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蒙蒙，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张旭，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政治经济学研究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智库秘书长。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

摘要：金融资本的形态演变是判断金融资本主义发展变化的重要依据。当前金融资本主义发展的典型特征是金融资本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金融资本与数字技术之间互为动力，并在“机构-企业-市场”领域纵深推进，具体表现为金融机构的数字化、平台企业的金融化以及金融资本与数字技术协同开拓更为广阔的金融市场。金融资本以数字平台为中介在非物质生产领域构建起一套复杂的寻租机制，在“垄断寻租”的基础上衍生出“数字寻租”,通过金融霸权与数据霸权深化了对剩余价值的全球剥削。金融资本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导致全球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加剧、全球贫富悬殊进一步扩大，形成了当代金融资本主义新的积累和掠夺机制。

关键词：金融资本主义;金融资本;数字技术;金融霸权

“金融资本主义”的提出可追溯至尼•布哈林在《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中的论断，即“金融资本主义是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的历史继续，就像工业资本主义是商业资本主义阶段的继续一样”(1),金融资本主义时代是一个历史地限定的现象。本文认为，金融资本主义(2)是以金融资本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形态，以新自由主义为思想基础，基本特征表现为资本主义经济的金融化，突出强调金融资本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控制力与影响力。金融资本的发展与扩张是推动金融资本主义形成的幕后推手，卡尔•波兰尼指出：“我们已经习惯于认为资本主义的扩张是一个非和平的过程，而金融资本的扩张则是无数殖民罪恶及扩张侵略的主要挑动者。”(3)希法亭科学阐释了资本主义新发展阶段的经济特征，强调“‘现代’资本主义的特点是集中过程，这些过程一方面表现为由于卡特尔和托拉斯的形成而‘扬弃自由竞争’,另一方面表现为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之间越来越密切的关系”(4)，这种关系采取了最高和最抽象的表现形式——金融资本。列宁则通过对金融资本的深入剖析洞悉了帝国主义的本质，认为垄断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的最新成就”，强调“20世纪是从旧资本主义到新资本主义，从一般资本统治到金融资本统治的转折点”(5)。既然金融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的核心特征都是金融资本占据主导地位(6)，那么，金融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有什么区别和联系?本文认为，金融资本主义是列宁所强调的帝国主义的一部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论断不容改变，在此阶段中以金融资本占据主导地位的金融资本主义是其主要表现形态，且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地位日益显著，影响着全球经济的运作与资源配置，并逐步占据统治地位。

在学界关于“金融资本”(7)的概念通常存在两种解释：一种是传统意义上的金融资本(Finance Capital)，即希法亭、列宁所使用的“金融资本”——工业垄断资本与银行垄断资本的结合，“金融资本的特征在于它既是银行资本，同时也是工业资本”(8)，在资本垄断与国际化条件下，通过个体资本之间的一系列关联与联系，实现货币资本循环、生产资本循环与商品资本循环的整合(9)。另一种是狭义的金融资本(Financial Capital)，指代在金融市场中运作的货币资本，也称“金融业资本”,金融部门或非金融部门通过买卖金融资产谋取金融收益(如股票、债券等),侧重于通过金融市场交易实现价值增殖的货币化资本形态，“金融活动的绝大部分(尤其是金融市场中的交易操作)，本质上涉及的是通过投机在金融公司之间进行剩余价值的分配和无休止的再分配”(10)，是资本的表现形式，本质上是一种生产关系。实际上，后者是前者的演化与发展，希法亭和列宁笔下的“金融资本”在经济生活中具体表现为银行部门与工业部门的结合，随着实践的发展，金融资本在现实操作层面衍生出新的内涵——以金融工具为载体的投机资本(11)，通过买卖金融资产谋取金融收益(如股票、债券等)。本文所使用的金融资本主要指后者，且研究表明，金融资本形态的演变与金融资本主义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因此，本文论证思路如下：通过梳理分析学界已有研究，得出“金融资本的形态演变是判断金融资本主义发展变化的重要依据”,金融资本在数字时代所表现出的新样态——金融资本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是当前金融资本主义发展的典型特征。

一、金融资本的形态演变是判断金融资本主义发展变化的重要依据

希法亭以货币作为基础范畴，通过对金融资本的分析阐明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经济现象(12)，列宁则将金融资本的统治界定为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3)。考斯达斯•拉帕维查斯指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新自由主义的盛行加大了金融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趋势(14)，国际资本的流动导致了新的金融资本的崛起(15)。近年来，学界以金融资本为切入点对金融资本主义的发展研究，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金融资本向金融垄断资本演变，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金融资本对巨大经济和金融资源的控制，及其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治进程的主导形成金融垄断资本的统治。(16)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金融垄断资本所主导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蔓延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金融垄断资本所操纵的金融市场通过全球空间布局实现了24小时的全天候交易，这使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时空界限上扩张到了极限(17)，其对社会生产关系的全面支配与统治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主要、最根本的特点(18)。第二，金融资本从金融垄断资本演变到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核心。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金融资本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和控制更为明显，金融资本发展成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资本主义经济进入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19)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国际垄断资本，尤其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已然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深厚基础(20)，国际金融资本的垄断是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当前正处于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时期(21)。第三，金融资本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所呈现的新特点被冠以“现代金融资本”的称谓，金融资本的新形态——“现代金融资本”在企业内部与宏观经济中所具备的控制力与主导性形成“金融垄断资本主义”。(22)还有学者基于“垄断金融资本”的分析指出，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21世纪的帝国主义处于一个新的、更发达的阶段。(23)由金融资本主导的资本主义新发展的核心特征表现为新的主导力量——“控制全球投资渠道的财团”崛起，并在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影响下金融资本主义发展为“全球金融资本主义”。(24)

概括而言，学界关于金融资本主义的研究见仁见智，但总体上可归纳为两点：一是资本主义的金融化，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重心逐渐从产业部门转向金融部门，金融资本从最初对工业资本的依附性积累转向剥夺性积累；二是金融资本的全球化，以金融资本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快速席卷全球，世界体系中的外围国家被迫接受金融自由化的转向。学界提出诸如“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等阶段概括，实际上是围绕“金融资本”这一核心概念及其形态演变论证金融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现象或新特征。当前，仍处于列宁所指的帝国主义发展阶段，不同的是，已有研究以金融资本的形态演变为切入点，深入剖析金融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垄断性、全球化、市场化等特征，可类比学界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概括——新帝国主义(25)、数字资本主义(26)、技术封建主义(27)等，即基于不同的侧面(或技术视角，或平台视角)阐述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需要指出的是，金融资本与数字技术的融合由来已久，但以往理论界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尝试探究当前金融资本主义发展的典型特征——金融资本与数字技术之间是如何相互结合并协同发展的，以及由此带来的问题与矛盾有哪些。

二、当前金融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金融资本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

在历次工业革命浪潮中，先进技术的创新应用推动了金融资本形态的演进与发展，反之，金融资本的快速积累对技术进步转化为工业革命同样不可或缺。在此过程中，金融资本通过吸纳科技创新成果、融合新兴技术等方式，不断推动自我革命以提升内生活力与流通效率。当前，金融资本主义发展的典型特征是金融资本与数字技术(28)的深度融合，金融资本的表现形态呈现数字化趋势。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勃兴，促使金融资本的价值实现方式及其相应的运行机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各类新兴技术的协作下金融的杠杆作用得以强化，金融资本协同数字技术的全球化扩张促进了国际金融市场的蓬勃发展，对全球经济发展的控制力与影响力显著增强。

(一)金融资本与数字技术结合的前提与基础

第一，数字技术为金融资本盈利工具的勃兴提供了技术条件。(29)“技术变革可以被‘物神化’(fetishized)为一种‘自在之物’,一种引导资本主义历史的外生力量。人们可以极为有力地认定技术变革是必要的、无可避免的，因而对技术变革的追求——体现在盛行的关于技术进步的意识形态中——成了一个自在的目的”(30),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技术变革相适应而存在，“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上，从工业革命开始，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就像是一对孪生兄弟，总是相伴而行，如果说技术进步是资本积累的技术基础，资本积累则是技术进步的制度和物质基础”(31),这不仅适用于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部门，同样适用于资本主义的金融部门。新兴技术的兴起催生了新的金融工具和金融产品，效率与时间之于金融市场运作极为重要，高运算效能、卫星通信传输技术以及实时通讯网络加快了金融交易与跨国货币资本流动的信息化进程，在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加速了金融资本的增殖，正如卡萝塔•佩蕾丝所言“金融资本并不为还不够发达的生产提供资金，而是为了发展复杂的金融工具以钱生钱”(32)。当前，大型金融机构高盛和摩根大通已然布局数字化转型战略，并从根本上对公司的金融业务进行革新，2016年，高盛设立了面向中产阶级的个人互联网银行GS Bank, 提供数字信贷平台Marcus, 该平台通过全流程的数字化操作和强有力的移动端策略彰显了当代金融行业的发展趋势。(33)贝莱德集团为更好地适应崭新的金融世界，以强大的数据系统支持其业务运转，以电子化统摄金融市场，通过区块链技术进行数字化转型，利用分布式账本技术记录所有权，这不仅意味着新兴技术对传统金融领域的重塑，更代表以贝莱德为代表的金融集团在全球数字化浪潮中的战略布局，是新一代金融资本的崛起。

第二，金融资本为数字技术的创新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金融资本在实现价值增殖的过程中促进了技术的迭代升级，新兴技术的勃兴离不开金融资本的支持，金融资本通过创造出新的创新需求，使原先受到阻滞的技术开始大量增加供给，“闲置的金融资本提供了养料，随之而来的各种新技术的联系最终形成了关键性突破，新的范式使创新型企业家的供给倍增，他们的成功又带来了更多的金融资本和企业家，如此往复不已”③。希法亭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增长，由于货币额的集结，企业的规模不再是企业经营的障碍。因此，只有使新的资本进入那些利润率高于平均水平的领域，利润率平均化才日益成为可能”(34),大量新投资要适应最新的技术情况，“新投资本首先获得超额利润，从而，资本流向这些投资领域……在这些投资领域中产生的超额利润越大，流入这些领域的资本也就越多”(35)。21世纪初以来，当代资本主义风险投资体系不断完善，对于推动新兴技术的迅速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以风险投资为代表的金融资本着眼于有价值的初创科技型企业，助其跨越由资金链断裂而形成的“死亡谷”。阿希姆•塞潘斯基指出：“当今资本主义经济的构成要素是投机资本的流通，此外还包括利用新的信息技术来塑造和加速货币资本流动，并最终推动技术辅助知识生产，从而使市场参与者在全天候全球投机交易中做出决策。”(36)据CB Insights报告，风投是最活跃的人工智能(AI)投资机构，2023年，在风险投资活动全面下降的背景下，风投对AI初创公司的资金支持仍保持弹性，同比仅下降10%。2024年一季度，全球人工智能领域融资环比增长24%,达到131亿美元，其中，美国AI初创公司的融资额环比增长52%,达到93亿美元。(37)即是说，金融资本与数字技术的融合远不止协同关系，数字技术本身的发展也糅合了金融资本的动力要素。

(二)金融资本协同数字技术在“机构-企业-市场”领域纵深推进

第一，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是金融资本与数字技术结合的现实表现。

金融机构作为金融资本的重要载体，通过资金融通、支付结算、信息处理等方式促进资金的高效流通与优化配置，在金融资本积累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为适应经济发展的数字化进程，银行、证券、保险、投资、基金等金融机构对新兴技术的需求日益增长，并相继展开数字化转型。依靠数字技术大幅减少了金融机构运作的成本与时间，传统金融业务领域和界限被逐渐打破，呈现灵活性扩张趋势，金融体系的竞争性重组显著增强。这是因为，数字技术在改进人机交互方式、实现结构化/非结构化场景的数据化、整合处理多种复杂数据要素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计算机硬件、容量和数据存储技术的进步推动了金融中AI/ML技术的发展和使用”(38),提升了金融服务的效率。2024年5月，由世界银行(World Bank)发布的报告显示，在众多行业中，银行、金融和保险业(BFSI行业)对云技术的采用率最高。2022年，该行业贡献了全球云市场总收入的25%。在线银行服务(如资金转账、支付网关、统一客户体验和数字钱包)高度依赖云技术，云技术普及率较高。(39)尽管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正在加速发展，但如若没有技术监管框架的追踪与护持，将难以适应“数字化”的时代浪潮。2025年5月，世界经济论坛(WEF)称，“当前主要金融机构已推动更大规模的区块链应用，以确保不同资产的合规性与弹性……全球金融体系正在走向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强调对于金融机构而言，“安全性并非可有可无，而是基础”。摩根大通(JPMC)测试将无信任执行与监管监督相结合的区块链集成模型，已然表明“曾经不愿完全依赖公共区块链的高度监管机构现在正在拥抱公共基础设施，而不会影响合规性或安全性，为更快的创新和数字化转型铺平了道路”(40)。

图1 全球金融机构“3+1”数字化转型战略示意图

资料来源：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报告梳理绘制。

第二，平台企业金融化是金融资本与数字技术结合而成的组织形态。

平台企业的特殊性在于以信息化经济为核心组织方式，旨在以数字化重塑市场而非抢占市场(41),也正因如此，平台企业的跨行业扩张在竞争性市场中具备一定的影响力，“平台自身的运算需求以及扶持其他行业平台企业的能力，使得大型平台在运营云计算中心为第三方企业提供弹性算力的业务中具有天然的优势”(42),尤其是在金融行业中的应用。近年来，大型平台公司与金融机构纵深合作进军金融服务领域，这些平台公司介入传统金融业务的某些节点，在生成式AI技术、云原生技术、机器学习等新兴技术的协助下，平台业务与金融业务实现高度融合，且在这一过程中二者不断互为巩固。田中道昭指出，以亚马逊、阿里巴巴等为代表的金融科技巨头以及新兴的高科技企业“以独创的平台、大数据与人工智能为武器，快速跻身于金融服务领域。他们打破传统金融行业的布局，将以颠覆为目标的‘亚马逊效应’传播到所有行业”(43)。平台企业在成长过程中往往面临动态竞争的不确定性，需要大量资金不断涌入以支持平台扩张的顺利进行，从第三方支付切入金融服务的策略具有稳定且可持续盈利的特征，数字平台企业便以移动支付平台为基础，开展包含信贷、保险、基金、财产管理等金融业务，向金融资本领域渗透。

第三，金融资本协同数字技术开拓更为广阔的金融市场。

21世纪初以来，作为金融市场运作的基础——货币呈现数字化特征，对进一步拓宽金融市场发挥关键作用。陈享光等指出：“数字技术将促使货币形式发生革命性变化”(44),形成新的金融基础设施。王永利同样认为：“随着信息科技的发展，货币表现形态和运行方式仍在不断演进，其外形和载体还在被不断弱化与舍弃，推动货币从有形到无形，数字化和智能化不断增强。”(45)张旭等强调：“在全球数字经济不断发展的境况下，纸质信用货币和电子货币已经不能满足数字经济的发展需求。”(46)作为金融资本与数字技术结合的时代产物——数字资产(47)(分类见图2)应运而生。具体而言，金融资本利用区块链技术实现高频交易、加速资本流动，通过金融衍生品、资产证券化等手段将比特币、以太坊等加密货币包装为投机工具，制造虚拟经济泡沫并从中套利，“金融衍生物交易的兴起更是大大促进了全球化虚拟经济的发展并强化了其投机性质……在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中，信息革命也发挥着技术基础的重要作用”(48),可以说，若无新兴技术的进步，多元化的金融衍生品便无从产生，更遑论被广泛推广。2021年国际清算银行(BIS)发布的年度报告称：“加密货币显然已异化为投机性资产而非货币，且在许多情况下被用于助长洗钱、勒索软件攻击及其他金融犯罪。尤其是比特币，若再考虑到其惊人的能源消耗，几乎不具备任何可取的社会效益。”(49)近年来，金融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全球范围内开设股票和外汇市场国家的数量显著增加，且市场主体呈现多元化特征，加密资产市场更是获得蓬勃发展，2021年金融稳定委员会(FSB)发布的报告称加密资产市值在2021年增长了3.5倍，达到2.6万亿美元，尽管加密资产仅占全球金融系统整体资产的一小部分，但与核心金融市场的关联度不断深化。(50)此外，国际金融市场的参与者包括商业银行、公司、非银行金融机构、中央银行以及其他政府机构等，在国际金融关系中最为重要的变化是新兴市场(51)日益成为私人资本流动的主阵地，全球金融市场向深度与广度两个方向拓展、蔓延。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时兴的加密货币以技术取代信任，存在高度杠杆化的系统性缺陷，且与传统金融体系的联动不断深化，在拓展更为广阔的金融市场的同时进一步加剧了经济发展的虚拟化程度。

图2  数字资产的分类示意图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全球数字资产》2025年一季度报告整理。

(三)金融资本的“垄断寻租”与“数字寻租”

列宁曾指出：“帝国主义的趋势之一，即形成为‘食利国’、高利贷国的趋势愈来愈显著，这种国家的资产阶级愈来愈依靠输出资本和‘剪息票’为生。”(52)当前，金融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征表现为“新食利性”,是高度食利性的资本主义，与列宁所处的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突出表现为金融资本在“垄断寻租”的基础上衍生出“数字寻租”,形成当代金融资本主义新的积累与掠夺机制。

第一，金融资本的“垄断寻租”,通过公共资产的私有化、债务陷阱方式形成对国内外财富的掠夺机制。

一方面，就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而言，金融资本的垄断寻租主要通过公共资产的私有化进行。“就是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而这是资本主义的最高历史阶段即帝国主义所特有的”(53),在列宁看来，资本主义的垄断是帝国主义最深的经济基础，寄生性是金融资本的本质特征，其所特有的停滞与腐化趋势在资本主义发展历程中不断发挥作用。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推行，促使住房、教育、医疗、交通等公共资产领域逐渐市场化，为金融资本实现价值增殖提供了前提条件。在私有化、市场化的进程中，金融资本凭借其垄断地位以低买高卖的方式操纵价格、影响市场供需关系，并从中获得高额利润，在造成资源稀缺的同时又加剧了民众的生活成本，这也为消费信贷、地产抵押创造了前提条件，形成对普罗大众的“次级剥削”。此外，发达的信用体系是金融资本进行垄断寻租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协助金融资本形成一套无形的剥削逻辑。如股票作为未来收益的所有权证书在市场中交易流通，占据垄断地位的大资本通过操纵股市使散落在世界各个阶层的闲置资金聚敛于囊中。信用体系为金融资本的集中与垄断提供了便利，它“包含了一种潜力，可以跨越生产与消费之间、生产与实现之间、当前的使用与未来的劳动之间，以及生产与分配之间的对抗”(54),助力其寻租触角遍及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金融资本的寄生性使社会大量财富集中于少数金融寡头手中，凭借其支配、垄断地位索取高额利润，且所获垄断利润进一步被资本化、证券化，在社会上出现所谓的“财富效应”。“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终原因，总是群众的贫穷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55),美国的工薪阶层因各类贷款而陷入债务奴役之中，对美国经济社会的长治久安构成潜在威胁。

另一方面，就资本主义国家外部而言，金融资本的垄断寻租以美元为核心工具掠夺全球财富。卡尔•波兰尼在《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中强调：“霸权金融通常并不是金元外交的受害者，而是受益者，它为金融界人士的丝绒手套提供了钢筋铁骨。商业的成功意味着无情地使用武力以对付较弱的国家，全面贿赂落伍的政府，以及使用各种狡诈的手段以取得类似殖民及半殖民时代的目标。”(56)美国凭借美元霸权掠夺全球财富的方式可归为三类：

一是美元潮汐。(57)美元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国际储备货币和主要交易货币(58),美国可借此在世界范围内征收铸币税，并取得超发美元进行对外投资的特权。如若过度发行美元，必将引致美元贬值、通货膨胀，当其供应量远超市场需求时，美元价值下降，进口商品价格普遍上涨，对美国的世界贸易地位与国际影响力造成不利影响。为抑制美元的过度贬值和通货膨胀，美国在全球金融市场中形成了一套美元回流机制以吸收游离货币，但当经济危机发生之时，美国就会罔顾世界各国经济力求自保甚至在经济危机中获益，从而造成美元的信用危机，引发世界范围内经济动荡。“不受限制的资本跨境流动很可能使一国受到国际投机资本的攻击，在工业化建设任务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就落入金融化陷阱”(59),可能导致发展中国家的地产、资源、公共基础设施等以低价出售，国内资源和公共事业部门被国外金融资本力量所控制，全国范围内的失业蔓延、物价飞涨等经济社会问题凸显。

图3  2025年第一季度国际储备货币占比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IMF Data数据计算所得。

二是金融制裁。国际清算结算系统的技术升级进一步强化了美元的霸权地位，美国凭借霸权地位切断一国参与国际清算的渠道，对他国经济发展、金融体系造成不利影响。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60)掌握全球清算结算系统并实时动态监管全球交易资金动向，在全球金融贸易政策制定、服务保障、监督管理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成为美国对世界各国实施金融制裁的主要阵地，被社会各界称为“金融核武器”。自“9•11”事件后，美国强化了国家安全与情报系统的管控，逐步获得SWIFT系统的主导权，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强大的盘剥网络，新兴技术的迭代升级为金融资本控制全球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全球金融制裁数量在世界范围内的数量与占比呈上升趋势。据全球制裁数据库(GSDB)公开数据显示，全球金融制裁数量由2000年的74起上升到2023年的441起，呈现出不断上涨的趋势(详见图4)。(61)

三是债务陷阱。美国通过世界各国对美元的刚性需求，持续发行国债，以低成本获取全球资源、掠夺财富。凭借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美国政府向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大量贷款，并试图对其他国家进行剥削和统治，“经济的一项重要属性是资产的所有权主要是通过债务进行融资获得，而债务包含了偿还承诺”(62),由美国所控制的国际金融机构的贷款往往附带严苛条件，要求借款国进行经济改革，而改革则通常有利于美国及其跨国公司，其他国家的自然资源和经济主权被迫向美国及其跨国公司开放，导致资源的掠夺与经济的依赖。由此，美国建立起一套灵活的全球剥削体系。马克思曾指出：“国债资本的积累，不过是表明国家债权人阶级的增加……连债务积累也能表现为资本积累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那种在信用制度中发生的颠倒现象已经达到完成的地步”(63),债务国的公共资源正在逐渐被转移到全球金融资本家手中，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早已被纳入由“华盛顿共识”所控制的国际发展格局中。近年来，美国债务规模持续攀升(64),在加重美国政府债务负担的同时增加了债务违约风险，主要通过操纵汇率转嫁债务危机，导致世界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即是说，作为债权国，美国可以控制各国的经济脉搏；作为债务国，美国可以通过汇率操纵转嫁危机。正如迈克尔•赫德森所指出的：“美国国内和国际金融资本集中已形成一种最可怕的力量，对于这种力量篡夺全球信贷权，全世界没有任何抵制的力量。相反，世界金融秩序越来越依赖于，美国政府在世界金融中不仅能够、而且确实发挥的主导作用。”(65)

图4 2003年以来美国外债规模走势图

资料来源：CEIC数据库

图5 2021—2024年美国与世界主要国家“净国际投资头寸”(NIIP)(66)比较示意图

资料来源：IMF Data

第二，金融资本的“数字寻租”,通过介入大型数字平台的盈利机制实现资本积累。金融资本作为资本的复杂形式，其“本身已经以自动生息资产的形式成为一种商品(它似乎离生产过程最远),正如土地一旦被商品化，就可以被视为一种自动承担租金的资产一样”(67)。数字时代，金融资本凭借其垄断地位，不仅依靠公共资源的私有化、发达的信用体系在物质生产领域，而且还借助数字平台的力量在非物质生产领域构建起一套复杂的寻租机制，这一寻租行为既源于金融资本的逐利本性，又强化了金融资本的掠夺机制，为金融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进一步扩张提供了动力。金融资本的“数字寻租”主要表现为：金融资本通过股权融资、债权融资等方式介入数字平台公司的成长周期获取收益，以非生产性收入为特征的平台租金对金融资本形成巨大的吸引力，成为金融资本新的增殖空间。

在数字平台公司成立初期，以风险投资为主的金融资本往往成为数字平台公司的主要依赖对象。数字平台企业在成立初期多数面临资金链断裂的难题，即便上市融资是平台企业有效且常见的融资方式，但因其上市门槛相对较高而未能成为最佳选择。与此同时，金融资本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成为产业链数字化、智能化发展的新引擎，“金融资本依托数字技术打破时空限制，在产业链上下游的投融资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68)。数字平台企业的融资需求与金融资本的逐利本性促使二者之间的联合，且数字资本所必要的资本越大，风险投资与金融资本的联系愈加紧密，那么经济垄断也就越巩固。自21世纪初以来，风险投资与私募股权投资(69)跻身于数字平台企业的投资浪潮，以风险投资为代表的金融资本往往青睐于有发展前途的初创型平台企业，在“赢者通吃”的竞争环境中，初创型平台企业“要建立市场领导地位，必须在风险资本的投资资助下筹集更多的资金，以实现将现有企业和其他新进入者赶出市场的目的”(70)。金融资本为持续获得巨额垄断收益，自然积极助力数字平台企业尽快完成对潜在市场的圈占。由此，金融资本与数字平台企业“联姻”,一旦数字平台企业的基本框架搭建完毕，在特定领域实现基本的运作，后期产生的收益将以指数级增长，且成本增长趋缓。这样一来，数字平台企业的规模效应、网络效应及其零边际成本的特性为金融资本获取高额利润提供了新渠道，在满足金融资本逐利本性的同时也印证了其寄生性与投机性。

后期，随着数字平台企业的不断发展与扩张，金融资本继续维持着资本的集中化过程，金融资本家通过并购或股权投资的方式成为数字平台企业的股东。研究表明，投资者已经持有美国上市公司的大部分股权，并对公司的投票结果产生引领性、主导性影响，贝莱德、先锋领航集团、道富基金管理公司等大型金融机构在标准普尔500强公司中平均投票权比例将在2028年增长到28.4%,2038年将增长到35.6%(71),其中包括亚马逊、谷歌、脸书等在标普500指数成分股排名靠前的数字平台企业。“每个生产部门的资本，都应按照各自大小的比例来分享社会总资本从工人那里榨取来的总剩余价值；或者说，每个特殊资本都只作为总资本的一部分，每个资本家事实上都作为总企业的一个股东，按照各自资本股份的大小比例来分享总利润”(72),金融资本借助数字平台企业实现对未来收入的控制和占有，使平台成为其快速增殖的盈利性工具。在金融资本主义体系中，资本的增长主要来源于股份带来的资本化收益，因而其收入取决于产业资本的经营利润，企业效率越高，对应股票价格越高(73),而风险资本家实际上并不关心平台企业的实际估值，其衡量指标主要是该企业是否能在资本市场中取得较高关注度从而提高金融估值。所谓的高估值不过是“幻想”的，“它们的价值额的涨落，和它们有权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变动完全无关”(74)。同时，受“股东至上”价值理念的驱使，数字平台企业往往采用金融优先的管理范式，该范式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导向，以“短视主义”为基本的运营模式，金融优先的管理准则因过度强调市场交换而忽视了组织整合对创新活动的推动作用，从而也削弱了股份公司的市场竞争力(75),不利于股份公司的长期稳定发展。

表1  先锋、贝莱德集团对三大平台企业的持股情况*

*根据纳斯达克官网统计，截至2025年9月30日，先锋、贝莱德在亚马逊、谷歌、脸书的机构控股中位列榜首。以META为例，先锋集团为最大股东，持股约为1.93亿股，占总持股的11.44%,贝莱德紧随其后，持股约为1.67亿股，占总持股的9.94%。两家机构合计约为3.6亿股，占总披露持股的21%以上，市值超过2 380亿美元。https: // www. nasdaq. com/ market- activity/ stocks/ meta/ institutional -holdings. 此外，据晨星官网统计，截至2025年11月，先锋在亚马逊、谷歌、脸书中的股权结构排名中亦位居榜首。https: // www. morningstar. com/ stocks/ xnas/ meta/ ownership (以META为例)。

资料来源：Nasdaq

迈克尔•赫德森指出：“长期以来，金融被称为‘垄断之母’,它把重要基础设施的私有化视为榨取垄断租的机会，并积极推动，正如它在石油、天然气、重工业和信息技术等领域为榨取垄断租进行辩护和游说一样。”(76)在数字化的背景下，数字技术与金融资本深度融合，受金融资本寻租倾向的影响，“在各自数据领地中，数据的生成、提取、加工、变现等环节成为平台的特权，也是平台攫取资金的关键所在”(77)。由金融资本主导的数字寻租模式，本质是通过控制或占有产生未来收入的对象——数据和信息进行财富积累，开辟了金融资本获取高额利润的新渠道。

三、金融资本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的问题与矛盾

金融资本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带来的问题与矛盾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从技术形态角度讲，金融资本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促使金融工具、金融衍生品的创新，对全球金融系统的稳定性构成潜在威胁；第二，从资本形态角度讲，金融机构的数字化与平台企业的金融化实质上是金融资本与数字资本的结合，金融霸权与数据霸权深化了对剩余价值的全球剥削，导致全球贫富悬殊的进一步扩大；第三，金融资本作为资本的最高表现形式，本质上带有资本的一般属性，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集中体现。金融资本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不仅放大了金融系统内部的稳定风险，而且也深化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

(一)金融资本与数字技术的融合，对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构成潜在威胁

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新兴技术的勃兴、金融工具的创新不断在全球金融市场中攫取高额利润，过度膨胀的金融衍生品和金融工具将美国经济推向了高度虚拟化的状态，金融领域及外部宏观经济发展的系统性风险加剧。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发布的报告称，人工智能在金融市场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大，在提高金融服务效率的同时也带来一定的风险挑战。“金融市场中一家公司的漏洞可能会同时影响许多公司。此类事件可能会破坏核心机构和重要服务，并且还可能引发市场中断。一个AI系统的故障可能会对其他系统产生连锁效应，从而可能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和经济不稳定”(78)。无独有偶，世界经济论坛(WEF)发布的报告显示，技术创新加速多极化趋势，目前全球超过90%的中央银行正在探索CBDC,而如若各国尚未建立协调且可互操作的监管框架，全球金融系统将面临金融稳定风险。(79)“在金融创新的名义下，金融业的纯交易与炒作功能被空前放大，像金融衍生品投资，已经脱离了任何生产活动，是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80),数字技术在金融领域广泛应用，金融机构在技术上可将各类资金灵活高效地运用于对企业的贷款、产权融资和国债及外国证券的投资中，增强了金融机构进行投机性交易的灵活性。历史上，在20世纪90年代亚洲国家以及在美国的股票市场相继出现投机性的泡沫膨胀，对经济发展造成了沉重打击，金融资本的寄生性造成外部经济危机、社会动荡的可能性难以抵制。

(二)金融霸权与数据霸权的联结，导致全球贫富悬殊进一步扩大

金融资本协同数字技术在企业层面的扩张表现为平台企业的金融化，金融资本从“垄断寻租”到“数字寻租”的转变不仅表明金融资本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在更深层次意义上体现了金融资本与数字资本的结合。大型平台公司进军金融领域，既增强了平台企业的盈利能力，也不断吸引以风险投资为主的金融资本“加注”。大型平台企业对市场的垄断为金融资本的跨国流动提供信息、数据支撑，金融资本的垄断地位为大型平台企业的跨国经营提供资金支持，“为了提高平台企业的估值，金融化的平台将越来越多的业务外包，促进工资和劳动力关系的灵活性和个性化，以此实现提高平台估值这一主要目标”(81)。平台企业在股票市场上的成功也将以巨额利润回馈风险资本，平台所有者、投资者在每一轮回报中实现巨大的财富积累，与生产劳动者的收入形成显著差距。在以往金融霸权的基础上叠加数据霸权，无疑对劳动者主体(含生产劳动者与数字劳动者)造成更深层次的剥削。从表面上看，金融资本与数字资本结合所形成的新的盈利模式展现出资本主义社会一派“繁荣”景象，实际上彰显了金融霸权与数据霸权的协同联动，通过二者的交互作用不断攫取全球剩余价值，不仅加剧对劳动者的剥削，而且也深化了对边缘国家的经济掠夺，在这种投机逻辑的驱使下，全球贫富悬殊进一步扩大。而贫富差距的扩大或可引发国家的金融不稳定甚至引发金融危机，这是因为，收入不平等扩大导致中下阶层购买力的下降，出现借债消费的可能，“特别是，那些不择手段的银行和金融中介机构慷慨地提供了日益增长的授信额度”(82),与此同时，在日臻丰富的金融衍生品与金融工具的加持下，触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链条逐渐显现，“人们原本认为信用扩张可以减轻家庭之间的消费不平等……但信用扩张实际上助长了经济不确定性”(83),经济风险从国家和组织身上转移到家庭身上。

(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深化

“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后者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资本是已经转化为资本的生产资料，这种生产资料本身不是资本，就像金或银本身不是货币一样”(84),金融资本作为资本的最高表现形态，在其本质上体现了一定的生产关系，“从《资本论》的逻辑视域看，金融资本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产物，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集中体现”(85)。金融资本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将深化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一方面，从生产力角度看，金融资本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在促进技术创新的同时也带来了垄断，“金融资本的投机逻辑要求平台企业的投资主要用于扩张市场，从而挤占了创新投资，制约了平台企业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能力”(86),金融机构与大型平台公司在金融领域的竞逐限制了多元化商业模式的发展，阻碍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金融资本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拓展了资本的增殖空间，加速了资本积累的进程，而劳动者的收入增长相对缓慢，劳资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日趋尖锐。尤其是在平台经济领域，金融资本的“并入”促使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趋于“非制度化”,劳动者的权益保障式微，劳资关系恶化。此外，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前提下，金融资本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促进了资本的集中与垄断，少数金融寡头与大型平台公司占据绝大多数生产资料与数据资源，与社会化大生产背道而驰，金融资本协同数字技术的无序扩张势必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四、小 结

考察当代资本主义所必须遵循的便是从事实出发而非从观念出发，经济事实的变化、资本形态的演变并不意味着作为社会经济形态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更替。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经济全球化的加速演变下，金融资本的数字化特征显著，当前金融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同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的金融资本主义(87),金融资本凭借互联网等数字技术得以快速积累，为财富所有者带来巨额利益的同时也极大地增加了经济的不稳定性。“经济的不稳定性伴随着股价和地价等虚拟资本价格的投机性交易，而导致经济不稳定性在国际和国内大幅度增大的契机之一是高度信息技术的影响”(88),金融资本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加剧了金融资本主义的食利性、寄生性与腐朽性，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呈现出高度的虚拟化特征，但是“如果以为这一腐朽趋势排除了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那就错了”(89),大萧条之后各国的金融体系经历了浴火重生的洗礼，在此之后，金融分工进一步细化，金融产品日臻丰富，风险管理的理论与实践出现了跳跃式发展。尽管美国后来没能避免1986—1996长达十年之久的银行和存贷机构危机以及2007—2008年的次贷危机，但美国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成为公认的金融强国，其金融体系在经历多重危机后日臻完善。然而，这并不能掩饰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内在矛盾。事实证明，资本主义秩序只是一个历史阶段，经济发展的停滞、债务危机的频发、社会环境的动荡不仅构成了对“资本发展永恒性”的有力回击，更引起人们对资本主义未来走向的深刻反思。在金融资本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的背景下，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趋向于高度虚拟化，为世界经济不稳定发展和国际社会的动荡不安埋下了伏笔。

注释

(1)尼•布哈林:《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蒯兆德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89页。

(2)研究发现,当前学界关于“金融资本主义”的定义主要侧重于两个方面:一是“制度论”,金融资本主义是金融资本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制度或社会形态,新自由主义是金融资本主义的理论基础;二是“阶段论”,金融资本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阶段,资本主义经济的金融化是金融资本主义的现实表现。

(3)卡尔•波兰尼:《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黄树民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69-70页。

(4)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研究》,福民等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页。

(5)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43页。

(6)尼•布哈林在《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中指出,“我们说到帝国主义时,主要把帝国主义看作金融资本的政策。但是,也可以说帝国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参见尼•布哈林:《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蒯兆德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84页注释①。

(7)“金融资本”在法语中一般用“金融”表示,而在英文的表述中“金融资本”的概念表述较为模糊,故而有“Finance Capital”与“Financial Capital”的区分。

(8)尼•布哈林:《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蒯兆德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88页。

(9)(10)Chesnais, F., Finance Capital Today:  Corporations and Banks in the Lasting Global Slump, Brill, 2016, Vol.131,5、6-7.

(11)阿希姆•塞潘斯基在《21世纪金融资本论》一书中谈道:投机现在可以被视为一个重要的业务类别,作为一种运作方式,它关注未来利润的生产。参见阿希姆•塞潘斯基:《21世纪金融资本论:投机资本的新理论》,王彩萍、黄志宏、许金花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23年,第99页。

(12)参见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研究》,福民等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

(13)参见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56页。

(14)Costas Lapavitsas, Profiting without Producing: How Finance Exploits Us All, Verso Books, 2013,pp.2-3.

(15)Costas Lapavitsas, “Financialized Capitalism: Crises and Financial Expropriati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2009, 17(2): 114-148.

(16)朱安东:《金融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及其危机》,《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12期。

(17)王生升:《危机与战争——金融帝国主义的前景》,《政治经济学评论》2012年第2期。

(18)武海宝:《金融垄断资本积累与美国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演变》,《理论与改革》2022年第4期。

(19)张宇、蔡万焕:《金融垄断资本及其在新阶段的特点》,《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

(20)何秉孟:《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由国家垄断向国际金融资本垄断过渡》,《红旗文稿》2010年第3期。

(21)王伟光:《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是新型帝国主义》,《社会科学战线》2022年第8期。

(22)蔡万焕:《现代“金融资本”概念辨析》,《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4期。

(23)Foster,J.B., McChesney, R.W.,&Jonna, R.J. “Monopoly and Competition in Twenty- first Century Capitalism”, Monthly Review, 2011,62(11): 1-39.

(24)Peet,R.,“Inequality,Crisis and Austerity in Finance Capitalism”, Cambridge Journal of Regions, Economy and Society, 2011,4(3): 383-399.

(25)参见戴维•哈维:《新帝国主义》,付克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

(26)参见丹•希勒:《数字资本主义》,杨立平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

(27)参见塞德里克•迪朗:《技术封建主义》,陈荣钢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4年。

(28)本文所指的“数字技术”,包括通用与信息技术、云计算、人工智能、大数据、5G等。参见陈雨露:《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理论探索》,《经济研究》2023年第9期。

(29)参见鲁春义、程恩富:《美元化形成机制与去美元化对策研究》,《上海经济研究》2023年第2期;姜宇:《数字资本的原始积累及其批判》,《国外理论动态》2019年第3期;乔晓楠、郗艳萍:《数字经济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塑——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当代经济研究》2019年第5期。

(30)大卫•哈维:《资本的限度》,张寅译,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第216页。

(31)高峰:《积累与演变:20世纪以来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经济科学出版社,2023年,第52页。

(32)③ 卡萝塔•佩蕾丝:《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泡沫与黄金时代的动力学》,田方萌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06、39页。

(33)田中道昭:《新金融帝国:智能时代全球金融变局》,杨晨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28页。

(34)(35)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研究》,福民等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208、295-298页。

(36)阿希姆•塞潘斯基:《21世纪金融资本论:投机资本的新理论》,王彩萍、黄志宏、许金花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23年,第124页。

(37)CB Insights,“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port Q1 2024”,Mar 19,2024, https:// www. rivista.ai/ wp- content/ uploads/ 2024/ 05/ CB-Insights_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port- Q1-2024.pdf.

(38)Tierno and Paul,“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Machine Learning in Financial Services”,April 3,2024, https:// www. congress. gov/ crs-product/ R47997 q= %7B% 22search %22% 3A% 22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Machine+ Learning+ in+Financial+ Services %22%7 D&s= 1&r=1.

(39)Gelvanovska-Garcia , Natalija Ma Vaiva,“Advancing Cloud and Data Infrastructure Markets: Strategic Directions for Low- and Middle- Income Countries”,  May 23, 2024,  https:// www. worldbank. org/en/ publication/ advancing- cloud- and- data- infrastructure-  markets#:～: text= Published %20in% 202024 %2C%20 the% 20 Advancing %20 Cloud%2 0and%20 Data, countries% 20on% 20their% 20path% 20to% 20 developing %20these% 20markets.

(40)Nilmini Rubin, “Why Interoperability in Digital Finance is Now more than a ‘nice-to-have’”, May 28, 2025,  https:// www.  weforum .org/ stories/ 2025/ 05/ digital- finance- assets- interoper ability/.

(41)Cohen,J.,“Law for the platform economy”, UC Davis Law Review,  2017,51(1):  133-204.

(42)谢富胜、吴越:《平台竞争、三重垄断与金融融合》,《经济学动态》2021年第10期。

(43)田中道昭:《新金融帝国:智能时代全球金融变局》,杨晨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20页。

(44)陈享光、王艺宣:《科技金融赋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与路径研究》,《当代经济研究》2025年第2期。

(45)王永利:《货币大裂变:颠覆认知的信用货币》,中译出版社,2024年,第6页。

(46)张旭、张彦泽:《数字人民币体系构建中的现实问题与路径探索》,《征信》2023年第12期。

(47)根据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2025年4月发布的《全球数字资产》报告,数字资产(Digital Asset)是可以用于支付或投资的、面向区块链等分布式账本技术的数字价值表示。

(48)高峰:《积累与演变:20世纪以来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经济科学出版社,2023年,第135页。

(49)BIS,“Annual Economic Report 2021”,June 29,2021, https:// www. bis. org/ publ/ arpdf/ ar 2021e. htm.

(50)FSB,“Assessment of Risks to Financial Stability from Crypto-assets”,Feb 16, 2022, https://www. fsb.org/ 2022/02/ assess ment-of- risks-to- financial- stability- from- crypto- assets/.

(51)所谓新兴市场,是指那些已经逐渐开放本国的金融体系、容许与外国人进行私人资产交易的正在进行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

(52)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22-123页。

(53)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9-10页。

(54)大卫•哈维:《资本的限度》,张寅译,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第449页。

(5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8页。

(56)卡尔•波兰尼:《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黄树民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66页。

(57)美元潮汐是指美元周期性流出与回流美国的货币流动现象,其核心机制是美联储通过货币政策(加息/降息、扩表/缩表)调控美元流动性,引发全球资本流动的周期性波动。

(58)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新公布的官方外汇储备货币构成(COFER)调查显示,2025年第一季度全球外汇储备总额从2024年第四季度的12.36万亿美元增至12.54万亿美元,主要反映储备货币相对于美元升值。在已分配储备中,美元持有份额从2024年第四季度的57.79%微幅下降至57.74%,这是由于其他储备货币对美元升值所致。若汇率未变动,其份额本应上升0.68个百分点。IMF, “World Official Foreign Currency Reserves Increased in the First Quarter of 2025”,Jul 17, 2025, https:// data. imf.org/ en/ news/ imf% 20data% 20brief %20ju l%209.

(59)谢富胜、匡晓璐、李直:《发展中国家金融化与中国的抵御探索》,《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21年第8期。

(60)SWIFT系统由分布在全球各地的计算机和网络设备组成,采用功能分层控制的逻辑设计,形成了包括系统控制处理机(SCP)、片处理机(SP)、地区处理机(RP)、SWIFT访问点(SAP)和远程访问点(RAP)等在内的多层次架构,对接全球1 1000多家银行、企业与证券机构,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https:// www. swift. com/ about-us/ who-we-are.

(61)资料来源:全球制裁数据库(The Global Sanctions Data Base),收录了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实施的各类制裁案例,涵盖金融制裁、贸易制裁、军事制裁等多种类型。数据显示,金融制裁的数量呈现持续上升趋势,反映出其日益成为地缘政治中常用的政策工具。https:// www. global sanc tions data base. com/ data/.

(62)海曼•P.明斯基:《稳定与不稳定的经济:一种金融不稳定的视角》,石宝峰、张慧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8页。

(63)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39-540页。

(64)CEIC数据库显示,自21世纪初至今,美国外债规模“一路攀升”,2024年美国外债规模高达27.63万亿美元(详见图4)。

(65)迈克尔•赫德森:《金融帝国:美国金融霸权的来源和基础》,嵇飞、林小芳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第47页。

(66)净国际投资头寸(Net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Position, NIIP)是衡量一国对外金融资产与负债存量差额的核心指标。

(67)Kōzō,Uno., The Types of Economic Policies under Capitalism,  Brill,2017, p174.

(68)范欣:《论金融资本与数字技术的协同发展》,《马克思主义研究》2024年第4期。

(69)以风险投资为核心的现代创业投资体系与第三次工业革命相伴相生,萌芽于20世纪40年代中期。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进入高速发展阶段,自21世纪初期以来,在相对宽松的监管环境下,资金不断涌入创投体系,初创型科技企业的融资难度大为降低,互联网相关企业股价快速上升,在新概念的推动下,大量风险投资流向互联网公司。参见陈雨露:《工业革命、金融革命与系统性风险治理》,《金融研究》2021年第1期。

(70)陈景彪:《当代资本主义平台经济金融化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2年第4期。

(71)Bebchuk L,Hirst S.,“The Specter of the Giant Three”, Boston University Law Review, 2019,99(3): 721-742.

(7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32页。

(73)周绍东、张恒:《数字化还是金融化:当代资本主义进入新阶段了吗?》,《政治经济学季刊》 2025年第1期。

(7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83页。

(75)Lenore Palladino,“Financialization at Work: Shareholder Primacy and Stagnant Wages in the United States”, Competition & Change, 2021,25(3-4): 382-400.

(76)迈克尔•赫德森:《文明的抉择:金融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黄钰书、宋玮译,东方出版社,2023年,第106页。

(77)叶甲斌:《数字时代的食利资本主义批判与反思》,《现代哲学》2024年第1期。

(78)IOSCO,“The Specter of the Giant Three.Boston University Law Review”,  Mar 12,2025,  https:// www. iosco. org/ library/ pubdocs/ pdf/ IOSCO PD788. pdf.

(79)WEF, “Navigating Global Financial System Fragmentation”, Jan 23,  2025,  https:// www. weforum. org/ publica tions/ navigating- global- financial- system- fragmen tation/.

(80)鲁保林:《新帝国主义的形成、特征与积累模式》,《教学与研究》2021年第3期。

(81)陈景彪:《当代资本主义平台经济金融化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2年第4期。

(82)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集团,2014年,第303页。

(83)林庚厚、梅根•尼利:《金融化与不平等》,许瑞宋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4年,第73页。

(8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44页。

(85)宋朝龙:《〈资本论〉对认识西方金融资本主义大萧条的方法论价值》,《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1年第2期。

(86)齐昊、李钟瑾:《平台经济金融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经济学家》2021年第10期。

(87)尼•布哈林于20世纪初期写作《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提及“金融资本主义”这一概念。

(88)伊藤诚:《幻想破灭的资本主义》,孙仲涛,宋颖、韩玲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89-90页。

(89)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23页。

（来源：《教学与研究》202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