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

我个人则在少、青年时，深受双重文化和国籍的重重矛盾与困惑，要到三十岁方才达到算得上是真正“志于学”，四十岁才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的专业领域“立”, 五十岁完成两部得奖的专著后才算 “不惑”。但是，由于从来便不属于任何儒家的“主流”路径，一直谈不上“耳顺”和“知天命”的境界。我个人的人生中只能说经历过“志于学“和“立”, 加上中年之后的“不惑”阶段，从来谈不上儒家主流正统中的六七十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的境界。相比而言，自始便只可能是一种另类的学习和人生道路。

作为生性比较倾向叛逆的我，面对中西和古今的重重矛盾，实际上只可能属于一种“另类”分子。最多只能被看作一个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的求真、求实的学者，有点（由于感情上认同普通人民而）相对“左倾”，但从来称不上中国传统或现代意义的“正统”或“主流”。

当然，现代社会科学讲究的不是求道而是求真。但中国，由于极其深厚的人文传统，在现代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一直不可避免地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乃至于主导。它要求的实际上是两者兼备。

现代中国从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出发的真正马克思主义学者们当然不同。虽然，其中仍然有不少人实际上同时也受到传统中国的深层影响。但我个人在基本精神倾向上，则更接近西方英语世界的所谓“现代”社会科学研究，与无论是扎根中国传统道德理念还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家们都有一定的不同。

与我个人学术进路最接近的既不是旧中国的儒学传统，也不是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正统，而是一种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两不是和两都是的、海外的、“另类”学术。在如今的中国研究领域中，“另类”虽然相对怪异，但并非绝无仅有。其短处在对中国实际和其复杂性缺乏感性认识，其长处可能则在于具有更宽阔的视野。

与一般美国学者相比，我们这些海外的中国学者都对中国带有一定的深层感情，与一般的非华裔美国学者有一定的不同。但同时，由于成长和扎根于海外，我们也和在新中国成长的华裔学者们有一定的不同。我们对中国的视野可能会比非华裔的带有更深层的认同和感情，大多不会同等地完全认同或完全敌视人民共和国，但同时，也会和在中国成长的学者们不同，在许多方面会缺乏深层的感性认识。虽然，视野可能会更宽阔多样。

以上叙述的多重不同，可以是痛苦的折腾，甚至于成为使人瘫痪的矛盾，但也有可能成为建设性的动力。起码在在我个人人生的经历中，其间不同的关键是我们面对深层矛盾的反应和抉择，是否有充分的决心和毅力去求真、理解、探索、推进、加深对其的认识。

如今在85岁高龄回顾，在深层矛盾中做出人生抉择和追求真实，可以说乃是我人生一辈子的主题。我的经历是，感情和认同中的矛盾可以使我们瘫痪，但也可以成为自己学问的关键动力。我们可以因感情上的深层矛盾而无所作为，但也可以由其得出无穷的动力，促使自己直面并试图超越矛盾，探索错综复杂的实际，以及建设性和超越性的道路。与在中国国内成长的学者们不同，我们虽然对新中国缺乏同等的亲身经历和认识，但也许更能够达到相对宽阔的视野，而同时超越由于深层矛盾而瘫痪的状态。

这样的半“局外”半“局内”的人固然可能缺乏内部人的感性认识，但也可能带有更宽阔的视野。需要做的一方面是，尽可能进入、达到局内人的深层认识，而又同时借助更宽阔的视野来做到兼具内部人的深层认识和局外人的宽阔视野。这也是我一生学习和研究的主要追求。

所谓内部人的深层感性认识，主要指的是对新中国带有一定的同情性理解，既不会陷入简单化的敌视或教条化的认同，而是既带有内部人的、符合实际的认识，但同时又带有局外人的宽阔视野的判断。如此的认识途径可能远比夫子的单一文化传统模式复杂。它要求的不仅是对局内人的深层“同情性”认识和理解，也是在宽阔视野下的局外人的视野和客观判断，乃是一种综合两者的要求。这就和传统的对单一思考模式的认同和理解截然不同。它要求的是另一层次的、相当于处于两种文化传统混合体中的综合而又超越性的理解，既是同情性而又是超越性的认识。

这一切谈何容易。要真正理解单一种文化视野和思路已经十分不易；要同时同等地身处于并理解、认识两种，而进一步超越其间的矛盾和差异，并且达到可持续的综合性或超越性视野，实际上要远比夫子所谈的处于单一文化中的不同人生阶段复杂得多，当然也远远更充满张力和矛盾。但这正是我这样背景的人所追求的给定的“另类”实际。它要求我们既投入、认同、经历其中的深层矛盾而又超越之，尽可能达到即是同情性的理解而又不受其束缚，从而追求高一层次的“另类”认识。 虽然，根本性的矛盾可能是给定和不可避免的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