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建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在“十五五”规划中也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作为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键内容，视为文化建设和文化繁荣的基础。只有扎根中国大地、赓续中华文脉、厚植学术根基，在深入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中，研究真问题，真研究问题，才能真正建构起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建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亟须回答何为知识的自主性问题，亟须解决自主知识论如何可能的问题，归根结底，亟须解决哲学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哲学基础问题。为此，我们需要同时深入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哲学，从根本上探究马克思哲学革命，特别是作为新世界观的唯物史观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的奠基性意义，探究中国哲学中知行关系对于中国知识传统特质的奠基性意义，探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相互结合中塑造的新哲学对于自主的哲学社会科学建构的奠基性意义。
一、自主的知识与普遍客观的知识
自主的知识体系，是就哲学社会科学而言的。知识的自主性与知识的普遍客观有效性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个问题关乎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与自然科学意义上的普遍知识之间的关系问题。
自然科学意义上的普遍的知识体系，是以先验的原则和抽象的范畴加之于一切认识对象而形成的知识。所谓的普遍，是以黑格尔所谓的外在反思，也就是忽此忽彼的推理能力为特征的方法论普遍主义意义上形成的抽象普遍的知识。这种知识是理论形式与经验质料的结合，是理论范畴对经验事实的“忽此忽彼”的确认，是用一种方法研究一切对象的产物。宣称是普遍知识的社会科学，就是模仿自然科学形成的社会科学。所谓“忽此忽彼”的推理能力，首先表现为用理性范畴确认认识对象的“忽此忽彼”性，在自然科学中如此，而在社会科学中更是如此。施特劳斯批评韦伯的实证主义社会科学指出，所谓客观的“事实”不过是从事实的汪洋大海中选择的结果。因此，如果说自然科学的普遍客观性仅仅在于理性范畴的形式普遍性及在实验中被证实了的客观性，这种普遍客观性是通过时间的空间化从而遮蔽了世界的时间性结构的结果，那么社会科学的普遍性能否仍然依赖于理性范畴的形式普遍性，而忽视了作为认识对象的社会实践的时间性实质？社会科学能否完全遵循自然科学意义上的事实与价值二分，而做到所谓的价值无涉？
对于这种宣称具有自然科学般普遍客观有效性的社会科学，在其传入中国之初，就受到一些思想家的深刻质疑。章太炎曾经区分两种学问类型，一种是所谓“在心在物之学”，其体态是周延圆融、无分国界的，譬如物理学、心理学之类，可以运用统一的方法加以研究，这便是“体自周圆之学”。另一种学问则是“其体自方之学”，例如语言、历史、风俗、文化等，这些学问因其深刻的地域性、历史性与民族性差异，必须寻找到与其研究对象内在特质相匹配的独特方法。应该说章太炎的这一区分，正是对所谓普遍客观的知识体系与自主的知识体系之间的区分。
刘咸炘则批判了主张事实与价值二分的新康德主义西南学派的偏见。他指出，事实本身可以分为“有价值的事实”与“无价值的事实”两种，而文化研究的核心，正是去研究那些“有价值的事实”，他将其命名为一种综合了史学与社会学的“人事学”。这些洞见，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对象决定方法”的原则。研究无价值的事实属自然科学，研究有价值的事实属社会科学，而研究有价值的事实的学问必须将实践的时间性纳入认识的对象，必须将历史的维度纳入认识的视野，建设一种纵横交互之学，而不能是去除了时间性的纯粹超时空的横向之学。他将前者称为综合了史学与社会学的人事学，后者则仅仅是社会学而已。
在此意义上，章太炎还特别提出了以“忠恕”为“其体自方之学”的方法论原则。在章太炎看来，“忠恕”不仅是道德躬行的原理，也是为学的方法，“忠恕”是知行一贯之道的枢纽。“心能推度曰恕，周以察物曰忠”，“疏通知远者恕，文理密察者忠”。作为认识方法的恕，是由近及远的心的感通推度之法。推度不能脱离以情挈情，它不仅是逻辑推理，更是以情挈情的推度所获得的知识。这种知识具有疏通知远的实践效果，其最高明的境界是“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作为认识方法的忠，是“周以察物”，是投身具体事务当中进行详细调查研究，“举其征符，而辨其骨理”，从现象到本质，掌握其具体之所是。所谓“身观焉忠也”，就是以投身入局的体知为知识的真实来源。所谓体知，并非神秘的觉悟，而是在全身心投入实践中获得的知识。侯外庐先生认为章太炎训诂忠恕之道，归结为逻辑学，认为忠者，归纳之谓，恕者，演绎之谓。应该说这种看法只把握住了“忠恕”作为方法的一个层面，归纳和演绎只是“忠恕”认识论的最表层。章太炎以“忠恕”为认识方法，实际上揭示了作为道德原理的忠恕同时是一种认识方法的意义，其深刻之处在于发现了道德感通恰恰是获取正确的实践认识的真正来源。忠恕作为道德的效果是在投身实践的感通中同时发生的，而在发生道德感通同时也生成了实践中的“体知”。这种所谓的“体知”其实就是关于如何正确行动的知识，而正确的行动当然也依赖于对是非的道德判断。因此，道德与知识是在实践中一体发生的。这正是章太炎的高明之处。他揭示出社会科学知识的真正来源是人的社会历史实践，社会科学知识的实质是荀子所谓“疏观万物而知其情，参稽治乱而通其度，经纬天地而材官万物，制割大理而宇宙里”的实践知识体系。应该说，自主的知识就是这种类型的知识。自主的知识体系是来源于社会历史实践并作用于社会历史实践的知识。
这表明，以中国为对象必须以中国为方法。中国不是一个超时空的客体，而是一个不断自我活动自我创生的实践进程。方法内在于对象，意味着方法同时就是实践自我活动自我创生的原则，是作为实践本体或实在主体的中国实践内具的方法或原理。
二、自主的知识体系与唯物史观
自主的知识体系首先是以既定社会为对象，并且是在这一具有自在自为的主体性特征的既定社会中产生的知识。“既定社会”这一提法来自马克思。所谓既定社会，指的是自我活动自我创生的实践本体或实在主体。自主的知识是认识主体从其所内在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自我理解和自我认识。而这种自我理解和自我认识，也正是认识主体作为主体形成的前提。
形成自主知识的方法是由对象所决定的，而认识对象则是由内在于对象生成的实践所决定的。这是唯物史观的核心要义。实事求是的原则，就是内在于既定对象的主体寻求内在于对象的认识，这种认识不以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的二分为前提。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统一于实践，在实践中相互生成、互相成就。实事求是的原则，强调了认识是内在于实践的认识，实践既是认识的前提也是认识的结果，知识来自实践也用之于实践，认识与实践相统一、知与行相统一。因此，这种知识既超越了主观主义，也超越了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这种知识在对既定对象的承认中真正发现了客观性，是以既定社会的既定性为前提，真正在客观性的基础上形成的实践知识。这种知识同时会作用于既定前提下的实践，使其在既定的客观前提下不断创生着既定社会、不断改造着既定前提。实事求是原则深刻体现了认识与实践相统一的辩证法，体现了主体与客体统一于实践的辩证法。实事求是的原则也正是自主的知识生成的原则。自主的知识体系必定是认识与实践相统一的知识体系，是主体与客体统一于实践的知识体系。
自主的知识体系，是作为实在主体的既定社会产生的知识体系，因此，既定社会作为实在主体的确立，既是自主的知识体系认识既定社会的产物，也是自主的知识体系之所以形成的前提。作为实在主体的既定社会在自我运动中形成的自我认识，就是自主的知识体系。在确认了既定社会的既定性的同时，也确认了认识这一既定性的主体，对既定性的发现需要发挥主体的能动性，需要能动地发现既定社会的客观性，而在发现了既定社会的客观性的同时，也生成了新的主体，一种能够把握对象和主体相互成就的主体，一种在把握既定社会的既定性中生成的主体，这一主体自觉地承载并表达着既定社会，并在既定前提下不断生成这一主体，这一社会。这就是革命的主体创造的现实世界。革命的主体是在既定社会的客观性前提下，创生新社会的主体。革命主体创生的新社会是在既定社会中创生的新社会，它不是彻底否定既定社会的凭空创造。这个道理就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体现了认识与创造的辩证法，被动与能动的辩证法，肯定与否定的辩证法。
实事求是和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是唯物史观的中国表达，集中体现了实践辩证法的精神。这一中国表达构成了“第一个结合”的实质性内涵。在此意义上，“第一个结合”也成为自主知识体系形成的方法论。
自主的知识体系，是既定社会在对自身主体性的自觉中形成的自我认识。自主知识的形成既是主体性生成的前提，也是主体性自觉的结果。自主的知识的形成深刻体现了主体在前提与结果的辩证关系中生成的历史辩证法。自主知识的实质是对既定社会的生成历史性的自觉。因此，也是生成新的实践主体性的自觉环节。自主的知识在作为实在主体的既定社会的前提下，不断促进实践主体性自觉，不断创生出实践创造的主体性。
自主的知识体系，作为内在于实践活动中的知识，必须将辩证法作为内在的方法。辩证法既是实践活动展开的原理也是认识实践活动的方法。辩证法作为内在反思的方法，作为理解实践生成主体和主体创造实践的方法，要求实践的认识必须基于一种内在视野，一种内在于有机生命体实践的内在视野，一种从后思索的认识方法，一种真正具有历史辩证法精神的源流互质的历史认识论。这种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古今贯通的辩证法，也是中国道路的辩证法，是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先进文化之间的综合创造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在传统与现代的实践贯通中实现实践创造，在文明道路的实践自觉中巩固文化主体性。“第二个结合”体现的就是历史或实践辩证法的精神。经由“第二个结合”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有机结合，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中华文明道路一气贯通，通过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展开的伟大实践，将古老文明不断带入现代状态，在古老文明的基础上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实践或历史的辩证法必然要求从有机生命体生成的统一性中把握其内部的复杂因素之间的关系，既不能用形而上的理论宰制现实，更不能用片段的知识隔断有机生命体的整体。这种辩证法必然要求一种内在于实践自身中的创造性的主体，代表着实践这个有机统一体自身生成创造的主体。这又是唯物史观中人民作为历史创造主体思想的表达。
“第二个结合”体现了唯物史观的历史辩证法精神，因此，“第二个结合”是在“第一个结合”实事求是原则基础上形成的、以守正创新为原则的自主知识体系的方法论。
三、自主的知识体系与历史科学
“第二个结合”作为又一次思想解放，从根本上解放出了人民的文化创造的主体性。
“第二个结合”是树立文化创造主体性的方法和途径。作为又一次思想解放的“第二个结合”，应该说，是在实践客观性前提下，进一步解放实践主体性和创造性的产物。“第二个结合”是从实事求是意义上的实践客观性中，在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基础上，进一步解放出面向未来的创造性。这种面向未来的创造性，破除一切教条，特别是破除关于中西古今的教条。“第二个结合”解放出来的文化创造的主体性，运用古今之间的历史辩证法与中西之间的文明交流的辩证法，对古今中西之间进行进一步有机综合的创造，创造出既前无古人、更无榜样可效法的新文明。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第二个结合”是守正创新的方法论。“两个结合”就是实事求是、守正创新的方法论。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就是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之上，运用“两个结合”的方法，通过实事求是和守正创新而形成的知识体系。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形成，标志着新时代中国在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也就是在作为实在主体的既定社会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形成了面向未来新文明的文化创造主体。
“第二个结合”作为造就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方法，也是新时代进行理论创造的途径。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相结合，是同时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哲学时代化的途径，更为重要的是，时代化的中国哲学必然是经过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激活再造的新的中国哲学。新的中国哲学也必定是既突破了中国哲学发展的旧瓶颈，也在一定意义上丰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框架的新哲学。
新时代的新哲学，是深刻领会马克思开启的哲学革命的产物，也是对希腊超感性形而上学彻底革命的结果。新哲学作为实践的内在理解和存在的内在领会的思想形态，是在实践的自我觉悟中发生的改造自我和改造世界相统一的思想行动。这种新哲学以历史科学或实践科学的形态现身，或者它就是具有整全性意义的社会历史知识体系本身。应该说，这正是“哲学社会科学”这一概念的马克思主义的真正来源。哲学就是社会科学，哲学就在社会科学中，社会科学同样具有哲学的意义，它必须呈现哲学的整全性和超越性的意义。这种新哲学同时是以《资本论》为典范的历史科学。这种新哲学以历史科学的形态深入于人文社会的知识体系，成为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从生命实践的有机特征出发，以内在视野和从后思索这种基于生命实践的内在解释方法，来研究由生命实践所构造的作为文化生命体的具体文明社会。这种历史科学就是“新科学”（维柯）。长期以来，我们对于哲学社会科学这个概念的使用，都受制于苏联教条主义的束缚，将本来作为历史科学内在方法的唯物史观，单独作为历史哲学，同时又将唯物史观作为一种抽象方法去认识一切社会，将马克思本来用来历史地研究具体社会的社会形态范畴，作为抽象认识一切社会的普遍模式。在这种束缚人文社会科学的教条中，马克思的哲学和历史科学都没能够获得真正的经典性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社会科学概念，是由马克思建立的新哲学与历史科学共同构筑的内在统一的“哲学社会科学”，是研究具体社会的自主知识体系。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社会科学，是在批判资产阶级抽象社会科学中形成的新科学图景，是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的重要内容。我们应该深入挖掘哲学社会科学的内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观念的正本清源中，深刻把握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
新时代的新哲学，也必定是深刻继承中华文明的历史超越性特征，秉持追求实际之理的义理学传统，在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激活之下实现彻底时代化的新哲学。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社会科学概念，在一定意义上，与中华文明中经史学与义理学相融合的学术形态高度契合。经史义理学共同构成的“能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的“全体大用”之学，就是庄子所谓的“道术”，而非“多得一察焉以自好”的“一曲之士”们的“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的“方术”（《庄子·天下》）。哲学作为与经史之学分而不分的义理学，是内在于经史之学的经世致用实践的思想形态，是改造自我和改造世界相统一的修齐治平实践意义上的思想行动。中国哲学的现代形态，是在西方哲学视野下从中华文明“全体大用”的学术传统中将义理学传统分化独立而成的学术形态。新时代的新哲学，应该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社会科学概念，重新激活中华文明的经史义理学传统，共同创构出新时代的“全体大用”之学，新时代的经史义理学合一的“新道术”。这种“新道术”，就是新时代新哲学和新科学高度统一的哲学社会科学。
新时代，我们亟须对马克思的哲学社会科学概念正本清源，亟须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深度结合，亟须创造出新时代的新哲学，并在新哲学的引导下，创构出一个新的科学体系，一种摆脱了西方抽象社会科学束缚的“新科学”，一种超越了以方术为真理的知识霸权的“新道术”。立足于中国大地，内在于中国实践，以中国为方法，也以中国为本体，建构新时代的“全体大用”之学，建构新时代经史义理合一的“新道术”，这应该成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建构的真正抱负所在。
张志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原 载《文史哲》2026年第3期，第22-2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