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大学的前一年，1977年秋季，我做生产队的饲养员。当上饲养员很是偶然，是因为两个饲养员不知为什么事情吵架，其中一个一怒之下跑到田里找队长告状，撂挑子了，我恰好和队长在一起干活，队长便临时抓了我的差。
我与一位年过花甲的老社员喂养近20头牲口，其中有八九头驴，五六头牛，两头骡子，两匹马。这个工作比较脏，因为终日要照顾这伙牲口的饮食起居，同时很"缠人"，必须住在饲养院里，与牛马们共在一个屋檐下。早上，牲口们出工以后，我们要先把饲养棚里的粪便清理干净并且铺上新土，然后担水铡草一上午；中午，安排牲口们吃午餐；下午，除了准备牲口的晚餐以外，没有太多的事情；晚上，与牲口们同住在内部通开的三间低矮的破草屋里，躺在土炕上就可以与近在咫尺的牛马对视。麻烦的是，半夜牲口们要吃"霄夜"，而且不可或缺，所谓"马无夜草不肥",这其实是牲口们的一次"正餐"。半夜从炕上爬起来干活，对我这样一个十七八岁的人来说是比较痛苦的。但总的来说，我对于这个职位比较满意。当时秋收秋种期间，劳作常常不舍昼夜，下地干活晚上经常要"挑灯夜战"。我当上了饲养员后，就过起了稳定而有规律的生活，下午通常会有一些清闲时间，可以读书。这个工作经历使我比较多地参与了生产队里的公共活动和内部管理。
饲养院也是生产队的公共场所，社员们都要来这里记工分，记完工分就地开会，队干部们要商量生产安排。同时，这里也是一个自发集会的场所，妇女们在这里闲聊，孩子们在这里嬉闹，男人们或者聚在一起东拉西扯，或者打牌下棋。改革前夕的村庄，是一个真正的生活共同体，真的就像一个大家庭。村庄里的人们，彼此非常熟悉。在这个七八百人口的村子，村民之间无人不认识，至于年龄相仿的人之间，更是了若指掌。这个时候的村庄作为一个社区，可以说是一个真正的"熟人社会"，而且是集体生产，共同劳动基础上的熟人社会。传统时代的熟人社会是分散生产，个体劳动基础上的熟人社会，生活自给程度高，活动半径小，社区成员间的互动频率肯定没有集体化时代里高。公社时代的村庄，社区结构具有高度的封闭性和同质性。但是，现在的村庄已经不同，改革使村庄开放，自主使农民流动，家庭经营使村民间互动减少，外部机会增多降低了人们对于村庄内部事务的关注，村民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离散。
新世纪之初，我到基层做县委副书记，是又一次体验乡村生活的机会。从上大学算起，已经过去了二十几年。在这些年间，除了读书和游学，我一直在农村政策研究部门工作，经常到东南西北的农村去。但是，这些调研其实还不是切身的农村体验。中央部门的研究人员下去，更多是与地方干部接触，通常是在县乡干部陪同下在村里转转，到村民家坐坐。这样的调研当然很有用，也可以知道很多情况，形成很多判断，但对于村庄生活其实没有多少真切体验。在县里，我选择了三个村庄作为联系点。我经常去这几个村庄，有时候整天在村里东家长西家短地与村民厮混。有时候从北京回县里，我进入本县后先不到县城，而是直接先到村里。这种进入村庄的重复性，是以往的农村调研所不具备的。
经常到村里去，认识的不仅是乡村干部，更多的是村民。最开始的时候，一般村民会有所戒备，但是来得多了，对村庄事务介人多了，和村民混得越来越熟。特别是当我能够为村民办一点儿事情的时候，他们便越来越不把我当外人。在村头遇见村民，不仅知道他们的姓名，而且知道他家里人都在做什么，甚至可以直接讨论他在城里打工孩子的近况。这个时候，与村民就有了生活中的交流和互动。于是，我好像感到自己又"进入"了村庄，进入了"村民的生活"。这种进入在深度上虽然无法与过去当农民比，但是，显然比以往的"调研"深入了一个层次。因为这个时候，村庄不再是调查报告里一组干巴巴的数字，而是一幅活生生的画面。这个画面是动态的，色彩斑斓的，有各色村民在活动。这个时候，改革前夕的村庄生活和现在的村庄生活都在脑海中浮动。于是，在这两个画面的比照中，研究报告中数字显示出来的村庄变迁，用学术语言抽象出来的村庄结构，就成为活生生的东西。
比照两幅村庄画面，最鲜明的不同是"村民"的裂变和分化。
改革前夕，所有村庄成员的身份都是"社员"。过去的"农民"和现在的"农民"，在相同的概念下，人群发生了巨大变化。过去的农民就是那些在生产队里劳动的"社员"。但是今天，我们很难说清楚"农民"这个群体究竟包括了哪些人。通常说"农民"是一个户口概念，这种户口标志一种身份，这部分人生活在城市身份体系特有的福利制度之外。但是，在城市不断扩大的过程中，农业户口转变为居民户口正在成为一种潮流，许多转为居民的原村民仍然被称为"农民"，成为"失去了土地，也失去了农业户口的"农民。他们的问题仍然是农民的问题。如果说"农民"是个职业概念，专指以农业为职业的人群，但是，被称为"农民"的这个人群显然不这样单纯。那些从来"不事稼穑"的人，包括一些产业工人，企业主和个体经营者，一些在城市成了"白领"职员的人，甚至那些在城市里已经稳定地工作生活了十几年的人，仍然被称为"农民"。
聚焦到一个村里看，大家都被称为"村民"，但是，这些村民也是形形色色，有种地的村民，有经商的村民，也有在工厂务工的村民，这些村民有的生活在村里，有的却不生活在村里。一些城市里农民工子弟，有的十来岁居然说不出家乡是何县何乡，有的从出生到读书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村庄，但他们又实实在在地被说成"村民"。
在这个变迁分化的时代，人还是那些人，村还是那个村，但农民不再是过去的农民，村庄不再是原来的村庄。传统村民的含义不再一致，传统村庄的结构也不再完整。这就是进入今天的村庄所看到的。这个场面让我们感叹，现在的村庄咋就这么乱纷纷!现在，虽然村庄的人口规模扩大有限，但村民之间不再熟悉，彼此之间越来越不了解。每每谈到一个人的情况，常常听到的回答是"听说"某某在做什么，"好像"某某在做什么。这种互动减少和熟悉程度降低的背后，就是彼此正在变得陌生，共同关心的东西在减少，共同行动的组织难度增加，用村民自己的话说，就是"人心不齐了"。
这种乱纷纷的村庄现实，影响的绝不仅仅是学者们的认识，更重要的是在生活层面，深刻地影响了乡村的公共生活，特别是影响了农民集体行动的逻辑。无论从乡村社区的角度看，还是从个人角度看，农民的需求都进入了一个充满个性化的时代，一个立体化展开的时代。收入水平不同，需求不同；谋生手段不同，需求也不同。一般来说，相对贫困的农民，基本需求是解决或者稳定地解决温饱；中等水平的农民，基本需求仍然以物质福利需求为主，需求结构比较简单，需求层次偏低；已经初步富裕起来的农民，基本生活需求已经满足，非物质福利和社区参与需求已经十分明显。由于村庄居民的分化，对于社区公共服务的需要也分化，大致而言，村庄的公共需求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有关社区基础设施的，比如水，电，路，环境等，只要是生活在这个村庄，就有这样的共同需求，以此为基础的集体行动也容易达成。第二类是有关农业生产的，比如同为种植户，在耕地，水利，技术服务方面会有一些比较相同的需求，但是，需求的差异开始分化，同样是农业为主的户，种粮食的农户，种蔬菜的农户，搞养殖的农户，分别有不同的需求，即便同样是搞养殖的农户，养鸡户和养牛户也有不同需求。第三类是有关非农发展的，除了在基础条件，信息技术设施方面会有共同需求外，需求的差异越来越大，比如同样是非农业户，搞水果贩运的户，搞建筑装修的户，搞农产品加工的户，分别有不同的需求。即便同样是出村打工，在县城打工与出县出省打工，需求也不相同。第四类是有关个性追求和个人发展，现在村庄里的人们，观念见识，生活理想，行为方式都充满现代气息而且富于变化，他们对于土地经营的兴趣，对于务工经商的兴趣，对于生活方式的兴趣，甚至对于政治活动的兴趣，都因人而异，丰富程度难以言表。农村人群的生活和发展需求，越是超出基本生活条件的层面，越是具有特殊性和多样性，
村庄不再是过去的村庄，村民也不再是过去的村民，但是，政府运行在诸多方面似乎还是过去的政府。理念上政府已经意识到社会需求变化，政府行为需求相应转变，但是，在具体工作中，旧运作逻辑并没有怎么变。因此，人们看到的政府，最经常做的还是发指示，提口号，搞一波又一波的"运动"。政府在许多方面仍然用人民公社的运作模式治理农村，工作方式仍然具有深刻的行政控制色彩和群众运动烙印。在经济发展领域，前些年发展乡镇企业用行政动员和群众运动的方式"大干快上"，搞"村村办企业，户户上项目"，这些年又用同样的办法搞招商引资，依然是层层下达任务指标，指标再分解到基层干部头上，完成任务则奖励，完不成任务则处罚。
在政治动员领域，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社教"活动到这两年的"三个代表"学教活动，也基本上是群众运动式的，乡村干部集中起来开会学习，统一规定写多少字的读书笔记，许多党员干部只好雇请"秀才"提刀代笔。政府提出了许多动人的口号，那些口号精神都非常之好，可是农民的概括是"有人说没人做"。农民听得多了，胃口被吊起来了，但是看到眼前干部的表现，对基层政府愈加不满，对中央政府也渐有微词。一方面，政府发动的若干运动没有办法获得农民的回应，许多表面上有声有色的举措演变成政府本身的自说自话；另一方面，农民由于分化衍生出来的丰富多彩的需要，也没有办法从这个政府体系中获得回应。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乱纷纷的乡村治理局面，政府说农民"不听话"，农民说政府"不顶事"，彼此渐行渐远。
改革发展改变了乡村社会的结构，改变了农民生活方式，创造了农民参差不齐而且变化多端的社会需求。满足这些需求，需要全面的社会组织和制度创新。一方面，农民会创造出一些自己的组织形式来满足自己，另一方面，农民也需要政府不断创新，让政府的运行方式和组织形态能适应社会的需求。
（此文刊于《中国发展观察》2005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