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俄罗斯喀山出席“金砖+”领导人对话会时指出：“‘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是世界大变局的鲜明标志。”在这样一个充满不确定性与深刻变革的时代，旧的全球治理体系日益显露其结构性缺陷，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叙事与发展模式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在此背景下，“全球南方”不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或经济概念，更是一个蕴藏着巨大变革能量的社会政治概念、一种寻求公正与平等的强大道义力量，是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关键参与者。基于此，笔者将围绕“全球南方”这一重要议题，探讨其如何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桎梏，在当代全球治理的世界舞台上积极作为，以及中国如何与其他全球南方国家携手合作，共同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光明未来。
一、“全球南方”概念的历史发展
1926年，葛兰西在《南方问题的某些方面》一文中，正式提出“南方”这一概念命题。其核心内涵是意大利北方资产阶级将南方地区视作可被剥削的殖民地。葛兰西的这一论断，初步解释了现代化进程中的南北差距问题，以及“南方”概念所蕴含的反剥削、求发展等特性。
20世纪中叶兴起的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在南北问题上的直接延伸与拓展。这两大理论将“南方”进一步演化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边缘”或“半边缘”地带，认为其发展受制于“中心”国家的需求和剥削。这种“中心—边缘”的分析框架，不仅为“全球南方”作为一个具有共同结构性困境的集体身份提供了坚实的政治经济学基础，更说明了“南方”的发展困境不是因为这些国家天然的“落后”，而是全球资本逻辑扩张的必然结果。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和引领下，全球学术界为理解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提出了多种系统性的理论分析工具与阐释框架。在这一背景下，“南方”开始作为一个与“北方”相对的分析性概念被普遍使用，它超越了纯粹的地理界限，更强调一种共同的结构性位置——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处于被剥削、被边缘化的地位。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等机构的研究报告也助推了这一术语的传播，使其从学术话语逐渐演变为国际政治语汇。随着全球化浪潮成为主导性的分析框架，“南方”一词也增添了“全球”这一前缀。进入21世纪，以中国、印度、巴西等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群体性崛起，使“全球南方”概念迎来理论复兴并逐渐走向主流化。“全球南方”这一术语因其精准概括了发展中国家群体的集体身份、共同处境和崛起态势，因而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接纳。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来看，“全球南方”概念的兴起，根植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反抗殖民侵略、寻求民族独立、谋求自主发展的壮阔历史进程，是对20世纪以来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演变的提炼与升华。
我们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全球南方”概念的生成作出了革命性贡献。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深刻揭示了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这指明了资本主义的扩张本性必然导致全球性的等级结构与依附关系。世纪之交，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强调，金融资本追求垄断高额利润的增殖逻辑推动了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资本输出与领土瓜分，最终在全球层面塑造了“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的二元对立结构，为理解南北差距、依附关系以及民族解放运动的必然性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引。同时，我们也认识到，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基本精神、理论价值和方法论智慧并未过时，对于我们深刻认识当今世界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二、全球南方现代化进程与在全球治理中的主动作为
第一，全球南方现代化进程对西方中心主义现代化模式的解构与超越。实现现代化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全球南方国家普遍的历史使命。全球南方的现代化实践，必将从根本上打破“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彻底否定“历史终结论”的宿命论调，开创出多元现代性并存共生的新范式，为人类社会提供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发展可能性和文明新图景。一方面，全球南方的现代化实践突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发展格局和国际秩序。纵观近代世界历史，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本质上是一个通过殖民扩张、资本原始积累和不平等交换铺就的掠夺之路。这一进程塑造了以西方为中心、具有深刻依附性和剥削性的世界体系。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南方国家不再盲目接受私有化、自由化和“休克疗法”等助长新殖民主义扩张的经济政策，而是追求发展自主性，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战略。另一方面，全球南方的现代化实践突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线性发展观和单一现代性。西方中心主义强调一种单一的现代性理论，将西方的发展道路、价值观念和制度模式塑造成唯一的、普世的答案，宣扬“历史的终结”，将广大南方国家的发展路径框定为只是追赶与模仿。这种线性发展观将世界各民族丰富多彩的历史轨迹强行纳入一个单一的、以西方社会为终极顶点的进化阶梯。全球南方以其丰富多彩的实践，有力地证明了实现现代化并非只有一种单一模式的宿命，而是多元文明在对话与共生中开辟自身道路的进程。越来越多的南方国家的探索经验证明了现代化路径的多样性。
第二，全球南方在全球治理中的集体发力与主动作为。全球南方国家共同迈向现代化，是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一件大事，也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史无前例的壮举。进入21世纪，随着广大新兴经济体的崛起，特别是历经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等重大考验后，全球南方的国际影响不断扩大，深刻改变了国际格局中南北力量的对比。与此同时，全球南方作为一支日益团结的地缘政治力量，在全球治理舞台上实现了从被动参与到主动塑造的历史性转变，挑战了延续数个世纪的西方中心主义治理范式，致力于构建一个更具包容、民主、公正，且能够有效回应全人类共同挑战的国际新秩序。一方面，全球南方积极推动全球治理理念的重塑。与当代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泛起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全球化等思潮相对，全球南方倡导真正的多边主义，其核心理念在于坚持主权平等、践行不干涉内政原则、促进文明包容互鉴。这意味着，全球治理不能是少数国家或国家集团的“私人俱乐部”，而应是所有国家无论大小、强弱都能平等享有发言权的“大舞台”。另一方面，全球南方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在新的全球治理理念的引领下，全球南方国家通过务实的集体行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从由西方主导的单中心结构，向多中心、网络化的治理结构演进。
三、中国携手全球南方共创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始终是全球南方的一员，永远属于发展中国家”。中国是全球南方天然的、负责任的成员。中国的发展历程，本身就是全球南方国家摆脱依附、实现自主振兴的辉煌典范。今天，中国正以自身的实践和倡议，与全球南方国家携手，共同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
这一新形态的基石是“发展优先”。与西方某些国家热衷于地缘政治博弈、输出动荡和暴力的行为方式不同，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合作始终紧紧围绕“发展”这一南方国家的核心诉求，为全球南方共同迈向现代化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力量。在实践中，中国与全球南方通过金砖国家机制、上海合作组织等平台强化内部协调，凝聚共同发展合力，为各国发展提供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国际合作平台，并非地缘战略工具，而是聚焦互联互通与基础设施建设这一发展的瓶颈。中国始终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秉承开放透明包容，遵循国际规则法律，追求绿色环保可持续，旨在通过优势互补实现各国共同繁荣。通过共建“一带一路”，我们建设的是港口、铁路、电站，更是发展的希望与机遇。
这一新形态的原则是“共商共建共享”。它彻底摒弃了西方殖民主义的掠夺逻辑和霸权主义的强权思维。中国在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合作中，始终坚持平等相待，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中国所追求的，不是单方面的受益，而是互利共赢；不是打造“中心”与“附庸”，而是构建携手共进的伙伴网络。中国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其核心正是主权平等、对话协商、合作共赢，这完全契合全球南方长期以来的价值追求。
这一新形态的愿景是“美美与共”。人类文明新形态不是一种文明取代另一种文明，而是不同文明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升华。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一道，为这一愿景提供了实践路径。我们倡导的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是对冷战思维和集团政治的超越；我们倡导的文明对话，是对所谓“文明冲突论”的批驳。与全球南方一起，我们正在书写一部不同于西方殖民扩张史的，以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新叙事。
全球南方的觉醒与复兴，是21世纪最伟大的历史进程之一。它不是在复制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霸权体系，而是要终结一切形式的霸权，建立一个所有国家都能自主发展、所有文明都能绽放光彩的新世界。历史潮流浩浩荡荡。我们坚信代表世界上大多数人口意愿和利益的全球南方，必将与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一道，克服重重困难，共同构建一个更加公正、更加平等、更加繁荣、更加可持续的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是一条前无古人的道路，一条注定要付出艰辛努力的道路，但一定也是一条充满希望的道路。让我们携手并肩，为此不懈奋斗！
崔唯航，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党委副书记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6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