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观察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需要有一个宽广的视角，需要放到世界和我国发展大历史中去看。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历史学尤其是世界史，有责任也有能力发挥应有作用。作为知外能力基石的世界史，往往能够通过研究域外文明激发知识和思想变革，改变一个文明对自身的认知。1735年发生两件相当新颖而又深具欧洲特色的事件。其一，博物学家卡尔·林奈（Carl Linnaeus）创造一套分类体系，旨在把地球上所有植物形态——无论认识与否——都纳入其中；其二，欧洲首次大型联合科学考察启动，旨在确定地球精确形状。两件事同时发生，揭示欧洲出现一种“行星意识”，即覆盖全球的知识体系，把自身置于观察、命名与解释世界的中心位置，此系现代欧洲中心主义的一个基本要素。正是在此种知识权力结构中，现代欧洲中心主义获得认识“他者”的力量和解释未知的权力，大大支撑其殖民扩张。知外能力是建设现代强国的一种必备条件，而该能力在研究外国万事万物中逐渐形成。
一、新时代世界史的新特色
中华文明繁衍在一个充满复杂、不确定因素的区域，文明互动的复杂性与文化交往的多样性，构成“文明流动的漩涡地带”，开放与包容并有、混合与创新同在、分享与借鉴长存。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共同创造新的文化形态，砥砺出中华文明独有的韧性与不屈品格。正是在彼此联通、相互塑造的历史进程中，理解他者与认识世界的能力，逐渐从自发的经验学习转化为自觉的现实需求。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在此种转变中生根，在国家民族的砥砺奋进中成长，取得巨大成就。我们建立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新人才被源源不断培养出来。研究领域持续扩大，是改革开放前无法相比的。“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新时代世界史总体上呈现蓬勃之势，彰显鲜明时代特色。
其一，建制化水平大幅提升，制度基底愈加厚实。新时代涌现许多史学专门平台，教育部备案的区域国别研究中心超过400家，尤其是2019年成立的中国历史研究院，整合资源与力量制定新时代历史研究规划，通过发布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和冷门“绝学”扶持计划、设立学者工作室、创办《历史评论》等，统筹指导全国历史研究工作。近10年来，学界不少期刊和集刊，如2019年获得刊号的《世界历史评论》和《古代文明》《经济社会史评论》，以及《西方史学史研究》《医疗社会史研究》等新集刊，均被纳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重要评价体系。
其二，研究领域大为拓展，与国际史学前沿桴鼓相应。年轻学者开始深度使用各类文字和实物材料，语言不通、资料不足的情况彻底扭转，郢书燕说局面大为改观。例如，徐晓旭解读迈锡尼希腊语与线形文字B取得突破；欧阳晓莉在古代两河流域历史语境中解析《吉尔伽美什史诗》。同时，年轻学者在国外知名出版社发表论著，时晓萱关于里昂丝绸业的研究、温珊珊关于罗马帝国公共宴饮的研究即是如此。
其三，理论自觉显著增强，自主意识深入人心。世界史学界批判性审视西方后现代主义史学、反思碎片化倾向，澄清历史虚无主义的来源、表现和危害。于沛指出，冷战后历史虚无主义是美国意欲称霸世界的历史学体现，以及西方不良社会思潮影响我国的具体反映。21世纪以来，在世界史领域，其表现是公开鼓吹“中国世界史研究的主要任务是追踪西方史学”。世界史研究的目标不再局限于借鉴西方经验，而是认识文明互鉴进程、揭示知识生产机制、发掘历史道路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愿景提供学理支撑。
其四，国际化程度显著提高，成为全球学术网络活跃力量。越来越多的留学生选择回国发展，不少来华学生选择世界史专业。另外，中外学者互访进入更高层次，中国与希腊共建古典文明互鉴中心、中国世界史学者深度参与埃及考古，改变学术交流的单向模式。一些海外知名学者如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滨下武志等，常驻或加盟中国高校科研机构，开设课程、培养学生。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2015）、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2024）和第18届国际历史地理学家大会（2025）陆续在中国召开，中国史学日益成为国际学界瞩目的焦点。
其五，教材建设提上日程，育人为本成为学界共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支持下，新时代学人继承老一辈优良传统，组织资源、整合力量投入教材编写，其中《世界古代史》《世界现代史》先后获全国教材建设奖。金寿福在通识课程讲义基础上融合新研究和考古发现，全面呈现3000年古埃及文明，打破法老埃及优于现代埃及、西方优于东方两种“东方主义”。出版多年的“历史学研究入门”丛书接续出新，不但选题范围扩大，研究对象也更聚焦，为历史系学生和爱好者提供登堂入室的门径。
其六，知识普惠更上层楼，学术成果进社会入校园。专业学者编纂的历史普及读物广受好评，相应文化活动吸引不少热心读者和中小学生。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主动用专业知识为大众撰写读得懂、看得清、愿意翻的历史读物，为此不惜投入比专业著作更多的精力。例如，龚缨晏用收藏于国外的珍稀世界地图，介绍中外世界地图编制演变历史，特别是中国传统世界地图的特征，以及中国制图与西方制图观念、知识、技术之间的激烈碰撞。
可以说，当下的世界史正经历研究重点的转移——从引进苏联、欧美模式到建构自主知识体系，从依托单一学科到融合多元学科，从分割国别、时期的条块研究到整合文明、区域交流互鉴，从纯学术问题意识到主动服务国家战略，从埋头象牙塔到为人民做学问，展现出丰富多彩的面相。
新时代不仅构成历史书写背景，更是推动问题意识更新与叙事方式改变的重要动力。人们总是在新的时代情境尝试重新记述现实世界、理解历史世界、解释可能世界，以期为创造更美好的未来提供思想资源。中国作为后发型现代化国家，世界史研究可发挥提供外国现代化经验，以及让中国充分利用“后发优势”的作用。中国式现代化的辉煌成就，为构建人类文明多元叙事奠定实证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交流互鉴等理念，为中国世界史研究新解释框架和价值追求指明前进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把包括世界史在内的历史研究，提升到事关国家发展方向和民族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但是，目前我国世界史研究区域分布极不平衡、原创性概念工具尚在建设中，“远远不能适应现在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所提出的各种问题”。
历史不仅是凝聚民族国家的力量，更是培养世界公民的重要手段，某些情境下理解域外甚至可能比理解自身更迫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意味着必须时刻观察世界局势变化，才有可能对未来作出较准确判断。在世界联系日益紧密、全球性问题及逆全球化不断凸显的时代背景下，世界史研究显得越发重要，不仅能回应理解现实的迫切需求，而且有助于提升公众把握复杂世界、理解他者与认知自身处境的能力。在从碳基文明到硅基文明演变过程中，知识大分流极可能引发一场意想不到却又在情理之中的“新史学革命”。建设区域国别学的迫切需求，也是世界史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区域国别研究是大国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学术支撑，无论是推进新型大国关系、统筹与经略周边外交，还是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倡议，都离不开持续、系统研究目标国家与重点区域。只有在语言、历史、文化、政治和社会结构等方面，形成长期积累与综合认知，才能提升对外战略的前瞻性、精准性与可持续性。世界史在其中当然不是可有可无，而是不可或缺。
新时代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更需进一步思考如何在理论与方法层面推动史学创新。理解世界离不开对世界历史的深入研究，而建设学术强国则有赖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的系统构建。从该意义上说，中国的世界史学、世界文学、世界哲学等人文学科，正是中国学术走向世界、对接世界人文传统的重要桥梁与基础。新时代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要立足我国实际，提出主体性、原创性理论观点，真切表达当代中国人对人类历史和未来的看法。在此过程中，我们既要坚持唯物史观指导，从当代中国的立场与视角出发确立问题意识，也要在与国际学术前沿持续对话中提出标识性概念、形成原创性理论，同时对当下流行的历史书写潮流保持必要反思与辨析。
二、系统认识世界文明进程
西方学者生产不少经典历史著作，但西方历史书写也充斥偏见与虚构。牛津大学钦定讲座教授休·特雷弗-罗珀就曾断言，目前并不存在或者说几乎不存在非洲史，有的只是欧洲人在非洲的历史。此类言论背后，不仅仅是西方学者的狂妄傲慢，也不仅仅是蒙昧无知，更能说明西方社会存在一种欲望甚至心理需要——反衬欧洲自身的精神“优越”状态。上述傲慢与偏见的根源是，殖民主义建立了持久的主体—客体对立和知识等级体系，把世界分为西方与东方、文明与原始、科学与迷信、发达与落后。
中国学者一直以来努力构建解释人类历史发展的系统框架，意在打破此种二元对立。林志纯的中西古典学并立说、朱寰的中西文明比较说、吴于廑的整体史观、罗荣渠与钱乘旦的现代化史观，以及马克垚、彭树智的文明交往论，都是有益尝试。
新时代以来，世界史学者进一步从本土出发，依托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新立场新观点，构建理解世界史的系统框架。比如，董子云以“真理”（veritas）的多重结构为切入点，揭示法律文化如何在法兰西国家形成、知识体系重组与社会权力互动中发挥作用；李隆国以“政治观念—国家形态互动”为核心问题，强调罗马国家权威的合法性由王权、地方社群与教会三者共同塑造。一些跨度长、范围广的大部头成果，在事关人类文明宏大问题上作出中国学者的判断，如陈晓律研究欧洲民族主义时，将其划分为从绝对君主制向现代民族国家过渡、民族主义大规模扩展与冲突，以及同一文明基础上的重新整合三阶段。一系列区域、国别和专题性通史相继出版，在一些全局性问题上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德国通史》《非洲阿拉伯国家通史》《法国通史》《欧洲文明进程》等多卷本通史，均是新时代的硕果。在此基础上，新的世界通史编纂体系逐渐浮出水面，如《新世界史纲要》以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为指导，阐释世界历史横向发展和纵向发展交叉并举的客观事实，系统性、理论性强，为读者提供更完整、准确的世界史观。
从西方文明史到世界文明史再到全球史，近百来年西方史学界认知持续变化，为更加客观、公正、全面的人类史书写提供有益借鉴。然而，需要警惕的是，范式层面的更新，并不必然等同于知识版图实质重组。2013年，一项对英国、美国和加拿大57个历史系所的调查显示，历史学家总体上仍然忠于西方。隐性的西方范畴、西方概念、西方时间，仍在主导问题意识，“全球转向”实际上并未真正提升“其余世界”的能见度。
中国拥有深厚历史传统并具备现实影响力，中国学者有责任、有义务尽可能全面客观呈现“其余世界”的实相。此种努力体现在对全球南方历史的重视上。新时代以来出版哈全安《中东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9）、郑家馨《南非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等新作品。李安山从政治、经济、文化和民族维度，重新梳理和审视非洲现代历史进程，在对非洲开展全方位基础研究的同时，努力揭示非洲历史发展自主性。郭丹彤系统整理、翻译并注释古埃及象形文字经济文献和法律文献，涉及买卖契约、财产继承文献、王室敕令、自传体铭文，以及各类审判纸草，还包括神谕审判和国际条约两类特殊文献，彰显我国埃及学研究的国际化水平。更有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或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项目，支撑相关课题的研究，如韩志斌“中东部落社会通史研究”、车效梅“丝绸之路城市史研究（多卷本）”等。可以说，“近年古代西亚诸文明研究、埃及学、印度学都取得了长足进展，越来越多的史料得以发掘和整理出来”。
更进一步看，世界史研究者有责任对具体历史正本清源，要在语境中理解历史现象，拒绝大而化之的宏观认知，避免以“后见之明”简单化、脸谱化分析历史，避免以“归根结底”式方法抽象看待具象、动态的历史。新时代我国世界史研究在许多传统问题上展开探讨，对一些流行认知发起挑战，在以往少为人知的领域实现突破。例如，世界古代史虽然一直是重点研究对象，但集中在古希腊罗马方向，如今西亚北非等文明区域引发较多关注。有学者从赫梯节日仪式出发，将节日空间与对应的文化内涵传统结合，观察其国家治理。对中世纪欧洲封建王权的理解向来集中在政治领域，侯建新则从土地产权角度出发，认为“王权与地权关系的演变，新的经济社会规则逐渐扎根于社会生活，经历了无数回合的长期较量，终于走到历史的转捩点”。学界对欧洲人如何看待美洲所知不多且有简化之嫌，王晓德追溯启蒙运动时期的“美洲退化论”，指出欧洲人看待美洲带有明显偏见，长期游走于事实与想象之间。德意志帝国因“铁血”性格、速兴速亡和宫廷政治而极具故事感，但各种解读往往从人物际遇、民族性展开，不免挂一漏万。邢来顺则将其历史进程归结为工业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的三重叠加，共同的扩张需求使其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中败亡。此类观点提供丰富细节，清晰准确地展示了历史面貌。
三、推动世界史与相关学科融合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指出，“希望我国广大历史研究工作者继承优良传统，整合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考古等方面研究力量，着力提高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推动相关历史学科融合发展，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整合力量、融合发展，是我国世界史前进的必由之路。
中国学界通常意义上的“世界史”，是不包括中国史在内的外国史。因此，推进中国世界史发展，首先是融合中国史与世界史，一个重要支点和基础是大力发展中外古史比较、古代中外交通史和近代以来的中外接触、碰撞和交流史研究等。韩东育发现，近代欧洲国际关系体系赋予列强“新”对“旧”、“文明”对“野蛮”的不平等权力，此套威权系统被日本接纳并用于构建东亚霸权体系。“东方和西方的复杂纠葛，将凝练出融会前近代和近现代价值之最优部分的中间值。”有学者着力挖掘古典西方与同时期东方文明的交流。李永斌批评将希腊文明史描述为一种独立起源和发展的“希腊主义”，其以腓尼基人的活动为切入点，探讨古风时代希腊与东方的文明交流模式。
如果说世界史、中国史、考古学的融合，是证据类型的重组与互鉴，打通同类学科内部对话，那么历史学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融合就不仅是借用方法，更是问题驱动的共同研究，带来的是新领域、新方向。解释取向很强的思想史、观念史，就是以历史学、哲学和语言学为基础探索语义变迁、梳理概念谱系。如李剑鸣指出，虽然“美利坚国家”源出战火淬炼，但建国者的国家观念却是一种并不适应战争需要的“最低限度国家”，在新国家的构建中极力秉持“非欧洲化”方针。记忆研究的核心议题是集体记忆、创伤记忆，其历史叙事建构融合历史学、心理学、文化研究而进行。如熊芳芳关于布列塔尼公爵安娜王后历史书写与记忆的研究，揭示法国地方主义与国族认同的共生关系及其张力的早期形态。此类研究将学界的理解推进到更深层语境中，更接近“活”的历史。物质文化史离不开相关物质的自然科学知识，关于“日用而不知”的研究往往充满丰富的细节和解谜的趣味。例如，刘群艺以一手资料描述啤酒的变迁，在技术与经济史之外，触及环境、日常生活、心态和全球化。
环境史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是文理交叉融合的典范，接受生态学和其他自然科学的概念、理论与方法，不仅记录人类活动如何改造自然，也考察自然过程如何反作用于人类社会、经济与文化，核心在于揭示人与自然之间动态、辩证的互动关系。侯深考察美国历史上的城市发展及其与自然的关系，探索自然力量如何形塑城市形态，以“无墙之城”作为美国城市的核心意象。费晟基于环境史视角，突破传统国别史研究重视政治、经济话题的现象，以澳新华人移民的经历与命运为线索，力求展现全球资本主义及西方殖民扩张中人口交流、经济发展、环境变化，以及文化冲突之间的复杂互动。
快速发展的数字史学，在大数据基础上进行网络分析与文本挖掘，是历史学与计算机科学融合最新案例。围绕人工智能与历史研究，学界展开热烈讨论。王涛认为，大语言模型还不能完全将历史学家排除在史学研究之外，二者是副驾与主驾的关系。展龙提出，数智史学面向历史研究与人工智能融合创新，可为历史理论创新提供新颖有效的理论动能。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更是世界史学者面临的挑战。于沛指出，“面对AI，历史学家要巩固、捍卫和发展当代中国史学的主体性”。在面对人类历史“错综复杂的互动迷宫”时，任何单一学科或固定方法都难以穷尽其内在机制，唯有通过不同学科视角的融合、研究方法的跨界运用，以及多层次历史脉络的贯通，才能更接近历史真实，从而推动更具创造力与解释力的历史研究。
四、构建中国自主的世界史知识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增强文化自信，推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为学术发展指明方向。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是立足完成新的文化使命、顺应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律作出的重大部署。在此时代背景下，建构中国世界史自主知识体系，成为一项基础性与战略性学术任务，也是内容十分丰富甚或庞杂的系统工程，需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结合上，不断深化对该课题的科学认识和分析。
“自主的知识生产”意味着知识的去殖民化，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构建新的世界史知识谱系，此类知识必须关乎人类未来命运和普遍世界的新道德。从中国实际出发，不是回归自我，也不是回归传统；不是闭门造车，也不是与世界学术脱钩；不是拒绝西方，也不是充当西方替代方案；而是根据自己的历史与现状创造知识新形态、学术新形态和文明新形态。新时代对世界史研究提出的新要求，最终要靠构建中国自主的世界史知识体系完成。无论是重新反思世界文明进程还是推进跨学科融合研究，最终都是为了构建自主的世界史知识体系。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学者始终在探索世界史书写的本土视角。如周一良在亚洲史特别是日本史，以及亚洲各国文化交流史方面的开创性工作，就体现中国学者在选题、结构与价值取向上对世界历史进程的独立判断。其著作虽未完全摆脱外部框架限制，却在学术理路上展现出超越单一范式的自觉意识。
新时代中国世界史学界在揭露、批判与反思等方面接续发力。研究者敢于直面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所谓“学术”概念和话语。例如，解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新清史”激起清史学界批判，世界史学者也予以回击。梁茂信、梁春艳从美国学界的族裔研究出发，指出“新清史”学派运用美国人的概念与思维解读中国历史，折射强烈的分离主义思想。一些支撑“西方”概念的领域，也是世界史学者着力批判的方向。王立新指出，国家身份是社会和文化建构的产物，作为共同体的“西方”并非自古存在，而是在历史进程中不断被塑造。对于暗含西方“普世价值”的“现代化”，研究者从学术角度细致分析。孟钟捷重新讨论现代化的“德国道路”，用“纠缠态”指称“特殊性”、“普遍性”之间的辩证关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不同模式研究”，形成一套十卷本现代化通史，通过考察不同道路和模式指出，欧美模式并不是唯一答案，非西方地区只有找到适合本国国情、有利于本国发展的道路，才能在现代化过程中取得成功。
撕下一些知识生产活动的“中立”面具，揭露背后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本质，是打破西方学术和话语体系重要一环，也是近年学界重点关注的问题。张杨认为，冷战时期美国以官私双重资助体系推动社会科学研究冷战化。“行为科学”打着理性、科学的旗号，成为既具有学术号召力，又为国家安全机构所迫切需要的知识体系，逐步把科学整合进国家机器。翟韬分析美国在香港资助出版反华文学作品情况，揭露美国政府在看似无关政治的文学艺术领域，如何进行意识形态宣传和国际公关活动。牛可指出，地区研究是20世纪中期美国为达到对世界知识的整全认识，所发起的“有规划”学术建构运动，与冷战密不可分。
从中国实践出发、关注中国问题，是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必由之路。研究者以世界史宏阔视野，回答“中国向何处去、世界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除总结经验教训为发展建设提供镜鉴外，世界史学者更注重打破西方话语垄断，彰显世界历史中的多元文明价值，讲好中国故事、增强文化自信。例如，杨巨平组建包括中国、美国、法国和伊朗等国40余位学者的跨学科团队，聚焦希腊化文明与丝绸之路互动关系，系统梳理希腊化世界与丝绸之路如何联通的历史轨迹。
以文明互鉴为出发点理解世界历史，成为越来越多学者的兴趣所在。张绪山通过检索希腊、中亚和汉籍文献，梳理南梁时期进入中国的“宝石谷”传说在亚欧大陆的流变，为了解古代世界的文明交往打开独特窗口。韩志斌、马峥嵘从文明溯源角度分析阿拉伯国家的起源，理清部落与国家的联系机制，认为部落是塑造阿拉伯文明隐秘却又影响至深的结构性因素，对理解今天阿拉伯世界政治与文化的价值不言而喻。朱明认为，印度洋是历史悠久的文明交汇之地，进入21世纪后，印度洋区域史研究受全球化深刻影响，更注重人的流动、物质文明发展、思想文化传播，以及对国家和帝国的重新思考。葛兆光构建一种超越国家、笼括全球的联系、互动、交往的历史，以国际化视野吸纳前沿理论成果和历史观念，努力摒弃历史学的任何中心主义。
世界史研究是“三大体系”建设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世界史学科是在与域外文明交往中形成的，经历从引进到自我创新的复杂过程，前期的理论框架、研究范式和知识结构，难免受域外史学深刻影响。此种知识结构在促进学科发展的同时，一定程度上制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尤其是“西方中心论”以各种形式不断出现，妨碍人们客观认识世界。改革开放特别是新时代以来的发展实践充分证明，西方模式并非唯一路径。然而，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成就，在现有世界史叙事体系中未获应有重视与评价。因此，有必要不断反思重大历史问题、探讨重大理论问题、回应重大现实问题，以更鲜活、更具有世界意义的语言，阐释传播中国历史经验与现实成就。伴随中国国际地位提升和学术自信增强，学者对上述学术偏见的形成和传播机制有更深认识，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是批判传统历史叙事框架。张旭鹏主张，中国历史学家在立足本国历史基础上对中国作出新理解和认知，认识到中国是内部诸种力量协作发展的结果，也是国际性乃至全球性因素合力形塑的产物。此种在民族叙事内部而不是之外发展出的认识，将成为构建中国特色全球史的重要方法论前提，也是中国史学对全球史的贡献。其次是重思西方历史解释模式。董立河提出，任何普遍历史的书写，无论是种族更替模式、历史循环模式，还是世界帝国更替模式，都与特定现实情景密切相关，所有此类先验性宏大历史观念，都影响了古代普遍历史学家的历史观念。最后是反思研究方法。吴英认为，唯物史观为构建既非“西方中心论”、又非“中国中心论”的研究范式，提供理论依据。2025年，由钱乘旦、韩东育牵头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专项项目“中国世界史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研究”，分成6个重大项目重构世界古代中世纪、近现代和当代史学术和话语体系，目前已推出部分前期成果，产生一定影响。
上述学术探索与反思，为构建中国自主的世界史知识体系奠定重要基础。新时代世界史研究必须在坚持唯物史观基础上迈向新理论高度，尤其应关注以下面向：从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出发，发掘跨文明交往的历史资源，突破西方线性发展观局限；从“第二个结合”出发，重新审视文明演进多元路径，修正以西方道路为中心的普遍史观；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经验出发，为后发国家提供新解释框架与理论参照；从国际史学新动向出发，汲取新成果，在批判性吸收中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史研究范式。
结 语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在全球化深入发展、世界格局动荡复杂的今天，人类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在文明互鉴中寻找共同情感，在走向命运共同体中探索发展道路。在此时代背景下，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者承担着新的学术使命。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及四大全球倡议的提出，对系统认识、深化理解、公正表达世界历史提出新要求，需要以更开阔的历史视野，理解不同文明的发展道路与互动关系。另一方面，加强对世界历史的系统认知，追求历史事实的正本清源，传播客观公正的史实，推动世界史与其他学科深度融合，拓展新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在此基础上逐步构建具有中国立场、中国视野和中国话语的世界史知识体系。上述两点既是新时代中国学术发展的重要任务，也是深化人类文明理解、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学术担当。
（作者陈恒，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