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论持久战》是毛泽东在全面抗战时期发表的重要军事理论著作。出于宣传党的抗战策略、回应国际社会疑虑、争取国际支援及推动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等多方面的考虑，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论持久战》的国际传播。全面抗战时期，《论持久战》先后被翻译成英文、日文、俄文等多个语种，并通过党的宣传机构、国际友人及国际媒体等渠道广泛传播到域外。《论持久战》的国际传播对提高该文的国际认可度、扩大毛泽东思想的国际影响力、形塑中国共产党的良好抗战形象及建立和巩固国际抗日统一战线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全面抗战时期/ 毛泽东/ 《论持久战》/ 国际传播/

作者简介：罗嗣亮，男，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胡珊，女，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原文出处：《毛泽东研究》(长沙)2025年第5期 第79-89页

标题注释：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研究”(项目编号：23&ZD020)。

《论持久战》系统阐明了党的抗日持久战战略总方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献。1938年7月1日，该文以“论持久战——论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与最后胜利为什么是中国的及怎样进行持久战与怎样争取最后胜利”为题，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第43、44期合刊上发表。《论持久战》在国内发表后，轰动全国，之后在国际上广泛传播，产生了重要影响。学界对全面抗战时期《论持久战》部分语种的译介与传播已有一定研究①，但缺乏系统梳理。本文拟对这一时期《论持久战》国际传播的历史背景、外文译介情况、传播方式及效果等作一系统考察，以期进一步推动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

一、《论持久战》的国际传播背景

全面抗战时期，国民党利用新闻统制优势，对中国共产党实行严厉的新闻封锁，导致世界各国对中国共产党了解甚少。为了宣传党的抗战政策、展示抗战真相、争取国际支援及推动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积极向域外传播《论持久战》。

(一)突破国民党信息封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战策略

全面抗战时期，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实行文化“围剿”，相继颁布了《修正新闻检查标准》《修正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战时新闻检查办法》等一系列条例、法规，严格检查和控制国内宣传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书报杂志。即便是外国记者对中国的新闻报道，也须经过严格审查才能发布。美国《时代》周刊驻重庆记者白修德记录道：“中国人对于美国人的新闻报道特别敏感。新闻检查员把有些电讯搁置起来，等待蒋介石亲自审阅译稿。”②由于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和文化“围剿”，中国共产党“几乎被外部世界所遗忘了”③。要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就必须高度重视中国共产党的抗战路线、方针、政策的国际宣传。1938年1月，周恩来在《怎样进行持久抗战？》一文中提出，要“扩大国际宣传，取得全世界工人阶级及一切爱好和平人民的精神上、物质上乃至技术上的援助”④。同年3月，陈绍禹在《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一文中提议，“到欧美及东方各国去进行宣传寇敌在华残暴及我国英勇抗战详情”⑤。同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论持久战”讲演时也提出，应当加紧国际宣传工作，尤其在反攻阶段，除了主要依靠本国力量外，还“加重了中国的国际宣传和外交工作的任务”⑥。《论持久战》的翻译出版是突破国民党新闻封锁的重要一环，有助于向世界阐明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

(二)展示中国共产党抗战真相，回应国际社会的关切与疑虑

抗日战争爆发后，世界各国密切关注中国抗战形势的发展。1936年7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采访毛泽东时提出这样的问题：“在什么条件下，中国能战胜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实力呢？”“这个战争要延长多久呢？”“从政治上和军事上来看，你以为这个战争的前途会要如何发展？”⑦1937年10月，英国记者贝特兰在与毛泽东谈话时提出：“请你告我以八路军的情形，这是很多人关心的，例如战略战术方面，政治工作方面等等。”⑧1938年2月，合众社记者王公达在同毛泽东谈话时也提出，“现在有许多人对中国抗战的前途表示悲观”⑨。同年7月，世界学联代表团来延安时，也向毛泽东提出“目前中共在全中国的作用是什么？”“中国是否有什么条件可以缩短这一持久战的时间呢？”⑩等问题。这些外国记者、国际团体提出的问题体现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前途及中国共产党作用的关注。此外，由于国民党政府的新闻封锁和虚假宣传，国际社会无法真实了解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相关情况，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偏见与误解。正如毛泽东在为《论持久战》英译本撰写的序言中所说的，“倘能因我的书给予这类人以明白事情真相的机会，当然是我的希望。至于大多数同情中国抗战的人们，也许至今还有若干人同样不明白中国抗战的真相，虽同情抗战也存在着苦闷，这类同情的苦闷，尤其是我们应该为之解释的”(11)。《论持久战》阐明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性质、前途、特点与发展规律等问题，回应了国际社会的关切与疑虑。

(三)唤起国际社会同情，争取国际力量的支持与援助

卢沟桥事变后，国内阶级矛盾已让位于中日民族矛盾，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一切可争取的力量以抗击日本侵略者。1937年7月，毛泽东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提出，要“争取英、美、法同情我们抗日，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条件下争取他们的援助。战胜日寇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但外援是不可少的，孤立政策是有利于敌人的”(12)。1938年3月，毛泽东在给陕北公学毕业同学的临别赠言中提出著名的抗战胜利公式，即“中国的团结+世界的援助+日本国内的困难=中国的胜利”(13)，凸显了国际援助对于中国抗战胜利的重要性。然而，由于世界各国对中国抗战情况认识模糊，加之英美等国对日采取绥靖政策，国际社会对中国并没有进行多少实质性的援助。毛泽东在全面分析国际形势和反压迫战争规律的基础上，对国际援助持乐见其成的态度，指出：“国际援助一方面，眼前虽然还看不见大量的和直接的，但是国际局面根本已和过去两样，大量和直接的援助正在酝酿中。”(14)利用各种方法宣传中国抗战，是争取外援的前提条件。当时之所以将《论持久战》翻译成英文，就是为了“能在英语各国间唤起若干的同情”(15)，从而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在资金、技术、武器等方面上的支持和援助。

(四)阐明各方命运与共，推动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推动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争取国际支援的重要一环。在毛泽东看来，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敌人，而且是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敌人”(16)。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成败不仅关系本国的前途命运，也深刻影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走向。随着战争局势的扩大，法西斯国家与其他国家的矛盾日益尖锐。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以抵抗包括日本在内的法西斯轴心国。1937年3月，毛泽东在与史沫特莱谈话时指出，“我们主张中、英、美、法、苏建立太平洋联合战线，否则有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17)。1938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反侵略大会上的演说中指出：“现在有三个反侵略的统一战线：中国的统一战线，世界的统一战线，还有一个是日本的统一战线”，“这三个统一战线的目标是一样的，就是一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18)。然而，英美等西方国家依然存在孤立战争的观点，欲隔岸观火，甚至对法西斯国家采取退让政策。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全面论述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变化，将德、日、意法西斯主义者比喻成“孙悟空”，提出要“在外交上建立太平洋反日阵线”，“形成一个使法西斯孙悟空无处逃跑的天罗地网”(19)，只有建立这样一个天罗地网，才能完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因此，推动《论持久战》国际传播的一个重要目的即要促进在全世界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二、《论持久战》的多语种翻译与传播

为扩大《论持久战》的影响，让国际社会更好地了解中国革命和中国抗战，中国共产党将这一著作翻译成多语种向世界各地传播，其中最重要的是英文、日文及俄文译介。

(一)《论持久战》的英文译介

1938年7月《论持久战》正式发表后，党中央要求尽快将其翻译成英文并向海外传播。中共中央驻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对外宣传小组成员许孟雄在很短时间内将其译成英文。此后，时任《大公报》驻美记者、中共地下党员杨刚受党组织委托秘密翻译了《论持久战》，由邵洵美和美国作家项美丽协助翻译，并以“Prolonged War”为题于1938年11月1日至1939年2月9日在英文杂志《直言评论》(Candid Comment)上连载4期。《直言评论》杂志编者认为，“近10年来在中国出版的书中，没有别的书比这本书更能引起大家的注意了。……中国每个有识之士都熟悉这本书”(20)。该英译本还在上海印刷了单行本，通过地下党组织发行或秘密发放给在沪的外籍人士。毛泽东特意为该英译本作了题为“抗战与外援的关系”的序言(21)，后由邵洵美译成英文。1938年10月，上海革命学生主编的中英文双语报刊《译丛周刊》第41期，也以“How China Can Win”为题，节译了《论持久战》(22)。此外，周恩来还将《论持久战》从武汉寄到香港，在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组织下，由爱泼斯坦等人将其译成英文(23)。译稿完成后，通过“保卫中国同盟”和新文化书店等团体在香港出版发行(24)，从香港或马尼拉发往世界各地。除了中国共产党主动组织人员进行翻译，外国媒体也翻译传播了《论持久战》。如1938年9月24日《密勒氏评论报》(以下简称《密报》)以“How China Can Win”为题刊载了《论持久战》的节译稿(25)。

(二)《论持久战》的日文译介

为激发日本士兵的反战心理，争取日本人民的同情和支持，《论持久战》也被翻译成日文。1938年10月，由进步文化人士范长江、胡愈之等发起成立的中国国际新闻社在上海出版了日文版《论持久战》，进一步推动了在华日人的反战活动(26)。此外，为获取中国抗日战场情报、窥探中国共产党的抗战策略、预测战争未来走向，日本当局也高度关注毛泽东的言论和著作。《论持久战》的发表引起了日本媒体、政府及军队的高度关注。最先译介《论持久战》的是日本《改造》杂志。1938年9月，日本《改造》杂志刊发了增田涉节译的《论持久战》(27)。同年11月，《扬子江》杂志刊发了墨三郎对该文的节译，题为“我们的长期抗日法”。同月，《读卖新闻》刊载了藤枝丈夫的评论文章《抗日新阶段的特点和前途》，并在“毛泽东的‘长期抗战论’”部分译述、评论了《论持久战》。1940年1月，《东京朝日新闻》刊载的社论《事变处理和持久战》编译了《论持久战》(28)。此外，一些日本出版社也陆续出版《论持久战》的单行本或将其收入相关书籍出版。如1938年12月，中支经济研究所出版了《论持久战》日文版，这是目前所见的最早日文单行本(29)。1939年6月，日本改造社出版了深田悠藏的《中国共产军现势》，该书在第四章第三节“毛泽东的持久战”中摘译了《论持久战》的部分内容，并评论道：“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既像是对蒋介石意志消沉的责备与鼓励，又像是在辨明第三期抗战中全面采用游击战的有利之处，进而向全国呼吁。”(30)随着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日本军政高层愈加重视《论持久战》。1944年1月，日本大使馆驻北京情报课资料室出版了《论持久战》的日文全译本，并在该书前言中称《论持久战》是“观察中共政策纲领的重要文献”(31)。同年7月，日本情报机构大东亚省总务局总务课出版了包含《论持久战》在内的《毛泽东抗日言论选集》，作为内部参考资料，评价《论持久战》为被“中国共产党称之为‘毛泽东天才性的著作’”，“其价值不可低估”，“在研究国共抗战统一战线中中国的动向方面也具有很高的价值”(32)。

(三)《论持久战》的俄文及其他语种译介

全面抗战爆发后，苏联成为中国共产党争取国际援助的主要对象。毛泽东认为，“中国战争之非孤立性，不但一般地建立在整个国际的援助上，而且特殊地建立在苏联的援助上”(33)。《论持久战》的俄文翻译及其在苏联的宣传是争取苏联支持的重要手段。《论持久战》发表后不久，中共中央致电长江局要求《新华日报》尽快转载此文，而王明却以文章过长为由反对刊登，并反对在《共产国际》上刊登此文。在此背景下，《论持久战》在苏联的传播受阻。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任弼时打破了这一僵局。在驻共产国际期间，任弼时通过递交报告、撰写文章、翻译书籍等方式，积极向共产国际、苏联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宣传中国抗战形势、中共抗日方针政策和毛泽东思想。1938年9月，任弼时以陈林为笔名，在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上发表《中国持久战口号的意义》一文，宣介了毛泽东的持久战战略思想，指出“依靠持久战，这是中国武装抗日的唯一正确的战略”(34)。同时，任弼时还组织人员翻译这一著作。据师哲回忆，“为了苏联人民和各国人民更多地了解中国、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中国的抗战和中共现行政策，任弼时不仅自己撰稿，也指导其他同志撰稿，经他审定后，在《真理报》《消息报》《布尔什维克》杂志、《共产国际》杂志等报刊上发表；同时组织力量翻译国内的重要文章，如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翻译成俄文及其他文字介绍出去，使人们对中国耳目一新”(35)。

除英、日、俄等语种外，《论持久战》还被译成其他语种。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在《中国报导》上用世界语节译刊载了这一著作(36)。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洪水(越南籍)曾在1945年越南八月革命前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著作译成越南文(37)。

三、《论持久战》的国际传播方式

为扩大《论持久战》的域外影响，中国共产党通过对外宣传机构的组织传播、国际友人的人际传播、国际媒体的大众传播等方式向世界积极宣介《论持久战》。

(一)组织传播：依靠党的对外宣传机构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要加强对外宣传的组织建设，并开始创建对外宣传机构。1938年4月，中共中央长江局创立了党的第一个外宣机构——国际宣传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国际宣传组。委员会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凯丰、吴克坚、王炳南组成，工作人员有王安娜、许孟雄、毕朔望等人。这些成员精通英语、俄语、德语等语种，主要工作之一就是“翻译出版中共领导人著作”(38)。据王炳南回忆，国际宣传组成立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翻译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著作(39)。许孟雄的《论持久战》英译本便是国际宣传组的工作成果。除了翻译领导人著作，与外国官方机构或国际友人交往及开展对外联络工作是其另一个重要任务。国际宣传组不仅与各国驻华新闻部门建立合作关系，向他们提供新闻资料，还与外国驻华人员卡尔、史迪威、戴维斯等保持经常性的联系，积极邀请外国记者参加中共举办的记者招待会。这些工作为《论持久战》的对外传播打下了基础。武汉沦陷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国际人士及国际组织随之齐聚重庆，中共对外宣传阵地也转移到了这里。1939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同年4月，南方局成立对外宣传小组(1940年12月后改名为“外事组”)，由周恩来主持，王炳南担任组长，主要职责之一便是宣传毛泽东思想和著作。南方局外事组广交朋友，与英、法、美、苏等国驻华使馆和国际援华组织建立广泛联系，还派遣成员去费正清主持的美国新闻处工作，以便更好地了解国际形势，扩大中共的国际影响(40)。以上措施，为《论持久战》突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提供了重要助力。

新华社也是中共对外传播的重要机构。1937年1月，“红色中华通讯社”改名为“新华通讯社”(简称“新华社”)，向国内外播发新闻。1938年6月，新华社全文播发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41)。《论持久战》通过新华社走向世界。胡乔木后来回忆道：“当时，党中央、毛主席的决定和指示，抗日战场的胜利捷报，根据地政权、经济等方面建设的消息，不少都是用《解放日报》社论、评论和新闻的形式刊登，又同时通过新华社及时地向边区、解放区、全国乃至全世界发布。如这一时期，毛主席的重要著作《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整顿党的作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联合政府》等，都是由新华社传播到国内外的。”(42)

除了专门的对外宣传机构，其他具有外宣职能的组织也开展了《论持久战》的国际传播。如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读到《解放》杂志上发表的《论持久战》后，赞叹其“写得太精辟了”，认为该文是“指导海外华侨克服悲观情绪、树立抗战胜利信心的雄辩而有力的武器，要让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都能读到！”(43)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前文所述的爱泼斯坦等人翻译的《论持久战》英译本在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组织联络下于香港出版，并发行到海外。

(二)人际传播：借助国际友人力量

中国共产党在推动《论持久战》的国际传播时，十分注重发挥国际友人的作用。国际友人大多秉持客观立场，能够在跨文化传播中降低受众的防御心理，增强中共国际宣传的可信度和说服力。中共积极邀请外国记者、军人、专家等参观访问延安及抗日根据地，斯诺、史沫特莱、霍尔多·汉森、詹姆斯·贝特兰、世界学联代表柯乐满、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等近百名国际友人先后访问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国际友人来访，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领导人与国际友人积极联系，多次安排会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访问延安时，刘少奇便向其介绍了《论持久战》。斯特朗后来回忆道：“刘少奇告诉我说：‘毛泽东研究出在中国条件下运用马克斯主义的理论，把马克斯主义变成了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的武器。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一书，正确地指出了中国人民对日本侵略者反抗的道路，而一九四○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一书中，则对现条件下民主革命发展的道路作了确切的分析。这些理论确定了在中国民主地区的国家组织形式。’”(44)中共还将《论持久战》散发给国际友人。如在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离开延安前，为进一步扩大宣传，边区政府还将各部门负责人的报告都印成书面文字，“连同毛主席的《论持久战》一书，发给记者团人手一份”(45)。此外，接待国际友人的工作人员也积极向他们推介《论持久战》。白求恩访问延安时，其翻译员就向其翻译讲解了这一著作(46)。美军观察组在访问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时，晋察冀军区工业部副部长张珍向观察组表示：“在毛泽东《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的指导下，抗日根据地全体军民树立了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坚强信心，建议观察组读读这两篇文章。”(47)中国共产党借助国际友人力量，积极推动《论持久战》等著作的国际传播，加深了国际社会对中共的积极印象。

(三)大众传播：利用国际媒体发声

中国共产党在传播《论持久战》时还十分注重发挥国际媒体的作用。《论持久战》发表后，引起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中国外文报刊、外国在华报刊、海外报刊等都对《论持久战》进行了译介。如1938年9月24日，《密报》以“How China Can Win”(中国如何取胜)为题，围绕“Shortsightedness of Many”(多数人的短视性)、“Source of Wrong Conclusions”(错误认识的根源)、“Progressive Era Here”(历史进步阶段)、“Why the Final Victory”(最后胜利的根据)、“Struggles Good Teachers”(战争实践的教育意义)、“What Must be Done”(持久战的实施方略)6个议题，浓缩呈现了《论持久战》的核心内容(48)。此外，这一节译稿还附有毛泽东、山西游击队员行军以及为河北和山东的游击战筹集资金举行的广州群众大会等图片，通过视觉方式直观呈现中共领袖、军队等的状态，提升了《论持久战》的海外传播效果。又如1938年10月31日，新加坡《南洋商报》发表了陆渊的《批判与介绍：论持久战》一文，详细介绍了《论持久战》。文章指出，“这本大著是一年来抗战经验最伟大最正确的总结”，“直到现在，我们找不到比这本大著更丰富的著作，毛先生运用唯物辩证法的武器，揭露亡国论与速胜论的错误，指出了中国历史的康庄大道，有着一种惊人的明晰力，读者容易获得深刻的印象”(49)。再如，作为旅美华侨中有影响力的进步报纸，在纽约出版的《美洲华侨日报》“曾用逐日连载的方式，刊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50)，在美国华侨华人中产生了积极影响。

四、《论持久战》的国际传播效果

《论持久战》的海外传播不仅提高了著作本身的国际认可度、扩大了毛泽东思想的国际影响力、形塑了中国共产党的良好抗战形象，还推动建立和巩固了国际抗日统一战线，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使《论持久战》成为“一篇全世界所注意的作品”

全面抗战爆发前，毛泽东就曾向斯诺“详尽而精确地叙述了他将要领导的抗日‘持久战’”，但当时斯诺认为“在毛的这些预言中，既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他的一切观点的依据，也有主观臆想的成分”(51)。由此可见，即使像斯诺这样熟悉中国的人士，仍然对毛泽东的持久战思想持一定的怀疑态度。为解答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战的疑虑，中国共产党对《论持久战》进行了系统宣介，通过各种渠道向世界传递中共抗战的战略思想。随着毛泽东的战略判断和科学预见被战争发展所证实，国际社会对这一著作产生了浓厚兴趣并给予高度评价。1938年《青年大众》杂志创刊号发表《论持久战读后》一文，向人们介绍了这一著作的主要内容及其国际传播效果。文章写道：“《论持久战》是毛泽东先生在七月一日纪念中国共产党建立十七年纪念日的一篇演讲稿。这一篇演讲稿当时几乎全世界各报都有转载的。由此，可知这一篇全世界所注意的作品。它是已经成为现代历史上的一部伟大的论著了”(52)。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兼管中国事务的季米特洛夫在读到《论持久战》后，高度认可其中的理论分析，并在共产国际刊物上发表评论说：“有史以来，还没有人把军事问题、战争问题说得这样透彻过，《论持久战》是一本划时代的著作。”(53)美国记者斯特朗在深入了解这一著作后也认为，“毛引起党外注意的第一部著作是一九三八年发表的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分析《论持久战》。这是在中国抗战时期出版的同类书籍中最重要的一部”(54)。斯特朗还将《论持久战》与《新民主主义》《论联合政府》联系起来，称赞这3篇著作“是发行得十分广泛的共产党的经典著作，是为中国的独立和富强而制订的明确无误的爱国主义的纲领”(55)。

(二)扩大了毛泽东思想的国际影响力

《论持久战》发表前，各种丑化毛泽东的谣言在海外随处可见。詹姆斯·贝特兰在书中这样描述道：“一些外国作家根据一些传闻，很不负责地把这位最出名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描述成一个头脑疯狂的理想主义者，一个‘身患不治之症’的狂热的病人等等。”(56)随着域外传播力度及范围的扩大，《论持久战》成为享誉全球的军事著作，毛泽东军事思想也在世界范围内引起热议。1938年9月，日本社会主义革命家河上肇在读到《改造》杂志上发表的《论持久战》一文后评价道：“毫无疑问，在日本没有一篇论文能对战争前景作出像《论持久战》这样清晰透彻的预见。”(57)当时帮助翻译《论持久战》的国际友人爱泼斯坦也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以丰富的实践经验为依据，详细地制定了怎样对一个起初较强大的侵略者进行持久的人民战争的理论。”(58)史沫特莱在《中国的战歌》一书中指出：“毛泽东以理论家闻名于世，而他的一套思想理论深深扎根于中国历史和军事经验之中”，“他的许多著作和小册子使他进入伟大革命作家的行列。他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光辉著作已经成为中国革命思想中的里程碑”(59)。此外，《论持久战》中的抗战分析方法也被国外人士灵活运用到对本国问题的分析中。如日本进步作家鹿地亘在国民党政治部第三厅戏剧训练班的讲演中指出：“关于日本人民的胜利也有数个条件。第一，充分把握日本革命的性质。第二，正确评价革命条件的成熟。什么是革命的性质？毛泽东先生最近在《论持久战》中迫切的指示着——当前的日本的革命是人民革命。”(60)

《论持久战》也是一篇哲学著作，生动体现了毛泽东对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主观能动性、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等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的娴熟运用和发挥。国际社会也关注到《论持久战》中蕴含的哲学思想。美国进步人士李敦白称赞：“毛泽东是个天才的哲学家，毛的哲学思想非常了不起。举个例子，八年的抗日战争，才打了十个月，他就写出了一本基本上是战争总结的《论持久战》。很了不起。”(61)

(三)形塑了中国共产党的良好抗战形象

全面抗战时期，国民党顽固派在舆论宣传上极力污蔑和抹黑中国共产党。《论持久战》的国际宣介突破了国民党的“他塑”围墙，引导世界各国人民了解中国抗战真相，重塑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形象。1938年9月4日，《纽约时报》发表《日本的大规模进攻在中国陷入困境》一文，充分肯定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文章开头便指出“在华北地区，曾经的红军(现为中国第八路军)正在对日本军队发动进攻”，八路军是“唯一愿意且能够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中国爱国者”，并在文章第一节“As Communists See It”(共产党人的看法)中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对抗战发展阶段的预言：“共产党的战略家曾预言，中日战争将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首先，日本会向中国腹地推进，其次，中国将发起一场大规模的反击，最终将日本帝国逐出亚洲大陆。”文章还多次描述中国游击队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强调其在后方的积极作用。如“Big Guerrilla Forces”(强大的游击队)一节指出：“在华北地区的日军后方，中国的游击部队正在同日本的驻军和企图同他们妥协的中国人进行激烈的战争。除八路军山西部队外，游击队总兵力为50万人，并伴随着不断从饥饿的中国农村蜂拥而来的援军和从日本补给列车和日本驻军那里收集的补给品。”(62)上述对毛泽东和中共领导的游击战争的正面评价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论持久战》影响的结果。时任美国驻华外交官的谢伟思在向美国政府提交的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报告中写道：“共产党不仅是建立这些政府的领导者，他们也是唯一的准备了一个完整的、考虑周密的纲领的集团。他们准备进行一场长期战争，并决定采用游击战术在敌后作战。毛泽东的名著《论持久战》就是在这个时期发表的。”(63)美国记者霍尔多·汉森在访问延安期间关注到《论持久战》，毛泽东向其详细介绍了这一著作的内容。回国后，汉森积极报道《论持久战》，成为“第一个向全世界报道《论持久战》主要观点的西方记者”(64)。这些外国人士撰写的调查报告和新闻报道，客观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敌后抗战的真实情况，反击了国民党顽固派散布的关于中共抗战的各种谣言，塑造了中国共产党良好的抗战形象，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影响力。

(四)为建立和巩固国际抗日统一战线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正如毛泽东在《论持久战》结论部分中所阐述的，中国要赢得抗战胜利，条件之一就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65)。全面抗战初期，英美等国对中国采取隔岸观火的政策。随着《论持久战》的广泛传播，世界各国对中国抗战的了解不断加深，增加了其对中国共产党的同情和支援。史迪威在阅读《论持久战》后，认定这是一部“绝妙的军事教科书”，建议美国政府加快对华援助，“向中共军队提供有限数量的武器装备”，认为“中共军队的高昂士气，加上良好的武器装备，一定会加快胜利的到来”(66)。白求恩在听完聂荣臻介绍《论持久战》的主要观点后，赞叹道：“好，游击战好！我已经亲眼看到了，亲身经历到了。中国人民正在以自己的行动，实践着毛主席提出的战略战术，抗日战争一定以中国人民的胜利而告终！”(67)这使其更加坚定了中国抗战必胜的信念，全身心投入到医疗援助中。此外，《论持久战》对日本反战力量的发展也产生了巨大影响，不少日本士兵在阅读这一著作后走上了反战之路。他们在学习《论持久战》后，“认为毛泽东的分析是精辟的，他的一些预见已经得到证实。因此他们丧失了对日本获胜的信心，对中国最终取得胜利充满信心”(68)。

注释：

①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孙道凤、干保柱：《毛泽东〈论持久战〉在战时日本的译介及其影响》，《抗日战争研究》2021年第3期；龙治铭、岳颖：《毛泽东思想在法语世界的深远影响——由〈论持久战〉法文版广泛传播谈起》，《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4年第4期；罗天、穆雷：《我国红色军事思想的海外翻译与传播考察——以游击战和持久战为例》，《当代外语研究》2021年第4期；等等。

②[美]白修德：《探索历史：白修德笔下的中国抗日战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9页。

③[美]肯尼思·休梅克：《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第25页。

④《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0页。

⑤《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80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66页。

⑦《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1页。

⑧《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78页。

⑨《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9页。

⑩《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1、133页。

(11)《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5页。

(1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47页。

(13)《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9页。

(1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54页。

(15)《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6页。

(16)《毛泽东年谱》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557页。

(17)《毛泽东年谱》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659页。

(18)《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0页。

(19)《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73页。

(20)邵绡红：《最初发表〈论持久战〉英译稿的杂志》，《世纪》1996年第1期。

(21)《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5页。

(22)毛泽东：《论持久战(续)》，《译丛周报》1938年第41期。

(23)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99页。

(24)王俊彦：《廖承志传》，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0页。

(25)Mao Tse-Tung,"How China Can Win," Millard's Review,Sep.24,1938.

(26)何明星、江蓝：《毛泽东著作日文版的翻译、出版和发行》，《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10期。

(27)孙道凤、干保柱：《毛泽东〈论持久战〉在战时日本的译介及其影响》，《抗日战争研究》2021年第3期。

(28)孙道凤、干保柱：《毛泽东〈论持久战〉在战时日本的译介及其影响》，《抗日战争研究》2021年第3期。

(29)罗天、穆雷：《我国红色军事思想的海外翻译与传播考察——以游击战和持久战为例》，《当代外语研究》2021年第4期。

(30)参见董灏智：《日本视角下的中国共产党与抗日战争》，《外国问题研究》2021年第3期。

(31)孙道凤、干保柱：《毛泽东〈论持久战〉在战时日本的译介及其影响》，《抗日战争研究》2021年第3期。

(32)参见彭程：《日本馆藏档案中毛泽东的形象(1928-1945)》，《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2期。

(3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56页。

(34)《任弼时年谱(1904-1950)》，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374页。

(35)师哲口述，师秋朗笔录：《我的一生——师哲自述》，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1页。

(36)刘金田主编：《中国的抗日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23页。

(37)冯俊龙：《有朋自远方来——中共的外籍党员》，《同舟共进》2021年第4期。

(38)《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420页。

(39)王炳南：《抗日初期中共在武汉的外事活动》，《武汉文史资料》1995年第3辑。

(40)徐行：《高山景行：周恩来研究新探》，南开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第379页。

(41)吴廷俊主编：《中国新闻事业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42页。

(42)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增订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54页。

(43)王俊彦：《廖承志传》，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0页。

(44)[美]A.史特朗：《毛泽东》，《东北日报》1947年12月13日。

(45)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重庆市委员会文献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重庆抗战纪事·续篇》，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第213页。

(46)《白求恩在中国》，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73页。

(47)谢艾雯：《1944年，美军观察组在晋察冀》，《档案记忆》2024年第11期。

(48)Mao Tse-Tung,"How China Can Win," Millard's Review,Sep.24,1938.

(49)陆渊：《论持久战》，《南洋商报》1938年10月31日。

(50)《五邑侨胞耀中华——江门市华侨华人港澳台胞“三亲”史料》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412页。

(51)尹均生主编：《中外名记者眼中的延安解放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0页。

(52)蓓蒂：《论持久战读后》，《青年大众》创刊号，1938年10月9日，第22页。

(53)赵云献：《毛泽东建党学说论》(上)，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05页。

(54)《斯特朗文集》第3卷，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262页。

(55)《斯特朗文集》第3卷，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263—264页。

(56)[英]詹姆斯·贝特兰：《不可征服的人们—— 一个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抗战》，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103页。

(57)杨冬权：《抗战旗帜毛泽东》，江苏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91页。

(58)[美]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中国未完成的革命》，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101页。

(59)《史沫特莱文集(一)——中国的战歌》，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158、159页。

(60)[日]鹿地亘：《日本人民反战运动之意义——在政治部第三厅戏剧训练班的讲演词》，《新华日报》1938年9月3日。

(61)[美]李敦白口述，徐秀丽撰写：《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李敦白口述历史》，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298页。

(62)Kurt Bloch,"Japanese Drives Bog Down in China",The New York Times,Sep.4,1938.

(63)[美]约翰·斯图尔特·谢伟思：《美国对华政策(1944-194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01—202页。

(64)吴耀明：《霍尔多·汉森：用镜头记录中国抗战的美国记者》，《学习时报》2022年9月16日。

(65)《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3页。

(66)周重礼、余雷英：《毛泽东〈论持久战〉发表之后》，《湖南档案》2001年第3期。

(67)《白求恩在中国》，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98页。

(68)曲利杰：《抗战时期中共的日军俘虏工作再研究》，《党史研究与教学》202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