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帮喜，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学研究所

《经济学动态》2026年第4期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一重要论断，为新时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召开十周年之际，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论述，深切感受到其中蕴含的战略远见和理论洞见。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作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系统总结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经验、科学阐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有效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具有不可替代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构建这一知识体系，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又要立足中国经济发展的生动实践，在此基础上形成从标识性概念到科学性方法再到原创性理论的方法论自觉，以系统化的理论建构回应时代提出的重大命题。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我们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的理论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现在，各种经济学理论五花八门，但我们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能是别的什么经济理论。”这一重要论述具有深刻的理论内涵和鲜明的现实针对性。纵观近代以来西方经济学说演变，从亚当·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到新古典主义，从凯恩斯主义到新自由主义，各种理论流派纷繁迭出，但归根结底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的特定反映。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抽象化为普遍的“经济规律”，将市场机制神化为资源配置的唯一有效方式，其背后支撑的是“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的新自由主义信条。这种理论范式无法真正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伟大实践。

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根本上在于我们走出了一条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以政府和市场关系为例，按照新古典主义的理论预设，政府应当仅仅扮演“守夜人”角色，只有在市场失灵时才有限度地介入。然而中国的发展实践表明，政府在规范市场秩序、培育市场体系、塑造市场环境乃至直接参与提供公共产品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国有企业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主体，在提供公共产品、承担社会责任、服务国家战略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再以经济增长效率测度为例，简单套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全要素生产率概念测算中国经济效率，往往得出有失偏颇的结论。原因在于，全要素生产率在西方理论中原是作为不能被资本和劳动投入解释的“余值”出现的，当后发国家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实现技术进步时，相当一部分技术进步会体现为机器设备等资本存量的质量提升，从而被计入资本投入而非效率改进；同时，全要素生产率概念本身无法体现收入分配状况对宏观效率的深刻影响，而在中国，收入分配关系始终是影响劳动者积极性、社会总需求乃至长期增长潜力的关键变量。这些理论和现实的张力警示我们，必须立足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根本指导，构建能够真正揭示中国经济运动规律的知识体系。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首先体现在它为分析社会经济形态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灭亡的规律，其方法不是从抽象的观念出发，而是从物质生产实践出发，深入剖析商品、货币、资本、剩余价值等经济范畴所反映的社会关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有利于我们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认识经济运动过程，把握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更好回答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当代价值。在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过程中，我们必须始终坚持这一根本立场，使知识体系的每一个概念、每一个命题、每一个理论都能够扎根于中国大地，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

一、提炼准确反映研究对象本质规定的标识性概念

概念是理论的细胞，是知识体系的基本单元。任何一个成熟的知识体系，都必然拥有一套能够准确反映研究对象本质规定的概念体系。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深刻指出，科学革命本质上是“某些科学术语发生意义变革的事件”。这一洞见揭示了概念变革在知识体系重构中的关键作用。恩格斯早在《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序言中就高度评价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术语的革命”所具有的科学革命意义——当马克思赋予“商品”“货币”“资本”等既有术语以全新的内涵，将其置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揭示这些范畴背后所掩盖的社会关系时，政治经济学真正成为一门科学。这启示我们，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必须从提炼标识性概念开始，以概念创新带动理论创新。

提炼标识性概念，要立足中国经济发展的生动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造，是人类经济史上的崭新实践。在这一实践中涌现出来的许多新现象、新问题、新经验，无法直接用现成的经济学概念加以概括，必须通过概念创新来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些植根于中国大地、回应时代呼唤的概念，既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又蕴含着普遍意义。它们不是书斋里逻辑推演的产物，而是从中国经济发展波澜壮阔进程中提炼出来的“理论结晶”，是“以我为主”观察、分析、回应世界经济发展新特征、新趋势、新矛盾的概念工具。

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概念为例，它凝结了我国所有制改革和分配制度改革的宝贵经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共同构成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一概念体系的创新之处在于，它突破了传统政治经济学对经济制度的抽象理解，将所有制、分配制度和运行机制有机结合起来，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再如“新质生产力”概念，它准确捕捉了当前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新特征，强调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生产要素优化组合和产业结构升级，实现生产力质的跃升。这些概念之所以具有标识性意义，根本在于它们来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能够成为分析现实问题、指导实践发展的有效工具。

值得注意的是，概念创新不是凭空臆造，必须处理好继承和发展、本土化和国际化的辩证关系。马克思当年的“六册计划”未能最终完成，其概念体系在资本、企业等领域还有待发展。例如，虚拟资本范畴，在马克思时代主要指银行券、汇票等信用工具，而当代金融衍生品的复杂性远超当年；又如国有企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发挥着独特作用。这些理论空白和实践发展，恰恰为概念创新提供了广阔空间。通过系统总结我国所有制改革、分配制度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等方面的宝贵经验，我们完全有能力提炼出具有更强解释力的新概念。同时，概念创新要注重国际表达，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理解和接受的新范畴。新发展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等之所以能够产生广泛国际影响，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们既体现了中国智慧，又以恰当的方式表达了具有普遍意义的理念。标识性概念的建构，正是在这种特殊性和普遍性的辩证统一中彰显中国经济学的主体性。

二、整合一套具有科学性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

方法论自觉是知识体系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必须整合一组科学性的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形成能够有效揭示经济运动规律的分析工具。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基础。从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的辩证方法，有助于透过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把握现象背后的本质规定，再将本质规定上升为思维具体；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能够揭示经济范畴的历史生成和内在联系，避免将经济规律抽象化、永恒化；矛盾分析的方法，则有利于抓住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准确把握经济运行的内在动力和演进方向。这些方法之所以科学，根本在于它们不是主观臆造的分析工具，而是经济运动本身辩证性质的观念反映，是揭示经济规律的可靠途径。

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方法，绝不意味着画地为牢、自我封闭。相反，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需要以开阔的视野借鉴一切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数理分析、计量检验、行为分析等方面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技术工具，其中具有技术中立性的方法可以为我所用。例如，投入产出分析、一般均衡模型、因果推断方法等，经过批判改造，可以服务于对中国经济问题的深入分析。但是必须高度警惕，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许多方法与其特定的资本主义制度属性紧密勾连，其背后是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预设。效用最大化、理性预期、市场出清等核心假设，本质上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美化与辩护。如果照单全收，就会陷入新自由主义的理论陷阱，背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非主流经济学中蕴含着许多值得认真对待的思想资源。以新剑桥学派为代表的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强调经济运行的“循环流”视角，批判新古典主义的“稀缺—配置”范式，与马克思再生产理论存在深刻的对话空间。皮埃罗·斯拉法在《用商品生产商品》中构建的斯拉法模型，可以拓展为“马克思—斯拉法模型”，揭示了利润和工资的对抗性分配关系，为分析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内在联系提供了独特工具。以卡莱茨基为代表的“马克思—卡莱茨基模型”，则将有效需求理论和阶级分析相结合，深刻阐释了投资、利润与增长的关系。法国调节学派注重经济调节模式与积累体制的历史演变，将制度形式、结构形式纳入分析框架，对于我们理解资本主义多样性以及中国制度的独特性具有参考价值。德国历史学派强调经济发展的民族性和历史性，批判古典经济学的“世界主义”倾向，其方法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视为德国探索自主知识体系的早期尝试。这些学派都带有鲜明的民族印记和历史色彩，为我们处理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提供了有益启示。

整合科学性方法，关键是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我们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不是为了替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方法，而是为了丰富和发展这一方法。实证研究的方法有助于检验理论假说、深化对经济现象的认识，但不能取代对经济关系本质的把握；数理模型的方法有助于揭示经济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但不能遮蔽经济运行的社会历史条件；比较制度分析的方法有助于理解制度差异与经济绩效，但不能脱离特定国家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只有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根本立场的前提下，批判地吸收各种方法的合理成分，才能真正形成既体现科学性又彰显主体性的方法论体系，为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提供坚实的工具支撑。

三、形成解释中国实践、指导中国发展的原创性理论

标识性概念和科学性方法是理论创新的基础要件，但知识体系建构的最终标志，在于能否形成解释中国实践、指导中国发展的原创性理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原创性理论是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关键所在。

问题导向是理论原创性的根本保证。只有聚焦真问题、深层次问题，才能精准识别和有效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精髓所在。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历程，本质上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农村改革解决的是亿万农民的温饱问题；国有企业改革解决的是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的制度难题；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解决的是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路径选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决的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深层矛盾。正是在回应这些重大现实问题的过程中，中国经济学获得了理论创新的不竭动力。原创性理论不是闭门造车的产物，而是扎根实践沃土、回答时代之问的思想结晶。

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推进，为原创性理论建构提供了丰富素材和广阔空间。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新的路径选择。这一伟大实践本身，就蕴含着理论创新的巨大潜力。如何从理论上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逻辑？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能否为这一问题提供系统回答？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理论使命。

围绕这一使命，需要深入研究一系列基础性问题。首先是总量增长与结构优化的内在机制问题。中国经济在保持长期快速增长的同时，经历了深刻的产业结构升级、区域格局重塑、城乡关系变革，这种增长与转型同步推进的现象，在西方发展经济学中缺乏现成解释框架。其次是制度演进与激励相容问题。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如何在不同发展阶段不断完善，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如何形成功能互补关系，收入分配体制如何激发市场主体内生动力，对这些问题的系统回答，有助于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及其经济效应。再次是供给与需求有机结合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内需如何相互促进，政府和市场如何协同发力，短期波动和长期增长如何统筹兼顾，这些重大关系的理论阐释，对于指导宏观经济实践具有重要价值。最后是开放发展与全球经济治理问题。在保护主义抬头、全球化遭遇逆流的背景下，中国如何统筹发展和安全，如何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如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有助于形成关于开放发展的原创性理论。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既是理论自觉，更是时代担当。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我们提供了根本遵循，即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总结提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这一方向已经明确，道路正在开辟。从提炼标识性概念到整合科学性方法再到形成原创性理论，方法论体系的逐步清晰标志着我们正从自发性走向自觉性。当越来越多的研究者遵循这一路径深入探索，当学科体系建设、学术体系完善、话语权提升形成良性循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将以更加成熟的理论形态，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学理支撑，为人类经济思想发展贡献中国智慧。这是时代赋予经济学者的光荣使命，也是我们应当肩负的历史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