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乾宇，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
尤婧，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
摘 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并赋能乡村产业振兴全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理论与实践创新。基于广西壮族自治区15366个行政村两千多年来的历史与文化传承记录，融合经济、管理、历史和遥感等跨学科数据，建立村级2012—2024年面板大数据集，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乡村融合发展的差异化路径，挖掘乡村产业振兴的文化引擎。研究发现，两千年来传承的中华文明非物质文化中的农耕文化有助于农业产业规模化与产业升级；传统技艺则有利于培育产业化联合体和农业产业品牌。14世纪以来以人力资本积累与知识传播为主要内容的儒家文化对农业生产的规模化没有影响，但可促进农业产业升级、延伸农业产业链、培育农业产业品牌并促进农业与第三产业融合发展。在实践中，乡村文化振兴与产业发展政策须对不同内容的传统文化及其与乡村产业的差异化联系分类施策，拓宽产业半径与富民通路，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准融入乡村产业振兴的规模化与结构化升级路径。
关键词：“两个结合”；中华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乡村产业振兴
一、背景与问题
农业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基础和支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乡村产业振兴是破解中国城乡发展不平衡、农业农村发展不充分问题的关键抓手，也是实现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重要路径。当前，我国乡村产业面临同质化竞争加剧、附加值提升乏力、内生动力不足等现实困境，如何挖掘乡村特色资源、激活乡村产业发展潜能，成为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议题。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文化正是其中最深沉的“精神内源”与“发展富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数千年农耕文化的智慧结晶，蕴含着丰富的生产技艺、价值理念与文化符号，其与乡村产业的深度融合，不仅能为产业注入独特的文化基因，更能构建差异化竞争优势，成为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软实力”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两个结合”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思想精髓。在“两个结合”的指引下，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繁荣发展乡村文化，推动农耕文化和现代文明要素有机结合”,中共中央、国务院2025年1月印发的《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明确指出要“培育壮大乡村文化产业，实施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计划”。中共中央宣传部、农业农村部等2025年9月印发的《“文艺赋美乡村”工作方案（2025—2027年）》也明确提出“赋能乡村产业发展”“保护传承乡村文化”等重点任务，聚焦进一步激活文艺赋能潜力，让文艺在乡村振兴中发挥更大作用。“两个结合”理论和系列政策指引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能乡村产业振兴提供了根本遵循：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赋能乡村产业振兴时须立足乡村产业发展的现实需求，实现文化资源与产业基础的精准对接，避免脱离实际的“文化悬浮”；另一方面，要深挖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将农耕文化、传统技艺、儒家文化等元素转化为产业发展的新动能，推动文化传承与产业振兴协同共进。
为了进一步落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能乡村产业振兴，政府部门出台了系列支持和激励政策。2021年12月，文化和旅游部会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乡村振兴局印发《关于持续推动非遗工坊建设助力乡村振兴的通知》，在人才培养、就业创业、产业帮扶、资金奖补、资源对接等方面给予支持。同时，中央财办也将非遗工坊建设纳入乡村振兴考核体系。在政策推动下，截至2025年6月，全国有18个省份制定了非遗工坊认定和管理文件，全国范围内已建成1.1万余家非遗工坊，覆盖2005个县级行政区，带动120余万人就业增收，形成“政府搭台、高校赋能、企业助力、传承人参与”的协同模式。与此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能乡村产业发展也已在各地呈现多元化探索实践。例如，广西壮族自治区依托壮族霜降节、宾阳竹编技艺等非遗资源，推动传统技艺与农产品加工、乡村旅游融合，实现了“文化保护—产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良性循环；浙江、河南等地通过“非遗薪火行动”“非遗点亮计划”等将传统艺术、民俗活动转化为文旅产品，有效提升了乡村产业的文化附加值；重庆的巫溪文峰木雕、涪陵涪州结绳、武隆浩口蜡染入选了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发布的第二批“非遗工坊典型案例”，这些工坊以非遗为纽带，通过政策扶持、技艺创新、就业带动、社区共建等多元路径，为乡村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这些实践表明，传统文化不仅是乡村的“精神标识”，更能成为产业振兴的“经济引擎”，是破解乡村产业发展瓶颈的有效路径。
激活乡村振兴的文化力量，离不开乡村文化资源的唤醒。我国历史悠久、地大物博，在广袤的乡村蕴藏着各具特色的文化资源。从物质文化层面看，有文物古迹、传统村落、自然风光、田园景观等。传统村落中大量的古建筑、农业遗迹，承载着村民的深厚情感、体现了村落的历史变迁和地域的文化特色。从非物质文化层面看，乡村孕育并传承了丰富多样的传统民俗、戏曲曲艺等特色文化资源。为了给传统文化赋能经济增长和乡村发展提供更多的实证依据和政策参考，本文以“两个结合”为理论支撑，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基于15366个行政村2012—2024年的跨学科村级面板大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一方面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及其与经济发展的不同连结方式对传统文化进行分类，并分别估计每类传统文化对乡村产业和乡村发展的影响；另一方面，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和赋能乡村产业全面振兴的具体方式和路径，揭示如何通过繁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激活乡村产业发展动能、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现有研究主要围绕传统文化、文化振兴等主题对各地具体案例进行质性分析，量化分析较少。本文对广西壮族自治区15366个村庄建立了从2012年到2024年覆盖整个脱贫攻坚及其衔接乡村振兴阶段的共13年的跨学科面板大数据。在交叉学科面板大数据基础上，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乡村经济融合发展的分析为文化与产业政策制定提供重要的实证依据。第二，现有研究受限于历史、文化数据的可得性，对发展中国家农村地区开展的实证研究很少；同时，现有实证研究对文化的定义也比较总体化和单一化，集中在与乡村旅游相关的民俗文化方面。本文基于习近平文化思想，从大历史观、大文明观、大文化观出发，坚持贯通性和阶段性、方面性和全面性、独特性和共通性的统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全面梳理和细化分类，并使用跨学科、跨千年的数据量化计算各阶段、各方面的文化繁荣。本文基于跨学科大数据的文化指标计算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提供重要的量化分析的数据基础。第三，基于对文化细分种类的量化编码，本文进一步分别估计不同类别传统文化对不同细分维度的乡村产业和乡村发展的影响，从乡村产业发展的视角，提炼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和赋能乡村产业全面振兴的具体方式和路径，为我国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促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实践经验和政策参考。
二、文献综述
（一）传统文化对产业和经济发展的影响
国内外学者们对于文化赋能产业发展存在一些基本共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是理解传统文化与乡村产业关系的根本遵循。文化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由经济基础决定，却能通过塑造生产关系、凝聚社会共识对经济发展产生反作用——这种“反作用”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核心理论起点。从中国乡村发展实践来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植于农耕经济土壤，是历代农民在生产生活中积累的经验智慧与价值共识的凝练。以农耕文化为例，其包含的农耕知识（如节气认知、作物轮作技术）源于农业生产需求，饮食文化（如地域特色饮食习俗）则是乡村生活方式的直接体现，二者均是乡村经济基础的文化映射。同时，这类文化又反作用于乡村经济：农耕知识通过提升农业生产效率、降低规模化经营风险，推动农业产业从分散种植向集约化发展转型；饮食文化则通过塑造“地域农产品IP”,帮助农产品突破同质化竞争，形成市场差异化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提出的“两个结合”理论为传统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的结合提供了理论遵循，形成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乡村发展新范式，这一范式恰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与中国乡村实际的本土化融合。
优秀的传统文化对于一个地区的产业发展能够产生积极的影响作用。发展经济学中的“产业结构转型理论”为传统文化影响乡村产业升级提供了规律支撑。刘易斯指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本质是“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转移”的结构转型，而库兹涅茨进一步补充，结构转型的核心是“生产要素从低效率部门向高效率部门流动”,而文化能够通过优化生产要素配置，加速农业从“单一生产”向“三产融合”转型。国内学者对于文化在产业发展的过程中的作用也提出了相关看法。李叶指出文化通过“在地元素转化、场景价值赋能、生态经济联动”三大路径，为产业注入差异化竞争力，实现从单一产品/资源到高附加值综合业态的升级，同时推动区域经济与文化传承的双向赋能。周其仁则进一步呼应并拓展了这一观点，强调文化因素在乡村产业组织形态创新中的基础性作用。他以福建晋江民营企业基于“宗族信任”的融资模式为例，指出该模式之所以能够成功，关键在于传统文化为产业结构转型提供了稳定的“信任基础”，从而显著降低了要素流动过程中的交易成本。陈启斐以《唐诗三百首》为研究切入点，通过实证分析，论证了传统文化（以唐诗为代表）的传播对旅游业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揭示了传统文化资源与旅游经济发展之间的关联机制。
近年来，不少学者围绕农耕文化对产业和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例如杨乙丹、吴艳青聚焦中华优秀传统农耕文化，厘清概念谱系与圈层结构，并提出针对性的保护传承路径，强调系统梳理农耕文化、非遗文化等资源，建立分类数据库为产业融合提供基础支撑；彭金山以甘肃定西市为典型案例，论证了该市如何通过践行农耕文化中的“三个顺应，三个遵循”（顺应天时、市场、时代，遵循自然、经济、科学规律），将生态劣势转化为马铃薯、中药材等特色产业优势，甩掉“苦甲天下”帽子，证明了农耕文化内涵在当代农业发展中的实践价值，为农耕文化赋能现代农业提供了可行范本。
还有不少学者分析了中国儒家文化对地区长期发展的影响。Jia等人的研究聚焦儒家思想如何影响中国的历史发展路径，探讨儒家文化究竟是束缚发展的文化枷锁，还是可以灵活适应现代化需求的制度资源。该研究梳理了儒家文化从春秋战国至清朝的演变，系统分析它如何渗透进国家治理、科举考试、宗族组织和社会价值观等制度安排中，并利用地方志、家谱与地理数据，结合实证分析方法量化宗族发展与区域经济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儒家文化并不必然压制创新或市场活动，相反，在特定制度设计下，如宗族组织、科举制度等，儒家文化反而能激励合作与流动、推动区域经济繁荣。该研究强调，不能简单把儒家文化等同于落后，关键是它如何被解释、切入和制度化。Bai通过运用1899—1908年府级面板数据，评估科举考试通过率在科举制度废除前后对现代化的影响。研究发现，科举制度废除后，科举录取配额更高的地区更倾向于建立更多现代企业、派遣更多学生赴日留学。这表明进士的培养有助于提高民众对新思想和新事物的接受能力，通过创新创业来推动当地经济的增长。殷敬伟的研究发现进士数量多、受科举制度影响更深的地区公司的创新水平更高，但呈现一种非线性的倒U型关系。Liu等人的研究也表明进士数量更多的地区企业申请的专利数量更多，进士密度与当地企业的创新能力呈现正相关，通过培养公司的前瞻性、提高公司的人力资本水平和增加当地社会资本来促进企业创新。还有研究发现进士培养过程对当今的商业道德规范产生了持久影响，进士密度每增加1％，本地上市公司发生重大诉讼案件的概率会下降近12％。
在文化与乡村产业融合模式创新层面，吴理财、解胜利聚焦新时代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乡村文化振兴价值定位与实践体系建构，指出乡村文化振兴与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在经济、社会、政治、生态上存在四维高度耦合，指出须通过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农耕文化传承体系、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现代文化治理体系推进乡村文化全面振兴。刘彦武通过展开一系列数据实证，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文创年产值突破15亿元，验证了传统文化IP的商业潜力；苏绣产业年产值超30亿元，带动10万人就业，展现了传统文化可为产业注入可持续发展动能；中医药产业全球市场规模达500亿美元，凸显了传统知识的经济优势。上述数据充分印证，在文化与产业多种融合机制的创新实践中，文化不仅是重要参与者，更成为模式突破、业态升级的核心驱动力，其关键作用显著凸显。
综上所述，从理论层面看，文化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由经济基础决定并对经济发展具有反作用；同时传统文化也能通过优化生产要素配置，推动农业产业结构转型。这些分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能乡村产业振兴提供了理论支撑。
（二）文化功能主义、文化资本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划分
对于文化类别的划分，不同学者有着不同的划分依据，其中文化功能主义是传统文化分类的重要理论之一。这一理论最早由马林诺夫斯基提出，他指出“文化的每一个要素都有其功能，无论是物质器具、社会制度还是精神信仰，最终都是为了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与衍生需求”，并强调文化研究需聚焦“文化要素与实践场景的适配性”。在中国乡土语境下，费孝通进一步发展了文化的功能主义理论，提出“中国乡土文化的核心功能是服务于农业生产与熟人社会秩序”：农耕知识是应对季节变化、作物培育等生产需求的文化结晶，传统饮食习俗是维系家庭伦理与社区联结的生活载体，而手工技艺则是补充农业经济、实现家庭增收的重要工具。
布迪厄提出的文化资本理论将文化资本分为“具体化形态”（如个人掌握的知识、技能、素养）、“客观化形态”（如书籍、建筑、文物）与“体制化形态”（如学历、资格认证）。在传统中国乡村社会，儒家文化的传播正是通过这三种形态的协同实现：进士群体是“具体化形态”的核心载体（其知识素养、治理能力构成人力资本），孔庙与书院是“客观化形态”的主要呈现（作为文化传承与教育的物理空间），而科举制度则是“体制化形态”的制度保障（通过功名认证强化文化资本的合法性）。这种“三位一体”的文化资本积累模式，使得儒家文化与其他侧重“即时实践”的文化类型（如农耕知识、手工技艺）形成显著差异——后者更依赖代际口头传承，而儒家文化则依托制度性教育形成长期、稳定的人力资本沉淀。该理论还将文化资本划分为“历史积累型”与“实践应用型”。中国的儒家文化因依托科举制度形成长期人力资本沉淀，属于典型的“历史积累型文化资本”，而农耕文化、传统技艺等则属于典型的“实践应用型文化资本”。
国内学者对科举制度与乡村文化资本的研究进一步细化了这一理论。吴霓通过对明清乡村士绅的考证发现，进士数量与区域文化资本积累呈正相关：进士密度高的地区，书院、私塾数量更多，乡村士绅阶层更活跃，而士绅群体通过传播儒家伦理、推动农业技术改良（如编撰农书）、组织乡村公共事务，成为连接儒家文化与乡村发展的纽带。还有研究发现，进士数量更多的区县会建立更多的现代化公司，公司的创新水平更高，申请的专利数量更多，社会经济发展的现代化进程更快。这些研究为本文以“进士数量”衡量儒家文化强度提供了直接理论依据。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该体系是对中华文明的特质、精神追求等进行的系统概括和展示。不少学者从不同维度对中华文明标识进行了划分：中华文明按符号载体类型可分为物质、精神、空间符号，按标识功能与传播属性可分为本土核心与国际传播标识，按历史维度与传承形态可分为传统本源与现代创新标识；也有学者按文化形态属性将其分为物质、非物质、精神文化三大类；还有学者按文化符号构成将其分为“所指层”（含宇宙观等精神内涵）与“能指层”（含图像、声音等具象载体），同时从实践路径将其划分为所指（提炼概念）、能指（载体创新）、传播（构建话语与优化策略）三维,等等。
鉴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为了实现不同文化类型与乡村产业需求的精准对接，本文结合文化功能主义理论和文化资本理论，并同时考虑文化的“生产功能”与“生活功能”，辅之中华文明体系建设的内在逻辑，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分为农耕文化、传统技艺、传统艺术、儒家文化四类。其中前三类属于实践应用型文化，儒家文化属于历史积累型文化。在实践应用型文化中，农耕文化主要具有生产功能，而传统技艺和传统艺术主要具有生活功能。
三、数据与实证策略
本文基于广西壮族自治区15366个行政村两千年来的历史与文化传承记录，融合经济、金融、工商管理和遥感跨学科数据，建立村级2012—2024年面板大数据集，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乡村融合发展路径，揭示乡村产业振兴的文化引擎。
（一）数据来源与变量计算
1.解释变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华文明传承千年，拥有非常丰富的内容。本文基于文化的内容及其在人们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功能，从农耕文化、传统技艺、传统艺术和儒家文化四个维度分类描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图1展示了本文对广西壮族自治区优秀传统文化的分类统计。后文将分类展开介绍。
（1）非物质文化遗产：农耕文化、传统技艺、传统艺术
从文化学、社会学、民族学角度看，非物质文化遗产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传承的载体。截至2024年12月，中国非遗资源总量近87万项，国家、省、市、县四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0万余项；其中，国家级代表性项目1557项（包含3610个子项），共有44个项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总数居世界第一。
广西壮族自治区自2006年19个非遗项目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遗名录开始，截至2023年10月，全区有国家级、自治区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分别为70项、1115项，1个国家级铜鼓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8个自治区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其中，那坡壮族民歌作为壮族远古歌谣文化的遗存，可追溯至唐宋以前；与茶文化结合的桂南采茶戏有四百多年历史；宾阳竹编技艺可追溯至唐代，至今有一千多年历史。壮族霜降节则作为“中国二十四节气”扩展项目，于2016年11月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是农耕文化的重要体现。
图1分类展示了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类分布，其中在自治区级名录中传统技艺类占比最高（三分之一）；国家级名录中的民俗类占比最高（三分之一）。非遗名录主要依据文化传承、展现的形式来进行分类。但本文根据名录对每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功能和内容的描述，对其进行重新分类，以便将优秀传统文化内涵和产业发展各个路径有效对接。如表1所示，本文把与农耕相关的民俗、知识、技艺项目定义为农耕文化，并进一步分为农耕知识（生产功能）和饮食文化（生活功能）；把与工匠手艺相关的项目定义为传统技艺，并根据其内容进一步分为传统手工艺（如壮族织锦技艺、钦州坭兴陶烧制技艺）和传统食品制作（如柳州螺蛳粉制作技艺、桂林米粉制作技艺）；把非涉农的民俗活动和艺术项目定义为传统艺术，并进一步分为传统民俗、歌舞戏曲和民间文学。
（2）历史人力资本积累与文化传承：儒家文化
从经济学角度看，以进士数量、孔庙和书院衡量的儒家文化强度和影响传播范围可以被视作长期人力资本积累的表现。同时，儒家文化也通过人力资本传承着其他类别的传统文化、信念与生产和生活的精神内核。
本文一方面使用村庄所在区县明清时期14—20世纪初（1368—1911年）累计进士数量作为衡量儒家文化积累的代理变量。自元朝起，封建政府将每届录取的进士信息刻在孔庙石碑上，被称为进士题名碑，现存于北京孔庙内。明清时期，科举制度沿用唐宋，且对进士的记载相对前朝更加详细。本文根据朱保炯和谢沛霖依照题名碑记载整理修订的《明清进士题名牌录索引》，整理出广西明清时期的进士名录及个体生平，如生卒年、籍贯、登科信息、官职变迁等，并辅以广西通史、各县县志等历史资料对上述信息进行补充和矫正。进士群体所代表的儒家文化对于广西经济发展与文化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赵观文、冯京、陈继昌等人分别代表了唐代、北宋和清代儒家文化在广西的巅峰成就，并影响至今。
本文另一方面使用书院和学堂作为儒家文化赓续且能够更直接反映文化辐射的代理变量。清末广西书院改制是教育近代化的重要标志，推动了近代广西乡村士绅阶层转型和人才培养结构的多元化。人力资本转型是推动广西发展的重要力量。本文梳理明清时期广西全区进士共1305名，孔庙共9个，书院共352个。
2.被解释变量：村庄产业发展水平与结构
本文使用广西壮族自治区1350929家工商企业注册信息的地址与经营存续时间，同时基于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GB/T4754—2017）国家标准第1号修改单》把企业根据其所属两位代码细分行业进行分类，计算村庄2012—2024年间每年、各类细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各类涉农企业数量，以表示村庄农业产业发展规模（广度）、结构（深度）与产业升级（价值链延伸）。具体来说，如图2最右侧所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包括家庭农场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后者进一步细分为生产、辅助、批发与销售类合作社。涉农企业包括农业生产类（进一步细分为农业、林业、畜牧业和渔业）、辅助类、流通类、机械设备与维修类、食用与非食用农林牧渔产品的加工与制造类和农林牧渔休闲观光类企业。本文进一步整理了国家、自治区和地级市三级政府各年认定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和农业龙头企业，以表示产业发展的质量。
本文同时也整理了2012—2024年国家各部委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级产业政策支持名录及其经纬度划定范围并映射到村级行政区划地图上，计算每个行政村每年种植的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个数、名特优新农产品个数，和村庄行政区划内获得的农业产业政策支持的各类发展项目包括“一村一品”名录中的产品数量、自治区评定三星到五星现代农业特色产业区个数和自治区级四星与五星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个数。如图2最右侧所示，它们分别表示乡村产业振兴过程中的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建设（即三产融合发展模式）、品牌建设和农业服务与科技支持。
（二）实证策略
基于2012—2024年村级面板数据，位于c市j县的村庄i,在第t年的经济发展yijt由下面方程描述：
Hj为该村庄所在区县的各类文化j，其中j为表1中的各文化的子类别。Xit为村级特征，包括该村经纬度控制村庄如自然资源禀赋、地理区位特征等、是否为国家级或省级贫困村、四级道路总长、村庄行政区划面积和人口。Xjt为县级社会经济特征，包括是否为国家级或省级贫困县、每万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个数、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人均粮食产量、人均经济作物、人均粮食播种总面积、人均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支出和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占农村人口比例。πiti为村级固定效应与线性时间趋势的乘积，控制村庄随时间变化的趋势。μctc为地级市，控制影响县域及其下属行政层级发展政策制定、发展路径、财政资金等资源分配等随时间变化但无法被统计年鉴等公开数据捕捉到的混淆因素。ρt为年份固定效应，控制2012—2024年间的宏观发展趋势、社会经济人口趋势或冲击。∈ijct为残差项，符合古典的独立同分布假设；标准误在行政村水平上聚类。估计值表示各类细分的优秀传统文化对村庄产业发展水平和结构的因果效应。
四、实证结果与讨论
（一）基本结果
图2总结了公式（1）中在统计学上1％—10％水平显著的的估计值。各回归方程使用的样本量均为198358，聚类数均为行政村个数15366个。图2展示了在各类文化中，农耕文化和儒家文化是乡村产业振兴的主要引擎，即对较多的产业振兴指标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其助力产业振兴的路径不同。
1.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乡村产业发展的影响
在农耕文化中，农耕知识主要通过促进农林牧渔流通类和休闲观光类企业的建立，推动农业产业发展的纵深化发展。饮食文化则一方面通过促进农业生产（种植业）企业的建立，推动农业产业规模化发展；另一方面通过促进食用和非食用农林牧渔产品加工与制造类企业的建立，延伸打造农业产业的价值链。二者都共同有助于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尤其是家庭农场和生产类农民专业合作社。在传统技艺中，传统手工艺与生产类农业经营主体正相关，而传统食品制作技艺则能够进一步帮助村庄开展休闲农业活动（即三产融合）并增加村庄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数量（即农业品牌建设）。值得注意的是，传统食品制作技艺使村庄获评国家或省市级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的概率增加24.6个百分点。本文仅在传统技艺和下文的传统艺术中发现了该作用。在传统艺术中，本文发现民间文学使得村庄获评国家或省市级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的概率上升27.7个百分点，并能够促进村庄的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个数增长并获评“一村一品”认证。传统民俗也与“一村一品”认证正相关，但它与歌舞戏曲的作用更多地显现在推动生产类经营主体，尤其是畜牧业农业企业的建立上。
2.儒家文化对乡村产业发展的影响
儒家文化除了具有上述功能外，它区别于其他文化类别的显著作用是，其中的进士文化全面助力农业产业联合体的形成和农业与第三产业融合发展。具体来说，当村庄所在县域的明清进士数量每多一名，村庄拥有名特优新农产品的概率上升9.3个百分点，通过“一村一品”认证的概率上升5.8个百分点，获得农产品地理标志的农产品增加1.8个，拥有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区的概率上升7.7个百分点，建立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的概率上升4.3个百分点。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进士文化也会提高村庄批发零售类和生产辅助类农民专业合作社个数，边际影响分别为0.02和0.18个，但与生产类经营主体个数无相关性。孔庙和书院文化的辐射对于培育村庄生产辅助类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业种植业企业有显著影响。同时，书院文化与进士文化相比，前者对农业产业深化发展和产业链延伸的作用更大。
（二）适应村庄产业不同发展阶段的文化赋能产业振兴的路径与模式
深入把握当地名特优新产业的内生逻辑，因地制宜地拓宽产业半径，激活发展想象，才能以“新业态”助力打开农民增收“新空间”。挖掘在地传统文化优势，让文化精神与情感“活起来”，关键在于瞄准差异化发展路径、推动文化资源价值转化、形成产业发展动能的“创新表达”。图2对所有估计值的汇总给出了文化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文化菜单”式发展路径组合。
如图2最右列所示，从上到下顺序来看，首先，对于欠发达、产业基础薄弱的村庄，若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目标制定产业发展策略，向图2左侧依次来看，可融合“农耕文化”中的“饮食文化”和“传统技艺”中的“传统食品制作”，以促进农业生产超出家庭范围向以家庭农场和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主体的职业化与专业化转化，进入类似罗斯托经济发展阶段论的“准备起飞阶段”。
其次，对于具备一定的农业产业基础但仍以小农户经营为特色的欠发达地区村庄，若以农业规模化经营（即图2最右侧所示“农业产业发展广度”）为目标制定产业发展策略，向图2左侧依次来看，“农耕文化”中的“饮食文化”直接带动相应农产品的规模化经营。同时，“传统技艺”的两类文化，即通常需使用农业产品为原材料的“传统食品制作”与“传统手工艺”，也均能直接带动农产品规模化经营，但二者的效果显著小于“饮食文化”。
再次，对于已经具有一定规模化经营基础的村庄，有三类可选择的、依次递进的结构调整路径。一方面，村庄若以农业产业纵深发展，即以农业流通和机械设备为代表的农业产业内部结构升级为目标，则主要需要“农耕知识”和“孔庙与书院文化”的带动与辐射，同时也需要以“进士文化”为表现的个体人力资本积累助力相应人才助力。另一方面，村庄若以产业链价值升级，即以农业加工业为达标的农业产业内部结构升级为目标，则主要需要以发展“饮食文化”来推动，同时也需要“农耕知识”和“孔庙与书院文化”的带动与辐射。此外，村庄若以农业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建立一二三产业融合体的结构转型升级为目标，则可在依托“农耕知识”的基础上，以推广“传统食品制作”为产品突破口，融合“进士文化”和“孔庙与书院文化”下的人力资本积累，培育乡村旅游行业主体。不论哪条文化赋能产业结构的发展路径，以知识的传承与传播为内容的文化类别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与经济增长理论中技术与知识的角色相呼应。根据莫基尔的理论，“有用知识”的互促循环激发可积累性技术进步；国富国穷的关键分野，并非单纯拥有财富的多寡，而在于技术水平决定的生产能力差异。本文对我国传统文化的量化分析不仅印证了莫基尔基于西方国家工业化历史总结的规律，并且进一步揭示了传统文化中的“农耕知识”作为知识和技术积累的载体、“儒家文化”作为知识传承与传播的载体，与产业发展融合后，可促使农业生产组织方式从分散到集约、集群到升级的结构转变，即类似罗斯托经典的经济发展阶段论中的“向成熟推进阶段”。
最后，对于已步入农业生产规模化、形成农业产业链条、开始在农业产业内部或融合三次产业转型升级的村庄，若进一步以提质增效、建设农业新质生产力为产业发展目标，一方面，依托“民间文学”叙事并以“传统食品制作”为产品突破口，则可以促进农产品品牌建设，包括农产品地理标志建设和“一村一品”认证。另一方面，“农耕知识”和“孔庙与书院文化”的融合，会促进当地农业管理与科技人才企业的建立。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结合经济、管理、历史和遥感等交叉学科大数据，建立广西15366个行政村2012—2024年面板数据集；同时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千年历史，尤其是14世纪以来的文化传承，分类量化并计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并根据传承地匹配到村级大数据中。本文使用该套跨学科的村级大数据，聚焦乡村产业振兴的文化动能，通过实证研究揭示传统文化融入乡村产业全面振兴的方式和路径。研究结果表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乡村产业发展和产业振兴可以产生深远影响。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内容中，农耕文化显著促进乡村产业振兴。其中，饮食文化对于农业产业的规模化生产和价值链提升具有重要助力；农耕知识可以推动农业产业向流通领域延伸和向机械化方向发展，从而促进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的生成和建立。在传统技艺里，传统食品制作与传统艺术里的民间文学的结合不仅能够促进乡村农产品品牌建设，而且还有利于帮助村庄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传统手工艺和传统艺术中的民俗戏曲等艺术活动，有助于农业产业的规模化生产。儒家文化由于来自历史人力资本积累和知识传承，显示出与农耕知识相似的作用；除此之外，儒家文化中的进士文化，连同传统艺术中的民间文学与传统民俗，能够赋予农产品更多的历史文化内涵，从而在促进村庄农产品品牌建设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而孔庙和书院文化显示可以为农业服务与科技对农业生产的支持提供助力。
总之，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内容中，农耕文化对乡村产业振兴的整个发展过程均有重要赋能作用，但不同的文化内容及其与传统技艺的融合，会在村庄的不同发展阶段通过不同的产业路径助力乡村产业振兴。以农耕文化里的农耕知识和儒家文化为代表的知识积累与传承显著促进农业产业内部的结构转型升级、跨产业融合发展。具有经济与传承双重价值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的结合，可成为文化赋能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抓手，促进乡村产业由传承到创新的转变和升级。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政策制定过程中，政策制定者与实践者需根据村庄实际发展阶段，结合村庄的文化资源确定产业发展目标，并据此“对焦”某一类或几类传统文化，从而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地有机融入乡村产业发展过程，以传统文化激活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尤婧为本文的通讯作者）
本文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