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是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命题。当前，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是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党理论的误读与偏见、打破“西方中心主义”话语霸权的应有之义；是坚持“两个结合”，系统总结中国政治发展经验，提炼标识性成果的必然要求；有助于打破文明隔阂与制度偏见，促进不同政治文明互学互鉴。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包括概念、理论、话语、学科、方法五个核心维度。其中，体系的概念知识是基石，原创的理论体系是内容支撑，对话的话语体系是关键载体，系统的学科体系是重要保障，多元的方法体系是必要工具。未来，加快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汲取原创经验，推动理论研究成果的实践转化，提高国际话语权。

关 键 词：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标识性概念；“两个结合”；协商民主

一、问题的提出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1］。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进一步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2］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指明了前进方向，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战略意义。政治学作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之一，亟需以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解释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取得的新成就及遇到的新课题。目前，学界更多从宏观层面探究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路径方式［3］，或从学科属性、方法论视角讨论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具体内容［4］，鲜有成果探讨具体制度领域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

政党制度是政治学的经典命题，围绕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核心议题，既有成果主要从三个维度展开讨论。在必要性上，学界普遍认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在中国的创新发展，是赓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5］，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具有必要性与合法性［6］。在价值性上，一些学者通过纵向与横向维度，探究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的历史形成［7］与比较优势［8］，认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共同创造的制度学说［9］，符合各民主党派和人民群众的共同利益诉求［10］，能够正确回应中国政党的具体实践［11］，对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挥关键作用［12］。在发展性上，学界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标识性概念之一［13］，通过总结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和话语体系的实践经验［14］，提出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的根本原则［15］。同时，一些学者认为要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学说的宣传工作纳入国家总体外宣大局和国家战略传播体系，推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为更多人所了解和认可［16］。

既有研究关注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为一个标识性概念在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但多数研究是从制度本身着手，未能形成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为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独立单元和关键概念要素的学术聚焦，缺少从宏观层面对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的学理讨论。事实上，“自主知识体系”是一个综合概括，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不是某一学科的知识体系，而是跳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程式建构逻辑，不以预设的学科框架为起点，对“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这一实践形态进行的理论提炼与知识转化。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既是制度实践的理论总结，也是一种具有自主性认知的知识框架和解释范式，其核心使命在于突破西方政党学说的话语垄断，实现从“解释中国”到“中国解释”的范式转换。本文通过探讨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的若干问题，以期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参考。

二、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的现实价值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是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为核心，通过对制度历史、制度理论和制度实践的体系化和结构化分析，系统阐释作为知识和话语形态的中国政党制度学说。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是回应国际学术界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误读与偏见，打破“西方中心主义”政治学话语霸权的应有之义；是坚持“两个结合”，系统总结中国政治发展经验，将制度、实践优势转化为理论、话语优势的必然要求；有助于打破文明隔阂与制度偏见，促进不同政治文明之间的相互尊重、互学互鉴，推动世界政治文明发展。

（一）西方政党制度知识体系的内在逻辑与实践弊端

20世纪以来，西方逐步构建起一套以竞争性选举和多党轮流执政为主要形式的政党制度知识体系。西方国家将其奉为现代政党学说的“普世”标准和“理想”形态，并以此作为评判其他国家政党政治演进的标准，其内核是鲜明的“西方中心主义”。

西方政党学说弱化了“民主”“政党制度”等知识内涵，狭隘地将其定义为一种以政党竞争为核心的程序性安排。一方面，“民主”概念被窄化和工具化。西方政党学说以竞争和选举为底色，强调博弈而非团结，民主被视作少数人通过争取选票而获得做决定的权力［17］。凭借先发优势，西方自由民主知识体系在国际话语中占据绝对强势地位，以至于出现“历史终结论”等极端认识［18］。另一方面，西方政党制度知识体系表现出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西方政党学说植根于多党竞争、选举中心与权力制衡的政治实践，核心预设是将政党关系视为对抗性的零和博弈，并形成以“分权制衡”“竞争性选举”“政党轮替”等为特征的政党制度知识体系［19］。西方政党学说存在明显弊端，但西方凭借霸权手段，长期垄断政党制度学说，企图将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纳入自己的制度话语体系，进而实施制度和文化渗透［20］。

西方政党制度知识体系面临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危机，对全球政治生态的多样性与健康发展构成严重威胁。“西方中心主义”范式忽视了全球不同文明背景下政治发展路径的多样性，而简单将本国经验有意拔高为“普世真理”。西方国家依照这种范式粗暴评判和干涉全球多国政治制度，推行赤裸裸的“双重标准”，成为世界多地动荡的根源。西方国家以“民主-威权”二元框架划分世界，对选择符合自身国情和采用契合本土经验政党知识体系的国家，动辄贴上“威权”标签，采取外交孤立、经济制裁等手段，加剧地区冲突，造成大量政治悲剧，严重阻碍这些国家自主探索现代化道路的进程。美西方一些国家用唯一的政党学说评判其他国家，甚至用武力、胁迫等手段强行推销自身政党话语和民主模式，只会危害人类文明和文化多样性的发展。西方国家恶意抨击和抹黑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我国台湾、香港等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将中国香港特区依法止暴制乱、维护国家安全的必要举措污蔑为政党“破坏民主”，却将本国发生的类似骚乱定性为必须镇压的暴力犯罪，其真实动机是借题发挥，妄图借此瓦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遏制中国发展。

（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是坚持“两个结合”的产物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21］，为提炼具有标识性的概念成果、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指明道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是“两个结合”原创性论断的理论成果。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能够进一步细化对“两个结合”的规律性认识，增强其理论活力与生命力，彰显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理论、文化的解释力。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坚持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其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是扎根中国现实国情，在历史实践中渐进发展形成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将与其他进步政党、政团组织联合的设想付诸实践，在革命时期创造性提出“三三制”原则，搭建与党外人士密切合作的桥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党派、团体等进步人士纷纷参与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推翻封建旧式制度和资产阶级反动统治，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其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在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中发挥治理功能。中国拥有14亿多人口，正处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国家治理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前所未有。这意味着中国的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具备较强的战略引导、利益整合和危机应对能力。坚持“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显著特征，能够实现广泛民主与高效集中的统一。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有助于发挥多党合作的优势，书写中国共产党团结各方力量，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崭新篇章。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坚持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持续滋养中不断完善、升华。中国的政党制度话语始终坚守文化根脉，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强大功能。从外在结构上看，大一统、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组织图式，这种统一中有多元、多元中坚持统一的特征，形塑了中国关于政党制度知识体系构建的理念，强化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处于领导核心的必要性。从内在价值上看，和合精神、天下为公、民为邦本等价值理念，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文化滋养。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决定了中国在处理政党关系时，用合作、协商代替了西方政党学说中相互拆台、互相抹黑的对抗、竞争形态。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以广开言路、察纳雅言为价值导向，强调听取各民主党派的声音，既尊重差异又扩大共识，妥善协调多党派并存的复杂局面，不搞一党专制和多党轮流执政，避免国家政权的碎片化与离心化，进而强化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凝聚力，推动政党关系朝着团结合作方向前进［22］。

（三）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有利于推动世界政治文明发展

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有助于国际社会准确全面理解中国政治发展道路，为丰富和发展人类政治文明贡献中国智慧。过去，中国的政党制度知识体系长期受制于西方话语影响，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不能准确、完整地了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学说的基本内容与核心要义，甚至在西方一些国家故意歪曲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被曲解为“一党专政”“垄断性政党制度”等错误论调［23］。一段时期，有的中国学者在解释本国政党制度学说时，也多是套用西方理论，无法针对性给予理论回应。

西方政党学说编造了一套形式和程序上的合理言论，但无法否认西方政党制度在资本操控下，代表少数精英群体私利的本质。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有利于丰富世界政党学说，推动世界政治文明发展。具体而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积淀，是一种使命型、目标驱动型和任务型的政党制度知识体系［24］。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的内涵价值，符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及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背后蕴含的“合作共赢”“和合共生”等政治伦理。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能够将以“对话”代替“对抗”、以“合作”代替“排他”的协商模式论述清楚，为不同国家政党知识体系超越意识形态差异，就政党学说相关重大问题进行平等交流、分享治党治国经验提供可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能够弥合西方政党学说中人民主体虚化的缺陷，打破政治寡头醉心政党竞争、追逐权力私利的狭隘格局［25］，消除不同文明之间的隔阂与制度偏见，促进不同政治文明之间相互尊重、互学互鉴，共同应对全球治理的复杂挑战。

三、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维度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包括概念、理论、话语、学科、方法五个维度，其中概念体系是基础，理论体系是支撑，话语体系是载体，学科体系是保障，方法体系是工具。

（一）概念维度：从碎片到体系的标识术语

概念是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石。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可以理解为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为核心，通过纵向历史与横向比较的逻辑梳理，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相关概念、理论等进行整合，形成具有本土特性的彼此关联、科学系统的知识体系。概念维度指向的内容是探究支撑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框架的概念“元素”，通过厘清这些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并依据概念间的逻辑关系，以横向和纵向维度将其整合成系统的“概念树”，实现抽象知识体系的具象化呈现。

从横向维度上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具有宽广的概念外延。“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这一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概念。这一概念处于横向枢纽位置，起到统摄和关联其他概念的作用。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的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时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26］，并用“三个新”和“三个有效避免”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价值优势进行了系统论述。这一重要论述强化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的概念解释力，从价值体系层面揭示和回答了世界关于中国政党制度学说之问。从这一基础性概念的界定中，可以横向延伸出“中国共产党”“多党合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革命型政党”“民主党派”“一个参加，三个参与”等相关概念。“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的创立者与引领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是合法参与国家政权和政治活动的政党组织，在概念上打破了西方政党学说的类型标准，构成了新型政党类型；“一个参加，三个参与”是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的内容阐释。这些概念超越了一般性的政治表述，是具有明确主体、客体、内容、渠道、程序及效力评估机制的系统性学术表达，是准确认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

从纵向维度上看，政治概念源自政治实践［27］。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的形成是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充实、发展和走向成熟的。“工农民主政权”“三三制”“民主联合战线”“五一口号”“爱国统一战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型政党制度”等概念线索，延伸出“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国式现代化”“协商民主”等价值概念，不断充实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的框架结构。从1927年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到1935年“一二·九”运动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再到1940年在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础上创造性提出“三三制”原则，再到1948年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28］，又到1949年9月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一历史进程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的形成奠定坚实基础。“三三制”“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些概念诞生于中国的政治实践，通过历时维度串联，成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发展各阶段的关键词，为构建这一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分析工具。其中，“三三制”“统一战线”“民主联合”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雏形的概念要素，“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和“人民政协”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趋于定型的核心概念，“中国式现代化”“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华民族大团结”“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发挥功能、迈向成熟的重要概念集成。

（二）理论维度：从阐释到原创的自主建构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的内核是由科学缜密、逻辑分明的理论体系构成，研究和阐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自觉运用理论思维，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

第一，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是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的源头活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为构建无产阶级政党理论，围绕政党的阶级性质、指导思想、组织架构等方面，作出了系列原创性论断。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首次提出政党是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任务是领导本阶级，通过政治斗争夺取政权，实现阶级利益。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认为“党是阶级的先进觉悟阶层，是阶级的先锋队”［29］，无产阶级是党的坚实支柱。这一论断为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理论基石。同时，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坚持以先进理论为指南，主张建立一个有铁的纪律、严的规矩，坚持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严密的政党。这些思想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的健康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不仅科学吸纳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还坚持将其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打破西方多党竞争、一党专制弊端的基础上，创造出“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崭新模式，丰富了人类政治文明中政党制度的理论谱系和知识体系。

第二，党的领导理论是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的根本要求。政党制度知识体系首先要解决的是政党之间的关系以及领导权问题。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塑造了执政党的领导角色，彰显出党领导一切的政治要求，将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始终作为政治实践的最高原则［30］。具体而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遵循“党领导一切”的根本要求，以本土性话语阐释中国共产党在政治领导、组织领导、思想领导中的核心地位，为巩固和发展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根本保障。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中的民主集中、政治协商、参政议政等内容是以坚持党集中统一领导为前提的，坚持党的领导“不是不要民主了，而是要形成更广泛、更有效的民主”［31］。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框架中，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处于全面领导地位，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通过提案建议、口头汇报等形式议政建言，积极参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因此，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系统把握党的领导这一根本要求，明确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确保党始终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

第三，统一战线理论是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内容。从起源上看，统一战线理论源于恩格斯晚年形成的“历史合成论”，并在中国政治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中国共产党通过建立“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爱国统一战线”等组织形态，以“大团结、大联合”为核心，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为一个目标采取行动，取得革命、建设、改革的胜利。统一战线理论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无产阶级想要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消灭剥削和压迫，就必须同工人运动中的其他政党、团体加强交流。只要建立了统一战线联盟，“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得到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32］。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具有团结基因和统一战线的基本经验［33］。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统一战线基本理论，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基本方针，形成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在国家政权中团结合作的局面。

第四，协商民主理论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形成的关键支撑。协商民主既是党和国家构建的秩序规范，也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34］。协商民主理论通过制度化建设逐步嵌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内核，依托政协组织、人民团体、社会组织等各类渠道，收集各方意见，凝聚共识，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描边画像”。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框架下，协商民主通过政党协商、政协协商等多种形式打造情感连接［35］，将沟通贯穿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确保了各方意见和建议能被充分听取和吸纳，弥合意见与共识的张力，实现“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的人民民主真谛。政党协商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内容［36］，通过协商巩固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的亲密友好关系，拓展了民主的深度与广度，也在理论上突破了将民主窄化为竞争性选举的西式教条，使之成为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支撑。

（三）话语维度：从独白到对话的立体构建

话语体系是自主知识体系得以表达、传播并被接受的重要载体。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不仅需要丰富的概念系统和坚实的理论根基，还需要一套与之相匹配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

政治话语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的根本指引。政治话语的核心在于准确传达中国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的相关思想、政策、理论的根本属性及具体内容，目标是正确理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政治话语阐明了中国的政党制度学说不仅是一种机制和平台，更体现出一种政治责任与合作精神，即强调党的领导同多党合作相统一、执政与参政相统一、民主与团结相统一、独特性与合作性相统一、多元性与一体性相统一［37］。一是阐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的政治立场。学界和实务界通过系统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论述，提炼具有前沿性、学理性和现实性的新思想、新论断。二是推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规范化建设。国家通过完善党内法规，强化党的领导，同时将多党合作的精神外化为具有刚性和约束力的制度安排，制定出台《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政治协商工作条例》《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白皮书等规范性文件，推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迈向规范化、科学化、制度化。三是彰显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的实践效能。政治话语与多党合作实践相融合，通过完善知情明政、考察调研、成果转化等机制，支持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建言献策中发挥重要作用。

学术话语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的学理支撑。打破西方学术话语霸权，提升中国政党制度理论的国际话语权是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的充要条件。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政党制度、政治协商、全过程人民民主等问题作出系列重要论述。国内学者努力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的学术话语体系，一方面通过构建核心概念与理论框架，突破西方政党制度学说，生成具有解释力、原创性、逻辑性和生命力的标识性概念，提出“团结型政党”“使命型政党”“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38］等表述，充实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学术框架，实现“术语的革命”。另一方面，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凝聚了学术界和实务界人士的共同努力，形成研究共同体。国家层面通过举办“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中国—中亚政党论坛”等会议强化交流，地方层面则依托高等院校、研究所等力量，设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研究基地，通过组织化建构，凝聚学者智慧，助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对外话语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的发展目标。对外话语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的优势与故事及时、真实地传递给其他国家和地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的对外话语在于确立一种区别于西方政党学说、具有中国标识性的话语范式，彰显中国政党政治的独特道路与自主逻辑。一般而言，对外话语由理论研究与舆论宣传两大主体构成。其一，学界通过实践调研、研讨会等形式，围绕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展开讨论，形成学术共识，进而发展出一套能够解释中国政治实践、具备理论穿透力和现实解释力的概念、范畴与命题系统。其二，政府部门通过新闻发布会、宣传海报、宣讲等方式，利用社交平台、媒体、报刊等载体，对外介绍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推动这一自主知识体系从学术殿堂走向社会与国际舞台。

（四）学科维度：从零散到系统的制度支撑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学科体系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保障与焦点命题，具体包括两个维度：一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中的学科建设问题；二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的学科成果问题。

国家围绕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形成专门化知识领域，通过学科布局、课程设置与人才培养，使相关研究从零散走向系统，实现知识的体系化。根据《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5年）》和《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政党学或政党制度学尚未成为独立的二级学科。有学者提出要构建中国特色政党学学科体系［39］，讨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学科建设相关问题［40］。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以某一学科为载体，破解学科属性不明、多学科交叉导致的理论话语滞后实践经验的难题。为了更好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许多科研院所汇聚资源、搭建平台、自主设置二级学科，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力量。例如，清华大学在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下自主设置“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二级学科、山东大学在政治学一级学科下自主设置“统一战线学”二级学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成立统一战线教研部，并设立新型政党制度教研室专门从事政党制度相关问题研究。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是多学科共同关注和研究的领域，其成果是多学科交叉的产物。关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为学科的归属问题，学界至今没有达成共识，以至于在学科建设上存在不同的一级学科统摄现象。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有助于拓展政治学、中共党史党建学、统一战线学、法学等学科的研究空间，增强学科交叉、打破学科壁垒。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是一座“学术富矿”，不同学科的专业学者依托本学科优势，形成不同视角、多元范式的创新成果，不断丰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的内容。自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概念以来，中国知网上公开发表的相关成果有1 500余篇，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为主题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立项10余项。同时，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多学科的知识支持。具体而言，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整个学科体系的“灵魂”。政治学作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学科，为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国家-社会关系、权力结构、制度运行的分析框架［41］，探究政党与政府职责、政党协商如何嵌入国家决策过程等问题［42］。中共党史党建学通过历时性分析，回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的源流演变，构建“政党史学”的知识系谱。统一战线学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大团结、大合作的基本原则。这些学科共同构成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的外延结构网络，通过学科交叉拓展研究广度和深度，推动学科范式的完善与成熟。

（五）方法维度：从单一到多元的综合创新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的方法论建构，核心在于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研究范式，形成一套契合中国政治实践特质、能够客观揭示制度生成逻辑与运行规律的方法论体系。这种方法论自觉不仅体现在研究方法创新上，还体现在研究视角的转换与问题意识的革新上。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有赖于方法的结构性支撑，不同的方法会影响知识体系的内容与阐释样式。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的方法选择建立在政治学、中共党史党建学、统一战线学、社会学等多学科方法论基础之上，通过学科交叉融合实现了方法创新。一方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根本方法，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强调守正创新、问题导向、自信自立，始终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另一方面，积极吸收当代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如质性研究中的文本分析、扎根理论、调查研究等方法，历史制度主义中的路径依赖分析、结构功能主义的系统分析、政治现象学的意义阐释等，逐步形成以问题为中心的多维方法论整合，为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工具。具体而言，一是历史政治学路径，强调将中国的政党制度知识体系置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演变和政治力量发展的背景下研究，突出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历史逻辑与现实适应性。与西方政党学说强调普遍模式与共时分析不同，历史政治学是从政治史出发探寻中国大一统国家延绵不断的内在机理，寻找制度体系生成的历史逻辑［43］。二是比较分析法路径，通过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横向对比和历史维度的纵向比较，分析不同国家政党制度学说的异同点，用比较的方式揭示不同类型政党制度知识体系形成的历史传统、文化基因和社会结构，进而打破西方政党学说所谓的“普世”化原则，为理解全球政党制度知识的多样性提供新的分类框架和分析视角。

四、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的实践路径

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是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提炼原创性、标识性概念，解读中国实践的必然要求和必由之路。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是一个系统工程，要坚持党的领导，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汲取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的经验；坚持问题导向，推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理论成果的实践转化；完善传播体系，增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的国际话语权。

（一）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汲取经验

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从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和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中汲取政治智慧与理论滋养，确立其价值内核、分析框架与话语根基。

首先，要强化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论述的系统阐释，提炼总结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的原创性概念、本土化基因和独特功能。其次，重视党的创新理论在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中的关键地位。要将统一战线、多党合作、协商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等论述作为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命题，深入阐释其背后的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发展原创性知识体系。最后，党的百余年统战实践为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样本。理论界要深化对统一战线实践经验的学理化阐释，提炼“大团结大联合”“凝聚共识”“利益整合”等原创性学说，为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科学系统的知识贡献［44］。

（二）推动理论成果的实践转化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的生命力在于解释并指导实践。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坚持问题意识，增强现实观照，用自主知识话语回应党执政兴国面临的理论和实践难题。

首先，要聚焦制度运行中的真问题，直面具体而微的“治理之问”。学界要提升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相关问题的洞察力，不仅要通过阅读经典文献找问题，还要利用田野实践发现真问题，确保理论与实践紧密相扣。在理论层面，要不断完善“什么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怎样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等关键问题。其次，要加强对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提炼，将行之有效的做法上升为制度规范和理论成果。学者要提升对问题的分析能力，通过多学科交叉培养自身的理论思维和学理能力，在日常实践中发现问题并总结形成自主的学术架构，不断推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更新完善。最后，要推动理论研究成果的实践转化，通过理论创新指导制度的实践发展。要通过具体的成果经验，展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知识话语在实践中的生动体现，确保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既能准确反映中国自身的特征和运行规律，又能获得世界的认可。

（三）提高国际话语权

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围绕“谁来讲”“讲什么”“怎么讲”等根本问题展开，用贴近受众、易于理解的语言和形式，不断提高国际话语权。

首先，要充分发挥多元主体协同作用，形成传播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的合力。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官方媒体的海外分支机构负责发布权威信息，传播中国声音；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等可以开展形式多样的传播活动。在传播内容上，主动设置议题，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的认可度与话语权。其次，传播方式要呈现差序性。针对西方发达国家受众，重点传播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的独特性，尤其是与西方政党学说的差异，突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对人类政治文明的贡献，打破西方的误解与偏见；针对发展中国家受众，重点传播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的实践经验和发展路径，为发展中国家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党学说提供借鉴。最后，在传播方式上，要避免“自说自话”。将这一自主知识体系转化为国际社会能够理解和接受的学说，将“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等核心概念准确翻译并阐释其内涵，避免因文化差异导致的误解。以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国外学者来华访问、开展合作研究等方式，与国际同行进行平等对话。通过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等国际组织，参与全球政党学说的讨论，增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的亲和力和可信度。

五、结语

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在“两个大局”背景下，对建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创新探索，需要深刻认识西方知识体系的局限性和中国实践对自主知识体系的迫切要求，以及国家独特优势为体系建构提供的可能性，以便从理论逻辑层面解答该体系“为何建构”的问题［45］。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系统性工程。其深层使命在于将中国独特的政党制度知识框架，系统总结为一套概念精准、理论创新、方法科学、话语有效、传承有序的自主知识体系。这标志着我们从长期的“实践探索者”和“理论学习者”，向“理论原创者”和“知识贡献者”身份转变。从本体论视角审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由概念、理论、话语、学科、方法五个核心维度构成，它们相互关联、彼此支撑，共同塑造了一个既具中国特色又具世界意义的政党学说。“自主”是该知识体系的本质属性，其“是什么”的核心要义在于摆脱西方政党学说的话语霸权与学科框架束缚。在知识来源上，立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政党实践经验，而非西方政党制度范式的演绎；在逻辑阐释上，以“和合共生”“协商民主”等中国话语为核心；在价值判断上，以“人民利益至上”“国家治理效能”为标准，而非西方的“民主形式”标准。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能够有效化解理论话语滞后政治实践的困境，提升中国在政党学说中的话语权，维护国家意识形态领域安全，为人类政治文明提供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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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县乡治理现代化的制度架构与运行机制研究”（23&ZD139）；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石榴花开映巴渝：重庆民族互嵌式社区构建的实践经验与现实启示”（2025TZ07）

引用格式：黄洪凯．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维度与实践路径［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6（2）：63-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