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伟光，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党的创新理论传播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研究方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古典哲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文化自信与文化主体性建设研究”（编号：24&WZD11）
本文发表于《天府新论》2026年第3期，注释从略。
「摘 要」“第二个结合”是理解与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深层理论密钥。正确政绩观是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实践品格、科学方法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为邦本、为政以德、功在长远、知行合一等理念深度融合的原创性成果。立足“第二个结合”视野，正确政绩观在价值根基、精神境界、长远导向三方面实现系统建构，形成了兼具理论底色、文化根脉与实践品格的科学从政理念。少数干部政绩观错位，本质是马克思主义立场弱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政德文化滋养缺失造成的“双重脱节”，集中表现为重私轻公、重显轻潜、重短轻长、重形式轻实效等突出问题。新征程上，应以“第二个结合”为引领，强化思想铸魂、党性锤炼、实践笃行与制度保障，推动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十五五”高质量开局与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坚实思想支撑。
「关键词」“第二个结合” 正确政绩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马克思主义政绩观 为民造福
一、引 言
在全党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十五五”规划全面启动实施的关键节点，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一重大论断，将政绩观提升到关乎党的性质、宗旨、执政根基、事业兴衰成败的战略高度，为新时代党员干部干事创业划定了根本价值坐标。作为新时代我们党推进理论创新的最大法宝，“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不仅从文明高度重塑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主体性，更为我们从学理层面深层把握正确政绩观的生成逻辑、价值内核、精神品格与实践路径提供了全新视野与根本遵循。
当前学界围绕正确政绩观已形成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政策阐释、实践要求、问题纠治、考核机制等层面，为学习教育提供了重要支撑。但总体来看，现有研究仍存在三方面不足：一是对正确政绩观的理论源头挖掘不够系统，未能充分揭示其与马克思主义政绩观、中华优秀传统政德文化之间的内在契合与传承脉络；二是未能将正确政绩观置于“第二个结合”的原创性理论框架中进行整体性、贯通性阐释，理论深度与文明厚度不足；三是对政绩观错位背后的文化根源、思想根源剖析不够透彻，实践路径的学理性支撑不足。基于此，本文以“第二个结合”为分析范式，系统阐释正确政绩观的理论根基、文化滋养、价值建构与实践路径，深入剖析政绩观错位的深层症结，探索以文化自觉滋养正确政绩观的长效机制，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提供学理支撑与实践指引。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决定了其政绩观的根本方向，中华五千多年文明积淀的政德智慧为新时代政绩观提供了深厚文化滋养。“第二个结合”并非简单的理论叠加与文化拼接，而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与中华优秀传统治理理念、为官之道的深度融合、相互成就，让正确政绩观既具备科学理论的严谨性，又拥有中华文明的厚重感，成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干事创业、治国理政的基本遵循。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上，深刻把握“第二个结合”与正确政绩观的内在关联，不仅是深化理论认知的需要，更是引导党员干部摒弃错误政绩导向、践行初心使命、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要求。
二、“第二个结合”：正确政绩观的理论根基与文化滋养
正确政绩观不是凭空产生的从政理念，也不是单纯的工作要求，而是“第二个结合”在治国理政、干部队伍建设领域的集中体现，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与中华优秀传统政德文化深度融合、相互成就的原创性理论成果。正是在“第二个结合”的视野下，正确政绩观实现了理论科学性、文明传承性与实践指导性的有机统一，成为区别于西方治理理念、彰显中国特色与中国气派的科学从政准则。
（一）马克思主义奠定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底色
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党。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从根本立场、价值取向、实践原则与党性要求四个维度，为正确政绩观提供了不可动摇的理论基石，划定了政绩观的政治边界与科学内涵。
第一，人民性立场规定了政绩的根本归属。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明确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无产阶级政党是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政党，除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这从本源上决定了正确政绩观必须以“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为核心命题，把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讲宗旨，讲了很多话，但说到底还是为人民服务这句话。我们党就是为人民服务的。”这一立场从根本上划清了中国共产党人政绩观同一切功利主义、官僚主义、个人主义政绩观的界限， 决定了政绩只能为人民而树、 为人民造福而创，而非为个人升迁、部门利益、小团体私利服务。
第二，实践性品格确立了政绩的实现路径。马克思主义强调实践是认识的来源、目的与检验标准，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反对脱离实际的主观臆断与形式主义。正确政绩观鲜明提出“业绩都是干出来的，真干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把真抓实干、求真务实作为创造政绩的根本途径，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弄虚作假、表面文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不沉下心来抓落实，再好的目标，再好的蓝图，也只是镜中花、水中月。”这彰显了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品格，明确了政绩只能靠实干创造、靠实效检验，而非靠喊口号、写材料、造数字。
第三，科学性要求明确了政绩的评判尺度。马克思主义强调按客观规律办事，坚持以全面、联系、发展的观点看待事业发展，反对片面、孤立、静止的思维方式。正确政绩观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高质量发展，统筹当前与长远、显绩与潜绩、局部与全局、发展与安全，坚决反对急功近利、盲目蛮干、寅吃卯粮、“翻烧饼”式决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成为领导干部政绩观的重要内容。”这一要求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性，明确了评判政绩不能只看短期增长、表面数据，而要看发展的质量、效益与可持续性，看是否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与人民根本利益。
第四，党性原则筑牢了政绩的政治根基。马克思主义政党以大公无私为鲜明政治品格，强调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党员干部必须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摒弃私心杂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只有党性坚强、摒弃私心杂念，才能保证政绩观不出偏差。”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党性坚强则政绩观端正，党性弱化则政绩观易错位。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正确政绩观的政治本质与内在逻辑，明确了加强党性修养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前提。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正确政绩观的文化根脉
中华五千多年文明积淀的治理智慧、政德理念与为官之道，历经历史检验与传承发展，成为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正确政绩观提供了最深厚、最持久、最具生命力的文化滋养，使其具有鲜明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更容易为党员干部所认同、所践行。
一是民本思想构成政绩观的文化基因。从《尚书》“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到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从《淮南子》“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到唐代“天地之大，黎元为本”，重民、爱民、利民、富民的理念一脉相承，构成中华政治文明的核心精髓。古代先贤深刻认识到民心向背决定政权兴衰，强调为政者必须以百姓之心为心，顺应民心、为民谋利。这种民本思想与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高度契合，为正确政绩观坚守人民立场、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提供了深厚文化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引用“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等古语，正是对传统民本思想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二是政德传统确立为官从政的价值遵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政者，正也”“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把修身立德作为从政之基、成事之要，倡导廉洁奉公、公道正派、勤政爱民、恪尽职守。古代为官之道始终强调“德不配位，必有灾殃”，要求为官者先修其身、后治其政，以高尚品德凝聚民心、成就事业。这种尚德精神，为新时代党员干部以政德润政绩、以品行净心、以公心用权提供了重要文化滋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政德要求，正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政德文化的继承与升华。
三是无我境界涵养干事创业的精神格局。从老子“功成而弗居”，到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再到近代“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始终推崇不计个人功名、甘于奉献、着眼长远的精神境界，反对急功近利、贪图虚名的功利思想。这种“无我”情怀与“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高度契合，构成正确政绩观重要的精神滋养，引导党员干部摒弃个人得失，把干事创业的出发点放在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上，而非追求个人名利。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我将无我，不负人民”，正是对这一传统精神境界的当代诠释与升华。
四是长远思维强化接续奋斗的战略定力。中华民族历来以长远视野、历史耐心谋划事业，反对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的短期行为，强调事业发展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这种大历史观，为正确政绩观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提供了重要文化启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政贵有恒”，要求领导干部保持工作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不要换一届领导就兜底翻，更不要为了显示所谓政绩去另搞一套，正是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接续奋斗、久久为功的治理智慧。
（三）“第二个结合”实现政绩观的理论升华与范式重塑
“第二个结合”不是简单拼接、形式叠加，而是有机融合、相互成就、守正创新，是让马克思主义扎根中华历史文化沃土、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现代化转型的关键举措。在政绩观领域，“第二个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政绩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政德文化的深度融合、理论升华，重塑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绩观范式。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赋予传统民本、政德、务实、长远思想以科学灵魂，超越了古代民本思想的历史局限。中国古代民本思想本质上是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的“驭民之术”，而非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传统政德思想也带有封建等级制度的烙印。马克思主义以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利益至上的科学立场，将传统民本思想升华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与执政理念，把传统政德思想转化为新时代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与从政准则，让传统治理智慧摆脱历史局限，成为服务于人民、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先进理念。
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予马克思主义政绩观以鲜明的文明底蕴、民族特色与实践穿透力。马克思主义政绩观是科学理论，但需要与民族文化相结合才能落地生根、深入人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为邦本、为政以德、实干笃行、久久为功的理念，与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实践品格、科学精神高度契合，让马克思主义政绩观更接地气、更具认同、更易践行，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易于接受、自觉践行的从政理念。
经由“第二个结合”，正确政绩观彻底超越了西方政治学以选举周期、短期绩效、资本偏好为中心的治理逻辑。西方治理理念往往受制于政党轮替、资本利益、短期民意，难以形成长远规划与接续奋斗，容易出现“政绩短视化”“利益集团化”问题。而中国特色正确政绩观，以人民根本利益为核心、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以长远奋斗为路径、以实干实效为标准，形成了价值正当、程序科学、实绩过硬、人民认可的中国特色政绩范式，成为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稳定治理、引领民族复兴的独特政治优势。
三、“第二个结合”视域下正确政绩观的三重价值建构
在“第二个结合”的融合重塑下，正确政绩观突破了单一理论维度或文化维度的局限，形成了价值根基、精神境界、长远导向三个方面逻辑严密、内在统一的科学体系。
（一）价值根基：以民为邦本与人民至上相结合，锚定政绩为民
政绩为谁而树，是政绩观的首要问题、根本问题，决定了政绩的本质属性与价值导向。“第二个结合”将中华传统民本理念与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熔于一炉，从根本上确立了为民造福的核心价值取向，让正确政绩观始终扎根人民、服务人民。
民为邦本揭示了“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强调民心向背是政权兴衰的根本，为政者必须顺应民心、为民谋利；人民至上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宗旨，强调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二者深度融合，使正确政绩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民心为标尺、以民生为落点，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增进群众福祉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产党人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我们谋划推进工作，一定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把好事实事做到群众心坎上。”这一论述深刻阐明了“政绩为民”的核心内涵：政绩不是做给上级看的“形象工程”，不是装点门面的“表面文章”，而是让群众得实惠、享幸福的实在成效；不是脱离实际的“拍脑袋”决策，而是顺应群众需求、解决群众难题的务实举措。
这一价值定位，从根本上划清了正确政绩观与错误政绩观的界限：正确政绩观追求的是造福人民的实绩，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就业、教育、社保、医疗、住房、养老等民生问题；错误政绩观追求的是迎合上级、谋取私利的虚功，热衷于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重形式、轻实效，重亮相、轻结果，最终损害群众切身利益、透支党和政府公信力。正确政绩观始终坚持“金杯银杯不如群众口碑，群众说好才是真的好”，把群众的实际感受、群众的评判作为检验政绩的最终标准。
（二）精神境界：以“功成不必在我”与历史担当相结合，涵养无我格局
以何种精神状态创造政绩，是政绩观的境界问题、格局问题，反映了党员干部的价值追求与胸襟气度。“第二个结合”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奉献情怀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历史担当相融合，铸就了“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崇高精神境界，成为新时代共产党人最鲜明的从政品格。
“功成不必在我”彰显不计个人功名、甘做铺垫之事、甘抓未成之功的格局胸怀，是中华传统文化“功成而弗居”“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精神的当代传承，体现了党员干部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高尚情操。这种境界要求党员干部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不把干事创业与个人升迁捆绑在一起，而是着眼于事业长远发展，甘于做打基础、利长远的潜绩。
“功成必定有我”体现事不避难、义不逃责、锐意进取、勇于攻坚的使命担当，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历史主动精神的生动展现。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强调担当作为，要求党员干部在其位、谋其政、尽其责，面对矛盾敢于迎难而上，面对危机敢于挺身而出，面对重任敢于扛起担子。这种担当精神要求党员干部始终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积极投身党和人民事业，不推诿、不敷衍、不躺平，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主动作为、建功立业。
“功成不必在我”与“功成必定有我”辩证统一、不可分割：“功成不必在我”是精神境界，解决了“为谁干事”的格局问题；“功成必定有我”是责任担当，解决了“如何干事”的行动问题。在这一境界指引下，党员干部必须正确处理三重关系：一是小我与大我的关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人民事业，坚持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摒弃私心杂念；二是显绩与潜绩的关系，不盲目追求看得见、摸得着、见效快的显绩，高度重视周期长、投入大、见效慢但打基础、利长远、增后劲的潜绩，实现显绩与潜绩有机统一；三是当前与长远的关系，保持历史耐心，坚持接续奋斗，不搞短期行为、不牺牲未来换取眼前增长，确保事业发展行稳致远。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张好的蓝图，只要是科学的、切合实际的、符合人民愿望的，就要像接力赛一样,一棒一棒接着干下去。”这种接续奋斗、久久为功的精神，正是“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境界的生动体现，也是正确政绩观在精神层面的核心要求。
（三）长远导向：以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与科学发展相结合，坚守战略定力
追求什么样的发展成效、以什么样的时间观谋划事业，是政绩观的方向问题、原则问题，关系到事业发展的可持续性与民族复兴的长远未来。“第二个结合”将中华传统长远理念与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相融合，确立了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长远发展导向，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独特的大历史观与政绩观。
中华民族历来以百年、千年为尺度谋划事业发展，强调“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反对急功近利、杀鸡取卵的短视行为，注重为子孙后代留下发展空间；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强调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要求统筹发展与安全、质量与速度、开发与保护，摒弃片面追求数量、速度的粗放式发展。二者融合，让正确政绩观始终坚持长远思维、系统思维，以对历史、人民、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态度推进工作。
这一导向要求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发展观与政绩观，其核心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树立长远时间观，摒弃任期内“出政绩、快见效”的浮躁心态，以历史耐心推进工作，既要做好当下能见效的实事，更要抓好惠及长远、泽被后人的大事，坚决杜绝“解决一个问题，留下十个遗憾”的短视决策；第二，坚持高质量发展，彻底转变“以GDP论英雄”的片面观念，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政绩观的重要内容，兼顾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生态保护、安全稳定综合成效，推动发展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第三，强化大局观，自觉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摒弃本位主义、地方保护主义，把地区和部门工作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做到既为一域争光、更为全局添彩。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多做打基础、利长远的事，不搞脱离实际的盲目攀比，不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这些要求正是长远导向的具体体现，明确了正确政绩观必须坚守可持续发展、高质量发展、统筹发展的原则，确保创造的政绩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的检验。
四、背离“第二个结合”：政绩观错位的深层症结与现实表征
当前，绝大多数党员干部能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埋头苦干、为民造福，创造了经得起检验的实绩。但也有少数干部出现政绩观错位、政绩观偏差问题，表面看是作风问题、能力问题，深层看是马克思主义立场弱化、文化根脉丢失，既丢掉了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实践观点与科学方法，又抛弃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本、务实、尚德、长远的精髓，最终导致思想失根、文化失魂、行为失范。这种错位集中表现为三个层面的突出问题。
（一）价值错位：重私轻公、重上轻下，背离为民初心
价值错位是政绩观错位的核心问题，根源在于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与中华传统民本思想，把个人利益、上级评价置于人民利益之上，彻底颠倒了政绩的价值归属。
一是把干事创业与个人升迁、名誉、利益捆绑在一起，政绩动机不纯。少数干部为捞资本、谋升迁，热衷于“短平快”项目、表面化工程、可展示成绩，对见效慢、难度大、群众急需但不易出显绩的工作敷衍了事。他们做事的出发点不是为民造福，而是为自己“留名、立碑、铺路”，把岗位当作谋取个人私利的跳板，把权力当作换取个人升迁的资本，完全背离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根本宗旨。
二是奉行“不怕群众不满意，就怕领导不注意”，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相割裂。少数干部把工作重心放在迎合上级、讨领导欢心上，热衷于打造领导“可视范围”内的项目工程，对群众的急难愁盼视而不见、漠不关心。他们调研“坐着小车转一转，隔着玻璃看一看”，不深入基层、不贴近群众，同群众隔着一堵“心墙”，把对上负责变成对个人负责，把对下负责变成形式主义，严重脱离群众、损害党群干群关系。
三是把民生项目、惠民工程变成“政绩秀”，重形式、轻实效。少数干部把为民办事当作展示政绩的机会，搞花架子、做表面文章，把精准扶贫搞成精准填表，把民生工程搞成“面子工程”，用纸面数字、现场展板展现所谓成效，而群众真正的难题没有得到解决。这种行为看似有“政绩”，实则劳民伤财，严重损害群众切身利益与党和政府公信力。
（二）境界缺失：重显轻潜、重短轻长，缺乏战略定力
境界缺失是政绩观错位的关键问题，根源在于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担当精神与中华传统文化的无我情怀、长远思维，陷入急功近利、目光短浅的误区，缺乏干事创业的格局与定力。
一是只追求看得见、摸得着、见效快的显绩，忽视打基础、利长远的潜绩。少数干部贪图虚名，只愿意做容易出成绩、容易被看到的工作，对生态保护、基层治理、人才培养、制度建设等周期长、投入大、见效慢但事关长远发展的工作不愿干、不投入。他们重面子轻里子、重显绩轻潜绩，看似干出了一番成绩，实则为事业发展埋下隐患，违背了“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根本要求。
二是“新官不理旧账”，政策朝令夕改、发展断档折腾。少数干部上任即“另起炉灶”，为了显示自己的“政绩”，不顾工作连续性，推翻前任合理规划、否定历史遗留问题，盲目推出新口号、新规划，导致政策反复、资源浪费、项目烂尾。这种“换一届领导兜底翻”的行为，本质是政绩冲动、私心作祟，违背了“政贵有恒”的治理智慧，破坏了事业发展的稳定性与连续性。
三是急功近利、盲目蛮干，留下沉重包袱与隐患。少数干部不顾本地资源禀赋、产业基础与客观规律，为了快速出政绩，盲目上项目、铺摊子、举债务，搞“一刀切”“运动式”推进，甚至违规上马“两高”项目、盲目发展新兴产业，最终留下沉重的地方债务、生态破坏、产业烂尾等历史遗留问题。这种行为违背了科学发展规律，是典型的政绩观错位，不仅无法推动发展，反而给后续发展带来极大阻碍。
（三）文化迷失：官本位、功利主义抬头，丢掉政德根基
文化迷失是政绩观错位的深层问题，根源在于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党性原则与中华优秀传统政德文化，官本位思想、功利主义回潮，政德修养松弛，最终导致行为失范、作风败坏。
一是官本位思想回潮，重权力、轻责任，重地位、轻奉献。少数干部受封建官本位思想影响，把当官看作享受特权、高人一等的资本，摆官架子、耍官威，脱离群众、高高在上，忘记了“共产党的干部要坚持当‘老百姓的官’”。他们重权力行使轻责任落实，重个人地位轻为民奉献，完全背离了人民公仆的本质属性，违背了“为政以德”的传统政德要求。
二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滋生蔓延，重痕迹、轻实效。少数干部热衷于搞形式主义，把“痕迹”当“政绩”，事事留痕、层层填表，把工作重心放在写材料、做汇报、搞包装上，而不是抓落实、解难题；奉行官僚主义，遇事推诿扯皮、回避矛盾，层层上报请示、不担当不作为，把“说了当做了、做了当做成了”，用轰轰烈烈的形式代替扎扎实实的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形式主义实质是主观主义、功利主义，根源是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这深刻揭示了形式主义与政绩观错位的内在关联。
三是政德修养松弛，私心杂念作祟，底线意识不强。少数干部放弃政德修养，不讲大公无私、不讲公道正派，私心杂念严重，在工作中搞亲亲疏疏、以权谋私，甚至触碰纪律红线、法律底线，损害群众利益、侵占公共利益。他们丢掉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修身立德”的基本要求，弱化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党性原则，最终走向错误甚至违纪违法的道路。
概言之，政绩观错位的本质，就是背离了“第二个结合”：在理论上，丢掉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实践品格、科学方法与党性原则，导致政治方向跑偏；在文化上，抛弃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政德理念、无我情怀与长远思维，导致文化根脉断裂。这种“双重脱节”让少数干部失去了思想指引与精神支撑，陷入功利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误区，最终做出违背初心、损害人民利益、阻碍事业发展的行为。
五、以“第二个结合”引领正确政绩观落地的实践路径
新征程上，推动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以“第二个结合”为根本遵循，坚持思想铸魂、党性锤炼、实践笃行、制度保障一体推进，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政德智慧融会贯通，推动正确政绩观真正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固化于制，成为党员干部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为“十五五”高质量开局、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坚实支撑。
（一）思想铸魂：以高度自觉融通魂脉与根脉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首先要强化思想铸魂，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政绩观的理论精髓与中华优秀传统政德文化融会贯通，从思想深处校准政绩坐标、坚定从政初心。
一是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把学习《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绩观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要求，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深刻理解正确政绩观的核心内涵、实践要求与重大意义，深刻领悟“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的战略论断，从思想上认清正确政绩观与错误政绩观的本质区别。
二是深入挖掘、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政德智慧。系统梳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知行合一、久久为功、功在长远的治理理念与为官之道，通过学习经典、汲取智慧，深刻理解传统政德文化的当代价值，自觉传承“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为民情怀、“计利当计天下利”的无我境界、“政贵有恒”的长远思维，让传统政德智慧成为滋养正确政绩观的精神养分。
三是强化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推动理论与文化深度融合。引导党员干部深刻认识“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明白正确政绩观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原创性成果，既具备科学理论的先进性，又拥有民族文化的深厚底蕴。自觉把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实践品格与中华民本思想、实干理念结合起来，从文明高度理解政绩观问题，摒弃西方短视化、功利化的治理思维，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绩观自信。
（二）党性锤炼：以公私标尺强化政德修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必须把坚强党性作为校正政绩观的决定性因素，以公私为根本标尺，强化政德修养，摒弃私心杂念，从政治品格上筑牢正确政绩观的根基。
一要坚定理想信念，常破“心中贼”、勤掸“思想尘”。把理想信念教育作为党性锤炼的核心，引导党员干部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牢记党的初心使命，常思“入党为什么、当官干什么、身后留什么”，摒弃私心杂念、浮躁心态，破除功利主义、个人主义的思想枷锁，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二要自觉践行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四重境界。牢牢把握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引导党员干部事事出于公心、处处坚守正道，把公心放在首位，不谋私利、不徇私情，正确处理公与私、义与利、个人与组织、个人与群众的关系，坚决杜绝为个人私利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行为。
三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以政德涵养政绩。把政德修养贯穿党性锤炼全过程，引导党员干部明大德，铸牢理想信念、锤炼坚强党性，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守公德，强化宗旨意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恪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理念；严私德，严格约束自己的操守和行为，廉洁修身、廉洁齐家，防止特权思想、特权现象。以高尚政德端正政绩观、规范用权行为、赢得民心民意。
（三）实践笃行：坚持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久久为功
正确政绩观最终要靠实践检验、靠实绩体现，必须把实践笃行作为关键环节，引导党员干部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发扬实干精神，保持战略定力，以实实在在的行动创造经得起检验的政绩。
一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把调查研究作为基本功。牢记“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引导党员干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实际，问计于民、问需于民、问政于民，摸清真实情况、把握客观规律、尊重群众意愿，坚决反对拍脑袋决策、闭门造车、盲目蛮干。谋划工作、制定政策、推进项目，都要符合本地实际、符合群众需求、符合发展规律，确保决策科学、务实、可行。
二是发扬钉钉子精神，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牢记“政贵有恒”，引导党员干部保持工作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对于科学的、切合实际的、符合人民愿望的蓝图，一茬接着一茬干、一锤接着一锤敲，不折腾、不反复，做到善始善终、善作善成。坚决杜绝“新官不理旧账”，勇于直面历史遗留问题，维护政策连续性与政府公信力，以接续奋斗创造长期实绩。
三是坚持因地制宜、稳中求进，推动高质量发展。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摒弃简单以GDP论英雄的片面观念，引导党员干部立足本地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发展阶段，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不搞一刀切、运动式、粗放式推进。统筹发展和安全，兼顾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民生改善，推动发展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四是坚持为民办实事，把好事实事做到群众心坎上。始终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引导党员干部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从最困难的群众入手、从最突出的问题抓起、从最现实的利益出发，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就业、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民生问题，不搞花架子、不做表面文章，让群众真正感受到变化、得到实惠。
（四）制度保障：完善考核指挥棒与长效机制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既要靠思想自觉、党性修养，也要靠制度约束、机制保障，必须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容错纠错机制、监督问责机制，用好制度“指挥棒”，引导、规范、保障党员干部践行正确政绩观。
一是优化政绩考核评价体系，树立正确导向。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绩考核体系，突出民生改善、生态效益、风险化解、长远贡献、群众口碑等考核内容，大幅提高潜绩权重，不简单以GDP论英雄，坚决防止“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恶性循环。实行差异化考核，针对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岗位的特点，设置精准化、针对性的考核指标，让考核真正检验实绩、引导实干。
二是健全容错纠错机制，为担当者撑腰鼓劲。要把干部在推进改革中因缺乏经验、先行先试出现的失误和错误，同明知故犯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上级尚无明确限制的探索性试验中的失误和错误，同上级明令禁止后依然我行我素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为推动发展的无意过失，同为谋取私利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旗帜鲜明为敢于担当、踏实做事、不谋私利的干部撑腰鼓劲，消除干部“洗碗越多，摔碗越多”的顾虑，激发干事创业积极性。
三是强化监督问责，从严纠治政绩观错位问题。加强对党员干部政绩观的政治监督、日常监督，聚焦“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数字造假、违规举债、不作为乱作为等突出问题，严肃查处、从严问责，形成强大震慑。把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为重点，持续为基层减负，让干部从无谓的事务中解脱出来，把更多精力用在抓落实、办实事上。
四是坚持开门教育、开门整改，接受群众监督。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开门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查摆问题听取群众意见，整改整治接受群众监督，检验成效接受群众评判。畅通群众监督渠道、评价渠道，让群众参与到政绩评判中来，确保践行正确政绩观不虚不空不偏，真正落到为民造福实处。
“第二个结合”是正确政绩观的理论之魂、文化之根、实践之纲，为我们深刻理解、自觉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深层理论密钥与文明视野。正确政绩观作为马克思主义政绩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政德文化深度融合的原创性成果，在价值上坚守为民造福，在境界上追求无我奉献，在导向上坚持科学长远，构成新时代党员干部从政履职、干事创业的根本遵循，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与文明优势。
政绩观错位的深层症结，在于马克思主义立场与中华优秀传统政德文化滋养的“双重脱节”，是思想失根、文化失魂、行为失范的集中表现。新征程上，面对“十五五”开局起步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必须以“第二个结合”为引领，以高度文化自觉滋养初心、以坚强党性立身立业、以真抓实干创造实绩、以科学制度巩固成果，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真正做到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坚决摒弃错误政绩导向，坚决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通过思想铸魂、党性锤炼、实践笃行、制度保障的协同发力，让正确政绩观深深扎根于党员干部心中，让为民造福、实干担当、长远发展成为党员干部的自觉追求，必将锻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与组织支撑，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