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作为教育强国战略的价值内核，其理论范式根植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历史辩证法与政治认同、文化认同、社会认同三维框架，构成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教育实践范式。在意识形态领域，通过构建文化虚无主义防御体系，激活中华文化基因的再生产机制，将个体认知升华为集体认同自觉，使教育系统成为凝聚中华民族共识的核心场域。教育强国战略通过现代教育治理体系建构、教育资源配置优化及教育法治完善，为铸牢中华共同体意识教育提供制度保障，从课程体系重构到师资队伍专业化培育，从协同治理机制创新到实践育人模式深化，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度嵌入教育强国建设全链条，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动能与价值支撑。
关键词：教育强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政治认同；文化认同；在地化范式
我国已踏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面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崭新征程，这要求我们的教育要以立德树人为导向，培养能够肩负起民族复兴重任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因此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紧迫任务和重大战略，是进一步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工作，构建系统化的教育内容体系。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也体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实践要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和调动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推进强国建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同时要把高质量发展作为各级各类教育的生命线，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深入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教育工作，构建系统化的教育内容体系，已成为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紧迫任务和重大战略。教育强国战略的提出，是对国家未来发展的深远考量，其形成与演进彰显中国共产党教育思想的持续深化，旨在通过提升教育的质量和水平，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在构建国家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与教育强国建设构成辩证统一体，二者呈现“体用相生”的理论特质与实践逻辑。教育强国建设作为实践载体，通过制度创新与资源重组形成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支撑体系，其本质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教育作为上层建筑组成部分”的理论创新。教育强国战略通过构建现代教育治理体系、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完善教育法治，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提供制度化保障。这种制度效能的发挥不仅体现在教育财政投入的刚性保障，更表现为教育政策设计中对“五个认同”价值导向的制度性嵌入，使教育系统成为国家意志转化为社会共识的核心枢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与教育强国建设二者的双向推进和交融互动形塑了制度现代化与文化现代化协同发展的新格局和新思路。
一、逻辑理路：教育强国视域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根与脉
（一）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中国化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中国化，正是这一光辉思想的生动实践。它并非简单的理论移植，而是立足于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土壤与现实国情，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根本方法，进行的深刻理论创新。这一创新历程，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核心命题中达到了新高度，为实现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当代价值提供了双重视域，这不仅是理论上的本土化升华，更是是实践上的路径开拓。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核心要义在于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宏大视角，科学揭示了民族问题的历史性、阶级性及其解决路径，强调民族的平等、团结与联合。中国共产党在百年探索中，将这一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深度结合，其关键发力点正是始终立足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一最大实际。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民族自决权的灵活运用，到新中国成立后确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再到新时代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民族工作主线，这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进程，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核心原则的中国化表达、时代化阐释。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建党100周年大会上指出：“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是党的实践经验总结，也是被历史证明的正确选择。进入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有效实现了传统治理智慧与现代国家治理的有机统一，为全球多民族国家治理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教育是传承文明、形塑认同、培育新人的根本途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成果，必须通过国民教育体系实现广泛传播与深层内化，从而为强国建设夯实思想根基、凝聚民族力量。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便成为连接宏大理想到具体实践的核心中介，它既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成果在教育领域的集中体现，也是依托教育力量巩固这一成果、服务于强国目标的战略举措。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便内在构成了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助力教育强国建设的逻辑必然与实践关键。
（二）历史逻辑：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脉络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与巩固，本质是中华文化历史辩证法的实践展开，遵循“文化基因解码—政治秩序重构—命运共同体生成”的逻辑进路。中华文明的持久生命力，源于其"和合"智慧，既包容多元文化差异，又通过制度创新实现差异性整合。中华民族的伟大在于它的无穷创造力、强大包容性，因此也成就了精彩纷呈、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塑造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统一性、连续性、创新性、多样性以及包容性等特性，在这个过程中离不开各民族共同创造推动，因此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华民族共生格局的形成，本质上是“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映射。“多元”是历史的客观基底。众多民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构成了中华文明的活力源泉。然而，更深层的理路在于，“一体”并非“多元”的简单对立面，而是其历史性的整合与升华。自秦汉始，“车同轨、书同文”的制度实践打破血缘族群边界，构建起超越地域的文化共同体想象。儒家“仁礼合一”的伦理体系，将草原豪放、江南灵秀、中原务实熔铸为文明内核，这种"和而不同"的包容性，使中华文明始终保持强大吸附力与再生性。魏晋南北朝的民族大融合，北魏孝文帝“汉化改制”重构北朝伦理，南朝士族以“夷夏之辨”重塑文化边界，看似矛盾的互动实为整合必经之路。元清两代深谙“因俗而治”，元代行省制推行土司制度，清代驻防将军与扎萨克制度并行，既保治理弹性，又通过科举尊孔实现价值整合，维系了文明连续性，这种对中华正统的主动承袭，均印证了“中华”这一文明共同体所具有的强大涵化能力，它并非排斥差异，而是通过一套以儒家文化为内核的共享价值体系，将“多元”有机地整合于“一体”的秩序框架内，使“大一统”“天下一家”理念获得新的诠释维度。民国时期，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框架下尝试构建民族国家认同，1912年《壬子癸丑学制》首次将"五族共和"纳入国民教育，因历史条件限制未实现系统文化整合。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创造性融合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天下大同”传统，双语教育保障文化权利，《宪法》确立“统一多民族国家”宪制框架，使中华文化在现代化中既守多样性基因，又强化了共同体意识。进入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架构起现代性与传统性的深度融合，在促进各民族间的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的同时，使得全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得到了空前的团结和加强。
（三）实践逻辑：教育强国建设战略的现实需要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与教育强国的协同，本质是“铸魂”与“强基”的统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教育强国建设过程中的“战略锚点”，既要做到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国家发展提供政治稳定、文化认同、社会和谐的顶层支撑，又要通过教育扎根实践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在民族地区的跨文化教育实践中，学校应注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和思政教育的有机融合，着眼于统一性、科学客观、针对性、多元协同等原则，建构“大思政”、“三全育人”的教育教学体系，深入结合各学段学生心理发展特点，充分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中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教育资源，把当前各学科特别是“国家统编三科教材”即语文、道德与法治、历史等各学科的中华民族相关内容利用好，发挥学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功能，激发教学主体的能动性，积极推进“五个共同”的中华民族文化记忆“有形有感有效”融入到各级各类相关教育中，提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实效。在义务教育阶段，全国统编《语文》《历史》《道德与法治》三科教材，为推进课程形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目标提供了强有力的脚手架。在小学语文教材中，选编《草原英雄小姐妹》《文成公主进藏》等历史叙事文本，将民族交往史转化为具象化的伦理符号。在中学历史课程体系中，系统梳理秦汉以来“茶马互市”“和亲政策”“边疆屯垦”等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时脉络，构建起超越地域本位主义的“互动共生”史观，通过课程内容从“主体民族单向叙事”向“多民族互构叙事”的范式转型，促使学生认知框架从静态的“族群差异”认知转向动态的“共同体建构”逻辑转向。通过课堂具身化教学，多元主体共同经历从“他者叙事”到“我们叙事”的意义再生产，让中华文化的种子在每一名中华儿女心中逐渐生根发芽、茁壮成长，使中华文化的基因密码在代际传承中实现创造性转化。
二、价值旨归：民族工作与教育强国的双重赋能
201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会议上指出：“要不断增进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这五个认同已经发展成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的核心内容，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核心要求，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关键内核与教育强国建设的价值引领。2024年9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这明确了“五个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关键内核与教育强国建设的价值引领。教育作为传承文化、塑造认同、培育新人的根本途径，其核心功能在于通过系统的“知、情、意、行”培养，将“五个认同”的价值要求转化为个体的内在认知与情感归属，并进一步实现社会层面的制度化再生产，助力各族人民树立正确的国家观、民族宗教观和历史文化观，从而为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与社会稳定奠定最深厚的社会心理基础。
中华民族作为“多元一体”的命运共同体，其共生格局本质上是历史生成的文明形态——既源于各民族在经济交往、文化互鉴中形成的“你中有我”之“一体性”，也保留了56个民族文化多样性之“多元性”。这一格局既是费孝通先生所言“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的历史总结，也为本文提炼“政治认同、文化认同、社会认同”三维框架提供了历史基底与理论锚点。这个三维框架的理论依据，植根于马克思主义关于“共同体”的经典论述与“多元一体”格局的内在逻辑同构。政治认同对应马克思主义“政治共同体”理论——国家是阶级统治与公共利益的统一体，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更高层次的共同体”，其政治合法性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民族对“国家统一、民族复兴”共同目标的认同，这与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的判断一脉相承；文化认同回应马克思主义“文化的相对独立性”观点——文化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却又能凝聚民族精神，“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正是通过“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包容性，形成了共同体最深层的精神纽带，这与恩格斯“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的论断形成理论呼应；社会认同契合马克思主义“社会关系生产”理论——社会是人们在生产活动中结成的客观联系，教育作为调节社会关系的实践中介，需通过“五个认同”将民族差异转化为“共同体成员”的身份共识，这正是马克思“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民族教育中的具体转化。
因此，“政治—文化—社会”三维框架既是对“多元一体”历史格局的理论提炼，也是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在当代民族教育领域的实践展开，它既回应了“中华民族何以共生”的历史逻辑，也为“教育强国如何赋能铸牢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分析维度——从政治合法性、文化凝聚力、社会整合性三个层面系统推进认同建构，实现民族工作与教育强国的双重赋能。这种双重赋能的共生关系，不仅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制度优势，也为全球多民族国家治理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进一步明确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历史方位——在制度层面，需通过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将"五个认同"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在实践层面，需通过"五个共同"（共同学习、共同生活、共同奋斗、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价值共识和精神纽带。
（一）政治认同：国家本质与意识形态安全的辩证统一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指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其合法性源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能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通过政治认同建构，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转化为维护国家统一的实践路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作为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基础性、前置性的核心战略工程，其主要任务是通过系统性的教育实践构建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防线，为教育强国建设锚定坚实的政治基础。教育系统通过“五个认同”教育模块，构建抵御文化虚无主义的认知防御体系。因为教育领域的意识形态安全直接涉及国家政权稳定和社会安宁，通过在教育领域中的不断实践进一步强化师生对伟大祖国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在教育领域构建起抵御国内外敌对势力意识形态渗透的认知防御体系。
首先，民族工作的根本属性为教育强国建设锚定制度根基与价值坐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兼具双重功能：既是意识形态建设的关键载体，通过系统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成果的代际传承，巩固党的执政根基；亦是国治理体系的重要构成，依托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演进逻辑，重构共同体价值认同体系，强化国家统一的思想基础。这种双向赋能机制在制度层面实现教育强国与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深度融合——顶层设计锚定"铸牢"核心目标，实践层面形成"目标牵引-资源整合-效能评估"的治理闭环，为教育强国注入可持续的政治动能。
其次，从互构性视角考察，教育强国与民族工作形成动态互促关系。教育系统通过知识传递、价值形塑与人才培育的三维功能，将"五个认同"的政治要求转化为个体认知结构中的深层心理图式，以课程体系为制度性载体，依托教学活动的意义再生产机制，构建覆盖全教育周期的价值渗透网络，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规范性要求内化为公民的文化自觉与行为范式。这一制度化认同建构机制，在实践层面形成"课程嵌入-教学转化-实践强化"的闭环系统——显性课程通过《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等必修模块强化国家观念与民族情感，隐性课程借由校园文化、社会实践实现文化认同的代际传递，最终建构起兼具政治合法性与社会整合力的认同基础。教育系统由此成为政治认同再生产的核心场域，其规模化、标准化的认同培育功能，既为民族工作提供持久的社会心理支撑，更通过塑造公民的国家认同与文化归属，为国家安全观的形成奠定价值共识，实现教育强国建设与民族工作效能的协同提升。因此，民族工作为教育强国注入政治灵魂，教育强国为民族工作提供实践路径。这种双向赋能的共生关系，既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制度优势，亦为全球多民族国家治理提供了"政治引领-教育浸润-认同凝聚"的中国方案。
（二）文化认同：增强教育强国建设文化自信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强调，文化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同时又具有相对独立性，能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通过文化认同建构，实现了中华文明特质的现代转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并非是基于字面概念等层面的阐释，是在我国多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过程中自然沉淀，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民族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创新，是对中国“大一统”文化历史的高度总结，更是新时代对实现各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战略选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文化价值，本质上是将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文明特质转化为教育强国的核心战略支撑。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前提下，通过构建文化认同的防御机制与文明对话的主动范式，在抵御外来文化侵蚀的同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治理范式。
首先，民族工作界定了文化传承的共同体导向。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实践通过重构中华民族的文化认知范式，形成抵御文化虚无主义的思想屏障。中华文明连续性特质为教育体系提供了历史纵深，通过构建“大一统”历史叙事的教育阐释体系，强化中华各族儿女对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认同自觉。这种认同建构，既阻滞西方中心主义文化霸权的渗透路径，又消解历史虚无主义对文明连续性的解构企图。在教育强国建设过程中，通过课程体系改革、教材内容重构、教学方法创新三维联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基因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使文化认同从知识认知升华为价值信仰。以内蒙古自治区“石榴籽育人工程”为例，通过“大中小一体化”课程体系，将“三千孤儿入内蒙古”的共同体叙事转化为国家认同载体，使历史事件升华为“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政治认同。在此过程中，教育强国建设实现了从文化传承载体向文化创新主体的功能跃迁，形成传统文化资源与现代教育需求之间的创造性转化机制。基于文明对话的理论自觉，在教育强国建设的实践中激活中华文化的现代基因和符号密码，逐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明话语体系，形成“和羹之美，在于合异”的高度理论自觉和治理智慧。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重大基础性问题研究，加快形成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非遗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蕴含的和谐理念等是现代文明对话的史料源泉。非遗传承不仅是可视、可触的文化载体，更是深植于民众内心的情感纽带与文化象征。如云南大理的“白族文化基因解码工程”，将“三月街”民族节庆转化为“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教学案例，通过“文化基因—教育载体—认同建构”的传导机制，非遗传承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实践路径。
其次，价值层面维度，从“和而不同”理念进行现代诠释，通过思政课程与专业课程的深度融合，将中华文化兼容并蓄的哲学智慧转化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共识。在历史、艺术、哲学等学科中嵌入“美美与共”的教学案例库建设，使学生在跨文化比较中形成文明交融的深层认知。如中央民族大学实施的“美美与共”工程2023年新疆喀什支教项目，通过制度性安排汉族与少数民族学生形成结构化合作小组，在民族地区教育场域中创设了“共同目标—协同行动—情感联结”互动链条。通过劳动分工的互补性设计，让汉族学生负责课程逻辑架构，少数民族学生承担文化转译，消解群体接触中的身份区隔。既借助双语教学实践，又促使参与者深刻感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作为交往媒介的工具理性与少数民族语言作为文化载体的价值理性的辩证统一；这种在文化适应策略上显著倾向于整合模式，印证了跨文化行动学习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从抽象意识形态向具体交往惯习的结构性转化作用。
第三，从实践层面维度，通过教育强国建设构建文明传播的主体性话语，重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治理新格局。中华文明的包容性特质为教育广泛传播提供了伦理基础，如“协和万邦”伦理的当代转化，将传统天下观转化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的行动框架，教育系统通过培养具有文明对话能力的跨文化人才，构建起良好的文明传播范式。通过创设跨境民族文化遗产数字化共享项目建设，使学生在参与式学习中体悟中华文化“以和为贵”的治理哲学。由教育部主导的“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建构了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为核心议题的文化认知再嵌入系统，该平台通过云端资源精准投放机制向云南、西藏等教育洼地定向推送“云上博物馆”“非遗传承VR课程”等多模态课程资源，以数字技术的具身性重构民族地区的文化认知图式——借助虚拟现实技术的时空压缩效应，将故宫文物数字化展陈与傣族织锦技艺VR实训等跨地域文化符号，转化为可感知、可交互的沉浸式学习事件。云南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发挥非遗传承立德树人的作用，搭建各民族学生交流互鉴的平台。依托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馆开展傣族剪纸传承活动，通过“三进”营造民族团结进步的氛围，将教育活动渗透进学生学习生活的方方面面，拉近了各民族学生间的距离。学生通过傣族剪纸切实有感的滋润，促成情感共鸣，增强对非遗文化的认同，厚植中华民族认同意识，使教育成为激活传统伦理现代性潜能的核心场域，在文化基因解码与中华文明编码的动态平衡中，构筑起中华民族共同抵御文化殖民的精神长城。贵州省实施的“黔匠工坊”项目，在职业院校系统化开设苗绣纹样数字化设计、银饰錾刻工艺等非遗传承专业，建构起“工匠导师—技术学徒—文化企业”三重螺旋模型。该项目聘请苗族“非遗传承人”与机械工程教师组成跨学科教学团队，将传统技艺的“默会知识”分解为标准化生产模块（如苗绣的“锁绣针法参数库”），同时植入现代设计思维与电商运营技能，在助力少数民族群体经济发展，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过程中，进一步深化中华民族的自豪感，升华“中华民族共同繁荣”的发展理念，为全球多民族国家治理提供了中国经验和东方智慧。
（三）社会认同：提供开放包容的教育强国建设环境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观认为，人们在生产活动中形成的社会关系是客观存在的，而教育则成为调节社会关系的重要手段。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正是通过对社会认同的建构来推动多民族国家治理范式的创新和实践。民族工作需要通过差异化的补偿政策来进一步营造公平的制度环境，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正义的起点和出发点；教育强国则通过系统化的教育和培育，让学生逐渐将内化的共同体理论外化于促进各民族团结的自觉行动，最终将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
首先，教育公平作为社会包容和谐的前置性条件，也是逐渐消除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关键路径。在教育资源配置方面，通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向民族地区倾斜，构建起“差别化”补偿机制，通过师资力量的输送、数字化教育资源的共享等逐步缩小区域间的教育质量差距。自2000年起，中央财政设立了民族地区转移支付，用于增强民族地区财政保障能力，支持民族地区各项事业发展。多年来中央财政通过转移支付加大对西藏教育领域的投入，建设了众多学校，改善了学校的硬件设施，为西藏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资金保障。在贵州、云南等民族聚居较多的省份实施的“特岗计教师划”，为提升当地民族地区和农村教育质量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依托于“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的优质资源，偏远民族地区的学校获得了丰富的教学课件和课程视频等资源，弥补了当地教育资源的不足。立足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层面，新疆的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中华文化符号解读等内容融入到道德与法治、历史等课程中。在历史教材中增加了各民族共同抵御外敌、共同建设新疆等内容，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种着力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课程模块，结合教学案例的在地化实践，对于消解文化中心主义认知偏差，促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挥着积极作用。
其次，“五个共同”为消解文化隔阂，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纽带为多元文化的共存提供价值锚点。站在认知维度来看，充分利用数字孪生技术还原各民族交往的历史场景，开发“中华文化基因解码”系列课程对于阐释“多元一体”格局的机理有着重要作用。如故宫博物院开发的以中华文化为主题的系列课程运用数字孪生技术还原了故宫的建筑营造过程，文物的制作工艺以及历史场景的还原等不仅充分阐释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也引领了大量学生和社会公众对“多元一体”格局形成机理深刻认识。从情感维度来考量，通过民族艺术展演、口述史的分享等活动，对于培养青少年的情感共鸣有积极影响。如在云南的一些学校，通过开展“民族口述史”活动，邀请当地的少数民族老人为学生们讲述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以及各民族间交完交流和交融的生动故事和史实，让学生更加直观、生动地感受到各民族之间的深厚情谊，进一步增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行为维度上看，将参与社区嵌入式居住、跨民族志愿服务等纳入人才培养方案，通过媒体传播矩阵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框架，在影视创作、网络文学等领域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形成社会认同的符号化表达。云南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大家庭的典型缩影，在新时代的浪潮下，云南贯彻落实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精神，并以“两个共同”主题以及民族工作主线为引领，持续开展“示范区”建设和“文化润滇”，在共塑政治信念上遵循依法治理民族事务等，多方面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云南地处边疆接壤3国、毗邻8国，边境线长全国边境省份位居前列达4060公里，拥有的跨境民族多达16个；同时也是拥有人口较少民族、特有民族最多的省份，分别为8个人口较少民族、15个特有民族；也是中国民族自治地方最多的省份，拥有8个自治州、29个自治县等。这一多民族省情，要求始终要把民族工作当做关系全局工作的大事来抓。特别是迈入新时代后，云南一直以“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大局来谋划民族工作，并坚持以“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宗旨统领民族工作，形成了由党委领导，各级政府负责以及各有关部门协同配合，并由全社会通力合作的民族工作机制。各民族的志愿者共同参与扶贫、教育等志愿服务活动。各民族志愿者在服务过程中相互协作、相互帮助，增进了彼此之间的感情，形成了良好的社会氛围，产生了比较系统和有代表性的做法和经验，得到国家有关部委的肯定，形成民族工作中的“云南现象”“云南经验”。
再次，将非遗传承与现代教育体系融合，培育兼具文化守正与技术创新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在教育实践中，“有感”的非遗传承有助于民众实现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进而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与自豪感。云南省楚雄州非遗产业发展与就业带动年度报告（2022-2024）显示：楚雄技师学院与彝族非遗传承人共建彝绣专业，构建“技艺传承—文化解码—创新转化”三维模式，通过大师工作室与现代学徒制实现传统针法标准化转型，开发纹样解码等课程深化文化认同。该模式产生显著效益，近三年培养632名持证绣娘，带动产业产值增长39.2%；将12项省级非遗纳入课程，毕业生持证率与文化使命感显著提升；创新"家庭工坊+社区车间"模式，帮助213名留守妇女就业，推动劳动力向文创产业转移。实践证明职业教育通过技艺标准化、文化资本转化及产业对接，达成技艺传承、文化认同与民生改善的三重目标，为民族地区产教融合提供可复制范式。
三、实践进路：多措并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
为有效服务于教育强国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需构建系统化的实践进路。核心在于以课程教材一体化建设为载体，以教学方法创新为驱动，以资源配置与数字技术为保障，实现共同体意识从认知、情感到行为的深度转化。这要求推动各学段内容的纵向衔接与学科融合，将“五个认同”有机融入课程与教学情境，善用国家符号与历史文化资源，促进认知与情感的共鸣，并依托教育新基建，扩大优质资源覆盖，为共同体意识教育提供公平、有力的实践环境。
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理论转化与传播层面的“转化滞后”与“效能衰减”的双重挑战依然突出。一方面是教材内容迭代周期长与理论创新速度快之间存在时间差，导致最新成果难以及时转化为教学载体；同时，“五个认同”教育在不同学段呈现模块化特征，缺乏循序渐进的逻辑递进与有机融合，在教学的过程中存在着重灌输、轻体验的倾向，对新型传播平台运用不足，削弱了认同建构的深度与效能。另一方面是教育实践与公平层面，面临“资源失衡”与“内涵缺失”的深层矛盾。在民族地区师资的“虹吸效应”与教育“技术代差”并存，加剧了区域发展差距，导致历史叙事与数字化认知图式错位，对文化符号的转化流于表面，未能通过具身化实践激发情感共鸣，制约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度内化。为有效突破这一瓶颈，我们需要加强顶层设计，优化资源配置，创新教育模式，以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一）制度重构：筑牢意识形态防线与政治认同根基
首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通过构建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防线，为教育强国建设锚定政治方向。在教育强国建设伟大历史进程中，网络空间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前沿阵地，各种社交媒体和短视频平台的迅速兴起让意识形态的输出和渗透变得更加复杂和隐蔽，数字化赋能意识形态监测和预警机制已迫在眉睫。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纳入教育教学体系，开设专门课程、举办专题讲座，提升国民的网络安全素养和信息鉴别能力，强化意识形态领域安全免疫力。如西藏通过开展以“讲党恩爱核心、讲团结爱祖国、讲贡献爱家园、讲文明爱生活”的“四讲四爱”教育实践活动，强化了各族群众的“五个认同”，增强了国家意识。
其次，突出课程体系建设与认同培养。在课程体系建设方面，要注重系统性和连贯性。构建"大中小幼"一体化课程标准，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作为必修模块，开发"国家象征符号"教学资源包。定期更新教材内容，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成果有机融入各学科教学。例如，在历史学科中，增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历程的内容；在思想政治学科中，深入讲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如案例教学、实践教学等，充分利用国家象征符号、历史符号等资源让学生在具体案例和实践活动中深刻理解“五个认同”。组织学生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开展红色文化主题的社会实践活动，增强学生的“五个认同”，以红色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能够凝聚社会合力，维护国家安全,激励社会建设。同时，建立建立"认知-情感-行为"三维评估指标，将"五个认同"纳入党建考核体系。
（二）主体赋能：现代文明对话与师资队伍的专业化转型
首先，深化中华文化认同。地域文化作为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因其深厚的历史底蕴与丰富内涵，能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深层次的文化支撑。在民族地区，持续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将其有效融入学校的课程设置和教育教学内容。在教师的日常培训中增加或设置传统文化专题培训环节，让教师深刻理解和深入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将本土文化元素融入教材编写、课程设计中，使文化教育更贴近学生的生活实际。鼓励学校开设或开发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校本课程，将“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基因有效融入学校育人的全过程、全阶段，把地域性文化实践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义网络深度融合。云南各民族优秀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具体表征，可以通过有形有感来促进有效。即通过形式多样的文化交流活动，诸如民族文艺会演、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民间歌舞乐展演等，推动中华文化活动品牌的建设，促进各民族文化共建共享，使各民族在感受独具地域特色的文化活动中，不断深化华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其次，激活文明对话范式。不断加强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鼓励高校和相关的科研机构积极参与构建中国特色文明话语体系的建设和研究。高校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中是的价值是多维度、全方位的。同时高校也是高等教育的实施的重要场域，在贯彻落实国家关于立德树人教育任务上有关键的作用，体现了教育活动宏观层面的价值；需要注意的是和基础教育阶段的任务不同，高校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目的更多是在理想信念、文化感知，以及社会道德情感培育等多维度产生作用，这也彰显了高等教育在个体发展层面微观的价值。在课程建设层面，开发"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模块化课程群，有机融入国际理解教育元素；在基础教育阶段，在基础教育领域，应深化数字教育资源共享机制改革，加大对偏远地区学校的支持力度，确保学生们能够充分利用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等资源，培养学生更加广阔的视野和跨文化沟通能力，以更加积极的方式激活与现代文明的对话，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在教育强国建设中发挥更加积极的力量。同时要实施“双语教师定向培养计划”，开发“中华文化符号解读”教师培训模块，还应该完善职称评审“文化贡献指标”，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将非遗传承人纳入兼职教师序列。
（三）机制协同：治理网络的数字化重构
首先，推动教育公平正义。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加快教育强国建设，推动民族地区教育高质量发展，全面实现民族地区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地区教育的重要论述为民族地区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强调民族地区教育要坚持人民性，以教育公平与均衡发展为基石，深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打造各民族学生交往交流交融的教育生态，全面提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质量，积极赋能民族地区现代化和教育强国建设。加大对民族地区教育的投入力度，改善学校的办学条件，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民族地区教师的整体素质。同时，要逐渐完善教育评价体系，将文化沟通能力及促进社会融合度等指标纳入教育质量评估体系，在对学校进行评价的过程中，不仅关注学生的学业成绩，还关注学生在民族团结、文化交流等方面的表现。
其次，职业教育与大数据深度融合。民族地区职业院校应加强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常态化教学机制。其实施路径应该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教育指导理念，并应用结构主义、功能理论等理论开展分析，从深化内容、创新形式、提升师资三个层面来推进教学机制的建设。深化职业教育东西协作、产教融合园区建设等工作，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机制，根据产业需求调整人才培养方案，提高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和适用性。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数据监测平台”时，定期对数据进行检查与清理，提高数据的准确性与可靠性，加强数据安全保护，运用大数据分析技术验证政策关联性时，深入挖掘数据背后的规律与趋势，分析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学生的学习成绩、文化认同度等数据，找出影响教育效果的关键因素，为政策调整提供科学依据。
（四）实践育人的场景化创新：数字化赋能与教育实践育人融合
首先，构建数字化赋能沉浸式教学场域。学校在教育活动中作用比家庭教育、社会教育更为关键，是开展教书育人的重要场域，除了传递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知识外，还要培育能够担负民族复兴大任的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时代新人，同时还是贯彻落实关于教育现代化进程和建设教育强国的精神，也是开展维护国家统一教育和促进民族团结教育的前沿阵地。依托虚拟现实技术和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构建虚实融合的教育场景，通过三维建模与场景还原技术再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进程。生成式人工智能是信息化时代下产生的内容生成技术，可以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赋予新的思路和途径。诸如充分利用个性化推荐、沉浸式体验和分众传播等技术手段，在精准传递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的同时，还可以抓取受众的情感共鸣、互动反馈，实现增强对民族共同体的情感认同，使学习者具身化体验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等多民族文化互鉴场景，增强学习的代入感和认同感。同步推进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应用，开发智能问答系统实现知识图谱的动态推送，结合学习者认知特征与文化背景匹配差异化教学内容，强化学习效果。同时，整合国家级教育云平台资源，在基础教育至高等教育全学段增设专题模块，形成涵盖微课、虚拟展馆的立体化资源矩阵，着力构建社交媒体传播矩阵，开发轻量化数字产品实现碎片化传播，通过动态壁纸、短视频等形式开展教育活动。建立教育大数据监测系统，实时追踪学习行为数据以评估知识掌握度与情感倾向，为内容优化提供数据支撑，形成“技术赋能—内容创新—主体共创”的闭环传播模式。
其次，完善知行合一社会实践育人体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质上就是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学校的三个育人场域中，即教学课堂(第一课堂)、校园生活(第二课堂)以及课外实践(第三课堂)的育人过程中，增强学生在知、情、行三个心理层面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过程，但是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教育宣传和促进，也不能停留在简单生硬的政策宣讲、概念解读、语言说教等方式。一方面，可以组织重走革命路线等红色教育活动，依托民族团结教育基地开展仪式化实践，强化对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历史智慧的体悟，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真正进入学生的内心深处。另一方面，积极推进民族地区支教与社区服务项目，使学生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深刻理解“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共同体理念，组织跨民族交往活动实践，通过乡村振兴调研等协作任务构建“你中有我”的交往模式，通过乡村振兴的塑形铸魂，使乡村真正成为生态宜居的乐园，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于乡村振兴工作各领域、全过程。此外，将优秀成果转化为政策建议，构建区块链认证的电子档案系统，通过数字画像追踪实践成长轨迹，以满足个体利益需求为前提，从组织建设、空间建设、文化建设、机制建设等方面加强社区建设，形成共建、共享、共育、共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育人实践空间，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有形有感有效”，形成“制度供给—主体能力—协同网络—实践转化”贯通的实践育人链条。
总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作为价值内核，本质上构成了教育强国建设的文化根基。其理论范式植根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历史辩证法与“政治认同—文化认同—社会认同”的三维框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中国在地化、时代化转化为教育实践的价值指引，在意识形态领域构建抵御文化虚无主义的思想防线，通过文化再生产机制，激活中华文化基因，将分散的国民个体认知升华为集体认同自觉，使教育系统成为塑造社会共识、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关键场域。而教育强国战略通过构建现代教育治理体系、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完善教育法治，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提供制度化保障，从课程体系的优化和重构，到师资队伍的重视和培养，通过协同系统治理再到创新实践活动的深入开展，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贯穿于教育强国建设的全过程，为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李劲松，云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春林，云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
来源：《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