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网络舆情被视为复杂且充满不确定性的风险，并可能逐步演化为更大范围的社会危机，从而使防范和治理网络舆情风险成为推进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关键议题。基层作为国家治理的末梢神经，在网络舆情治理中面临各种现实掣肘，需要将新的治理模式嵌入原有的基层社会治理实践，而治理韧性可以作为评价基层应对不确定风险成效的重要维度。研究者走访调查了长三角地区A省的12个县（市、区），通过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梳理基层网络舆情风险的治理韧性。研究发现：首先，基层网络舆情治理部门通过多元角色与多元协作的方式而实现风险前置理念的嵌入；其次，通过技术赋能平台搭建与治理流程形成具有复杂治理特征的公共规范，采取情感动员与价值认同而实现具有简约治理特征的资源调用；再次，依托技术平台掌握治理行动的主动权，通过规范化流程实现治理行动的全流程闭环管理，通过团队成长与协调合作而实现行动的灵活性与创新性；最后，以“服务大局”“枫桥经验”的善治目标为指向，建立持续反思和不断完善的调适机制。总体而言，通过对复杂和简约治理模式的灵活组合，依托技术形成外部的信息资源整合与制度规范，依托情感链接与价值认同形成内部行动资源整合，并在个体经验积累、组织策略迭代和协同效能提升维度不断迭代创新治理机制，基层网络舆情风险的治理韧性得以不断提升，进而实现从“传播之治”向“社会之治”的范式跃迁。

[关键词] 不确定性风险；基层治理；网络舆情；舆情风险；治理韧性；善治

基层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只有基础坚固，国家大厦才能稳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 ¹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层治理体系不断完善，治理方式与手段持续创新，治理效能显著提升。然而，现有基层治理体系在响应速度、资源配置、协同能力等方面仍存在不足，亟须加快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日益复杂的内外部环境，尤其是西方意识形态输出、思想渗透与舆论操控的挑战 ² ，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则进一步细化了各项改革任务。基层网络舆情治理是基层治理与网络综合治理成效的集中体现，如何通过线上线下联动 ³ 、全过程风险防范与治理、纵横协同的应对机制，以舆情前置和源头治理提升治理韧性 ⁴ ，已成为推进基层网络舆情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议题。

一、传播向度下舆情风险与治理韧性

舆情治理往往被置于风险与危机的话语框架下。舆情不是凭空产生的，危机事件、突发事件、敏感事件往往是舆情的触发点。环境污染、自然灾害、社会冲突等共同构成了风险社会，将人类置于一个不确定性的未来生活中，如果风险不能得到很好的控制，就可能导致突发事件，突发事件治理不好就会酝酿成社会危机 ⁵ ，而网络中舆情的扩散与演变，则可能成为突发事件演变为社会危机的关键临界点。因此，在舆情风险导致危机的共识下，网络舆情治理成为可研判、可预警和可防范的风险治理范式，而社会韧性的建构则有助于降低社会系统的脆弱性 ⁶ 。

（一）网络舆情治理的风险逻辑

新媒体环境下的网络舆情呈现出“全民化”“全事件化”“全过程化”“跨平台化”“圈层化”等特点 ⁷ 。网络舆情的复杂性源于经济与社会发展错位引发的矛盾问题，而这些问题作为社会发展中潜藏的风险，充满了不确定性。基于风险研究的视角，风险就是危险发生的概率，其包括来自大自然世界的具有不可抗力、固定性特点的外部风险以及来自人类社会发展所导致的、被制造出来的内部风险，由此出现了可计算、可预测和可预防的风险观 ⁸ 。风险具有天然的不确定性，但通过因果解释，风险是可以借助知识、科学话语、媒体报道和公共辩论而被建构为认知对象，并接受社会的界定和建构 ⁹ 。正是由于复杂的因果关系、对现象意义解释与相关关系的模糊，加剧了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 ¹⁰ ，促使不确定性风险议题备受社会关注。不确定性往往源于知识的缺乏或信息的不足以及时空上的变动性和偶然性，如行为多样性和自然随机性 ¹¹ ，为了应对复杂性、不确定性和模糊性而引发的风险问题，风险治理的理念不断发生转变。传统的风险治理方式建立在风险分析的基础之上，通过复杂的社会治理过程、结构和机构，从而提供关于识别、界定、评估、评价、管理和沟通风险的集体约束性机制 ¹² 。随着风险的不确定性加剧，风险治理理念也需要具有持续学习和调整的灵活性，治理方法亦需要有适应变化而快速迭代的动态弹性。一方面，从工具理性的理念出发，不确定性风险的治理既强调不确定性的测量体系，也涵盖已建立的风险预警等级以及对应预控方案的预防机制。另一方面，以价值理性的理念为观照，风险治理应重视多元主体的内在价值和风险化解的弹性过程。不同主体赋予风险不同的解释，即风险蕴含着强烈的主观因素 ¹³ 。在此基础上，风险治理新理念强调的治理目标不是简单地遵循僵化的技术路径，而是将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模糊性视作风险治理过程的主要特征，通过构建国家机构、专家、社会利益相关方和公众共同协作的风险治理体系，以应对灵活性、包容性与快速迭代的治理需求 ¹⁴ 。在多重因素的叠加下，当前的基层治理面临巨大的舆情风险挑战。潜在的矛盾包括代际差异与群体差异的叠加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多重诉求的叠加。互联网的发展加速了“线下矛盾”向“线上舆情”的演变，进而造成谣言散播、公众恐慌、政府形象受损、意识形态偏离等社会治理性危机 。在传统风险治理中，大众媒体可以通过报道而完成对潜在风险的预警，并借助议程设置实现风险沟通与共识达成，但在社交媒体时代，网络成为现实社会矛盾的宣泄渠道，多元主体的博弈使得风险传播活动无序化、极端化 ¹⁵ ，加剧了风险的不确定性、复杂性。因此，舆情风险治理理念应从“管制”向“善治”转变。治理既需要完善线上的处理技巧且健全相应的监管机制，更需要线下问题的圆满解决，只有线上线下联动，舆情和事件同步处置，才能真正实现网络舆情的有效治理 ¹⁶ 。可见，基层网络舆情风险治理既有嵌入社会风险治理体系的必要性，也有围绕舆情规律的独特性，如何有力推动基层网络舆情风险治理见行见效已然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议题。

（二）基层网络舆情风险治理的韧性维度

基层网络舆情风险是公众对于社会矛盾、问题所表达的情绪、态度、意见和信念在特定时间点被引爆成为舆情事件，进而影响地方形象、声誉与政府治理效能。舆情风险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既需要数智赋能下敏锐的识别与监测系统，也需要能够广泛拓展边界的多主体协同处置应对，更需要能够嵌入社会治理体系的韧性机制。韧性概念的核心聚焦于对抗外部风险、扰动的抗压、恢复与可持续，在进入社会学领域后被用以讨论“社会系统面对外界不确定性或扰动时恢复平衡状态的能力”，社会韧性也被归属于风险治理中社会机制的范畴 ¹⁷ 。作为所有治理体系具有的制度属性，韧性来源于治理体系面对国内外风险的前摄感知能力、迅速回应能力、持续调适能力和后期处置能力 ¹⁸ 。韧性可进一步诠释为国家治理的“弹性”与“刚性”，二者分别来源于政权吸纳和预防式管控，其中，“弹性”是指不断扩大体制的边界，夯实政权稳定的社会基础；“刚性”是指通过制度化的措施发现、识别、干预和控制社会经济变动的潜在挑战力量和潜在破坏因素，将负面影响控制在最低程度 ¹⁹ 。基层网络舆情风险治理的韧性源于舆情前置的效度与力度，其对维护国家基本政治秩序的安全和稳定发挥着关键性与基础性作用。从治理模式来看，传统农业社会的简约治理模式的治理负荷低、成本低、社会自主性高，但应对环境变化的能力弱；现代社会的复杂治理模式借助各种繁杂的正式制度和庞大的科层组织体系，有效提升了环境变化的应对能力，但治理负荷高、成本高、社会自主性低。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是简约治理和复杂治理两种模式相互交织、共生演化的过程，两种治理模式的组合方式和结构性比例不断发生渐进演化，简约化和复杂化实为推动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双向引擎 ²⁰ 。因此，传统、单一的社区治理模式已难以适配复杂性、不确定性与流动性叠加的复合风险，需要练就“动静相宜”“张弛有度”的韧性治理模式——既能在静态空间结构适当疏离情况下形成内在凝聚的共同体行动，又能在“常态”与“应急态”之间迅捷、自如地进行动态转换 ²¹ 。当基层网络舆情风险治理作为一种成熟规范自上而下推广并嵌入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中，如何实现风险可控性与治理韧性的目标追求，如何选择与实践基层社会的治理理念与治理模式，如何实现基层网络舆情风险治理制度持续的调适与发展等，都是需要解答的重要问题。

二、基层网络舆情风险治理的研究方法与分析框架

（一）访谈对象与样本选择

本文选择全国数字化改革先行省A省作为调研对象。A省在2021年启动全省范围的数字化改革并逐步向基层拓展。在舆情风险治理方面，A省在2023年建立一体化网络信息应急指挥体系的基础上，并在全国率先推动形成省、市、县/区三级应急指挥体系，将网络舆情风险处置应对职能延伸至社会治理的末梢 ²² 。因此，研究者所在的研究团队从2023年8月至2024年5月先后11次对A省12个县（市、区）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网信办）工作进行了参与式观察，并对各层级岗位人员进行了深度访谈 ²³ 。基层网信办工作人员处于网络舆情风险治理的最前沿，直接承担着舆情监测、分析、研判、处置等具体工作任务，其作为基层网络舆情风险治理的核心力量，既要执行上级部门的政策与指示，又要结合本地实际灵活应对。过往研究较少接触该群体，尚未深入开展系统化研究。访谈时间控制在1.5~2小时，当无法增加新的信息与类属时，则判定数据已达饱和。访谈后共获得50份访谈记录（约10万字），被调查对象编码为N01~N50（见表1），所有访谈材料经录音转写并严格进行匿名处理，在反复分析文本后进行手工编码。

表 1   访谈对象统计表

（二）访谈数据与编码分析

第一阶段的核心是初始编码。初始编码是从原始材料中提取概念的过程。研究者对提取的基层网络舆情风险治理信息点进行自由节点编码，从资料中发现概念属类并对其加以命名，从而确定属性与维度。例如，受访者表示“风险前置、在源头解决问题”，研究者将其抽象为“风险把关人”，而“我每天都会在群中共享一些信息”“要和兄弟单位多走动”则抽象为“资源协调者”。经过反复比对，研究者再将这些代码提炼为“自我认知”这一范畴。通过初始编码，可以提炼出自我认知、纵向连接、技术赋能、善治等4个副范畴（见表2）。

表 2   访谈扎根编码表

第二阶段的核心是聚焦编码。相较于初始编码，该阶段选取最重要或出现频率最高的初始代码进行筛选 ²⁴ 。在未设定任何假设的前提下，依据主题词、分句、段落及文段内涵，对文本主题类目进行二级聚类。例如，多位受访者在谈及基层网络舆情风险治理时反复强调“纵向连接”“横向协同”“基层参与”等资源协同作用，据此可以提炼出“治理资源调用”。最终，提炼得出治理角色嵌入、治理资源调用、治理行动实施、治理评估与反思4个主范畴（见表2）。第三阶段的核心是轴心编码。轴心编码是通过对上一步主轴式构建的树状节点进行深入提炼与归类，以“故事线”形式展现范畴间的逻辑关联，将抽象范畴纳入可自我解释的理论模型。通过分析比较提取的四个主范畴及其逻辑关联，并结合原始资料的反复验证结果，形成基于一致性、认知参与、集体行动和反思性检测的基层网络舆情风险治理框架图（见图1）。

图 1   基层网络舆情风险治理框架示意图

三、基层网络舆情风险治理的嵌入机制

在治理角色嵌入、治理资源调用、治理行动实施、治理评估与反思4个主范畴中，“嵌入”概念强调具有目的性的行动企图通过结构性、关系性的方式嵌入具体的、正在运行的社会关系系统之中 ²⁵ 。在公共治理领域，“嵌入”概念应用十分广泛，已有研究多用来解释权力向其他场域的弥散 ²⁶ 。作为基层管理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的职能部门，网信办在基层治理现代化过程中通过自身角色的重新定位而完成“结构性嵌入”，并与同级部门、下级机构之间达成认同而实现“关系性嵌入”，进而达成充分调动治理资源、展开治理行动，在不断灵活调适中实现网络舆情风险治理模式的“嵌入”，从而逐步形成舆情前置与协同治理新机制。

（一）多元角色与多元协同的风险前置把关

在基层治理中，政府往往承担不同的角色任务。譬如，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不同阶段，政府分别承担风险沟通者、应急主导者、资源协调者和创新促进者等多元角色 ²⁷ 。作为基层网络舆情治理部门，县委网信办面对舆情风险治理的现代化与体系化需求，自身的角色定位、同级部门对其的定位以及下级对其的理解显得尤为重要。基于应对不确定性风险，需要开展信息嗅探、预警、研判、处置应对以及事后的总结反思，基层网络舆情治理部门普遍感到自身角色的复杂多元以及部门职能的不断外溢。风险前置的治理需求使“把关”成为最常被提及的关键词，其包含对线上网络内容的把关和对线下风险的把关。所谓“小事不上网，上网均大事”，基层社会治理中类似“提灯定损”“指鼠为鸭”引发的舆论风波，要求地方政府必须切实在治理与诉求上同民众达成合意。从舆情演化全周期的视角来看，若治理回应能够尽早与民众诉求达成合意，那么舆情的发酵便能够在初期得以阻断，这驱动舆情治理从过往被动“删帖”转向主动服务。“如果说在老百姓最早提出的时候便将这些问题都解决掉，就不会有后期的这些矛盾和后续舆情的产生了”（N48），因为只有切实解决民众的诉求，舆情才能从根源上得以消散。“风险前置，在源头解决问题，这就是我们最终的目的”（N17）。对基层政府部门而言，风险前置则意味着基层网络舆情治理部门从“舆情通报者”向“风险把关人”的角色转化，也就是在其他政府部门工作中嵌入舆情风险把关环节的系统性工程。“我们在长期的基层工作中有一个很大的体会，有时候风险他们不一定看得见，我们在上面看得见的一定要提早告诉他们，避免‘踩雷’”（N44）。譬如，在重要政策发布、基层重要活动、新闻发布等环节，基层网络舆情治理部门成为了“沟通建议者”“风险共担者”。“以前是怕我们跟他们联系，现在是主动跟我们接触和沟通，各项发布之前要有前期的沟通协商，既是征求意见也是风险共担”（N07）。这样的沟通咨询与风险共担实质上激活了此前各部门间缺少联动的政治关系与资源网络 ²⁸ 。因此，基层网络舆情治理部门应根据风险处置应对的不同阶段，将自身角色定位为“应急主导者”“资源协调者”“舆论引导者”等。风险前置与风险把关的前提条件是对于不确定性风险的嗅探与预警，掌握及时、准确的风险信息是“把关”与“应对”的关键因素，而对于基层网络舆情治理部门而言，社区和群众无疑扮演着基层社会治理中关键的“吹哨人”角色。“我们需要更多的人提供信息，社区的纠纷矛盾、经营欺诈、突发事件，很多都是企事业单位向我们通报的”（N42）。“我们在各级建立了‘瞭望哨’，开展培训考核，关键的是信任我们能协调解决问题”（N31）。因此，社区、街道、企事业单位或个体群众等将基层网络舆情治理部门的嵌入理解为更高效的“问题处理者”角色，这也进一步强化了基层网络舆情治理部门“应急主导者”与“资源协调者”的自我定位。

（二）复杂治理与简约治理的交叉资源调用

基层网络舆情风险治理的资源调用体现为治理模式中“复杂”模式与“简约”模式的交织。其中，“复杂”模式表现为风险前置思维使基层网络舆情治理部门在职能上升维为基层治理的信息枢纽。随着数字化改革的推进，经济发达地区政府的社会感知能力得到极大提升，新技术帮助网络治理部门通过数字平台对舆情动向进行实时预测与分析，这种瞬时高效的感知能力为基层治理现代化带来新的可能。“我们利用了数字化改革的成果，在数字平台监测到舆情后可以第一时间进行核实反馈……甚至说我们还有一些河道预警……这些城管领域的数据我们也是实时在这个平台上实现集合的”（N47）。而借助上级部门或自身资源建立起来的舆情风险监测系统成为汇聚基层社会民生领域琐碎意见的敏感神经，对各领域潜在风险进行数字平台监测也已成为基层网络舆情治理部门嵌入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并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传统媒体承担的预警与监督职能，从而成为推动基层社会治理效能提升的新力量。基层网络舆情治理部门内部形成串联中央到地方的整体信息网络，其将基层社会治理接入其中并成为整体网络中的一个节点，在舆情上报与风险下达的频繁互动中，基层治理资源被嵌入其中，各级舆情治理部门的风险监测与应对也陆续牵动相关职能部门加入并不断处理问题、改进工作，使之成为一种上下一体的“公共规范”。在资源调用的过程中，“简约”模式的特点得以体现。风险前置意味着相关职责部门对于危机的提前处置与应对，在此过程中，基层网络舆情治理部门并非直接执行，而是需要其他不同主体的参与配合，因而在基层实践中，基于情感动员和价值认同的“简约”模式往往并行推进。“我们不仅要跟他们讲清楚，不仅是我们没有能力删帖，更重要的是删帖也解决不了问题”（N12）。“你天天去删，天天管控？不可能的，如果网民不认可你这个事情的处置的话，他永远是灭不了头的”（N21）。应对网络舆情风险并非各个部门的主要职能，尤其当风险还处于不确定的潜在状态时，“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成为舆情治理部门将“处理信息”转变为“处置问题”、将“治理网络”转变为“基层治理”的重要方式。“日后有了舆情还得麻烦网信办”（N35），部门间相互协作的基础不断夯实。直至相关协作上升为制度要求，“各部门决策都要求我们参加，站在舆情风险研判的角度给建议，我们的会议也邀请他们参加”（N01），通过制度性的交流沟通，复杂与简约交织的韧性机制得以初步成形。情感驱动的“简约”模式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基层治理中尤为突出。“我们主要靠网格员每天多留意社交媒体平台‘附近’新闻”（N26）；“旅游是这里的重要收入来源，游客的一些意见可能直接发布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我们第一时间发现，联系对方妥善解决，也是维护大家的共同利益”（N27）；“下暴雨时景区一些项目不能玩，游客排队太长，怨气很重，我们马上协调景区管委会解决了”（N28）。在基层参与中，舆情监测的技术平台并非必然选择，相应的基层对于彼此共同利益与荣誉的维护则是驱动基层治理紧密配合的基础。而此刻对于基层而言，舆情治理也不再是一种“悬浮”的状态 ²⁹ ，集体荣誉与发展经济就是地方的大局，因而基层一线干部与群众也愿意配合或加入其中，积极防范风险、控制舆情。

（三）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治理实施互构

在深度媒介化时代，舆情风险治理关系到政府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危机中的不确定性往往引发恐慌和失序，一旦舆情处置不当便极易影响到政府公信力与地方形象 ³⁰ 。与此同时，舆情风险治理与基层社会治理之间存在线上线下的风险传导与治理联动关系，从而使基于网络信息治理牵动的基层社会治理平台的建立更易推进。综合访谈结果来看，作为应对风险治理的组织机构和治理实施平台，基层网络信息应急指挥中心具有典型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特征。一方面，基层网络信息应急指挥中心强调依托新技术把握主动权，置于应急指挥中心核心地位的是可见的“大屏幕”“驾驶舱”，不可见的是背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加持。另一方面，基层网络信息应急指挥中心强调舆情风险治理中人的重要性，可见的是基层网络舆情治理部门中设立的各种沟通交流的行政空间，不可见的是高频次的沟通交流背后及时、专业、有效的技能支撑。第一，基层网络信息应急指挥中心搭建了可以处置辖区各类舆情风险的数字化平台。平台不仅能够动态呈现舆情风险、不同社交媒体中的舆情变化态势以及对接辖区内各职能部门、引导媒体舆论效果等，还能够将综合数据汇聚到数块大屏的“驾驶舱”，让人一目了然。这种数字化平台技术来源大致分为自有技术、技术转移、技术挪用三类。通常，只有极少数基层单位能凭借辖区内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大型互联网企业支撑而拥有独立开发的自有技术平台，绝大多数基层单位的技术平台主要来源于市级单位的技术转移，而部分欠发达地区搭建的应急指挥体系往往直接技术挪用已经成熟的在线会议系统或电话会议系统。这表明，数字化平台是基层科学应对突发舆情事件、实现高效协同治理的技术基础。第二，舆情风险处置应对流程是舆情风险治理韧性的集中体现。舆情风险处理应对流程既强调通过尽可能多元协同的信息获取而实现对风险的及时响应，也试图通过专业性系统工程而实现整个舆情处置应对过程的统筹指挥和全流程管理，形成处置应对风险的闭环机制，进而强化应急指挥部门重要性与措施有效性的逻辑链条。“（我们）建立健全舆情生成、摸排、研判、报送、协同联处、闭环复盘，全生命周期处置机制，强化统一部署”（N37）；“（我们）指挥中心像多面手，它既要是‘千里眼’‘顺风耳’，也要能72变、会36计”（N24）。因此，在基层治理中，基层网络舆情治理部门既是“一专多能”的复合型应急行动机构，也是身处指挥链条上“全天候”时刻待命衔接的舆情卫士。第三，基层网络舆情治理部门往往人才队伍规模小，人员稳定和经验积累显得尤为重要。“我们有个舆情应对群……今天的重点舆情是哪些，然后一般群众关注的舆情有哪些，我每天都会在这里共享一些信息……”（N38）。在风险前置阶段，经验丰富的成员往往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网络生态很乱的时候……他（N28）对网上的这种生态的演化就是非常敏感的、敏锐的。那今年在他带头下，我们的处置应对效果就非常显著”（N27），“应对的意识与经验要变成机械的肌肉记忆”（N40）。个体和团队都循着既往沉淀的治理经验，不断灵活调适和创造新的基层网络舆情治理方式。第四，基层网络舆情治理部门不再是被动的存在，而是积极嵌入基层社会治理，而是敞开的嵌入式空间。从应急指挥中心可以容纳辖区内多部门直接参与的复杂治理，到各级组织机构可以在会商室、约谈室等空间沟通、协调推进的简约治理，舆情风险处置初步实现了“网信吹哨，其他部门报到”（N01）的协同治理格局。“会商就是跟你讲风险点在哪里，你不处置后果会怎样，建议你要怎么去做”（N33）；“约谈就是帮助解决问题，不造成影响，不然到时候产生违法后果，可能是致命的”（N49）。沟通协调的空间不仅是行政资源和舆情治理的基本保证，也是基层治理中各种责权的具象体现。

（四）大局意识与“善治”目标指向的结合

“善治”是贯穿整个舆情风险治理的核心理念，强调以公共利益最大化为治理理想，意味着政府与公众对社会事务的合作共治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最佳状态 ³¹ 。具体到基层网络舆情治理部门则体现为“服务大局”“服务中心工作”“大局意识”。“不管是维护网络舆论生态，还是跳出网络应对处置问题，关键是要有大局意识，服务好中心工作”（N23）。另一个被提及的理念就是对“枫桥经验”的创新实践，其追求“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网络治理也是为了群众、依靠群众，在基层化解矛盾纠纷，也是网络治理的大格局”（N22）；“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线下的矛盾线下解决”（N32）。从曾经的规制管理到和谐有序的“枫桥经验”，“善治”在策略上“依靠基层组织、依靠群众路线，讲求群防群治，强调将矛盾化解在萌芽阶段，注重说服劝导、谨慎使用警力，具有强烈的风险意识，将社会面管控的工作落实到党委、政府日常的细致、深入到群众工作中去” ³² 。舆情风险治理将“善治”的边界拓展到网络空间，将网络舆论中潜在的挑战力量和破坏因素纳入治理范围，强调通过深入、细致和积极稳妥的社会面管控，在实现日常社会生活稳定的同时完成网络空间的净化与清朗。数字化建设的高成本投入和风险防控的有效性成为隐性压力。“我们几乎都处在不断应考的状态，高强度值班，神经紧绷，几乎是24小时待命状态”（N50）；“就怕突发舆情事件，发生之后不掌握情况，投入这么大，也难免疏漏”（N01）。工作的竞争性表现为跨部门之间的竞争，基层网络舆情风险涉及社会民生各个方面，治理实践也直接面临不同部门间的竞争。“网络舆情风险不是网络治理的问题，我们是配合涉事单位处置应对化解危机，要相互理解”（N22）；“网络舆情风险处置得当，意味着我们的工作不被看见，有些工作也很难被描述”（N37）。工作的特殊性也直接影响新职工的加入和老职工的升迁，高强度工作意味着新招人员急于调岗，而跨部门沟通和基层人脉维护又意味着相关岗位很难被替代，加之工作绩效的“不可见”，“可见”反而可能成为工作疏漏，这些一定程度上限制基层网络舆情风险治理团队和成员的发展。善治的目标理念与治理共同体的实践不谋而合，而在实践中需要构建韧性可持续的治理共同体，“所有参与主体利益相容，且为所有参与主体提供持续共赢的强激励” ³³ 是一项复杂、系统的工程。

四、基层网络舆情风险治理的韧性转化

在媒介化社会、风险社会与改革转型期多方社会场域的影响下，风险存在不确定性与液态化特征 ³⁴ 。为了应对变化，原本聚焦线上网络空间治理的网络舆情风险处置应对逐步嵌入基层治理之中，以完善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与体系化的方式，补替基层网络治理的边界不清、权责不明和管辖权缺位，最终将网络舆情的“传播之治”转化为现实世界的“社会之治”。基层网络舆情风险治理的韧性转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从简单模式到复杂模式的韧性适配

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被视为“简约”治理和“复杂”治理两种模式相互交织、共同演化的过程 ³⁵ ，而基层网络舆情风险治理模式的选择更倾向于实用主义的灵活组合。在经济发达、技术条件成熟的地区，通常是基于工具理性的治理选择占据主导，强调通过精确计算和高效手段实现既定目标，但在治理向下执行过程中以价值理性为主导，强调目的正当性。但是，资源匮乏、技术滞后地区则以价值理性为主导，强调同级部门之间的情感连接和价值认同，在治理向下执行过程中则以熟人社会的共同体意识为纽带。当然，不同地区在舆情风险治理技术层面必然存在差异，但“复杂”治理模式在一致性环节实现了基层网络舆情治理部门多元角色与多元协同的有机联系，在认知参与环节完成了跨部门与跨层级在风险前置意识上的统一认识，在集体行动环节基于技术、流程、人员与空间等要素进行资源调配，在反思环节通过“大局意识”和“枫桥经验”推动善治目标的逐步实现。“简约”治理模式则在一致性环节建立治理向下的问题处置、应对的信任机制，在认知参与环节建立横向和向下的情感动员与共同体意识，在集体行动环节促成稳定人员的基层工作，在反思环节聚焦团队建设和个人成长。总之，基层网络舆情风险治理既存在“复杂”治理模式的现代性与规范性特征，又兼顾“简约”治理模式的低负荷、自主性特点，而舆情风险的平战结合模式恰是两种模式有机结合后“动静相宜”“张弛有度”的韧性状态。“复杂”治理模式的标准化流程构成“静”的制度底座，“简约”治理模式的适应性策略形成“动”的调适空间，两者互动互助、协同融合，创造出独特的治理韧性，其既兼具了现代风险治理的系统性，又延续了传统治理的包容性，并最终在“善治”的目标指向下实现治理效能的优化与提升。

（二）从技术工具到价值驱动的韧性互嵌

风险治理的制度主义观点认为，不完善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导致风险事件的频发，而风险文化理论则强调认知途径与风险意识导致风险事件的增加 ³⁶ 。基层网络舆情风险治理的嵌入之所以能促成基层治理资源的高度整合，恰是技术赋能、制度规范和价值认同共同推动风险感知强化的结果。首先，在技术赋能方面，网络舆情风险治理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搭建了应急指挥平台。这一平台不仅汇聚了分散式的网络信息资源，还对接了各层级、各部门的政务数据资源，引入了舆论引导、数据派发等环节。如此，舆情风险处置应对的全流程数据资源得到无缝对接、高度整合，为基层治理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 ³⁷ 。其次，在制度规范方面，网络舆情风险监测使不确定性风险应对和化解成为可能，从而进一步推动围绕风险应对的各层级、各部门行政资源的有机整合。同时，规范化的处置应对流程促使各层级、各部门进一步明确各自的责权，并被置于风险处置应对全流程的各个环节，从而凝聚共同抵御不确定性风险的牢固整体。最后，在价值认同方面，政府、企业、群众共同形成了风险前置的统一认知，并在“大局意识”上达成共识，这种共识有助于形成基于地方荣誉和集体利益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从而迈向“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善治状态。

（三）从风险应对到韧性治理的动态升级

治理韧性强调抵御风险时的恢复能力，既是通过学习吸收既往经验而实现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也是基于积累后的有效性、针对性、科学性而确保其贴切精准 ³⁸ ，并能够通过动态调整和适应，从而保持稳定与效能。基于基层网络舆情风险治理的实践，该特性通过三重基础机制得以体现。首先，个体经验的持续累积，具体表现为基层人员在风险处置中不断提炼风险特征、探索演化规律，形成风险敏感性和处置敏捷性。其次，整体处置应对能力建设。组织内部通过建立舆情处置案例库，将碎片化经验转化为结构化知识；通过定期培训、模拟演练和复盘分析，将个体经验进行沉淀、推广与策略迭代。最后，系统层面的竞争协同机制驱动治理效能提升。一方面，竞争能够强化不同部门的舆情风险责任意识；另一方面，竞争推动治理创新的产生，并促进其在跨部门、跨地区的推广。最终，在治理实践中治理韧性所强调的动态调整和迭代创新表现为以个体能力的提升为起点、以组织内部的共同成长为纽带、以跨部门的竞争协作机制为动力，进而构建风险共防、责任共担、治理协同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五、结   语

韧性治理并非简单的非刚即柔或非柔即刚，而是致力于在制度底线与弹性空间、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融合互动中探寻科学的善治之道。基层网络舆情风险治理的韧性转化本质上是指治理系统在媒介化、风险化与现代化多重张力下重构适应性能力的动态过程。首先，在治理模式上，基层网络舆情风险治理的嵌入突出了情感连接和价值认同的重要性。通过对基层网络舆情风险的精准聚焦，将基层治理的目标诉求与群众需求有机结合，形成共同维护安定团结、和谐发展的“大局意识”，“以及枫桥经验”推动善治目标得以实现。其次，基层网络舆情风险前置意味着在技术和制度层面将潜藏在基层社会中的矛盾与纠纷显化，只有充分了解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和内心期待，才能将基层社会治理的群众路线落到实处。借助舆情风险监测与研判机制，才能实现抓早抓小、源头治理的内在要求，及时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遏制在萌芽状态。最后，唯有将基层网络舆情风险治理作为韧性机制嵌入社会治理，才能推动基层社会治理走向精准化、制度化。只有通过反复调试和不断迭代，才能解决基层治理面临的沟通不畅、资源有限、协同不足等问题，并最终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的善治目标。在此过程中，善治如同源头活水，既需规范河道之流量和流向，也需确保源头具备自我净化的能力，更需维持制度框架与内生韧性的和谐关系。基层网络舆情治理部门角色与职能的外溢可能导致看似稳定强韧的外部结构在内部缺乏适度的弹性，高技术成本投入与强制度性建设的模式潜藏着对风险治理偏差的低容忍甚至零容忍，多元协同机制依赖价值共识的脆弱性亦可能削弱治理共同体的凝聚力。因此，未来仍需明晰基层政府各部门之间的责权边界与协调机制，在制度层面完善和优化“底线管控+弹性空间”的嵌套式设计，推动形成多元主体参与的利益相容性与激励持续性，方能夯实基层社会治理的韧性基础，实现以人为本的善治目标。（致谢课题组吴晓平、郭沁、潘陈青老师以及研究生魏松昊、陈俊杰、桑雨晨参与项目调研和资料整理）

引用本文：邵鹏. 有韧性的善治：基层网络舆情风险前置治理研究[J].学术论坛,2025,48(05):106-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