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先才，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台湾研究院教授；钟志成，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日本学刊》2026年第3期

陈先才等认为，自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后期到高市早苗上台，日本地缘战略构想的原创性和主动性逐步减弱，呈现从“谋势”到“随势”的转向特征。高市早苗执政后，日本的地缘战略构想虽尚未形成新的完整设计，但已显露出由“随势”向“谋势”回摆、由“务实”趋向“务势”的苗头。借鉴分析折中主义的研究范式，或可揭示日本地缘战略构想演变的因果机制。

（一）日本地缘战略构想的演进历程

地缘战略构想是国家为制定和实施地缘战略而形成的、围绕特定地理空间展开的战略理念、目标规划和行动安排。二战结束后，日本的地缘战略始终受制于日美同盟关系，但其在战略与概念的提出上曾长期展现出较强的设计能力与影响力。

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前中期，日本地缘战略构想迈入快速演进阶段。安倍政府提出“亚洲民主安全菱形”“自由开放的印太”等地缘战略构想，积极深化与美国及其亚太盟友的安全合作，并推动“亚非增长走廊”计划，意图塑造以日本为主导的区域性地缘政治经济秩序。

菅义伟、岸田文雄和石破茂执政时期，日本地缘战略构想的原创性和主动性明显下降。菅义伟政府总体延续“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其地缘战略构想的空间属性显著下降、利益实用性突出。岸田文雄政府在实践中形成了对华“制衡不均”的被动格局。石破茂政府亦未提出原创性的地缘战略构想，在政策取向上更加强调“危机回避”的务实原则。高市早苗上台后，日本地缘战略构想的退化之势有所放缓，并在“回溯安倍”倾向中显露出新一轮的进取姿态。

既有研究多从国家利益、威胁认知、国内政治、美国因素与同盟关系制约、战略文化等视角解释日本地缘战略构想的演变。通过引入分析折中主义的研究路径，整合不同范式的解释机制，考察战略文化与国内政治因素作用于风险认知的中介效应，或可形成更具解释力的分析思路。

（二）日本地缘战略构想的态势转向

日本实力地位与秩序地位的变化决定了其地缘位势认知的调整，并由此衍生出地缘战略构想的应然取向。自安倍第二次执政以来，在战略文化、国内政治格局共同作用于风险认知的过程中，日本地缘战略构想最终呈现出由“谋势”到“随势”的实然转向，并重新站在了战略抉择的十字路口。

整体而言，日本的经济实力、防卫能力与政治影响力均相对走弱，实力地位认知长期停留在相对劣势框架之中，秩序地位也随着美国政府对日政策与全球战略的调整，由相对优势逐步转向相对劣势。从理性决策角度看，日本地缘战略构想的应然取向由实力地位趋劣、秩序地位相对优势的进取型转向双重劣势的收缩型。

2012年以后，日本对周边地缘安全局势的认知偏于悲观，并在“危机意识”与“谋强心理”的战略文化作用下，逐渐形成带有“恶意归因”色彩的假想敌心理。近十年间，日本国民对周边安全环境的安全感长期不足，认为安全形势趋于严峻的受访者比例长期维持在80%以上。作为日本安全保障和外交政策的基轴，日美同盟的可靠性直接关系日本的安全预期。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美国在战略收缩与“美国优先”倾向下，对日美同盟的投入意愿减弱，日本对同盟可靠性的疑虑进一步加深。

在国内政治格局层面，日本经历了由“一强”主导到主导力弱化、再回归主导格局的演变。2012年自民党重新执政后，安倍政府逐步强化首相官邸主导型决策机制，确立了“政由己出”的权力格局，为集中决策和承担中长期战略风险提供了政治缓冲空间。但进入安倍第二次执政中后期，随着一系列政治丑闻曝光，安倍政府的政治动员能力与政策整合空间出现明显收缩。菅义伟、岸田文雄、石破茂相继执政时期，由于党内整合能力下降、执政稳定性减弱，国内政治风险上升为决策层必须优先应对的约束因素。高市早苗就任后，将外部安全议题转化为政治动员工具，通过炒作台海局势、迎合民粹情绪，带动内阁与自民党支持率回升。

由此，在安倍第二任期前期，日本的地缘战略构想取向由应然的进取型偏移为更具主动性的扩张型；后期，随着秩序地位下滑和国内政治格局动荡，其实然取向逐步调整为克制型。安倍第二任期结束后，动荡政局进一步压缩了战略文化的作用空间，日本战略取向遂转向收缩。高市早苗执政后，日本的风险承担认知偏好重新被激活，其战略取向随之转向有限理性逻辑下的进取型。

（三）日本地缘战略构想的实践脉络

2012年以来，日本在防务安全、同盟互动与经济合作三个维度的地缘战略实践，体现出其地缘战略构想的态势变化。

安倍第二任期前中期，日本地缘战略构想处于由“进取”迈向“扩张”的阶段，其利益界定的空间规模不断由周边向宽广的“印太”区域延伸，在资源投入上呈现出明显的长周期布局与秩序建构取向。

安倍的“印太构想”发端于麻生太郎提出的“自由与繁荣之弧”理念，体现出通过扩张性经济合作与防务协同推进国家实力提升与国际地位重塑的主动布局逻辑。安倍政府试图通过地缘战略拓展，实现从区域强国向地缘秩序塑造型国家的转变。“亚洲民主安全菱形”和重启的“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勾勒了其构想布局的基本轮廓。在经济合作方面，日本积极推动“印太”地区的自由贸易与区域互联互通合作，逐步形成了以政府开发援助为核心、服务于区域秩序塑造的系统性经济合作路径。

安倍第二任期末期，日本地缘战略构想在利益界定的空间规模上并未继续外延，而是更加集中于“印太”区域内的关键国家与关键议题，在资源投入上开始平衡长周期布局与短周期回报，在战略构想的设计能动性方面更趋向于配合美国的战略步调。

菅义伟、岸田文雄、石破茂执政时期，日本地缘战略构想整体进入由“克制”迈向“收缩”的阶段，其利益界定的空间规模由“印太”向周边收缩和聚焦。以经济产业安全能力建设为核心的短周期回报型资源投入逐步取代此前的区域制度布局，成为日本战略实践的中心，其战略构想的设计能动性亦随之明显下降。防务安全领域，日本的战略自主性明显削弱；同盟互动方面，日本地缘战略实践由塑造转向配合，议程设置更多表现为承接美国主导的安全议题；经济合作方面，日本经济合作重心由区域规则塑造转向供应链与产业链安全，其对外援助的安全化转向进一步加快。

高市早苗执政后，日本地缘战略构想由受抑状态重新回摆至进取型战略取向。高市早苗执政初期的地缘战略构想延续了“随势”惯性，但随着日本战略姿态日益进取，其地缘战略构想已经重新站在了转向的“十字路口”。未来，日本可能推出更具主动性、空间规模突破性与风险承担色彩的扩张型地缘战略构想，进而重回“谋势”周期。

在防务安全与同盟互动方面，高市政府虽不断强调将延续“自由开放的印太”这一战略构想，但其所谓的“延续和重振”不同于安倍时期兼具制度供给、规则塑造与地缘整合意味的战略设计，更突出以热点安全议题为支点、以威慑力建设为抓手、以同盟强化与盟伴安全联动为依托的进取型地缘安全布局。不宜将“台湾有事论”简单看作高市早苗为巩固新政权而采取的战术性炒作。事实上，自安倍卸任后，“台湾有事”始终是日本政坛反复使用的核心安全叙事词汇。随着进取型地缘战略构想取向的回归，高市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将更具对抗性。在经济合作方面，高市政府同样表现出进取的战略趋势。高市早苗在担任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时期，便提出了将日本塑造为“经济安全型国家”的中长期目标，延续并深化了后安倍时代以来经济合作高度安全化的基本框架。在议程设置与资源投入方面，其政策重心主要集中于关键矿产、半导体材料等领域的产业合作布局，意在进一步整合经济政策、产业投资与地缘竞争目标。

从权力转移的视角来看，地区次级大国对霸权国战略依附、借力和主动制造安全牵连，也是国际体系发生重大权力重组时崛起国所要面对的地缘围堵态势。日本的地缘战略构想已然具备转向的现实条件，但在以安全感与危机意识为底色的战略文化与国内政治制约缺位相结合的情况下，长期“随势”所压抑的战略扩张冲动及其衍生的投机冒进行为值得高度警惕。日本意图利用美国全球战略收缩的窗口期，主动激化地区地缘政治矛盾，强化政权的国内政治与社会支持基础，并推动日本加快迈向军事大国化。

对中国而言，将中日关系的首要性质界定为“战略军事对抗”的论断并未发生改变。中国需防范日本在战略冒进中潜藏的军国主义复活风险，重视日本基于独特战略文化与风险意识形成的地缘思维，坚决反对台湾问题被“日本内政化”，并制定更具弹性和战略视野的危机管理方案，在理性经略下推动中日关系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