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理学是西方现代文明的领军知识领域。如今，占据全球霸权地位的（西方）“现代科学”主要是物理学（physics）——它代表的是西方领先全球的关于“物理”方面的认识，是西方威力压倒全球背后的主要学识。正是物理学给予了西方世界原子（核子）武器，使其得以在国家威力方面称霸全球，正是古典物理学给予了现代工业近乎无穷的发展动力。它是现代西方领先、称霸全球背后的关键学科因素、基础、来源，是“现代科学”（modern science）中至为关键的领军部门，其威力和火力可以说迄今仍压倒所有其他学科。

与此相对，本文的重点不在探讨这种称霸全球的学识，而在更长远的、更全面的、与“人”而非“物”更紧密相关的学识，可以被称作“人理学”（humanics）的中国传统探索途径和学识。（笔者这里使用“人理学”一词的含义不同于国民党统治下陈立夫所倡议的阐释孔子学说的“人理学”，虽然也有一定的交搭。）它固然不具有“物理学”那样近乎无穷的火力和威力，但对人类长远的历史和未来来说，其实同样重要与关键。

“人理学”关心的主导性关系不在物质世界的推拉动力（push/pull dynamics），而在人间世界过去与未来的精神世界以及其中的并存与互动（coexistence and interaction）。前者如今已是现代西方文明最聚焦的推/拉“动力关系”，后者则是中国文明长期以来至为关注的要点。前者的重点在物理世界中的威力，后者的重点则在人间世界的互动合一与长期共存。本文试图沿着如此的人理学出发点，来进一步反思人间社会迄今的历史，并对比中西、思考未来。

物理学至为关心的是物质和威力，人理学的本质则是和平共处。毋庸说，中国文明的历史中也不乏一些关于前者的实例，但一直都展示了更聚焦关注后者的基本倾向。与西方相比，没有像现代以来的西方那样同等程度地彻底偏重霸权争夺，如近现代西方的“帝国主义”（imperialism）和“殖民主义”（colonialism）所显示的对外扩张、控制、占领、统治。

当然，近现代以来的中国由于西方的入侵，别无选择地只能越来越偏重自卫。即便如此，迄今仍然没有显示出与近现代西方国家同等程度的霸权追逐，基本不见近现代西方相对非西方世界那样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历史。即便是在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和中国国力强盛之后，仍然谈不上什么近似于近现代西方那样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向外扩张的行为。中国的近现代历史中主要仅见被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侵略的实际，不见西方那样的对外侵略扩张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其间的差别非常显著。这是不可忽视的基本实际。

回顾近现当代中国的历史，我们只见西方对贫弱的旧中国的帝国主义入侵，不见新中国强盛后对弱国的帝国主义入侵。这无疑乃是中国与近现代西方的一个至为显著和关键的不同。

摆开过去的历史而聚焦今天和未来，我们仍然不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向外扩张和侵略的倾向。在这方面，现代化之后的中国和现代化之后的西方展现出非常鲜明的不同。即便在近期的国力强大到远超越邻近国家的历史阶段，中国仍然没有呈现出类似西方帝国主义时期那样的侵略他国的历史阶段或倾向。在这方面，中国的现、当代史，相比近、现代史，更不用说日本的军国主义历史是截然不同的。中国从来没有进入过西方和日本对外侵略的“帝国主义”历史阶段。

究其根本，绝对不是像有的论者所主张的那样，主要是由于美国对共产主义中国的“遏制与孤立”（containment and isolation）政策，为临近中国的国家们提供外援和“保护”才防止和约束了共产主义中国的对外侵略意愿。而主要是由于中国国家，无论前现代还是现当代，一直都抱有一种与现代西方国家迥然不同的不外侵的基本性质，即便面对与其权力悬殊的国家时依然如此。在中国现当代，基本不见近现代西方式的“帝国主义”。这也是为何学界如今仍然基本不见有论者使用“帝国主义”范畴来讨论近、现当代中国的原因。

固然，不少西方论者将中国的共产主义信仰/意识形态视作一种西方帝国主义型的对外扩张意图，但历史实际是，即便在中国与邻近国家国力悬殊的人民共和国时期，仍然不见那样的侵外行为。（在此，有的人也许会指向所谓的“台湾问题”。但是，该问题的根源毋庸说是源自中国内战而产生的，其性质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对外侵略绝对不可认作是同一类的事。）

固然，“共产主义”带有一定程度的外延甚或扩张到全球范围的理念。但是，我们需要将那样的政治理念与国家行为区别开来，不可像有的论者那样将共产主义国家就此等同于侵略型的“帝国主义”国家，甚至认为，相比西方之前的帝国主义，其“征服”全球的理念只有过之而无不及。那样的想法混淆了帝国主义侵略他国的行为和仅是意识形态化的理念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现象。后者的历史中不带有类似近代西方帝国主义那样的侵略他国、占据其资源、括增自身国土的意图和行为。全球化的共产主义理念和愿想，所要求和期望的归根到底是西方的国家的劳动人民自愿走上共产主义的道路，不是凭借中国的帝国主义型入侵和征服来扩延共产主义。这两种行为和愿想截然不同，不可混淆为一。

即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力远超越邻近国家的实际下，我们仍然看不到近代西方那样的帝国主义型行为，看不到像有的西方论者所预测那样，中国会试图强行将共产主义凭借侵略来硬加于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倡议的跨国共产主义，不是要由中国国家来将共产主义输出或强加于人，而是希望他国自身的人民会选择走上共产主义的道路。那样的设想和愿望不可被等同于西方历史上的帝国主义国家侵略行为。

有的论者则将许多国家之没有走上共产主义的道路归功于美国领导下的对 “共产主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遏制与孤立”（containment and isolation）。但历史实际是，人民共和国长期以来主要聚焦中国本身的事务，谈不上什么类似于现代西方对外的“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或试图凭借侵略或占领来建立新的共产主义国家。那是不符合实际的建构，归根到底乃是一种由某些西方人士将自身过去的帝国主义动机和行为投射于他国的凭空设想与误识。摆脱上述投射于中国的框架，我们才有可能认识到现代的中国实际。

中国长期以来的“天下“观是一种文明概念，而不是国土概念，与近现代西方的“国家”帝国主义概念截然不同，不可混淆。我们不可将西方自身的“国家”帝国主义这个概念来强加于中国的关乎“天下”的概括。两种概念不同的关键在于，前者仅是一种关乎文明的概括，不是关乎国土、国界和治权的概括，后者则主要是一种国土和国界的概括。我们不可错误地将两者混合、等同起来。

中国对外的基本思维乃是一种源自中国长期以来的、可以称作“人理学”的想法。它将各地不同“人民”置于不同国家的核心，不带有单一国家或人民的威权的偏见。它与西方近代的帝国主义截然不同，不可混合为一。

中国长期以来的“天下”观的重点在文明，不在国土。混合两者，将近现代西方关乎国家和国土的nation-state概念投射于中国概念中的“天下”，乃是对中华文明的误解，不符合实际。用西方自身帝国主义时期的前提来理解中国的基本思维只可能是错误的认识，说到底仅是将自身的过去投射于人。摆开西方那样的霸权思维倾向，我们才有可能认识到中国长期以来与西方截然不同的基本“天下”观。

中国的希望与期望不是由中国来给美国人民输入“共产主义”，更不是想让中国国家征服美国或其他国家，而是希望其他国家自身的劳动人民也会做出共产主义的抉择。这就和意图强加于他人的西方历史中的帝国主义侵入、占领、统治截然不同。两者不可简单等同。

中国的“天下”理念，实际上更像历史上的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全球观。后者试图凭借“传教”来促使中国（或他国）人民来接纳、拥抱天主教或基督教的理念/信仰，不是提倡凭借侵略和武力来那样做，而是想要凭借传教士来将天主、基督教的信仰传教予人来救治其灵魂。他们与同时期的侵略性、强制性的帝国主义截然不同，虽然在历史上相互混淆，但不可简单等同。

中国关于共产主义理念的基本态度，实际上相对还是比较像西方天主/基督教的信仰，我们不可将其与强加于人的侵占土地型的“帝国主义”或凭借征服来输出中国文明相提并论。

精准地思考、掌握中国相对其它国家的观念和理念，就不可简单在西方与中国的思想和经验间画上等号，必须考虑到中国基本思维方式与西方的不同，以及中国与现代西方间的国家观念的不同。此中的关键在，超越西方一般关乎国家的观念，包括其物理学观念，引进、认识中国传统中至为关键的、可以称作“人理学”的视野和思维，才可能更符合实际地认识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