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天晗，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摘 要：在当代全球治理体系中，爱德华·萨义德所揭示的“东方主义”并没有随着殖民时代的终结而消失，而是通过技术化的治理手段实现了隐性再生产。指标化评价体系、全球排名竞赛和标准化知识模板等看似中立的治理技术，将历史形成的权力不平等转化为可测量、可比较的技术问题，掩盖了其背后的殖民逻辑。这些技术实践通过日常官僚运作被不断巩固和内化，形成布迪厄所称的“惯习”，使不平等秩序得以自然化延续。面对这一机制，全球南方主体展现出复杂的应对策略：一方面通过策略性参与获取话语空间，另一方面也逐渐形成反思性自觉，通过重新命名概念、构建替代性叙事、创设新型制度等方式，挑战既有的治理规则。真正的去殖民化实践不仅需要话语层面的批判，更需要对治理技术本身进行重构，打破“技术中立”的神话，推动全球治理向真正包容多元现代性的方向转变。这要求从根本上质疑当前主导的进步叙事和发展范式，构建能够容纳不同知识体系和发展路径的全球制度框架。
关键词：东方主义；全球治理；技术治理；话语惯习；主体自觉
一、背景与问题
当前，全球治理体系正经历着深刻变革。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着重强调应“奉行主权平等”“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的理念，并呼吁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弥合南北发展差距，实现共同发展与繁荣。这一倡议从理念和行动两个维度出发，为打破传统权力垄断、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平等的方向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引。然而，现实中的全球治理仍然面临深层次的挑战。尽管全球化承诺了一个扁平、开放的世界，但既有的地缘政治经济结构并未因此瓦解。相反，这一进程常常伴随着不对称的依赖关系：占据优势地位的经济体通过制定市场规则和技术标准，客观上主导了全球资源的配置方式。这种以“提升效率”和“理性优化”为特点的治理模式，虽然在形式上摒弃了直接的政治控制，却在结构上延续了历史上形成的“中心—边缘”格局，导致全球南方国家在融入国际体系时，既面临自主性受限的问题，又承受依附性增强的风险。
为了透视这种隐蔽的不平等结构，我们需要重温爱德华·萨义德关于东西方权力关系的经典论述。萨义德在著作《东方主义》中指出，东方主义是西方在不平等权力关系中通过学术、文学与政治话语建构起“东方”这一“他者”（Others）形象的知识体系。通过这一体系，西方占据了对东方的解释权，并获得了干预东方的正当性。它不只是对东方进行描述，更在持续不断地生产出一种服务于权力需求的“关于东方的知识”。萨义德的这一开创性论断，即便是在殖民时代早已远去的今天，依然具有振聋发職的警示意义。它所揭示的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共生关系，并未随着旧殖民体系的瓦解而消散，反而在当代全球治理向技术化转型的进程中，以更加隐蔽和复杂的形式延续下来，也因此获得了新的阐释力。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一个悖论浮现出来：为何一个在话语层面宣称秉持包容与普适理想的全球治理体系，却可能在其知识生产与实践运作中，不自觉地延续甚至强化着“自我/他者”的等级划分？
如今，在全球治理的日常实践里，东方主义正以“技术中立”这一更为隐蔽的治理手段实现自我更新。治理指标、全球排名体系以及标准化手册等工具，不再直接宣扬显性的文化优越论，而是借助工具理性和程序正义的逻辑，把原本深植于历史的不平等结构转化为可量化、可对比的技术参数。这种将复杂问题简化为技术问题的处理方式，与福柯提出的治理术（gouvernementalité）概念不谋而合：权力不再通过简单粗暴的强制手段实施，而是借助可计算的技术装置、被规训的主体性，以及看似摒弃意识形态的微观管理，悄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细微角落。由此，曾经被界定为话语生产的东方主义，正沿着“技术化—竞赛化—惯习化”的路径，深度嵌入全球治理的微观运作机制之中。
这些技术手段通过多种机制实现了去政治化的效果。首先，指标化与量化手段营造出一种客观的假象，将复杂的历史与权力结构简化为截面式的绩效差距，从而掩盖了其背后隐藏的价值判断。其次，全球排名体系与基准比较机制重构了人们的认知，将僵化的历史阶段论伪装成中立的发展竞赛，并借助线性的进步叙事将非西方国家固化于“尚未达标”（not yet）的过渡状态，禁锢在先进与落后的二元框架中。最后，标准化的手册与模板在国际机构官僚的日常工作中逐渐被内化为理所当然的行政常识，形成了布迪厄所说的“惯习”（habitus），使得不平等的知识秩序通过看似规范、可复制的操作流程得以持续地再生产。在这一过程中，原本涉及权力结构、历史背景的争议性问题，被巧妙地重新定义为技术层面的能力不足或管理缺陷，而更深层次的历史成因与权力关系则被技术程序所遮蔽。
这一转变提醒我们，如今，东方主义的延续不仅体现在西方讲述东方的宏大叙事里，更渗透到各类组织与行动者如何被治理、如何进行自我治理的细微机制中。基于此，本文提出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第一，东方主义如何通过上述微观技术治理手段以及行动者的话语惯习，在全球治理中被隐性地再生产出来？第二，全球南方主体在策略性地参与这一治理体系的过程中，怎样形成一种反思性的主体自觉，进而超越简单的应对，参与到对既有话语结构的重构工作当中？本文将构建一个从技术治理到话语惯习的分析框架，揭示东方主义在指标化治理、进步叙事以及模板化知识中的微观再生产路径，进而弥补以往研究在技术政治和官僚日常实践方面关注不足的情况。在此基础上，引入“主体自觉”概念，旨在突破一种常见的困境：全球南方行动者为获取资源与合法性，策略性地采用由西方强势文化设定的标准来审视和改造自我，进而陷入策略性的“自我东方化”的局限。本文通过探讨全球南方行动者如何借助重新命名、多元叙事以及去中心化的知识生产，旨在推动一种“多元宇宙”（pluriverse）取向的制度想象，即构建一个承认并鼓励多种知识体系、价值观念和发展路径平等共存的世界，以此取代单一的、普遍主义的全球模式。这一研究路径不仅有助于更新全球治理研究中对权力的认知，也为去东方主义的知识政治提供了可操作的理论参考与批判话语。
二、东方主义、技术治理与话语惯习
在全球化时代，东方主义正以全新的形态融入全球治理的日常实践中。若要系统剖析这种新的权力形态，则需要突破单一的后殖民批判框架，将萨义德的知识与权力理论、福柯对权力微观运作机制的剖析，以及布迪厄关于实践与惯习的研究进行有机融合。唯有借助这种理论三棱镜，我们才能揭示当代东方主义那看似无形却又无所不在的运作逻辑。
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为我们理解当代全球治理中的权力运作提供了关键的分析框架。萨义德认为，东方主义并不仅仅是西方对东方的刻板印象或文化偏见，而是一个包含认知、制度和实践三个维度的系统性权力体系。在认知层面，它通过构建“东方/西方”的本体论区隔，确立了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在制度层面，它依托学术机构、媒体平台和国际组织，形成了一套关于东方的权威话语生产体系；在实践层面，它通过知识生产与话语建构，重塑了其声称要描述的东方世界，使西方的统治需求获得合法性。这一体系的运作可概括为两个相互支撑的机制：一是“想象的地理”（imaginative geography）机制。它揭示了东方主义如何借助话语来划定“我们/他们”的空间界限，并且常常进一步将这种空间差异进行时间化处理，即把东方塑造为停滞、传统，仿佛停留在“过去”的空间，而将西方塑造为进步、现代的代表。如此一来，地理差异就被重新编码为发展阶段和文明进程的差距，为西方进行干预和“指导”提供了道德层面的正当性。二是解释权的结构性垄断。这一机制赋予西方学者、政策制定者和媒体天然的权威地位，使他们垄断了对东方的定义权和解释权。东方在这种话语体系中始终是被言说的客体，而西方则牢牢掌握着主体性的阐释位置。
值得注意的是，萨义德对“潜在东方主义”（latent Orientalism）与“显在东方主义”（manifest Orientalism）的区分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潜在东方主义”指的是深植于西方文化中的一套关于东方的基本认知框架，它涵盖了对东方本质化、永恒化的想象（如神秘、专制、落后等），且这些认知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和延续性。而“显在东方主义”则体现在具体的政策论述、学术研究和文化表述中，且会随着政治形势和时代需求的变化而变化。萨义德特别指出，正是这种潜在与显在的双重结构，使得东方主义在殖民时代结束后仍能持续发挥影响：当公开的殖民话语（显在层面）因政治不正确而逐渐消退时，深层的认知框架（潜在层面）却依然通过学术分类、文化表征和发展话语等看似“中立”的形式不断地再生产。这种区分对于我们理解当代全球治理中的技术性话语如何承载殖民认知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它揭示了为何在殖民体系解体后，这套话语仍能通过发展指标和技术标准等看似中立的治理技术持续运作。因此，东方主义本质上是一个精密的“知识—权力”转换器：它先将文化差异编码为专业知识，随后又将专业知识解码为治理权威。要解构当代全球治理中的东方主义，就必须剖析这些看似客观中立的治理技术背后所隐藏的权力逻辑。
而当我们进一步探究东方主义如何从抽象的理论话语转化为具体的治理技术时，福柯的治理术理论为我们提供了有力的分析工具。福柯的研究揭示了现代权力的独特运作方式：它不再主要依靠暴力强制，而是借助统计学、风险管理和自由话语等技术手段，持续塑造着一个“可治理”的世界。它通过“问题化”（problématisation）的方式，将特定的现象建构成需要干预的“问题”，同时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案框架。在这种权力模式下，主体会在权力设定的问题化方案中主动确认自身身份。这一视角为我们理解东方主义的当代转化提供了关键线索：萨义德所说的“潜在东方主义”正是通过治理术的运作，被包装成看似中立的技术程序，从而获得了操作性和权威性。这种转化不是意识形态的消亡，而是其表现形式的升级，即从赤裸裸的文明优劣论，转变为隐藏于技术标准中的隐性偏见。
这种隐蔽的权力运作在量化治理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社会学家们发现，当复杂的现实被简化为可比较的数字指标时，它们实际上已经被植入特定的价值判断。比如，统计方法看似客观，但其分类标准和测量方式都隐含着选择与偏好。由此形成的“指标治理”表面看来技术中立，实则是一种新型政治技艺，它将价值争议转化为数据差异，将结构性不平等重新包装为“发展差距”。用东方主义的视角来看，这些现代治理技术实际上是殖民知识的当代转型：过去的东方学档案变成了今天的数据库，殖民者的“文明使命”话语转化为“发展指标”，而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则隐藏在技术标准的制定权之中。这种转变使得东方主义的权力运作更加隐蔽，也更具操作性，它不再需要宣称西方优越，只需要掌握“发展”“进步”“善治”的标准制定权就够了。
然而，当代技术治理体系的运作机制也非自发形成，而是高度依赖特定行动者的实践参与，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的专家与官僚群体。这一现象便引出一个问题：为何这些行动者能够自然而然地运用这套技术体系，而不需要任何显性的价值认同？要理解这一实践逻辑，布迪厄的场域（champs）与惯习（habitus）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关键的分析框架。场域理论指出，每个专业领域（如学术圈、官僚体系或国际发展机构）都是一个具有特定运作规则的社会空间。在这些空间里，行动者围绕象征资本（如学术声誉、行政晋升机会等）展开持续不断的竞争。惯习指的是行动者在长期身处场域的实践过程中形成的认知图式与行为倾向，它既由场域塑造，又反过来维系场域的运作逻辑。从这个理论视角来看，当量化指标、绩效排名以及标准化审计成为官僚场域的主导性语言时，行动者无须在意识层面认同其背后潜藏的东方主义逻辑。他们只需要依照“撰写合规报告”“达成绩效指标”等被场域认可的行为模式行事，便会不自觉地维系整个技术治理体系。这也说明，技术治理工具不只是管理手段，更是场域内部权力关系的承载者，它们通过塑造惯习，来确保特定认知框架能够持续不断地再生产。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建立起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东方主义的话语体系首先通过治理术转化为具体的技术方案，随后在国际官僚机构场域的日常实践中实现无意识的再生产。因此，东方主义并非仅仅是理论批判的对象，更是一个能够被观察到的社会运作机制。它系统性地展现了文化差异如何被建构为专业知识、专业知识怎样转化为治理技术，以及技术规范最终如何成为社会常识的完整过程。这个理论框架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明确指出了权力运作的转化节点，涵盖话语建构、技术实施以及常识内化等关键环节，进而为重新定义和改写既有叙事提供了可行的路径。
三、从话语到实践：东方主义的技术治理路径
当代东方主义的运作遵循着一条从话语建构到技术实施，再到实践内化的传导路径。这种权力形态如今已不再主要依赖显性的意识形态表达，而是借助技术化进程以及日常习惯的潜移默化来发挥作用。接下来，本文将考察全球治理中三种具有代表性的技术工具，分别是：指标化治理、竞赛—进步叙事，以及知识模板与标准化手册。
（一）指标化治理：数字逻辑的客观性迷思
将复杂且多变的社会现实转化为可量化、可测量的数字，并以此作为治理的依据的这种做法并非近年才出现的现象。实际上，自现代国家诞生起，统计学便一直是国家治理人口、规划领土的核心技术手段。到了20世纪末，随着新公共管理思潮的蓬勃发展以及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一种更为强势、影响更为深远的“指标化治理”（governance by indicators）模式开始在全球范围内迅速传播开来。这一新型治理模式的关键问题不在于是否掌握数据，而在于那些充满争议的价值判断是如何被巧妙转化为可进行比较的数字，且在转化过程中，这些价值判断还呈现出了“客观”的外在形态。社会学家艾斯普兰和史蒂文斯（Espeland＆Stevens）指出，指标会借助“可通约化”（commensuration）这一社会过程来发挥作用。所谓“可通约化”，即通过单一标尺让原本性质各异的事物变得具有可比性。通过这一过程，指标能够把具有多维特征且带有历史性的复杂现象压缩进一个单一的量表之中。与此同时，在构建指标体系的过程中，通过精心筛选变量、设置权重以及处理缺失值，最终形成了一整套对世界进行重新描述的方案。这套方案看似秉持中立立场，实则内嵌了特定的价值偏好与制度逻辑。
世界银行自2002年起长期发布的《营商环境报告》（Doing Business Report）便是指标化治理的一个典型案例。该报告致力于运用一系列量化指标，例如开办企业所需的天数、获取信贷的难易程度等，来衡量和比较全球各个经济体的“营商便利度”。然而，在看似严谨、技术化的操作流程背后，隐含着一个价值预设：即更少的政府监管、更低的税率以及更为自由化的市场环境，就意味着更优越的营商环境。世界银行通过这套报告体系，巧妙地将充满争议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意识形态，包装成了一套看似客观、中立的技术标准，并以此标准作为衡量依据，对所有国家的营商环境加以评判。
指标化带来的政治后果，首先表现为显著的去历史化与去政治化效应。指标将不同主体间的表现差异以横截面分数差距呈现出来，掩盖了殖民历史、全球分工以及结构性不平等这些导致差异的根源因素。以众多发展中国家为例，在漫长的殖民时期，它们的资源被掠夺、本土产业遭到破坏，经济结构被严重扭曲。即便独立后，许多国家仍被锁定在全球分工体系的产业链低端，从事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些复杂的历史背景和结构性因素，本是理解其发展现状和差异的关键，但指标体系常常对此视而不见。如此一来，被评估的对象就常常被置于一种需要承认自己“能力不足/治理落后”的尴尬境地。比如，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指标欠佳，就被简单归因于自身技术能力欠缺、治理水平低下，全然忽略了国际经济秩序中不合理的权力和资源分配机制对其的制约。通过这种操作，根本性的政治问题被巧妙地去政治化。原本涉及权力、资源分配等核心政治议题，被转化为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解决的项目管理问题，仿佛只要按指标进行改进，就能解决所有问题。同时，审计、评估与合规机制使指标成为组织运行必须遵守的硬性约束，形成了从测量到奖惩、从排名到资源配置的完整闭环。在这个闭环中，行动者为追求可见的绩效，会本能地调整自身策略，进一步强化了指标预先设定的世界图景。当“数据即事实”的观念占据主导地位时，差异便被编码成可以改进的“缺口”，不平等便以“理性改进”的名义，在组织日常运作中被悄然地再生产出来。
（二）“竞赛与进步”叙事：排名、基准与线性时间剧本
与量化指标一同出现的，是一套把世界纳入统一比较体系的排名与基准化机制。排名常常通过序数化的方式重构复杂的现实。它无须解释差距的本质，只须确定谁先谁后，从而将多维度的价值争议简化为一条关于优劣的单一阶梯。从福柯治理术的视角来看，这类排名与对标并不是中立的比较工具。它们借助规则设计、程序安排以及计算方法，持续将各类主体置于“可被观察、可被比较、可被量化”的框架内，如此一来，即便没有收到直接指令，这些主体也会主动依照既定标准进行自我调整。与此同时，这类实践还借助被普遍认为是合理的判断框架，来界定什么是“有效的进步”，并将其细化为具体的里程碑、量化指标以及绩效阈值，贯穿于规划、评估与问责的整个过程之中。
当各个国家与组织被持续纳入全球性的“对标”（benchmarking）体系时，治理的重心便从“什么是好的治理”变成“如何在排名中提升”，名次与差距成为行动的直接目标。在这一比较逻辑之下，线性的“结果框架”与“进步叙事”相互强化：治理被描绘成一段从落后到先进、从低分到高分的单向进化过程，差距则被视作可以通过技术手段不断缩小的数值区间。排名因而不仅是一种认知工具，更成为一种线性的脚本，将各异的历史经验与多元的发展路径，全部压缩进一条同质化的线性赛道之中。
排名与基准化机制所产生的实质性影响，首先体现它对治理行为的持续引导作用上。当某种公共评价体系被引入竞争环境后，学校、医院、科研机构乃至政府部门都会主动调整自身行为，以契合排名要求，进而逐步将组织目标、资源分配以及日常活动转向对可见绩效的追求。这种行为调适并不是简单的应对评估，而是一种重构现实的过程。在实践中，哪些方面被认定为可取得进步的成果，哪些证据被视作有效的改进证明，都在这一过程中不断被确立，并逐渐自然化。随着时间的推移，排名所预设的世界观，即所有行为体都处于一条从落后迈向先进的线性发展道路上，不仅影响了行动者对自身的认知，也塑造了他们看待世界的认知框架。
这套“竞赛与进步”叙事在本质上延续了后殖民理论所批判的“时间政治”（politics of time）逻辑。人类学家法比安（Johannes Fabian）曾指出，人类学话语常常通过“否认共时性”（denial of coevalness），将被研究的“他者”置于研究者所处的另一个时间维度中，进而将其贬低为处于“较低发展阶段”的存在，并借助异时性表述来维持这种时间上的等级秩序；历史学家查克拉巴蒂进一步说明，发展话语让全球南方始终困在“历史的候车室”（waiting room of history）里，必须依照欧洲经验设定的时间尺度来叙述自身的发展历程。当排名体系将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包装成一场全球性的赶超竞赛，并不断强调某些地区尚未达标时，相关行为主体往往会调整自身的认知方式和政策重心。他们逐渐习惯于采用外部标准来定义进步，并围绕排名指标来推行改革。如前所述，这种自我调适的过程常被称作“自我东方化”，即始终以他者的视角来审视和约束自我，进而形成某种自我殖民的倾向。因此，排名竞赛与线性的进步叙事共同构成了当代治理中一种柔性的支配技术：在看似客观的排名与进度表背后，差异被重新阐释为“可量化的差距”，而结构性不平等则在持续强调“追赶”的叙事中被掩盖，并不断地再生产出来。
（三）知识模板与能力建设手册：惯习语汇的内在化
如果说指标与排名将差异重新定义为“可测量的差距”和“可追赶的名次”，那么第三种机制，即知识模板与能力建设手册，则进一步将这种逻辑固化于官僚体系的日常运作之中。国际组织和发展机构常以“最佳实践”（best practice）为名，制定大量操作指南与项目模板。这些文本看似中立实用，实则不仅是世界的描述者，更是世界的塑造者：它们通过设定字段、规范证据形式与操作流程，界定了哪些内容可见、哪些内容值得被记录，从而构建了一套“理所当然”的知识话语体系。
这一机制可被概括为“模板化—降异化—惯习化”的作用链条。首先，模板化体现为将复杂的社会差异简化为能够跨国复制的清单和操作流程，将“何为善政”变成可供勾选的表格。例如，在国际发展援助领域，像“逻辑框架分析法”等被广泛应用的项目管理工具，常常要求所有项目方案都按照统一的标准来呈现，这个标准涵盖目标、产出、活动、指标等要素。其次，降异化表现为有意或无意地消解语境差异：无论是在南亚开展乡村发展项目，还是在非洲推进公共治理改革，相关手册往往套用同一套成功范式，导致地方性的知识与经验因此被边缘化。最后，长期执行的结果是惯习化，最初作为外部约束的知识框架，通过日复一日的官僚实践，最终被内化为一种无须思索的“第二天性”。无论是国际组织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官员，在长期、反复使用这些手册、模板与绩效框架的过程中，都会逐渐将其背后所隐含的分类逻辑与评价标准内化成一种近乎“自然”的实践感知。
这种惯习化效应的强大之处在于其潜移默化的特性。当官僚和项目执行者在项目周期中反复填写表格、提交报告、对标各项指标时，他们即便没有在意识层面认同东方主义话语，却已经在实际操作中将差异叙事转化为直觉层面的常识。这种以审计和验证为核心的文化，最终导致治理的重心从切实解决地方问题，转变为生产符合模板规范、可供远程核查的文本和数据。最终，模板化的知识生产不仅塑造了行动者的思维，更重构了他们所处的组织环境：判断一个项目的好坏，不再取决于它是否解决了本地的复杂难题，而在于它能否完美填入那张全球通用的逻辑框架表。换言之，东方主义从外部的“话语建构”，经由治理技术的“可计算化”，最终在组织日常的“实践惯习”中实现了自然化与再生产。
至此，三种机制——指标化所营造的客观性迷思、排名与基准构建的“竞赛与进步”叙事，以及手册与模板带来的惯习化效应——共同描绘出东方主义在全球治理中潜在的运作链条。这一链条呈现出从宏大叙事到微观实践的逐步转变过程：差异首先被量化，继而被排序，最终内化为日常的实践逻辑。它展现了当代全球权力的核心运作模式：将宏大的话语层面差异，转化为微观的技术层面差异，再借助日常的官僚实践，把这种技术差异固化为一种看似自然、不容置疑的能力差异。正是这一链条的运作，让东方主义的等级逻辑能够在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的治理语境中持续延伸，同时也为主体反思这一现象并寻求介入方式埋下了线索。
四、南方主体的策略参与与反思性自觉
如果仅仅将全球南方主体视为这一治理结构的被动承受者，便会陷入一个理论误区。实际上，南方国家始终是积极的行动者，在全球治理的舞台上，为了争取资源、合法性及发展空间，他们持续地与既有规则体系展开互动、协商乃至博弈。这种复杂的互动过程表明，权力运作并非单向支配，而是一个充满张力的协商场域。
在全球治理的实践过程中，南方国家的政府官员、技术专家以及非政府组织，为了在不对等的国际体系中谋求生存与发展，往往练就了一套“翻译”的技艺。他们并非真心认同北方主导的价值体系，而是出于务实的生存考量，主动将复杂的本土处境转化为捐助方、评级机构和跨国投资者理解和认可的通用语言，也就是一套由指标和基准构成的语汇体系。这种对全球通行技术词汇（如“对标最优”“最佳实践”）的熟练运用，本质上是一种工具性的顺从：行动者通过形式上的合规，向外部世界展示改革意愿与执行力，以此换取预算支持、信用评级或市场准入。这既非单纯的被动模仿，也非彻底的盲从，而是一种在结构性制约下的理性计算。
这种策略性的应对逻辑在实践中形态各异，取决于特定场域的压力结构与激励机制。一个典型的案例来自全球教育治理领域，即由OECD牵头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该项目通过对全球15岁学生的阅读、数学和科学素养进行国际比较，已成为各国摸底本国教育状况、进行跨国对标的重要工具。面对PISA巨大的影响力，众多非OECD国家策略性地接入，参照其框架调整课程，甚至将排名作为展示本国人力资本质量的对外信号。然而，这种策略性参与也是一把双刃剑，它虽能带来国际认可，却也可能导致课程窄化与应试化，甚至将本土教育目标边缘化。就像人类学家萨莉·恩格尔·梅里（Sally Engle Merry）所指出的，量化指标与全球排名构成了一种强有力的治理术。它建立起权威的比较框架，迫使行动者依照外部标准进行自我评估与调整，最终使主体实践被量化指标所约束。PISA在全球的扩张，正是这一理论的最佳注脚。
此外，南方国家还会依据外部压力的性质灵活调整其应对策略。当面对以惩罚为后盾的硬约束时，其策略往往表现为防御性的合规。例如，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 （on Money Laundering）, FATF）是七国集团（G7）发起，致力于推动各国不断完善反洗钱、反恐融资以及相关金融监管框架。该组织会公开识别并编制“被加强监测的司法辖区”名单（又称“灰名单”），借助全球金融体系的风险定价机制和合规传导效应，构建起强有力的外部约束。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一旦被列入该名单，通常就意味着其跨境金融交易要面临更为严苛的尽职调查流程以及更高的合规成本。而且，从过往经验来看，这往往还会引发资本流入减少、融资成本上升等一系列压力，进而对投资活动和经济稳定产生不利影响。所以，相关国家通常会积极推进国内立法、监管以及执法能力的建设，以此履行与FATF达成的整改承诺，争取早日从名单中除名。这种看似严丝合=的制度移植，实则是弱势主体在不平等的金融体系中，为规避制裁而构筑的必要防御性举措。
反之，当外部机制转化为资源分配的竞逐机遇时，应对策略则转向了更为主动的迎合与包装。世界银行旗下的国际开发协会（IDA）是专门面向最贫困国家提供长期优惠信贷与赠款支持的机构，其资源分配通常遵循绩效导向原则，与“国家政策与体制评估”（Country Policy and Institutional Assessment, CPIA）等指标紧密相关。CPIA是一套衡量受援国政策与制度质量的指标体系，涵盖经济管理、结构性政策、社会包容与公平、公共部门管理与制度等维度。在其他条件相近时，较高的CPIA评分通常对应更大的资源分配空间。因此，受援国政府制定发展战略时，往往倾向于将政策重点放在评估中更易出彩的领域，并采用国际组织认可的语言和数据包装政策方案，以可量化的治理能力为筹码，争取更多的发展资金。
然而，这种策略性的话语借用背后也隐藏着不容忽视的风险。行动者虽然争取到了暂时的利益，但这种去政治化和脱离历史语境的技术性话语，却在无形中强化了原有的权力结构。长期的策略性适应，容易导致外部规则被内化为无意识的“惯习”。当国家的精英阶层习惯用外部指标审视自身、用他者的语言讲述本国故事时，便可能滑向前文中提到的“自我东方化”的困境。这种从策略遵从到认知内化的转变，正是权力最隐蔽、也最具深度的运作方式。不过，这一过程并非不可改变。正是全球标准与本土现实不断碰撞所产生的矛盾、失效与挫败，为批判性反思和主体性的重新觉醒提供了潜在空间。
近年来，南方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展现出从策略遵从向反思性自觉转变的趋势。这一转变始于批判性觉醒，而批判性觉醒则源于实践中的失灵与认知层面的脱节。南方国家的具体实践中有不少典型案例：部分国家依据PISA指标推进教育改革，虽然国际排名有所提升，但并未真正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反而加剧了应试教育的内卷化；一些社区为符合CPIA指标设计扶贫项目，尽管数据表现亮眼，却未能触及深层次的结构性贫困问题，甚至破坏了原有的社会资本。面对这样的现实，南方国家的行动者，无论是政策制定者还是基层执行者，都会从实践角度对他们所熟练运用的技术理性工具的普适性和有效性产生质疑。他们逐渐认识到，那些看似中立、客观的数字和程序，实际上是由特定价值预设与权力关系编码而成的产物。这种对技术治理工具背后隐性权力的怀疑，构成了主体性得以重塑的认识论根基，促使行动者从被动的规则接受者转变为有能力对规则本身进行反思的批判者。
面对这些现实状况，南方国家开展了一系列自觉性的重构实践。这些实践不再局限于在既有规则框架内寻求最优解的策略性应对，而是发展成一场旨在挑战并重塑游戏规则本身的知识政治行动。其实现路径主要有两条。第一条路径是重新命名，即借助根植于本土宇宙观和历史经验的价值体系，挑战并取代由西方国家主导的核心治理词汇。以拉美地区兴起的“美好生活”（Buen Vivir）概念为例，它并非对“发展”一词的简单替换，而是对增长主义与自由主义发展语汇提出了概念性断裂的规范性主张。它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与社群福祉，批判以个体财富无限累积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在价值层面凸显了生态与社群权利等维度，从而试图将政策正当性从以GDP为中心转向更广义的共同福祉，尽管在具体政策落实过程中常与既有增长模式产生张力。第二条路径是多元叙事，即通过重新挖掘和激活那些在殖民历史中被遮蔽或边缘化的知识体系，来彰显自身发展路径的合法性与多样性，进而打破以西方经验为唯一蓝本的单一线性进步史观。
进一步来说，这种自觉性的重构已经突破了单纯的话语批判层面，迈入更具深远意义的制度创新阶段。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的成立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例证。这两个由南方国家主导的多边开发银行不仅提供了除传统西方机构之外的其他资金来源渠道，更直接挑战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即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发展融资和制定治理标准方面长期以来的垄断地位。例如，亚投行坚持“精简、廉洁、绿色”的原则，高度重视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积极回应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对世界银行贷款流程繁琐、附加条件苛刻的批评。这表明，南方国家不仅在讲述一个不同的发展故事，更在亲手构建一个能够承载这一故事的制度平台。这宣告了主体性已经从话语建构的层面转变为能够重塑全球资本与知识格局的物质力量，是向主体间平等对话迈出的坚实一步。
因此，从理论层面来讲，这种主体自觉并不是简单的抵抗。“抵抗”这类话语往往会预设一个外在、强大且不可动摇的支配性权力，使自身陷入一种反应性的、二元对立的对抗状态。然而，本文所探讨的主体自觉有着更为深刻复杂的内涵，它并非要彻底脱离全球技术治理体系，也不是天真地试图将其摧毁。毕竟在如今高度全球化的背景下，这两种做法既不现实，也无必要。主体自觉是在承认全球技术治理体系无处不在这一现实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深层次的再诠释与重写，这是一种既身处其中又超越其外的立场。它要求行动者既要懂得运用技术治理的规则来争取现实利益，又要在运用过程中不断揭示规则的局限，为其注入新的价值，开辟新的可能性。这种实践的最终目标是推动构建一个多种知识体系、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能够平等共存、相互对话的多元世界。这为我们思考如何真正超越东方主义的新形态提供了一条更具建设性、充满希望的理论路径。
五、知识、权力与主体：理论反思与未来议程
对东方主义的批判如果仅仅停留在宏大的话语层面，就很难捕捉到它在当代全球治理中日益隐蔽化、技术化的新形态。本文致力于回应这一挑战，希望将批判的视角从话语本身延伸到话语转化为技术，并最终融入实践的微观过程。本文首先对权力的传导机制进行了分析：我们不是简单地将萨义德、福柯和布迪厄的理论拼凑在一起，而是试图描绘出一条完整的链条，即从宏观话语建构开始，经过治理技术转化为可操作程序，最终在官僚场域中沉淀为微观惯习。这一分析框架为那些常被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忽略的文化与知识权力维度提供了更具体、更便于观察的分析切入点。其次，本文的讨论没有局限于简单的支配与抵抗的二元对立框架，而是引入“主体自觉”这一分析概念。这一概念不仅用于描述全球南方行动者从策略性参与到对规则进行创造性重构的动态过程，还回应了后殖民理论中关于主体能动性的追问。通过提出在体系内部参与的同时对其进行重写与再诠释的可能性，本文为理解全球权力结构中的能动性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从而避免了将南方国家的抵抗简单化或理想化。
然而，作为一次建构理论框架的尝试，本文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局限。首先，论证主要基于理论层面的推演，其面临的核心挑战是如何确保在经验研究中具备可操作性。本文虽然梳理了东方主义技术化再生产可能遵循的路径，但要在实证层面明确无误地“证实”某项技术标准背后潜藏着东方主义的逻辑，并且捕捉到行动者日常实践中那些无意识的“惯习”，便会面临方法论方面的难题。因此，未来的研究需要将本文的理论框架与具体案例研究相结合，以更具经验性的方式检验并修正其核心论点。其次，在论述“全球南方”时，在一定程度上对其进行了整体化的概括，这种处理方式可能会掩盖其内部存在的巨大差异性与复杂性。本文提出的“主体自觉”路径，在不同国家、不同行动者群体中的表现形式、动力机制以及所面临的阻力必然存在显著差异。未来的研究需要对这些差异进行更为细致的区分，探讨不同情境下的主体性实践，从而对“南方”这一复杂且多元的分析范畴保持必要的审慎态度。
基于上述反思，本文也引出了一些值得进一步探索的议题。其中最为重要的问题是：在承认并尊重差异的“多元宇宙”愿景下，我们该如何设计一套新的治理技术？拉丁美洲“美好生活”的实践者与理论家，像阿尔图罗·埃斯科瓦尔（Arturo Escobar）等人已经开始探寻根植于地方宇宙观的替代性发展路径。然而，如何将这些探索成果在全球层面转化为切实可行的治理工具，既能实现必要的协调，又能避免普遍主义带来的压迫，仍是理论与实践面临的难题。比如，一个基于“美好生活”理念的贫困指数，与当前以收入为核心的指标体系相比会有哪些差异？它又该如何在全球范围内获得认可与合法性？这就要求我们的思考不能仅仅停留在批判层面，而应转向一种建设性的去殖民化设计思维。此外，南方主体间开展对话并形成知识联盟，其制度化的可能性以及潜在风险分别是什么？怎样才能确保这种制度化进程本身不会复制旧的权力逻辑？例如在反抗旧中心的过程中，我们是否会不自觉地催生出新的知识中心主义或次级霸权？这一问题促使我们重新审视主体间性在全球政治中的构建方式。它不仅关乎制度设计，更触及了米尼奥罗（Walter D. Mign）所提及的“认识论脱钩”（epistemic delinking）的深层任务，即如何营造真正平等的对话条件，让不同的知识体系能够相互看见、彼此承认，而不是被简单地整合到一个预设的框架之中。这构成了未来去东方主义知识政治研究中最为关键且艰巨的议程。
上述议程之所以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是因为在当代，全球权力的运作核心已经从地缘政治层面的公开较量，悄然转向隐匿于那些用于衡量、比较和规训世界的技术之中。当历史遗留的不平等被伪装成中立的“绩效差距”时，政治舞台便不知不觉地从议会转移到了标准制定委员会的技术议程之上。在这里，知识完成了其最为隐蔽的权力运作：将历史的特殊性塑造为技术发展的必然性，把权力的意志熔铸成看似理性的程序规则。这并不意味着政治的消亡，而政治形态发生了结构性转变，转变为一场围绕全球治理知识生产底层框架的持续博弈。
面对这一新权力形态，我们必须以新的政治实践回应。全球南方行动者的实践探索揭示了一种可能：既要利用现有规则争取生存空间，又要揭示其局限，并创造新的意义与可能性。这最终将引导我们走向一种触及认识论根基的反思，我们不仅要追问“我们知道什么”，更要反思“我们如何知道”，从而形成一种认知上的自觉。这既是一种理论立场，更是一种政治上的决断。它促使我们携手探索一个真正多元、平等且去中心化的全球治理未来，一个不再依赖“东方”与“西方”这种基于想象的地理分界来定义彼此的世界。
本文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