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门洪华，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中国战略研究院院长、教授
来源：本文刊发于《国际安全研究》2026年第3期，第3-28页。
内容提要：国家安全战略谋划与实施，需以国家安全目标为指引，以安全观念创新为先导，以国家安全环境评估为基础，以国家安全战略设计为核心，以国家安全战略体系建构为指向。通过梳理国家安全战略研究的缘起，探讨国家安全战略研究的西方范式与中国思路，在比较分析基础上构建推进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研究的思路框架。文章思考如何超越国家安全战略研究的“美国主义”和“欧洲主义”，强调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战略高度、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战略视角，讨论国家安全观念演进与创新、国家安全环境评估与塑造、国家安全战略谋划与设计、大国安全战略趋向与互动，进而剖析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体系的建构，形成优化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研究的思路框架。
关键词：国家安全战略；西方范式；中国思路；研究议程
安全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与国家战略思考和顶层设计密不可分。国家安全研究的重要性在冷战对峙和大国博弈中凸显出来，主要聚焦于国际关系中国家对武力的使用。随着冷战走向缓和，安全视角从“物的安全”转向“人的安全”，国家安全研究焦点呈现由传统安全问题向非传统安全问题拓展的趋势，国家安全研究的战略性愈加突出，国家安全战略的概念被提出并得到大国的重视。冷战结束后，国家安全的研究范畴不断扩展，随着“合作安全”“普遍安全”“人类安全”“新安全观”等新理念的提出，国家间关系的演进推动了大国战略协调，拓展了国家安全研究的战略视野，国家安全战略研究得以兴盛。进入新时代，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大国关系由合作协调转向激烈竞争，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各国国家安全的任务愈加繁重，“泛安全化”与“去安全化”成为安全研究关注的新主题，如何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处于新的动荡变革期的时代背景下谋划国家安全，成为世界诸国战略研究的核心议题。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深刻改变着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为中国开启新时代、新征程带来严峻挑战的同时，也孕育着新的机遇。中国国家安全战略必然迎来调整期，中国如何谋划国家安全战略更是全球瞩目的重大议题。
一 国家安全战略的缘起与进程
安全是一个基本的哲学社会科学概念，具有深刻的哲学价值和价值观意义。保障国家安全在任何时候都是国家的头等大事，而国家安全几乎涵盖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内容丰富、范畴广阔。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之下，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谋划变得至关重要，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性愈发突出。
国家安全战略的概念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斯蒂芬·辛巴拉（Stephen J. Cimbala）1984年首次明确使用“国家安全战略”一词。1986年9月，美国国会通过《戈德华特—尼科尔斯国防部改组法》，规定美国总统每年要向国会提交一份综合性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1987年1月，里根总统据此向国会递交了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此后，国家安全战略概念受到世界各国广泛运用。在美国官方语境中，国家安全战略概念同时存在着两种理解：一种将其理解为实现国家安全目标的艺术和科学，另一种将其理解为有关国家安全战略的文件。1997年，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出版的《军语及相关术语》首次明确提出国家安全战略的定义，即“为达到巩固国家安全目标而发展、运用和协调国力的各部分（包括外交、经济、军事和信息等）的艺术和科学。也称国家战略或大战略”。2014年版的《美国国防部军事及相关术语辞典》则强调国家安全战略是“正式文件”而非“艺术和科学”，并将国家战略、大战略和国家安全战略等量齐观。2018年，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发布的联合条令参考文件《战略》明确指出，国家安全战略是大战略的下位战略，“主要论述国家的主要安全关切以及如何处理这些安全关切”。
世界其他国家也高度重视国家安全战略的概念，并逐步发展出了富有自身特色的内涵界定。1997年，俄罗斯先使用“国家安全构想”概念，叶利钦总统签署俄罗斯第一份《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构想》。2000年，普京总统签署第二份《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构想》。2009年5月，梅德韦杰夫总统签署公布《2020年前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战略》，开始使用“国家安全战略”这一术语。2014年，俄罗斯出台《联邦战略规划法》，强调国家安全战略是制定和落实国家安全保障领域政策的基础，规定《国家安全战略》每六年更新一版，作为俄联邦国家安全领域的最高层面指导文件。日本于2013年11月成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随即通过第一份《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对其后十年外交和国家安全保障基本方针作出战略性规划。2022年12月，日本公布第二份《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指出国家安全战略是安全保障的最高政策文件，负责为与安全保障相关的各领域各项政策提供战略指导。
中国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使用“国家安全战略”一词。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首次提出“完善国家安全战略，抓紧构建维护国家安全的科学、协调、高效的工作机制”的任务，“国家安全战略”第一次出现在党的文件中。其后，任何对国家安全问题有集中论述的官方文件，都会在“健全”或“完善”国家安全“体制”或“机制”的同时，强调“完善国家安全战略”。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报告强调要“完善国家安全战略，健全国家安全体制”。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报告再次强调要“完善国家安全战略和工作机制”。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把“制定和实施国家安全战略”作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首要职责。2014年4月，习近平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要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201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国家安全战略纲要》，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份正式的国家安全战略文本。2015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颁布实施，明确规定“国家制定并不断完善国家安全战略，全面评估国际、国内安全形势，明确国家安全战略的指导方针、中长期目标、重点领域的国家安全政策、工作任务和措施”。2021年11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国家安全战略（2021—2025年）》。中共二十大报告强调，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要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增强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随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立和国家安全学成为新设立的交叉学科，中国国家安全研究迎来黄金时代，国家安全战略研究日渐成为风潮。与此同时，国家安全战略的界定则一直处于论争之中。军事专家们的定义主要包括：国家安全战略是“国家实现和维护自身安全状态的科学和艺术”，是“关于维护国家安全的宏观筹划”，是“筹划和指导国家生存与发展安全全局的方针和策略”，是“筹划和指导国家安全全局的方略”；法学家们将国家安全战略视为“运用综合国力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指导方略”；国际关系学者则视之为关于国家安全目标及实现这些目标的途径和手段的全局性、持久性方案。
国家安全战略是筹划和指导国家安全全局的顶层设计，是综合运用国家战略资源来实现国家安全目标的科学和艺术，是应对核心威胁与挑战，维护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的筹划与战略安排。各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大都体现了着眼于维护国家利益进行安全战略筹划的基本要素，包括国家安全战略环境分析、战略目标和步骤、战略方针与主要手段、战略措施等内容，重点关注战略形势、预期目标、战略手段、战略途径、相关成本风险等要点。有鉴于此，国家安全战略的谋划与实践，都需要以国家安全目标为指引，以安全观念创新为先导，以国家安全环境评估为基础，以国家安全战略设计为核心，以国家安全战略体系建构为指向，强调顶层设计和底线思维相结合，注重国家安全维护的可行性与可持续性。
不同国家对国家安全有不同的理解和认识，有不同的安全目标、战略设计和政策实施，会根据自身情况采取不同的安全措施，从而呈现纷繁复杂的局面，其中既有常规的自助战略，也有均势制衡、结盟等安全合作选择。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安全主要从军事角度考虑问题，安全与否以战争威胁的程度来确定。随着越来越多的非传统安全因素进入人们的视野，国家安全的内涵外延均有扩展，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思考亦更加深入。其中，既有把谋求地区或世界霸主地位作为首要目标的霸权战略，也有力图通过对外扩张来实现国家安全的挑战战略，还有在大国博弈的夹缝中寻求生存之道的搭便车战略以及通过全面合作实现地区安全治理的合作战略等。
传统国家安全战略理论强调武力的重要性，认为武力威胁或武力的使用是处理安全事务的最佳手段。传统的国家安全研究常常把国际无政府状态下的安全维护视为零和博弈，国家安全最终依靠自助方式实现，军事安全始终占据主导地位，这在冷战初期尤为明显。在对抗激烈的冷战时期，提高自身军事实力至为关键，结盟对抗是核心战略选择。在东西方对峙的背景下，压倒性的安全观念是防止国家间军事冲突和战争，国家安全政策就是如何动用各种手段来防止外在的军事威胁。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 Walt）将冷战时期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概括为“军事威慑、军事力量的使用以及军事力量的控制”。对两大阵营之外的国家而言，自助是必然的战略依托，为国家安全而参与国际斗争则是常态。
进入冷战中后期，维护国家安全的思想有了新发展，其战略路径有了新探索。20世纪70年代，随着美国霸权进入相对衰落和战略调整期，石油危机带来的能源安全冲击、美日欧三足鼎立带来的经济竞争冲击推动美国安全观念的调整，美国政策界对维护美国国家安全的新路径进行深入探究，联华抗苏成为美国战略调整的关键环节，均势制衡与霸权战略相结合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内容。与此同时，欧洲对共同安全的尝试颇具开创性意义。1975年，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达成的《赫尔辛基最后文件》具有里程碑意义，该文件强调安全的军事层面和政治层面相辅相成，通过合作性措施建立起对各方和平意图的信任，通过重视人道主义问题和国际行为的各项原则，安全将会得到增强。
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非传统安全因素的凸显，国家安全的范畴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所扩展，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生态安全的重要性愈加突出，而“谁的安全”这一问题也被提出，促成了对国家内部安全影响因素的关注和深入研究，原来以国家为中心、以军事—政治为核心的安全理解转向了更广泛的互相竞争。安全议题上的国际合作得到更多重视。欧洲国家和日本强调非军事威胁的重要性，提出地区安全复合体、综合安全保障等新概念。这些思想的实践，使得维护安全的战略设计变得更为重要。既有的全球性和地区性安全机制普遍增加了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关注，进一步促成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的密切互动。
上述战略动向深化了对传统安全思想的反思，促成了冷战后合作安全观和国家安全战略的创新发展。冷战的结束降低了传统安全问题的重要性，并引发一系列有关安全议题以及威胁性质的新问题，为新安全范式的出现提供了动力。冷战的结束方式与结果解读，提升了美国对于国家安全战略的自信，使之继续坚持以捍卫霸权地位来界定其国家安全的战略。虽然美国寻找势均力敌的对手（peer competitor）的战略取向没有改变，但维护国家安全的工具箱更加丰富多元。欧美安全观的分歧进一步显现，欧洲更关注能否建成区域安全共同体，构建以经济力量和软实力为基础的世界。欧洲安全治理得以实施，并致力于形成以地区组织为主导、多种行为体广泛参与的治理新模式。与此同时，东盟以“开放包容”实现地区安全治理的努力引起世界各国浓厚的研究兴趣，东盟地区论坛（ARF）的开放性吸引了各方的积极参与。这些安全战略实践，促成了以对话、接触为主导的安全合作新范式。
进入新时代，大国兴衰加速，美西方相对实力下降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美西方对中国进行围堵与遏制，中国外部环境日趋复杂。全球性安全问题对人类社会的影响逐渐突显，气候变化、重大疫情等全球性突发公共安全事件严重冲击全球经济、社会乃至战略稳定，太空、深海、极地、网络等领域安全问题愈发重要，战略边疆成为关键议题。国际社会围绕国际战略格局问题的争鸣，催生了关于世界秩序、大国战略稳定、地缘安全、新兴领域战略竞争等重大安全问题的理论探究。而中国倡导的全球安全倡议则体现出具有引领指向意义的战略价值。
二 国家安全战略研究的西方范式
如何实现国家安全是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国家安全是一个历史概念，其内涵外延随时代演进不断拓展，随安全观念创新不断转换视角，随安全要素扩展不断增添新内容，体现出传统安全主导、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并重、综合安全与安全治理同行等特征。与此同时，绝对安全与相对安全的竞争始终存在。如何实现国家安全，既是一个动态的现实问题，也是一个持续受到高度关注的理论问题。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有关“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主张所展现的现实主义传统、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永久和平论所展现的世界主义和理性主义情怀、胡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国际法理论所展现的法治传统和制度主义路径，构成了西方国家安全战略研究的经典视角，与欧美在世界舞台上的优势地位相辅相成，既形成了国家安全战略研究的西方传统，也催生了国家安全战略研究的分野。
（一）国家安全战略研究的演进
西方安全研究缘起于修昔底德（Thucydides）、托马斯·霍布斯和卡尔·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他们的思考奠定了西方安全研究的认识论基础。修昔底德提出的“安全困境”命题，揭示了雅典和斯巴达追求安全时面临的选择困境。霍布斯认为安全是一个根植于人性的问题：人类总是通过使用或者威胁使用武力来达到目的，开启了暴力与反暴力的恶性循环，形成了“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局面。克劳塞维茨阐述了在潜在的政治、社会、经济和军事条件下，国家民族间的现代战争会出现革命性变革，强调国家把战争作为持续且必要的手段和优先事务。
冷战时期，西方国家安全研究围绕军事力量的使用、美苏争霸而不断发展。在此期间，现实主义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围绕国家利益与国家权力展开讨论。与此同时，通过国际合作制止侵略、维护世界和平的理想主义一直存在并发挥作用，二者的互动构成了传统安全研究的主线。
从历史进程看，西方国家安全研究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至20世纪70年代末，以传统安全为核心议题，以经典现实主义为标志，聚焦大国争霸、核威慑、战略稳定等传统议题；第二个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冷战结束，这是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同为核心议题的时期，以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竞争与论战为标志，安全议程开始由聚焦政治—军事转向经济、能源、金融、环境等新议题；第三个阶段为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到21世纪第二个十年新时代的开启，在大国合作与竞争并存的后冷战时期，更多全球性议题被纳入安全研究议程，建构主义、批判主义研究兴起，以安全化理论为代表的新安全理论出现，是国家安全研究的“美国主义”“欧洲主义”相互竞争的时期；第四个阶段肇始于21世纪第二个十年，在大国竞争回归和传统安全研究回归的新时代，地缘政治重回战略视野，各种安全思想激烈碰撞，安全协调与合作遭受严峻挑战，国家安全研究的战略性愈加凸显。
冷战时期，现实主义是西方安全研究的支配性范式，传统安全研究的色彩鲜明：以国家为中心、以军事为核心、以政治为支撑。关注的重点在于武装冲突、军备竞赛、核战争和结盟等议题，均势、威慑、遏制、先发制人、集体安全和“相互确保摧毁”等国际安全理论长期处于主导地位。核问题在20世纪40—50年代成为安全研究的焦点，战略稳定问题由此诞生并成为六七十年代美苏博弈的重要主题，威慑理论成为安全研究的重点。这些研究促使20世纪60年代成为安全研究的第一个黄金时期。值得一提的是，和平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横空出世，其致力于减少或消除武力在国际关系中的使用，体现了维护世界和平的学术努力，并在80年代成长为一种迥异于现实主义的安全理论。
20世纪60—70年代，世界各种力量迎来大分化大组合，随着美日欧经济三足鼎立局面的形成、美国相对衰落和石油危机的冲击，经济安全、能源安全的重要性凸显，仅仅关注军事冲突因素的传统安全范式受到批评，国际安全开始与国家安全并驾齐驱，以军事安全为主、国家中心主义的安全理论受到挑战。强调跨国主义和相互依赖的新自由制度主义向现实主义发起挑战，促使现实主义的反思与创新发展，从而推动了国家安全研究走向深化。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的国家安全研究重点关注的还是“威胁观念中的政治性要素以及对主权国家关系的管理”，那么20世纪80年代的国家安全研究便开始转向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并重。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论战拉开了安全研究创新的序幕，相互依赖与权力竞争、跨国合作与结盟对抗的争论构成安全研究的新主题。
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大国协调时代的来临，国家安全研究迎来真正的发展高潮。合作安全、共同安全、综合安全的新理念推动着国家安全研究的发展创新。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挑战激发了现实主义的创造力，防御性现实主义、进攻性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奋起迎战，推动了现实主义安全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新自由制度主义关于安全治理的思考推动了安全研究的深化。随后，社会建构主义加入战团，推动安全研究更加重视文化、认同和规范的价值。同时，欧洲的和平研究进一步开花结果，批判安全研究、安全化理论等研究成果丰富了国家安全的理论库和工具箱，尤其是巴里·布赞（Barry Buzan）提出的地区安全复合体论与建构主义的安全共同体主张颇为契合。它们向现实主义安全研究提出的挑战集中体现在安全治理这一新路径的探索上：主权国家不再仅仅依靠自助实现国家安全，而是通过国家和多元行为体合作来共同提供安全公共产品以应对安全挑战，最终实现共同安全。由此，全球安全治理悄然进入学术界、政策界的研究视野之中。
在大多数研究者为国家安全研究议程的扩展欢呼之时，也有着冷静的思考、深刻的忧虑和理性的呼吁。斯蒂芬·沃尔特认为，将安全问题扩大到生态、环境、艾滋病、人权和经济等领域，不仅会减少安全研究中对“什么是最重要的威胁”这一核心问题的重视，而且也将削弱安全研究的学术凝聚力，并导致人们更难找到解决关键问题的方法。理查德·贝茨（Richard Betts）强调，安全仍应该以国家间的、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对军事威胁的使用、控制和管理的研究为主体。进入新时代，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和大国战略竞争的来临，上述观点不乏提醒意义，如何围绕国家安全的核心议题展开研究，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二）国家安全战略的主要理论范式
梳理不同理论流派围绕国家安全战略作出的经典阐释，有助于我们深化对相关研究议题的理解。现实主义一直在西方国际安全研究领域占据主导性地位，是安全研究中最广泛的分析视角。随着二战的结束，国际安全研究从国际政治研究中脱颖而出，成为独立研究领域。冷战期间，威慑理论、均势理论、战略稳定、霸权稳定、理性决策、军控裁军、战略研究等成为安全研究得以发展的重要分支。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国际关系不同流派论争逐步展开，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建构主义等三大理论流派密切关注国家安全这一转向，提出相互竞争又造就融合发展的国家安全战略主张。与此同时，关注传统安全议题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理论与强调国家安全议题内外扩展的欧洲国家安全理论展开竞争，形成了国家安全研究的“美国主义”和“欧洲主义”，促成了20世纪80年代国家安全理论发展的繁荣局面。而马克思主义理论、批评主义理论的发展及非西方国家安全理论的兴起共同促成了国家安全战略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两方面的进展，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安全战略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着源源不断的动力。
现实主义强调国家是主角，无政府状态是国际社会的本质特征，维护国家安全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增强自身实力，另一种是削弱他国力量。后者的实施在后果上往往具有不确定性，因此绝大多数国家都会通过增强自身实力来维护安全。国家间冲突与竞争难以避免，各国大多选择自助的方式维护安全，在无力主导国际社会时则会采取均势战略，通过自身或联盟的力量来制衡潜在或现实的对手，从而达到维护本国安全的目的。为此，必须关注国家如何选择竞争性或合作性战略，实现安全的竞争性方式包括加强军备、寻找盟国、使用军事力量等。合作性方式则包括通过谈判达成军控协议，在获取与使用武力方面作出单方面的约束。国家间合作取决于权力竞争，所有的联盟都是由不断变化的环境以及国家间力量对比而定。新现实主义者既强调国际政治斗争，也强调国际经济竞争；既注重国际冲突，也注重国际合作。因此，国家有限地追求权力非常重要，而国家为寻求安全所建立的联盟更需要加以战略管理。随着冷战结束，防御性现实主义和进攻性现实主义开始主导现实主义安全战略理论的舞台，二者分别体现了绝对安全和相对安全的不同追求。防御性现实主义主张，国际结构并没有导致一种普遍的竞争倾向，在一定的条件下，国家可以通过合作有效地实现安全，在某些情况下一国的最佳选择可以是合作而不是竞争。进攻性现实主义否认合作是可行方式，认为联盟内合作是暂时的，最大化追求相对权力与追求安全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关注国内因素的新古典现实主义则强调，国家不仅要应对外来的威胁，也要兼顾国内因素，有时国内因素甚至要比国际因素对国家安全的威胁更大。新古典现实主义在国家安全战略上的见解代表着安全认知和视角上的内化，促成了现实主义国家安全研究的多元化发展。
自由主义的国家安全观强调合作，关注国际和平，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民主和平论和集体安全思想。新自由主义强调相互依赖，重视除国家外的其他国际行为体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认为军事威胁的作用在不断降低，而国际合作的领域在不断扩大。但新自由主义与新现实主义之间也存在着某种“相互依赖”关系。现实主义认为国际行为只建立在利益和实力的基础上。这固然重要，但它对理解世界政治是不够的，需要用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国际机制理论来补充，而国际机制最有意义的作用在于减少合法交易的代价和不确定性，增加非法交易的成本。新自由制度主义则强调，国际社会并非无序，而是有一定的组织形式和行为规范：国家之间虽存在利益冲突，但各国为了追求绝对收益而寻求合作，所以互惠合作是国家之间博弈的结果；为追求绝对收益，国家要寻找一种有效的机制，而国际机制是保证国际合作的有效途径。此外，影响国家间安全关系的因素不仅仅是政治，还有经济等因素。以军事问题为中心的国家安全概念越来越难以准确地反映现实情况，其象征性作用也在下降。新自由制度主义提出制度合作安全观，认为国家之间的合作能够形成以国际制度为框架的全球治理结构，应该把共同安全而非单边安全当作首要的追求对象，不仅要关注国家安全，还要关注其他层次的安全。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聚焦霸权之后的重大命题，强调通过在全球建立具有约束力的国际制度来获取安全，进一步丰富了制度合作安全论。
在建构主义看来，安全是由人类主体之间的相互理解而创造的，规范与身份影响着国家安全利益并决定着国家的安全政策选择。消除敌意、解决安全困境的出路是在长期良性互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集体认同。建构主义提出了安全共同体的创新命题，突出安全的社会性以及认同、规范等观念性因素对国家安全的关键性意义，为我们理解安全现实提供了比现实主义更加深刻的视角。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认为，无政府状态和安全困境是国家互动造就的。人类关系的结构主要是由共有观念而非物质力量决定的；行为体的认同和利益是由这些共有观念建构的，而不是天然固有的。建构主义重视认同、规范与文化在国际关系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认为经济相互依赖、共同的外敌等因素促使国家之间产生集体认同，愿意接受国际规范，限制国家行为。温特论证了三种无政府状态的文化，即国家间关系互为敌人的霍布斯无政府文化、互为竞争者的洛克无政府文化和以朋友间互助为特征的康德文化，认为达到康德文化的关键在于集体认同如何形成。建构主义从理论上扩展了传统安全观的研究范围，使得安全从军事和防务领域扩大到经济、社会和生态领域，其致力于突破国家安全本位的观点，将安全从国家安全扩展到人的安全乃至世界的安全。
冷战中后期，欧洲学界主张在传统关注之外扩展安全范畴，不断超越军事防御领域并向宽泛的安全议程靠拢。其挑战传统安全研究的国家中心主义、侧重研究不同的安全主体、社会结构等安全的决定要素，并开始讨论安全哲学和社会学问题，推动了哥本哈根学派、威尔士学派和巴黎学派的形成。它们在安全主体和安全领域两个维度上扩展了安全研究的外延：在纵向上，将安全的主体由国家发展到个人、次国家集团、国家、地区及全球体系；在横向上，将安全的议题领域由军事政治安全扩展到经济、社会和环境领域。有鉴于上述学派的不同研究视角，它们被称为新安全论。哥本哈根学派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其最具特色的研究在于对传统安全内涵的社会性重构。奥利·维夫（Ole Wæver）等人提出的安全化理论极大地拓展了冷战后宽泛安全研究阵营的空间。巴里·布赞认为安全分析在于研究更广泛的经济、社会和环境领域，他提出的“地区安全复合体”概念，构建起“国内—区域—区域间—全球”四个层次的安全集合。威尔士学派对传统安全研究进行了最持久而连贯的批判，认为研究者应该避免用国家安全的概念，将安全的指涉对象从国家延伸到个人乃至人类，并将安全与人类是否具有选择生活方式的机会联系起来，把共同体而非国家当作是实现安全的责任主体。巴黎学派则聚焦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的融合，关注安全治理，强调安全首先应被视作一种实践而非言语的建构，安全实践体现在从事日常控制与监督的具体实物和技术上。巴黎学派关心的既非国家是否受到外部威胁，也非个人的安全问题，而是政府治理和整个社会的稳定。
从安全共同体到安全治理的新范式探索成为亮点。卡尔·多伊奇（Karl W. Deutsch）于1957年提出“安全共同体思想”，认为安全共同体并不意味着排除冲突存在的可能性，而是要排除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冲突手段的可能性。冷战结束后，这一思想得到进一步重视。1998年，伊曼纽尔·阿德勒（Emanual Adler）和迈克尔·巴尼特（Michael Barnett）重新定义安全共同体，即“一个由主权国家组成的跨国区域，这些主权国家的人民对和平变革有着可靠的预期”，国家将经济、环境、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关切视为安全问题，不再把来自共同体内其他行为体的军事威胁当作自身的安全关切。这一思想得到欧亚学者的积极回应。阿米塔夫·阿查亚（Amitav Acharya）认为东盟所走的是一条与卡尔·多伊奇的安全共同体实现途径截然不同的道路，东盟共同体首先来自于观念，而非政治、战略和功能性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东盟方式”提供了理解和分析国际关系和平变革的理论视角。埃尔克·克拉曼（Elke Krahmann）提出“安全治理”的概念，指出冷战后由国家中心主义为主导，北约、欧安会两大多边组织全面掌控的安全政策转变为一种由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广泛参与的复杂的网络型安全管理安排，欧洲安全管理出现了由“统治”到“治理”的变化。马克·韦伯（Mark Webber）认为，欧洲形成了由多种行为体参与的、权威分享的、协调性的管理模式。此外，一些学者开始用安全治理概念分析拉美等欧洲以外地区的安全管理模式。安全治理强调从个人、次国家、国家、地区乃至全球等多层面、多角度来观察处理安全问题，推动了合作安全、新安全观等概念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走向流行。
（三）超越“美国主义”和“欧洲主义”的诉求
国家安全战略研究中的“美国主义”叙事重视军事、政治、外交和国家等传统问题的研究，忽视安全的经济、文化和心理层面，被认为是“安全研究的工业化”现象，长期以来备受诟病。冷战时期，安全研究的支配范式是现实主义。现实主义者对安全的定义就是国家安全，而国家安全的威胁就是来自外部的客观威胁。冷战结束以后，美国成为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社会建构主义三大流派激烈论战的主阵地，彼得·卡赞斯坦（Peter J. Katzenstein）、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等学者开创了以“安全文化”“安全共同体”研究为特色的安全理论。以美国安全研究为主导的传统安全研究路径进一步关注进攻性现实主义与防御性现实主义的辩论，以及在构建帝国与秩序方面有关权力与制度的辩论。美国安全研究始终坚持国家中心主义的传统，强调安全研究的本质就是“军事的、政治的和外交的”，与安全研究存在着高度关联的“战略研究”则是探讨如何“打赢战争的艺术”。
20世纪70—80年代，国家安全研究出现多元化萌芽。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出现了安全研究的“美国主义”与“欧洲主义”之争，安全战略研究进入繁荣发展期。欧洲主义是典型的安全研究拓展派，延伸安全指涉对象（个人、国家、地区、全球），扩展安全研究层次（国内、区域、区域间、全球），深化安全研究议题（军事、政治、社会、环境、文化），试图建构立体安全观。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洲安全研究的批判路径改变了安全研究的理论图景，使得欧洲安全研究区别于“美国主义”，彰显出极强的地域特色。
“美国主义”的传统安全战略研究有其内在的缺陷，而“欧洲主义”的新安全论也存在着范畴扩展过于宽泛、国家主导性被刻意忽视等困境。一方面，我们应检视国家安全战略研究的进程，将二者结合起来进行辩证思考。随着大国竞争的回归，国家安全战略研究的“美国主义”仍有其关键价值，“欧洲主义”则减少对国家中心主义的过度讨论，更多关注地区和全球安全治理的重要理论依据，二者均有其理论启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另一方面，我们需对超越“美国主义”和“欧洲主义”进行深入探索，提出面向百年变局、世界动荡变革期的安全战略思考。无论是“美国主义”安全战略研究对新安全领域的刻意忽视，还是“欧洲主义”对传统安全议题的重视不足，都表明了这些研究对国家与世界关系互动的把握缺少全局意识和战略高度。后冷战时代，国家安全战略研究成为最富活力的国际研究领域。随着新时代的开启和世界新动荡变革期的到来，我们要深刻认识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冲突的理论来分析国家安全环境与战略选择，把维护国家安全与地区、全球安全合作有效结合起来，推动全球安全倡议落实落地，事关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创新发展，也必将促进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研究黄金时代的到来。
三 国家安全战略研究的中国思路
从战略高度思考和谋划国家安全是中国的传统，天下长治久安的战略目标古已有之，有备无患是安邦定国的核心命题，文武兼备是必然的战略诉求。如孔子所言，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新中国成立伊始就把维护国家安全放在首位，20世纪60年代的“三线建设”堪称武备的典型实例。毛泽东强调，“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必须建立强大的经济力量，这是两件大事”。随着改革开放时代的开启，国家安全工作面临新形势，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创新发展和相关研究也在逐步展开。
1983年，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使用“国家安全”一词。1986年，中共中央首次在《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提及“国家安全”。1992年，中共十四大报告首次出现“国家安全”术语。20世纪90年代，“国家安全”在党和国家重要文件中出现的频次越来越多。但总体而言，20世纪90年代前期中国对国家安全的认识局限于传统国家安全和国内安全。随着后冷战时代的开启，中国进一步强调国际安全的重要性。1996年，中国官方开始酝酿提出新的安全观念；1997年开始使用“新安全观”一词；1999年，江泽民将“新安全观”概括为“互信、互利、平等、合作”；2001年，将其正式修订为“互信、互利、平等、协作”。2002年7月，中国政府发布《中国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系统论述了安全领域从军事、政治向经济、科技、环境、文化等领域的扩展，强调实现安全需要寻求多元化手段，呼吁通过加强对话与合作寻求共同安全。关于“新安全观”的探索表明了对国家安全认识的深化和冷战后中国国家安全战略思维的创新，推动了中国国家安全战略部署的完善。中共十六大之后，“国家安全”一词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领域，经济、文化、科技等因素在国家安全保障中的作用被反复提及。
2004年，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及“完善国家安全战略”的任务，自此国家安全战略与国家安全密切关联在一起。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开始聚焦探讨如何完善国家安全战略的问题，并明确把国家安全重点同时放在国内和国际两个维度，高度关注国内安全和社会稳定问题。中共十七大报告强调“完善国家安全战略，健全国家安全体制，高度警惕和坚决防范各种分裂、渗透、颠覆活动，切实维护国家安全”；“必须站在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的高度，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实现富国和强军的统一”等。中共十八大报告体现出发展与国家安全并重的战略考量，提出“推动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强调要“完善国家安全战略和工作机制，高度警惕和坚决防范敌对势力的分裂、渗透、颠覆活动，确保国家安全”，“建设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
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的战略任务。2014年1月2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由习近平任主席。作为中央关于国家安全工作的决策和议事协调机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向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负责，统筹协调涉及国家安全的重大事项和重要工作。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提出建立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体制的目标，强调要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201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明确提出了国家安全战略的目标是“全面评估国际、国内安全形势，明确国家安全战略的指导方针、中长期目标、重点领域的国家安全政策、工作任务和措施”。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领导下，《国家安全战略纲要》和《国家安全战略（2021—2025）》分别于2015年和2021年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中国国家安全战略全面部署实施。中共十九大报告、二十大报告都体现了统筹国内与国际、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战略思路，对国家安全战略的完善、部署与实施作出了明晰的规定，并辟专章部署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党和政府对安全问题的重视和国家安全的关注，深刻影响着政策界和学术界对相关问题的研究。政策界始终高度重视安全研究，并紧随政策调整的方向；但从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的角度来讲，国家安全研究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有关国家安全问题随之引起学界的关注。20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学术界关注安全甚多，但对国家安全的研究是零星的、不系统的。冷战结束引发的国际局势演变、非传统安全议题的扩展以及大国纷纷建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举措等引起了中国学界的关注，新安全观的提出和安全议题的延伸带动了中国学界的研究兴趣和关注焦点，国际安全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成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显学”，美欧学界关于安全研究和战略研究的文献纷纷译介至中国，对中国安全传统思想和中国领导人安全思想的研究也逐步成为热点。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转轨之际，非传统安全进入中国学术界的视野，其后长期成为中国学界关注的重点。中国学术界虽较早地使用了“国家安全战略”一词，但在2004年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完善国家安全战略”之后，相关研究才逐步成为焦点，其主要关注世界各国尤其是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演变，并开始探讨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完善与实施。国家安全战略议题在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和2014年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之后成为持续性热点，相关研究逐渐聚焦到整体安全观、安全思想、安全环境、安全理论、大国安全战略分析等几大议题上。
其一，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研究始终以中国为中心，即如何维护和塑造中国国家安全。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研究的兴起与发展，与中国国家安全面对的内外形势演进深刻关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剧变，中国时常面临较为严峻的主权和安全挑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需要根据形势变化作出适当调整，把安全问题和发展问题放在同样重要的位置上势在必然，重视国家安全战略研究有其必要性和迫切性。改革开放之前，相关研究主线是应对外部安全威胁；改革开放以来，非传统安全重要性愈发突出，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等因素愈加关键；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大国协调与国际竞争合作成为主线，国际安全的重要性凸显，合作安全、共同安全成为主流，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研究中的国际要素明显增多。进入新时代，随着百年变局深化演进和大国竞争的回归，对于中国国家安全需要更具战略性的考量和全方位的视角，在百年变局中谋划国家安全成为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任务，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地位愈加显要，中国的主动性、战略性、引领性作用愈发突出，如何坚持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成为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关切。
其二，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研究体现了从以传统安全研究为重点到非传统安全成为新焦点的过渡，并逐步提升至统筹国内与国际、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战略高度。在相当长时间里，中国国家安全视野局限于边境地区的争议或冲突、西北方向的“三股势力”、东北方向的朝核问题等，对全球范围的考量最多到某些国家对中国实施“打压”“封堵”“西化”。随着冷战结束，中国国家安全的关注范围迅速扩大。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的战略判断，进一步推动非传统安全研究的深化。进入新时代，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统筹国内国际的战略诉求，推动着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研究的深化拓展，总体国家安全观、安全治理、国家安全体系建构、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等议题的重要性凸显，出现了探索国家安全内涵、战略、能力的学术研究热潮。
其三，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研究始终重视国际经验总结和大国战略比较，中美两国国家安全战略研究堪称焦点。冷战期间和冷战结束之初，国家安全战略研究的重心在于对苏美欧经验的借鉴和苏联教训的总结。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国家安全关注重心的转移，大国安全战略比较的重要性更为凸显，美英德日法俄印等国的国家安全战略调整与演变受到更多关注。与此同时，基于国际环境的变化和科学研究的推进，中国和美国成为学界相关研究的重心。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两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谋划与实施受到更大关注，相关研究成果异常丰富。
其四，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研究致力于推进中国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国家安全战略研究的跨学科和交叉学科属性表明，中国国家安全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必须借鉴政治学、军事学、经济学、历史学、哲学等多学科研究体系进行多维分析，以推进相关研究的深化。有学者就此指出，国家安全学需要以中国国家安全面临的实际问题与战略需求为指向，以构建中国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为目标，以推动国家安全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为核心支柱。
研究国家安全问题需要的不仅是某一领域的因果逻辑，而是复合性的知识架构和跨学科、多领域的分析工具。当前，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研究多聚焦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诠释，国家安全理论的探索稍显乏力，学科交叉领域的安全哲学、安全伦理学仍需拓展，对国家安全战略建构的规律关注不够，对大国安全战略比较的深度分析有所欠缺，对百年变局中如何筹划国家安全思考不够深入。我们需要大战略思维，需要超越过去较为局限的视野筹划国家安全，需要在统筹国家安全战略和国家发展战略中展现战略智慧。
四 国家安全战略研究的比较分析
国家安全战略研究是国家安全的现实选择与学术探索的必然归宿。检视上述各国国家安全战略研究，可以发现，安全观念、安全环境、安全战略、大国战略比较是其中所关涉的核心内容，也是值得比较的重要因素。
（一）国家安全观念研究
国家安全观念是国家安全战略设计的先导力量。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实施和调整会受到以战略文化和安全观为代表的主观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与国家安全的客观物质基础在不断变化类似，国家安全观念也经历了争鸣与嬗变。有鉴于此，梳理国家安全观念的演变，无疑是探索国家安全战略创新的基础所在。
冷战时期的国家安全观念并非仅仅以传统安全观至上，而是出现了“重新定义国家安全”的呼声。随着冷战的结束，学界出现了“合作安全”“全球安全”等新的认识模式，理论层面的“新安全观”逐渐进入研究视野。新的安全观从本质上讲是一种综合安全观，即把国家安全视为一个由多种要素构成的、随时间和环境而变化的综合安全系统。中国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的“新安全观”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一发展趋势，成为在国家战略层面实现观念创新的典型案例。与此同时，西方学者提出安全化理论，认为安全的语言总是非常政治化的语言，这就使得对国家安全观的分析也要关注“安全化”问题。学界和政界对于国家安全观念的理解始终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中西学者在理论纬度上进行深入探索研究，也使得对国家安全观念的探讨进入相对稳定的阶段，近年来针对总体国家安全观和全球安全倡议的分析解读同样十分引人注目。
对于传统国家安全观念的探讨始于西方学者的理论争鸣，而中国学者在推进比较研究和发展相关论述的基础上，借由中国领导人的战略表述，接续对新安全观和总体国家安全观、全球安全倡议的研究，使得包括对西方国家安全理论在内的相关研究趋于成熟。在这个过程中，由于缺少对安全观念和安全战略观念的明确区分，从而导致相关结论侧重于描述性与普遍性，忽视了其建设性与战略性。相关研究不可避免地存在用西方安全理论对接中国安全理念的问题，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国家安全理论范式，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战略传统的挖掘有待进一步深入。
（二）国家安全环境研究
对国家安全环境的科学评估与积极塑造是制定适宜国家安全战略的前提。对于国家安全环境而言，系统主义学者非常重视国际关系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指出，国家安全政策强烈地受到国际结构的制约和影响。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 Waltz）认为，探讨国际结构对国家安全环境的重要影响，就必然引致对“安全困境”的思考。一国为保障安全而采取的措施，意味着降低了其他国家的安全感。相比之下，新自由主义学者接受作为国家外部安全环境重要内容的“安全困境”，但又不再单纯将其看作结构性概念。而在笔者看来，安全困境不仅是一个结构性概念，也是一个进程性概念，其存在也必然溢出到其他问题领域，因而还是一个功能性概念。冷战之后，随着全球化的拓展与相互依赖的深入，对以“安全困境”为核心的国家安全外部环境观察不再仅仅要在结构中进行理论思考，更需顾及现实变量的多元性。
随着国际局势的不断变化，威胁人类生存的各类因素已经跨越国界，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的界限变得模糊，并显示出同等的重要性；国家的安全威胁不再仅仅来自其他国家，还有可能产生于国家内部的社会因素。赫德利·布尔（Hedley N. Bull）指出，安全问题专家“过分注重和分析内部稳定并拥有最先进武器的国家之间的经典性冲突，却还没有习惯研究那些不稳定国家内部及相互之间的冲突”。新古典现实主义者认为，国家安全环境不是纯粹由外界因素造成的，而是与国家本身的发展和政策紧密相关。概言之，中西学者对国家安全环境的思考由外部性向内部性延伸，从结构性向进程性与功能性拓展。争取理想的国家安全环境必然要同时兼顾对国内国际环境的统筹协调，既要涉及对国情与世情的准确把握，也要关注国家实力的横向比较和国内威胁的纵向梳理。
总的来说，西方学者基于不同流派在理论层面上探讨了对国家安全环境的理解，具有理论先导价值；中国学者则更多是在实证层面上分析中国的国家安全环境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具有现实启发意义。尽管部分学者尝试构建一种系统性和战略性的国家安全环境理论，但是既有研究不仅存在时效性问题，且更多停留在理念和经验层面。虽然对国家安全环境的分析评估呈现国内与国际的融合态势，但缺乏统筹国内国际的大战略视野以及自成体系的战略评估工具。
（三）国家安全战略研究
在本质上，国家战略就是关于目标与手段的互动。战略的主旨在于行动，行动又必须以思想为基础，因此需要用战略设计与规划在思想与行动之间架起桥梁。战略本身是一种宏观而长期的安排，这种安排需要一定的战略抓手和政策对接才能落地到实践层面。二战结束后，西方主要国家先后建立现代国家安全决策体制，其组织结构和职能随着国际安全局势的发展而完善，以适应国家对安全利益的需求，继而实施相应的安全战略。
在西方特别是美国的语境中，国家安全战略的设计与国家大战略的设计并无根本差异：从战略本身来看，国家安全战略研究理应包含战略评估、战略预测、战略决策等内容；从战略谋划的角度看，国家安全战略研究则应当包括战略形势判断、战略目标选择和战略手段确定等几个方面的内容。相比之下，中国学者则将国家安全战略视为相对独立的概念，并没有将其与大战略置于共同语境下进行探究。与此同时，中国学者还明确了国家安全战略与军事战略的差异性联系。如高金钿认为，战争的绝对规律并不完全适用于国家安全战略，在新的安全局势下，在有限战争中，战胜敌人并不一定能够达成安全战略目的。杨毅提出从国家安全战略的制约因素和构成要素切入进行战略谋划，确定相应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手段，并探究其战略模式、决策、实施和调整。也有中国学者试图借鉴西方国家安全理论形成对国家安全战略的分析框架，但相关研究往往只是简单切入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设计与思考之中，普遍适用的战略分析框架仍乏善可陈。在国家安全战略谋划层面上，中西学者呈现了一定程度的分野，特别是在大战略和国家安全战略的内在联系方面差异明显。究其原因，既源于对安全与发展的理解有所差异，也是因为国家安全战略理论研究仍然带有明显的国家特色和文明特性。
（四）大国安全战略研究
国家安全战略是大国战略的重要内容，国家安全战略源于大国的战略思考，又在大国的战略实践中获得提炼和创新。把握不同大国安全战略的走向和互动，是国家安全战略研究从理论向实证延伸的必然之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研究是中西学者的共同聚焦点，中国学者则主要在中国国家安全战略方面颇有建树，而俄欧英法日印等其他重要行为体的安全战略研究存在着鲜明的国家和地区特性。
就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而言，冷战后美国应当实行何种国家安全战略以及人们应当如何看待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问题，一直吸引着学者和政策分析家的关注。罗伯特·阿特（Robert J. Art）通过对美国国际环境和国家利益的系统分析，提出霸权战略、地区集体安全战略、全球集体安全战略、合作安全战略、遏制战略、孤立主义战略、离岸平衡战略和选择性干预战略等多个可能的选择，并结合不同的地区和具体问题分析了不同选择的战略适用性；约翰·加迪斯（John L. Gaddis）以遏制战略为主要研究对象，考察了从罗斯福到卡特十届美国政府的对苏战略和国家安全政策，揭示其战略机理，评价其理念、纲领、实施和成败得失。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S. McNamara）和詹姆斯·布莱特（James G. Blight）运用反思主义，建言美国国家安全战略需要进行更加务实和机制化的考量。朱明权提出，对领导世界还是支配世界这两种战略的区分，为分析冷战后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提供了可操作性的标准。中国学者较为关注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研究，特别是对前者的评析成为常态研究范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调整始终吸引着研究者的关注，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研究不胜枚举。
冷战结束以来，关于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研究成为安全研究的重点，不仅美西方学者对此颇为关注，中国学者更是聚焦于此。例如，张文木专注于分析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地区的特征及其差异，以及基于这种差异的世界主要国家力量彼此作用可达到的极限和底线，提出以实现祖国统一为核心目标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肖晞指出，优化国家安全战略是中国当前面临的重大战略议题，应以国内安全为基石，持续夯实国家实力基础，并力争将国家实力转化为国际影响力，致力于成为和平发展国际环境的塑造者。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家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百年变局深化演进和大国博弈日趋激烈，相关研究更加聚焦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国际影响，解读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及其影响成为新热点。
总的来说，中西学界对大国安全战略研究主要集中在中美两国，并兼带对国际社会中其他重要力量的探讨，相关成果对大国安全战略的历史进行了必要梳理，并尝试提出不同的战略分析路径，但相关研究主要还是国别研究视野下的问题探讨，不同主体的研究缺乏横向的连通性和纵向的互动性，比较分析甚为缺乏。
五 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研究的思路框架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动荡变革深化，安全困境是每个国家必须面对的现实。尽管国家理性基础依旧存在，但引发安全困境负面作用的情境却受到了限制。国家需要应对的不再是单纯的军事对抗，而是如何在竞争与合作交织的背景下获得国家安全保障；国家需要应对的不再是单纯的外部威胁，而是如何在安全社会化和全球化共同推进的背景下寻求国家安全利益的拓展。安全问题的跨国性和综合性日益突出，安全范畴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军事、政治和经济等方面，而是日益延伸至社会、环境和文化等非传统安全领域，以及网络、深海、极地等新兴领域。在客观层面上，威胁人类生存的各种因素跨越国界，国家安全传统边界被打破，泛安全化现象突出，维护国家安全的难度增加。在主观层面上，将非安全问题安全化以获取政治资源和战略优势的思维凸显，泛安全化导致国家分歧增多，大国调整自身国家安全战略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新安全问题的结构性矛盾。因此，国家自身的战略谋划更具有本质意义，如何在安全挑战加剧的情势下和进程中把握国家战略利益变得至为关键。
前瞻研判国际形势的趋向，冷静思考国家安全面临的外部威胁与挑战，以此为基础客观评估国家安全情势、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是当前国家安全战略谋划的核心议题，亦是国家安全战略研究的核心命题。我们需要站在统筹国内与国际、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战略高度，梳理国家安全观念的演进历程，挖掘创新国家安全理论的中国智慧；完善国家安全环境的评估体系，谋划塑造国家安全环境的中国路径；构建国家安全战略的基本框架，贡献设计国家安全战略的中国方案；探究大国安全战略的现实走向，提供推进大国安全互动的中国实践。笔者认为，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研究的思路框架可围绕如下五个问题展开。
第一，国家安全观念的演变与创新。国家应对安全问题既要以客观的实力与环境为基础，也必然会受到主观的认知与自身定位的影响，国家安全观念无疑发挥着总体性和全局性的作用。国家安全观念具有国家性，其产生与演变都会受到国家特征与民族文化的影响；国家安全观念具有时代性，总是根据每一代人的独特经历而被重新整合，从而形成其演变过程；国家安全观念具有延续性，对它的考察必须把握住屡经变动却依然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特征。因此，应梳理国家安全观念的基本流派与理论演变，确定国家安全观念演变的现实因素与核心动力，分析国家安全观念的变化趋势和基本特征，挖掘国家安全观念和国家安全战略的内在联系，阐释中国国家安全观念的缘起、演变和创新，为中国国家安全理论发展和国家安全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提供认识基础。
第二，国家安全环境的评估与塑造。在客观层面上，国家的不安全感源自内外环境中的威胁和隐患，国家安全要依靠以国家实力为基础的战略设计来实现。构建国家安全战略框架，其基本原则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天时”就是要客观把握历史趋势与世界动态，“地利”是要深入考察地缘政治与周边动向，“人和”是要密切关注国内社会与国际秩序。对国家安全战略的研究应当系统比较大国国家实力，理性剖析国家内外情势，科学评估国家安全环境：应探讨大国国家实力演进与比较，厘清国家安全环境的内涵与要素，在两者结合的基础上确立国家安全环境的评估体系，探究国家塑造理想安全环境的权力、制度和文化手段，总结大国塑造安全环境的路径选择，归纳中国塑造安全环境的方式方法。
第三，国家安全战略的谋划与设计。战略在本质上是关于目标与手段的互动，对国家安全战略的分析必须从这种互动出发，在探寻其逻辑关系的同时设计战略框架，以便两者的互动更趋稳定和良性。国家安全战略的谋划应基于国家利益和国家实力，结合其所面临的客观安全环境，明确本国的安全定位及其基本战略目标，并依据主导性的安全观念确定战略的基本内容与实施原则，从而构建国家安全战略的基本框架。具体而言，应分析国家安全战略所涉及的利益、目标与指导原则，探讨国家安全战略的决策机制建设，解释国家安全战略的选择模式，评估国家安全战略并强化其能力建设，并在此基础上剖析国家安全战略的演进。
第四，大国安全战略的趋向与互动。大国安全战略是影响全球安全走向的重要因素。对主要大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纵向梳理和横向比较，分析其总体性方向、阶段性目标和选择性手段，可以为我们深刻理解国家安全战略的发展与落实提供标尺，同时能够在取长补短的过程中促进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创新与发展。可选取美俄日印欧等主要行为体的安全战略为研究对象，梳理其安全战略的趋向，评估其安全战略的效用与不足，以辩证客观的视角总结其经验教训。与此同时，国际社会主要力量的安全战略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会在世界动荡变革之中对全球和地区稳定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应从战略稳定的角度分析大国安全战略互动，在全球安全、亚太安全、周边安全等方面阐释中国与上述战略力量的互动关系。
第五，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体系的建构。面向未来，中国国家安全战略基本趋向应是：以国内安全为基石，持续夯实国家实力基础，力争将国家实力转化为国际影响力；保持谦虚平和的心态，锤炼勇于担当的锐气，致力于成为和平发展国际环境的塑造者，为和平发展成为世界强国而谋划。 具体来说，应梳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总结中国国家安全战略思想创新，评估中国国家安全环境并提出塑造路径，构建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体系，就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体系建设作出学术贡献。
国家安全战略是一项具有世界普遍性的研究议题，中国学者的探索不仅要包含对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特殊性思考，还要积极吸取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相关研究成果；在思考实现国家长治久安之道的同时，更要深入探究世界风云变幻之理，推进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因此，我们不仅应在宏观层面为世界提供可能的思考角度，更要顺应国家战略需求，为探索中国国家安全战略、国家安全理论作出努力，为中国国家安全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作出更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