一则是把科学家作为一个更大文化范围中的社会群体来关注的“外部进路”。从内部进路（内部史）来看，库恩认为，对于《物种起源》为什么是（生物科学中的）一项重大成就这个问题上，由于在关于进化论的文献中，大多是从哲学普遍性水平上写作的，缺少具体向达尔文提供资料或提出问题的充分的专业历史资料，因此很难对此解释或给出定论。⁽⁹⁾就外部进路（外部史）而言，思想史家的确会考虑科学对于西方思想各方面的影响，但从结果来看，此前的思想史研究更多证明了科学的威望，而非说明科学在思想上的具体影响。如今，我们距离库恩的时代又已经迈过了半个世纪。然而我们发现，就始源于《物种起源》至现代综合演化论的这段演化论的科学历史而言，库恩的观察与评述依然是中肯且现实的。

这无疑为我们指出一点，对于现代人而言，值得我们提出与关注的就是在演化论上的具体科学进展，尤其是演化论思想之于各个学科在近百年间所产生的具体的理论、假设、实证成果等。当今，我们能够比前人更加真实地感受到演化论对现代科学乃至现代社会的整体塑造，但演化论的科学史与思想史本身仍然是不够清晰的。作为科学工作者，诚如库恩当年所发现与倡导的那样，我们仍需要一方面从内部进路入手，关注演化论领域内部具体科学知识的增长；另一方面要通过探讨与解读具体的科学工作以实现科学史与思想史的“架桥”⁽¹⁰⁾。因此，下文将以语言研究（尤其是现代语言学以来的语言研究）为切入点，展开探讨演化论思想是如何参与和推动现代科学中的语言研究的。

二、人类语言、生物基础与演化论

（一）具有生物属性的人类语言

我们普遍认同语言是人与其他物种的实质性区别。当我们从生物学视角把人作为自然界中的物种来考察时，语言无疑是人类所持有的最显著的特性、能力、行为。语言的复杂性不仅体现在与动物行为的比较中，还体现在与人类其他行为的比较中。相较于基础行为，如行走、进食、睡眠等这些基本被认为是适应性的行为，语言的功能更加复杂、形态更加丰富，因此它的生理及生物基础也就更难被捕捉，其机制原理也更难被探明。

作为一种复杂系统，语言既是基于发声（phonation）与发音（articulation）器官的信号工具，又是基于大脑的思维官能，并且还是基于身体和群体的交际手段。历代思想家与科学家都已经注意到语言的独特性与复杂性。语言的基本形式是语音，而语音的生理解剖结构能够在人的身上被找到，即人具备其独特的精巧的发声系统。另外，达尔文也曾谈道：“宏伟的语言科学奠基人之一霍恩·图克（Horne Tooke）论述，语言是一种技艺……这肯定不是一种真正的本能，因为每一种语言必须学而习之。然而，语言和一切普通技艺都大不相同，因为人类有一种说话的本能倾向。”⁽¹¹⁾

现代语言学及相关学科仍在继续深入考察这种独属于人的天赋与本能。当代生物语言学代表人物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提出刺激匮乏（poverty of stimulus）观点⁽¹²⁾，也进一步从逻辑上佐证了语言并不是完全由后天习得塑造的一门技艺，语言功能的表象下反映了人这一生物所特有的能力。生物学告诉我们，这种思维和说话的本能的生理基础与人的大脑这一器官有重大关联。同时，语言在人类群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达尔文通过将人类群体与其他物种群体作比较，发现了许多相似之处：某些语词的发音来自对各种声音的模仿、当代语言的发音中保留着古代该语言发音的“遗迹”、优势语言或方言会导致其他语言被淘汰甚至消亡，仿佛在进行生存斗争，不同语言可以混合以致“杂交”产生新的语言内容和形式等。以上有关语言的种种侧面都鲜明地反映了语言、人、自然三者之间微妙且深刻的联系。

从历时和共时等不同角度，我们都能看到语言与生物之间的许多相似之处，因此格外引人遐想。Q. D. 阿特金森（Q. D. Atkinson）等总结过多对生物学和语言学中的相似概念。⁽¹³⁾

然而，科学史上的事实是，一方面，科学实践者在这些联系的启示下对语言的起源与语言官能（languagefaculty）的本质展开了一定的构想与假设；另一方面，在达尔文所处的时代以及之后漫长的近一个世纪中，语言研究主要围绕语言本体展开，通过理性的内省（introspection）、观察（observation）、描写（description）、分析（analysis）等方法刻画语言本身的性质，而尚未深入探索语言的生物性。这一时期，人已经走出古代的“巴别塔”，能够将人类已拥有的纷繁多样的语言面貌在时空平面上予以客观、理性之审视。但科学并不是关于充分联想与自我辩护的学科，相反，自然科学寻求的是直观切实的证据和严谨可靠的理论。如果我们将所观察的人类行为直接全部归因于具有基因基础的可遗传的适应性，这既不符合科学的态度，又无益于我们进一步认识这些行为的本质。就当时的科学条件来说，这样的假想是难以实现的。总之，尽管自从演化观念出现以来，人们就已经观察并分析了作为人类行为之一的种种语言现象，但仍不能使用演化论作为一种特定标尺去衡量语言。科学中新证据的发现需要一定科学时期内的积累和突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现代语言学建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科学技术及其生发出的思想动力尚不能支撑关心语言问题的研究者朝着探索其生物本质的道路继续进发。因此，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内，“在语言的起源问题上，关于语言有大量的普及文献，阐述其起源与本质，其中不乏有些精辟明晰的见解。然而，由于许多方面欠缺数据和知识，关于这些问题的智识进展其实减缓了，言不及义的冗词赘语反而增加了”⁽¹⁴⁾。

（二）演化论与现代语言研究的弥合

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一书中的结论部分已经宣告：“人类起源于某种体制较低的类型，这一结论现在已得到了许多有正确判断能力的博物学者们的支持。这一结论的根据绝不会动摇，因为人类和较低等动物之间在胚胎发育方面的密切相似，以及他们在构造和体质的无数之点上的密切相似。”⁽¹⁵⁾如今，这一伟大宣言得到了发展的解剖学、胚胎学、发育学、遗传学、地质学、生物地理学、古生物学、分子生物学，甚至脑科学、医学等领域学科的积极支持，从而成为现代生命科学的思想根基。正如 W. 特库姆赛·菲奇（W. Tecumseh Fitch）⁽¹⁶⁾所指出的那样，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和演化理论具有普遍适用性，语言演化研究并不需要某种特殊的演化理论。问题在于突变和渐变论、连续与非连续论、机制和功能等问题的具体争议。但在新达尔文综合论（New-Darwinian  Synthesis）和演化—发展（evo-devo）等思想指导下，这些争议实际已不是争议。也就是说，无可否认的事实是，从我们发问开始，演化论始终是我们的思想基础，并且就理论发展而言，绝大多数有关语言的研究工作也都非为了颠覆演化论，而是跟随其思想向更深处迈进。

对语言生物性本质的发掘是近几十年才兴起的课题。人类认识史上第三次综合思潮发轫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在20世纪30—40年代广泛扩展，20世纪50—60年代继续高歌猛进，20世纪70—80年代达到高潮，成为现代科技革命的主导思潮，深刻影响人类现代生活的一切领域，引导着现代人的思维活动⁽¹⁷⁾。语言研究的生物学转向也是这一思潮中的代表之一。现代演化论、分子生物学、计算机科学、脑成像技术等纷纷出现并飞速发展，在现代生物学的纲领下，这使得语言研究者得以重拾探索语言及其生物性质的愿望。

达尔文将语言视作人类心理能力或心理官能（mental  faculties）之一。马克·D. 豪泽（Marc D. Hauser）等阐述的语言官能理念也充分折射出具有生物基础的官能思想在当代的延续⁽¹⁸⁾。同时，乔姆斯基所倡导的生物语言学，如今也发展成为语言研究领域中最前沿与最热门的分支之一。几十年来，生物语言学论著不断涌现，林内贝格（Lenneberg, 1967）⁽¹⁹⁾、利伯曼（Lieberman, 1973, 1984, 1991）⁽²⁰⁾、詹金斯（Jenkins, 2000）⁽²¹⁾、吉凡（Givón, 2002）⁽²²⁾、乔姆斯基（Chomsky, 2002）⁽²³⁾和贝里克、乔姆斯基（Berwick & Chomsky, 2016）⁽²⁴⁾等是其中的代表。从1974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召开以“A Debate on Bio-Linguistics（一场关于生物语言学的讨论）”为主题的国际生物语言学研讨会，到21世纪之始《生物语言学：探索语言中的生物学》（Biolinguistics: Exploring the Biology of Language）一书（詹金斯，2000年）的出版，各类学术演讲、课程、论文、专著、会议上频频出现“生物语言学”的主题⁽²⁵⁾。古往今来，作为人类最具标志性的特征，语言对于研究者来说始终如皇冠上的明珠一样耀眼夺目；也正因此，对语言的研究始终贯穿于对人和自然的研究史，二者相互启发、相辅相成。而时至今日，研究者仍然对语言的生物性这一回应人类本质问题的子课题保持着一贯的热情。

三、演化思想下的当代语言研究

如何从演化论的视角出发研究语言本质？正如任何科学活动一样，演化论框架下的语言研究始终在科学的发现流程中取得发展：研究者观察描述语言现象

（包含语言材料与语言行为）、基于演化论提出相关假设、在实验条件与现实条件中接受校验、进一步修正与完善其理论、提出新猜想并继续接受检验。因此，下文也将从观察现象、提出问题、寻找证据、形成假设与新理论、提出展望等环节展开对这一问题的探讨。

从发出声音信号开始，达尔文及他以前的学者就已经注意了人类这一动作与动物发声行为的相似性。从功能上来说，低等动物和人都能使用无音节的与有音节的声音作为信号传达一些心理中的内容物，以此达成与同类交流的目的。然而，达尔文以其敏锐的科学目光穿透表象，提出了他的真知灼见：“我们区别于低等动物的特性并不仅仅在于有音节的语言……也不仅仅在于把一定声音和一定观念连接在一起的智能。低等动物和人类之间的区别完全在于人类把其多种多样的声音和观念连接在一起的能力几乎是无限大的，而这显然决定于其心理能力的高度发展。”⁽²⁶⁾

然而，当我们试图开始解释这一现象时，只需要从逻辑上继续前行，我们就会发现其中困难重重。由前文提及的现代演化论的六个方面牵动，若语言由演化而来，从共同祖先理论出发，可以进一步追问：动物单调的声音信号系统与人类生成的复杂语言系统之间有多大可比性？低等动物的心理与人类心智有多大可比性？在演化进程的哪个环节或节点上，人类语言作为区别于其他物种的特性出现与存在？由物种形成的方法论启发，对物种的嵌套式分类得出演化树这一方法能否与同样具有从最小单位到更大单位的语言的结构树类比？如果可以，语言系统的生成结构作为现代人类演化出的新特征，其中是否蕴含与符合从低级到高级的渐进性这一概念？最关键也最引人好奇的莫过于自然选择这一机制在语言演化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如果自然选择能够解释语言的出现，我们好奇于语言是否是人类祖先对于环境的适应性特征。如果是，我们还好奇怎样的演化压力导致语言的出现。其中，语言出现与自然选择所造就的人类祖先身体结构及器官的演变的关系是如何的？

进一步地，我们好奇于语言这一行为是否具有在基因上的遗传基础。如有，这种语言遗传基础是否同样出于基因的突变？另外，它是伴随人类这一物种之初就已存在于人，还是在更漫长的适应与机体发育历程中产生的？当然，我们也可以由演化的非选择机制去设想语言的起源。但无论是通过其他方面证据所给出的自然选择仍是唯一能产生适应性的演化过程这一结论，还是通过从人类祖先到幼儿身上普遍存在的语言作为无法替代不可撼动的能力属性这一事实，我们都可以暂时搁置这种猜想，将研究重心放在以上更关键、更有可能成立的议题上。

循着以上一系列议题，百余年来不同科学领域的研究者们在演化理念的根基上，经由丰富的科学范式和方法开展求证之旅，并随之展开热烈的争论，提出新猜想，形成新理论。纵观这一历程，可以将目前所收获的有关语言能力及其生物基础的证据分为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两大类。

间接证据指的是人和动物之间的比对与发现，其中主要是与和人具有更强亲缘关系的物种的生物学比较。然而，无论是通过解剖结构还是基因对照，我们都很难从其他物种身上发现有关人类语言能力的蛛丝马迹。如论者所说：“对于非人的动物的研究几乎没有向我们提供与人类语言交流相关的相似之处，也没有提供与潜在的生物能力相关的相似之处”。⁽²⁷⁾直接证据指的是在分类学意义上的人这一物种自身上的发现。从解剖层面来看，“解剖学上的现代人类”（anatomically modern  humans）的骨化石提示了三项与语言出现有关的进化现象：①胸椎椎管的扩大；②喉的下降；③脑的进一步发育变大。⁽²⁸⁾进一步说，关于大脑层面我们目前所发现的是，人类的大脑比非人类灵长类动物的大脑要大得多，但人类的语言能力不能完全用大脑的大小来解释。可能支持语言能力的人类大脑专门化的证据包括以下几点。其一，与类人猿相比，人类大脑的布罗卡氏区与韦尼克区的皮层小丘更宽；其二，人类大脑布罗卡氏区的体积和韦尼克区的小柱宽度的向左不对称，这一点在类人猿中没有发现；其三，人类大脑的弓状束投射超出韦尼克区域到颞叶皮层的联合皮层区域涉及处理单词的意义⁽²⁹⁾。就基因层面而言，通过“发展性言语运动障碍”（developmental  verbal  dyspraxia）患者所发现的问题基因 FOXP2 被认为是首个被发现影响语言的基因⁽³⁰⁾。然而，这只是在发现语言基因基础的旅程中踏出的微小的一步。我们只能看到一定程度与极有限范围内分子层面的特性与语言能力的关联性。在发现语言与基因间的终极奥秘之前，仅FOXP2基因本身的影响效力和普遍意义就遭遇着种种解释困难。然而，这正是科学的开放态度与探索魅力所在。

科学不会给出惹人耳目的结论，正如杰里·科因（Jerry A. Coyne）所谈到的，“有关人类行为演化的结论必须建立在研究的基础上，而且至少要像研究非人类的动物那样严格精确”⁽³¹⁾。尽管这样的态度对这一议题在学术领域的开展提出了无比严苛的标准和要求，自古以来众人期盼的语言奥秘的解答甚至未必能很快被见证，但正因此，今人的工作才不会流于对演化论初期思想的复现，而是对科学及人类整体文明更加严肃且深远的继承与发展。

结语

基于科学进程中的各项实证，现代科学各领域研究者从不同角度继承和发扬演化论，提出了有关语言来源的各式猜想，并在21世纪初展开论辩。然而，在触及语言演变来源问题的核心之前，不同领域的学者对语言这一概念的理解并不一致，即尚未厘清“我们在讨论语言的什么部分”，进而在“它是如何演化的”这一问题上产生了诸多误解与分歧。就探究语言的生物性而言，乔姆斯基所倡导的生物语言学是当今研究这一问题的主阵地。其中，正如博埃克斯（Boeckx）所指出的，生物语言学旨在揭示语言的生物基础，关注的是“语言官能”的演化，而不是“语言”的演化⁽³²⁾。

基于这一目的，世纪初的论辩后，马克·D. 豪泽（Marc D. Hauser），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和 W.特库姆赛·菲奇（W. Tecumseh Fitch）一同提出了广义语言官能（faculty of language-broad sense, FLB）与狭义语言官能（faculty of language-narrow sense, FLN）之分。广义语言官能（FLB）包含感觉运动系统（sensory-motor system, SM）与概念意向系统 (conceptual-intentional system, CI），以及其他可能的系统。狭义语言官能（faculty of language-narrow sense, FLN）指的是抽象语言计算系统（the abstract linguistic computational system），独立于上述其他与之发生互动和交叉的系统⁽³³⁾。这套概念很大程度上将现代演化论框架下所探讨和研究的语言的问题范畴界定清晰，也就是说，如今只需关心人类狭义语言官能（FLN）的获得。同时，它很大程度上帮助统筹了上一阶段中许多各执己见的猜想与倾向，在其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生物语言学的前进方向。

乔姆斯基（Chomsky, 2002）已经说明，先入为主地使用自然选择来解释语言的各个阶段、各个层面是不明智的，对我们的认识发展也是没有助益的⁽³⁴⁾。在前期的论辩中，一些学者倾向于主要采用适应论解释语言来源。例如，适应论是建立在人类已经拥有语言的基础上，将语言演变看成语言的微演化（microevolution）。在渐变论者看来，语言是由语言输入、处理、存贮和输出等构成的复杂系统，并包含文化和历史等各种因素，因此任何单一基因都不可能对这样一个复杂系统做出完美解释⁽³⁵⁾。

通过上述乔姆斯基等人的理论可以发现，在过去其饱受争议的语言来自非连续性的一次基因突变这一观点，所设想的是狭义语言官能的来源，并无意于试图使用基因突变解释语言的全部。另外，乔氏等人的观点并非否认达尔文学说的内核，演化论中连续的适应性改变，除狭义语言官能中的合并操作为突变进化，广义语言官能其他部分的进化符合并具有明显的进化连续性⁽³⁶⁾。

从达尔文后的一个多世纪里，遗传学、分子生物学、脑科学及认知神经科学高速发展，不断促成现代演化论的形成与进步。在语言演化问题的剖析上，乔姆斯基之生物语言学的现代进化理论基础是包括突变论、渐进论、个体选择论、表型选择观以及J.莫诺德（J. Monod）三因素论等学说在内的多元构念⁽³⁷⁾。我们认为，这一理论充分考察现代科学的证据事实和技术路线，充分吸纳并参与现代演化论，是颇具指导意义和远大前景的。

沿着这一思想，作为构建与推动现代科学的参与者，我们也要始终培养和树立科学思辨的思维和方法，在进入具体假设和研究实践前从逻辑上明确研究对象，划定好研究范畴。相比于理论学科，具有生物学性质的相关研究的重大突破往往基于实证发现。因此，在不断完善理论的同时，要十分重视理论指引下的实证研究。从目前的热点与重点来看，仍要继续开展实验室条件下的基于分子生物学或脑科学范式的研究。未来，随着由各学科协作带来的复杂性科学的进展，或有望早日开展并走向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中的语言演化研究。

注释

(1)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南各民族‘一带一路’邻国语言文字中汉字音的数字化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8ZDA296）的阶段性成果。

(2)达尔文.物种起源［M］.谢蕴贞，译.北京：中华书局，2012.

(3)科因.为什么要相信达尔文［M］.叶盛，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4)达尔文. 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M］. 叶笃庄，杨习之，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5) VOLLMER G. What pseudosciences are good for［M］//VOLLMER G. Wissenschaftstheorie im einsatz philosophy of science in action. Stuttgart: Hirzel-Verlag, 1993.

(6)科因.为什么要相信达尔文［M］.叶盛，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7)科因.为什么要相信达尔文［M］.叶盛，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8)见库恩.必要的张力：科学的传统和变革论文选［M］.范岱年，纪树立，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9)库恩.必要的张力：科学的传统和变革论文选［M］.范岱年，纪树立，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10)库恩.必要的张力：科学的传统和变革论文选［M］.范岱年，纪树立，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11)达尔文.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M］.叶笃庄，杨习之，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12)CHOMSKY N. Rules and representation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13)ATKINSON Q D, GRAY R D. Curious parallels and curious connections: phylogenetic thinking in biology and historical linguistics［J］. Systematic biology, 2005, 54(4).

(14)王士元. 语言演化、古人类学和认知神经科学［J］. 辞书研究，2019（2）.

(15)达尔文. 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M］. 叶笃庄，杨习之，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16)FITCH W T. Evolution of language［M］. Routle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17)罗慧生.西方科学哲学史纲［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

(18) HAUSER M D, CHOMSKY N, FITCH W T. The faculty of language: what is it, who has it, and how did it evolve?［J］. Science, 2002, 298: 1569—1579. DOI: 10.1126/science.298.5598.1569.

(19) LENNEBERG E H. Biological foundations of language［M］. New York: Wiley, 1967.

(20)LIEBERMAN P. On the evolution of language: a unified view［J］. Cognition, 1973(2). The biology and evolution of language［M］.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Uniquely human: the evolution of speech, thought, and self-less behavior［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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