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数字技术赋能生态文明建设是建设绿色智慧的数字生态文明的内在要求，也是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关键所在。数字技术以其技术含量高、环境成本低、渗透性强等优势在推动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创新生态环境治理模式、激活数据要素资源活力和驱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提升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进一步发挥数字技术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基础性和引领性作用，要从科技支撑、底座构筑、理念引领、机制保障四个方面协同发力，切实提升生态环境数字化治理的效能和水平。
关键词：数字技术 生态文明建设 数字生态文明 生态治理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数字技术与生态环境治理的深度融合，数字技术已成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排头兵”和动力源，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了新思路、新模式、新路径。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深化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应用，构建美丽中国数字化治理体系，建设绿色智慧的数字生态文明”。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指出，要“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这些重要论断为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放大、叠加和倍增效能，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和生态环境数字化治理提供了方向指引。
目前，学术界对于数字技术赋能生态文明建设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陈建和陈伟雄等认为数字技术的创新发展对生态文明建设产生重要影响，既为促进生态治理理念现代化、决策科学化、方式智能化、结果高效化提供了技术支撑，又为驱动发展方式转变、引领绿色生活方式、推动生态治理转型提供了有效途径。陈军等认为数字技术通过信息网络感知体系、数据整合处理体系、评估模拟决策体系和智能应用体系等关联环节的内在运行机理，切实提高了生态环境治理的效能水平。李怡、谢忠强等认为数字技术赋能生态文明建设仍面临数字基建发展不平衡，关键技术、标准、工具缺失，网络安全风险加剧，通信业自身能耗过大，人才支撑薄弱，资源平台建设不足等挑战，一定程度上遮蔽了生态环境数字化治理的现实功效。面对数字技术赋能生态文明建设存在的卡点瓶颈，刘国菊、张波等认为亟须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政策法规、提升数字素养、推进数据赋能、加速新技术应用等因应路径，将“卡点瓶颈”变为“赋能优势”，提升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已有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为深化数字技术赋能生态文明建设研究提供了坚实基础，但也存在一定的薄弱之处，如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对数字技术赋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支撑，以及数字技术赋能生态文明建设的作用机制等方面进行系统性解读的研究较少。本文基于现有研究，把数字技术赋能生态文明建设置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语境中去探寻其理论根基，从这个前提性问题出发分析其作用机制并提出实践路径，以期为建设绿色智慧的数字生态文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学理依据和实践指引。
一、数字技术赋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支撑
科技创新是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力，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科技创新的支撑。马克思、恩格斯在对科技的资本主义应用进行深刻反思的过程中，围绕科学技术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并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论断，为数字技术赋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撑。
1.科技与生态的耦合共生：科技是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关键力量
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对科技与生态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研究，但他们的著作中却包含科技与生态耦合共生的思想。在他们看来，现代工业利用科学技术帮助人类摆脱了原始社会以来像牲畜一样服从自然的蒙昧状态，重塑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科学技术本身负载着生态价值，是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关键力量。
科学技术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为人类更好地利用和改造自然提供了根本动力。一方面，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展示，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类日益掌握自然界的各种规律，并积极利用自然规律为自己开辟道路。18世纪60年代以来，工业革命大大提升了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创造了超过以往所有时代生产力总和的巨大生产力，展现了超乎人们想象的工业和科学的神奇力量。另一方面，人类来源于自然界又依存于自然界，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必须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为价值旨趣。人类在科技与自然的互动中不断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自觉将人的生命本质力量的发挥限制在生态环境承载范围之内。为此，恩格斯要求我们在利用科技改造客观世界的对象性活动中，“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习常过程的干预所造成的较近或较远的后果”，科学预见自身“生产行为所造成的较远的自然后果”，促进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同共生。
科学技术作为联结人与自然的中介，是实现人与自然合理物质变换的重要途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资本主义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问题时，客观谈到了科学技术在调控人与自然物质变换过程中的积极作用，揭示了物质循环的生态利用原则。马克思将人与自然物质变换中产生的生产生活排泄物称为“废料”，并指出“所谓的废料，几乎在每一种产业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废物的有用性质被发掘，人们通过将废物再投入到新的生产过程使之转化为同部门或其他部门的新的生产要素，并“再回到生产从而消费（生产消费或个人消费）的循环中”改变其形态，让人类在有用的形式上再占有它，进而实现废弃物的循环利用。此外，马克思认为，“生产过程中究竟有多大一部分原料变为废料，这取决于所使用的机器和工具的质量”。作为物化的科学技术，机器和工具的应用在提高资源利用率的同时，能够减轻废弃物对环境的污染，使人们以最小的消耗实现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
2.资本逻辑的反生态性：科技资本主义应用的生态限度与主体困境
利润至上和无限扩张是资本的天然本性，在资本增殖和扩张逻辑的裹挟下，资本会“为了生产过程的需要，利用科学，占有科学”。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与科技的联姻导致了科技价值理性的背离，科学技术成为资本家的致富工具并服从于资本增殖的需要。在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和资本逻辑的双重宰制下，资本主义国家将科学技术视为人类控制自然的“武器”，人与自然的关系被推向了以科学技术为中介的控制与被控制的对立两极。为了完成增殖的使命，资本必须利用科学技术疯狂地剥削自然资源的利用价值加速扩大再生产，“自然系统成为向社会系统输入低熵物质能量的水龙头和社会系统排放高熵废物的排污池”。科技的滥用导致了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等生态恶果，正逐渐摧毁着生态系统。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无限增殖的贪婪本性与自然资源有限供给之间的天然悖逆，决定了资本增殖始终需要承担内部自然有限性的道德压力。为此，资本主义国家只能将目光转向发展中国家，利用其军事和科技优势大肆“鲸吞”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却把生态危机的“脏水”泼向发展中国家。
资本通过科学技术对自然的损害和对人的本质力量的遮蔽是同一个历史过程。作为科学技术物化形式的机器本来是人对自然力的胜利，能为人类创造自由闲暇时间进而为发展人的各种能力创造条件，但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却造成了严重的主体困境。资本主义条件下“机器成了资本的形式，成了资本驾驭劳动的权力”，最大限度地攫取剩余劳动。自从资本的“增殖欲”在劳动者身上遇到一定的自然界限并遭到工人的反抗，资本便开始通过加快机器体系的革新来生产相对剩余价值。但资本主义制度下科学技术的进步“意味着榨取血汗的艺术的进步”，资本化的科学技术蒙蔽了人的本质，使劳动者处在过度劳动的文明灾祸之下。因此，要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须以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应用将其从资本的枷锁中解放出来。
3.生态本意的原初复归：社会主义对科技生态价值的重构与救赎
“利用机器的方式和机器本身完全是两回事”，科学技术在生态文明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如何，关键取决于承载科学技术的社会制度性质。恩格斯从生产方式变革的角度提出科技生态价值的复归路径，认为要对“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社会主义让科技摆脱资本的奴役，使其“使用范围将和在资产阶级社会完全不同”，为科技生态价值的复归开辟了广阔的道路。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先进的社会制度，它的存在和发展就是要消除剥削制度造成的社会经济和自然生态发展不公平和不合理的现象。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下，科学技术的应用与生态环境的保护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需求相契合，将服务于自然生态系统整体的动态平衡。因此，比起资本主义来说，社会主义更有条件探索兼顾科技发展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模式、新机制。同时，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发展的经济，社会总资源的配置是在人的自觉、科学地计划指导下的“共同控制”。这样，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按照社会总体需要和自然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对科技发展进行有计划的调节，重构科技的生态价值，最终建立“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科技创新引领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作用，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过程中坚持运用技术进步科学地利用、改造和保护自然。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要将科技应用同社会主义制度联系起来，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贯穿于以科技创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保证科技发展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同时，我们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导向，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作为科技创新的落脚点，“依靠更多更好的科技创新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当前，数字技术作为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力量，为建设绿色智慧的数字生态文明提供了技术支撑，必须要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规避数字技术发展应用过程中的反生态化和逆生态化的一面，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赋能作用。
二、数字技术赋能生态文明建设的作用机制
数字技术以其技术含量高、环境成本低、渗透性强等优势在推动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创新生态环境治理模式、激活数据要素资源活力和驱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提升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
1.主体赋能：数字技术推动多元主体协同治理
传统生态治理模式的弊端以及生态环境问题的复杂性、跨界性和动态性，要求我们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构建政府主导、企业支撑、公众参与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模式。数字技术利用构建“价值互联网”的方式，充分激发了数据要素作为生态治理工具的内在潜能，为重塑多元主体共同在场、协同合作、民主共治的生态治理格局提供了现实可能。一是数字技术驱动政府生态治理能力跃升。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生态环境管理服务可以转化为政府生态治理的“数智生产力”，进而提升政府对经济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治理效能。政府借助空天地一体化的立体监测感知网络体系，实现了对生态环境要素的全域动态监测，有效破解了传统生态治理中因信息无法交互共享而导致的“数据烟囱”和“数据孤岛”难题。在“双碳”战略目标的引领下，依托数字技术整合的科学化决策信息，政府按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与保护相统一的原则进一步强化顶层设计，推动发展与保护协同共进、数字化与绿色化深度融合。二是数字技术助力企业畅通绿色发展大动脉。企业是生态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和利益攸关方，外部监督的强化和市场信息的有效反馈能够增强企业推动绿色转型的内在动力。数字技术具有高效、集成、绿色的特点，能够“推动企业生产向以数字劳工、实时监测为特征的高效生产和智能管理的方向转型”。随着数字技术与企业运营全过程的深度融合，企业既可以从源头控制资源要素投入，又可以对生产、运输及售后过程中的低效环节进行精准监测与动态优化，改进能源消耗路径和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从而推动全产业链绿色转型。三是数字技术促使公众提升数字素养和技能。大数据时代，随着即时通信工具和数字平台在生态文明领域中的广泛应用，数据互联共享的优势使环境信息的获取和传播更加高效，为公民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主体性回归提供了重要支持。同时，数字技术为公民积极践行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提供了多样化的应用场景与现实平台，从绿色产品的智能推荐与线上购买，到智能打车出行、废旧产品在线回收，再到“蚂蚁森林”等互动式环保参与方式，这些科技赋能的绿色消费与行为模式正逐步重塑着公众的日常生活方式。
2.治理赋能：数字技术创新生态环境治理模式
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数字技术赋能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场域。随着生态环境治理对象、内容的数字化，生态环境治理模式也亟需依托数字技术推动决策科学化、监管智能化、治理精细化，使治理效率更高、效果更好、成本更低。一是数字技术推动生态决策科学化。传统的环境决策大多依靠行政领导的决策经验和推理判断，这种建立在经验和直觉基础上的决策缺乏科学性和准确性。数字技术的应用极大提升了环境数据本身的准确性和数据分析结果的精准性，可以为政府及时研判、系统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提供重要决策参考，推动决策过程由“经验判断型”向“数据分析型”转变。同时，数字技术带来的环境信息共享“有助于政府及时感知企业和民众的合理诉求，并根据企业及公众的具体需求为绿色发展制定行之有效的环境政策、人口政策、绿色金融政策”，为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力保障。二是数字技术推动生态监管智能化。传统的生态监管主要依靠人工采样、调查监测等手段，很难掌握全面的生态数据信息，大大增加了生态治理与打击环境犯罪的难度。数字技术的应用推动环境监管实现由“人防”向“技防”的蝶变，它能够根据生态治理的不同需要，利用视频监控、物联网感知、大数据分析等对生态信息进行跨区域、跨数据库的采集分析，既利用全面监管数据分析生态系统现状及发展趋势，为生态环境保护、自然资源监管、土地利用规划等提供科学依据，又对未验先投、无证排污、违法倾倒等环境违法行为进行精准定位与可视化感知，通过远程取证为行政执法提供直观可靠的证据，推动生态环境监管机制“智慧升级”。三是数字技术推动生态治理精细化。传统的生态治理通过单一的“亡羊补牢式”末端治理手段对生态环境进行治理和管控，这种方式忽略了资源存量和环境承载力，久而久之生态环境问题将积重难返。数字技术的应用为生态治理注入“智慧基因”，通过运用物联网、数字孪生、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提高生态环境态势感知、分析研判、预测预警、应急响应和监管执法能力，从而构筑源头治理、过程监督、末端治理一体化的生态防治体系。“有了海量数据与强大算力，生态治理不仅有了高效检测、主动预警的‘千里眼’‘顺风耳’，还有了科学分析、有效应对的‘智慧脑’‘灵巧手’”，极大地提升了生态环境治理的精准度。
3.数据赋能：数字技术激活数据要素资源活力
数据资源作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以其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的环境友好特性，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绿色动能。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充分激活了数据要素的资源活力，既为更好地发挥数据要素作用拓展了空间，也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提供了重要支撑。一方面，数字技术驱动数据发挥宏观规模效应，激发经济增长潜能。作为数字经济中的关键性生产要素，数据要素具有低成本、可重复使用、跨主体流通等特征，这些特征突破了传统生产要素对经济发展的供给约束与增长限制，推动形成规模报酬递增的经济发展模式。与传统生产要素相比，数据使用的零边际成本、非竞争性和环境友好性使其呈现出显著的规模报酬递增性，数据的多场景应用、多主体复用不会降低数据的价值，反而可以利用数据反馈和数据循环机制对其进行最大程度的挖掘开发，以较低的要素投入创造较高的价值产出。随着数据要素嵌入生产函数，数据要素的开放共享和再使用可以激发其价值倍增效应。在零边际成本的前提下，数据在不同场景、不同领域的重复使用使得经济发展突破传统资源的有限性与稀缺性约束，避免多人共同使用引发的“公地悲剧”。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对原始数据进行解构重组、汇聚融合创造出更多的数据要素，更多用户将数据重复使用在不同场景、不同领域，使得“数据要素带来的边际收益也随之递增，生产规模扩大带来了超比例的产出增加”。另一方面，数字技术促进数据发挥要素协同效应，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数据要素是虚拟的非实物存在，它“产生于非物质性的劳动过程，不像土地、资本、劳动力等实体性传统生产要素能单独发挥效用”，而是需要借助数字技术与其他传统生产要素深度融合，以此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推动经济发展动力由要素投入和投资规模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作为一种创新性的生产要素，数据具有强外部性、超融合性等独有特征，它并不是单一的“赋能＋”，而是能够发挥“乘数效应”，提升经济的产出效率。数据要素借助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工业互联网等前沿技术全面嵌入生产、流通、消费、分配等再生产环节，实现与传统生产要素的深度融合、协同联动，促进传统生产要素向数字化、绿色化转变并形成新质要素形态，驱动生产要素从低生产率领域向高生产率领域转移，让生产要素不断流向高效益、低污染的环节和产业，实现以数据为纽带的人才、技术、资本、管理等创新要素的价值链联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减少经济发展的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
4.产业赋能：数字技术驱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随着5G、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一代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链条的改造，推动农业、制造业、服务业等产业的数字化与绿色化协同转型，并不断培育出绿色低碳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一是数字技术促进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农业物联网通过无线传感网络、卫星定位、无线射频等物联感知技术，实现了对作物生长状态和环境变化的实时感知与精准监测，并借助数字模型等分析工具对农业生产对象和环境进行“可视化”和“全过程”管理，促进农业投入品全过程减量、废弃物全量资源化利用、能源结构低碳化转型，拓展全产业链现代农业智慧化和绿色化协同发展空间。同时，智能育种、先进智能装备、大数据决策的应用，进一步拓展了农业生产的可能性边界，支撑丘陵山地特色农业、水体农业、无土节水戈壁设施农业以及盐碱地设施农业的发展，有效突破传统农业发展的资源环境约束，实现农业生产资源配置的优化。二是数字技术推动绿色制造体系建设。数字技术凭借其精准性、时效性和全流程系统性等优势，通过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实现了对工业碳排放关键数据的实时采集、可信处理与智能分析，既推动制造业构建起覆盖“源头—过程—末端”的全链条控碳体系，也为政府提高碳排放监测管理能力提供了数据手段，倒逼制造业企业向低投入、低排放和高附加值的先进生产模式转变。此外，数字技术在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应用，有助于打造一批低碳转型效果明显的先进制造业集群，推动绿色制造体系的构建与完善，培育和发展绿色新质生产力。三是数字技术引领现代服务业绿色转型。数字技术与零售、医疗、餐饮、文旅、住宿、交通等服务业的深度融合，催生了移动支付、平台经济等多种新模式和新业态，充分激发了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的发展动能，为传统服务经济注入新的增长活力。近年来，我国数字化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稳定增长，数字化生活性服务业应用不断深化，网约车、在线教育、网络购物和互联网医疗等新业态的发展与普及极大降低了生产、消费和流通等多个环节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推动了现代服务业的数字化、绿色化转型。
三、数字技术赋能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路径
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发挥数字技术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基础性和引领性作用，必须抓住数字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从科技支撑、底座构筑、理念引领、机制保障等方面协同发力，以期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的赋能作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纵深发展。
1.科技支撑：推进数字技术创新体系建设
数字技术具有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是推动生态环境治理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引擎。然而，我国数字头部企业的原始创新能力仍显薄弱，关键共性技术研发有待突破，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数字技术创新生态体系尚需完善。为此，亟需进行系统布局，加快构建高效协同的数字技术创新体系，全力抢占数字前沿技术制高点，为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提供技术支撑。
第一，加强基础研究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打造未来数字技术竞争优势。超前谋划和布局6G、未来网络、类脑智能、AGI等未来科技前沿领域，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人工智能等数智技术创新，突破基础理论和核心技术，强化算力、算法、数据等高效供给”。加快破解“卡脖子”技术难题，集中资源攻克量子加密环境监测网、仿生传感芯片、生态因果AI模型、数字生态脑决策系统、高端传感器等关键核心技术，强化数字技术创新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支撑作用。
第二，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促进数字技术与生态环境治理的深度融合。科技成果只有通过转化应用，才能成为现实生产力。为此，应鼓励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共建数字技术创新联盟，聚焦改善生态环境质量、防范生态环境风险等重要目标，依托技术推广站、产业示范基地、技术创新平台等载体，打通科技成果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将数字技术创新成果有效转化并应用于全球气候变化、环境污染防治、生态保护与修复、固废减量与资源化利用、生态环境监测预警与风险防控等重大生态环境治理领域，形成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
第三，营造全球数字技术开源开放生态，充分激发数字技术创新活力。当前，开源协作已成为推动全球科技创新的关键模式，为我国突破技术封锁、实现自主创新提供了重要途径。应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建设国家级高质量数据集，完善政府数据向数字技术企业开放的机制。鼓励国内企业、高校牵头发起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数字技术开源项目，推动国内外优质开源社区加快孵化和应用推广，切实提升关键核心数字技术的源头创新与供给能力。同时，主动融入国际开源社区，加强与国际开源基金会的合作，积极参与国际数字技术开源项目的开发和治理，推动我国从数字技术领域的“追赶者”逐步转变为全球开源的“引领者”，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注入强大创新动力。
2.底座构筑：加快构建生态环境信息化体系
加快构建智慧高效的生态环境信息化体系，是推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工程，也是数字技术赋能生态文明建设的坚实支撑和配套保障。
首先，全面完善数智基础设施体系。构建以数字化为核心的新型数智基础设施，“打造集感知设施、算力设施、接入网络设施、互联网络设施、数据设施、智能设施、绿电设施等于一体的数智基础设施体系”。全面推动物联网、遥感卫星、5G、IPv6、人工智能、计算服务、存储服务等新型网络、智能计算基础设施与生态环境治理融合发展，筑牢生态环境数字化治理的数字基底。充分利用信息与通信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融合的优势，推动新型数智基础设施在生态环境领域的规模化应用，有序推动城市、交通、能源、水利等领域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提升基础设施建设绿色化水平。
其次，加快构建生态环境监测“一张网”。覆盖环境质量、生态质量、污染源监测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可以有效提升环境风险评估与预警的能力，是数字技术赋能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石。“十五五”时期，要依托传感器、物联网、5G、卫星定位等数字技术加强生态环境监测网、卫星遥感监测网建设，构建生态环境“大监测”格局。通过环境实时感知监测监控系统，采集空气、地表水、污染源、辐射、危废等环境信息，对重点监管区域及企业开展实时视频监控和智能化远程监控，对采集的各种环境信息进行智能诊断、分析、预警等，构筑覆盖水、气、声、渣、辐射等的空天地海一体化的生态环境监测传输网，为智慧环保“测得准、传得快”奠定良好基础。
最后，打造生态环境数据“一张图”。数据的采集和传输是数字技术赋能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环节，但碎片化的数据不能充分发挥数据的价值，因此必须打造全国统一的生态环境“数据链”。一方面，积极推进数字化资源采集标准化，设定统一、规范的生态环境数据采集流程和标准，避免无效数据重复采集，切实提升数据采集的有效性，激活数据要素在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中的潜能。另一方面，引导全国生态环境部门树立平等合作、资源共享、跨界融合的互联共享思维，畅通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的环境数据传输通道，统筹实时监测、发布共享和采集整合等全流程全环节，把生态环境监测数据及其关联信息汇聚融通起来，打破信息壁垒，推动数据交换共享，充分激活数据要素的效应倍增作用，切实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效能。
3.理念引领：推动形成绿色智慧生活方式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推进生态环境数字化治理，关键在于提升数字公民的生态文明素养，培育自觉的生态伦理观念和绿色行为习惯，推动全社会逐步形成节约适度、绿色智慧、低碳环保的生活方式。数字公民的理性认知与行动呼应，将为数字技术赋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坚实的思想基础和广泛的社会动力。
一方面，利用数字化手段提升数字公民的生态文明意识。应充分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传播速度快、实时交互性强、透明度高、受众面广等优势广泛宣传和普及生态文明理念，既在主流社交媒体上开设生态文明宣传专栏，发布环保知识、政策法规、案例分享、典型人物等内容，利用微博、微信公众号等进行线上互动和传播，又制作生态文明宣传短片，通过电视媒体、抖音、快手等网络视频平台播放，以图文声像并茂的方式向公众传递大气污染、水资源管理、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碳达峰”“碳中和”等重要生态知识。此外，充分发挥VR等虚拟现实技术独特的交互性和沉浸式体验等优势，通过模拟森林、海洋等真实的自然环境以及环境污染、冰川融化、气候变化等情景，让人们立体直观地体会大自然的神奇以及环境污染对人类生存和发展造成的危害，从而“建构人与自然之间双向互动的主体际关系”，激发数字公民自觉承担生态环境保护责任的内在动力。
另一方面，全面培育绿色智慧的生活方式。一要坚持以数字公民的个性化需求为导向，从供给端发力，以数字化应用构筑绿色智慧的生活场景。积极拓展数字技术的应用服务场景，以数字化赋能实现就业、教育、医疗等高频民生事项的“网上办”“指尖办”和“就近办”，构建线上线下一体化的便捷服务体系。推动建设交通出行、闲置物资交易、购物消费、餐饮外卖等领域绿色服务平台，支持智慧图书馆、智能体育场地等建设，丰富公众参与低碳减排的便捷途径。二要引导数字公民自觉践行绿色智慧生活方式，形成“数字+绿色”生活新风尚。当前，以虚拟现实、元宇宙等为代表的前沿技术已经全面嵌入生产、传播、消费等各个环节，线上办公、“虚拟”产业园、新个体经济、共享生产等数字消费新业态、新模式的迅速兴起，深刻改变着人们的消费习惯和生活方式，利用VR技术看房、无纸化签合同、移动支付、绿色出行、低碳消费、远程办公、线上会议、二手交易等绿色智慧生活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帮助人们创造数字福祉与绿色福祉深度融合的美好生活。
4.机制保障：打好政策人才资金“组合拳”
数字技术赋能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打好政策、人才、资金“组合拳”为其提供有力保障，切实提升生态环境数字化治理的现实功效。
一要完善相关政策法规。围绕数字化与绿色化深度融合这一主题，不断完善顶层设计，强化政策引导，为数字技术赋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制度保障。一方面，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数字化改革。建立生态环境数字化改革专班（领导小组和推进办）及工作机制，全面梳理分解核心业务和重点任务，形成生态环境数字化改革任务清单。制定完善生态环境数字化改革实施方案，明确改革任务分工与责任主体，切实提升数字化改革牵引和带动生态环境治理的能力。另一方面，健全生态环境数据安全法律制度。在相关法律法规中明确规定“环境数据确权，共享环境数据的范围、方式、程序，……数据从采集到利用全过程的标准规范，数据资源管理责任”以及生态环境数据安全问题行政处罚等内容，落实数据动态更新、开放共享和应用管理等责任，保障生态环境数据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二要探索数字化生态保护人才培养机制。生态环境部门要联合教育部制定数字生态文明建设人才培养方案和发展规划，为数字技术赋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人才支撑。“鼓励各高校探索建立‘数字生态文明+X’的人才孵化模式”，深入推动学科、专业、课程间的交叉融合，加快课程体系更新升级，培养“数字化+绿色化+行业知识”的复合型人才，弥合生态环境数字化治理的人才鸿沟。同时将数字化绿色化融合人才培训纳入行业职业人才重点培养计划，积极开展相关的技术培训项目，提升生态环境治理人才队伍的数字化工作能力。
三要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合理高效的资金投入机制是推进数字技术赋能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前提，必须建立健全市场化多元投资模式，加大对生态环境领域数字化战略前沿、应用基础研究等方面的资金支持。加强财政与金融联动，鼓励金融机构开展生态环境数字化治理的金融创新服务，建立生态环境数字化治理基金、债券、信贷、保险等专项金融产品，引导社会长期资金投向相关产业。聚焦生态环境数字化治理项目清单，加大金融机构对企业开展生态环境数据开发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信贷投放力度，简化信贷业务报批流程，破解生态环境数字化治理“融资慢”问题。
四、结语
数字技术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度融合，标志着环境治理范式的革命性变革。近年来，大数据、5G、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有机嵌入生态文明建设，通过推动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创新生态环境治理模式、激活数据要素资源活力和驱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等方式在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效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推动生态治理从“事后响应”向“前瞻干预”转型，数字技术在生态治理中的效能正在不断彰显。当前，数字生态文明已经纳入数字中国“五位一体”建设的整体布局，生态环境数字化治理面临重大机遇，必须充分挖掘数字技术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叠加、聚合、倍增效应，不断丰富数字技术在生态保护和治理中的应用场景，从科技支撑、底座构筑、理念引领、机制保障等方面协同发力，将技术势能转化为文明演进动能，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数字生态文明新图景，进而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文章原载：《人文杂志》2026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