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恒星 中国矿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已刊发于《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科版）》
[摘 要]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马克思恩格斯最早提出了“结合”思想。马克思恩格斯一直把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作为理论生产和运用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结合”思想共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传入中国初期早期共产党人对“结合”思想的探索、“第一个结合”的形成及其深化运用、“两个结合”在新时代的历史出场。溯源“结合”思想及其中国化的发展历程，不仅有利于我们探索由“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的理论逻辑，形成理解“两个结合”的基本思维框架；更有益于在新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进而更好地推进实践发展。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马克思恩格斯最早提出了“结合”思想，他们常从方法的角度来看待自己所创立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先进的知识分子一开始也面临着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怎么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取得丰硕成果的今天，这些问题似乎容易理解，但在党的历史上却经历了筚路蓝缕的艰辛探索历程。总体上看，百余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程共经历了传入初期早期共产党人对“结合”思想的探索、“第一个结合”的形成及其深化运用、“两个结合”在新时代的历史出场几个阶段。对其进行思想史的考察，不仅有利于我们探索由“一个结合”发展到“两个结合”的理论逻辑，形成理解“两个结合”的基本思维框架，还有助于我们在新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进而更好地推进实践发展。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结合”的重要论述
作为科学的理论，马克思主义自始至终都贯穿着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思想。纵览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我们可以发现大量关于“结合”的论述，比如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批判德国实践政治派的错误时指出，“该派眼界的狭隘性就表现在没有把哲学归入德国的现实范围”1；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阐明意识与社会存在的关系时指出，“我的普遍意识不过是以现实共同体、社会存在物为生动形态的那个东西的理论形态，而在今天，普遍意识是现实生活的抽象，并且作为这样的抽象是与现实生活相敌对的”2；在《共产党宣言》中谈到共产主义原理的使用时指出，“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如果是在今天，这一段在许多方面都会有不同的写法了”3；在《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中分析工人阶级的解放条件时指出，“它的解决有赖于最先进的国家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合作”4，等等。这些思想从不同角度强调了理论与实际结合的主体、逻辑、条件、价值、路径等，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结合”思想的内涵。
马克思恩格斯为什么始终从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角度来阐明自己所创立的理论呢？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对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的思维规律把握的结果，而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之中，这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是以已经存在的实际为思想材料的产物。理论的形成本身就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结合”的特质，正如马克思所说，“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5。从发生学来看，如果理论不是从生动的人类实践出发，而是从精神出发，马克思就会成为德国古典哲学的同行者。这恰恰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极力批判的情况。马克思虽然肯定了黑格尔建立了一个形而上学的包罗万象的王国、第一个全面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但又旗帜鲜明地指出其缺陷：“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6。黑格尔认为，意识与物质是分开的，观念是现实事物的制造者，而不是现实事物的反映。但马克思恩格斯不这么认为，他们的观点是：有什么样的社会存在就有什么样的社会意识；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社会存在决定着人们的意识；观念的东西不过是移入人脑中被人的思维所改造过的物质而已。
就像黑格尔“在客观精神的领域中史无前例地置入了历史性的原则和社会生活的实体性内容”7一样，实现了“翻转”的马克思主义也在历史与现实两个维度强调了理论产生和创新的出发点。在历史维度上，马克思把不同历史阶段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市民社会的客观情况成为阐明不同理论的前提，“在历史上出现的一切社会关系和国家关系，一切宗教制度和法律制度，一切理论观点，只有理解了每一个与之相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物质条件中被引申出来的时候，才能理解”8。在现实维度上，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要从实际情况出发进行理论创造的同时，再次强调现实与历史的逻辑关系，即人们在创造自己历史时所面临的现实条件，不是主观选择的结果，而是在既定条件下、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进行的创造。这样，在理论产生的根源上，历史成为过去和现在的贯通性因素。由于历史是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形成合力的结果，“这个结果又可以看做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9，而马克思主义又是从中产生的，因而马克思主义也就具有了客观性。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称自己的历史观为“实证科学”。
在这个“实证科学”中，马克思发现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证明了自己学说的科学性。我们可以说如果没有从历史与现实出发，没有实现思想与历史和现实的结合，就没有真正马克思主义的产生。马克思恩格斯深知脱离实际的坚实支撑，思想就会出丑、就会被历史所抛弃。因此，自向世界宣明自己的观点后，他们就坚决捍卫思想产生的内在逻辑。就其自身来说，具体是通过三种方式进行的：一是坚持科学的世界观，强调“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0；二是坚持正确的历史观，他们的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11；三是坚持正确的认识论，“一切真实的、寻根究底的认识都只在于：我们在思想中把个别的东西从个别性提高到特殊性，然后再从特殊性提高到普遍性”12，其中“个别的东西”即是各种各样的现实。从本质上看，这三者都体现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鲜明导向。
在其外部性上，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批判性建构”来强调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所谓“批判性建构”就是指通过对形形色色的割裂理论与实际相联系的观点作斗争来申明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强调他们所创立的科学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会终结的历史”。“历史同认识一样，永远不会在人类的一种完美的理想状态中最终结束；完美的社会、完美的‘国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东西；相反，一切依次更替的历史状态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暂时阶段”13。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但很多自诩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真理的人似乎总是犯“理论静止”或“生活不变”的错误，妄图让马克思恩格斯回答所有的问题，这是注定做不到的。在这个方面，马克思批判了对社会发展道路机械化理解的米海洛夫斯基等人、批判了公式化套用科学理论的德国青年人，恩格斯批判了认为共产主义是教义而不可以灵活运用的理论的海因岑、批判了自己脱离实际却“要我们更实际些”的米尔柏格、批判了和黑格尔做法如出一辙的杜林，等等。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马克思恩格斯一直在与错误观点作斗争中来论证自己所创立的理论的彻底性，进而推动理论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指导思想。
二、马克思主义传入初期中国共产党人对“结合”思想的探索
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是《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当这个“从西伯利亚到加利福尼亚的千百万工人公认的共同纲领”14开始在全世界传播的时候，中国正处于清王朝闭关锁国被动挨打的初期。那时的中国没人知道马克思主义学说。19世纪70年代，清人张德彝出使欧洲过程中所写的《三述奇》是中国最早记述巴黎公社的著作15。其后二十余年，马克思主义在风雨飘摇的中国并未得到广泛传播。直到1899年上海《万国公报》刊发《大同学》一文才继续对此有所涉及。此后，《新民丛报》《每周评论》《晨报》《新世界》等也都介绍过相关内容，但真正使中国人主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则是十月革命的影响。以李大钊在《新青年》发表《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为标志，中国人开始系统地宣传和学习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6。在彼时极为艰难的社会条件下，中国的先进分子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17。李大钊从一开始就认为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需要考虑中国的具体实际。他十分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制度（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随时随地不同者），故中国将来发生时，必与英、德、俄……有异”18。显然，在李大钊看来，马克思主义是适合中国的“主义”，但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不能照抄照搬，要与中国的“特性”结合起来。
陈独秀虽然在大革命中犯了右倾主义的错误，但他起初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也坚持“结合”的观点。1922年5月，在《马克思的两大精神》一文中，他提出了中国人最缺乏的两种精神：一是“实际研究的精神”，马克思的学说是基于事实“应用自然科学归纳法研究社会科学”的产物，因此要真正做到“马克思实际研究的精神”就要和中国政治与经济情况联系起来；二是“马克思实际活动的精神”,“我们研究他的学说，不能仅仅研究其学说，还须将其学说实际去活动，干社会的革命”19，也就是要把马克思的思想运用到改变社会现实的活动中才符合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目的。显然，这里陈独秀所强调的“实际”和李大钊谈到的“实际”是一致的，主要指的是中国历史、文化、地理等各种因素的综合。但要了解当时的真实情况是极其困难的，正是没有对中国变化了的“实际”予以客观准确把握，陈独秀才犯下了错误。
除李大钊、陈独秀之外，其他早期共产党人在学习、传播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也都强调要关照中国的“实际问题”和“具体国情”。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在世界各国共产党是一致的，但当应用到各国去，应用到实际上去才行的。要在自己的争斗中把列宁主义形成自己的理论武器，即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精神来定出适合客观情形的策略和组织才行。”20瞿秋白曾作为北京《晨报》等报社特约通讯员到莫斯科采访，对苏联实际情况有着切身感受，他指出，“革命的理论永不能和革命的实践相离”“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断不可一日或缓”21。张太雷也强调，要“把国际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和方法正确地运用于各国具体特点的基础之上”22。
这一历史时期也有学者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一致性来讨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的结合机理，最具代表性的是郭沫若撰写的《马克思进文庙》。郭沫若写这篇文章的初衷就像文中所说：“我是特为领教而来。我们的主义已经传到你们中国，我希望在你们中国能够实现。但是近来有些人说，我的主义和你的思想不同，所以在你的思想普遍着的中国，我的主义是没有实现的可能性”23。当时社会上很多人对社会主义有着以讹传讹的误解，认为“‘共产主义’为‘均富分财’”；“社会主义是提倡公妻”“无法律无以明是非”24等错误，认为社会主义在中国没有土壤，不可能结出硕果。为什么会有这些错误思想的存在呢？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虽然在当时得到了传播，但很多人只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另一方面是一些敌视共产主义思想的人故意歪曲马克思主义的“真义”。为了批驳这些错误的观点，从根本上探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适用性和可行性，郭沫若写了这篇生动的文章。
在文中，郭沫若虚构了“脸如螃蟹，胡须满腮”的马克思和孔子及其弟子的对话场景。在直击要义的思想交流中，马克思和孔子弟子在“我们的生存要怎样才能够得到最高的幸福，我们的世界要怎样能够适合于我们的生存”“患寡且患不均，患贫且患不安”25等方面达成了一致，都试图构建一个物质极为丰富、人民极为幸福、社会文明程度极高的理想社会。虽然双方的这次对话是简略的、短暂的、生活化的，但微言大义，区区4000字已把马克思主义和儒家思想的相似之处勾勒出来，并初步思考了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的基本路径。这种从价值观念的角度来思考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是否能够得到认同和实现的探索是极其可贵的，它为以后探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提供了一种新视角。
早期共产党人关于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论说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起到了思想启蒙作用。为什么说是“启蒙”呢？是因为他们只是提出了这些观点和看法，并没有在实践中彻底贯彻它。这种“结合”的思想框架有两个主体：一是“马克思主义”；一是具体表述为“实境”“中国的情形”“中国国情”等的“中国实际”。从概念的准确性上来看，还存在概括过于笼统的情况，没有对结合双方的本质规定性进行清晰界定；从思想的系统性来看，两者的结合还没有进行科学的逻辑论证，缺少理论命题的严谨性。因此，这一历史时期的“结合”思想整体上呈现出“简约化”和“碎片化”的特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并没有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理论命题。但作为初步探索，已从理性上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适用性。正是这种自发的结合思想开创了中国共产党人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传统。
三、“第一个结合”思想的形成及其深化发展
1925年12月，为了反对党内“忘记了农民”的错误倾向，毛泽东写下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通过分析，他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这样就解决了中国革命中的最主要的同盟军问题”26。这可以说是毛泽东基于中国具体国情思考中国革命策略的开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红军的力量极其弱小，但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割据地区一天天扩大、政权建设日益有效、土地革命逐步深入。1928年10月5日，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毛泽东分析了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原因，同时也指出了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的错误是“不察当时环境，不顾特委、军委及永新县委联席会议的决议，只知形式地执行湖南省委的命令，附和红军第二十九团逃避斗争欲回家乡的意见”27。当然这是教条主义的错误。对此类错误，在回复林彪等人关于中国革命前途的思想困惑时，毛泽东明确指出，“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件事情认清楚”28。《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写作四个月后，为了继续反对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毛泽东再次以鲜明态度写下了《反对本本主义》。他指出，本本主义者最为危险，甚至会走上叛变革命的道路，“中国有许多专门从书本上讨生活的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共产党员，不是一批一批地成了反革命吗？”29
在此历史阶段，毛泽东谈到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主要是从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说的，还没有达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程度。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跟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统一。”30这里“统一”有实践与理论两个方面：一是“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是一致的，但是各国具体情况不同，马列主义者要善于独立思考来运用马列主义”31；二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32，而无产阶级“新的理论”的基础正是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应有两个内容：一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实践并取得事业的成功；二是形成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这两个方面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缺少任何一个方面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毛泽东在1930年代初期提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并未得到当时“本本主义者”的重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红军力量遭受严重损失使有觉悟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切感受到“左”倾冒险主义的危害。在这种情况下举行的遵义会议在实质上肯定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是指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方法路径。长征胜利后，为了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毛泽东在1937年7-8月写下了著名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以此为标志，“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进入了自我创生发展的新阶段”33。这在实际上催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的产生。
在实践发展、理论创新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日益成为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者的共识。1938年10月14日，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做了《论新阶段》的报告。他指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34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这个标志性概念是马克思恩格斯“结合”思想在中国的创新运用。
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后，中国共产党在“相当长时间内，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两种提法，是同时广泛使用的”35。但为什么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的地位》中用的是“马克思主义具体化”呢？这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后在编辑《毛泽东选集》时，结合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些事件，毛泽东考虑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容易被误解为有民族主义倾向之嫌疑（当时的教条主义者认为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不可能存在的），因此修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毛泽东的考虑在1960年莫斯科举办的世界共产党和工人代表大会上得到了印证，苏共对中共批评的诸多内容中就有一条是我们使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者“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36。这一时期，“结合”双方的具体称谓还没有完全固定下来，马克思主义有时还被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等；中国具体实际还叫做“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我国的具体特点”等，但不管怎么说，第一个相结合的思想已经得到了明确。
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之后，毛泽东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实践中，也多次谈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问题，但并没有把这个问题予以深化。1956年4月，他在讨论修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时指出，“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37这里，需要明确的是“第二次结合”不同于“第二个结合”。从语义学的角度来理解，毛泽东提出“第二次结合”这个说法的时候，是在肯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取得成功经验的前提下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反思，因此这里的“第二次”是相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次”而言的。毛泽东虽然没有提出“第二个结合”思想，但他化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概念、话语等阐述了毛泽东思想的诸多内容。
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把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作为历史经验予以继承。把“第一个结合”从革命成功经验向建设和改革过程的延展深化，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自觉和历史主动精神。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38的重大命题。他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作为历史经验的重要内容，并强调这个“结合”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叫普遍真理，另一方面叫结合本国实际。我们历来认为丢开任何一面都不行”39。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面临严峻形势。此时，能否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回答现实之问，是我们从容应对复杂局面的根本前提。江泽民指出：“我们决不能停留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某些本本的教条式理解上，或者停留在对社会主义的一些不科学的甚至扭曲的认识上，或者停留在那些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正确的思想上，而必须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去分析和解决问题，使思想适应发展变化的新形势。”40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胡锦涛指出，“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4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最根本的原因是“马克思主义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这是我们从实践的成功得出的科学认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同时，始终重视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又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思维框架中进行的。从邓小平提出“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到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胡锦涛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都旗帜鲜明地坚持了这个原则、遵循了这个逻辑。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中国正大踏步地赶上世界，中国人对世界的贡献日益需要通过新的文明叙事予以体现，历史正在为“第二个结合”命题的提出准备主观和客观方面的条件。
四、“两个结合”在新时代的历史出场
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进程中，党的领导人都很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作用，始终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尽管如此，在党的十八大之前，他们只是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国具体实际”的组成部分，并没有提出“第二个结合”这个具有重大创新意蕴的命题。其中原因就像恩格斯说的那样：“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42，任何观念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历史条件，而这种历史条件本身又以长期的以往的历史为前提”43。包括思想观念在内的精神生产是和一个社会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紧密接在一起的。中国处在“站起来”和“富起来”阶段的历史任务和社会主要矛盾决定了文化在社会结构中的位阶，从而也影响了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深度和广度。这是我们当时没有很深入地探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内在机理的最主要原因。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的发展方位。“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44，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从历史哲学来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个事实描述性的文化概念，虽然2050年的盛世景象只是我们战略规划中的景象，但其作为国家富强、社会繁荣、人民幸福的代名词在中国历史上已有确定的参照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中的各项客观条件就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45。
面对这样的历史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46我们为什么要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为什么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心的文化成果呢？这是因为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基础的。“从历史的长时段看，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都离不开其背后深邃的文化及其传统所起到的塑造和建构作用。”47文艺复兴以来，在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国的崛起中，文化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意大利的发展得益于文艺复兴的刺激、英国的强盛以清教主义为背景、法国的崛起以启蒙运动做铺垫、德国的后来居上以教育文化为底色、美国的强大以实用主义文化为根基。我国在汉、唐等鼎盛时期也是以文化气象作为基础。中国要走好今天的复兴之路，必须在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能够表达我们自己精神世界的自主知识体系。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来看，这是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需要、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需要，也是打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创新空间的需要。
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首次提出“两个结合”这个重大命题，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之所以说它是“重大命题”，是因为“两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是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深厚文明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是我们矢志不移地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是我们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其中的“根本”“必由”“规律性”“最大”以“顶格限定”的方式说明了“两个结合”的重要理论定位。有学者认为，“‘两个结合’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统一的原理性成果，它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展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48
在一直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了“第二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第二个结合”是“根脉”与“魂脉”的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这里的“思想解放”有十分丰富的内涵，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如何看待传统文化的问题。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很多人没有从时代性和民族性的双重特性来看待文化，甚至把文化的时代性等同于文化的民族性。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误解，认为产生于农耕时代的中国传统文化怎么能和具有现代性特征的马克思主义相契合呢？如果相契合，是不是会出现“以中代马”“以中解马”“以中溶马”等问题呢？实际上，文化的民族性是一个民族文化基因的体现，是为民族画像的基本事实。如果不承认这个基本事实，就会犯主观主义的错误。因此，我们今天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49。
当然，“第二个结合”的提出并非当下立现的结果，而是经过了一个必不可少的思想发展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都涉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文化之间的关系。2013年3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四个走出来”，其中第四个“走出来”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50；2013年8月19日，他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的重要讲话中提出“四个讲清楚”，第四个“讲清楚”是“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51；2014年2月17日，他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我国的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52；2018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指出：“社会主义并没有定于一尊、一成不变的套路，只有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才能把蓝图变为美好现实”53，2021年3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指出，“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54等等。在这些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的历史之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阐释的着力重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文化之根等，其中已经包含着“第二个结合”的内容。随着对这个问题的深入思考，他提出“第二个结合”这个命题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对“两个结合”来说，有两个“关系”问题是把握其作为创新性命题的关键问题：一是历史视野的“一个结合”和“两个结合”之间的关系；二是命题本身的“第一个结合”和“第二个结合”的关系。对待第一个问题，有学者已做出了科学合理的回应，即“一个结合”和“两个结合”是“抽象性整体”和“具体性总体”的关系55。对待第二个问题，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两种：一是基础与发展的关系，认为“第一个结合”是“两个结合”的基础，“第二个结合”是在此基础上的发展；二是相互并列的关系，认为两者是并列的关系，“第一个结合”和“第二个结合”有各自价值取向。这些观点对我们认识“第一个结合”和“第二个结合”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实际上，无论从哪个维度来认识两者之间的关系，都要一方面看它们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价值一体性，另一方面看到它们的区别，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创新性。
“第二个结合”的创新性既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性，又体现“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上。在“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上，惯常的观点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属于“中国具体实际”的组成部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中国具体实际”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规定性影响。马克思说：“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56。在界定具体样态的思维活动中，认识主体不可避免地会受他所生长的环境的文化的影响，传统文化不可避免地成为影响认识主体的理解前结构57。这是单纯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作“中国具体实际”的人所没有认识到的情况。基于这些分析，我们可以说，“第一个结合”为“第二个结合”提供了实践范式、历史经验和出场动力；“第二个结合”为“第一个结合”提供了文化自觉、话语体系和创新支撑。
“两个结合”的思想从中国共产党人提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开始，经历了百余年的历史演变而得以明确。这是我们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传统的历史经验总结，更是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需要。它由自发到自觉的发展历程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不断研究新形势、揭示新规律、解决新矛盾、作出新判断的鲜明理论品格。在新的历史方位上，“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以思想解放的方式打开了理论和制度创新空间，必将在更为深刻的意义上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并通过二者的合奏形成新的文化生命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