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特朗普再次执政以来，基于“美国优先”原则，将同盟体系视为美国霸权护持的重要战略工具，对同盟政策进行大幅调整。在安全领域，美国不断推动同盟防务责任调整，让盟国承担更多防务责任。在经贸领域，美国以关税施压等方式迫使盟国调整关税并增加对美投资，以此促进美国国内经济振兴。在外交领域，美国与盟国分歧明显，多边政策协调减少。特朗普2.0同盟政策调整深受其战略收缩导向影响，基本逻辑是安全平衡、经济重塑、外交内顾，让盟国更多地分担其霸权成本。受此影响，美国同盟安全战略矛盾加深、同盟体系管理难度加大、美国同盟信誉和国际影响力下降。美国与盟国分歧明显增加，对全球安全局势、经济复苏、地缘政治等产生诸多负面影响。
关键词：特朗普2.0 美国同盟政策 美国外交 中美关系
作者系外交学院国际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文章原载于《当代世界》2026年第1期
特朗普再度执政以来，对美国同盟政策进行大幅调整，从价值共享、多边合作、利益协调的“合作型”同盟政策转变为“交易型”同盟政策，呈现出更加鲜明的实用主义特征。美国同盟体系对其推行霸权战略具有重要价值。在自身实力相对衰弱背景下，美国更加强调构建“公平”的同盟体系，谋求实现战略资源与战略目标之间的平衡。尽管美国在全球有50多个盟国，但从其当前全球战略布局来看，对欧洲和亚太地区的盟国更为关注，面向这两个地区的同盟政策调整也最为明显。
特朗普2.0同盟政策的调整动向
特朗普2.0依旧延续“美国优先”原则，在同盟关系中更加注重维护美国自身利益，将同盟体系视为霸权护持的战略工具，不断推动安全、经贸、外交等领域的同盟政策调整。
一、安全领域注重防务责任分担
安全是美国同盟体系的传统合作领域，也是美国与盟国利益交织最密集的领域。特朗普重新执政以来，美国在安全领域的同盟政策调整显著体现在同盟防务责任转移、安全合作深化和同盟结构调整等方面。
一是向盟国转移同盟防务责任。特朗普2.0要求盟国承担更多防务责任，构建所谓“更加公平的同盟”，实现美国与盟国之间防务责任的再调整。对于北约盟国，特朗普在执政伊始便要求其提升国防开支占GDP的比例。2025年6月举行的北约海牙峰会通过“海牙峰会宣言”（The Hague Summit Declaration），美国要求盟国承诺2035年将国防开支提升至GDP的5%，并计划于2029年进行审查。对于亚太盟国，美国同样要求其承担更多责任，曾多次就“防务分担失衡”表达不满，并陆续就该问题展开磋商。不过日韩澳领导人都表示会审慎考虑国防开支比例，表明其对美国的要求不会完全言听计从。美国要求盟国承担更多防务责任，既能够减少盟国对美国的安全依赖，也有助于增强盟国支持美国霸权战略的能力，从而使同盟体系的战略价值更加显著。
二是深化国防工业、军事演习等领域的双多边安全合作。特朗普2.0将国防工业合作定位为美国与盟国和伙伴国之间开展有效安全合作的基础。特朗普再度执政以来，美国与亚欧地区盟国的国防工业合作更加紧密，签署一系列相关合作项目，这既有利于增强盟国的自主防务能力，也有助于拓展美国军工产业利益。美国和盟国的联合军演呈现高频态势。在欧洲地区，美国与北约盟国在多领域频繁开展各种演习，以此增强北约盟国的自主防务能力，为美国退居幕后准备条件。在亚太地区，美国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菲律宾等盟国开展多场军事演习，旨在提升同盟内部武器装备的互操作性并应对来自中国、俄罗斯或朝鲜的“威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演习还有意加强盟国之间互动，体现了特朗普2.0在亚太地区继续推进小多边安全合作的意图。总之，通过频繁开展军事演习，美国谋求加强同盟的协同作战能力，使其同盟体系的全球影响得以巩固和延续。
三是调整同盟结构，由“美国支援盟国”向“盟国支持美国”转变。特朗普2.0将同盟视为战略竞争工具，根据不同领域的利益需求对其灵活使用，这就要求美国保持对同盟体系的主导权，加大盟国对其战略的配合力度。在欧洲地区，美国利用盟国对“被抛弃”困境的担忧，谋求进一步巩固和强化自身的主导权优势，要求盟国承担更多防务责任以换取美国的安全保障。在亚太地区，美国尤为注重发挥盟国配合其对华遏制打压的作用。为此，美国与菲律宾就深化军事合作达成一系列计划，其中包括向菲律宾部署更多先进武器，以此增强菲律宾对中国的牵制能力。美日同盟也不断强化，美国有意推动日本扩大军事行动范围，突破“专守防卫”原则，通过启动“联合作战司令部”设立程序、部署中导系统等方式，强化美日同盟在亚太地区的影响。
二、经贸领域突出美国利益优先
特朗普2.0对盟国的经贸政策遵循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逻辑，以实现其所谓“让美国再次伟大”目标。这使美国与盟国的经贸摩擦加剧，同盟利益协调更加困难。
一是不断对盟国施压加征关税，以此调整美国与盟国的经贸关系。特朗普2.0基于美国自身利益，对贸易伙伴大肆加征关税，连其诸多盟国也难以幸免。为了逼迫盟国作出让步，美国甚至以安全合作为谈判筹码，将经贸合作与安全合作挂钩。迫于美国压力，一些盟国不得不作出妥协，通过调整关税水平、增加对美投资、购买美国商品等方式向美国作出让步，与其达成阶段性贸易协议。
二是深化与盟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协调，以此强化美国对华科技遏制。特朗普2.0谋求与盟国加强对华出口管制协同，增强供应链韧性。为限制中国半导体等高科技发展，美国对盟国参与对华出口管制提出了更高要求，以此限制中国的芯片制造能力，胁迫盟国企业赴美投资设厂，以强化关键环节本土化。2025年7月，美国政府发布《赢得竞赛：美国人工智能行动计划》（Winning the Race:America’s AI Action Plan），强调通过加强盟伴合作以强化对关键领域的主导能力，对战略竞争对手形成技术标准限制。通过出口管制、技术封锁等方面的盟伴协同，美国谋求在高科技领域形成更加紧密有效的对华科技遏制。
三是强化同盟体系的关键矿产合作，提升美国供应链安全。特朗普2.0将关键矿产视为其供应链短板，通过成立关键矿产基金及加强相关国际合作等方式谋求美国关键矿产的自主可控。为此，美国尤其注重与盟国加强关键矿产领域的合作。2025年5月，美日澳三国防长在新加坡发表联合声明，强调在生产和维持供应链方面加强多边合作，以实现关键矿产的稳定供应。7月，美日印澳四国外长在华盛顿会晤期间正式启动“四方关键矿产倡议”（Quad Critical Minerals Initiative），旨在保障稀土、锂、钴等关键矿产供应链的协同抗风险能力。10月，美国与澳大利亚、日本等盟国签署关键矿产协议。特朗普2.0还推动七国集团与乌克兰、韩国、澳大利亚等10国组建“关键矿产联盟”，以谋求降低对中国的关键矿产依赖。这些举措都体现了特朗普2.0对关键矿产的高度重视，强化其同盟体系在关键矿产领域的合作，从而更好地服务于遏压中国的战略目标。
三、外交领域减少多边协调
特朗普2.0与盟国的外交政策协调充分体现了“美国优先”原则导向下的“选择性多边主义”，即对多边主义持怀疑态度，但是当某议题与美国利益相符时，则会工具性地选择参与。实际上，这种“选择性多边主义”也是孤立主义回潮的体现。受此影响，特朗普2.0与盟国的外交政策协调优先考虑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等关乎其地缘政治利益的议题，以及南海、台海等影响中美关系走向的议题，对于应对气候变化、国际贸易等议题则态度冷淡。
一是在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等问题上与盟国分歧明显。为了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美国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更多考虑快速达成协议以实现脱身，而非谋求长期稳定的战略规划，与法德英等欧洲盟国的解决方案存在显著分歧。这无疑削弱了美欧协调一致性，加剧了欧洲盟国对其同盟可靠性的质疑。在巴以冲突问题上，部分盟国不认可美国过分偏袒以色列的政策。在实施人道主义援助、承认巴勒斯坦等问题上，不少盟国与美国的态度存在较大差异，显示了美国与盟国的协调不足。
二是在涉华议题上，美国与盟国的协调程度不一。特朗普2.0需要盟国支持其对华遏制打压，因而在涉华议题上更为积极地拉拢盟国。相对而言，在台海等涉华安全议题上，美国与盟国的沟通更加频繁。在美日首脑会晤、美日韩高级官员三边会谈等场合，美国都极力拉拢盟国介入台海问题。美国还联合七国集团成员国发表涉台联合声明。美国甚至公开要求日本和澳大利亚就台海冲突表态，要求其在冲突中支持美国。而在关税、科技等议题上，美国与盟国的对华政策存在明显差异，由于涉及的行为主体更加多元、利益更加分化，美国与盟国的政策协调更为困难。
三是在气候变化、国际贸易等议题上，美国与盟国协调相对有限。特朗普2.0奉行“美国优先”原则，在这些议题上的单边主义倾向较为明显，与盟国的政策沟通与协调不足。相对于拜登政府对气候变化议题的关注，特朗普政府基本置之不理，致使美国与盟国的气候变化政策呈现明显反差，也缺乏沟通协调。在国际贸易方面，特朗普政府的单边主义色彩更加浓厚，无意与盟国就国际贸易规则、秩序等问题进行协调，导致拜登政府时期的部分贸易政策被搁置，国际贸易秩序遭到严重冲击。
特朗普2.0同盟政策调整的原因
战略收缩是特朗普2.0对外政策调整的主基调。受此影响，美国对同盟体系的构建、利用发生变化，更多将其视作战略负担而非战略资产，强调要构建更加“公平”的联盟关系。具体而言，美国战略收缩依然面临目标与能力之间的不平衡，使其与盟国在战略协调与责任分担方面矛盾加深。特朗普政府致力于国内经济重振的战略导向促使其通过加征关税、胁迫投资等形式施压盟国，加剧了与盟国的经贸矛盾。美国更趋向孤立主义与单边主义的政治思潮，也使其与盟国在意识形态和秩序愿景方面的裂痕扩大。
一是奉行战略收缩。特朗普2.0主要基于战略收缩对同盟政策进行调整。历史地看，美国对外政策基本在战略扩张和战略收缩之间摇摆，特朗普则是坚定的战略收缩鼓吹者。特朗普2.0采取战略收缩，既缘于美国在经济、军事等领域的主导地位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也受特朗普个人狭隘的国家利益观和零和博弈思维影响。从2025年出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看，其战略收缩体现得尤为明显。首先是战略目标重塑，对美国冷战后承担全球责任、追求世界永久主导地位进行了反思，认为美国无力同时负担庞大的福利—监管—行政国家和巨大的军事、外交、情报与对外援助体系，应当更专注国内治理和对西半球的控制。其次是战略利益再调整，强调聚焦核心国家利益，减少对外干涉与意识形态输出，将国家安全与主权置于优先地位。在同盟关系中寻求有利于美国的“公平”调整，同时将移民管控、防务责任分担与经济安全列为优先事项。最后是地区战略调整，美国承认其无法对所有地区同等关注，将优先重视西半球；在“印太”地区强调在赢得经济竞争的同时避免军事对抗，并提出可以与中国建立真正互利的经济关系。这些充分表明美国基于对战略环境、战略实力和战略利益的认知，更倾向于通过战略收缩来减少战略要素之间的失衡，使美国能够通过低成本进行霸权护持。
二是安全目标的转变与能力的不匹配促使同盟防务责任调整。在安全领域，美国战略收缩谋求“同盟责任再平衡”，要求盟国承担更多防务责任，减少盟国对美安全依赖，强化盟国对美战略支持。首先，美国进行安全利益的再界定与安全目标的再调整，致力于减少对外干涉并维护其西半球霸权地位。美国2026财年预算中，国防开支是少数有所增长的领域，不过其国防投入更加聚焦自身战略需求和攸关自身利益的重点国防领域，对盟国的战略关注有所下降。其次，美国工业空心化与军工产业衰落导致其实现安全目标的能力不足。近年来，美国军费增长难抵其装备采购价格上涨、工程开发能力下降、制造速度趋缓等问题的影响。因此，美国更加依赖施压盟国提高防务开支、推动盟国重整军备，以充分动员盟国战略资源，增强其联盟体系的战略效能，从而减少美国国防压力，更好地实现安全目标与能力的平衡。最后，美国战略收缩不够彻底，大国竞争形势依然严峻。美国仍将阻止世界其他区域出现足以挑战美国的主导者作为战略目标，竭力在“印太”地区部署军事力量。因此，美国不仅谋求减少自身的同盟防务责任，还要求盟国更多配合与支持美国的战略需求，以此证明盟国价值并换取美国安全保障。根据盟国的功能差异与能力大小，美国提出不同战略需求，从而调动盟国更好地为美国霸权服务，实现美国与盟国的防务责任再平衡。
三是经济重塑引发经贸摩擦加剧。美国将国内经济重振、竞争力重塑视作关键战略目标，在2025年出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提出要构建更具韧性的国家基础设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最具活力、最具创新性和最先进的经济，并建立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基础。特朗普政府认为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不利于实现这些目标，美国经济困境与其贸易逆差、制造业外流等关系较大，为此需要采取强力手段来实现美国制造业回流和供应链安全，这影响了美国与盟国的经贸关系调整。首先，基于国内经济困境对盟国加征关税。美国将自身视为与盟国经贸关系的受害者，将关税视作调节贸易流向与制造业分布并提高联邦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手段。美国依据盟国关税水平和顺从态度对其加征关税，以此抵消盟国产业优势，促使美国制造业回流。其次，胁迫盟国增加对美投资。美国以高关税胁迫盟国增加投资，目前已得到欧盟、日本、韩国等盟国提高对美投资的承诺。特朗普政府将盟国增加对美投资与美国关税大棒捆绑，以获取更多资金支持美国的就业、创新和经济增长。最后，要求盟国配合其对华经贸遏制打压。特朗普2.0高度重视对华经贸遏制打压，但与拜登政府主要采取利益协调方式换取盟国对华战略支持有所不同，其战略思维与手段更具强制性与交易性。对华经贸遏制打压的需求也加剧了美国与盟国的利益分歧，其盟国多与中国有紧密经济联系，在战略上相比美国更缺少对华“脱钩”、封锁与安全化的需求。
四是基于外交内顾导致多边协调减少。在霸权收缩战略导向下，特朗普2.0更加专注于自身国家利益，对全球事务则呈现出孤立主义倾向。不过特朗普并非纯粹的孤立主义者，其外交政策更多表现为“有选择的战略收缩”，功利主义色彩浓厚。从当前特朗普2.0外交政策来看，其国内政治驱动的特点非常明显。其一，特朗普主义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显著增强。美国国内实现了特朗普主义与保守主义合流，特朗普对共和党加强整合，使美国政府可以更强有力地执行其单边主义外交政策。相比于里根、小布什的新保守主义，经过特朗普和MAGA运动改造后的保守主义更具民粹色彩，试图通过打击非法移民、限制自由贸易的激进立场，回答在社会结构变化下“美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其二，国内政治极化影响美国对外政策。愈演愈烈的两党之争不断蔓延至外交政策领域，两党在诸多对外政策上呈现对立态势。在同盟政策方面，与拜登政府相比，特朗普2.0对盟国的施压多于笼络、命令多于协商，严重影响了美国与盟国之间的外交政策协调。其三，民粹主义盛行促使美国更注重外交政策的国内政治考量，罔顾盟伴感受。作为MAGA民粹主义运动的旗手，特朗普政府需要展现其缩减外交战略资源投入、将更多战略资源用于国内发展的姿态与能力，因此不愿过多卷入国际冲突，在乌克兰危机应对上与欧洲盟国产生严重矛盾。在巴以冲突中基于不愿得罪犹太利益集团的考虑，对以色列的偏袒导致美国与盟国的分歧明显增加。
特朗普2.0同盟政策调整的影响
特朗普2.0同盟政策的调整不可避免地对其同盟体系带来较大冲击与深远影响。美国与盟国围绕关税谈判、防务责任分担、战略目标协调的矛盾加深，同盟凝聚力有所下降。同时，随着利益分化与同盟困境加深，特朗普2.0基于交易主义的同盟管理政策导致其同盟体系内的协调愈发困难。长远地看，美国的同盟信誉受到损害，其在未来开展国际动员、护持霸权地位的能力将会下降。
一、同盟安全战略矛盾加深
特朗普2.0为了实现战略目标与战略资源的平衡，一方面在同盟关系中积极推动防务责任分担转移，要求盟国增加国防开支、承担军事行动、配合美国战略；另一方面重新界定其关键战略利益，推动安全战略重心向西半球与“印太”地区转移。这导致不同地区的盟国与美国间的安全战略矛盾不断加深。
在欧洲地区，美国不仅要求盟国增加国防开支，还要求盟国更多参与欧洲地区之外的军事行动，而美国的这些要求并未被盟国全盘接受。在国防开支方面，欧洲盟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决定了其实现国防开支“达标”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目前欧洲盟国虽表态愿意增加国防开支，但大多对能否如期实现目标有所顾虑，这也使美欧围绕国防开支比例问题的纷争不断。在军事行动配合方面，美欧不仅在援助乌克兰问题上龃龉不断，对于北约防区之外的军事行动更是分歧明显。特朗普对乌克兰危机的摇摆立场促使欧洲盟国增强自主防务。美国推动俄乌和解的方案将欧洲边缘化，也导致欧洲盟国对美国的信任下降，更加倾向于增强战略自主。可见，美欧对同盟防务责任分担的时间进度、任务安排等分歧明显，影响双方防务责任分担的进程与欧洲安全架构重塑。
在亚太地区，特朗普2.0延续对华遏制打压，希望亚太盟国能够承担更多防务责任，在南海、台海等涉华问题上笼络或施压盟国。但这压缩了盟国在中美之间实施对冲的战略空间，使盟国对华利益受损，也导致其同盟防务责任分担矛盾加深。
二、同盟体系管理难度加大
特朗普2.0在经贸、安全上对盟国采取的诸多政策削弱了美国与盟国的利益基础与合作稳定性，双方利益分化更加显著，同盟困境更加突出，同盟管理愈发困难。
一是美国向盟国加征关税引发盟国强烈不满。在特朗普宣布对欧盟出口产品征收30%关税后，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美国征收关税的决定“残酷且毫无根据”，并呼吁暂停法国在美投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批评特朗普的保护主义关税“违背了大西洋彼岸和美国数百万公民的利益”。尽管当前美国与欧盟之间已达成贸易框架协议，但这一协议仍遭到包括法国、匈牙利等国领导人的批评，指责该协议使欧洲国家作出过多让步。无独有偶，亚太盟国虽也与美国达成新的贸易协议，但同样表达了对美国关税政策的不满。这些都表明，即便是美国与盟国暂时达成新的贸易协议，但由于其缺乏公平性，执行问题仍会不时发酵，经贸矛盾对同盟关系的负面影响仍将延续。
二是美国与盟国利益分化加剧，使其同盟管理更加困难。一方面，美国与盟国对华经贸政策分歧明显。特朗普2.0限制盟国与中国的经贸合作。《美国优先投资政策》（America First Investment Policy）规定，盟国必须在资金来源、技术合作等方面与中国“切割”，才能获得更为宽松的进入美国市场待遇。不少美国盟国将中国视为重要贸易伙伴，在缺乏利益补偿的情况下会尽可能寻求对华经济合作空间，使美国与盟国的战略协调更加困难。另一方面，美国同盟管理更加粗暴，通过加征关税攫取经济利益，但在安全领域要求盟国承担更多防务责任，没有像以往那样实现不同领域的利益交换或补偿。因此一些盟国试图通过市场多元化来降低对美经济依赖，加剧了美国同盟管理的复杂性。
三是同盟困境更加突出。在欧洲，美国不愿为保卫乌克兰和欧洲倾注更多战略资源，要求欧洲承担自主防卫责任，欧洲盟国陷入“被抛弃”困境。在“印太”地区，美国对中国的遏压持续进行，在盟国部署更多新锐武器，加剧亚太盟国卷入中美冲突的“被牵连”困境。总体而言，特朗普2.0“交易主义”同盟政策导致盟国对美国的安全依赖成为软肋，甚至成为特朗普政府敲诈盟国的资本。不过美国敦促盟国增加防务责任分担，在一定程度上也会促使盟国谋求更大战略自主性，从而降低对美战略依赖，使今后其同盟关系更难以协调。
三、美国同盟信誉与国际影响力下降
特朗普2.0同盟政策将加剧美国与盟国的战略协调难度，削弱美国的同盟信誉，动摇美国同盟体系的价值观基础，损害美国的国际动员能力并弱化美国的国际地位。
一是美国的同盟信誉下降。特朗普2.0同盟政策的诸多变化令盟国感到不适。特朗普重新执政以来党内权力更加巩固，执政党在国会更具优势，其外交政策的个性化愈发鲜明，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加。这导致美国诸多盟国对其外交政策产生强烈不确定感，侵蚀了美国作为“可靠盟友”的信誉。如英国民调机构舆观调查公司2025年6月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英国民众对美国作为可靠盟国的信任度大为下降。日本《读卖新闻》2025年6月30日公布的全国舆论调查结果显示，日本民众对美国的信任度降至22%，创下自2000年以来新低。显然，盟国对美国的信任程度下降，会削弱美国的同盟信誉，影响其对盟国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也会导致今后美国与盟国之间的合作更加困难。
二是动摇美国同盟体系的价值观基础。长期以来，价值观共识对于美国同盟体系的维系与发展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然而自特朗普重新执政以来，美国与盟国的价值观分歧有所增加。例如，美欧在气候变化、多边机制等问题上的分歧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双方对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模式的不同认知。美国与盟国价值观裂痕加大，导致美国与盟国对诸多国际问题的看法出现分歧，影响同盟凝聚力。
三是削弱美国的国际动员能力。美国霸权护持离不开同盟体系的支持，在战略资源、外交背书、军事行动等多方面，盟国都为美国的战略实施作出重要贡献。由于特朗普2.0同盟政策调整，美国与盟国进行利益交换的意愿不足，更多是通过施压来迫使盟国让步，这会导致盟国对美国霸权战略和对外政策的配合与支持意愿下降，美国的国际动员能力相应遭到削弱。
四是弱化美国的国际地位。特朗普2.0同盟政策给全球治理带来多重挑战，导致全球治理更加碎片化。特朗普2.0承担国际责任的意愿明显不足，宣布将退出66个国际组织，与盟国的国际认知出现明显分化。美国还对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机制频频发起挑战，使全球治理赤字难以消弭，全球治理困境日益加深。美国这些做法并不为其盟国所认可，必将削弱美国的国际地位。
结 语
特朗普2.0同盟政策的调整在安全、经济、外交等领域都非常明显，这是其收缩战略导向所致。受此影响，不仅美国同盟体系的内部分歧有所增加，而且全球安全局势、经济复苏、地缘政治等都会受到冲击。展望未来，特朗普的强烈个性与共和党在国会的优势会深刻影响美国同盟政策方向，使特朗普2.0同盟政策大体会延续“交易主义”路线，将同盟体系视为美国护持霸权的战略工具，不断榨取盟国的战略价值。特朗普2.0更加倚重同盟体系来进行对华遏制打压。对于中国而言，既要基于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原则发展中美关系，也要警惕美国动员其同盟体系加大对华战略围堵，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正确发展方向。
【本文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实践机制研究”（项目批准号：2024MZD027）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