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夫人白凯的文章写作进路与思维模式极其不同。我惯常先形成一个总体框架和思路，而后逐步细化、形成分别的要点，继而写作成文。她则相反，先形成一两要点，然后一点一块地堆积、逐步扩大成文。我的模式也许可以称作由大到小、先框架而后要点。她则正好相反，先小的要点而后到大的框架。
也许，我们代表的是学术界较常见的两大思维模式和写作进路，不分优劣，但实则是十分不同的思维习惯。更也许，这是为什么我们俩都感觉对方乃是自己学术的最佳评论人，并由此都形成了非经对方评论而后修改过的文章不发的惯习。
我们不同的写作模式也可见于我们的思维和评论模式。我习惯性地会提出先大而后小的意见和修改建议；她则正好相反，会先小而后大地提出评论和修改建议。我个人的感觉是，长期以来，我们俩犹如乾坤二元并存互动，不仅学术著作上如此，日常生活中也如此。貌似截然不同，甚至相反，实则阳阴并存互动，也相互呼应。
这绝对不是什么有意识的选择和作为，而是对我们来说再自然不过、再理想不过的自我表达惯习。不仅学术上如此，日常生活中也一贯如此。我会惯常地先作出反应、先提意见，她则惯常后提，而且表达方式和理由都会十分不同。但是我们俩最终采纳的意见和决定则多是两者兼顾，并且是她的意见多于我的，也有共同的，起码在我的记忆中如此。
没有疑问的是，我们俩在有意无意中都选择了和自己很不一样，乃至于思维习惯和表达模式上与自己截然不同的伴侣。好在我们间的分歧一般都不是真正的二元对立，而更像是互动合一的阴与阳，既十分不同，但又倾向互动合一，不是钢对钢的碰撞型对立，也不是简单的“夫唱妇和”或相反，而更是阳与阴的既不同又共存合一。
我们之所以聚合固然和我们诸多共同相关——同一志趣（学术）、职位（大学教授）、专业（中国社会经济史与近现代史），乃至于基本历史观——认同广大人民。但也和我们俩的截然不同的性格与脾气（我性急，她则很有耐心；我外刚内柔，她则外柔内刚；我性格相对外向，她相对内向）相关。因此，我们间的不同不是碰撞型的，而更像阳阴型的并存互动，这绝对不是谁先谁后、谁主谁副，而更像阴阳互动、呼应合一。
正是那样的不同以及互动合一，形成了一种区别于普通的志同道合伴侣的深度共生关系，蕴含着更深、更顽强的生命力。在基本层面上，我们固然称得上“志同道合”，但表达方式和先后都会十分不同。如此的共同更多是来自心底的共同，要远比简单的“夫唱妇和”（或相反）深、生动、顽强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