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的矛盾并存乃是我一生的基本实际，也是我学术生涯的主要动力。首先，我从小的教育便既中亦西，先是中文的上海觉民小学，而后香港的中文九龙塘小学，然后是半中半西的香港华仁中学（上午班）。来美国后（从初三开始），则转入了完全是英语的美国教育。此后还选了法语作为外语，并且后来为了专业的需要，学了日语，加上俄语。但中英语无疑乃是我一生并用的、主要的双语，也是占据我人生和思维的主要二元，既矛盾又合一。进入中老年后，更习惯性地双语并用、不分主副，无论日常、教学、思考、写作都如此。

毋庸说，这样的实际和思维更延伸至双重文化的认同，乃至于双重国家的认同。面对二元或多元，西方和英语的基本思维相对倾向物理学中的推拉（push pull）单一维为主，多区分主副，但中国和中文的基本思维不同，更多会倾向生物中的二元或多元互动合一。我一生的基本实际和思维是双语、双元文化、乃至于双重国籍、双重认同，从来不是非此即彼，而是既此且彼。其间，固然会有一定的张力和矛盾，但主要的是，二元的并存互动与合一，犹如阴阳、乾坤。在双重语言双重文化乃至于双重国籍的基本实际和认同下，我从来都没有简单倾向过对单一语言、文化或国家的认同，而是根深蒂固并非常自然地将自己认作双重文化、双重语言、双重国籍的人，将其视作我人生的给定基本实际。

这一切都非常契合自己一辈子从事的专业——即在美国大学的中国历史研究专业任教。同时，也基本既可用于美国也可用于中国的学术出版环境。我全心全意投入一辈子的工作是中国历史的研究，尤其是社会经济和乡村历史，教的、讲的、写的都是与此相关的议题或理论与方法。毋庸说，如此的专业选择当然不仅和我的旨趣相连，更和我的学习背景、相关语言工具、基本人生背景和旨趣直接相关联。

在矛盾和张力中追求真实是我的学术的主旨。矛盾是我人生的基本实际，在矛盾中探索洞见和真实是我研究写作中最常用的路径、方法。这既是由于自己的人生经历，也是由于我所看到的近现代中国基本实际。在近现代中国，面对来自西方的帝国主义和文化冲击，在矛盾中探寻出路也已成为中国的基本实际和要旨。

也就是说，我个人的学术探究从来便对近现代中国国家和人民的探索带有一定的认同。面对现代西方的帝国主义的入侵和现代西方文明的挑战，近现代中国需要怎样去回应？尤其是大多数广大中国人民所在的农村。面对这样基本、宏大的历史实际和问题，我们学者的研究能做些什么样的贡献？所涉及的是什么样的学术理论和方法问题？这些是我一辈子的学术所试图回答的核心问题。

在这样的探索中，我和美国的一般中国研究学者们的基本不同是，我的认同和出发点不是西方，而是中国。这也和一般的中国学者有一定的不同，并不简单是受害国对侵略国的视角。因此，我在感情上是基本认同中国，而不是西方，但同时也试图超越双方原有视角，试图达到兼顾中西方观点。

一定程度上，这样的超越性学术视野也是不少中西方学者所认可、追求的理念。我个人，如果说是具备什么特殊条件的话，也许是，作为双重国籍、背景和认同的人，兴许更可能超越单一方的见解和感情。作为拥有双重文化、双重国籍与认同的人，既可能陷入矛盾的感情状态，但也更可能同时超越单一方的见解与认同，而达到一种跨越单一国家和人民的边界的视野、认识和感情。当然，也不排除有可能陷入不能超越对立双方的瘫痪状态，或不能充分完全地认识任何单一方的状态。

其中关键也许在于不陷入单一方的认识和感情状态中，不然就谈不上什么超越性的视野和见识。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和观察，身处局外的人有可能会对双方都缺乏真正的了解和认识，也可能根本就心不在焉。譬如，有的双重国籍的人根本就不把国籍当一回事，变成无国籍也没有任何国籍认同的、唯我个人为主的人。那样的话，根本谈不上什么对任何国家的认同。我这里关注的则是具有国家认同和感情的人，其不同在双重而不是单一的认同。而且，是对其中任何一方都是具有相对深层感情的人。没有的话，也就谈不上什么深层的矛盾了。

这里说的不仅是理智上的认同，更是感情上的认同，起码对我个人来说如此。在我的心目中，自己是双重国籍的中国人和美国人，虽然客观来说没有正式中国国籍身份，主要是美国人，住在美国，用的是美国护照，法律上属于美国国籍。但是，从感情上来说，自己感情上的基本认同，则更多是中国人，关心中国人民、国家和历史要更深于美国人民、国家和历史。

矛盾的身份和心态是我人生的基本实际。在两国相对友好的情况下，这不是问题、也不会成为问题。当然，如果两国敌对，则有可能会造成自己感情以及客观实际中的深层矛盾而不能自拔。但只要两国不处于敌对状态，我个人可以维持上述的基本心态平衡。

在如此的情况下，中西矛盾实际上一直都是我学术生涯中的一个重要的建设性动力，借助对双方的同情认同与理解来做到对双方的较深认识，也比较客观平衡地来对待双方间的摩擦、矛盾。中西在我心底的长期矛盾并存固然是一种负担，但也是一种优越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