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 年是抗战胜利八十周年，当代中国和平已久，战争离人们的生活似乎已相当遥远，人们往往更加关心衣食住行、生计娱乐等日常生活。然而，战争中的日常生活也是理解战争的重要窗口。知识社会学认为，日常生活现实是一种至尊现实，“只要常规的日常生活持续存在，不被打断，人们就不会觉得它们有什么问题”。当日常生活现实被打扰/打断时，个体有寻回的冲动。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战争是与饥荒、贫穷和疾病一样的常见存在，并非“文明”社会的例外。战争严重威胁了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扰乱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身处其中的人们不得不试图持续过往的日常生活，并为此发展了一系列的策略。抗日战争是距离当代中国最近的大规模战争，华南抗日纵队是与八路军、新四军并称的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基于华南抗日纵队主力——东江纵队老战士的口述史资料研究，将为理解战争时期人们的日常生活提供重要的视角。

本书从衣食住行、疾病医药等日常生活着手，呈现日军侵略给人们带来的沉重灾难，理解华南地区的人们抗击日军侵略，应对日常生活困难的策略。第一章围绕着抗日战争时期，东江纵队的饮食生活实践和社会关系展开，抗日游击队为应对饥饿和物资短缺的挑战，发展了集中性和分散性资源获取策略。第二章分析游击队的行军、休整和伤病等日常生活，探讨游击队如何在艰难环境中保持运作，讨论了行军与流动的艰辛、隐蔽休整的风险、疾病与医药的应对。第四章讲述女性在家庭生活、日常劳作和抗战前线中扮演的角色。在不同的场景中女性战士发挥着合法性、掩蔽性、专业性和支援性功能，帮助游击队适应资源分散环境。第五章在厘清了若干重要史实的基础上，指出理解中共香港抗战史应更多从平民视角理解抗战细节；以青年视角理解战斗成长中的青春故事；以多元文化视角理解抗战东江纵队的组织包容性。

当代社会是商业社会，人们常常津津乐道于企业等经济组织兴旺发展的奥秘。中国共产党也是历经百年风雨而基业长青的组织。它从百年前数十人，发展成今天拥有九千万党员的宏大规模，其旺盛的生命力备受海内外学界的关注。抗战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关键时期，具体至本书的研究对象东江纵队，它的前身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在1940 年9 月仅下辖曾、王两个大队，小东征之后部队仅余百人。但到了1943年底，东江纵队已经扩展至近二十个支队，总人数超过12000人，增速惊人。观察东江纵队的发展，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共产党快速发展的原因。

本书以组织理论为研究视角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第一章指出，组织资源获取方式下移，将激发地方性创新；地方性创新又通过“例行化”成为组织惯例。这些过程与改革开放时期的经验相似，有助于理解当代中国发展的革命传统。同时，游击队饮食生活实践反映了他们与民众的紧密联系，“为人民服务”因此成为革命道德的核心。在资源短缺条件下，集体主义是一种保护共同利益的选择。游击队成员共同的苦难记忆加强了他们归属感，促进了军队生活共同体的形成。这些经验通过社会实践例行化，成为中国革命道德和组织制度的一部分，为新中国建设奠定了基础。

第二章以组织韧性为理论视角，强调了社会网络和地理上的交通运输网络的影响。群众支持和当地的社会网络提升组织的灵活性，使之获得生存资源，度过危机。香港是连接沦陷区与海外社会的交通运输网络枢纽，在人员、物资转运和医药服务的获取中发挥着至关重要重要作用。

第三章则考察了个体在中共组织动员下的情感动向与行为决策，指出中共的组织动员主要经过情感动员和网络运作、利益博弈、政治话语导入三阶段的发展过程。通过情感激发与社会关系运作，扩散中共的政治思想；接着在利益博弈中协调巩固同各方的良好关系；最后以参与式学习的方式让被动员者发生从旁观者到参与者的身份转变，实现思想观念和行为作风上与中共趋同。中共的组织动员，不仅提升了个体的政治与文化素质，也逐步形成了中共在地方的凝聚力和领导力。

第四章以组织理论结合性别研究视角，指出女性在战争中有独特的功能优势，能帮助游击队更好地适应资源分散环境。女战士的功能优势，既是游击队“兵民一体”的自然系统特征要求；也是女性灵活操演新旧文化性别角色的结果。中共领导的游击队，以契合女性诉求的意识形态、动员网络、参与模式和组织文化赢得女性支持，成功发挥了女性在游击战争中的优势。

第五章指出当前香港抗战纪念活动存在的若干问题，指出香港抗战史的讲述应注重厘清史实，突出东纵历史贡献：东江纵队是香港沦陷时期唯一的地面抗击日军的战斗部队；它与香港民众和海外华侨联系紧密，深受拥戴；它为盟军提供重要支持，因而享有国际声誉。在讲述这段历史的过程中，需注意叙事视角，以平民视角讲述抗战细节、以青年视角讲述战斗成长、以多元文化视角讲述组织包容。以贴近生活的方式讲述历史，才能避免“信息内卷”，达成有效传播。

抗日战争历史是中国国家意识形成的重要集体记忆。从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疾病医药、性别观念等着手，帮助我们以贴近当代生活的方式理解抗日战争。对于香港居民而言，尤其需要理解东江纵队为保卫香港所作出的重要贡献。香港沦陷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江纵队港九大队是唯一一支活跃的抗击日军和保土安民的地面部队，与当时香港的居民同生死、共进退。这也是战时香港很多青年，不辞辛苦加入东江纵队的原因之一。东江纵队的口述史再现了广东东江地区民众共同抗战的集体记忆：香港与邻近的城乡（如深圳、东莞、惠州等地）的抗日活动，互为犄角，共同抗战。也揭示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香港的历史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地方历史，在地理和文化上与四乡都连成一片。

以组织理论为视角分析东江纵队的组织运作，有助于理解中国共产党在战争艰难的环境下发展壮大的过程。基于口述史资料的分析可以发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很大程度上得益组织的网络式运作。首先，游击队与地方群众形成相互支持的社会网络，借助这些网络进行活动。游击队积极抗击侵略者的行为，与地方民众提供的人力物力支持构成互惠关系，形成地方性的社会支持网络。当有地方性社会网络支持时，组织才能及时获得给养，得到庇护，转危为机。在有地方性社会网络支持的情况下，游击队既可散成小队，隐于民众；需要时又可化民为兵，汇聚成军。通过地方性的社会网络，导入海外华侨资源，转化地方武装为我所用。第二，在不同的利益主体的博弈中寻找到共同的利益关切，形成个体或团体间的信任关系。围绕抗击侵略者的共同目标团结各方力量，成功动员网络化运作所需的枢纽型成员。如，以情、义、理动员地方武装势力（国民党杂牌军、伪军和土匪），说服领导人率部起义并改造其队伍。动员游击队的本地村民和女性成员，为进入乡村熟人社会建立游击队的社会支持网络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动员游击队中的香港和华侨同胞，成为导入海外资源的重要枢纽。东江纵队活跃地区不少是侨乡，海外华人为保家卫国向国内输入大量抗战力量。三是权变的组织核心。网络化运作最大的短板可能是组织松散，但中共政治话语的导入强化了游击队成员对组织的理解和认同，形成相对稳定的领导核心。游击队的领导者多有在地方村庄工作的经历，与地方的支持网络关系密切，因而更善于吸纳因地制宜的创新。社会网络与科层制的良性互动，使得组织保持既灵活又相对稳定的平衡，帮助游击队适应战争多变的环境。

中国的网络运作式的组织，被认为有相当旺盛的生命力。如，罗家德认为，情景中心和人情的交换，使得往往是上层级、下网络或是内层级、外网络形式的企业在中国最有竞争力；政治组织也并非从上而下贯彻到基层的层级机构，而是上层级、下网络的两层组织。洪源远在描述中国发展的市场与制度的相互演进时，也认为社会网络在资源获取、信息传播和风险分担方面扮演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游击队网络式运作的组织形式能较好地应对战争中资源获取渠道分散、活动风险高、信息传播要求及时等相对复杂的环境。这是在日军侵略的恶劣的环境下，中共带领的游击队仍能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

摘自郑婉卿：《非常与日常：抗战中的生存实践、组织过程及女性参与》，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2026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