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海洋国家”理念作为国家层面的战略取向与指导思想，为如何利用海洋实现国家发展战略目标提供了具体的政策框架。在“海洋国家”理念的引导下，日本将太平洋岛国视为其最后的可以“开拓之地”，并逐渐将太平洋岛国从地理意义上的“边缘地带”转化为实现“海洋国家”理念构想的“重要地带”，试图使太平洋岛国成为其“海洋国家”理念的区域落脚点与战略支点。日本推进太平洋岛国外交的内在逻辑为：以塑造“海洋国家”共同身份为切入点，不仅将自身定位为“海洋国家”，还极力赋予太平洋岛国“海洋国家”身份，并以此为纽带构建“太平洋岛国首脑峰会”机制、推动海洋安全与海底资源开发等合作，借机强化对太平洋岛国地区介入的同时，力图加深太平洋岛国对日本同为“海洋国家”的群体认同，从而以太平洋岛国为支点，以点带面，构建“海洋国家联合体”。

关键词：日本；太平洋岛国；海洋国家；海洋战略；战略支点

作者简介：鞠佳颖，女，辽宁沈阳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日本外交。

所谓“海洋国家”，可理解为“将其生存、生存发展的关键要素，发展与繁荣系于海洋，依托海洋谋求实现最优发展的国家”。这类国家通常将海上力量、海上贸易、海上运输、能源资源、技术进步作为战略取向与指导思想，并拥有“强烈的海洋拓展意识和运用海洋向世界施加影响”的意愿。“海洋国家”理念则是指国家层面的战略取向与指导思想，为如何利用海洋实现国家发展战略目标提供了具体的政策框架与实施路径。这一理念在不同国家和历史背景下具有不同的内涵。

具体到日本而言，其“海洋国家”理念的产生与发展，不仅深深根植于日本四面环海、资源匮乏的独特地缘属性，亦深受战前殖民扩张思想、世界文明中心转移、大国化政治诉求等因素的影响。日本“海洋国家”理念的演变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幕末时期的“海防论”转向明治时期的“海权论”。第二阶段是明治时期的“海权论”转化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时期的对外扩张思想。尤其是德国地缘政治学家相关著作传入日本后，成为日本对外扩张的所谓“理论依据”。第三阶段是二战后，日本将战败原因归结为“大陆政策”，认为日本需重新找回“海洋国家”身份。其代表性观点包括吉田茂的“贸易立国论”、高坂正尧的“日本海洋国家构想”、中曾根康弘的“日本是海洋国家”论断等。第四阶段即是本文所要重点论述的冷战后的“海洋国家”理念。冷战结束后，在政治大国化的战略诉求以及国内保守主义思潮的推动下，日本“海洋国家”理念进一步演变，不仅将海洋要素置于国家生存与安全战略的核心坐标，还力图通过构建所谓“海洋文明史观”，论证日本基于海洋文明特质的价值体系的“先进性”。日本学界在前述三个阶段“海洋国家”理念的基础上，开始探讨日本的身份认知与定位，以及如何实现从“岛国”到“海洋国家”的身份转变，并发展出“文明的海洋史观”“海洋国家日本论”“海洋亚洲论”等思想主张。随着“海洋国家”理念逐步成为日本国家战略及政策的出发点及核心，中国学界关于日本“海洋国家”身份构建及相关理念阐释的研究也日益增多。整体来看，日本“海洋国家”理念的核心指向为通过海洋拓展其利益、投射其影响力。

基于上述“海洋国家”理念，日本开始“注重有选择地控制具有战略价值的海岛或重要海域，逐步推进海权掌控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化”。这尤为体现在日本对太平洋岛国的外交理念上。在建构“海洋国家”身份、调整日本国家战略目标的过程中，日本逐步将太平洋岛国“发展成为日本海洋战略的‘东翼’”，使其从地理意义上的“边缘地带”转变为实现海洋战略的“重要地带”。鉴于“海洋”一直是贯穿冷战结束至今三十多年来日本对太平洋岛国外交的主线与核心变量，本文将着重阐明日本“海洋国家”理念与日本对太平洋岛国外交之间的关联，明确日本在推动落实“海洋国家”理念的进程中对太平洋岛国的外交定位，并论述日本在太平洋岛国地区推动实现“海洋国家”构想的路径，以期深化对日本“海洋国家”理念的认知、更为准确地把握日本对太平洋岛国外交的内在逻辑与基本走向。

一、“海洋国家”理念与日本对太平洋岛国外交

日本“海洋国家”理念的产生可追溯至幕末时期。林子平在《海国兵谈》中主张“开锁国，放海禁，发展海防”，提出“日本作为海国，须拥有与海国相称的武备，否则难以建立国防。”可以说，其主张是日本“海洋国家”理念的起点。此后，以本多利明、佐藤信渊、横井小楠、佐久间象山等为代表的幕末时期思想家提出“海防论”，主要包括发展海外贸易、鼓吹对外扩张、加强武备、扩充海军等主张。

冷战结束后，日本政学界开始重新谋划日本的对外战略及发展道路，并对日本的“海洋国家”身份进行了确认，将日本定位为：其一，“位于东北亚四面环海的海洋国家”；其二，“除欧美外第一个靠自身实现近代化的国家”。对此，伊藤宪一指出，21世纪的海洋不仅仅是物理意义上的海洋，相比“字面上的海洋”，“海洋国家”更倾向于是“理念上的海洋”，是一种面向世界的、开放的心理。与此相对应，“海洋国家”理念亦发展为是“对具有张力的国家战略和外交思想的整体描述”，强调国家政策指导思想的进取性、外向性、积极性、强劲性，“是一种在开放和参与世界新秩序建立的过程中，追求日本国家利益的志向”。其理念具体包括建立起“有效的海权”、海洋方向扩张、海洋开发与利用、培育海洋文化、发展海上军事力量、高度重视海上安全、建立和完善海洋法律制度体系、发展海洋经济、大力发展海洋科技、提升海洋国际竞争力等。从中可以看出，“海洋国家”理念是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多领域的综合战略思想，其实质就在于对国际体系中大国地位的持续追求。日本意在通过积极主动的战略行为，将国家利益与“海洋”深度绑定，构建“基于规则”的、由“海洋国家”主导的地区秩序，从而拓展其国家利益。

在完成“海洋国家”身份构建后，日本的“海洋大国志向”愈发显现。

在上述“海洋国家”理念的引导下，太平洋岛国逐渐被日本赋予战略意义并成为日本“海洋国家”理念构想中的关键组成部分。对于日本而言，太平洋岛国地区虽是曾经的委任统治地，在二战后却长期被忽视，直至20世纪60年代末期日本才重新与太平洋岛国建立联系。20世纪80年代末期，随着相关外交主义的提出，日本开始加强与太平洋岛国的关系。冷战结束后，日本对太平洋岛国的外交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的初步探索期、21世纪初期的调整转型期，再以2018年日本提出“从地缘政治学的视角来看，太平洋岛国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为标志，开始进入深化加速期。综观冷战结束后至今三十多年来日本对太平洋岛国的外交，不难发现，日本对太平洋岛国的政策在各个时期及不同领域虽各有侧重，但“海洋”一直是贯穿其中的主线与核心变量。日本将太平洋岛国视为其最后的“可以开拓之地”，并逐渐将太平洋岛国从地理意义上的“边缘地带”转化为实现“海洋国家”理念构想的“重要地带”，试图使太平洋岛国成为其“海洋国家”理念的区域落脚点与战略支点。就此来看，“海洋国家”理念与日本对太平洋岛国外交可理解为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关系。在日本开展对太平洋岛国外交的过程中，其“海洋国家”理念具体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1.1 塑造“海洋国家”共有身份认同

在“海洋国家”理念的认知基础上，日本认为“若追求海洋国家的身份定位，就应保持向海洋靠拢的积极姿态，主动把握与海洋的相关机会”，为此，日本不仅将自身定位为“海洋国家”，还极力赋予太平洋岛国“海洋国家”身份。早在冷战结束后初期，日本学界就将太平洋岛国划归为“海洋国家”。如日本拓殖大学客座教授藤井严喜通过回顾“海洋国家”英国的基本战略，主张日本应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考虑自身“海洋国家”战略，提出日本应“强化与海洋亚洲诸国的联合”。所谓的“海洋亚洲”就包含巴布亚新几内亚、澳大利亚、新西兰、帕劳等岛屿。可见，日本学界早在20世纪90年代便已将太平洋岛国囊括在日本的“海洋国家”理念构想之中。

21世纪初期，中曾根和平研究所主任研究员星山隆在谈及日本作为“海洋国家”的生存之道时指出，“日本应加强与澳大利亚、新西兰、太平洋岛国等‘海洋国家伙伴’的联结，尤其是要强化这一地区能够明确支持日本入常的亲日国家关系，这对于缓解日本在地区及国际社会的孤立立场具有重要意义。”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日本已开始对太平洋岛国有政治诉求。

日本2001年版《外交蓝皮书》中开始强调要“进一步强化与太平洋岛国友好合作关系。”2002年版《外交蓝皮书》中称“日本认识到太平洋岛国在联合国等国际框架中的存在感提升，且有必要与太平洋岛国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由此开始积极强化与太平洋岛国关系。2009年5月22日至23日，日本将第五届“太平洋岛国首脑峰会”的口号设定为“We are islanders”，并确认日本与太平洋岛国为“太平洋环境共同体”，意在借助“环境共同体”叙事强化太平洋岛国对于“海洋国家”的身份归属感，同时开始以“我们”突出强调日本与太平洋岛国的身份联结。

此后，日本多次将太平洋岛国形容为“海洋国家伙伴”。2012年5月26日，时任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在第六届“太平洋岛国首脑峰会”上称，“日本与太平洋岛国同为共享太平洋的海洋国家，希望在渔业、环保等领域开展合作，并确认作为海洋合作基础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重要性”。日本与太平洋岛国还签署了《冲绳纽带宣言》，进一步用情感纽带强化双方的身份认同。“纽带”这一富含文化意涵的日式表达，既隐喻双方的地缘连接，也强调基于“海洋国家”身份的情感纽带。2013年10月26日，在“太平洋岛国首脑峰会”第二届中间阁僚会议上，日本与太平洋岛国“再次确认同为海洋国家，重申对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和平解决争端等海洋秩序的承诺”。2015年5月23日，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第七届“太平洋岛国首脑峰会”上强调，“日本与太平洋岛国是同享太平洋的海洋国家”，并提出对太平洋岛国外交的新愿景——确立“太平洋公民社会”，称“现在是培养和庆祝我们作为‘太平洋公民’的共同身份的时候了。我们因海洋联系在一起，通过跨越潮汐，彼此关爱，就能形成一种‘太平洋公民’的意识，同舟共济”。安倍强调“因海洋而联系”的公民身份，并通过“跨越潮汐”“同舟共济”等海洋意象构建集体认同。这种话语策略巧妙地使“海洋国家”身份超越地理范畴，成为所谓“联合体”的精神纽带。2018年5月19日，安倍在第六届“太平洋岛国首脑峰会”开幕致辞中，首次使用“海洋身份”一词，称“我们生活的‘蓝色太平洋’与‘蓝色印度洋’是一体的。两大洋之间机遇与可能并存，应让日本与太平洋岛国各自以扩展的海洋身份，从更为宏观角度去看待两大洋”。可见，日本力图在塑造双方“海洋国家”身份的基础上，不断加深太平洋岛国对日本同为“海洋国家”的群体认同，为参与太平洋岛国地区秩序构建打下基础。

1.2 全方位拓展海洋利益

日本对海洋利益的认知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出显著差异，这既受到国际格局变动的影响，亦与国内政治体制演变、经济发展需求以及安全战略调整密切相关。从19世纪末的扩张主义，到战后所谓“和平主义”的确立，再到当前经济与安全议题并重的综合海洋战略理念，日本的海洋利益定位经历了持续调整。

在2022年版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日本政府公然表示“日本作为海洋国家，有能力亦有必要维护和扩大自身海洋权益，在国际海洋事务中发挥影响力”。从中可以看出，日本的海洋战略目标不再局限于经济或军事单一维度，而是“以海洋国家身份认同为抓手”，构建涵盖政治、军事、经济等多个维度的综合性“海上霸权”，“进而为实现‘全面大国化’总体国家战略目标提供支撑”。具体到太平洋岛国而言，据多年日本《外交蓝皮书》以及“太平洋岛国首脑峰会”相关文件表述，日本发展与太平洋岛国关系的原因可概括为以下三方面：首先，太平洋岛国地区拥有广阔的专属经济区，是日本重要的渔业资源、矿产资源、能源资源供应国。其次，太平洋岛国多为亲日国家，是日本在国际社会的坚定支持者，对于日本外交而言至关重要。最后，太平洋岛国是重要的海上运输通道，须确保海上运输通道安全以及与海域沿岸国家的友好关系。上述原因又可进一步归类为太平洋岛国对日本而言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及安全利益诉求。2020年，日本首次在《外交蓝皮书》中明确提出，“太平洋岛国在日本‘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构想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为此日本将采取强化与太平洋岛国关系的施策方针”。从中可以看出，太平洋岛国在日本外交布局中的地位已被逐步提升至战略层面。与此相对应，综观日本发布的四期《海洋基本计划》，从第一期《海洋基本计划》中提出“海洋立国”，但尚未提及太平洋岛国，到第二、三期开始强调在海洋环境、海难救助领域与太平洋岛国开展合作，推广日本的海上技术，再到第四期将合作与援助领域进一步扩展至日本的海洋安全及海洋秩序构建。从中可以看出，在“海洋国家”理念下，太平洋岛国地区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战略价值，在日本海洋战略及政策布局中的重要性正逐步提升。在此情况下，全方位拓展在海洋领域的经济利益、安全利益、政治利益等利益，已成为日本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目标。

1.3 与海洋国家结盟，构建“海洋国家联合体”

“海洋国家”理念的对外战略重点为“与海洋国家结盟”，维护所谓“以自由、民主及法治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日本对其侵略战争史进行“总结”后得出结论：与大陆国家结盟和与海洋国家结盟代表两种全然不同的结果，“决不能走大陆扩张或与大陆国家结盟的道路，而是要走‘与海洋国家结盟’之路。”在此基础上，“海洋国家”论者还主张建立海洋国家联盟。日本防卫大学教授平间洋一也指出，“日本的生存之道就在于，自由贸易、海上通道安全以及与海洋国家共同前进。”同时他还强调“日本作为边缘地带国家，应与海洋国家共同承担世界稳定和平的责任，维护基于所谓‘海洋价值观的世界秩序’”。可见，日本将“与海洋国家结盟”视为实现其国家利益诉求的重要手段，并据此构建了一套服务于现实政治需求的“海洋国家”理念。

针对上述“与海洋国家结盟”的观点，在具体实施层面，日本和平政策研究所提出由亚太地区海洋三段线所构成的海洋国家联合战略方针，“海洋国家联合三段线”包括“中部太平洋海洋线”“东亚海洋线”“南太平洋海洋线”，其中“南太平洋海洋线”是由太平洋岛国、东盟、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等国家组成。部分日本研究机构及学者刻意渲染地缘对抗叙事，鼓吹加强太平洋岛国合作，以此谋求地缘博弈优势。后续日本学界相继提出多项战略构想，不断细化海洋国家联合布局，这类构想对日本政界产生较大影响，并在冷战后的外交政策中逐步予以落实。

二、对太平洋岛国的定位：构建“海洋国家联合体”的战略支点

二战结束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日本并未将太平洋岛国纳入其国家发展战略视野。直至20世纪60年代末期至20世纪80年代，随着越来越多的太平洋岛国相继独立，日本出于“开拓新的国际空间与投资目的地”的政治经济考量，开始关注太平洋岛国。冷战结束后，随着太平洋岛国在能源资源和地缘政治等方面的战略价值凸显，围绕该地区的政治博弈日趋激烈。在此背景下，日本不仅将太平洋岛国视为其海上运输通道与关键资源供给的保障，还将其视为重要的地缘战略支点和拓展影响力的关键区域。

2.1 日本基于“海洋国家”理念的太平洋岛国政策定位及诉求

日本对“海洋国家”理念的阐释始终贯穿着双重逻辑。一方面打着“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旗号，强调对国际秩序的所谓“责任”承担。另一方面则将国家利益嵌入其中，通过经济援助、安全合作和文化渗透等手段，实现海洋战略资源的获取与国际话语权的提升。这在日本对太平洋岛国的政策理念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表面上，日本将对太平洋岛国的政策意图包装为“支持岛国可持续发展”与“应对全球性挑战”，实则是在“为太平洋岛国发展做出贡献”的名义下“柔巧”地将自身海洋战略利益纳入其中。

一方面，日本凸显自身对太平洋岛国的“经济贡献”，力图将其转化为政治资本，实现“入常”夙愿。事实上，对于日本政府而言，太平洋岛国的重要战略意义之一即“在于‘票数’以及在国际组织中由‘票数’所体现的多国支持”。在具体实践中，日本积极创设并主导符合太平洋岛国需求的援助项目，力求借机在太平洋岛国地区事务中扮演议程设置和规则制定的核心角色。同时，日本通过加大发展援助投入、开展技术合作等方式展开战略布局，意在构建支持其入常诉求的多国政治同盟，为最终实现该目标积累国际政治资本。

另一方面，在日本承诺帮助太平洋岛国“应对气候环境挑战”“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表象下，实际上，是获取太平洋岛国资源与市场的经济安全利益驱动。太平洋岛国所拥有的丰富自然资源、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相对未开发的潜在市场，对日本而言具有重要的经济及战略价值。尤其在全球资源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日本希望通过与太平洋岛国深化合作，确保其获取重要能源资源的供应链稳定。可见，日本基于“海洋国家”的太平洋岛国外交理念，深刻体现了其战略考量。日本力图通过为太平洋岛国做出更多所谓“国际贡献”，以提高其在南太平洋地区的区域影响力，积极参与主导南太平洋地区的海洋秩序构建，从而实现在国际舞台上的“区域领导角色”。

2.2 以太平洋岛国为支点构建“海洋国家联合体”的机制化运作

1997年10月13日，第一届太平洋岛国首脑峰会在东京召开，标志着日本对太平洋岛国的地区合作开始从分散的双边合作转向机制化多边合作，日本关于太平洋岛国的海洋区域构想亦初步形成。

事实上，日本关于太平洋岛国的海洋区域构想并非一蹴而就，其机制化运作的形成经历了长期的战略铺垫。1978年3月6日，时任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着眼于“太平洋圈”的未来发展，组织成立“环太平洋连带研究小组”，该小组于同年11月14日提交名为“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的中期报告。该报告指出，“随着交通和通讯的飞速发展，太平洋已经成为内海，为太平洋地区各国结成一个‘区域社会’创造了条件”。从地理范围上看，该构想包括太平洋地区的所有国家，即也包括太平洋岛国。具体推进举措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并将日本对太平洋地区的“贡献”与自身利益相挂钩，将所谓“国际贡献”视为实现自身海洋战略利益的工具。

在上述“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的设想下，1980年9月，日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东盟五国、太平洋岛国的代表召开“环太平洋共同体研讨会”。日本积极参与其中的目的就在于，一方面“通过密切与这些国家的合作，加强对环太平洋共同体圈外的交涉力量，参与构筑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另一方面，“在亚太地区建立日本的势力范围，力图揭开以日本为中心的‘太平洋世纪’序幕”。“环太平洋共同体研讨会”后来发展更名为“太平洋经济协力会议”。对此，时任外务大臣大来佐武郎表示，“太平洋区域合作构想终于有了具体的形式”。

伴随着太平洋岛国地区一体化的发展，太平洋岛国在日本“海洋国家构想”中的位置也经历了由边缘到中心的演变。1987年1月14日，仓成正在相关演说中指出，“太平洋岛国共同体的地理范围不断扩大，并开始形成可以称为太平洋岛国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实体，这对于整个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繁荣极为有利。特别是通过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使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声音在国际社会上升为一个声音。同时呼吁‘太平洋人’紧密携起手来，共同建设‘太平洋未来社会’”。可以看出，日本在太平洋岛国区域推行“海洋国家构想”时，始终强调“太平洋”独特的地区文化和价值观，试图通过构建集体认同感，推动日本与太平洋岛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在此过程中，日本力图在太平洋岛国区域秩序构建中扮演重要角色，谋求在国际海洋秩序构建上的主导权。

此后，日本与南太平洋论坛的合作不断深化，逐步构建起区域合作机制。1989年，“太平洋岛国论坛”首次举办以援助国为中心的域外国家对话会议，日本受邀参加，并于1991年正式成为“太平洋岛国论坛”的定期对话伙伴国。由此日本开始参与太平洋岛国区域事务，重点聚焦渔业资源管理、经济援助和基础设施合作。为进一步强化日本与太平洋岛国之间的关系，日本政府与“太平洋岛国论坛”成员国于1996年成立了“太平洋诸岛中心”，旨在促进贸易投资、技术转移和人力资源培训。同年，日本还启动“太平洋环境援助计划”，向太平洋岛国提供废弃物处理技术和海洋污染治理资金。1997年10月13日，太平洋岛国与会代表在第一届“太平洋岛国首脑峰会”上称“日本为太平洋岛国发展和地区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呼吁日本继续向本地区提供发展援助”。此后日本与太平洋岛国的区域合作机制逐步成体系化发展。至1999年，日本已构建起初步成熟的合作架构，并将大部分援助资金集中于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等太平洋岛国的重点关切领域。日本这种以功能性合作淡化战略意图的援助，既是日本海洋外交叙事的具体表现，又是其获取渔业权、稀有金属勘探权等实质经济性利益的重要手段。由此日本已初步构建起独特的“太平洋岛国外交范式”。

2.3 全方位构建基于日本规则的南太平洋地区海洋秩序

尽管“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愿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发展演变，但其根本目标始终如一，即维护并加强日本自二战结束以来受益的、基于规则的地区及国际秩序。日本对南太平洋地区已从单一的经济援助及合作，升级为系统性、多维度的规则输出战略。这一进程尤为强调日本的“主导权”。日本不仅认为“对海洋的主导是支撑日本安全的最基本要素”，而且认为“海上霸权国首先一定会有盟国，并能主导盟国”。综观“海洋国家”理念下的日本太平洋岛国外交，日本正逐步加大对太平洋岛国地区的介入，并力图参与主导这一地区海洋秩序的构建。

在“尊重太平洋岛国自主性”的表象下，日本积极通过制度设计确立其在太平洋岛国地区事务中的规范性权力。日本通过机制化平台逐步将自身规则植入区域合作架构。2018年第八届“太平洋岛国首脑峰会”上，除延续过去的合作立场外，还强调“在国际海洋秩序上，不得行使武力及进行威吓，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纷争。”2021年7月2日，日本在第九届“太平洋岛国首脑峰会”指出，“要加强日本在国际舞台上的领导作用，包括提供更多资金，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应对气候变化”。2024年7月，第十届“太平洋岛国首脑峰会”首次提出“政治领导力与地区主义”，具体包括强化政策层面的对话交流、积极参加太平洋岛国论坛域外对话等区域架构内的会议、共同努力解决地区优先事项等内容。可见日本彰显自身“领导力”、妄图主导南太平洋地区秩序构建的意图越发明显。综上不难推断，日本推进太平洋岛国外交的内在逻辑为：以塑造“海洋国家”共同身份为切入点，将太平洋岛国打造为日本海洋战略及“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的战略支点，借助“太平洋岛国首脑峰会”机制打造共同议题、深化合作，在强化对太平洋岛国地区介入的同时，力图加深太平洋岛国对日本同为“海洋国家”的群体认同，从而以点带面，构建“海洋国家联合体”。

三、日本在太平洋岛国地区推动实现“海洋国家”构想的路径

从日本对太平洋岛国的政策表述和外交实践来看，其政策并非着眼于短期的即时措施，亦非真正以解决太平洋岛国的生存与发展问题为核心，而是旨在通过逐步缓慢渗透，实现其长远海洋战略布局。具体而言，日本力图获取该地区的能源资源，并借助太平洋岛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国际社会支持、海上通道安全以及彰显“国际贡献”等方面的重要性，为实现其“海洋国家”构想和“海洋大国志向”提供战略支撑。

3.1 构建首脑峰会机制强化地区介入

“太平洋岛国首脑峰会”作为日本与太平洋岛国开展双多边合作的核心平台，是观察日本对太平洋岛国政策的重要视角。自1997年首次举办以来，“太平洋岛国首脑峰会”至今已举行10届。以历届“太平洋岛国首脑峰会”的发展议题作为主要考察对象，不难发现，峰会议题呈现出多元化特征。

第一，峰会议题由初期的援助逐渐拓展至经济、政治、安全等全方位议题。前三届“太平洋岛国首脑峰会”的议题主要关注太平洋岛国的可持续发展及面临的挑战，基本以“设身处地”为太平洋岛国的生存与发展考虑为主，旨在放松太平洋岛国的警惕心理、获取其信任。从第四届到第十届“太平洋岛国首脑峰会”，日本逐渐开始以“法治”“自由开放的海洋”等“价值观”为“依据”建构太平洋岛国外交叙事。日本对“法治”等“价值观”的强调与运作，“显示出日本为塑造国家身份认同而采用意识形态符号的特征”。日本对太平洋岛国的关注与合作领域在“价值观”引领外交实践的进程中亦呈现多元发展趋势，具体涉及环境与气候变化、人文交流、可持续发展与人类安全、海洋秩序和资源管理、贸易和投资促进、海洋与渔业、韧性经济发展、政治领导力与区域主义、科技与互联互通、和平与安全等诸多议题。可见日本在对太平洋岛国的援助中，逐步将政治安全议题纳入其中，试图通过提供技术支持和资金援助，将“太平洋岛国首脑峰会”打造为推进其国家战略的重要工具。

第二，日本对太平洋岛国的援助力度逐渐加大，援助范围逐步拓宽，更加重视日本在南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利益。日本在第四届“太平洋岛国首脑峰会”上承诺三年内向太平洋岛国提供高额援助。后续峰会援助额度持续提升，援助覆盖基础设施建设、旅游推广、森林资源管理、医疗卫生服务、教育与职业培训、政府行政能力建设、打击有组织犯罪、海洋环境监视技术培训、可再生能源引进、海上保安设备配备、防灾减灾、环境卫生、青年人才交流、日语教育等诸多领域。援助额的提升，表明日本正强化对太平洋岛国的支持力度。对太平洋岛国而言，日本的援助方针政策具有一种“软约束力”，若想获得日本在资金、技术和人员等方面的支援，就必须遵循“日本规则”。如此一来，作为援助方的日本便实际掌握了规则主导权，为其介入太平洋岛国地区事务提供了可乘之机。

第三，主导峰会政治性议程，持续扩大在南太平洋地区的政治影响力。一方面，日本借助峰会平台，绑定地区多边议题，谋求周边外交博弈的多国支持，持续炒作区域外相关议题，施压对立国家，不断放大自身政治诉求。

另一方面，日本迫切希望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力图将太平洋岛国在该问题上的对日支持写入“太平洋岛国首脑峰会”首脑宣言。多届峰会宣言中均出现相关表述，明确提及安理会改革与对日合作支持。可以看出，日本将各类地缘议题、国际政治诉求渗透在峰会议程中，意在通过经济合作手段换取国际事务支持，持续扩大自身在南太平洋区域的话语权与影响力。

3.2 设立海洋安全磋商对话机制，与太平洋岛国国防部门构建中长期关系

近年来，日本对与太平洋岛国构建海洋安全磋商对话机制逐步呈现出较为清晰的政策“路线图”。随着全球海洋安全形势的复杂化，日本深刻意识到太平洋岛国在保障重要海上通道、维护海洋秩序中的重要地位。为此，日本通过设立海洋安全磋商对话机制，旨在加强与太平洋岛国国防部门的联系，推动双方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长期合作关系。

首先，日本利用双多边场合强调与太平洋岛国的海洋联结，以此为纽带为共同应对海上安全秩序相关挑战创造前提，助推海洋安全磋商对话机制形成。综观历届“太平洋岛国首脑峰会”，日本反复渲染双方同源的海洋属性，打造共同体话语叙事，不断强化地缘与海洋联结共识。2018年之后，峰会常态化纳入海洋治理、海上执法、海洋秩序等核心议题，围绕海上法治、海洋安全能力建设、港口合作等达成多项共识。日本防卫高层多次在多边场合释放合作信号，以海洋共同体、蓝色海洋愿景为包装，不断拉近与太平洋岛国的安全合作距离，为防务对接、安全对话铺路。

其次，日本寻求与太平洋岛国开展防务磋商对话，强化彼此在海洋安全领域的联系。2018年，日本首次在《防卫白皮书》中明确提及深化太平洋岛国合作，同年峰会正式开启海洋安全合作议题对接。此后日本外务、防卫部门高层频繁出访，与太平洋岛国多国防务负责人举行会谈，就军事交流、海上协作、防卫合作达成共识。日本专门搭建区域性防务对话平台，覆盖全部太平洋岛国，实现防务交流常态化、机制化。

再次，通过部长级防卫磋商对话，厘定日本与太平洋岛国在海洋安全领域的防卫合作方向。区域性国防部长会议成为双方安全协作的核心载体，会议发布联合声明，划定合作框架，明确海洋安全保障、区域治理、气候安全等合作方向。无军队的太平洋岛国也全面参与执法、海岸警备、海上治理等议题研讨，合作覆盖面全面扩大。日本同步推出区域安全合作构想，细化协作原则与落地路径，持续深化南太平洋安全布局。日本国内媒体也直言其南太平洋防务合作带有明确的地缘竞争导向，制衡意图显著。

3.3 推进太平洋岛国海底矿产资源开发

太平洋岛国拥有广阔的海域，这些海域蕴藏着丰富的锰结核、富钴结壳和海底热液矿床等资源，具备成为全球重要矿产供应来源的潜力。然而，开发海底矿产资源需要先进的技术与大量资金，这正是太平洋岛国所欠缺的，因而亟需外部支持。日本作为较早关注到太平洋岛国海底矿产资源的国家之一，通过官方援助机构为缺乏勘探技术与资金的太平洋岛国提供海底矿产资源勘探协助。

日本对太平洋岛国海底矿产资源的勘探活动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应各太平洋岛国政府之邀，协助勘探包括海底矿产资源在内的所有矿产资源储量。日本长期针对斐济等重点岛国开展多轮实地勘探，通过地质调研、物化探测、钻探采样等方式，摸清区域矿产储量与分布特征。二是响应区域海洋合作组织诉求，系统性开展大范围海底资源普查。日本专属勘探船只长期深耕南太平洋海域，针对所罗门群岛、巴布亚新几内亚等重点区域开展大范围海洋地质调查，探明海底热液矿床、多金属矿物等资源储备。

日本自2000年开始将海底矿产资源开发项目纳入“太平洋岛国首脑峰会”核心合作议题，持续推进海洋资源联合调查项目，大范围摸排南太平洋专属经济区矿产禀赋。多年间，日本持续在库克群岛、马绍尔群岛、基里巴斯、斐济等多个太平洋岛国海域开展专项勘探，精准测算各类深海矿产储量、分布密度与开采条件。

综上，与太平洋岛国开展海底矿产资源开发合作，对日本而言既是保障矿产资源供应链安全的现实需要，也是践行其“海洋国家”理念的关键举措。日本将太平洋岛国视为“矿产资源供应方面的重要伙伴”，认为其丰富的海底资源有助于拓宽供应渠道、分散供应链风险。更为重要的是，日本将此类合作纳入其海洋战略的整体框架，试图以资源开发为切入点，深化与相关国家的海洋经济合作，使之成为推动其海洋战略落地的重要抓手。

还应看到的是，日本在太平洋岛国地区推动实现“海洋国家”构想的过程中呈现出一些规律性特点。其一，日本对太平洋岛国的整体战略表现为“选取支点，以局部带动整体”。依托成熟示范项目，选定核心岛国作为试点，落地海洋能源、深海开发等特色合作模式，形成可复制范本，逐步向整个南太平洋区域推广落地，以单点突破撬动区域整体合作布局。

其二，日本在对太平洋岛国的关系布局中，展现出一种高度务实且精明的“以小获大”策略，旨在以有限成本实现政治、经济与战略收益的最大化。精准匹配岛国核心诉求，聚焦小规模、高实效的民生、气候、防灾类技术援助，低成本快速积累好感与影响力；长线布局文化教育、青年交流、民间志愿合作，深耕基层好感，培育长期亲日氛围，以轻量化投入换取持续性战略收益。

其三，日本在政策实施过程中，以太平洋岛国的关心和需求为切入点，以“为太平洋岛国的生存与发展做出贡献”来换取其信任，在打消太平洋岛国对其“别有用心”的疑虑、将其笼络后，再逐步明确自身战略诉求，政策渗透节奏平缓隐蔽。前期以发展援助、公共产品供给为核心，弱化战略野心；合作关系稳固后，逐步叠加政治诉求、安全协作、规则输出等目标，渐进式完成海洋战略布局，这也是日本整体对外战略的典型特征。

四、结语

随着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深刻演变，太平洋岛国在地缘格局变化中展现出不可忽视的战略价值，其拥有的联合国投票权、扼守关键航道的位置、丰富的海洋与矿产资源，正使其成为各方竞相关注的焦点。近年来，南太平洋地区外交热度显著上升。除早已在此布局的传统域外力量外，日本亦将太平洋岛国纳入其海洋战略及“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的重要一环；多个域外国家纷纷通过建立对话机制、提供发展援助等方式，积极拓展在该区域的存在。在此背景下，太平洋岛国地区已成为多国战略利益的交汇点。为最大化自身利益，各太平洋岛国政府倾向于采取大国平衡外交，在多边互动中争取发展空间与资源支持。随着各方力量持续介入与外交博弈深化，该地区未来的局势演变将更趋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