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俊杰，上海外国语大学；詹德斌，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来源：《当代亚太》2026年第2期

“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鲜明标志。从气候谈判中的协同立场，到联合国框架下推动乌克兰危机政治解决，再到金砖合作机制成功扩员，一系列实践清晰反映出“全球南方”日益增强的集体行动能力与内部凝聚力。在此背景下，内部存在显著差异的“全球南方”国家何以凝聚为一个“共振共鸣”的整体，以及中国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何种角色，构成了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作者旨在从学理层面探讨上述问题，解构西方中心主义叙事，为中国携手“全球南方”国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理论支撑。

既有研究对“全球南方”共同体的阐释、其与国际秩序变革的关系以及中国与“全球南方”的关系展开了有益探讨，但主流研究多遵循理性主义范式，侧重物质利益与权力结构分析，难以充分把握“全球南方”内部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为此，本文引入情感因素、共同体理论与政治社会学方法，构建了一个系统分析“全球南方”共同体的理论框架。作者认为，“全球南方”本质上是一个正在构建中的、整体的、动态的关系性共同体，其构建依次经历“情感→关系→规范→行动”四个阶段，各逻辑在不同阶段分别主导，相互转换并交织演进，构成多向度、非线性的动态过程。

“全球南方”共同体理论构建的内在逻辑在于：第一，情感纽带的凝聚。集体记忆承载着“全球南方”国家在被殖民历史与反霸权斗争中积淀的历史经历与情感体验。通过对这段苦难经历的共同追溯，彼此关系从“陌生”转向“熟悉”，形成包括抗争意识与团结情感在内的情感纽带。在此基础上，集体记忆升华为抽象价值，“万隆精神”等价值观的提炼正是将反帝反殖记忆转化为共同价值的过程。由此，“全球南方”形成了独立自主、平等互尊、反对霸权等共通价值特征，为共同体构建奠定了情感基石。第二，关系网络的演进。“全球南方”共同体作为一种关系性存在，其核心在于改善成员间的互动模式、强化身份认同意识。在全球化背景下，“全球南方”国家处于多个重要关系网络的交汇节点，其互动与协作通过这些网络具体展开。这一进程并非以某个大国为中心的单向辐射，而是成员间对整体关系网络进展所形成的共同认知。同时，关系实践推动身份认同的塑造。“全球南方”作为一种身份认同，通过长期“求同存异”的交往实践逐渐明晰，在互动中识别差异、凝聚共识，实现包容性的辩证统一。第三，共享规范的形塑。“全球南方”共享规范以集体共识的生成为基础。基于共享的历史记忆与紧密互动，各国对自身处境与发展诉求形成共同理解，将分散的个体观念汇聚为稳定的集体共识，有助于超越内部异质性，形成互信基础。“全球南方”正从国际规范的接受者转变为塑造者，积极倡导以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治、合作共赢为核心的规范主张，强调发展模式多样性与国际关系民主化。第四，集体行动的引领。从个体行动迈向集体行动不仅依赖利益计算，更关键的是符合共享规范塑造的正当性逻辑。当内部情感融洽、关系和谐时，成员间更容易就维护共同利益形成共识。有效的集体行动是信任积累、利益协调、规范内化与情感联结等多重要素的合力。大国因其资源动员能力与制度性话语权，通常成为促成集体行动的核心推动者。“全球南方”的集体行动需要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大国的团结协作与共同引领。这一“情感→关系→规范→行动”的逻辑逐阶上升，形成自我强化的螺旋式演进模式，为共同体向高阶形态演进奠定基础。

基于上述理论框架，作者进一步提出，新时代中国引领“全球南方”共同体构建的行动逻辑可以从情感纽带、关系赋能与规范塑造三个维度加以系统阐释。首先，中国通过深化历史归属感与增强价值认同感，筑牢与“全球南方”的情感纽带。在历史归属感层面，中国传承并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万隆精神”等共同历史资产，持续为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从坦赞铁路到亚吉铁路的合作变迁，不仅加深了中非双方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历史归属感，更将这种情感扎根于日益广泛的现实价值认同之中。在价值认同感层面，中国倡导的“天下一家”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与“全球南方”的传统精神高度契合。中国将发展置于“全球南方”价值认同的中心位置，持续倡导“发展对享有所有人权的贡献”等理念，赢得了“全球南方”国家的广泛认同。

其次，中国通过“双轨协同”的关系网络建设与“求同存异”的身份认同塑造，为“全球南方”共同体的深化发展提供根本动力。在关系网络层面，中国巩固与扩展覆盖广泛、多层次的制度性实体合作网络，同“全球南方”国家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并积极推动金砖合作机制扩容，在“77国集团和中国”框架下开展富有成效的外交活动。同时，中国积极倡导与塑造自主性话语网络平台，依托主场外交为“全球南方”打造集体发声平台，共同塑造体现南方诉求的国际议程。在身份认同层面，中国树立讲信义、重情义的大国形象，以命运共同体实践构建更具有包容性的“全球南方”认同。中国已与多个国家达成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共识并取得实质性进展，在周边地区形成了命运共同体的区域集群，并向非洲、拉美、太平洋岛国等更广泛的南方地区稳步拓展。

最后，中国通过倡导“两大主张”与四大全球倡议，为“全球南方”共同体的长远发展提供规范引领与制度性支撑。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这两大主张呼应了“全球南方”国家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实现更加公平发展的共同愿望，获得了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及区域组织的广泛认可。在规范塑造层面，全球发展倡议聚焦减贫、粮食安全、气候变化等重点领域，将“发展优先、以人为本、绿色低碳、普惠包容”的新型发展规范转化为可参与、可共享的国际公共产品；全球安全倡议得到了广泛的国际响应，中国积极推动乌克兰危机、沙特伊朗复交、巴勒斯坦内部和解等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为“全球南方”国家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提供了建设性示范；全球文明倡议倡导平等、互鉴、包容的文明交往观，通过多层次对话机制与人文交流项目推动文明互鉴；全球治理倡议则旨在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改革与完善，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有益范式。

本文构建的“情感→关系→规范→行动”系统性分析框架，不仅深化了对“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深层逻辑的认识，还提供了一条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替代性解释路径。在实践层面，研究“全球南方”共同体的构建与发展，有助于讲好中国与“全球南方”团结合作的故事，清晰阐释中国和平崛起与“全球南方”整体发展之间的协同性。同时，我们也应清醒认识到，推动构建“全球南方”共同体仍面临内部发展差距、外部霸权压力以及“全球南方”概念被政治化、工具化等现实挑战。展望未来，推动构建“全球南方”共同体，是引领百年变局朝着有利于人类共同进步方向发展的关键。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的引领作用，为构建“全球南方”共同体凝心聚力，携手各方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