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数字文化不仅是狭义的产品语汇,更是广义的实践语汇。数字文化国际传播正在经历从“产品输出”到“数智交往”的三重范式跃迁:在技术逻辑层面体现为由数智转型牵引的基础设施架构重组；在文化逻辑层面体现为以情动联结为机制的人机参与和柔性共振；在情境逻辑层面体现为全球—本土和控制—涌现多重勾连的结构嵌入。因此,数字文化国际传播需以整体论为指导,通过夯实技术基建进行构型筑基、延伸整体动员进行构型编配、优化效能评估进行构型维系,从而促进国际传播的能力建设与效力提升。
关键词：数字文化；数智交往构型；国际传播；沉浸传播
数字文化的全球流动以其可接近性、强吸引力与泛渗透力,为我国突破当前充斥着政治不确定性风险与权力不平等痼疾的国际传播僵局提供了广阔行动空间。从网剧、网文、网游的文化“新三样”全球席卷到甲亢哥等跨文化网红与LABUBU等跨文化IP的破圈狂欢；从科技、城市、文旅、生活等中国故事的海外能见度提升到以DeepSeek、小红书等为代表的自建平台的蓬勃崛起,数字文化既是国家发展文化软实力的关键支柱,也是当今世界交往开展的前沿场域。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要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完善国际传播体制机制,创新传播载体和方式,全面提升国际话语权,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深化文明交流互鉴。一系列明确要求与价值目标正在呼唤行之有效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与效能提升的行动指南。
当前,我国数字文化国际传播是多元文化疆域、复杂社会系统与丰富行动单元嵌入数智技术生态的联结互动过程,形成了由物质与非物质、人类与非人类的复杂异质行动者及其间关系构成的、具有超个体能动性②的“数智交往”国际传播新构型,因此对其理论与实践亟须进行范式重构从而实现系统观照。已有研究多以特定内容形态或文化边界为焦点,或以具体传播效果与目标为驱动,着重于局部分析,少以数字文化整体为研究对象,同时对数字文化国际传播的认识仍然局限于单一、静态的数字产品输出的视角,而忽视这一过程是基于复杂的社会语境,在由各参与主体、文化资源、技术生态构成的行动者网络的联动中,经由传播实践,形成立体、动态的国际传播“元产品”——数智交往活动。本文通过全面梳理数字文化国际传播的理论资源,提炼数字文化国际传播的学理意涵与行动潜能,拆解数字文化国际传播迈向“数智交往”的实践结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系统高效的战略体系与未来进路,以期在理论维度推动国际传播研究进行面向意义—技术—社会的复杂范式开拓,在现实维度为当前技术浪潮中我国国际传播的行动组织与效能优化提供思路指导。
一、整体转向：数字文化国际传播的复维意涵
数字文化是由数字技术中介的文化形态与文化制度,标识着国际传播的范式变迁。数字文化不仅是一种以0和1为数字存储方式的二进制计算机技术产物,还是一套正在形成的、关乎人们在当代网络社会中如何行动和互动的观念、实践和期待。中国的数字文化由展示中国形象、中国话语、中国精神与中国智慧的数字文本、国际传播多元行动者的数字实践以及包括各类媒介软硬件在内的数字技术物组成。数字文化意味着一种虚拟仿像、即时传播、泛在媒介与全球互联的普遍机制,具有参与性、修复性与拼贴性的文化特征,即个体能够积极参与意义建构过程,在新媒介的使用中调试、操纵和变革理解现实的共识性方式,同时在自反性中组装现实的特定版本,从而形塑了当前国际传播生态格局与总体逻辑以及中国形象的建构与认知方式。也就是说,数字文化一方面作为国际传播的资源构成,以其广阔的表意空间向世界提供认识中国、理解中国、认同中国的多彩棱镜；另一方面作为国际传播的逻辑转向,基于数智技术可供性开辟人类生存交往新形态与新惯习。
数字文化既是一种狭义的技术产品语汇,也是一种广义的交往实践语汇。就产品而言,数字文化指以数字技术为基础,或经由数字技术中介生成的,具有表意功能或服务于表意活动的物质与非物质成果。从短视频、影视流媒体、微短剧、数字游戏、网络文学、虚拟偶像等国产数字内容,到TikTok、WebNovel、WeTV、SHEIN等一系列提供文化展示空间或输出实践组织规则的自建数字基础设施,这些成果依托数智产业的组织化生产逻辑,构成中国数字文化国际传播的直接力量。从实践出发,数字文化泛指一系列基于数字媒介的各领域人类交往方式的总和,包括信息、社交、娱乐、电商、教育、出行等物质与精神交往场景。这类数字文化源于多元主体的社会化生产,通过数字媒介实践中的中国身份彰显,潜移默化地作用于国家形象与文化认同构建。因此,审视中国数字文化应从整体观出发,将其视作由数字参与主体、数字文本、数字实践、数字技术物、数字规范等多元要素共同组成的有机系统,从而充分激活其展示全面立体中国形象的文化潜能以及突破现有不平等国际传播格局的政治潜能,使泛在的中国故事成为可能。
数字文化空间容纳着国际传播的秩序可能性探索。蓬勃于战争语境的国际传播始终以国家作为权力底层逻辑,无论是基础设施还是产业结构,全球信息仍然是由文化强国主导的、不成比例地从中心地区向边缘地区流动的过程。世界体系理论、霸权理论、文化帝国主义理论、依附理论等所关注的国际传播的结构性不平等问题依然存在,呼唤国家层面的战略规划与行动整合。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数字技术中介下的文化实践对国际传播经典理论提出挑战:互联网的开放性使国际传播不局限于国家力量驱动,成为由多元主体构成的参与式文化场域,边缘国家在数字技术的赋能中也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逆转主导性信息流动的“反向流动”机会。伴随着国际传播实践的新趋势,人类命运共同体、数字中国等一系列具有包容性与超越性的国际传播方案也不断涌现。
数字文化的国际传播是具有多层次、多维度目标的传播实践。从国际传播的普遍性维度出发,在政治层面,其目标在于开展公共外交,通过公共传播向他国公众发出呼吁,从而影响国家政策；在文化层面,其目标是与世界各国人民共享知识、思想和信念,为化解全球冲突、增进国家间相互理解作出贡献。从国际传播的本土化需求出发,数字文化国际传播具有“传播好中国声音”“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的可见性目标、关于“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以及“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的展示性目标、“深化文明交流互鉴”的交往性目标以及“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等的政治性目标。
数字文化国际传播实践并非去语境化、去历史化的孤立行动,其逻辑根植于全球整体政治经济格局与传播生态。从地缘政治视角出发,当前我国数字文化的国际传播与地缘政治密切相关,不可避免地受“数字冷战”思维的影响,以“文明冲突论”为本质的意识形态对立,以及由此引发的网络武器化与文化贸易壁垒,对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形成了显著掣肘。从渠道视角出发,除我国自建平台之外,以美国为背景的商业平台公司近乎垄断全球互联网服务与数字文化传播渠道。从国际舆论视角出发,西方社会在重大国际事件中往往通过构建中国的负面叙事营造不利意见气候。中华数字文化亟待应对国际传播现有挑战从而争取更为广阔的行动空间。
数字文化国际传播并非传播主体的单向度话语独白,而是来自多重生活世界的多元主体在意义协商中达成相互理解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实现在文本层面关乎思想、情感、审美等多维度“共同解释项”的建构；在社会心理层面受到文化传统、不确定性管理、交往意愿、刻板印象等复杂要素的影响。当日益丰富的国际传播动量经由研究者的揭示而显现于国际传播机制的运行过程,推动数字文化国际传播则需要全新的理论模型作为系统指引,从技术特征、文化表征、社会勾连的整体视域出发深入考察数字文化国际传播的实践结构,以推动国际传播走向高效和深入。
二、数智交往：数字文化国际传播的实践结构
(一)架构重组:数智赋能的技术逻辑
大规模媒介技术体系建构了人类生存的“第二自然”,促使与之关涉的社会实践调整并适应其运行逻辑。数字文化国际传播正在进入沉浸传播时代,沉浸传播下的媒介具有“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传播功能,虚拟与现实的边界被打通,所有空间都可以作为媒介传播的场域,传播的诉求也由生活社交转变为生存需要。当前,媒介革新带来的社会变动总体上呈现出数字化、智能化的混合特质,继而引领了数智时代的信息传播革命。国际传播技术基底的数智化趋势带来了数字文化的实践重塑与国际传播的机制更新。
数智化生产充实数字文化储备,带动数字文化提质增效,开拓国际传播的资源基础与行动疆域。首先,数智技术驱动数字文化生产效率跃升,形成国际传播内容新质生产力。大数据、云计算与算法推荐通过海外用户画像与传播效果监测使数字文化内容的定制生产与精准分发成为可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多模态可供性大幅降低了文化产品编创与译配所需的技术门槛与投入成本,带来更为敏捷的目标响应速度与更为广泛的参与力量。其次,数智媒介推动数字文化生产内容拓展,构建国际传播体验新通路。一方面,新兴内容与交往形态的持续涌现不断丰富国际传播的场景覆盖与表达维度,另一方面,数智奇观将进一步强化中华文明的吸引力与共鸣力。“悟空来了”XR全球巡展依托高清数字复原、虚拟现实交互等前沿技术,使全球观众沉浸式感受中国文学、建筑与绘画之美。再次,数智基建奠定数字文化生产行动底座,打造国际传播可靠新空间。数字文化国际传播不仅依赖内容本身,更依赖功能完善、安全平稳、自主可控的数智基础设施,Seedance等国产大模型以及小红书等跨文化潜力平台的崭露头角在当前全球媒介技术生态竞争加剧背景下,不仅为中国故事打造言说主场,更将有望在信任积累中逐步承担人类文明交流互鉴枢纽功能,推动开放、公正、多元的国际传播新格局、新秩序构建。
数智化传播塑造数字文化的全球流向,构成了“地球村”与“把关人”共现的张力图景。一方面,数字平台打破了地方与全球的交往壁垒,不断消弭本土传播与国际传播的界限,使数字文化的全球接入与共享成为可能,跨平台的用户复媒体栖居与内容多渠道流转则进一步创造文化邂逅机遇。另一方面,异质化数字平台依托其技术特质所形成的“围墙花园”以及基于差异化数据集的人工智能技术在内容分发环节构成了全球信息流中的隐形闸门。数智把关或依据一定规则对信息进行过滤或排序从而形成特定的可见性布局,或基于一定数据及其联合概率进行内容输出,与媒体机构的传统把关机制并行互嵌,由平台、用户与智能体协同完成。
数智化生存扩容数字文化实践范畴,为中国形象与中华文明走向立体化叙事提供广阔表意空间。数智技术系统不仅整合了新闻、出版、影音、游戏、文旅、艺术等全球文化展示场景,更承载着日益丰富的人类生活世界与交往活动。在基建层,我国出海5G网络、数据中心、AI大模型、无人机、智能机器人等技术服务与产品是中国科技文明的凝结；在应用层,具体文明领域的全球化数智实践,连同各类产业、机构和个人用户的在线跨文化市场营销、社会交往与身份建构,成为从经济文明到人文形象的中国体认入口。也就是说,数智化生存的泛在性将在数智技术的国际化程度的加深进程中转化为中华数字文化的泛在性。
(二)情动联结:柔性共振的文化逻辑
当前,由政府与外宣媒体主导的权威式国际传播正在经历范式危机,意识形态对立框架与“舆论战”“认知战”的政治操弄持续挤压中国国际传播的话语空间。而人类的情感感受和情绪流动作为强势动力,往往能引发冲破价值壁垒和思维藩篱的强大效能,加之数智技术的“情感机器”属性,促使国际传播诉诸情动激发以实现受众对于中华文明叙事的情感联结与柔性共振。情动表现为公众的感受,其意义在于使特定的想法和感觉成为可能。强化数字文化的情感接近性与情动触发力,既是当前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前提与支点,也是推动国际传播状态重返倾听与对话的策略探寻。
数字文化以多主体叙事淡化政治联想,在开拓中国故事的表达渠道的同时优化受众接受意愿。在这一过程中,参与主体一是由官方向日常延伸。数字文化的国际传播由各级政府、媒体、机构、企业和普通用户协同共创,在基于数智平台的内容出海、品牌出海、产品出海、服务出海、交往出海过程中,逐步克服官方媒体渠道所面临的政治警惕与隐性掣肘,并与海外受众建立起超越单一信息传受关系的多重情感联结。二是由自证向他证延伸。长期以来,基于中国背景的组织与个人以我为主讲述的中国故事极易被打上“宣传”烙印而陷入独白窘境,然而,活跃于各大社交媒体平台的跨文化群体发挥桥接角色,通过评论互动、实地打卡、知识分享等形式以普通他者视角介入中华文化的展示、阐释和宣介,从而提升中华文明叙事的亲和力与可信度。值得关注的是,ChatGPT、Gemini等AI大模型作为国际传播的主体角色日益凸显,以兼具日常性与他者性的非人格化机器身份参与中华文明的多领域、多模态知识生产,通过人机对话触发中国议题的建构和传播,并在定制化的内容输出与“世界模拟器”的客观神话中进一步弥合信任鸿沟。
数字文化以多向度风格丰富共情通路,通过中华文明情感共同体的广泛联结以推动国际传播效能的质性拓维。数字文化国际传播的情感共振既体现为“你就是你,我就是我”的异极相吸,也体现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存异求同,还体现为“你就是我,我就是你”的融合一体。一是通过打造数字文化奇观激发情感吸引,从高清环游视频中的东方城乡美景到出海古装仙侠剧的中式传统美学,异质审美体验成为海外受众接近中华文化的趣缘驱动。二是通过进行数字文化调适寻求情感共鸣,一方面运用文化杂糅策略,消弭部分主体文化边界与异质性并与不同地区、国家、群体的多重文化接合交融以寻求意义共享的“最大公约数”,例如游戏《原神》中的角色设计同时化用中西志怪典故以满足东西方不同玩家的文化想象；另一方面聚焦人类共同议题,以中国智造、“新四大发明”为代表的中国科技故事、以野象迁徙为代表的中国环境故事、以脱贫攻坚为代表的中国发展故事、以“打卡中国”为代表的中国文旅故事等数字文化叙事正在成为我国国际传播的“流量密码”,通过灵活响应全球共同关切、贡献中国经验争取能见机遇与情感认同。三是通过开发数字文化“第三空间”实现情感互通,来自不同国家、族群与文化的用户在数智化虚拟生存中得以摆脱现实身份桎梏,以迷因、兴趣、审美、价值观等要素为纽带,形成去疆域化限制、超越“本土/他者”区隔的交往关系,以中国与世界间的日常化共情体验巩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集体记忆。
(三)结构嵌入:多重勾连的情境逻辑
数字文化国际传播实践与效能施展并非全球信息系统真空运行的结果,而是深度根植于全球与本土复杂迥异的社会文化情境。因此,数字文化的国际传播需将情境逻辑纳入行动规划,对自我定位与目标地域开展全面细致的情境研判,据此合理配置传播资源、设计传播内容,以精准取向减少国际传播的现实壁垒与文化折扣。
首先,数字文化国际传播嵌入细分受众情境。国际受众语言文字、族群归属、法律法规、历史风俗、主流意识形态、思维方式、文化距离等要素构成了复杂的文化语境,因此数字文化国际传播应当充分关照目的地受众的认知习惯偏好,避免陷入文化解码困境。同时,国际受众分布于差异化的“数字栖息地”。不同出海目的地的数智媒介基础设施状况、受众在各数智传播渠道的分布情况、数智媒介技术使用习惯以及各数智平台从技术参数到文本风格的内容偏好都将影响中国数字文化的海外触达范围与接受效果。
其次,数字文化国际传播嵌入技术政治情境。尽管文化交流因其社会性基质具有相对稳定性,但数字文化国际传播与国家利益及地缘政治博弈的紧密联系仍使其频繁陷入波动状态。TikTok先后在多个国家遭到封禁与质询即为典型写照。然而这一波动状态却意味着挑战和机遇的双重涌现,在封禁危机中,大量“TikTok难民”进入小红书、抖音等中国本土社交平台,成为本土平台进行国际化功能适配、参与全球化市场竞争的升级驱动。
数字媒介技术体系的高速迭代、复杂性走向与控制权争夺构成了数字文化国际传播的数智风险旋涡。一是数智黑箱风险。从算法推荐机制到AIGC的模型结构,人工智能参与数字文化生产、过滤与分发的核心机制仍然处于高度不透明状态,伴随数据体量的扩张与数据模型的迭代,其不可预测程度将持续加深,使数字文化国际传播成为扑朔迷离的可见度实验。二是数智自主风险。尽管当前我国平台出海卓有成效,但海外受众主体仍然广泛集中于以美国为主导的跨国数字平台,数字文化国际传播不可避免地处于路径依赖的被动地位。三是数智伦理风险,包括数据采集与隐私管理、算法偏见与文化误解、深度造假与侵权纠纷、机器干预与舆论操纵等。数字文化国际传播所依托的主渠道依然为商业性数字平台,其底层逻辑是以流量与注意力换取经济利益,因此在偏见与中立、极化与中和的辩证中保持着自身生态系统的稳定,形成看似开放和异质实则封闭而均质的内容图景。数智逻辑对于我国数字文化出海内容的筛选机制能否与我国推动数字文化出海的任务目标高效匹配仍然值得细致考察。
再次,数字文化国际传播嵌入在地实践情境。中国数字文化以一批规模性数字平台、数字文化精品与具有影响力的跨文化传播者为先锋,初步完成了别开生面的声量宣示。而当数字文化出海进入提质增效的“深水区”,现有国际传播实践的粗放性问题亟待克服:一是实现从批量转化到精准效果的转型,将数字文化国际传播理解为从线下到线上、从中文到外文、从特定平台到另一平台的机械迁移,忽视对海外用户文化偏好与媒介习惯的了解与匹配的现象广泛存在。二是推动从总体动员到分工协同的升级,各层级、各领域主体在积极投入国际传播体系建设过程中由于缺乏顶层设计,可能会由于行动过于本位化而在显示特色时陷入同质化困境。三是完成从组织架设到功能运转的过渡,在完成机构组建、账号开设后,需要持续进行定位及思路的科学规划,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的合理配置,以及激励、管理、协作、反馈等体制机制的动态完善,从“建起来”向“用得好”不断迈进。
三、构型寻路：数字文化国际传播的战略路径
数字文化国际传播的数智交往构型是技术—文化—情境交织的复杂实践系统。从实践主体出发,数字文化国际传播是由线上—线下、国内—国际、官方—民间、行业内部—行业外部、人类—非人类等多元行动者构成的协作网络；从实践构成出发,数字文化国际传播涉及政策、组织、资源、技术、话语、体制机制等诸多要素的有机联结与密切配合。因此,数字文化国际传播需以整体论为指导,构建系统、动态、开放的生态格局与战略体系,以实现其国际传播效力的充分激活。
(一)构型筑基:夯实数字文化国际传播技术基建
数字文化国际传播的技术基础设施建设是数智交往构型运行的空间基础。在技术建设方面,一方面需要构建自主可控的全球交往基建,其中既包括提升自有平台国际接受度,在“造船出海”中降低外部平台依赖与掣肘,争取数智主权以优化中国话语在全球信息流与认知场中的能见度、影响力和稳定性,还包括通过开展合作强化外部平台规则的可协商性,为中华数字文化“借船出海”创造支持性航道。另一方面则需要打造稳定高效的文化生产基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根据业务需求,研发上线了字幕智能生成、语音合成、智能横转竖等媒体智能应用,并推出“央视听媒体大模型”加速数字人、沉浸式AI虚拟制作、AI广播剧等技术能力布局。新质文化生产力使数字文化内容生产及其国际传播调适工作在产品形态层面实现从固有的媒介偏向到灵活的媒介重组转型,在生产方式层面实现从单一的人力劳动到复合的人机协同转型,在流程把控层面从松散的终端化向集成的中台化转型,从而实现数智技术对于数字文化生产效能的充分带动。
在技术治理方面,对于数字文化国际传播的技术基建亟待建立健全规范机制以应对目标偏离与伦理风险。就意识形态表达而言,算法推荐、大模型训练、AIGC等关键技术环节在数据的采样、筛选、打分过程中必然输出具有特定偏向的语义流,因此亟须在数智基建中嵌入价值优化机制,实现生成内容与推荐逻辑的可把控、可追溯、可审计,确保其充分服务于国家立场、共同价值、叙事目标及传播效果。就数智技术属性而言,深度伪造、数据安全、模型操纵、权责确认等普遍挑战呼唤相关治理体系与制度安排的建立健全。其中,在国家维度需完善治理布局,形成由政府监管、行业自律、社会监督构成的治理分工以及由技术标准、伦理规范、法律法规构成的治理规则；在全球维度需加强治理协议,从以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为代表的单边规则,到以《欧盟—美国科技合作协定》为代表的双边协商,再到以联合国方面《数字合作路线图》《人工智能伦理问题建议书》等为代表的多边倡议,基于全球化数智基建的数字文化国际传播依赖跨国规范对接与行动协同的稳固支撑。因此我国亟须加强在全球社会中的数智治理参与,积极争取更为有力的技术解释权与制度话语权,推动构建开放、公正的文化国际传播与文明交流互鉴生态。
(二)构型编配:延伸数字文化国际传播整体动员
数字文化国际传播的潜能开发取决于数智交往构型编配方式的动员能力。“编配”(orchestration)是指组建并管理跨组织网络以实现共同目标的过程。在表征编配层面,数字文化资源在充分识别与开发中逐步形成立体中国的话语复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文化领域划分为文化与自然遗产、表演艺术与庆典、视觉艺术与工艺、图书与出版、视听与互动媒体、设计与创意服务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核心范畴；同时,将旅游、体育与娱乐等视为相关领域。此外,该框架还包括教育与训练、归档与保存、设备与支持等横向支撑领域。我国数字文化资源的充分挖掘和激活,以对中华文化类型图谱的全景认知与持续拓展为前提,由此推动具有民族独特性、互动包容性、世界普遍性的中国意象的“多声部合奏”。
数字文化国际传播的行动网络编配是数智交往构型运行及参与力量协同的实践基础。这一过程沿两对张力关系展开:一是建制驱动与自发驱动的关系。在近年来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进程中,由中央、省、市、县四级媒体为主体架构的国际传播体系格局初显,在政治站位、资源调配、战略协同等制度性优势中构成数字文化国际传播的基础生命线。各级外宣部门对国际传播优秀作品、潜力创作者、科研项目、人才培养、交流活动等领域的资源扶持也成为吸纳社会力量投入数字文化出海的有力引擎。同时,从文化产业与跨国企业的数字经济活动,到跨文化网红的内容生产与影响力追求,再到普通用户的日常在线社交,建制辐射外的收益转化、社会资本、情感体验等自驱要素创造了来源广泛、参与主动的国际传播储备役。二是虚拟开拓与现实联动的关系。数字文化依托虚拟空间突破地缘桎梏,在内容的全球流动、用户的平台穿梭与生存的数字孪生中开辟解域化的人类交往与文明互鉴契机。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数字文化的国际参与度与吸引力仍然深植于国家总体全球化的结构性条件,因此需要现实配套机制加以支撑。例如,海外社交媒体中外国游客来华旅游Vlog内容的爆发式增长与我国过境免签政策覆盖范围持续扩大密切相关。
(三)构型维系:优化数字文化国际传播效能评估
在数字文化国际传播的长期进程中,战略布局效能不仅依赖于前期顶层设计与实践执行的科学性,还需要通过后期持续的效能评估强化发展韧性。从评估内容来看,健全的数字文化国际传播评估体系应当立足于数智交往构型行动范式建立立体化指标体系,其中既包括相关数智基建持有状况、服务性能、安全水平等维度的技术运行指标,又包括话语渠道多元性、形象叙事丰富性以及海外受众认同度等文化建构指标,还包括传播方案精准性、传播生态支持性、顶层设计合理性等情境适配指标,需要在定量与定性研判方法的综合运用中动态把握数字文化国际传播全局运行状态与关键环节表现,在模式总结与问题识别中推动战略的优化更新,保障其有效性与生命力。
从评估机制来看,数字文化国际传播作为系统实践,其效能的全局洞察有赖于层级完善、协同联动的分布—耦合式分工体系。这一体系以机构—产业内部评估为微观基本单元,以具体执行为导向,跟踪相关实践场景中各行动者的运行状况；以专业—社会外部评估为中观赋能链路,以知识支撑为导向,由高校、科研院所、智库等分析数字文化国际传播战略目标与实践经验的衔接方式,并为评估框架优化提供创新理论视角与方法工具；以政策—国家整体评估为宏观决策中枢,以整合计算为导向,衡量多维度评估成果,从而推动资源配置与制度环境升级。三个评估层级在定位明晰、反馈互通中实现对数字文化国际传播实践动态与战略体系的全面科学监测,以系统性评估机制带动综合式能力建设。
四、结语
本文以数字文化国际传播的学理挖掘为起点,结合数智时代文化传播的实践前沿,勾勒出“数智交往构型”这一国际传播的创新范式和开阔疆域。这一范式超越以往国际传播以产品输出为焦点的分析视野,立足数智化生存的人类境况,引入“交往”这一包容性框架,构建起由技术、文化与情境逻辑交引缠绕的整体性实践结构,并由此呼唤国际传播从技术基建到主体动员再到效能评估的系统性变革。以此为起点,未来的数字文化国际传播研究仍有多重拓展空间,无论是在理论发展层对全球数智交往发生机制与价值伦理的深化讨论,还是在实践回应层关注具体数智交往情境的潜力激活与问题纾解,都值得在持续探索中予以深化。
本文系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中心重大项目“互联网文化生产和传播的规律研究”（项目编号：24&WZD19,2024-2026）的阶段性研究
作者简介
李沁，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姜俣（通讯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引用格式参考
GB/T7714-2015 李沁,姜俣.数智交往:数字文化国际传播的范式重构与战略路径[J].新闻传播学刊,2026(2):8-17.
CY/T121-2015 李沁,姜俣:《数智交往:数字文化国际传播的范式重构与战略路径》,《新闻传播学刊》2026年第2期,第8-17页。
MLA 李沁,姜俣."数智交往:数字文化国际传播的范式重构与战略路径"新闻传播学刊.(2)2026:8-17.
APA 李沁,姜俣.(2026).数智交往:数字文化国际传播的范式重构与战略路径.新闻传播学刊,(2),8-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