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球治理倡议如何赋能"全球南方"发展？本文从供给进程视角分析全球治理倡议如何重塑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格局及赋能"全球南方"。当前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体系在回应"全球南方"的发展、安全与治理诉求方面存在系统性缺陷，将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的国际公共产品异化为服务少数国家利益的俱乐部产品，使得全球治理陷入严重的供给赤字与合法性危机。"全球南方"需要积极探索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替代性方案。本文合理借鉴英吉·考尔的国际公共产品理论，引入供给进程视角，构建涵盖"供给端—中间公共产品—最终公共产品—需求端"的完整供给进程分析框架，剖析西方全球治理模式在安全与发展领域的多重缺陷。在此基础上，基于"需求端刺激—供给端响应—中间端规制—最终端成果—需求端检验"的逻辑，分析全球治理倡议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探讨倡议如何重塑全球治理供应链格局、赋能"全球南方"发展，并提出落实倡议的路径。本文力图揭示全球治理倡议在推动"全球南方"自主发展、破除西方制度霸权的桎梏、高效供给公共产品等方面的价值，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学理支撑与实践路径。
关键词："全球南方"；全球治理倡议；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进程
作者简介：王明国，男，安徽合肥人，华东政法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社会学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国际制度、全球治理；张明珠，江苏连云港人，华东政法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研究助理，主要研究方向：国际制度、全球治理。
全球治理倡议是应对全球性问题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当前，"全球南方"群体崛起，产生广泛影响力并成为大国博弈的核心要素。"全球南方"作为一个政治经济概念，并非按照严格的地理划分，而是指历史上处于边缘化地位、面临发展挑战的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群体，多位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及大洋洲，面临结构性不平等与发展赤字。发展是"全球南方"的共同夙愿，当前，全球治理倡议如何为"全球南方"发展赋能，如何进一步激活"全球南方"发展潜力，具有重要研究价值。本文从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进程视角分析全球治理倡议如何重塑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格局、赋能"全球南方"，并尝试探讨倡议的落实路径。
现行的全球治理体系未能充分吸纳和回应"全球南方"的发展诉求与利益关切。二战后建立的全球治理体系主要反映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诉求，将本应普惠共享的国际公共产品私有化、工具化甚至武器化，忽视了其作为国际公共产品本应具备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等特质，成为服务于少数国家利益的"俱乐部型公共产品"，这与"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改革全球治理体系的诉求严重脱节，不仅背离"全球南方"追求独立自主、主权平等的普遍愿望，也无法真正回应其在发展、安全、文明与治理方面的现实需求。为此，一方面，"全球南方"国家主动减少对"美式"公共产品供给的依赖；另一方面，"全球南方"国家积极探索替代供给路径，实现从被动的"接受者"逐渐转变为积极的"供给者"。在此关键时期，中国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打破现有西方霸权束缚，精准回应国际社会特别是"全球南方"的发展诉求，为"全球南方"破解发展难题、激活发展潜力提供了中国方案。
一、国际公共产品供需关系研究现状
国际公共产品的两大主体是供给端与需求端，二者相辅相成。既有研究在分析供需关系时，主要从供需困境理论研究、需求者的反抗与身份转变、"全球南方"大国供给等方面进行研究。
其一，供需困境理论研究方面，"搭便车"问题和"金德尔伯格陷阱"是经典的供需困境理论。首先，"搭便车"问题是指在缺乏中央权威的国际社会中，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使得理性行为体都希望其他行为体承担公共产品成本而自身坐享其成，即"搭便车"，这可能导致集体行动陷入困境。其次，"金德尔伯格陷阱"是指守成国不愿提供、崛起国无力或不愿接替的结构性困境。这源自查尔斯·金德尔伯格"负责任大国领导国际公共产品的稳定供给"的观点，这一观点后被斯蒂芬·克拉斯纳、罗伯特·吉尔平发展为"霸权稳定论"，主张霸权国的存在是国际公共产品有效供给、国际体系持续稳定的前提条件。然而随着冷战结束，美国相对实力发生变化，"霸权稳定论"的解释力日渐式微，约瑟夫·奈提出"金德尔伯格陷阱理论"。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供给公共产品意愿下降，而中国等新兴大国的供给能力、供给意愿以及国际社会的信任程度尚不足以接替美国的主导地位，由此构成了"金德尔伯格陷阱"。
其二，在需求者的反抗与身份转变方面，传统供给模式出现困境的背景下，"全球南方"国家正积极谋求从"需求侧"向"供需双重身份"转变。有学者指出，供需双方在传统理念和供需诉求上的裂痕日益加深，呈现"强需求、弱供给"的特征。"全球南方"需要独立自主、平等包容、开放合作的发展类和安全类公共产品，而非美国供给的对抗性、排他性的公共产品。为应对供需失衡加剧，"全球南方"正逐步降低对传统供给方的依赖，主动谋求角色转型与身份重构，从被动者向主动供给者、从体系参与者转向规则倡导者，通过器物、制度、理念等方面的创新实现公共产品的供需再平衡。
其三，"全球南方"积极推进全球发展与治理的平衡化、均衡化，新兴大国通过立体差异型供给、关系型供给、务实型供给等方式，创新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模式。一是立体式、差异型供给。有学者指出，新兴大国在供给上需兼顾横向功能性与纵向拥挤度，在横向维度尽量满足消费者的多元化需求，在纵向维度打开竞争空间争取错位竞争，力求提供比霸权国更优质的公共产品。二是关系型供给，有研究认为中国供给国际公共产品以共商共建共享理念为基础，在对话、协调等互动行为中加强信任建设，充当智慧型领导者，关切需求者的主体性，而不是将已有的规范单向移植。三是务实型供给，有学者指出，中国以"共生安全""机遇共享"等理念为指引，以四大全球倡议为框架，通过本土化制度运作、对外援助、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等制度供给和器物供给，逐渐推动国际公共产品从理念到制度到行动的落地。
既有研究为我们理解公共产品供需困境、影响及解决路径提供了有益洞见。不过，论述多将供给与需求分开来讨论，或仅聚焦于二者之间的直接互动。当公共产品供给出现问题时，如果将责任直接归咎于供给端，会在溯源困境时难以厘清供给存在的真正问题，导致改善供给困境的效果不彰，这种研究路径存在一定不足。因此，需引入框架，考量是否有其他中介性因素与供给端和需求端产生协同作用，以更为全面分析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效果。
基于此，本文借鉴英吉·考尔的公共产品理论，提出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进程"的分析路径。在公共产品供给—需求的实际传导过程中，产品的供给并非由供给端直接作用于需求端，而是经由"中间公共产品"与"最终公共产品"两个关键层级逐步展开，逐步构建起中间端的制度规则体系、最终端的力求实效以及需求端对最终公共产品的检验和反馈机制。在此过程中，中间公共产品不仅为最终公共产品的形成提供制度保障与协调机制，也对供给端与需求端产生持续的制度性塑造与反馈作用。因此，要实现高效且可持续性的公共产品供给，不能仅停留在优化供给能力或回应表层需求层面，应充分重视中间公共产品和最终公共产品在制度设计、效用转化与检测反馈中的系统性功能，更完整地把握供需互动的制度逻辑与治理路径。
本文从供给进程的视角分析全球治理中的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需求关系。以"供给端—中间公共产品—最终公共产品—需求端"构成的公共产品供给进程作为分析视角，揭示当前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系统性缺陷，并剖析全球治理倡议作为公共产品是如何从"需求端刺激—供给端响应—中间端规制—最终端成果—需求端检验"重塑供给进程格局，以中国特色公共产品的供给逻辑跨越"金德尔伯格陷阱"、破解少数国家主导的制度霸权、打破低效产品供给的恶性循环、回应因主权不平等而加剧的全球治理困境等，赋能"全球南方"发展。本文从公共产品供给的角度阐释了全球治理倡议并非简单的政策替代，而是通过完整的供给进程，切实回应"全球南方"的发展、安全、文明和治理的需求，为构建新型全球治理体系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二、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进程的理论框架
国际公共产品指的是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和外溢性的公共物品，其完整的供给链包括供给端、中间公共产品、最终公共产品和需求端。非排他性是指一个行为体对公共产品的使用不排除其他行为体的使用；非竞争性是指一个行为体对公共产品的使用不影响其他行为体享受其益处；外溢性是指公共产品在被消费时，其效用跨越国界和人群，惠及全球并对世代产生影响。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是公共产品的内在性质，外溢性赋予了公共产品全球特征。
2.1 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进程
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进程涵盖供给端、中间公共产品、最终公共产品和需求端四大环节，各环节及其影响因素如图1所示。四者环环相扣、互相制约，任何一个环节都影响着整体的供给效能。
其一，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端。供给端是指公共产品的提供者、生产者和资源投入者。供给能力和供给意愿是影响供给端的重要因素。供给能力指的是行为体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所具备的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总和，既包含经济、军事、技术等硬实力，也包括政治、文化、规范塑造、外交协调等软实力。供给意愿除了受到供给能力影响外，还受到内部政治形态和海外利益、外部国际权力结构、国际社会对公共产品反馈的预期效益等影响。
其二，中间公共产品。中间公共产品是生产过程中的投入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它不是最终消费品，而是用于生产其他商品或服务的中间品，有助于提供最终阶段的全球公共产品，其供给规模能够影响公共产品的专业化模式和贸易流向。因此，中间公共产品的供给也是一个关键环节。典型的中间公共产品为国际制度，包括不断演进的国际组织、国际机制和国际惯例等。优化的制度设计和组织结构能够完善国际制度，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普惠、高效和可持续方向转型，为实现治理目标提供必要路径。
其三，最终公共产品。最终公共产品是指可以被直接提供给消费者的产品，它们可能是有形的，如环境或人类共同遗产，或无形的，如和平或金融稳定。最终公共产品的质量及效用将检验供给系统的有效性，即是否真正回应了各国在发展与安全等方面的核心关切、是否为需求端需要的产品，这是衡量其价值的根本标准；最终产品也能反馈中间制度产品的效用，其结果导向构成对中间产品的实践评估。需要明确的是，国际制度虽然属于制度型公共产品，本文将其界定为中间公共产品而非最终公共产品，因为制度虽以无形的规则、规范和机制为形态，但本质是作为解决国际问题、回应集体情景的工具，其目的是实现国际和平、绿色发展、人类文明的传承创新等目标。最终公共产品突出了公共产品共同受益的含义，那些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的治理成效可被视为最终公共产品。
其四，需求端。需求端是全球公共产品供给进程的最终作用对象，是指公共产品的使用者、受益者和最终评价者。国家内部目标和国际外部环境会影响需求端对公共产品的供给效果检验。长期以来，"全球南方"作为需求者，其核心目标是生存与发展，与之相关的外部治理议题是粮食、贸易、气候、能源、环境等。这些目标是否实现、这些议题能否被有效回应，影响着"全球南方"对公共产品治理体系的价值判断。
此外，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进程，具有跨区域、全球性的互动特征。首先，供给端在供给意愿与能力的驱动下，提出供给理念，进行分析研究，生产出初步的国际公共产品，反馈至中间端。其次，中间端通过制度设计与组织结构调整，对产品进行完善，增强产品的合法性与可行性。在这一过程中，中间端完善制度设计和重整组织结构，在开放（多元成员与议题准入）与闭合（既有权力与规则惯性）的结构性张力下，连接供给端与最终端，影响供给端的意愿和能力发挥，同时也会影响最终产品的质量。随后，中间产品经由技术转化、制度内化、政治动员等途径，转化为可感知的治理成果，形成最终公共产品，并通过质量和效用判断最终公共品的好坏，调整中间公共产品供给的相关机制。最终，国际公共产品进入全球市场，提供至需求端；需求端基于其国家目标、外部议题等因素进行检验，并将信号通过反馈机制传回供给端，引导研发方向的调整。供给端则响应需求变化及时调整供给，从而实现公共产品供需的动态平衡与持续迭代。总之，供给端、中间端、最终端与需求端四大进程并非孤立运行，而是一个相互联系、动态反馈的闭环系统。无论是供给端意愿与能力的消长、中间端制度效率的升降、最终端产品质量的优劣、需求端偏好的变迁，任一环节的波动都会触发连锁反应，重塑整个供给链条的均衡。
2.2 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结果
聚焦供给进程是优化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效能的关键。在这一体系中，通过构建一个从"供给"到"需求"再反馈至"供给"的动态闭环系统，使各方结构和需求得以清晰呈现。
一方面，是治理结果的清晰呈现。首先，在供给端，供给方不仅能持续提升资源与技术的供给能力，调节中间公共产品的设计，还通过积极回应需求端诉求，认识到其供给行为的治理意义，从而强化供给意愿。其次，在中间公共产品阶段，通过供给端的推动与最终公共产品的反馈，推动治理规则、制度设计以及组织结构的完善，能够提高制度效用。再次，最终公共产品阶段既可以形成质量优、时效强的公共产品，也可以通过生产出的产品反馈全球治理机制的效果。最终，对于需求端，经过了对最终公共产品的检验，能够获得满足其需求的公共产品，同时，需求端也会向供给端提供持续评价与反馈，形成推动供给优化的动力。
另一方面，是视角的合理性。该分析框架具有适配性和针对性，包括了明晰的关键变量、动态的互动关系和各阶段的治理效果等。首先，借鉴英吉·考尔的公共产品理论，关注了框架中的政治因素而非单纯的技术因素；其次，框架包含公共产品供给的四个进程，纳入了制度考虑和检验效果，使得供给进程更加完善；第三，这四个进程不仅受到各自内部特定因素的影响，也通过"分析研究—影响转化—反馈提供—检验引导—响应接纳"的模式，与其他进程相互交织、彼此制约，构成了一个紧密关联的有机系统；最后，供给进程能够更好检验公共产品治理的效果。一个脆弱或失灵的供给体系，必然难以承受需求端的检验与压力，最终导致治理失效；反之，一个制度完善、运行顺畅的供给体系，则能有效提升供给意愿与能力、优化全球治理规则、催生高质量公共产品，从而精准回应各国诉求，实现治理体系的良性循环。因此，该框架能够清晰揭示这种多进程、动态且系统性的内在逻辑，成为分析全球治理议题的新工具。
总之，对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进程的研究，不能止步于孤立的阶段分析，而应该系统分析其内在关联与传导机制。通过深入研究供给模式的具体形态、动力来源与影响因素，才能把握全球治理体系中的问题根源，为构建更具韧性与包容性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体系指明切实路径与未来图景。
三、当前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系统性缺陷
现有公共产品主导体系是美国在二战后为护持其霸权而构建的，已难以适应"全球南方"日益增长的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需求。安全和发展是"全球南方"的核心诉求，因此，本文选取全球安全和全球发展治理两个维度，分析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供给的安全与发展类公共产品从供给端到需求端存在的系统性缺陷。
美国主导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体系存在系统缺陷。在供给端，美国面临供给意愿衰退与供给能力下滑的双重困境，客观上制造了"金德尔伯格陷阱"的权力真空；在中间端，美国在无力或不愿承担普惠性供给责任的同时，为维系自身霸权，通过构建排他性小多边联盟体系，试图掌控规则制定权，推行制度性圈层分割；而其最终输出的公共产品，往往因脱离南方国家实际需求或质量效能不足而难以通过实践的检验。这种供给端萎缩、中间端扭曲、最终端失效的结构性矛盾，导致"全球南方"国家对国际公共产品的真实需求遭到系统性压抑。因此，"全球南方"作为传统国际公共产品的需求端，需要摆脱被动依赖，主动探索符合自身利益的、更加公平、可持续的自主供给路径。
一方面，全球安全治理存在供给缺陷。在供给端，传统供给方的供给意愿和能力双重下降，美国对安全公共产品的供给存在战略私心，意愿降低的同时，近些年资源消耗加剧，供给能力也同步下降，难以履行其作为安全公共产品主要供给国所应承担的国际责任。在中间端，美西方设计排他性制度并设立联盟结构，将"全球南方"排除在治理体系之外。首先，在制度设计上，特朗普1.0时期的"私用型公共产品"、奥巴马和拜登时期的"议题型—排他型公共产品"都是俱乐部式公共产品。二是在联盟结构上，西方国家构建服务于自身利益的封闭性联盟。在最终端，西方安全公共产品具有对抗性与低效性。这些安全产品经由其盟友组织结构与制度设计的内部循环与强化，最终形成一套服务于联盟利益并具有显著对抗性的安全体系。在需求端，"全球南方"面临西方国家的系统性剥削，安全困境日益加剧。这种结构性排斥的严峻性与发展需求的紧迫性，促使"全球南方"集体表达对现有秩序的不满并提出安全诉求。例如，上海合作组织扩员与功能深化、金砖机制拓展安全对话，正是南方国家谋求自主安全的重要实践。
另一方面，全球发展治理存在供给缺陷。首先，从供给端看，一是在供给意愿上，西方国家内部民粹主义兴起、反全球化、反对外援助思潮抬头，国际战略焦点已从推动全球普遍发展转向地缘政治竞争；二是在供给能力上，西方国家的政府公信力下降、金融危机和公共债务严重挤压了其政治和经济空间，可用于国际发展的资源日趋紧张。其次，从中间端来看，美国因供给意愿与能力衰减，转向国际制度武器化，试图垄断规则制定权。美国计划将援助资金转向打击反美政权等优先事项，以国家"安全"为借口，频繁发起极端关税战和科技战等，对"全球南方"基础设施建设、经济发展、多边贸易产生极大破坏。再次，从最终端看，美国供给的产品难以产生实质性的援助成效。制度的松动导致发展型公共产品面临资金长期不足、设备与技术短缺、创新人才流失等问题，使发展无法真正惠及南方国家。最后，从需求端看，南方国家在接受西方发展援助时，常面临效果不彰或附带政治条件的困境，难以实现其独立自主的发展路径、治理能力的切实提升以及民生福祉的持续改善等根本诉求。西方已不再是南方国家的唯一选择，"全球南方"开始积极探索新的供需模式，不仅关注新兴供给方的诚意、能力与产品实效，还借助新型合作关系，增强自主发展能力，推动自身从边缘化的需求者，到平等参与的合作方，再到新型公共产品供给者的身份转变，进而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开辟出更具自主性的发展路径。
四、全球治理倡议的供给进程与"全球南方"发展赋能
全球治理倡议是中国提出的非排他性、非竞争性的国际公共产品，其核心理念是坚持主权平等、坚持国际法治、坚持多边主义、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力求实效。这五大理念阐明了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需要遵循的原则、方法和路径，其中主权平等是全球治理的首要前提、国际法治是全球治理的根本保障、多边主义是全球治理的基本路径、以人为本是全球治理的价值取向、力求实效是全球治理的重要原则，构成有机统一整体，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指引。
全球治理倡议聚焦"全球南方"现实问题，改革现有的国际治理体系中不公平、不公正、制度霸权、治理效能低下等问题。作为国际公共产品，全球治理倡议既是对美国领导的旧有国际治理体系的革新，也能够提升"全球南方"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发言权，使其能从中开创出一条迥异于西方的发展、安全、文明与治理现代化新模式。该倡议遵循一条清晰的改革路径，从供给端出发，途经中间环节，影响最终公共产品并切实作用于需求端，最终反馈给供给端，旨在从根本上克服西方传统治理模式的深层弊端。本文遵循需求端刺激—供给端响应—中间端规制—最终端成果—需求端检验的逻辑链，分析全球治理倡议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及其如何赋能"全球南方"发展。
4.1 需求端推动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体系改革
在全球治理倡议中，主权平等是首要前提，以人为本是价值取向。倡议有效回应了"全球南方"追求平等参与和改善民生福祉的核心目标，为"全球南方"应对复杂的国际议题提供了理论、倡议和制度支撑，也为其在动荡变革的国际环境中维护自身的发展权益与战略自主提供保障。
一方面，全球治理倡议以主权平等为全球治理的首要前提。西方国家长期对"全球南方"国家推行"新殖民主义"，在实践中体现为一种结构性的不平等关系，"全球南方"国家主权未得到充分尊重。而全球治理倡议强调各国不论大小强弱贫富，主权和尊严必须得到尊重，发展的诉求必须得到倾听，在全球治理中必须享有平等参与、平等决策、平等受益的权利。这一理念尊重各国差异，倡导对话协商，有助于消除"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的顾虑，使其国家利益、发展目标和治理优先事项得到充分表达和关照，增强了全球治理体系的包容性和吸引力。
另一方面，全球治理倡议中以人为本是价值取向。西方国家通过经济胁迫、制度排挤与军事干预等手段，长期压缩"全球南方"基本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空间，使其难以根据本国国情自主选择发展模式。而全球治理倡议以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追求，将民生福祉置于治理核心，超越个别国家利益，关注全人类利益。例如，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上合组织合作、完善金砖机制建设等，中国提供的这些全球治理资源关注消除贫困、粮食安全、公共卫生等与人民生存、安全、尊严与福祉相关的领域，不同于单纯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观，引导国际社会关注可持续发展。
4.2 供给端赋能：以坚持国际法治保障供给
在供给端，全球治理倡议响应"全球南方"需求，通过坚持国际法治保障供给。在全球治理倡议中，遵守国际法治是根本保障，能够提高供给意愿和供给能力。当前不平衡、不公正的全球治理体系源于国际规则屡屡被忽视和滥用，其权威性与有效性被严重侵蚀。为此，倡议明确把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作为核心保障，坚持建立在广泛共识基础之上的国际规则，坚定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明确反对将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的单边行为，从而有效增强供给意愿。全球治理行为须充分倾听并吸纳所有国家，尤其是历史上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发展诉求迫切的"全球南方"国家呼声，从根本上矫正资源分配与议程设置中的结构性不公，改变"全球南方"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结构性弱势地位，提升整体供给能力。如中国与32国共建国际调解院，具有广泛的全球代表性。调解院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构建专业化、多元化、便捷化的平台，有效破解了传统安全治理中的供给赤字困境，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发展中国家力量，是对现有争端解决机制的有益补充。这能够将国际社会庞大的供给意愿凝聚更为强大的集体行动能力，实现权利平等、机会平等与规则平等的供给，构建公正、合理且均衡的全球治理体系。
4.3 中间公共产品赋能：真正的多边主义破除制度霸权
在中间公共产品阶段，优化制度设计与组织结构，全球治理倡议主张以多边主义破除制度霸权。旧有国际秩序由少数发达国家长期垄断主导权，存在固有的"结构性非中立性"局限，其制度设计充满权力垄断与制度霸权，组织结构同样呈现排他性的"小圈子"特征，导致决策过程出现封闭性与代表性赤字，广大非西方国家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充分的体现与保障。全球治理倡议以践行多边主义为基本路径，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强调全球事务应由各国共同决定、治理体系应由各方共同建设、治理成果应由各国人民共同分享，着力完善制度设计；同时，倡导超越零和思维与阵营划界，各国加强政策协调与务实合作，共同参与全球治理事务，推动形成更加开放、包容的组织结构。倡议积极扩大"全球南方"在国际组织中的声音，例如，金砖国家2023年后实现历史性扩员，已发展成为覆盖全球近半人口、极具代表性的南南合作关键支柱，扩员后的金砖机制不仅增强了内部凝聚力，更将其整体影响力转化为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的强劲动力；上海合作组织作为区域性合作机制，越来越关注全球问题，其组织峰会上形成的宣言和倡议力求消除区域机制协调不足等问题，增强"全球南方"独立自主能力。这些制度层面的创新举措，持续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传统机构施加建设性动力，有力提升了南方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代表性与发言权。通过优化全球治理的制度设计和组织结构，全球治理倡议致力于为全球治理提供包容、开放的制度平台，使"全球南方"从全球治理的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从被治理对象转换为治理主体。
4.4 最终公共产品赋能：力求实效的高效供给路径
美国近年来的内顾倾向和单边主义政策使得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呈现出次品化和低效化的现象。全球治理倡议直指此核心矛盾，倡导解决实际问题，强调将发展置于全球宏观政策的中心，促进产品治理效能；聚焦减贫、粮食安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关乎民众福祉的领域，通过"一带一路"设施互联互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等合作项目，切实提升公共产品的实际效用，有效弥补了全球安全和发展赤字。例如，中国通过与联合国粮农组织、非洲的三方合作机制，搭建高效的技术转移与能力建设平台，助力非洲国家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和自主可持续发展能力，使发展成果真正惠及"全球南方"国家民众。倡议依托全球主义与多边主义的举措及中间端的制度平台，将发展和安全领域的治理成果落到实处，精准回应"全球南方"国家摆脱发展边缘位置的迫切需求，丰富了全球治理的价值内涵和实践外延。
4.5 需求端赋能：实现主权平等、以人为本
全球治理倡议通过协调"全球南方"国家目标和外部议题实现有效供给，而治理的有效性则需接受"全球南方"的检验。全球治理有效性是指在应对全球性问题的进程中，经由制度的成果产出与行为体的参与建构，最终达成预期目标的程度。这是国际社会对普遍安全、共同发展、公平正义等方面的根本承诺。例如，能否在充分尊重各国主权与国情差异的前提下，切实保障各国人民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权利；能否在处理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地缘危机等复杂议题时，将解决方案落脚于更能守护各国人民的共同福祉与国家尊严；能否在追求市场效率的同时，兼顾公平正义，使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这些目标和议题是需求端在使用公共产品的过程中需要检验的因素，切实关注到传统需求端即"全球南方"国家呼吁的主权平等和发展权等问题。而全球治理倡议以主权平等为首要前提，以人为本为价值取向，在完整的供给进程中，不仅实现公共产品治理效果的提升，也做到了对主权、人权、发展和安全等问题的深刻关切。
4.6 全球治理倡议的整体赋能
全球治理倡议为"全球南方"实现自主发展与公平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重要赋能，五大理念在各个环节之间相互传导和影响。"全球南方"追求主权平等和以人为本，为供给方指引了明确的供给方向。基于此，治理规则与治理程序需秉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治理对象应涵盖包括"全球南方"在内的所有行为体，这样真正赋予供给方以治理能力和治理意愿。在此背景下，全球治理须遵守国际法治，以规则规制各类治理行为。这就意味着，需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坚定奉行共商共建共享原则，通过有效设计制度安排与组织形式，推动治理体系不断完善。"全球南方"国家秉持万隆精神，在实践中坚持求同存异、团结协作、多边协商，巩固了国际法规的权威性、合法性与可行性；并且通过发挥国际法治的实效性，在供给时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切实尊重全人类的共同福祉，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地生根的生动体现。
在具体实践中，中国与"全球南方"既有合作彰显了这些理念。例如，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中国与共建各方深度沟通与战略对接，在互联互通布局方面，建设中吉乌铁路、匈塞铁路、中老铁路、雅万高铁等标志性项目，不仅显著提升了区域互联互通水平，还有效带动了当地就业与产业升级，实现了共建共享与互利共赢；在粮农治理方面，中国增强共建国家减贫能力，积极推广示范菌草、杂交水稻种植等多项农业技术，并持续培训当地技术人员，有力提升了亚洲、非洲、南太平洋、拉美和加勒比等地区粮农安全水平与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在矿产资源合作方面，中国与非洲、中亚、南美等"全球南方"国家深化关键矿产与能源合作，注重共建产业链条，推动资源深加工与本地化发展，助力相关国家提升资源附加值，打破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边缘地位。
全球治理倡议并非对现有体系的简单修补，而是对西方中心主义治理模式的系统性超越。其倡导主权平等，保障各国人民共同参与全球治理、共享全球治理成果，而非遵循霸权体系下小国依赖大国的旧秩序；其倡导多边主义，推动治理成果惠及全球，而非霸权体系下的单边主义；其倡导坚持国际法治，强调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抵制霸权国对国际组织的工具化操弄和在责任面前的逃避推诿，扭转"全球南方"国家正当权益长期被忽视的困境；其倡导力求实效，通过在治理层面系统发力，破解当下全球安全、发展、文明的治理困境，而美国却以"美国优先"的逻辑，做出如撕毁《巴黎协定》等逃避责任的举措。全球治理倡议精准回应"全球南方"所面临的发展赤字、安全困境与治理难题，作为一种新型国际公共产品，系统性纠正既有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弊端与排他性安排，从而帮助南方国家摆脱对不合时宜旧体系的依赖。在这一过程中，"全球南方"国家以平等伙伴身份参与全球事务，坚持独立自主、彼此尊重、平等互利，这无疑是惠及南方世界的战略性公共产品。
总之，全球治理倡议构建了一个从供给端遵守国际法治以保障供给、从中间端践行多边主义以完善制度设计、从最终端坚持力求实效以提供有效供给、到需求端奉行主权平等和倡导以人为本以回应"全球南方"国家需求，形成产品产出到消费的完整供给链条。倡议旨在通过理念创新与务实行动，推动构建一个更加包容、公正、有效的全球治理体系，是新时代的新型国际公共产品。
五、从理念到落地：全球治理倡议的供给路径
全球治理倡议对赋能"全球南方"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如何将其理念有效转化为具体行动成为亟待回应的关键问题。本文从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路径出发，探索全球治理倡议的实践落地方式，推动"全球南方"国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倡议的重大实践。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是一个两步走的过程：先是决定以何种价格、何种方式提供哪些产品的政治过程，然后是关于产品生产与分配的操作过程。通常，政治过程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如何处理那些贡献不足或以不公平方式获利的主体问题，而操作方面则会涉及棘手的主权和准入问题。这意味着全球治理倡议作为新型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不仅是技术或资金问题，更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政治和操作难题，既需要关注政治决策，也需要关注落地操作。
5.1 明确供给任务、优化产品供给
在供给端，需要明确供给任务、优化产品供给。这是将全球治理倡议的政治承诺转化为具体行动能力的起点。一是明确供给任务，即政治决定过程，关键在于政治意愿的凝聚，包括国家和全球两个层面治理意愿的凝聚。一方面，在国家治理层面，国家资源、政治参与和国内正当性共同决定了政府愿意在多大程度上将资源投入全球治理。国家资源包括人力资源、财力资源、文化资源和制度资源等；政治动员包括政治共识、选民压力、利益集团倾向等；国内正当性即基于免于全球支配的自由的理想，国家提供国际公共物品。例如，二战后美国推行"马歇尔计划"，其国内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同时政府在国内形成了需要"建立稳定和繁荣的欧洲、阻止共产主义扩张的政治共识"，并且该计划被赋予了国内"正当性"，即通过重建欧洲以"保障美国的自由与安全"，减少美国在欧洲实施"马歇尔计划"的国内阻力。
另一方面，在全球治理层面，治理合法性、治理有效性和治理影响力左右国家向国际社会供给公共产品的意愿。治理合法性是指国家在治理时是否遵守国际规则、是否拥有正当的国际角色和身份等；治理有效性是指国家通过全球治理能否实现对议题的国际合作或共识等；治理影响性是指国家通过全球治理是否可以合法获取战略影响力或领导力。例如，二战后由美国主导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是美国作为战胜国和霸权国为国际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填补了二战后全球治理的真空，由于契合战后世界人民渴望重建与发展的共同愿望，奠定了其霸权合法性和战略影响力的基础。
落实全球治理倡议，能够为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社会注入稳定性与确定性。在国家层面，需要科学合理评估国内资源潜力，实现治理产品的精准供给；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凝聚政治共识，汇聚更广泛的政治参与力量；提供倡议型公共产品，获取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治理收益，增强参与全球治理的国内正当性。在国际层面，供给方需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以平等者身份与其他国家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相处，增强治理合法性意愿；兼顾多边利益，以提升治理有效性的说服力；坚持以全人类福祉为目标，以扩大治理的影响力。
二是优化产品供给，即执行操作过程，核心在于供给国际公共产品的能力建设，这涉及国家治理能力和全球治理能力的平衡。一方面，国家治理能力建设层面，包括提高资源整合和调配、优化财政分配、强化机构职能、投入创新技术研发等，以国家行动力为驱动，政府承担最终供给责任，政府与市场合作保障资源配置优化和绩效提升。另一方面，全球治理能力建设层面，在于完善国际制度设计、增强治理执行能力、切实落实治理目标。具体而言，完善制度设计充分考虑治理的功能需求、"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水平、全球治理涉及的主权成本；增强治理执行能力包括强化透明度机制、评估机制、申诉纠正机制、调查机制和参与机制等；落实治理目标需要关注并解决全球安全、发展与文明赤字等。在此过程中，"全球南方"国家及其创建的新兴组织在制定国际规则、传播治理知识、提升市场话语权方面并非被动接受者，也可以成为主动建构者，共同推动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向更加包容、多元的方向发展。
5.2 坚持多边合作，加强制度建设
在中间端，坚持多边合作，加强国际制度建设。这为治理实践提供稳定的制度框架与多边合作平台。一是坚持多边合作，即政治决定过程，其核心是秉持多边主义，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从全球治理的议题设置、到国际规则制定中的利益协调、再到公共产品供给的方案落地、最后到治理有效性和合法性的评估，须始终践行多边主义和遵守国际法治，反对以意识形态或国家间联盟划线的排他性合作，充分考虑"全球南方"国家合理关切，避免西方国家通过"议题过滤"等形式边缘化"全球南方"利益和规避西方国家责任，确保做出的政治决定真正服务于全球共同利益，而非单一国家阵营的地缘私利。
二是加强国际制度建设，即执行操作的过程，包括国际制度设计和国际制度治理。一方面，国际制度设计体现为成员资格标准、议题范围、权力分配、决策机制（如共识原则或多数表决）、监督和执行机制等的设计。这些是围绕全球关切问题进行政治博弈的均衡结果，其优劣决定了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与合法性。在全球治理倡议供给过程中，"全球南方"面临代表性不足、发展和安全诉求未被充分考量、话语权滞后、行动效能不足等结构性困境，需要超越西方"俱乐部"的供给模式，转向更具包容性和精准化的治理路径。可以根据区域和议题领域的特点进行差异化的制度设计、策略性地安排议题联系、设置兼顾包容性和效能性的准入门槛、引入免责条款等弹性机制，推动更具针对性的全球治理。在此过程中，重视当下国际秩序转型中亟需解决的发展和安全问题，关注处于这些困境中的国家在国际制度中的话语权，推动建立更加平等、务实的新型多边平台。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以及"77国集团和中国"等多边平台为代表，通过持续创新理念供给、制度供给、物质供给，显著增强了"全球南方"国家间的协同效应，不仅能确保其共同关切与利益诉求在国际组织中得到更有效倾听与实质性吸纳，更能提升其在全球规则制定中的整体议价能力，实现制度建设的切实落地。
另一方面，国际制度治理包括制度框架下的主体互动、规则落地以及回应全球议题三方面。国际制度可以通过合法性和弹性的资格标准扩大成员准入、减少排他性存在，使得所有成员参与现实互动，而非西式国际制度通过所谓民主、人权标准等对"全球南方"进行"制度排斥"；规则落地需要予以客观公正的保障标准，可以通过规则设置、引入违约成本等举措，约束国家行为，确保国际制度发挥作用；对全球议题的回应是全球治理的重要任务，也是"全球南方"面临的关键挑战，需要关注国际制度是否全面覆盖议题、是否及时响应议题、是否偏向特定集团而对"全球南方"的问题议而不决等。全球治理能力提升并非与生俱来的，而是通过精心制度设计与高效治理实践来保障的。将包容、平等的理念转化为合法、有效的制度设计和治理，能够为参与国提供可预期的合作框架与切实的解决方案，赢得"全球南方"国家的信任与自愿遵从，这正是倡议落实的关键。
5.3 建立评估机制，提升治理实效
在最终端，建立评估机制，提升治理实效。这使得治理成果经得起实践与时间的检验。一是建立评估机制，即政治决定的过程，其核心在于检验全球治理是否有效回应需求并产生了预期影响，包括评估指标设定、价值判断选择、供给效果纠正、补偿机制设置。评估指标的设定应由包括"全球南方"国家在内的多元主体共同协商，而非传统供给国通过知识权威单方面确立衡量标准；价值判断应更注重环境正义、代际公平与包容性发展，而非西方优先考量经济效益与战略收益；供给效果纠正需要从软性的道义劝诫向刚性的制度约束转变，提高供给意愿；需要建立具有约束力的矫正与补偿机制，形成对治理落实的完善和保障，实现权力和制度的平衡。通过这些举措，推动全球治理体系从供给主导型向需求响应型演进，更真实反映各国共同利益。
二是提升治理实效，即执行操作的过程，其核心在于将全球治理倡议真正落实，并且能够通过评估机制的检验。为此，需对最终公共品进行审视。其生成是否严格遵循多边主义原则与国际法治精神，确保程序正当性与参与包容性；是否真正回应了多数合理期待，而非少数不合理要求；治理产品是否与实际情况紧密相关而非忽视了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国情下的多样性需求；若发现相关治理存在排他性、竞争性等非普惠性特征，则应启动替代性或补偿性策略，确保其在属性上回归公共性、在效果上服务共同发展。落实治理的最终目的，在于通过透明、包容、可问责的执行机制，使治理成果成为需求方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5.4 赋能"全球南方"，推动共同发展
在需求端，赋能"全球南方"，推动共同发展，使治理成果真正落地于提升人民福祉。一是将治理实效赋能给"全球南方"，这是政治决策的过程。在五大理念的指引下，确保供给精准匹配，切实赋能于"全球南方"。赋能的本质需求，是将基本生存权、发展空间权、规则自主权等交由"全球南方"自主掌握，正视其内部的差异和共同性，从内部推动"全球南方"自身规范能力的转变，构建"多元共存"的文明共同体，实现"集体福祉"。全球治理公共产品经供给端积极供给、中间端严谨设计、最终端实效供给，能够实现这一赋能目标，形成既契合"全球南方"发展多样性，又能助推全球治理进程；既兼具合法性与有效性，又具备扎实治理效力；既经得起实践与时间的检验，又能彰显务实治理成效的优质公共产品，真正跨越"金德尔伯格陷阱"，破解西方制度霸权羁绊，全面提升治理效果。
二是推动"全球南方"共同发展，这是执行操作的过程，关键在于"全球南方"从被动的治理对象转变为主动的治理主体。通过倡议赋能，在物质、制度和文明层面构建文明共同体，摆脱长期以来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带来的压制，实现共同受益的目标。最终，将共同发展的积极成效反馈至供给端，促使其不断优化治理能力，提升合作意愿，形成一个供给与需求相互促进、持续迭代的良性循环机制，彰显全球治理倡议作为公共产品的独特赋能价值。
总之，将全球治理倡议转化为具体实践行动，是一个贯穿供给端、中间制度端、最终产品检验端与需求端的完整供给过程，涵盖政治决策与执行操作两层面。在供给端，明确供给任务、优化产品供给，是实现政治承诺向行动能力转化的起点；在中间端，坚持多边合作、加强制度建设，为治理实践提供稳定的制度框架与包容的合作平台；在最终端，建立评估机制、提升治理实效，确保治理成果经得起实践与时间的检验；在需求端，赋能"全球南方"、推动共同发展，使治理成果真正造福各国人民。这既要求在政治决策层面增强包容性与公平性，也要求在操作执行层面提升专业性与有效性，通过二者的良性互动，全球治理倡议得以实现从"政治共识"到"操作落地"的有效转化，以"真正的多边主义"重塑中间端的制度规则，为"全球南方"从治理对象走向治理主体提供坚实支撑。
六、结语
新时期，中国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展现了一条全新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路径：它以"主权平等"和"以人为本"回应需求端的根本期待，以"国际法治"调动供给端的意愿和能力，以"真正的多边主义"重塑中间端的制度规则，并以"力求实效"保障最终产品的质量与合法性。这一倡议的成功实践，标志着全球治理范式的重心正在从西方世界向"全球南方"转移。展望未来，全球治理倡议所倡导的包容性制度建构、需求导向的资源匹配与尊重差异的共生治理，为破解全球集体行动困境、迈向更具韧性与合理的全球治理秩序提供了重要启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原载于《太平洋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