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戴维营精神、原则及承诺机制是美国强化美日韩三边战略协调、实现美国“印太战略”的制度工具。美国利用其在美日韩三边关系中的绝对主导地位，积极推动日韩改善关系，促成三国达成《戴维营原则》《戴维营精神》《协商承诺》等文件，从军事安全、经济安全、高新科技、战略协调四个维度策划了美日韩的三边合作路径，初步完成了三边安全机制构建。在此基础上，美国联合日韩共同影响东亚地区事务，步调一致地干涉中国内政，插手“台海问题”和“南海问题”,对朝俄施压制裁。可以看出，美日韩确立的三边安全机制具有明确的针对性，将对东亚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和挑战。

关键词：戴维营原则；戴维营精神；协商承诺；美日韩；安全合作

近年来，美国不断加强与日韩在安全领域的密切合作，已逐步构建起美日韩三边战略协调的制度框架。美国总统拜登出于推进其“印太战略”在东北亚地区落地的考量，迫切需要日韩发挥两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地缘战略作用，故加大对日韩拉拢力度，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韩国总统尹锡悦于2023年8月18日达成了《戴维营原则》(Camp David Principles)《戴维营精神：美日韩联合声明》(下文均简称“《戴维营精神》”,Spirit of Camp David)、《协商承诺》(Commitment to Consult)等文件，确立了美日韩三国合作的基本框架和指导原则，将美日、美韩同盟纳入美日韩三边合作机制内。有鉴于美国推进并强化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对东亚地区安全环境的复杂影响，本文在对《戴维营原则》《戴维营精神》《协商承诺》三个文件进行解读的基础上，构建美日韩三边安全机制分析框架，阐释美日韩合作进程及路径，并从美日韩关系的针对性、合作导向及影响、面临的挑战等方面对美日韩强化三边合作加以评析。

一、《戴维营原则》与美日韩三边安全机制构建的分析框架

对于美国而言，美日、美韩同盟是美国构建东北亚联盟体系的两大有力支撑。为此，美国一直希望构建一个能够密切合作的三边安全机制。同时，日韩又均对美国有所求，于是三国在外交政策目标上逐渐步伐一致，最终达成《戴维营原则》。《戴维营原则》不仅是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的长期指导方针，更是完成三边安全机制构建的最关键步骤。三国在《戴维营原则》指导下，逐步建立起涵盖情报共享、联合军事演习、联合防御政策协调、人道主义救援等多层次、多领域的合作机制，彰显出美日韩三国在共同利益驱动下的紧密合作。

(一)美日韩三边机制相关研究评述

在美国极力推动构建亚太同盟体系的背景下，美日韩三边互动的形式及特点、三边机制的形成与嬗变等内容日益受到学界广泛关注。目前，国内外学界研究美日韩三边关系的既有文献主要集中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基于同盟理论、准同盟、小多边主义、新古典现实主义等视角对美日韩安全互动进行理论性研究。部分学者借助联盟理论阐析美日韩三边关系运行的基本方式和规律，将以美国为首的亚太“安全三角”(security triangle)或“战略三角”(strategic triangle)作为重点研究对象，(1)探究美日、美韩联盟凝聚力的影响因素，(2)认为美韩同盟与美日同盟对接形成三边机制逐渐成为可能，(3)准三边同盟将成为美日韩三边关系的“新常态”。(4)同时，也有部分学者运用联盟困境等相关理论指出了美日韩强化安全合作面临的主要挑战，(5)如日本等美国盟友出于被美国抛弃的恐惧心理不断强化自主能力建设、(6)美国在同盟管理方式上存在弊端等。(7)另外，还有部分学者聚焦美国小多边主义生成的因果机制，将小多边主义划分为全域型、制度型、安全型和现状型四种类型，(8)并指出美国推动小多边机制落地的直接原因在于围堵和遏制中国崛起的权力诉求，(9)根本原因则在于美国地区霸权的衰落及其在亚太盟友体系的缺陷。(10)此外，还有学者结合威胁均衡论和国家战略认同概念，从新古典现实主义视角分析三边安全合作日益低效的原因。(11)

第二，部分学者围绕美日韩安全合作展开了政策性研究。在美日韩推进三边安全合作的背景和动因方面，有学者认为三国强化安全合作的原因在于相关国家国内政权更替、国际局势动荡、美国对华战略遏制、日韩双边关系改善、朝鲜半岛局势紧张等。(12)在美日韩强化三边安全合作的趋势方面，有学者对美日韩安全合作的深化持审慎态度，认为受制于日韩关系影响，美日韩合作仍会局限于某些特定领域；(13)也有学者对美日韩三边合作的发展持乐观态度，认为美日韩合作将持续深化。(14)在美日韩强化三边安全合作的影响方面，国内学者普遍认为三边合作强化会导致东北亚地区阵营对抗加剧，半岛地区局势更加紧张，台湾问题面临外部干预压力，损害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等。(15)部分国外学者则对美日韩合作的意义持积极看法，认为“三边安全合作强化能够更有效应对朝鲜半岛局势变化，加快三国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的步伐，促进印太地区和平与稳定”。(16)不难发现，美日韩等国家的部分学者对强化三边安全合作的负面影响只字不提，反而为美日韩强化安全合作找寻托辞。

第三，近年来分析美日韩三边安全机制的形成与构建的动态性研究逐渐兴起。部分学者从历史的角度对美日韩三边安全机制的进展进行了梳理，如姚寰宇、周文星指出“美日韩从传统的‘轴辐体系’迈向初步的‘三边安全机制’”。(17)同时，也有部分学者通过联盟理论阐释美日韩三边安全机制形成的原因，如凌胜利认为，“美日、美韩联盟出现转型态势是联盟得以延续的重要原因。由此实现利益再协调、功能再设置、关系再调整和战略再协商，进而使联盟在内外环境变更的情况下得以保持”。(18)此外，还有学者从等级制度的视角分析美日韩三边安全框架的形成，如首尔国立大学和平与统一研究所教授金成哲围绕等级体系中的美日韩关系构建了一个分析框架，认为日本位于等级秩序的中间地位，能够巧妙地利用自身的战略重要性与韩国及其他亚洲国家交往；美国在三边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且在安全三角关系中对日韩具有约束作用。通常情况下，美国在日韩问题上保持沉默或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但一旦其认为日韩问题关系到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成本和责任分担，美国就有可能采取强硬的干预措施。(19)这较为直观地阐明了联盟内部动态变化的原因。

综上，国内外既有研究成果呈现以下两方面特点：其一，聚焦国内外局势及国家间合作的特点与变化，从理论层次分析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机制化的主要因素及其针对目标；其二，联盟理论和小多边主义等相关理论逐渐成为分析美日韩三边互动的重要分析视角。既有文献不仅为本文分析美日韩三边互动提供了诸多启发性思考，也成为深入探讨美日韩三边安全机制构建的重要学术参考。鉴于既有研究仍存在补充和完善的空间，本文将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构建一个美日韩三边安全机制分析框架，以更为直观清晰地阐明美日韩安全合作的整体进程及合作深化的动因。

(二)构建美日韩三边安全机制的分析框架

“机制(regime)”一词源于拉丁文regimen, 意指“规则、指导、指挥、管辖”。(20)关于“国际机制”的概念，目前存在三种较为有代表性的定义：(1)在某一特定问题领域里组织和协调国际关系的原则、准则、规则和决策程序；(21)(2)国际行为的机制化；(3)国家间的多边协议，旨在协调某一问题领域的国际行为。(22)从中可以看出国际机制的形成条件为：(1)聚焦于特定问题领域；(2)原则与规范的明确统一；(3)决策过程中的协调；(4)达成多边协议。由此可以认为，安全机制即行为体在安全领域内基于相同的目标预期，将安全合作制度化，最终通过制度安排实现机制内各行为体的安全利益。

早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存在构建多边安全机制的军事战略思想。例如，“约从散横，以抑强秦(赵国联合六国建立合纵联盟，瓦解连横阵线，以抵抗强大的秦国)”“天下阴燕阳魏，连荆固齐，收余韩成从，将西面以与秦为难(赵国北面联燕，南面联魏，又连结荆楚，巩固同齐国的联盟，收罗残破的韩国，结成合纵联盟，准备共同向西，与秦国对抗)”。(23)进入现代以来，构建多边安全机制，“意味着两个以上的国家在安全问题上通过条约或协议确立共同的安全责任和义务，承诺、信守某些共同的安全体系法则，并对单方面破坏集体安全责任和义务的行为采取共同行动，如抵制、制裁等等”。(24)结合本文所探讨的主题，笔者在此仅论述多边安全机制中的三边安全机制构建。

首先，三边安全机制的形成，依赖于共同目标和共同利益的发现和维系。(25)阿姆斯特茨(Mark R.Amstutz)认为，国际合作通常有三个特征：一是国家以及其他非国家行为体的行为是自愿的；二是合作涉及对共享目标的认同与承诺；三是合作所导致的是对参与者有利的结果。(26)也就是说，只有当各国家行为体拥有共同的目标，并且认为合作有利于这一预期目标的实现，各国家行为体才会选择进行合作。若想使合作变得更加密切，还需满足三个条件，即“利益的一致性、预测的共同性和参与者数目的调整”。(27)这意味着在多边安全合作中，“成员越多，各方利益的不同点就越多，寻找共同点就越困难，讨价还价的过程就越复杂”。(28)因此，在多边安全机制中，最为稳定的机制是三边安全机制。机制参与者数量的减少，可以降低利益的不一致性，降低政策协调的难度，更容易确定参与者期望追求的共同目标，使各国家行为体更易于达成合作。

其次，在三边安全机制的构建过程中，具有核心领导力的国家行为体占据主导地位，引导其他行为体调整政策，以利于达到既定目标。构建三边安全机制须具备的条件之一，即“需要存在‘领导国家’(leading state),以便安定内部关系，促进团结互助，协调成员资源，开展集体行动”。(29)领导的含义是：“(1)指导或命令；(2)率先行动；(3)诱导。”(30)在三边安全合作中，有效的领导“必须是一元的”,(31)这是因为“霸权的领导作用有助于产生秩序”(32)。一个三边机制内是否存在处于领导地位的国家行为体，是机制能否形成的关键因素。这一点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有些机制能够形成，而有些国际合作却很难实现机制化。比如，美日韩能够形成三边安全机制，其原因就在于：美国能够利用其绝对的主导地位，推动日韩参与政策协调，寻求一个三方均可以共同接受的利益交汇点。

最后，通过密切三边安全合作与交流，在安全领域“形成秩序和共存关系，从而呈现制度化安排”。(33)一般而言，合作得到深化会经历三个阶段：“第一，基于共同利益和目标启动合作；第二，在互惠基础上制定相应的策略和措施；第三，巩固在互惠基础上的合作，防止任何一方不合作带来的侵害。”(34)在互惠原则基础上不断密切三边安全合作，加强交流与政策协商的频度，就会逐渐形成三边相互依赖的结构。在这种结构中，当基于共同利益和目标的互惠合作持续进行时，“国家行为体就会建立制度规范”。(35)通过进一步有效地加强三方的交互作用，从而实现三边安全合作的机制化。

(三)《戴维营原则》的主要内容及其战略意图解读

美国通过《戴维营原则》将美日、美韩同盟纳入美日韩三边合作机制内，三国“相互利用、借重上升”,(36)不断深化美国在“印太”地区的联盟体系布局。美日韩《戴维营原则》的签署，显露出三国欲通过强化三边合作机制以主导“印太”地区以及全球事务的战略意图。

第一，美日韩试图通过表明共同的政策立场影响国际舆论，为强化三边安全合作提供“合理性”。一直以来，美日韩都将应对“朝核威胁”作为三边合作的基础和重要目标，强调在朝核问题上的一致态度。由此，《戴维营原则》宣称：“三国将团结一致，致力于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实现朝鲜的完全无核化，在不设先决条件的情况下与朝鲜开展对话。寻求解决人权和人道主义问题，包括立即解决绑架、扣留和未遣返战俘问题，支持自由和平统一的朝鲜半岛。”(37)这全然是基于美日韩三国的国家利益诉求。事实上，美日韩三国各自出台的三版“印太战略”,其利益交汇点才是美日韩升级三边安全合作机制的原动力。当前，美日韩强化三边合作关系，就在协调对朝政策与对朝军事威慑上达成战略共识。《戴维营原则》宣称：“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缔约国，各国将履行不扩散承诺。重申实现无核武器世界是国际社会的共同目标，将继续尽一切努力确保核武器不再被使用。”(38)这突出了美日韩以朝鲜不断提升核导弹能力为借口，密切协调政策立场的意向。《戴维营原则》称：“美日韩三国进行安全合作的目的是促进和加强整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39)可以说，“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已演化成为美日韩为实现自身战略图谋所找寻的重要借口。

第二，美日韩在对华政策上统一立场，以三边合作机制规范和遏制中国。《戴维营原则》宣称：“应坚定不移地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原则，特别是有关主权、领土完整、和平解决争端和使用武力的原则。在任何地方对这些原则的威胁都会破坏世界各地对这些原则的尊重。作为负责任的国家行为体，我们寻求促进法治，确保地区和国际安全，使所有国家都能繁荣发展。”(40)上述内容表面来看是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基本原则，实则是在刻意渲染“中国威胁论”。在台海问题上，《戴维营原则》宣称：“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是国际社会安全与繁荣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三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没有改变，呼吁和平解决两岸问题。”(41)这显然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美日韩三国“妄图掏空一个中国原则并实现‘以台制华’的战略目标”。(42)《戴维营原则》还称：“美日韩三国强烈反对任何单方面通过武力或胁迫改变现状的企图。”(43)可以看出，美日韩无理指责中方“试图强行改变现状”,制衡中国的意图非常明显，展现出美日韩力求依托三边安全合作机制遏制中国的政策取向。(44)

第三，美日韩欲将东北亚地区的联盟体系辐射至“印太”地区，协调拓展在“印太”地区的合作，提升对“印太”及国际事务的主导力。当前，三边机制已发展成为满足美日韩三国在“印太”地区及全球战略需求的重要载体。《戴维营原则》彰显了美日韩在“印太”乃至全球谋求霸权的姿态，强调“三国作为全球领先的经济体，将通过开放和公平的经济实践，促进金融稳定以及金融市场的有序和良好运作，为人民、地区和全球寻求持续的机遇和繁荣”。(45)此外，美日韩还将在“技术合作”“气候变化”“人权保障”“人道主义援助”等全球性问题上作出“共同努力”,不仅“将在相互信赖、信任、尊重相关国际法和标准的基础上，寻求在三国间及国际机构制定相关标准及规范，为实现开放、可获取、安全的技术途径开展三国技术合作，为印太地区的活力和动力作出贡献”,而且“致力于合作应对气候变化，通过相关国际机构发挥领导作用，共同提供解决方案，加强在开发和人道主义援助方面的合作，促进妇女充分、有意义地参与社会活动，维护所有人的人权和尊严”,从而“共同解决全球性问题以及不安全的根本因素”。(46)除此以外，美日韩还试图协调通过东盟(ASEAN)和太平洋岛国论坛等平台强化对地区事务的主导权。《戴维营原则》宣称：“三国对印太地区的承诺包括坚定不移地支持东盟的中心地位、东盟一体化以及东盟主导的区域性架构。为推进‘东盟印太展望’(AOIP)的实施和主流化，将与东盟密切合作。同时，采用与‘太平洋之路’相匹配的形式，与太平洋岛国以及该地区的主导组织——太平洋岛国论坛密切合作。”(47)这意味着，美日韩将依托三边安全合作机制，全方位提升对“印太”及国际事务的影响力和主导力。

尽管美日韩三国对于强化三边安全机制的战略诉求各异，但三国均认为：“只有当美日韩团结一致时，三国才会更加强大，印度太平洋地区才会更加强大。”(48)拜登在戴维营峰会后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我们将以不可动摇的团结和无与伦比的决心，共同把握各种可能性”。(49)可以说，《戴维营原则》从机制层面上确认了美日韩三国在政治、经济、安保、地区以及国际事务层面共同的战略目标，进一步推动了三边安全合作朝着“印太北约化”的方向发展。

(四)基于《戴维营原则》的美日韩三边安全机制构建

近年来，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显著加强，在多个领域深化三边安全合作力度。美日韩在戴维营峰会上展现出“开创美日韩三边伙伴关系新时代”的“决心”,意在将三边安全合作提升至“新高度”,(50)推动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关系机制化。在戴维营峰会后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美日韩三方确认“即使政权交替，也要长期继续在安全保障领域开展合作关系”,并将三国的安全合作框架扩展到“印太”地区。(51)《戴维营原则》的签署，事实上为美日韩三边安全机制的构建提供了制度保障。

首先，美日韩三边安全机制构建基于共同的利益和针对目标。美日韩强化三边安全合作的首要关切是朝核问题以及所谓的“印太地区共同安全挑战”。(52)2023年12月5日，美国驻日大使拉姆·伊曼纽尔(Rahm Emanuel)在东京接受共同社等媒体采访时，针对美日韩推进强化合作的举措称，“三国有着共同利益，正因如此才会持续下去”,并强调“这并非是一时性的”。(53)就韩国而言，尹锡悦政府为积累政绩、稳固政权，试图在外交、安全等对外政策领域寻找突破口，故持续强化韩美同盟、改善日韩关系。对于日本而言，岸田文雄决定其在何种程度上改善日韩关系、强化美日韩三边合作的内政外交逻辑是：对内是否有利于其展现不同于前首相安倍晋三的执政特色，以实现长期执政；对外是否有利于进一步强化日美同盟关系，以扩大国家利益。(54)从美国角度来看，拜登政府高度重视重振全球盟友和伙伴体系，长期陷入低谷的日韩关系明显不利于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战略布局，因此多次释放重视美韩关系信号，力促日韩握手言和。基于上述美日韩三方存在的利益契合点，在美国诱拉日韩的情况下，日韩给予正面回应，积极参与美国主导的三边安全机制构建。

其次，美国在美日韩三边安全机制中占据主导地位，推动日韩配合美国的步伐调整政策，将日韩纳入美国“印太北约化”的战略框架。通常情况下，ABC三边安全合作关系可以分为八种情况：(1)AB、AC、BC均互为盟友；(2)AB、AC为盟友，BC不是盟友；(3)AB、BC为盟友，AC不是盟友；(4)AC、BC为盟友，AB不是盟友；(5)AB、AC不是盟友，BC是盟友；(6)AB、BC不是盟友，AC是盟友；(7)AC、BC不是盟友，AB是盟友；(8)AB、AC、BC均不是盟友。上述八种情况又可以大致分为四类：第一类是三组互为盟友；第二类是两组盟友和一组非盟友；第三类是两组非盟友和一组盟友；第四类是三组均不是盟友。其中，第一类和第二类最易于实现机制化建设。美日韩三边合作恰恰是第二类情况，在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关系中，美日、美韩均是较为稳定的同盟关系，只有日韩并非同盟关系。就日韩关系而言，从表面上看，日韩两国既拥有所谓“共同价值观”,又是美国在东亚地区的重要盟国。但实际上，制约两国关系发展的不仅是短时间内难以解决的历史和现实问题，更包括植根于战略文化和民族心理维度的互斥心理。而美国又需要在东亚地区通过维护同盟体系以巩固既得利益，所以美国在背后极力推动日韩关系缓和。尽管日韩不是同盟关系，但由于美国在三边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因此美国能够推动日韩改善关系，领导两个盟国共同针对中国，实现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利益。

最后，美日韩努力推进三边安全合作，通过《戴维营原则》等文件的签署完成三边安全机制构建。美国政府为推动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升级，在军事、政治、经济安全等多个领域采取了重启美韩“延伸威慑战略协商机制”会议、对日承诺“钓鱼岛适用于《日美安保条约》”、推动日韩关系改善、重启美日韩三边副外长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日韩加入北约合作网络防御卓越中心(CCDCOE)等一系列举措，力促三边安全合作完成机制化建设。2023年，美日韩三国在戴维营达成了三份政治性文件以及“加强三边磋商机制、强化安全协作、深化地区合作、加深经济技术合作”四个共识。三边安全机制不仅涉及传统的军事安全，还广泛囊括网络安全、政策立场协调、经济安全等领域。对此，韩国国家安保室第一次长金泰孝称：“从此次峰会开始，美日韩三边合作将从以朝核威胁为核心的朝鲜半岛地区合作，发展成为建设整个印太地区的泛区域合作，并有望比四方安全对话(QUAD)、奥库斯(AUKUS)等安全机制更为有效。”(55)岸田文雄在戴维营峰会后的美日韩共同记者会上称：“今后将把《戴维营原则》作为美日韩合作的新指南针，大力落实《戴维营精神》中提出的具体合作内容，继续进一步加强三国间的战略伙伴关系。”(56)可见，在美国的竭力推动与日韩的积极响应下，美日韩三边安全机制由此初步构建完成。

二、《戴维营精神》与美日韩关系的针对性

从冷战时期美日韩共同对抗苏联，建立“反共”阵营，到冷战结束后将“朝核威胁”作为三国的主要合作目标，再到如今三国联合牵制中国、对抗俄罗斯，美日韩三边合作一直都具有明确的针对目标。在《戴维营精神》确定了三国全面具体的合作方案后，美日韩针对朝鲜、中国和俄罗斯的阵营对抗色彩愈发浓厚。

第一，美日韩公然在中国台湾问题、南海问题上协调对华立场，在经济和技术领域组建针对中国的“小圈子”。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台湾问题上，《戴维营精神》除了“美日韩重申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是维持国际社会安全与繁荣不可或缺的因素”这一既有表述外，还增加了“三国有关台湾的基本立场没有改变，呼吁和平解决两岸问题”的表述。(57)这意味着插手台湾问题正在成为美日韩牵制中国的共同策略。在南海问题上，《戴维营精神》称中国在南海的行动是“危险和侵略性行为”“强烈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印太地区海域现状的企图，尤其是填海造岛军事化、危险使用海警和海上民兵船只，以及其他强制活动等”。此外，还称美日韩“对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的捕捞活动表示关切”。(58)显然，这既是美日韩在台海问题与南海问题的“立场重申”,更是美国在竭力拉拢日韩公然针对中国的觍颜行径。在经济安全领域，美日韩强调维护自身供应链安全体系，加大对华“脱钩”力度。《戴维营精神》称：“为更好地应对和克服经济胁迫，三国将加强合作，启动预警系统试点，扩大信息共享，针对全球供应链可能出现的干扰加强政策协调。”(59)在技术领域，《戴维营精神》称：“加强技术保护合作，防止尖端技术被非法出口或窃取到国外，继续加强出口管制方面的三方合作，以防止技术被转用于可能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军事或双重用途能力。”(60)这表明美日韩将联手在半导体、人工智能、量子信息技术等核心技术领域，强化针对中国的技术封锁和限制。这种将经贸问题泛政治化、泛安全化的行为，将加重地区阵营对抗色彩，严重破坏东亚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第二，美日韩通过打造应对朝鲜的具体方案，联手威慑朝鲜。一是，美日韩强调对朝鲜进行施压和经济制裁的共同立场。《戴维营精神》称：“三国重申根据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实现朝鲜的完全无核化，敦促朝鲜放弃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计划。同时，强烈谴责朝鲜前所未有的发射弹道导弹次数，包括多次发射洲际弹道导弹和对朝鲜半岛及其他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的常规军事行动。对朝鲜为其非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弹道导弹计划提供资金的非法网络活动表示关切。”(61)二是，美日韩强化三国协调与信息共享机制，“实现对朝鲜导弹预警数据的实时共享，以更有效地应对朝鲜不断推进的核威胁和导弹威胁”。(62)此外，美日韩还将合作构建弹道导弹防御体系。《戴维营精神》称：“将成立美日韩三边工作小组，打击朝鲜网络威胁并阻止其通过网络逃避制裁。三国将加强弹道导弹防御合作，以应对朝鲜的核威胁和导弹威胁。”(63)这充分展现出美日韩对朝核的认知趋同，三国将通过三边安全合作机制加强军事力量的协同部署和行动。

第三，美日韩加大在经济和军事领域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美日韩三国在《戴维营精神》中将俄乌冲突定位为“灾难性的侵略战争”。《戴维营精神》称：“美日韩三国在支援乌克兰上团结一致，反对俄罗斯无端发动动摇国际秩序基础的残酷侵略战争，并承诺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援助，对俄罗斯实施协调一致的强有力制裁，加快减少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64)美日韩希望通过在俄乌冲突问题上的立场协调，将支持乌克兰作为国际社会的“政治正确”,为三国制裁俄罗斯“正名”。2024年2月23日，拜登宣布对俄罗斯实施500多项新制裁，对支持俄罗斯国防部门的近100家俄罗斯和第三国公司采取出口管制措施。(65)此后，日韩也追随美国步伐，相继对俄实施制裁，配合美国行动。5月24日，日本政府以参与俄罗斯与朝鲜军事合作为由，决定对俄海运公司和研究机构等11家团体和1名运输公司相关人员实施资产冻结等制裁。(66)同日，韩国政府也宣布将参与朝俄军火交易而违反联合国安理会涉朝决议的7名朝鲜个人和2艘俄罗斯籍船只列入单边制裁名单。韩国外交通商部称：“朝俄武器交易等军事合作是公然违反安理会相关决议的行为，给半岛、欧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构成严重威胁。韩国政府是基于同盟友的紧密合作采取此次单边制裁措施。”(67)可见，美日韩在三边安全机制构建完成后，步调越发一致，以彰显三边合作的紧密。综上，从《戴维营精神》的提及顺序来看，最先提及的是中国台湾问题与南海问题，其次是朝核威胁，最后是制裁俄罗斯，从中可看出美日韩强化三边安全合作主要针对目标的先后顺序及侧重点，即中国是美日韩当前最主要的针对对象，日韩与美国正步调一致地越过中国的红线。从具体内容来看，《戴维营精神》中并没有真正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及措施，名义上声称三国合作是为了“维护地区和全球和平与安全”,但实际上仅是为了美日韩的“三己私利”,不仅不会对东亚地区和平稳定起到实质性作用，而且还会加剧东亚地区的安全紧张局势。

三、《戴维营原则》与美日韩合作导向

《戴维营原则》作为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的长期指导方针，为三国在军事、经济安全、人文等领域的合作提供了明确的方向与框架。在美国拜登政府的推动下，日韩积极配合美国推进三边安全合作，旨在维护以美国为首的三国共同利益，三边合作范围从东北亚地区扩大到整个“印太”地区。

第一，强化以应对“朝核威胁”为名的美日韩三边军事安全合作，建立常态化军演制度。在美日韩三国看来，朝鲜大力发展核武器，将对美日韩的国家安全造成巨大威胁。2024年1月14日，美日韩三国朝核问题代表举行电话会议，谴责朝鲜发射弹道导弹的行为，称“弹道导弹发射是危险的、不负责任的行为，会破坏地区和全球安全稳定”。(68)5月31日，美日韩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朝鲜最近使用弹道导弹技术进行发射，坚决反对朝鲜继续对俄罗斯转让武器。”(69)美日韩以“朝鲜频繁试射弹道导弹”“朝鲜为俄供应武器”为由，进一步升级针对朝鲜的三边安全合作行动。

一方面，美日韩频繁开展以“应对朝鲜威胁”的三边联合军事演习。2022年9月30日，美日韩时隔5年重启反潜联演。(70)2023年8月18日，美日韩在戴维营峰会上，就将军演常态化达成共识，并确认恢复海上封锁演习、定期进行海上导弹防御演习和反潜战训练，以此将三边安全合作提升到新的高度。(71)戴维营峰会结束后，三国在《戴维营原则》《戴维营精神》等“成果”的驱动下，军事联系更为密切。10月9日至10日，美日韩时隔7年重启海洋拦截与反海盗演习，旨在“提升对不断升级的朝鲜核导弹威胁的威慑和应对能力”。(72)2024年1月15日至17日，美日韩三方在济州岛以南公海举行海上联合军演，美国“卡尔·文森”号核动力航空母舰、日本海上自卫队“金刚”号宙斯盾驱逐舰、“日向”号驱逐舰、韩国海军“世宗大王”号宙斯盾驱逐舰等9艘舰艇参加，旨在“提高应对朝鲜使用核武器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能力”。(73)

另一方面，美日韩正在强化军事情报共享机制。2023年3月16日，尹锡悦和岸田文雄在东京举行的日韩首脑会议上同意恢复《军事情报保护协定》(GSOMIA),作为“更好地应对朝鲜的核和导弹威胁及冲突的一部分”。(74)在戴维营首脑峰会上，美日韩三国领导人强调在朝鲜导弹信息共享问题上的重要性，并确认尽早实现实质性的军事情报共享。(75)2023年12月19日，美日韩三国正式启动“朝鲜导弹预警信息实时共享体系”,以实现“对朝鲜发射导弹情报的实时共享与协同应对”。尽管实时共享的信息暂时仅限于朝鲜发射导弹的预计发射点、飞行轨迹、预计落地点等信息，且仅在朝鲜导弹发射后至击中地面前实时共享，不包括朝鲜发射导弹的迹象、探测和跟踪的类型以及位置等事先信息。(76)但可以预见的是，未来美日韩三边情报共享机制将会不断强化。可以说，应对“朝核威胁”,为三国加强军事安全合作提供了直接理由。

第二，加强以对华“去风险化”为托辞的三边经济安全合作。当前，美国打着经济安全、对华“去风险”的旗号，与日韩加强供应链安全，特别是在半导体和电池领域，以及技术安全和标准、清洁能源和能源安全、生物技术、关键矿产、制药、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科学研究等领域，“加强全球供应链可能中断的政策协调”,(77)联手打造三国在高端产业链和高新技术领域的优势地位。(78)在技术研发与创新领域，美日韩加强联合和协作的科技创新，包括寻求新的三方国家实验室合作，扩大三方协作研发和人员交流，尤其是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领域。(79)2024年1月18日，美日韩三国国家安全顾问发表联合声明，称“三国的新合作将培训量子人才队伍，并加强三国在新的全球经济中的集体竞争力”。(80)1月30日，日本经济产业省宣布将提供约450亿日元补贴，用于支持美国英特尔公司、日本通信运营商NTT公司与韩国SK海力士联合开发使用光学技术的新一代芯片。日本共同社称：“这是美日韩三国出于针对中国的考虑，试图在半导体领域掌握主导权。”(81)

此外，美日韩还将继续加强出口管制方面的三边合作，将日韩纳入对华出口管制框架。拜登政府上台后，将中国视为“有重塑国际秩序意愿和能力的唯一竞争对手”,(82)并提出所谓“去风险”政策。对此，日韩积极跟进美国对华高端芯片领域制裁政策，对华实施半导体产业出口限制的步伐明显加快。2023年3月，日本经产省就以修改《外汇及外国贸易法》等相关法规的方式，宣布加强尖端芯片领域出口管制。(83)根据《日经亚洲》杂志2024年1月的报道，日本政府有意加强在零部件、商品以及技术上的出口管制，收紧对中国在内“第三类国家”的出口管制。(84)4月25日，在“第一届美日韩创新技术保护网络高级会议”上，美日韩三国签署了合作意向书，涵盖了《戴维营精神》中的经济安保合作内容，旨在加强三国在半导体等尖端技术领域的技术保护和出口管制。对此，英国《金融时报》评论称：“因对华为开发先进芯片的担忧日益加剧，美国正推动日本、韩国等盟国进一步收紧对华出口芯片相关技术和工具的限制。”(85)可见，美日韩三国正以《戴维营原则》为指导方针，一步步落实并细化三边经济安全合作内容。

第三，确立美日韩三国在外长、防长、副外长等不同层级的会晤机制，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戴维营精神》细化了《戴维营原则》中的内容，确认改进美日韩三边沟通机制，以促进三国间的定期及时沟通。其中，包括今后每年举行领导人、外交部部长、国防部部长和国家安全顾问之间的三方会议，举行财政部部长之间的三方会议，启动新的工商部部长沟通渠道，发起助理国务卿或司局长级别的年度三边“印太对话”,通过保持密切沟通，不断确定新的共同行动领域。(86)2023年11月12日，美日韩三国防长举行会议。三方一致同意在年内制订为期多年的联合演习计划，确认实时共享朝鲜弹道导弹情报的机制已进入最终阶段的测试。三国防长还就朝鲜发射人造卫星谴责称，其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禁止使用弹道导弹技术进行发射的决议。为应对朝鲜的军事活动，三方讨论了加强安全合作的措施，日本自卫队和韩国军队探测的情报将通过美国连接。(87)2024年1月5日，美日韩在华盛顿召开首次“印度—太平洋”三边对话。此次对话中，美日韩代表讨论了各自的“印太”方针和合作机遇，宣称“注意到印太地区令人担忧的趋势，反对在印太水域的任何地方以武力或胁迫手段改变现状的任何单方面企图”。三方强调将在信息和通信技术、网络安全和新兴技术等方面深入交流，包括支持韩国举办2024年人工智能安全峰会和全球人工智能论坛、基于国际法开展三边海上安全和执法合作，同时三方谴责朝鲜核计划、弹道导弹计划及与俄罗斯开展的军事合作。(88)这意味着美日韩三国基本确立了高层会晤机制，促使三国能够持续保持密切的战略沟通。

综上可见，《戴维营原则》从军事安全、经济安全、高新科技、战略协调等方面策划了美日韩的三边合作路径，三国将在军事、情报、经济、技术等领域展开三边协调行动，共同应对所谓的“安全威胁”。实际上，《戴维营原则》恰恰是美国“印太战略”中的重要一环，构建美日韩三边安全机制的最终目标，就是构建遏制和围堵中国的“战略包围圈”。

四、美日韩合作协商“承诺”机制实施及其影响

戴维营峰会的最主要成果之一就是美日韩三方承诺共同协商应对所谓“危机状况”。确保三国对外政策目标和行动的一致性，以期“形成确保印太地区繁荣、互联、有韧性、稳定和安全所需的共同能力”。(89)这意味着美日韩三国之间的协商承诺机制将进一步得到强化，这种趋向将对东亚地区以及世界的和平稳定造成多重影响。

首先，美日韩危机协商热线的设立，将加剧美日韩与中国在“台海问题”“南海问题”上的冲突。《协商承诺》宣称：“三国承诺在危机状况发生时迅速进行磋商，并协调应对影响共同利益与安全的地区挑战、挑衅和威胁。三国通过磋商，共享信息、调整信息并协调应对行动。”(90)为实现这一诉求，美日韩设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NSC)热线电话，并完成技术调试。对此，拜登称：“我们承诺将迅速相互协商，以应对威胁。这意味着在区域内发生危机时，我们将拥有一个共享信息、协调应对的热线。”(91)

值得注意的是，《协商承诺》中的“危机”并未被具体定义，由于热线电话目前也尚未启动，因此，无法确定三国间“危机协商”的具体内容，但从《戴维营原则》《戴维营精神》的表述来看，中国是当前美日韩三边安全机制的最主要针对目标。鉴于美日韩近年来对“南海航行自由”和“台海和平稳定”的“关切”尤甚，可推断美日韩在《协商承诺》中所说的“危机状况”就包括“台海问题”和“南海问题”。2024年5月31日，在戴维营峰会后举行的首次美日韩三边副外长对话中，三国“强调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并就南海问题交换意见，承诺继续加强三边合作”。(92)6月2日，美日韩又举行了戴维营峰会后的首次三国防长面对面会谈，并发表联合声明，在“印太”“台海”“南海”等问题上“点名”中国。关于“台海问题”,声明“重申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对于“南海问题”,声明“反对南海非法海洋声索”“强调尊重国际法包括航行和飞越自由的重要性”。此外，声明还谈及“印太地区”,称“强烈反对单方面改变印太海域现状”。(93)对此，6月3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称：“美日韩借三边防长会和副外长对话推进所谓‘印太战略’,在台湾问题上说三道四、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在涉海问题上再次对中国进行恶意攻击抹黑，蓄意挑拨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严重违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94)可见，日韩正与美国步调一致越过中国的红线，试图联合插手中国内政，同时借口南海问题打压中国。美日韩三边安全机制已经成为影响东亚地区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和挑战。

其次，美日韩启动“颠覆性技术保护网络”协商机制，将严重危及中国经济安全。2024年4月25日，美日韩三国政府在华盛顿举行“第一届美日韩创新技术保护网络高级会议”,商定为防止半导体、人工智能和生物等高新技术外泄，保障出口限制措施到位，将加深技术保护合作。对此，韩国《中央日报》发文称：“在美国对华强硬的出口管制基调下，韩美日三国将制定具体的合作政策，加强在半导体等尖端技术领域的合作。这将是三国试图在经济安全领域加强制衡中国的前沿阵地。”(95)4月26日，美日韩共同启动“颠覆性技术保护网络(Disruptive Technology Protection Network)”协商机制，签署了美日韩谅解备忘录(MOU),旨在扩大三边信息共享、执法实践。三国“承诺扩大在技术保护措施方面的合作，并在美国颠覆性技术打击部队的代表与日本和韩国同行之间建立联系”。三国一致认为：“违反出口管制和禁止非法技术转让的法律将威胁各自的国家安全利益，打击非法技术转让是重要的国家和经济安全问题。”负责美国国家安全事务的助理司法部部长马修·奥尔森(Matthew G. Olsen)称：“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建立伙伴关系对我们的成功至关重要，我们很自豪能与日本和韩国联手建立颠覆性技术保护网络。”(96)可以看出，美日韩正在加紧落实戴维营峰会达成的相关协议，今后三国在经济技术领域的合作将更为密切，三国将经济技术相关议题泛政治化、泛安全化，组建围堵中国的“包围圈”,阻碍中国在东亚地区的经贸合作，使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面临严峻挑战。

最后，协商承诺机制的落实，将导致朝鲜半岛地区局势更趋紧张，对东北亚安全与稳定造成负面影响。美日韩在《协商承诺》中所说的“危机状况”除了包括“台海问题”和“南海问题”外，还包括“朝核威胁”。《协商承诺》第二条写明：“我们各国保留采取一切适当行动维护我们安全利益或主权的自由。该承诺不会取代或以其他方式违反《美日安保条约》以及《美韩共同防御条约》中的承诺。本承诺无意产生国际或国内法规定的权利或义务。”(97)事实上，这意味着三国可以根据自身实际利益情况认定何种状况是“危机状况”,并且采取行动不必承担任何责任，与日本认定“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做法如出一辙。2023年12月15日，美韩在华盛顿举行核磋商小组(NCG)第二次会议，探讨了共享核相关情报的方式、安全保密机制、发生核危机时的协商程序等内容，决定建立发生核危机时两国首脑间实时沟通的渠道。对此，12月17日，韩国联合通讯社发文称：“美国和韩国加快应对朝鲜对韩国不断升级的核威胁是恰当和自然的。当朝鲜的威胁不再只是口头上的，而是付诸行动的时候，为了我们的国家安全，美国的核保护伞亟须得到具体而详细的落实。预防和威慑朝鲜的错误判断固然至关重要，但从军事角度来看，美韩联盟也有必要提前审视和准备核反击态势，以防不测。”(98)2024年6月2日，在美日韩三国防长会谈中，美国重申其对日本和韩国防卫的坚定承诺，三国“重申，如果朝鲜进行任何核试验，国际社会都将做出强有力的果断反应，敦促朝鲜立即停止一切破坏稳定的行动”(99)。上述这些施压举措都会对朝鲜形成较大刺激，而这又反过来促使朝鲜采取更为激烈的措施予以对抗，这种恶性循环将导致半岛地区局势愈发紧张，造成东亚地区“安全困境”不断升级，严重影响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五、美日韩合作面临的挑战

尽管美国以应对所谓“共同安全挑战”为由，积极推动美日韩三边安全机制构建，意图通过强化三国间合作以深化美国地区联盟体系布局，但目前美日韩三国尚不完全具备“运转良好的机制”“维系三边关系的‘黏合剂’”等三边安全机制成熟运行的充分条件。(100)从美日韩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到同盟防务责任分担，再到日韩之间复杂的历史和领土争端，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美日韩三边安全机制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仍面临诸多掣肘。

首先，美日韩安全合作受制于国内政治因素影响，尤其是政权更迭带来的不确定性。当前，美国总统选举以及日本自民党总裁换届选举的局势，使得美日韩三边合作的未来面临重要考验，拜登和岸田文雄分别于2024年7月21日、8月14日宣布退出2024年总统竞选和自民党总裁选举。(101)尽管拜登全力支持现任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但一旦特朗普胜选执政，美国的对外战略和政策重点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对此，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研究主任迈克尔·奥汉隆(Michael E.O?Hanlon)称：“很难预测如果是特朗普上台，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框架是否能够继续存在。特朗普的政策更多依赖于个人直觉和商业交易的经验，因此很难预测未来美日韩合作前景。”(102)同时，岸田文雄的下台可能引发自民党内部的权力重组，届时新任自民党总裁可能会调整岸田政府的外交政策。两国国内政治力量的变迁或将带来不同的外交优先级和政策倾向，这种变化不仅会影响三国在安全领域的合作，也可能使业已存在的三边安全合作机制面临重新部署和调整的挑战。

其次，在同盟防务责任分担方面，美国与日韩在驻日、驻韩美军费用分摊问题上存在一定的分歧。就日本而言，其负担的驻军费用高于美国其他盟友，在美国的所有盟友中，日本的负担最为突出。(103)“日本是美国所有盟友中唯一一个承担设施整备费、劳务费、光热水电等全部费用的国家。”(104)现阶段，驻日美军费用很难出现下降转向。2021年12月21日，日美两国就2022—2026年的驻日美军驻留经费日方分摊部分达成共识，日方负担部分由1970亿日元(2016—2021年的年平均额)增加至2110亿日元。(105)在美国总统和日本自民党总裁即将同时换选的情况下，一旦特朗普上台，很可能要求经济本就不景气的日本大幅增加驻日美军费用，每五年一次的驻日美军经费分摊协定谈判仍是美日强化合作进程中的阻碍因素之一。就韩国而言，其在驻韩美军费用分担方面则存在更多分歧，费用谈判过程更为复杂。2024年4月23日至25日，美韩正式启动第12份驻韩美军《防卫费分担特别协定》(SMA)谈判，开始就2026年以后驻韩美军驻扎经费中韩方承担的数额进行协商。韩联社称：“在会议前后，韩美围绕防卫费分担问题略显分歧”,分别强调“须在合理范围内分担”和“韩国承担防卫费的正当理由”。(106)5月21日，韩联社发文称，“从历次谈判来看，双方曾最长经过10次会议才达成了一致。韩美围绕防卫费分担问题可能会上演拉锯战”。(107)可见，美国不断在美军驻留费用问题上向日韩施压，或将影响日韩参与三边机制的积极性，从而制约美日韩三边安全机制的稳定性和紧密性。

最后，《美日韩安全合作框架协议》能否取得成效，离不开日韩关系的真正改善。2024年7月28日，美国国防部部长奥斯汀、日本防卫大臣木原稔、韩国国防部长官申源湜在日本东京防卫省举行会谈，这是韩国国防部长官自2009年以来时隔15年再次访日。三国在会谈后签署了《美日韩安全合作框架协议》,旨在“通过应对朝鲜‘核导威胁’等区域内的挑战、挑衅和威胁，保障朝鲜半岛、印太地区及其他地区的和平与稳定”。(108)木原稔称：“即使在国际形势发生各种变化的情况下，三国合作也不会动摇，并将继续努力加强三国合作，为地区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109)从表面上看，日韩两国似乎出现双边关系回暖迹象。但实际上，无论在政治领域还是经济领域，日韩都存在强烈的竞争与隔阂。制约两国关系发展的不仅是短时间内难以解决的历史、现实问题，更包括植根于战略文化、民族心理维度的互斥心理。(110)日韩关系处于“变”与“不变”之中，“变”的是未来政权的更迭，“不变”的是日韩之间的历史、现实等问题。政府更迭后，可能还会导致日韩关系的反复，从而制约美日韩三边合作。

结 语

自韩国尹锡悦政府和美国拜登政府上台执政以来，美日韩三边关系逐渐被美国拉近、拉紧。美国依托美日、美韩两组同盟积极推进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利用其在三边关系中的主导地位构建更为紧密的三边安全框架，通过从军事安全、经济安全、高新科技、战略协调领域“巩固三边关系，从而为应对中朝俄等‘对手’扫清障碍”。(111)尽管美日韩三边安全机制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仍面临诸多掣肘，但不能否认的是，这并不影响美日韩三国越发步调一致的“遏华、压朝、抗俄”。如此一来，战略沟通、各取所需或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美日韩三边关系的基本态势。

推进半岛无核化是作为捍卫地区和平稳定重要力量的中国所乐见的，但也应对美日韩构建三边安全机制的实质及其可能引发的影响具备清醒认知。美日韩三国通过确立的三边安全机制更为紧密地捆绑在一起，以“朝核威胁”“中国威胁”为自身谋私利“正名”,打着“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的旗号加强合作，其行为却是在根本性地破坏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美日韩三边发展趋势值得高度关注和警惕。

注释

·(1)顾全:《论“戴维营体制”下的美日韩安全合作》,《思想理论战线》2024年第2期。

·(2)Do Young Lee,“Deter Together or Deter Separately?:Time Horizons and Peacetime Alliance Cohesion of the US-Japan and US-ROK Alliances,”The Pacific Review37,no.44(2023):747-776.

·(3)于迎丽:《美日韩三边合作的动力与阻碍:以美国同盟体系网络化和“亚太再平衡”为战略背景》,《战略决策研究》2015 年第4期。

·(4)项昊宇:《准三边同盟:从戴维营峰会看美日韩合作的趋向与限度》,《东北亚学刊》2023年第5期。

·(5)汪伟民:《冷战时期的美日韩安全三角——准联盟理论与联盟困境的视角》,《国际政治研究》 2005年第4期;王强强:《同盟困境视域下的21世纪美日韩三边安全互动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22;Yinghui Wang,“The US Alliance Strategy:Development,Adjustment and Dilemma,”China International Studies,no.5(2023):79-113.

·(6)???: 《????? ??·???? ??? ?? ?? ??? ???????? ???? ??》,《??????》2020 ??3?.

·(7)李枏:《同盟管理的两难困境:以美日韩三边关系为例》,《当代美国评论》2019年第3期。

·(8)叶晓迪:《美国“印太”小多边主义的生成机制探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24年第3期。

·(9)赵祺、罗圣荣:《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集团化研究:基于小多边主义理论视角》,《东北亚论坛》 2023年第2期。

·(10)马博:《霸权的衰落与小多边主义的崛起——以美国构建“四方安全对话”为例》,《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3年第4期。

·(11)Lauren Danielle Gilbert:《??? ????? ??: ?? ?? ?? ?? ? ???? ???????》,????????, ????? ????, 2021, 6 ???、18 ???。

·(12)吕春燕、赵青莹:《美日韩戴维营峰会:背景、协议与影响》,《当代韩国》2023年第4期;董向荣:《美日韩强化同盟关系:动机、表现与前景》,《当代世界》2023年第7期。

·(13)Sneider Daniwl C.,Yul Sohn,Yoshidide Soeya,“Us-Rok-Japan trilateralism,”NBR Special Report,2016:1-32;Ward Robert,“A Fragile Convergence:The US-Japan-South Korea Camp David Summit,”Survival:Global Politics and Strategy65,no.5(2023):25-36;阪田恭代.第9章 インド太平洋時代の日米韓安全保障協力～ プノンペン 「三か国パートナーシップ」 声明と今後の課題.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偋?研究報告 「『大国間競争の時代』 の朝鮮半島と秩序の行方」(令和4年度朝鮮半島研究会),2023:155-165;马晶、王晓波:《美日韩强化三边安全合作的趋势及影响》,《东北亚学刊》2024 年第3期。

·(14)Cochairs,Task Force,“Cooperating,Competing,Confronting:US-Japan-South Korea Trilateral Cooperation as China Rises,”Th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2021:1-20;崔慶原.日米韓安保協力関係の再構築——尹錫悦政権の外交安保政策を中心に,常葉大学外国語学部紀要〈論文〉2023年第39号。

·(15)凌胜利:《美日韩三边合作的强化及其前景》,《当代美国评论》2023年第4期;陆忠伟:《美日韩关系“北约化”遗祸东北亚》,《东北亚学刊》2024年第1期。

·(16)村野将「平和安全法制後の朝鮮半島有事に備えて―日米韓協力の展望と課題―」『国際安全保障』47巻2号、2019:74-93;Bae Jeeho,“Reshaping US-South Korea-Japan Trilateral Relations,”From Trump to Biden and Beyond:Reimagining US-China Relations,2021:91-109;Mellstrand Sajnovic Emma,“Are They Part Of ‘Us’or the ‘Other’?” Swedish Defence University,2024:1-30.

·(17)姚寰宇、周文星:《 美日韩“三边安全机制”的动向及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23年第11期。

·(18)凌胜利:《联盟的转型:一项概念分析》,《太平洋学报》2015年第3期。

·(19)Kim Sung Chull,Partnership within hierarchy:The evolving East Asian security triangle(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17).

·(20)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第347页。

·(21)Stephen Krasner,International Regime(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p.1.

·(22)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第348页。

·(23)刘向编:《战国策》,颜兴林译注,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5,第27-30页。

·(24)朱锋、朱宰佑:《多边机制与东亚安全》,《当代亚太》1997年第5期。

·(25)Robert Keohane,After Hegemony: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p.246.

·(26)李少军:《国际政治学概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第145页。

·(27)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第343-344页。

·(28)李少军:《国际政治学概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第145页。

·(29)顾全:《论“戴维营体制”下的美日韩安全合作》,《思想理论战线》2024年第2期。

·(30)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第四版)》,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第222页。

·(31)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第四版)》,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第224页。

·(32)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苏长和、信强、何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第49页。

·(33)李少军:《国际政治学概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第145页。

·(34)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第343-344页。

·(35)李少军:《国际政治学概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第145页。

·(36)项昊宇:《准三边同盟:从戴维营峰会看美日韩合作的趋向与限度》,《东北亚学刊》2023年第5期。

·(37)The White House,“Camp David Principles,”accessed August 18,2024,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3/08/18/camp-david-principles/.

·(38)The White House,“Camp David Principles,”accessed August 18,2024,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3/08/18/camp-david-principles/.

·(39)The White House,“Camp David Principles,”accessed August 18,2024,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3/08/18/camp-david-principles/.

·(40)The White House,“Camp David Principles,”accessed August 18,2024,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3/08/18/camp-david-principles/.

·(41)The White House,“Camp David Principles,”accessed August 18,2024,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3/08/18/camp-david-principles/.

·(42)吕春燕、赵青莹:《美日韩戴维营峰会:背景、协议与影响》,《当代韩国》2023年第4期。

·(43)The White House,“Camp David Principles,”accessed August 18,2024,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3/08/18/camp-david-principles/.

·(44)吕耀东:《日美同盟“现代化”的战略意图——〈日美共筑亚太及超越亚太的未来〉共同声明解读〉》,《当代世界》2014年第6期。

·(45)The White House,“Camp David Principles,”accessed August 18,2024,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3/08/18/camp-david-principles/.

·(46)The White House,“Camp David Principles,”accessed August 18,2024,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3/08/18/camp-david-principles/.

·(47)The White House,“Camp David Principles,”accessed August 18,2024,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3/08/18/camp-david-principles/.

·(48)The White House,“Camp David Principles,”accessed August 18,2024,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3/08/18/camp-david-principles/.

·(49)「【詳細】日米韓首脳共同記者会見」、NHK、https://www3.nhk.or.jp/news/html/20230819/k10014167501000.html、最终閲覧日:2024年9月9日。

·(50)The White House,“The Spirit of Camp David:Joint Statement of Japan,the Republic of Korea,and theUnited State,”accessed August 18,2024,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3/08/18/thespirit-of-camp-david-joint-statement-of-japan-the-republic-of-korea-and-the-united-states/.

·(51)「日米韓首脳が会談『キャンプデービッド原則』発表」、テレ朝news、https://news.tv-asahi.co.jp/news_politics/articles/000312141.html、最终閲覧日:2024年9月9日。

·(52)The White House,“Camp David Principles,”accessed August 18,2024,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3/08/18/camp-david-principles/.

·(53)「共通利益で日米韓の連携持続 エマニュエル駐日米大使」、共同通信、https://news.yahoo.co.jp/articles/f66e4e20476919df4a7db7fc1add2b12c43807a8、最终閲覧日:2024年9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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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耀东，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二级研究员；鞠佳颖，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博士生。

来源：《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