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儿童年间的语言组合比较复杂。从一岁到13岁，先主要以广东话为主，因为抗战时在香港出生，头几年住在香港——在家里与父母亲和兄弟姊妹间惯常用广东话沟通，虽然父亲是厦门人，母亲是无锡人。几年后全家返回上海，我上的是上海觉民小学，跳过了一年级，在学校用的是上海话和普通话。1949年全家返回香港。之后，上九龙塘小学六年级，使用的主要是广东话，附带一点普通话“国语”。但同时，由于自己当时受到形影不离的挚友北京人童星牛犇的影响，较多使用普通话。之后在香港华仁中学（上午班）读初一和初二则主要用广东话。该校中国教员们之外的耶稣会老师们则用英语来给我们上英语（和拉丁文、法语）课。

十三岁来北美（先在加拿大呆了一年），之后的中学和大学都是在美国上的，英语较快成为自己的主要语言，在自己的脑子与生活中，与广东话、上海话和普通话并存。自己头脑比较清楚区别这些不同语言和方言，分别使用，但英语逐步成为自己的主要思考和正式用语。期间，跳过了10年级，15岁上大学。

大学、硕博士毕业后进入教学期间的自己，一直坚持为自己的主要英文著作撰写中文版本。这时发现，自己思考所用的中文，越来越主要是普通话，完全压倒了童年时期的广东话和上海话。到了63岁退休之后，转入主要用中文写作并在国内教学，思考时使用的都已自然完全是普通话。转眼又已二十多年了。期间，中英二文、普通话和英语二语、已经成为自己思考和写作时基本相等并用的双语。

虽然是同一头脑中的两种不同语言，但两者间还是有一定差别的。有些微妙的不同连我自己都不能清楚体会、认识到。能够认识到的是，我的英语头脑会更容易、自然地进入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例如男对立于versus(vs.)女、阳vs.阴的思想建构，并相当自然地通过有意思考而同时兼顾、纳入二元互动、合一。但我的普通话头脑则正好相反，更多倾向二元互动合一，须要特地关注和思考才可能自觉地超越使用二元对立的（vs.）思维。据此经验认识到，我们的母语语言并不简单是自己头脑的纯粹被动工具；它们本身也带有一定的内在思维倾向。

我的英语头脑，会比较更容易、倾向采纳二元对立的思考和表达,譬如“male/masculine男/男性 vs.（对立于） female/feminine女/女性”的表达。但是，如果直译成中文为“男对立于女”或“阳对立于阴”，则会立刻感到别扭，乃至莫名其妙。这里触犯的主要是，中文所连带的二元并存互动的基本宇宙观。最贴近“male vs. female”的中文表达是，“阳相对/比于阴”、“男相对/比于女”，而不是“对立于”。这是因为，中文本身连带有其自身的思维，基本拒绝将男女、阳阴表达为对立的二元。其阴阳并存互动宇宙观可以说根深蒂固，不容许“违反实际/自然”的表达。英语则不然。

由此可见，语言本身带有一定程度的内在思维倾向，不完全取决于使用人的头脑。一个母语是普通话的人的基本思维方式和其使用的语言是分不开的。一个双母语的人使用其不同语言时必定会受到其所用语言的惯习、思维方式和倾向的影响，不可能完全分别、独立于那样的影响。

譬如，我个人的经验是，使用英语的我会比使用普通话的我更容易、更自然地使用和采纳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和表达。中文的我则反之，更多倾向二元互动、既此且彼的思维和表达，要经过特殊的关注才能表达清楚二元对立。普通话的我也会相对礼貌点、含蓄点。自己常会不自觉地采纳/陷入两种不同语言所附带的思维和表达倾向，须要有意识地来克服其所分别带有的不同思维倾向，才能更清晰精准地表达自己脑后真正的选择和意思。

根据我自身的上述经验和体会，可以明确表明以下两点。首先，语言不简单是一种完全被动工具，也不完全受其使用者所主宰，而是带有一定自身思维倾向的半主体。对比中英语这样截然不同的语言尤其显然如此。作为不同语言的使用人，我们并非完完全全的“主体”，而是，伴随所用的语言半主体，不可避免地受到其所连带的思维的影响。

更有进者，一个双语头脑，虽然属于同一人，也会连带其双语所包含的不同思维倾向。我们不该简单将单一个人的双语头脑认作完全一致的思维的不同语言的表达。更符合实际的认识是，兼顾到不同语言所附带的不同思维方式、甚或“前提认识”，既看到两种语言的一致性，也看到其间一定的不同。对比截然不同的中英语尤其显然如此。

表达不简单仅取决于表达人的头脑，必定也会受到其所用语言所包含、内在的思维方式的影响。同一个双语人使用不同语言所表达的内容当然主要取决于其表达人的意愿，但一定程度上也会受到该人所用语言所连带、包含的思维的影响。同时，同一人用不同语言所意图表达的似乎完全相同的内容，也会带有其所不同语言所连带的不同倾向和思维。截然不同的中英语尤其如此。

根据我个人的经验，我们可以带有上述的自觉来为同一篇文章写作中英语的版本，有意识地争取做到两者尽可能相同一致。但实际上这两种不同语言的同一篇文章，即便自己意图尽量做到完全一致，几乎不可能做到感觉和语气上的完全一致，几乎必定会连带有微妙的差别，时而甚至会不知不觉地连带更重要的思维方式和宇宙观的不同，譬如，上述中英语对待二元的不同倾向，须要有意识地去克服才可能超越。

也就是说，我们写作所用语言不简单是完完全全由我们头脑主宰的一种纯粹被动工具，而必定也是连带有其语言自身的思维方式和细微的实质性内容层面的不同的倾向和感觉的半主体。翻译版本能够达到和原文近乎完全的一致性，但不可能完完全全一致，即便来自同一的双语头脑也如此。

面对上述的实际，我们习惯性地使用双语的学术人士首先需要认识到不同语言所必定联带的不同思维方式，尤其是中英这样的截然不同的语言，而不是简单认为，自己可以轻易、无疑问地写出与同一篇著作的完全一致的不同语言版本。认识到中英文自身所连带的不同思维方式，我们才有可能尽量克服两者内在的不同，试图写出基本一致的中、英文版本。但是，不可能完完全全如此。这是因为，即便是同一人的同一头脑，其中英文的思考也不可能完全相同一致，必定会连带有其所用语言本身的一些特色。这里的基本概念是，我们的头脑固然带有相当高度的独立自主性，但必定也会连带有所用语言的特色的影响。

作为中英双语（以及广东话、上海话、普通话多重方言）人，我认识到的不是自己思想的完全独立性，而是其与所采用的语言的不可避免的相互关联性。我的体会是，英语和普通话的自己（包括广东话的自己），是有一定的不同的，不仅在语气上如此，也包括所采用的表达方式，乃至于实质内容和思维方式。这是因为，不同语言，尤其是中英这样的截然不同语言会连带不仅是语气和感觉上的不同，更是思维方式和实质内容上的不同。

这里需要进一步区别进入了自己大脑内在结构的双语和花了多年学习的“外语”，即便是达到较高水平的学习而来的外语。对我来说，最突出的例子是自己的日语外语，经过了一个季度全部时间集中“全投入”total immersion的学习（相当于一年大学课程），加上中文母语所附带的对日本“汉字”的轻易掌握，和在日本居住、上学、生活、做研究一年的经验，再加上为自己几本专著使用大量日语资料的经历，但依然仅达到较高的“外语”水平，和深入扎根于自己大脑的、相当于“母语”的中英语不同。我的中英语乃是真正双语人的语言；我的日语虽然达到一定水平，但谈不上像中英语那样相当于自己的母语的、扎根于自己大脑的、主导自己思维习惯的水平。说到底，我的日语对我个人来说仅是达到一定水平的“外语”“工具”，和自己的中英双“母语”不同。

我们双语人的头脑中的两种不同语言，包含的其实不仅是语言、用词上的不同，也是思维上的一定不同。中英语之间便明显如此。在我自己的经验中，同一语言、文字中的不同方言，譬如，广东话和普通（北京）话，或不同的西方/西欧语言（譬如、英语和法语）则不具有同等的差别。当然，也与自己学习达到较高水平的“外语”（尤其是日语，与仅学习了三个大学学年课程的法语和一个学年课程的俄语不同），但并非深深扎根于自己大脑的中英双重母语不同。

扎根于大脑的不同母语不仅仅是任我们使用人摆布的完全中性的工具，也是带有自身思维方式的半主动体。认识到此点，我们才有可能更有意地使用不同语言来表达某些意欲完全相同的内容。完全无视不同语言所附带的一定程度的内在思维方式差别和主体性，我们只可能更加受到那样的倾向的摆布，在无意中表达了自己并不真想表达的意思。

完全双语的人，即便没有认识到上述的一些内容，应该能够比较容易体会、掌握这里的提出的要点。单语者则会有一定的困难，包括真正理解并体会到语言本身所附带的一定的思维倾向要点。其中的基本实际是，母语不简单仅是一种完全由使用人摆布的纯工具，更是带有其自身思维方式的主体。学习而得的外语，无论多高水平，不会和母语，包括双重母语那样深深扎根于并主导自己的思维。这是不同语言使用者所不得不直面的要点。无视这个要点，只可能使自己更完全地受其摆布；认识到此点，才能更好地尽可能克服、超越其所附带的对自己思维的深层影响。

单语者也许不太容易掌握、理解以上的内容。双语或多语者则应该会有一定的认识和感觉。通过学习而得的“外语”，不是像母语或双重母语那样扎根于自己大脑结构的语言，和真正的母语或双重母语在我们头脑中所占的位置和所起的作用是有一定不同的。

实际是，中英这样的截然不同语言（区别于,譬如普通话、上海话、广东话那样的不同方言）会附带有其自身深层内在的不同思维方式和习惯。体会、直面此点，我们才有可能超越之，更完全地做到用不同语言来表达一致的想法，超越所用语言本身所附带的不同思维。一个双重母语者兴许能够比较自然、随意地做到近乎完全一致的表达，但要完完全全克服、超越所用双语之间的一些内在差别，包括比较微妙的思维方式和语气上的不同，实际上是非常不容易的事。这部分是因为，即便是同一位双语人士，也必定会受到其所用的不同语言内含的思维方式、语气、感觉的影响。跨越结构、文法、思维都截然不同的中英语间的不同更加如此。

也就是说，我们中英双语人一定程度上也是不同的中英双头脑人。虽然同出于单一头脑，也会带有伴随不同语言而来的不同思维倾向。意识到那样的微妙差别，我们才可能更精准、完全地用中英语来表达同一概念、意见、想法，超越两种语言所附带有的内在的思维和表达方式、语气等层面上的差别。

固然，一位生来便是双语的人，不一定须要认识到、有意识地处理这样的问题，而能仅凭其双语头脑所附带的感觉来处理这样的微妙差别。大部分的职业双语翻译者便如此。一般的翻译人士会仅凭自己的双语能力和感觉来听从其双语头脑来“自然地”处理眼前的工作，适当照顾到比较明显的不同语言间的差别，但不多会考虑到更深层细微的不同。这样的翻译人士大多要么无视、要么仅凭自己的即时和内在感觉或本能来处理这样的微妙差别。

但实际是，即便是同一个双语人的不同语言头脑也必定会伴随其所用的不同语言而具有诸多细微的差别，乃至于不那么细微的思维方式层面的差别。这是因为，语言不简单是完全被动的工具，而是带有一定思维习惯和倾向的半主体。作为中英双母语的人，我自己便一再感觉到，自己的中文头脑和英文头脑绝对不完全一致，而会伴随所用不同语言而带有细微不同，乃至于不那么细微的不同倾向和抉择。说到底，这是因为，我们所使用的语言，尤其是双母语，不是单一地完全受自己意志主宰的工具，而是带有自身一定思维倾向的半主体、半活体。也就是说，双语人不简单是使用两种不同中性语言工具的同一人，一定程度上也是带有两种不同主体和思维倾向的人。像中英语那样截然不同语言的双语人（区别于英、法、德语等相对近似语言的双语人），当然更加如此。

对我个人来说，这里的关键认识是，自己的中英头脑不仅是同一头脑和思想的完全被动的工具，而是分别带有两种不同语言的不同思维倾向和细微差别的半主体。体会、认识到此点，才有可能更好地超越那样的内在差别来试图表达近乎一致的内容。认识到语言不仅仅是完全被动的工具，而是带有一定程度的内在思维方式的半主体，才有可能更精准地达到用不同语言来表达同一思想。认识到自己头脑内在的不仅是单一而是双重语言，包括其分别连带的一定程度的不同思维。也就是说，双语所载的不仅是单一头脑的两种完全被动语言的工具，一定程度上，也是两种带有一定不同的思维的双重的、不会是完全一致的头脑。忽视此点，只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受到其所用语言的特色的摆布，不能超越之而达到更完全符合自己意愿的不同语言的一致表达。截然不同的中英语（相比譬如源自同一“罗曼语族”的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等），更加如此。一句话，同一头脑的双语不仅仅是两种不同语言工具，一定程度上也是两种不同头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