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两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基本范式和方法论。“第二个结合”是对“第一个结合”的深化和拓展，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从方法论意义看，“第二个结合”更加注重扬弃，通过辩证否定、批判继承、创新转化的逻辑，实现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更加注重话语转换，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底蕴，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表述方式，实现文化基因的现代重构；更加注重协同，强调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各个要素间进行整合，促进思想资源的有机融合；更加注重激活，以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及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实现文化价值的实践赋能。这些特征相互支撑，形成了“批判解构本土重构系统整合实践创新”的方法论闭环，深化了对“两个结合”的规律性、学理性认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实践指向，彰显中国共产党在文明发展中的历史自觉与理论创新。

标题注释：国家社科基金高校思政课研究专项(19VSZ086)。

关键词：“两个结合”/ “第二个结合”/ 方法论/ 理论特征

作者简介：杨志平，男，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洪小淇，女，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博士研究生（吉林 长春 130024）。

原文出处：《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长春)2025年第6期 第26-32页

方法问题十分重要。恩格斯曾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①毛泽东则形象地将方法比作过河的“桥”或“船”，强调“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②。从毛泽东思想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再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把方法论的创新作为推动理论创新的根本路径。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下简称‘两个结合’)。”③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更是进一步强调，“两个结合”是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而“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④。从方法论意义看，“第二个结合”以辩证思维奠基、实践导向驱动，构建起理论范式创新与实践路径探索的互构关系。其更加注重扬弃、话语转换、协同、激活等特征，不仅确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论自觉，更推动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体系的创新发展。

一、“第二个结合”更加注重扬弃

马克思曾指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⑤扬弃既非文化复古主义的“全盘继承”，亦非历史虚无主义的“彻底割裂”，而是在唯物辩证法指引下，通过辩证否定—批判继承—创新转化的三重逻辑运动，构建起传统文化现代转化的发展路径。

(一)扬弃是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性继承与创造性转化

扬弃是新事物对旧事物既批判又继承、既克服其消极因素又保留其积极因素的过程。恩格斯曾指出，对于一些想简单宣布它是“错误”的办法是行不通的，“必须从它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它……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⑥。传统文化作为一个庞大的文化体系，既有优秀的基因，也有不良的元素，精华与糟粕并存。这就要求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传统文化中的思想观念、道德规范、制度方法等内容进行深入发掘、反复实践与辩证分析，继承和发展那些超越时空、具有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的精华内容，剔除那些封建的、腐朽的、落后的糟粕部分，以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

毛泽东曾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⑦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进一步阐明：“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⑧邓小平提出了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三个面向，为文化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江泽民则强调，我们党要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些思想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根本指引，为我们开创了一条既有历史文化底蕴又富有现代活力的文化发展之路。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结合文化的当代责任与使命，进一步强调要“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⑨。这些论述共同阐明了扬弃具有价值甄别、辩证否定和实践生成三重意蕴。这种扬弃超越文化虚无主义与文化复古主义的范畴，为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入结合奠定了基础。

(二)扬弃要体现文化传承、治理智慧转化与文明新形态建构的内在逻辑

扬弃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化方法论的核心机制，其必要性深植于文化传承发展、传统治理智慧转化以及文明新形态建构三重需要。这种必然性绝非主观选择，而是历史规律与主体能动交互作用的结果。

扬弃是文化传承发展的内在要求。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与变革性，要求珍视“民为邦本”中的治理基因，但必须通过阶级分析剥离其“君权神授”的封建内核，转化为“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这种扬弃既非文化复古主义的简单复归，亦非历史虚无主义的粗暴割裂，而是在否定之否定中实现传统治理智慧的现代性突围。

扬弃是传统治理智慧转化的实践需求。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将传统治理智慧转化为当代解决方案。例如，将“德主刑辅”从“礼法合治”的封建治理术改造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现代治理体系，使“经世致用”突破“忠君事功”的桎梏发展为破解“卡脖子”难题的实践认识论。这种转化遵循实践第一原则，在解决传统治理资源如何服务现代国家治理的根本问题上彰显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实践穿透力。

扬弃是文明新形态建构的理论自觉。扬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双向赋能的关键机制。一方面，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重构传统文化的解释范式，如将“知行合一”提升为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论。另一方面，以中华文明精神滋养马克思主义，如用“和而不同”丰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样的扬弃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文明形态的必然路径，体现了我们党在文化创新中的理论自觉与历史自信。

(三)扬弃必须坚持人民至上的方法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第一次创立了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⑩其人民性的本质属性为我们提供了批判与继承传统文化民本思想的理论基础。中华传统文化中虽然有着浓厚的民本思想，但其本质是封建统治者为维护其政权稳定而采取的治理策略。例如，孔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治理观，将民众视为被驱使的客体；荀子“庸众而野”的论断，则暴露出传统民本思想中精英主义与等级秩序的内核。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为传统文化的扬弃提供了明确的方向和路径，即通过扬弃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进而体现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

其一，在理论扬弃上，采取主体性重构的批判视角。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标尺，批判“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客体化治理观，解构“庸众而野”中的精英主义桎梏，将“民为邦本”的治理智慧转化为“人民主体”的执政伦理，实现从驭民之术到为民之道的范式跃迁，此过程既否定传统民本思想的阶级依附性，又保留其合理内核。其二，在制度扬弃上，构建以提升治理效能为导向的转化机制。针对传统治理制度中的不足与局限，引入更加符合人民利益、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求的制度设计。如推进以共同富裕为导向的分配制度改革，确保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这是对传统治理制度的扬弃，也是对人民至上价值立场的实践。其三，在实践扬弃上，坚持群众路线，深入基层治理。摒弃官僚主义、等级秩序思想，主动走进群众、了解群众、服务群众。从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出发，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通过理论、制度和实践三重扬弃机制，实现传统文化民本思想的现代转化与创新发展，坚守并彰显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

二、“第二个结合”更加注重话语转换

列宁曾指出：“最马克思主义=最通俗和朴实(转化)。”(11)理论要通过话语进行表达，实现“两个结合”存在一个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的话语转换问题。只有当理论变得易于理解时，群众才能认同并掌握这一先进理论，才能提升群众的思维能力和理论宣传教育的效果。

(一)话语转换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互释

话语转换是指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挖掘并提炼出符合中华民族表达习惯的马克思主义表述方式，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华文化的表观特征。这一过程并非单纯的文化移植或语言翻译，而是使得具有西方文化背景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践基础上、在中国文化传统背景中得到丰富、发展与深化：既以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激活传统文化的现代意涵，又以中华文化精神重塑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形态，从而创造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例如，以“天下大同”这一蕴含中国传统文化哲理的理念来描绘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以“实事求是”这一中国传统思想精髓来概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要义；以“知行合一”这一儒家哲学智慧来阐述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

在话语转换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因中华文化滋养而更具解释力，中华传统文化也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引而重具生命力。这种转换包含三重转换逻辑：其一，契合是转换的前提。二者在“自由人联合体”与“天下为公”的终极关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与“执两用中”的方法论、“世界历史”理论与“协和万邦”的治理智慧等维度的契合，构成了话语转化的深层基础。其二，范式创新是转换的机制。话语转换通过概念转换、范畴重构、话语建构等机制实现创新。如将“大同”理想升华为“共同富裕”的政治话语，使“知行合一”转化为“实践第一”的认识论范畴，用“和而不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话语。其三，解释重构是转换的深化。话语转换突破了“体用之争”的理论困境，既避免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霸权，又克服了文化保守主义的理论局限。

(二)话语转换要体现理论传播、文化转化与实践赋能的基本要求

话语转换既是理论传播内在需求的体现，又是推动文化转化的重要力量，同时还满足了实践赋能的现实要求。

从理论传播视角审视，话语转换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必然环节。马克思主义作为源自西方文化传统的理论体系，其概念范畴和表述方式往往带有特定的文化烙印。当这一理论被引入中国并试图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时，就必然面临着如何与中华传统文化结合的问题。话语转换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通过提炼并塑造出符合中华民族表达习惯的马克思主义表述方式，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更加贴近中国实际，更加易于被中国人民所理解和接受，从而在中国大地上焕发出更强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从文化转化层面分析，话语转换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必然路径。尽管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诞生于截然不同的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但二者在价值追求、思维方式和实践取向上存在深刻契合。通过话语转换，不仅可以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注入更为丰富的文化内涵，还能够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向现代化转化。这种双向的互动，促进了二者的深度融合与协同发展。

从实践赋能维度考量，话语转换是促进群众掌握、认同理论并推动其转化为物质力量的有效途径。理论唯有被人民群众所掌握，方能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通过话语转换，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呈现，既能增强理论传播的吸引力与感染力，提升群众对理论的认同度与接受度，又有助于将理论更好地运用于实践，指导人民群众解决实际问题，推动社会发展进步。

(三)话语转换必须坚持问题导向的方法论

坚持问题导向不仅深植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之中，更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马克思曾指出：“问题却是公开的、无所顾忌的、支配一切个人的时代之声。”(12)任何理论话语的生命力都在于能否回应现实问题。马克思主义原初话语体系便是在批判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中应运而生的。如今，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我们的话语体系同样需要直面新的实践课题。这种转换不是抽象的概念演绎，而是通过对中国问题的理论聚焦，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转换为具有本土解释力的理论表述。同时，这种强烈的问题意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忧患意识不谋而合。《周易》教诲我们“君子安而不忘危”，《论语》提倡“吾日三省吾身”，《孟子》则警示我们“生于安乐，死于忧患”。这种对问题的敏锐洞察和自省精神，正是我们在推进话语转换过程中应秉持的态度。

首先，从中国实践中提炼核心问题。话语转换要捕捉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议题。当前中国面临的“传统治理智慧与现代治理体系的融合”“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协调”等关键议题，可通过话语重构探索理论阐释路径。例如，将“民惟邦本”的治理伦理转换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话语；将“道法自然”的生态智慧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结合，重构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范式话语。这些探索本质上是对现实问题的理论回应。其次，在问题破解中重构话语逻辑。话语转换的发生需要建立“问题—理论—话语”的互动机制。对于马克思主义如何扎根中国这一根本性问题，应通过提炼实事求是、知行合一、和而不同等传统范畴，构建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枢纽。这种转换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质的理论解释范式。最后，需要以问题解决检验话语效能。毛泽东提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13)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理论话语的实践检验逻辑。话语转换的最终标准在于其指导实践的有效性。有效的话语转换需经历从现实问题锚定到实践效果回溯的动态调适过程。例如，从《礼记》中“小康”的理想出发，针对改革开放后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现实需求，将其转化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性理论框架，再通过“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政策话语重构，最终在2020年完成脱贫攻坚目标。

三、“第二个结合”更加注重协同

恩格斯曾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14)历史的发展是一种合力，是多种因素、多种力量相互协同作用的结果，并非单一力量所能达成。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第二个结合”更加注重协同，不断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

(一)协同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融合与创新

协同是指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度契合的基础上，通过双向交流与深度融合，创新性地将两者进行转化与整合。这种协同不是两种思想资源的简单叠加或机械组合，而是通过深入挖掘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达到“1+1＞2”的效果。在这个过程中，各个思想要素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通过相互渗透、相互支持，共同构成了一个更加完整、更加深入的理论体系。协同的过程是一个思想碰撞与融合的过程，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充分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以此形成更具创新性和实践性的理论成果。

协同的本质，是实现两种思想资源的有机融合与创新性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不仅能够发掘和放大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各自的独特价值，更能在思想碰撞中激发出新的理论火花和实践灵感。协同并不是要消弭两种思想体系的差异，而是在承认和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寻求共通之处，实现共同发展。这种深层次协同突破了近代以来的文明对话困境：相较于新儒家“返本开新”的内向型路径，协同构建了“双向阐释”的开放体系；相较于“体用之争”的形而上学桎梏，它创造了“有机融合”的理论生产方式。正如“全过程人民民主”既体现马克思主义人民主权思想，又融合“民水君舟”的传统政治智慧。

(二)协同要体现理论创新、实践推动与文明进步的互构

协同，作为一种动态而深刻的互动过程，不仅体现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更是在实践推动下解决中国具体问题的现实需求，同时也是推动文明进步不可或缺的力量。

从学理层面分析，协同是实现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但在具体实践中需要与本土文化相结合才能落地生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了数千年的治理智慧和生活哲学，但在现代社会中需要新的理论指导才能焕发生机。协同既为两大思想体系的创新发展开辟了新路径，也形成了“横看成岭侧成峰”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例如，将马克思主义的内外因辩证关系与传统文化中的“自强不息”“修齐治平”思想相协同，凝练出了独立自主的发展理念。

从实践需求出发，协同是实践推动下解决中国具体问题的现实需求。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面临诸多特殊且具体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虽为我们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指南和一般性方法，但要将其转化为解决中国具体问题的有效策略，就必须紧密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和文化传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为我们解决中国问题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文化资源。两者相互补充、相互为用，既彰显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也发挥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体”作用，能够为我们解决现实问题提供更具操作性和针对性的方案。

从文明发展的视角审视，协同是推动文明进步的必然选择。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就是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协同，不仅有助于推动中华文化的现代转化，更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新的动力源泉。这种协同体现了不同文明和谐共生的智慧，为破解“文明冲突论”贡献了中国方案。特别是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观点与传统文化中的“协和万邦”“和而不同”理念相协同，我们党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为全球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这种协同创新不是文明的终结，而是新文明的起点，展现了文明交流互鉴的广阔前景。

(三)协同必须坚持自信自立与系统观念的方法论

坚持自信自立不仅是精神层面的凝聚，更是实践层面的方法论指引。它要求我们既要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又须具备“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最终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协同中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具体而言，首先，要强化理论自觉。既要掌握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又要善用“知行合一”的实践智慧，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不断增强自信。其次，要深化文化认同。在实践中挖掘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既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解析传统文化精髓，又以传统文化滋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最后，要强化主体自觉。从百年党史中汲取“独立自主”的经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通过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更加自觉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坚持系统观念是一种从整体出发，全面、动态、辩证地看待事物和处理问题的思想方法，其本质在于通过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与传统文化中系统思维的有机融合，构建起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整体性思维方式，为解决复杂现实问题提供方法论支撑。坚持系统观念需要把握以下几个维度：第一，强化整体思维。要善于从全局高度把握问题，避免片面性和局部化。这要求我们既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分析方法，又要运用传统文化“执两用中”的智慧，在矛盾的对立统一中把握事物本质。第二，注重系统整合。要善于统筹各种资源要素，促进系统内部各部分的良性互动。这需要借鉴马克思主义的系统分析方法，同时吸收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的包容理念，以实现多元要素的有机统一。第三，坚持动态平衡。要把握系统的运动规律，在发展中保持平衡。既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又要汲取传统文化“阴阳相济”的辩证思维，在变化中寻求稳定。

四、“第二个结合”更加注重激活

列宁曾指出：“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15)激活是以马克思主义实践理性重塑传统文化的方法论自觉，更是通过时代精神赋能推动文明形态更新的历史主动，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注入了实践动能与创新活力。

(一)激活是以马克思主义赋能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

激活是以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及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16)，这一过程既是文化主体性重构的方法论自觉，也是文明演进路径的创新性探索。激活包含三个理论维度：其一，在认识论层面体现为基于唯物史观的文明再生范式，即在马克思主义真理指引下对传统文化进行结构性转化的理论自觉；其二，在方法论层面展现为以实践辩证法为内核的文化演进机制，强调通过时代精神赋能使传统文化实现内生性变革；其三，在价值论层面表现为历史连续性与时代创新性的辩证统一，构筑契合现代文明需求的新的文化生命体。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承载五千年文明基因的文化系统，其现代化转型并非简单的价值重估或元素移植，而是需要在科学理论的指引下，经历一个创造性转化的过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将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17)。这一论断确立了激活的双重向度，既包含对传统文化资源的选择性继承，更强调运用马克思主义真理尺度，对文化遗产进行功能性重构。这种重构，立足于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视角有意识地挖掘和提炼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真理使这些因子焕发新生，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进而形成新的文化生命体。

(二)激活是文化基因赓续的内在需求与文化创新的路径选择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瑰宝，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价值理念、道德规范及政治智慧。然而，传统文化产生和发展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其表现形式、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难免具有一定局限性。因此，以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和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既是文化基因赓续的内在需求，又是文化创新的路径选择。

从本体论层面分析，激活是中华传统文化基因赓续的内在需求。文化传承的本质在于文化基因的延续性重构，这要求我们既要保持核心价值以强化文化认同，又要通过创造性转化来适应新环境。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家国同构”“天人合一”等思想基因，虽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但在历史演进中曾被封建制度异化为维护特权的工具。为重新激活这些文化基因，我们需借助科学的方法论。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正是这样的工具，它揭示了社会存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为解读传统文化基因提供了科学途径。例如，“和合”理念经历史唯物主义激活后，从强调等级秩序的“礼制之和”，升华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基础，实现了价值内核的现代性转化。

从实践论层面分析，激活是文化创新的重要路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格为传统文化创新提供了现实路径，其真理力量体现在将抽象价值转化为具体治理智慧的过程中。通过激活，传统文化资源得以深度参与现代社会建构：儒家“义利之辨”的经济伦理在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话中，孕育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兼顾效率与公平的运行逻辑；道家“道法自然”的生态观经辩证唯物主义激活，转化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生态文明实践范式。这种激活不仅增强了传统文化的现实阐释力，更通过解决现实问题确证其当代价值，从而在文化主体性与实践有效性的统一中筑牢文化自信根基。

(三)激活必须坚持守正创新与胸怀天下的方法论

坚持守正创新既体现了对文化根脉的坚守，又彰显了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这一方法论通过“守正”维系文化基因的稳定性，通过“创新”实现文化生命的再生性，使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下焕发现代活力，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源泉。守正，即坚守正道，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在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守正意味着要深入挖掘和传承那些具有时代价值、富含智慧的传统文化元素。守正还要求我们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认识文化传承规律，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指导文化创新实践。创新，则是在守正的基础上，勇于突破旧有的框架和束缚，探索新的思想、方法和路径。创新要求我们结合时代特点和社会需求，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例如，运用数字化、网络化等现代科技手段来传播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其更加贴近现代人的生活，增强文化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坚持胸怀天下既继承了中华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协和万邦”的思想理念，又在马克思主义的激活下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践行胸怀天下需把握三个维度：一是坚持历史主动，既要扎根中华文明沃土提炼“立己达人”“四海一家”等智慧，又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把握世界发展规律，在国际事务中提出符合人类共同利益的倡议；二是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坚持包容开放，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推动人类文明的共同进步和发展；三是强化实践转化，将“天下为公”具象化为全球发展倡议的绿色基建项目、生态治理合作等务实行动，使中华文明的睦邻、安邻、富邻传统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焕发现实生命力。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先后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高度理论自觉。从“第一个结合”特别重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到“第二个结合”充分重视坚持人民至上、自信自立、守正创新、问题导向、系统观念、胸怀天下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特征以及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重视，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方法论内涵，使“两个结合”成为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64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9页。

③《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14页。

④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8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4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9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3页。

⑧《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8页。

⑨《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1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193页。

⑩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8页。

(11)《列宁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22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03页。

(13)《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20页。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2页。

(15)《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85页。

(16)《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锚定建成文化强国战略目标 不断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人民日报》2024年10月29日，第1版。

(17)习近平：《出席第三届核安全峰会并访问欧洲四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欧盟总部时的演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