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推进制度政治学的自主建构即确立和发展本土化制度政治学，是建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着力点与重要生长点。本土化制度政治学是在批判继承本土历史资源和紧密关注社会现实的前提下，以科学方法研究中国政治场域的规则组织、结构模式及发展规律的现代知识体系。本土政治制度研究在古代中国形成鲜明学术传统，在近代中国经历科学化转向，并于当代中国取得显著进展，为制度政治学的自主建构供给了本土资源。本土化制度政治学以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理论基础与价值理念、传统渊源与发展历程、变革创新与微观运作为核心研究议题，逐渐形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自主风格的新型研究范式，在研究对象上注重探讨当代中国政治体制下的党和国家制度体系，在研究内容上一体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及其治理效能，在研究视角上立足现代社会科学的整体背景与学科交叉互动实态。

关键词：政治制度；制度研究；制度政治学；本土化；自主知识体系

来源：《政治学研究》，2026年第1期。

制度作为人类交往与组织管理的历史产物，在政治生活中承担着维系社会秩序的基础功能。政治制度不仅通过规定权利与义务的分配模式来规范和引导社会成员的政治行动，而且依托政府的组织形式、公共权力的运作机制等核心内容，为国家实现有效治理提供全面系统的规则体系。“要了解一个国家，最重要者莫过于了解的政治制度”，政治制度构成中外政治学研究的经典议题、基本单元与核心领域。就中国而言，政治制度研究拥有源远流长的历史传统和治理取向的议题风格，但在近代西学东渐与当代改革开放的时代浪潮中，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政治制度研究范式和理论体系的影响。广泛译介国外政治制度研究前沿成果并合理借鉴其有益理论与适用方法，对于夯实中国政治制度研究的知识基础以及构建本土特色的政治制度理论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然而，在制度建设成为全面深化改革主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更加成熟定型、优势不断彰显，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取得显著成效的新时代，当下的本土政治制度研究面临理论创新与实践运用的双重难题。一方面，对西方制度政治学的盲目崇拜、过度依赖和生硬移植导致制度理论的本土化创新不足，难以精准把握中国政治实践的独特机理。与当前中国政治制度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相比，本土政治制度研究仍然需要探索“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与“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另一方面，本土政治制度研究的知识产出同中国政治制度建设的实践创新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相关制度理论未能完全契合中国治理实践面临的新任务、新问题和新挑战，当下中国政治制度实践的现实状况需要更具洞察力、解释力和适用性的解决方案。

加快“构筑中国制度建设理论的学术体系、理论体系、话语体系”，推进制度政治学的自主建构即确立和发展本土化制度政治学日益成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关键着力点和“重要生长点”。这既是破解当下中国政治制度实践需求与知识供给之间失衡难题的学术努力，也是突破西方制度政治学知识垄断与话语霸权的理论反思，不仅能够为推动制度政治学的进步贡献中国智慧，而且体现了建设现代政治文明的文化自觉。需要指出的是，中国语境下的本土化制度政治学，主要是指以科学方法研究中国政治场域中的规则结构、组织形态及其变迁规律，与中国历史文化和社会现实紧密衔接且具备理论解释力与国际影响力的现代知识体系。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将在考察政治制度研究的中国源流过程中深入挖掘本土化制度政治学得以生长壮大的知识资源和学理基础，从而回答制度政治学自主建构何以可能的基本问题。在此基础上，从议题革新与范式凝练两个维度思索制度政治学自主建构的重要路径。

一、制度政治学自主建构的本土资源

在政治实践的长期发展与政治文明的累积叠加中，中国逐渐形成规模庞大、结构复杂且特色鲜明的制度体系，这也成为塑造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结构性因素。随着政治制度的不断演进与完备，本土政治制度研究亦应运而生并绵延发展，构成中国学术文化脉络中的重要一环。追溯本土政治制度研究的源起与流变，有助于从厚重的历史积淀与独特的文基因中提炼适应时代要求的理论素材，为制度政治学的自主建构供给丰富的本土资源。

（一）古代政治制度研究传统奠定制度政治学的文明根基

中国古代典章制度历史悠久且系统完备，先秦典籍中便已有关于制度的较多记载。随着传统政治制度建设的不断推进，围绕政治制度展开的知识生产活动也开始兴起并延续发展。从早期中国《周礼》《史记》等经史著述中的制度书写，到中古时代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典章制度通史”的《通典》问世以及“会要”体裁史书的兴盛，及至晚期帝制中国政书类史书规模的扩充，古代中国政治制度研究总体经历了从碎片化向系统化发展的历史轨迹。在此漫长进程中，中国逐渐形成学脉悠长的政治制度研究传统，建立起本土化制度政治学的文明根基。

其一，注重政治制度研究方法的历史取向。“几乎从历史学在中国诞生的那一刻起，典章制度便作为一类重要知识备受关注。”从传统中国的政治制度研究成果多纳入史部古籍这一事实，也能够看出古代政治制度研究与传统史学的密切关联。一方面，以制度生成、维系和变迁为线索的传统政治制度研究，贯穿于传统正史的基本脉络。古代史家向来重视对制度存续及相关人事的记录与整理，这不仅是文化保存的内在要求，也是制度研究的基础方式。其中，“言各代典制者，当推正史之志书”。自司马迁、班固创造性地将职官、法律等制度范畴纳入史书编写的重要内容后，历代正史修纂纷纷仿效，即使“有部分史书因时代原因而无志书，但统一王朝建立后，往往都会补上这一缺憾”。另一方面，传统政治制度研究的重要模式，还在于集中围绕古代典章制度开展通史或断代史研究。其中，“三通”“九通”均采择典章制度中的诸多门类加以古今通述，而以《唐会要》为代表的断代制度专史则侧重包举一代典章制度的沿革。这种历史取向的研究方法强调制度塑造特定历史阶段的结构性力量及其演变过程对当代制度的深远影响，为制度政治学的自主建构提供历时性的制度分析视角。

其二，强调政治制度研究内容的贯通特征。古代政治制度研究深受传统史学蕴含的“史持正道、著书通变”宗旨影响，呈现尤为显著的贯通性。从时间贯通来看，杜佑承袭史书纂述的“通史家风”，“镕铸群经诸史，成一家言”。这种新型体例重视对历代制度得失进行述评，弥补制度断代史对制度变迁关注不足的局限。后世在此基础上不断增补和扩充，形成在传统政治制度研究中地位突出的制度通史谱系。当然也要注意到，尽管《通典》《文献通考》均属制度通史，但两者的书写模式存有差异。从领域贯通来看，浸润于“主合不主分，尚通不尚专”的中国学术传统的古代政治制度研究更加重视典章制度的系统性与整体性。“九通”中涉及的制度门类尤为多元，如《文献通考》含括田赋、选举、职官、舆地诸制度共二十四门，从要素贯通来看，古代政治制度研究大都不严格区分制度与人事，在梳理法令、条例等静态典章制度的同时，注重考察与之相关的人事以及时人议论与历史评价。古代政治制度研究注重从时间、领域和要素多维度对制度进行贯通性分析，这种强调制度系统性和整体性的方法启示制度政治学全面把握制度结构的内在逻辑、相互关系与历时变化。

其三，由显政治制度研究功能的致用属性。在学术与政治紧密联结的古代中国，政治制度研究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一方面，政治制度研究难以摆脱王权的干预并深受统治者维护自身利益的影响。传统正史的修纂不仅是一种学术研究活动，其背后还有着深刻的政治考虑，“九通”中的六部作品由奉敕官修纂能够充分说明这一点。另一方面，私人编撰的政治制度研究著作也多以个入现实政治为重要目的，与传统上人济世经邦的政治追求和经世致用的学术旨趣高度契台。例如，深受“以现实社会的种种问题为着眼点来撰史评史的史学思潮”影响，杜佑通过对制度的历时性梳理以辨别利弊、论议得失、衡量是非，从而为所处时代的统治者与广大士人提供政治制度建设的施政指南和经验参考。这种紧密结合社会需求的学术品格，奠定了传统政治制度研究的实践价值和实用导向，启示制度政治学围绕社会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现实问题思考和探索制度议题，并输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

（二）近代政治制度研究科学转向为制度政治学供给规范框架

近代中国处于传统与现代纠葛交融、本土与世界激荡交织的巨变时期。随着政治体制更替、经济结构转型与社会秩序重建，传统中国的思维模式、价值体系知识系统在自身内部演进与外来文化剧烈碰撞中产生了深刻变革。其中，学术研究深受政治社会情境变迁以及西学东渐潮流的影响，“以西学分科为基准强调学术的专科化大约是20世纪中国学术与前不同的主要特征之一”，中国现代政治学正是这一特殊时代的产物。底蕴深厚的政治制度研究传统在西方政治制度知识持续涌入与本国政治制度寻求变革的双重驱动下，随着中国现代政治学的酝酿、发端与展开而经历科学化转向，通过提升主体的专业性与方法的多元性，为制度政治学的本土化建构供给社会科学的规范框架。

一方面，政治制度研究主体更多呈现专业性特征，为制度政治学的自主建构提供人才基础和组织保障。甲午战争以后，随着戊戌变法与清末新政等制度变革运动的相继推行，近代中国的政治制度研究日渐从零散状态进入规模化发展阶段。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作为政治制度研究重要代表人物的康有为和梁启超不同程度地借用西方政治学概念重新阐释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为其开展政治实践活动提供合法性依据。此后，在历史学者之外，接受现代高等教育且经过政治学专业训练的知识分子群体开始成为政治制度研究的重要力量，以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政治学系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政治学专门教学与研究机构逐渐成为政治制度研究的学术阵地。这些学术性组织以政治制度为直接研究对象，进一步强化了研究的专业性。例如，成立于1921年的北京大学政治研究会“对政治的关注大多集中在制度问题上”。随着专业政治学者的出现和专门研究机构的建立，政治制度研究逐渐形成相对独立的学术领域。这种专业化趋势不仅能够提高研究质量与理论水平，也为制度政治学的自主建构提供必要的学术环境和人才支持。

另一方面，政治制度研究方法更加展示多元性特征，为制度政治学的自主建构奠定方法论基础。其一，历史研究依然是政治制度研究的主流方法，但“研究方法也不一，新旧参半”。既有以吕思勉、钱穆为代表的学者坚守传统史学研究方法，也有梁启超等人借鉴应用国外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此外，经济学和政治学界还产出较多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分析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学术成果，如王亚南所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其二，在大量译介国外政治制度研究著作的基础上，一些本土政治制度研究显露出西方政治学取向并具有明显的全球视野和比较意识，欧陆制度主义等西方制度研究方法日益成为重要研究路径。学者着重围绕当时世界上较为发达国家的政治制度展开专门研究，并初步建立关于政治制度的国别研究体系。其中，刘乃诚撰写的《比较政治制度》（又名《各国政治制度》）具有一定代表性。总体而言，尽管这一时期的本土政治制度研究尚处于从传统史学向现代社会科学转向的起步阶段，注重对正式政治制度的结构功能进行静态性与描述性分析，但也反映出中国学者已经能够以更加系统和科学的方式考察本土政治制度与概括本土经验。这种方法论的革新为制度政治学的本土化理论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和思考框架。

（三）当代政治制研究体系建设充实制度政治学的具体内涵

20世纪50年代，诞生于近代中国并已经具有一定发展基础的中国政治学被撤销，但这并不意味着作为知识生产和传播活动的政治学完全消失。事实上，“院系调整后的中国政治学的教学与研究转入或渗入了其他相关的学科领域”，在曲折发展中逐渐拓展出诸如国家与法、党史党建等本土政治学研究议题。改革开放后，恢复重建的中国政治学取得长足进展并大体经历了从“取经”“效仿”到“自觉”的演进轨迹。在此宏观背景下，政治制度研究呈现学科化与体系化的发展态势，拓展并充实本土化制度政治学的具体内涵。

其一，政治制度研究的学科体系在快速发展中建立优化。学科是开展专业化和科学化知识生产的重要载体与组织基础，特定学科的建立很大程度上是研究领域地位彰显和研究人员认同形成的关键标志。自中国政治学学科恢复重建以来，“从学科设置到教材编写，从研究课题到研究成果，当代中国政治制度都居于核心地位”。实际上，在学科恢复重建之初便有学者主张将政治制度作为政治学二级学科，在政治学学科体系推进建设的过程中，以政治制度为核心研究对象的中外政治制度被确立为政治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优化和完善制度研究的学科体系，能够为制度政治学的自主建构提供结构性支持，使制度研究者在深度分析本土制度现象基础上，形成制度知识的系统性积累。

其二，政治制度研究的方法体系在守正创新中更趋多样。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不断巩固，政治制度研究的开展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遵循。在此基础上，相关学者广泛吸收古今中外制度研究的合理方法，逐渐建立起类型多元、科学有效的制度研究方法体系。从历史取向的研究方法来看，国内研究者在批判继承传统史学方法、引入源于国外的历史社会学与比较历史分析等研究路径之外，提出“活”的制度史、制度史观、日常统治史、历史政治学等创新性认识。从田野取向的研究方法来看，包含质性与量化在内的实证研究方法被大量引入政治制度研究。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研究方法来看，本土政治制度研究将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政治制度研究的前沿成果和主导范式视作他山经验。多元化的研究方法使政治制度的本土化研究能够充分考察中国的具体情况，深入探讨特定历史背景、社会文化与制度建设的关系，生动反映中国政治制度的独特性与复杂性，进而提高制度政治学理论建构的精准性与适应性。

其三，政治制度研究的内容体系在兼收并蓄中大为拓展。随着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建设的不断推进，政治制度研究的广泛性与深入性显著提升。在政治制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方面，国内学者不仅针对政治制度的基本概念、功能定位、哲学基础、内在逻辑展开分析，而且注重推进国外制度理论与研究方法的系统译介和综合研究。在政治制度的历史研究方面，中外政治制度史研究逐渐从早期的制度通史、断代史、专题史、区域史、国别史等描述性研究拓展为深入分析历史语境下具体制度的运行机理与变迁逻辑的解释性研究。在政治制度的实践研究方面，学者在探究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生成、维系与变迁过程的同时，把政治制度视为关键变量并考察其对政治生活的影响。在政治制度的比较研究方面，学者既关注国家间、区域间政治制度的结构性差异，也围绕不同制度的运行过程及治理效能展开更为精细化、动态化的分析。广泛的研究内容使制度政治学在深入考察各种制度现象、相互借鉴与吸收理论观点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对中国政治发展的独特认知视角，并积累和运用制度政治学自主建构的现实资源。

二、制度政治学自主建构的议题革新

梳理政治制度研究的中国脉络不仅为制度政治学的自主建构筑牢历史基石，也进一步回应确立与发展更具文化主体性、理论原创性与现实适用性的本土化制度政治学这一时代呼唤。一般而言，问题的发现、筛选与提出方式关乎学术研究的方向选择、旨趣定位、内容设置与功能指向，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知识生产成果的创新性、有效性与引领性。制度政治学自主建构的逻辑前提和基础环节在于革新中国的政治制度研究议题，即把“脱离或违背中国实际的研究问题置于一旁”，立足中国的历史文化与政治制度建设实践，以本土化立场审视相关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一）规范性维度：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理论基础与价值理念

尽管政治制度与政治观念分属政治世界的不同层面，但二者具有极强关联性，政治制度的生成、维系与变迁过程深受政治观念影响的同时，政治制度本身作为约束社会成员的规范系统也深刻“体现某种基本的观念性原则”。在此意义上，不同时空背景下的政治制度是特定时代和场域中占主导地位的政治观念乃至政治文明的集中反映。因此，人类文明的内涵多样性与动态演进性深刻影响不同政治制度和政治理念的形成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人类对现代化的理解维度并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赋予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独具特色的理论基础与价值理念，这也成为本土化制度政治学的基础性议题。

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并非传统政治制度的延续与回归，也不是对国外政治制度的模仿与复制，而是在融合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以及国外政治理论有益成果等思想资源基础上，扎根中国土壤、面向中国实际创新而成的新型制度形态。因此，深入阐释上述三重要素与本土政治制度的内在关系是把握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理论基础的关键。其一，聚焦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阐释阶级、国家、政党、民主、民族、制度等概念与理论，探究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现代性基础。其二，考察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传统文化基因并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理解当代中国政治度的本土性根基。其三，分析国外政治制度理论的有益成分与适用之处，探索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理论基础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因素。

另一方面，当代中国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既直接反映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与执政理念，也充分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鲜明呈现现代国家治理的价值目标。因而，对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价值理念的探讨可从其承载的根本价值原则、核心价值取向与关键治理目标三个方面展开。其一，在廓清人民当家作主、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谋幸福等相关价值的基本内涵、理论体系与实践要求的基础上，阐释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根本价值原则。其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关联性展开研究，分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融入政治制度建设的功能定位与实现路径，明确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核心价值取向。其三，考察民主与集中、一统与有效、效率与公平、活力与秩序、廉洁与高效、发展与安全等多元价值目标的核心内涵及统合路径，不断拓展与深化对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内含现代性、辩证性、系统性与本土性的善治目标体系的认知。

（二）历时性维度：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传统渊源与发展历程

连续性是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无法真正全面理解古代、现代乃至未来中国。制度政治学的自主建构立足于拥有超长历史的政治实体，浸染于政治制度研究的古代传统，内在带有浓郁的历史意识，尤为强调历史与现实的有机接榫、传统与现代的互动联结，注重历史情境、时间序列与文化认知要素对当下政治制度的深层构造。因此，历时性议题在本土化制度政治学的议题设置中占据重要位置。

一方面，注重考察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以追溯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传统渊源。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作为现代政治实践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意涵，但并非表明其同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毫无关系或完全对立。实际上，绵延不绝的中华文明为当代中国政治制度提供了建制渊源。因此，着重关注与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具有一定内在关联的古代政治制度并进行过程探究、比较分析与创造转化，有助于推动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发展以及本土政治制度理论创新。其一，“制度的形成及运行本身是一动态的历史过程”，这内在规定了中国政治制度研究的动态性与过程性，既需要从长时段的历史进程把握制度生成演进的深层逻辑，又应该在制度的实际运作与变革中解析制度与能动者、权力结构、文化背景等关联要素的互动关系与因果机制。其二，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时间延续性与空间多样性为中国本土的比较历史分析提供难得契机与丰富素材。例如，可以在不同时期政治制度的纵向历史比较以及同一时期不同地域或层级的横向历史比较中提炼本土性概念、建构原创性理论。其三，本土化制度政治学对古代政治制度的观照更加侧重“以现实为参照系，着眼于发挥历史研究鉴古知今、资政育人的作用”，试图“向中国传统的制度去寻求治理之道”。因此，在“第二个结合”视域下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政治制度资源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成为重要的研究议题。

另一方面，强调在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背景下剖析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历程。当代中国政治制度是在中国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进程中逐渐生成演化的，因而中共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是理解其演进轨迹、变迁动因、发展规律与未来走向的历史土壤和时代依托。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发展历程的研究，可以遵循以下三个步骤。其一，既整体梳理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生成演进，又深入分析不同历史时期制度的结构、功能与运行机制，在贯通性与精细化研究的统一中不断深化对中国特色政治制度的理解和把握。其二，在理顺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脉络基础上，将传统史学研究方法与现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有机整合，进一步分析制度演进的影响因素与动力机制，从而构建一般性解释框架。其三，总结和概括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发展的基本经验，“辨析变与不变，理解变之机理，把握不变之模式”，进而探索制度演进的总体特征、一般规律与宏观趋势。

（三）实践性维度：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变革创新与微观运作

实践是理论的根本源泉，当代政治实践是中国政治学“研究问题意识的来源”“学术灵感的产床”以及“理论创新的素材原产地”。就制度政治学的自主建构而言，当前中国政治制度建设过程中面临的时代课题与实践难题既是其核心议题，也是推动其知识更新和学术进步的根本动力。

一方面，中国在当前和未来一个阶段处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本轮改革的总目标。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本土化制度政治学需要回答依据何种方式与路径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变革创新等宏观性现实问题。其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植根于中国政治实践的制度形态，其变革创新过程呈现明显的内生性特征。深入解析这一特征的前提逻辑、动力机制与有效路径，是理解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变革的关键环节。其二，渐进性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制度变革创新的又一显著特性，无论是改革之初的“摸着石头过河”还是新时代以来更加注重“顶层设计与系统推进”，都没有离渐进性的制度变革方式。因此，根据本土经验提炼渐进性制度变革的具体表征并揭示其内在机理，对推动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持续发展意义重大。其三，政治制度的变革创新“具有高度的风险和重大责任”，确保政治制度变革符合制度设计的初衷极为重要。为此，有必要围绕优化制度变革创新的目标定位、提升制度设计者的决策能力、破解制度执行的复杂性难题等方面探究合意性制度变革的路径选择。其四，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变革历程“体现了强制性权力主导和诱致性社会发展的双重特点”，深入推动制度创新需要在维护和巩固政治制度普遍约束力的基础上，尊重和协调政治制度规制下的社会成员利益关系。

另一方面，制度运行是制度设计的活力体现，也是制度功能得以发挥的关键所在。作为本土化制度政治学的重要研究议题，政治制度的运作机理研究不仅是制度研究迈向精细化和深入化的内在要求，也是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互动转化、协同推进的实践需要。其一，制度运行机制即“制度系统的结构和关系模式及其内部工作方式和激励规则等”，集中展现了制度运作的动态面向和过程维度。围绕政治制度运作过程展开的学术研究，不仅要探索制度运行机制的调适或优化路径，在对策层面提出具有针对性、适用性的解决方案，还应在本土政治制度的运作经验中提炼制度分析的特色概念工具、理论思路并着力构建一般性解释框架。其二，本土化制度政治学在分析制度运作过程的基础上，注重目标导向下的制度绩效与治理效能研究，既致力于构建合理规范的制度绩效评估体系，又着眼于探求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需要注意的是，这方面的研究应在结构与能动的互动关系讨论中展开，不能脱离人的能动性而片面强调制度的重要性，“只有在人的主体意愿和能动性的发挥之后，制度才能转变为社会系统发展的动能。”

三、制度政治学自主建构的范式凝练

中华文明数千年的政治制度研究传统厚植本土化制度政治学的文化基底，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为本土化制度政治学的发展提供现实土壤和创新动力。纵观本土政治制度研究的古今脉络可以发现，中国政治学学科恢复重建以来，本土政治制度研究的演进历程“暗含着范式的超越和升级的冲动”。本土化制度政治学既不完全等同于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研究范式，又与西方制度政治学范式存在明显差异，形成了在研究的对象、内容与视角等方面呈现显著共通性特征的新型范式。

（一）对象择取：当代中国政治体制下党和国家制度的共同探讨

学术研究是围绕特定对象展开的专业化知识生产行为，研究对象的嬗变一定程度上驱动着分析范式的转换乃至新兴学科的生成。度政治学以政治制度为核心研究对象，但中西学界在政治制度研究对象的择取重点方面存有差别。从国外研究成果来看，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政治学成为独立学科以来，政治制度研究日益分化出既脉络相连又迭代更新的旧制度主义与新制度主义两种研究范式。但无论是旧制度主义对于“政府的正式机构和与此相关的法律或宪法文件”如“国家、主权、联邦制和立宪政体”的关注，还是新制度主义在研究问题和方法上的更新和拓展，西方政治学的制度研究始终以西方世界的经验事实为基础。与之相比，本土化制度政治学以当代中国政治体制为研究对象，关注国家制度构建与运行并尤为重视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建设，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展开整体性探讨与系统性研究。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总体格局与关系模式影响着本土化制度政治学研究对象的择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成长于中国大地，丰富了人类政治文明与现代政治制度的基本模式。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突出特征表现为，中国共产党是当代中国的领导核心，在全面领导国家各项工作过程中同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被一些学者称为“党政体制”，成为本土化制度政治学研究对象的宏观载体。这一体制不仅包含规模巨大、系统完备的国家制度体系，还含括一整套数量庞大、体系健全的执政党制度体系，两种体系“形成了统筹协同的党政结构”。在此基础上，中国政治制度建设构建起极其复杂、尤为精密、特色鲜明的复合型组织系统、规则系统、机制系统以及附着其中的观念系统，这些不同形式的制度共同构成本土化制度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在这些制度中，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作为实现执政党与国家、社会有机联结的重要制度安排，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以及国家治理体系中居于统领性地位，是当代中国政治体制得以有效运转的根本领导制度，也是本土化制度政治学亟须深入研究和理论阐释的重大主题。

（二）内容指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及其治理效能的一体考察

研究内容直接关系到学术研究的问题选择、重心倾向与边界范围，内容指向的差异深刻影响研究范式的划分。与西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过度强调制度研究的新旧之别即“新风尚对于旧模式的取代”不同的是，本土化制度政治学没有割断自身与传统制度研究的联系，而是在传统与现代的融通中谋求范式转换。总而言之，本土化制度政治学将国家治理引入政治制度研究，统筹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及其治理效能，在制度与治理的互动关系分析中实现静态与动态、结构与能动、描述与解释、目标与效果多重维度的有机统一，进而拓展政治制度研究的广度与深度。这一研究内容的确定，深受当下“中国之制”即国家治理体系日益成熟定型的影响，同时反映“中国之治”即制度优势不断展现并取得明显成效的时代特征。

总体而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及其治理效能的探究至少包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势及其效能转化研究两个维度。一方面，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的四梁八柱逐渐成熟定型的基础上，继续增强政治制度体系的完整性、协同性和适应性成为政治制度建设和制度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从制度的完整性来看，理想状态下的制度架构需要覆盖国家治理的全周期、全领域与各主体，分别涉及国家治理的过程、空间、结构等多重维度。从制度的协同性来看，积极构建左右衔接、上下贯通、前后相继的制度体系是防止制度真空、减少制度冲突、增强制度合力的重点所在。从制度的适应性来看，建立健全完整的制度体系也绝非限制实践活力和创造力，寻求兼顾稳定性和适应性的制度安排尤为关键。另一方面，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势及其效能转化研究，需要思考和回答“如何理解制度优势、制度供给与治理效能的关系、如何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等核心追问。既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实践中概括提炼治理经验、系统总结制度优势，也应从目标、动力与路径等维度考察制度体系的自我完善与持续发展之道。此外，在扩展研究视域与推进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本土化制度政治学还需构建系统性分析框架以探究制度体系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内在机理与实现路径，从而为构建一般性制度理论提供有力支撑

（三）视角转换：现代社会科学整体背景与学科交叉视野下的综合审视

研究视角的选取与转变有益于重新明确学术研究的理论预设与方法取向，是驱动分析范式更新、转型与超越的动力因素。无论是古代中国政治制度研究脉络所昭示的贯通传统，还是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建设实践所面临的复杂性与棘手性难题，都要求本土化制度政治学采取更具整体性、包容性与合理性的研究视角，从而推动制度理论创新与现实困境化解。需要说明的是，西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新近动向也呈现出尤为明显的学科互动特征与融合发展趋势。与之相比，本土化制度政治学强调的综合审视并不是将现代社会科学中的多元研究取向简单叠加或随机组合，也不是对其他学科理论工具与分析方法的随意嫁接，而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围绕中国实际开展系统性和整体性的研究。

一方面，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调和政治制度研究的内在张力。发端于域外的现代社会科学在发展演进中逐渐出现“现实主义取向的理性与经验的划分、实证主义取向的解释与诠释的划分、个体主义取向的结构与能动的划分”，由此引发持久争论与长期分歧并构成社会科学研究的宏观背景。尽管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人类社会科学向前发展，但也带来视角狭隘性与观点片面性的问题以及解构现实的风险。诚如彼得斯（B. Guy Peters）所言，“没有哪种单一的新制度主义理论能对制度行为提供一个透彻全面的解释”。因此，本土化制度政治学应充分发挥学科建设的“后发优势”，清醒认识到西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在理论取向上的分歧与局限并汲取其发展进程中的合理经验，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基本预设与思想工具，破除西方社会科学中的二元对立并推动其走向辩证统一。

另一方面，基于多学科板块运动开展跨学科政治制度研究。社会科学随着西方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日益迈向体制化与学科化，现代意义上的学科分化既是西方开启现代性之后寻求解决知识问题和现实议题的产物，又反过来促进了西方现代化的发展。然而，这种对于知识体系的人为区隔以“假定的知识力量的分布结构”来划分学科畛域，在推动专门领域知识的快速增长与实际问题的专业破解的同时，也导致学科壁垒化、认识狭隘化、知识碎片化和方法单一化等状况，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知识体系的创新空间以及综合性难题的有效化解。从制度研究来看，作为研究对象的制度是“人文与社会科学的核心命题”，这也使制度研究具有多学科属性和跨学科基因。因此，本土化制度政治学的发展既有赖于政治学知识的基础性支撑，更要摆脱专业身份束缚并积极推动同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语言学等多个学科交叉融合，广泛吸收其他学科关于制度研究的有益理论与方法。“这样的尝试无疑能够提供富于启发性的认识，还有可能消释以往研究中的某些成规定见”。

综上所述，承继中华数千载政治制度研究传统且植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践的本土化制度政治学，具有深厚的历史根基和广阔的现实土壤。推动本土化制度政治学的确立与发展不仅有助于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丰富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而且能够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制度建设提供理论支撑与方法保障。本土化制度政治学关注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理论基础与价值理念、传统渊源与发展历程、变革创新与微观运作等核心议题，通过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与研究视角的动态转换，逐渐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研究范式。需要注意的是，重视制度等结构性要素在政治世界的关键作用，积极推进以制度为核心的制度政治学的自主建构，并不意味着对制度结构性功能的片面强调。实际上，近年来西方社会科学的“文化转向”“语言学转向”构成了反思制度分析路径的宏观背景，深刻影响了注重观念、话语、修辞等能动性要素的建构制度主义的兴起与发展。因此，推动本土化制度政治学的自主建构，需要在把握制度结构性作用的同时警惕“制度决定论”的理论陷阱，并深度结合制度与文化观念、主体实践间的互动关系，在理论创新和知识体系建设中实现多维度与综合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