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球南方”并非单纯的地理范畴，而是一种历史立场与认识论自觉。它所承载的，是近代以来反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与不平等世界秩序的共同经验。全球南方需要一场真正的认识论革命。这场革命的核心，不在于否定西方知识本身，而在于反对其自封为唯一普世标准的认识论霸权。通过“地方化”西方、重建自主知识体系，并在平等基础上展开跨文明对话，全球南方才能推动形成一种建立在多元性基础之上的“复数普世性”。
作者：昝涛，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摘自：《世界社会科学》2025年第6期
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2026年第4期
“全球南方”（Global South）这一概念的流行，是21世纪国际政治格局、世界经济体系与文化话语体系发生重要转变过程中出现的重要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全球格局的深刻变化和新兴力量的诉求，并带有潜在的认识论革命意义。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实现群体性崛起，长期由西方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不断被打破，“东升西降”“南升北降”逐渐成为现实趋势。这种结构性变化不仅改变了国际关系的运行逻辑，也必将在深层次上动摇既有的历史观与世界观。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全球南方问题不能仅被理解为发展问题或地区问题，而必须从认识论层面加以把握。新的世界形势要求突破旧有的认知体系，尤其是近代以来在全球范围内占据主导地位的欧美中心主义认识论。要在认识论意义上理解全球南方的历史内涵，就必须从反对和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认识论霸权入手，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亟须构建自主的知识体系。连接全球南方与认识论革命的关键词是“非殖民化”。这一概念并不限于二战后殖民地取得政治独立的历史过程，而是指向殖民主义在文化、心理、语言、社会结构等层面的深层遗产。由于殖民化并非只发生在国家政治层面，认识论层面的非殖民化同样不能局限于政治领域。
“西方中心主义”的本质
近代以来，西方的全球殖民扩张不仅依靠军事与经济力量，也制造并传播了一套“普世”性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的核心在于宣称：只有西方的知识和理论才是理性的、科学的、普遍有效的，是判断是非的唯一标准；而非西方的知识则被贬低为地方性的、非理性的，无法促进进步与发展。早期这一意识形态主要由欧洲传播，后来则由美国继承并强化。贯穿西方哲学与社会科学的欧美中心主义范式，往往以“中立”“客观”“普世”为名，自我加冕为唯一合法的知识形态。
从权力结构的角度看，这种所谓的“普世主义”并不存在真正的中立性。任何知识生产都不可避免地嵌入阶级、性别、语言、地理位置以及现代殖民—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所塑造的权力关系之中。近代西方认识论的一个根本特征，正是在于有意抽离并隐藏言说主体的具体立场，使理性之“我”看似脱离历史与权力，从而能够以“上帝视角”生产普世知识。
这一认识论转向，与中世纪欧洲的世俗化进程密切相关。随着宗教权威对真理垄断的瓦解，上帝逐渐退出知识体系的中心位置，取而代之的是拥有独立理性的主体。“我思故我在”成为现代欧洲哲学的起点。理性之“我”被设定为真理的最终来源，能够超越具体时空与社会条件，生产具有普遍有效性的知识。然而，这一脱离上帝的理性主体并未界定自身的历史与地缘位置。它以“我”取代上帝，使“我”能够像上帝一样制定普世法则，从而制造出一种世俗的但同样具有绝对性的认识论。在现实中，这种认识论始终建立在主体与客体、精神与肉体、理性与自然的二元对立之上。正是这种二元论，为殖民主义提供了深层的认识论基础：主体被设定为永恒的认识者，而非西方社会、文化与人群则被降格为被认识、被测量、被规训的对象。看似抽象的哲学二元论，实际上构成了殖民暴力最深层的认识论发动机。
在前述认识论逻辑下，只有西方被认为具有生产批判性、科学性、理论性与哲学性知识的能力，因为只有西方主体被设定为能够以“上帝视角”进行普世性言说的主体，能够超越任何具体立场、地域或历史条件。相应地，世界上其他民族和社会则被界定为“特殊的”“地方性的”，只能从某个具体位置出发思考，因此被认为不具备生产普世价值与普遍知识的能力。西方的所谓普世知识，仿佛并非从世界的某个“地方”生产出来，而是天然地悬浮于历史与权力结构之上。
随着欧洲的全球殖民扩张，这种哲学意义上的普世主义逐渐转化为一种殖民主义的认识论。近代西方哲学被塑造为唯一能够“以人的身份、从神的角度思考”的思想传统，成为一种被认为高于其他一切文明与传统的哲学形态，其实已经具备了某种帝国主义性质的认识论特征。
正是通过隐藏知识生产的立场与位置，西方中心主义得以建立起全球性的知识等级结构，并进一步将这种等级结构投射为民族与文明的高低秩序。从历史上看，这种认识论曾反复制造并更新一系列极具控制力的意识形态话语：18—19世纪的“没有历史的民族”，20世纪的“没有发展或现代化的民族”，以及21世纪被频繁提及的“没有民主与人权的民族”。这些话语并非偶然出现，而是随着世界体系的变化不断调整其表达形式。
这正是欧洲哲学与社会科学中所蕴含的政治—种族主义，即一种深层的认识论种族主义。它并不总是以露骨的种族语言出现，却通过知识体系与学术规范，对世界进行等级化分类。这种认识论并非抽象无色的思想形态，而是有肤色的、以白人为中心的；是有立场的、源于欧洲地缘政治经验的；也是有性别结构的，深深嵌入父权制传统之中。
围绕普世主义的争论，最终都指向一个问题：是否存在一个共同的人类历史终点。无论是在神学传统中，还是在近代历史哲学中，人类历史都被设想为通向某种终极状态的线性过程。在这一叙事中，历史被赋予方向性与目的性，而掌握这一“终点图景”的，往往正是西方。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冷战结束后自由民主被塑造为唯一具有普遍有效性的政治制度形式，“历史终结”的论断得以提出。这种论断并非单纯的学术判断，而是西方“普世主义”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高度自信表达。在冷战结束的历史语境中，这种历史哲学意义上的普世主义被重新激活。西方式的资本主义自由民主被描绘为唯一可能的终极政治形态，被视为人类政治制度演化的最终结果。此类论述代表了西方在特定历史阶段对自身制度与价值的高度自信，也集中体现了西方中心主义“普世主义”的理论形态。
认识论的非殖民化
若要真正推进思想层面的非殖民化，首先必须正视并揭示西方认识论霸权的这种地缘—身体—政治属性。非殖民化并不是简单地否定西方知识，而是要破除其自我神圣化与唯一化的地位，使其重新回到可以被比较、被对话、被批判的位置。
真正具有认识论革命意义的，是来自全球南方的视角。对西方中心主义“普世主义”的根本性批判，只有站在非西方（全球南方）的立场上才可能实现。这一立场并不由言说者的地理位置简单决定，而是由其所处的认识论位置决定。生活在全球南方的人，完全可能在认识论上深度内化西方中心主义；反之，生活在全球北方的白人，也可能因为其非西方的认识论取向，而成为全球南方在思想层面的盟友。
世界历史上并不存在只有一种中心主义的普世主义。不同文明、不同传统，都曾在各自历史进程中发展出对“普遍秩序”的想象。但之所以必须优先批判西方中心主义的“普世主义”，并非因为它在逻辑上最为粗糙，而是因为只有这一“普世主义”在近代以来真正获得了全球性的宰制力量，成为一种具有霸权性质的认识论。它通过殖民扩张、国际制度与学术体系，将自身的价值观、知识结构与历史叙事推广为全球标准。
强调反对西方中心主义，并不是一种本质主义或反西方的立场，也不是为另一种文明中心主义辩护。这一立场首先是一种认识论视角，指向对欧美中心主义认识论霸权的系统批判。同时，它也隐含着对第三世界内部各种原教旨主义与狭隘民族主义的批判。因为一切原教旨主义，无论来自西方还是非西方，都共享一个前提：认为只有通过某一种唯一的认识论路径，才能抵达真理与普世性。正是这一前提，构成了认识论霸权的思想根基。
因此，建立新的认识论立场，首要任务并非制造新的“中心”，而是对既有的欧美中心主义认识论霸权进行祛魅。所谓“祛魅”，并不是否认西方知识和实践的价值，而是拆解其自我宣称的天然普世性，将其还原为特定历史条件、地缘政治经验与权力结构下形成的知识形态。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西方本身需要被“地方化”。
对西方认识论霸权的非殖民化与地方化，并不意味着放弃对普世性的追求。相反，其目标是追求一种不同于西方中心主义、也不同于各种原教旨主义的普世性。这种普世性并非抽象地从某一文明经验中拔高出来的“全球设计”，而是建立在多元性基础之上的普世性。
认识论非殖民化所追求的，是一种承认多重认识论传统并使其展开平等对话的“复数普世性”。在这一框架下，不同文明与社会的知识体系不再被预设为高低有别，而是被视为在各自历史实践中形成的、具有解释世界能力的思想资源。思想的非殖民化，所拒绝的并非差异，而是拒绝对话；它追求的是在多元基础上形成的共同性。
正是在这一认识论转向的背景下，全球南方的自主探索显得尤为重要。长期以来，欧美中心主义将自身的知识体系塑造为“普世”真理，把非西方知识贬低为“地方性”或“特殊性”，由此造成了全球知识生产与传播体系的极端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不仅体现在学术领域，还深刻影响政治、经济与文化层面，帮助固化了全球范围内的不平等权力结构。
要打破这一结构，仅靠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是不够的。全球南方必须在批判的同时，重建自身的知识主体性，建立自主的知识体系。这一过程并非简单回归传统，也不是拒绝现代性，而是对自身历史、文化与实践进行系统性的重新审视与评估。
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要求从本土视角出发，同时保持开放的世界眼光。它以自身的社会经验、历史路径与现实问题为基础，发展符合自身条件的认识论框架。这不仅是对西方中心主义认识论霸权的回应，也是对全球多元文明格局的积极肯认。通过有意识地推动自主知识体系的形成，全球南方才能真正与西方知识体系展开平等对话，在相互借鉴中共同探索应对全球性问题的可能路径。这种对话的前提，不是模仿或对抗，而是承认差异、尊重多元，并在此基础上寻找共同性。
全球南方自主探索的例证
在认识论非殖民化的实践层面，全球南方并非被动接受者，而是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展开了各具特色的探索。这些探索虽路径各异，却共同指向打破西方中心主义长期垄断、重建知识主体性的目标。
（一）非洲：作为调校器的“非洲中心性”
在近代殖民体系中，非洲虽较晚被全面瓜分，却承受了尤为深重的殖民创伤。即便形式殖民结束，其衍生的“殖民性”仍在教育体系、法律结构与日常语言中持续运作，形成一种内化的“文化炸弹”。这一机制并不主要通过强制实现，而是通过对知识合法性的重新排序，使非洲社会逐步接受西方理性作为唯一尺度。
这种过程的核心，是对非洲本土知识体系的系统性贬低与边缘化。语言、记忆与自我认知在这一过程中发生断裂，非洲社会逐渐形成一种“最熟悉西方、却最陌生自身”的状态。非洲大学在很大程度上沦为西方认识论等级制的再生产空间，本土知识要么被排斥，要么被降格为人类学素材。
针对这一困境，部分非洲学者提出认识论非殖民化的双重路径：一方面，通过“脱钩”揭示全球学术体系中以“科学”“客观”为名的西方中心主义运作机制；另一方面，通过“再挂钩”重建本土知识的合法性，使其重新进入公共知识空间。这一过程并非否定现代科学，而是主张在多元共存的前提下，使传统知识与现代知识展开平等对话。
在方法论上，“非洲中心性”并非简单地用非洲取代欧洲的位置，而是作为一种调校器，纠正长期以来以希腊—罗马单线叙事为中心的文明史结构。其目标并非制造新的中心主义，而是在全球知识结构中恢复非洲经验的应有位置。
（二）拉丁美洲：殖民性批判与“美好生活”
拉美地区的非殖民思想，集中体现在对“现代性/殖民性”关系的反思之中。相关论述强调，现代性并非在殖民结束后才展开的阶段，而是自始即与殖民性相互纠缠。殖民扩张不仅意味着资源掠夺，也通过种族与劳动等级的编码，将不平等嵌入全球资本主义结构。
在这一批判背景下，部分拉美社会提出“美好生活”理念，作为对线性发展观和GDP主义的替代。这一理念拒绝将自然视为可无限攫取的资源，而是将宇宙、土地与社区理解为相互滋养的生命整体。在此框架下，发展不再等同于增长，而是围绕社会关系、生态平衡与文化延续展开。
这一思想并非停留在规范层面，而是逐步进入教育与社会实践领域。通过与原住民社群合作，部分教育实践尝试以集体叙事、社区协商与生态时间观取代标准化评价体系，使学校成为推动认识论非殖民化的重要空间。拉美经验由此表明，非殖民化必须同时回应经济剥削与知识压迫，才能避免沦为抽象口号。
（三）印度：底层视角
印度知识界对殖民主义认识论的反抗，集中体现为“庶民研究”的底层视角。与以国家精英或殖民行政为中心的历史书写不同，相关研究强调从被边缘化群体的经验出发，重新理解殖民统治与社会变迁。其核心在于反对精英主义的宏大叙事，恢复庶民在历史进程中的主体性。
通过档案间隙、口述记忆与日常实践的挖掘，庶民研究将被压抑的经验重新写回历史，使殖民暴力不再被抽象化为制度过程，而是被还原为具体社会关系中的权力实践。与此同时，相关思想也对西方科学一元论提出质疑，指出被视为“非理性”的神话、仪式与口述传统，在维系社区伦理与生态秩序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
在这一意义上，印度经验并非拒绝理性，而是提出“情境化理性”的概念，强调真理判断始终嵌入具体社会关系之中。通过在语言、教育与基层治理层面的实践，印度的非殖民化探索试图在批判西方中心主义的同时，避免滑向封闭的文化原教旨主义。
中国经验的意义
中国的文明传统与现当代革命、改革实践，是全球思想非殖民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虽未经历非洲、拉美或南亚那样彻底的政治殖民，但其历史传统与现代实践长期受到西方中心主义认识论的贬低与误读，同样面临深刻的思想非殖民化任务。中国经验的重要性，并不在于提供一种可供复制的模式，而在于展示了一种不同于西方中心主义认识论的历史路径。
在传统层面，中国文明长期维持超大规模共同体，依托的是“大一统”与“因俗而治”相结合的认知框架与政治智慧。“大一统”并非简单的领土整合，而是一种将地理、政治、伦理与宇宙秩序纳入同一整体想象的结构性原则；“因俗而治”则为多元社会提供了制度弹性，使不同语言、宗教与生产方式得以在统一政治架构中共存。超大规模共同体并不必然依赖文化同质化，而可以在统一之上实现多元。
在认识论层面，与这种制度实践相呼应的，是中国传统中并不以二元对立为基础的世界理解方式。“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等思想，并未将自然视为被征服的客体，而是将天地、人事与政治伦理理解为相互关联的整体。这种综合性思维，与近代西方以主体—客体对立为核心的认识论形成鲜明对比，为反思现代性中的自然观与社会观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
近代以来，在日益深化的民族危机中，中国最终通过革命方式重建国家与社会秩序。这并非对西方模式的简单模仿，而是在本土社会结构与历史条件下，通过将广大农民、妇女与底层群体纳入政治主体，完成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使底层第一次在全球意义上获得定义自身命运的认知权与组织权。
这一过程打破了“现代性等于西方化”的线性观念，证明后发国家同样可以通过内部动员与制度创新实现现代化。中国革命将民本思想与现代政治实践结合起来，形成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式现代化在延续这一主体性基础上不断展开。通过渐进式改革、试验性探索与国家能力的持续投入，中国在融入全球市场的同时，保持了相对的政策自主性。这一路径与拉美、东欧的转型经验不同，进一步表明现代化并不存在单一范式。
在对外交往与全球治理层面，中国强调平等、共存与多样性。这展示了一种非中心化的世界秩序想象。当代中国的对外合作呈现出鲜明的去条件化与公共产品供给特征，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基础设施建设、数字平台和绿色技术转化为全球公共产品，为“南南合作”开辟了新的政治经济空间。中国在全球南方多地的合作模式既提供发展资源，更建构了一种多元现代性范式——它确证了全球南方国家在融入全球市场的同时，能够保持文化主体性与发展自主性，从而突破了中心—边缘的依附性发展窠臼，回应了非洲、拉美、南亚等地区关于“自主现代化”的核心焦虑。
对解放而言，政治独立、经济自主与文化尊严缺一不可。在认识论层面，中国共产党提出“反帝—反殖—反霸”的三重主题。在当代，这三重主题仍然具有现实意义：无论是针对军事侵略与经济霸凌，面向冷战后新自由主义全球治理的隐性支配，还是指向制度与思想/心灵殖民，这三者共同构成一种“政治—经济—认识论”一体化的解放方案。
结语
“全球南方”并非单纯的地理范畴，而是一种历史立场与认识论自觉。它所承载的，是近代以来反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与不平等世界秩序的共同经验。当前主要局限于自媒体领域的“赢学”“西史辨伪”“斩杀线”等话语现象，具有“农村包围城市”与“群众路线”的特点，并非偶然的舆论波动，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一种深层矛盾：民间社会在经历长期外部知识依附后所出现的认知觉醒，正在形成对自主知识体系的迫切需求；而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主流知识精英在这一领域的思想供给长期不足，未能有效回应这一历史性诉求。
全球南方需要一场真正的认识论革命。这场革命的核心，不在于否定西方知识本身，而在于反对其自封为唯一普世标准的认识论霸权。通过“地方化”西方、重建自主知识体系，并在平等基础上展开跨文明对话，全球南方才能推动形成一种建立在多元性基础之上的“复数普世性”。
这一革命并非以制造新的对立为目标，而是试图为全球知识秩序提供新的想象空间：在承认差异的前提下追求共同性，在拒绝支配的前提下实现合作。唯有如此，全球南方才能从长期被定义、被评估的位置中解放出来，真正成为参与定义世界、塑造未来的文明主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