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小国家面对大国竞争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为了尽可能增强战略自主性和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大多会采取对冲战略，国内外对此研究也相对丰富。然而，在大国竞争与中小国家对冲的双重压力之下，大国面对中小国家对冲并非被动回应，相关的探讨却鲜有涉及。文章研究发现，在“两强一弱”的非对称关系当中，大国面对对冲国存在“争夺”“共治”“观望”“平衡”四种战略选择，主要受“战略环境”“大国实力对比”“对冲国战略自主性与自助能力”三种因素影响。通过对21世纪中美在东亚应对对冲、中印在南亚应对对冲和冷战时期美苏应对印度对冲的案例进行分析，文章基本验证了本文理论假设。对于中国而言，随着中美战略博弈加剧，中国不仅在周边地区面临着邻国的对冲，在世界其他地区也不乏一些国家在中美之间进行对冲。这不仅增加了中国与这些国家关系的不确定性，也使得中国与这些国家关系发展面临更为高昂的战略成本。对此，中国需要在战略目标、战略资源和战略手段之间寻求平衡，妥善应对中小国家对中国的对冲。
关键词：大国竞争/ 对冲战略/ 中美关系/ 非对称关系/ 周边外交/
标题注释：本文系2024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重大国际及涉我地缘安全风险的预警研究”(项目编号：24&ZD289)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凌胜利，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北京对外交流与外事管理研究基地研究员；陈林栋，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2025级博士研究生。
原文出处：《当代亚太》(京)2025年第5期 第32-58页
一、问题的提出
面对大国竞争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与诸多风险，中小国家往往会采取复合型的“对冲”战略。古今中外，只要大国竞争尚未形成完全固化的两极体系，中小国家就有一定的战略运筹空间，基于增强战略自主性和谋求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往往会对大国采取对冲战略。当前，在中美战略博弈加剧的背景下，中国周边邻国也多通过对冲谋求在中美之间“左右逢源”。然而，关于对冲的学术研究，大多关注中小国家如何对大国实施对冲战略，涉及对冲战略的生成机制、瓦解原因、实施效果等方面，忽视了大国对于中小国家对冲战略的回应。面对中小国家实施的对冲战略，大国并非一味地被动适应，而是存在包容与对抗等多种应对方式。事实上，对冲战略涉及大国与中小国家之间战略互动的复杂过程，大国的态度对于中小国家对冲战略的实施与效果具有重要的影响。为何有时大国愿意包容甚至迁就小国的对冲行为，有时又会强硬回应并逼迫中小国家进行选边站队？简而言之，大国针对中小国家的对冲战略为何会做出不同的战略选择，其背后的战略逻辑值得探究。虽然部分研究试图解释大国竞争中对中小国家采取的“争夺”与“共治”等不同战略选择，却忽视了中小国家的战略能动性，仅将其视为被支配或共治的对象，对大国如何应对中小国家对冲的解释相对有限。因此，本文试图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在面对中小国家的对冲时，大国战略选择为何不同。当前，中小国家面对中美战略博弈加剧的态势，也频频采取对冲战略，这无疑导致中国与这些国家关系的发展面临着更大的不确定性和更高的战略成本投入风险，也使得这一问题的研究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本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文献综述，主要梳理国内外学术界有关大国如何应对中小国家对冲的相关研究成果；第二部分是理论框架，不仅对大国应对对冲的战略类型进行区分，还尝试对其战略选择逻辑进行分析；第三和第四部分是案例研究，其中，第三部分主要分析一般性战略环境下大国应对对冲的战略选择，以2001-2017年期间中美如何应对东亚国家的对冲和2013-2023年期间中印如何应对南亚国家的对冲为案例进行分析；第四部分主要分析约束性战略环境下的大国战略选择问题，以2018-2023年期间中美如何应对东亚国家的对冲和冷战期间美苏如何应对印度的对冲作为研究案例。最后是结论，总结了本文的主要观点并探讨其对中国如何应对中小国家对冲的政策启示。
二、既有研究及其不足
当前，在有关对冲战略的理论分析中，国内外学界有关对冲战略的成因与表现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国内学者也大多会据此就中国如何改善与对冲国的关系提出政策建议。但是，在理论上鲜有研究相对系统地分析大国应该如何应对中小国家的对冲战略，既无法就大国反制对冲给出相对完整的战略选项，也难以有效解释大国做出不同战略选择的原因。在大国应对对冲的战略选择方面，既有研究主要关注争夺与共治战略，也有一些研究解释了大国的包容战略。
首先，部分学者认为，大国需要“争夺”中小国家以增强其竞争优势。①当大国竞争加剧，愈发需要对冲国的扈从，则会进一步激化争夺对冲国的烈度，使对冲难以为继。②戴尔·科普兰(Dale C.Copeland)认为，崛起国与守成国都力图通过外交的方式获取足够多中小国家的追随，并改变本集团的相对权力地位。③对于争夺中小国家的手段，李开盛与顾炜强调利益交换的作用，大国需要同小国分享崛起收益并为其提供安全保障，应当奉行地区国际主义的政策理念。④王梓元等基于信号理论的分析与之类似，认为大国应通过昂贵信号证明其承诺可信度，进而改变小国的政策立场。⑤杨原则认为，利益交换策略并非长期有效，当小国臣服并仰慕霸权国，崛起国争夺小国的努力会遭受霸权国的阻挠时，崛起国需要慑止霸权国并对小国采取武力胁迫的策略。⑥此外，楔子战略也是一种争夺方式，根据不同的战略目标，以及对象国与盟国的利益分歧与自助能力差异，凌胜利解释了大国使用楔子战略争夺中小国家的手段与机制。⑦
但是，就“争夺”的概念而言，对冲研究仅仅将大国争夺视作背景条件，其界定较为笼统，实际上也包含大国在不同阶段采取观望与平衡的战略可能。就“争夺”的对象而言，许多研究将中小国家置于简单的中间立场或是对霸权国的忠诚追随状态中，忽视了其维持战略自主的意愿。而楔子战略的争夺对象主要是竞争对手的盟国或潜在盟国，但本文涉及的对冲国并非都存在联盟关系。就“争夺”的手段与效果而言，逼迫中小国家“选边站队”有可能适得其反，利益交换与强制胁迫手段实现争夺目标的效果如何，也不乏分歧。
其次，也有研究探讨了大国对中小国家采取“共治”战略的可能性及其实现路径。如部分学者认为，中美可以协调彼此在地区秩序中的角色与地位，在东亚实现“双头领导”的秩序建构，⑧或是陆海分治与海洋共治。⑨对于如何实现共治，存在功能差异与功能均衡两种论点。前者认为，大国功能分异并只能分别满足小国一种需求，是实现稳定共治的必要条件。⑩后者认为，差异化共治在稳定性与持续性方面实际上有所不足，每个大国都会试图弥补应对小国的功能短板。大国间可以基于“分享”与“共同”的原则，构建“双重领导型”的地区秩序。(11)
但是，无论是功能差异论还是功能均衡论，都只将中小国家视作被管制的对象，虽然强调中小国家的经济与安全需求，却忽视了其在战略自主性上的偏好。这些研究可以解释大国何时会形成共治，但无法充分解释大国为何选择共治。事实上，大国采取共治战略，不仅基于功能路径与相互妥协，也是由于中小国家在自主性与自助能力上的消极表现使得共治得以实现。
再次，路易斯·西蒙(Luis Simón)和法比奥·菲贾科尼(Fabio Figiaconi)指出了除争夺与共治外，大国还存在包容高价值对冲国的战略选择。高价值对冲国对大国竞争有着显著的战略意义，失去这些国家的支持可能会带来不可承受的代价。基于风险规避的考量，大国更倾向于采取包容战略，以确保这些国家不会倒向竞争对手。为此，霸权国可以通过展示其对地区力量平衡的承诺来安抚对冲国，崛起国则可以展示其没有恶意或侵略意图来实现安抚。(12)但是，该研究局限于高价值对冲国，对其他对冲国采取何种战略则缺少分析。
最后，也有部分研究成果侧重于大国争取中小国家追随的制度路径分析。竞争性多边主义强调大国通过制度竞争、提供公共产品来增强国际领导权。(13)近年来，也有诸多研究认为，小多边机制为美国争取亚太地区对冲国的合作与支持提供了战略工具。(14)但是，大国通过制度方式回应对冲可以服务于多种战略目的，大国可以借助约束性弱的制度合作平衡对冲，也可以使用约束强的制度规锁中小国家以限制其战略自主性。因此，制度方式仅仅是大国战略手段之一，在大部分情况下用于与中小国家实现利益交换并承担国际公共产品开支，是应对对冲合作性手段的体现。
总体而言，上述研究往往对大国的争夺、共治、包容等不同的战略选择进行了分析，但并未能明确区分大国在应对对冲时的战略目标与手段选择差异，对大国战略选择缺乏系统分析。对冲是中小国家维持自主性的过程，大国应对对冲是双方就权力与自主性博弈的互动过程，应当将大国与对冲国因素统筹考虑，才能更为充分解释大国如何应对中小国家的对冲。
三、理论框架
本文主要研究两个竞争性大国是如何应对中小国家的对冲。对冲是一个风险管理过程，大国是风险的主要制造者，而中小国家作为风险的承受者，要在外源性风险与自身应对能力之间、风险规避与利益最大化之间寻求平衡。为了实现对冲战略的目标，对冲国需要以维持自身战略自主性为核心，避免过早“选边站队”带来不可承受的风险并错失“左右逢源”的机会。而对于大国而言，应对中小国家的对冲则是基于减少战略资源投入和提升战略效果的考虑。
(一)大国应对中小国家对冲的战略选择
本文主要探讨“两强一弱”的三角非对称关系中大国如何应对中小国家的对冲。在这一组关系中，对冲国所谋求的是两强之间相对有利的平衡位置，大国所谋求的则是在大国竞争中获取优势。大国与对冲国在非对称关系中的战略利益存在矛盾，双方形成了战略博弈。
在激烈的战略竞争中，大国更有意愿争夺中小国家的追随，通过将更多国家拉进己方阵营，实现更广泛有力的国际领导权以满足其权力与安全需求。(15)但由于受到非对称结构制约，大国应对中小国家对冲的实际战略选择具有多样性，依照强度从低到高可划分为观望、平衡、共治、争夺四种类型。其中，观望与平衡倾向于包容中小国家的对冲，共治与争夺则倾向于否定中小国家的对冲。
观望战略是大国回应对冲的消极选择，类似于大战略中“不作为”的选项，(16)意指对中小国家的合作性对冲采取忽视态度，对制衡性对冲采取忍耐态度，不要求小国的“选边站队”，也缺少足够的意愿来拉近与对冲国的关系，甚至可能容许对冲国在双边关系、地区秩序与国际议程设置中占据一定的主动地位。大国采取此类战略，是低收益预期与高成本预期的产物，也有可能是为了实现战略收缩并减少对冲国疑虑而主动保持战略克制。
平衡战略意指大国针对中小国家对冲进行反向平衡，其实施过程较为精细复杂。大国在承认对冲国自主性需求的同时，不断增强对对冲国的影响力，试图逐渐获取其顺从。为此，大国会对制衡性对冲采取有限施压，促使其向合作性对冲偏移，并积极回应合作性对冲，给予对冲国较为充足的经济与安全利益。在此过程中，大国会注意手段使用的限度，既避免使用高烈度强制手段将对冲国推向对立大国，也不会给予过多的经济与安全利益。
共治战略是指两个大国对中小国家共同施加领导和支配，(17)同时承认对方在对冲国的影响力。双方按照议题或地理划分确定彼此的权力边界，其原因在于大国在竞争中小国家的过程中都意识到其竞争成本与竞争目标比值过高，因而进行自我“刹车”并减少己方战略投入。(18)共治在极端情况下也可能会演化为瓜分，即不仅否定中小国家的对冲，也否定其存在本身。
争夺战略是指大国争取中小国家的追随，或阻止、惩罚中小国家追随其他大国制衡本国，最终将对冲国纳入己方阵营，从而确立稳定的联盟关系或主从关系。争夺战略意味着成本和收益的考量出现了有利于大国的变化，大国争取中小国家的意愿更加强烈。为此，大国需要给予对冲国更多的经济与安全利益，并可能使用高烈度的强制手段。
共治与争夺的战略选择意味着大国放弃了对中小国家对冲的包容，使其对冲战略难以为继，进而接受两个大国的共同或单独主导。不过这样也会导致国际关系的等级化与阵营化。值得注意的是，当今时代军事结盟的效能下降，大国对中小国家的联盟约束更为困难，议题政治中的权力流散现象也更加明显。(19)这些都导致争夺战略成本增加、难度提升、性价比有所下降。相对而言，包容与平衡战略更有可能获得对冲国的配合，使得大国与中小国家之间的互动能以更加稳定和有效的方式进行。
中小国家选择对冲本质上是在风险预期与收益预期、风险规避与利益最大化之间的权衡。(20)基于此，大国应对对冲国的战略选择，本质上需要影响对冲国的风险认知与利益认知，主要存在三种作用路径：一是增强对冲国对本国的利益认知，以增强合作机遇；二是削弱对冲国对本国的风险认知，以减少合作阻碍；三是增强对冲国对本国的风险认知，使其制衡性对冲知难而退。
安全与经济手段是大国的主要战略手段，按照合作与强制的两分法，可以划分为提供安全利益、军事强制、提供经济利益、经济强制四种类型。其中，提供安全利益可以划分为低度安全利益(如低层级的安全对话与联合军演、一般性的武器援助或出售)、中度安全利益(如高层级的安全对话与联合军演、先进性与进攻性武器援助或出售、安全保证)与高度安全利益(如军事同盟、提供核保护伞)。军事强制可以划分为低度军事强制(如非军事力量执行的灰色地带行动或执法行动)、中度军事强制(如通过军演、兵力集结、安全警告进行的军事威慑或胁迫与小规模的军事摩擦、特种破袭行动)与高度军事强制(如正式的战争行动)。(21)提供经济利益可以划分为低度经济利益(如终止经济制裁、提供贸易便利)、中度经济利益(如提供一般性经济援助)与高度经济利益(如提供战略性经济援助)。(22)经济强制可以划分为低度经济强制(如表达性的、短暂的经济制裁)、中度经济强制(如针对特定商品、服务、企业的比较严厉的制裁以及有限程度的投资与金融限制)与高度经济强制(如全方位、长时间的经济与金融制裁)。(23)
综上所述，大国应对中小国家对冲的战略选择是基于不同的战略目标，由多种战略手段组成。战略手段受其战略目标制约，大国不会轻易使用高强度的战略手段来实现其保守的战略目标，也难以使用温和的战略手段来达成其激进的战略目标。
(二)大国应对中小国家对冲的战略逻辑
大国应对中小国家对冲的战略选择主要受战略环境、实力对比与对冲国因素的影响。
1.战略环境因素
本文所论及的战略环境并非全球性的战略环境，而是三角非对称关系中的具体战略环境，将其划分为一般性与约束性两种类型，(24)大国的战略竞争烈度与对冲国所处地区的局势紧张程度决定了战略环境的性质。只有当两个大国间战略竞争烈度高，同时对冲国所处地区局势紧张时，大国才会处于约束性战略环境中。如果对冲国所处的局部环境保持和平稳定，即使大国间处于高烈度竞争，战略资源投入也会存在边际效应，会影响大国的战略成本意愿，进而限制竞争烈度。高烈度的战略竞争一般具有以下特点：首先，竞争双方将大国竞争作为首要对外战略，并将对方视为头号战略竞争对手；其次，双方的竞争涉及彼此核心利益且难以调和；再次，双方的竞争范围广泛，涉及经济、军事、外交等多个领域；最后，双方都采取削弱对方能力、阻止对方实现战略目标的恶性竞争方式。
地区局势紧张程度可以从两个维度进行衡量：一是地区内部是否爆发较为严重的安全冲突，包括岛屿争端、陆地边境的军事对峙、战略性武器部署带来的安全对抗以及地区战争；二是地区国家军费开支的增长幅度，面对紧张的地区局势，可以预计地区国家的军费开支增长幅度将有所提高。但是，如果大国本身处于该地区之中，则应扣除该大国的军费开支，因为其军费增长不仅受到地区局势的影响，也会更多受到其他地区和全球层次安全竞争的影响。
当战略环境趋于约束时，大国有更紧迫的需求来增强其竞争优势，对冲国在动荡环境中也会具有更强的安全偏好。因此，本文得出假设1：战略环境趋于约束，大国在战略目标上会更加激进，在战略手段上的成本意愿也会增强，越可能采取强制手段，大国争夺对冲国需要付出更多的成本与安全利益。
2.实力对比因素
大国实力对比是影响其战略选择的第二个因素，主要是指两个大国在经济与军事实力上的可用力量对比。本文将实力对比分为劣势、均势与优势三种类型，其中的均势状态也包括可能出现的经济与军事上的各有优势。
大国在对冲国所处地区的实力对比，主要包含其能投射至该地区的经济与军事实力。本文将80%作为判定阈值，结合两大国在经济与军事方面各自的实力判定其总体实力对比。即若A大国在经济或军事实力上不足B大国的80%，则A大国在经济或军事上面对B大国处于劣势；当A大国在经济与军事上面对B大国均处于劣势，或在一方面处于均势而在另一方面处于劣势，则其处于实力劣势；当A大国与B大国在经济与军事上各自处于优势，或其在经济与军事领域的实力对比均不占优势，则两大国处于实力均势。
在经济实力方面，本文将贸易依赖度作为衡量指标，中小国家往往处于对大国的不对称相互依赖之中，相互依赖武器化是大国运用经济实力的重要方式。在军事实力方面，依据大国部署以及能够部署在该地区的军事力量对比，包括陆军师或旅的数量，主力舰的数量，以及先进战机的数量。
当大国在实力对比中处于劣势时，大国难以在利益交换中吸引对冲国。大国向对冲国施加的强制性手段则会受到更强大大国的反击，对冲国在挑衅大国时能得到对立大国背书。因此，本文得出假设2：当实力对比处于劣势，大国在战略目标上会更加保守，在战略手段上越会避免采取强制手段，会给予对冲国更多经济利益而非安全利益。
3.对冲国因素
对冲国的战略自主性与自助能力是影响大国应对对冲战略选择的第三个因素。自主性的概念具有权利、特性与追求客观国家利益多重含义。(25)本文将自主性界定为国家独立表达并完成基于其客观国家利益的目标的条件与特性。
对于对冲国而言，不管两个大国竞争所带来的体系压力大小如何，都会尽可能维持其战略自主性。(26)在两个大国之间确保自身的自主性，也有利于对冲国借助平衡立场实现其管控风险与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对于大国来说，对冲国的自主性则会影响其争取该国的难易程度，制约了其战略手段选择。
在两强一弱的三角非对称结构中，战略自主性具有显著的关系性特征，维持与两个大国相对稳定的动态平衡关系，最符合对冲国在理性条件与结构条件限制下的国家利益。因此，当对冲国偏离大国平衡的位置较远，或者其对一个大国的对冲在制衡性与合作性之间摇摆，则可被认定为战略自主性较弱。
不过，只有将战略自主性与对冲国的自助能力相结合，才能对对冲国方面的影响因素进行相对完整的衡量。对冲国的自助能力不仅包括其自身的物质性实力，也包括其在国际社会中创设、参与国际制度的制度性权力。对冲国的自助能力应置于其所处的地区安全环境中衡量。若对冲国的军费开支高于该地区平均水平，则可认为它在该地区具有较强自助能力。对冲国的国际制度性权力也可以弥补其自身军费开支的不足，有效的地区合作制度可通过制度对冲，增强其自助能力。
本文将对冲国的自助能力分为强与弱两种类型，结合战略自主性的强弱，本文得出假设3：对冲国战略自主性越强，大国对其采取争夺战略的难度越大，在战略选择上会更加保守，需要给予对冲国更多经济利益与安全利益。对冲国自助能力越强，就越能够满足其自身安全自助需求，也越能够抵御大国强制性手段，大国争夺其的成本与难度也会更高，在战略选择上会更加保守，需要给予对冲国更多经济利益。
4.大国应对中小国家对冲的战略选择
基于以上三个假设，可以对大国应对中小国家对冲的战略选择做出以下分析。首先，在一般性战略环境下，观望与平衡是大国主要的战略选择，大国只有在占据优势地位且对冲国战略自主性与自助能力都为弱时，其才会采取“争夺”战略；其次，在约束性战略环境下，平衡与争夺是大国主要的战略选择，大国只有在处于劣势地位且对冲国战略自主性与自助能力都为强时，其才会采取观望战略；最后，相比于一般性战略环境，大国在约束性战略环境下所实施的战略选择，其战略手段强度会更高，将更可能采取更高烈度的强制手段。
5.案例选择
本文选取中美应对东亚国家对冲、中印应对南亚国家对冲，以及美苏应对印度对冲的案例来验证本文的理论分析，并依照理论中对一般性与约束性战略环境的区分，在每一种战略环境中都选取了两组案例分别进行验证。以便对不同战略环境中的大国回应对冲进行比较分析。在2012-2017年以及2018-2023年两个时间段内，中美都在东亚地区处于实力均势，都面对具有较强战略自主性与自助能力的对冲国，但由于两国面临的战略环境发生了变化，两国应对对冲的战略也有所改变。案例研究也注重相同战略环境下其他变量作用的比较分析。如在2001-2011年和2012-2017年两个时间段，中美案例中战略环境、对冲国因素等自变量未发生变化，但实力对比的改变引发了中美应对对冲战略的调整。案例选择较为充分地考虑到变量控制，以便较为充分地体现理论逻辑。
四、一般性战略环境下的案例验证
进入21世纪以来，对冲成为东亚地区国家最主流的战略选择。在2001-2017年期间，中美两国应对中小国家对冲的战略选择也有所变化。2013年以来，在应对南亚对冲国时，中印两国不同的实力地位影响了各自的战略选择，而南亚对冲国相比东亚对冲国更弱的战略自主性与自助能力，也使得大国可以采取更加积极的战略手段。
(一)中美应对东亚国家对冲的战略选择(2001-2017)
1.战略环境、实力对比与对冲国因素
中美在本案例所涉时间段内处于一般性战略环境中，其中，在2001-2011年，中美战略博弈关系并不显著，美国虽将中国视为需要提防的潜在对手，但仍寻求发展坦诚与建设性的对华合作关系。(27)对冲国所处东亚地区的局势紧张程度也处于较低水平，地区安全环境较为平稳，地区军费开支在2003-2011年期间年均增长率为2.19%。(28)中美战略博弈在2012-2017年有所加强，但双方依然保持各领域沟通并管控竞争。(29)因此，虽然爆发了萨德事件、钓鱼岛争端、南海争端等较为严重的安全冲突，但中美在东亚地区仍未进入约束性战略环境。
中美在东亚地区的实力对比关系在此期间实现了从“美优中劣”到“相对均势”的转变。二元格局在2001-2011年尚未形成。而在2012-2017年，中国在东亚地区的经济影响显著增强，东亚国家对华贸易依赖远高于对美依赖。(30)就军事实力而言，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军力投送在2001-2017年保持稳定水平。(31)而中国在2001-2011年与其差距悬殊，虽2012-2017年快速发展，但仍未突破80%的阈值并处于劣势地位。(32)
在实施对冲的东亚国家中，大部分具有较高程度的战略自主性。但是2012-2016年的菲律宾，2016-2017年的韩国以及2010-2017年的日本，(33)战略自主性相对弱化。东亚地区实力分布较不均衡，在2005年和2013年，仅有日本、韩国、新加坡与印度尼西亚高于地区军费开支的平均水平，(34)具备较强自助能力。但是东南亚国家具有较强制度性实力，依靠东盟等地区性组织，有助于实现自强与自保，维护独立与生存。(35)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其物质实力短板，可被认为拥有较强自助能力。
2.中国应对东亚对冲国的战略选择
相对宽松的战略环境、实力劣势与东亚对冲国较强的战略自主性与自助能力，促使中国在2011年前主要采取“观望”战略，并不积极谋求在与东亚对冲国的关系中获取主导性影响，而是通过经济合作维持友好往来，在安全方面很少发力。学界也常用“接触”“安抚”“容纳”这些具有温和色彩的词汇描述当时的中国地区战略。(36)中国比较包容东盟国家追求大国平衡的对冲战略，认为东盟国家并非一味追随美国制衡、反对中国，已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其对中国的善意。(37)此外，中国也允许东亚国家在双边关系中占据一定战略主动地位，有学者认为，东盟成功地通过以东盟为中心的合作网络，使中国实现“社会化”并愿意以东盟规范自我约束。(38)东盟通过建立“友好弱者”的身份定位，并运用“谨慎引导”和“反领导”的策略，对中国的地区战略产生了重要影响。(39)
在2012-2017年，中国应对东亚对冲国的战略选择发生了从观望到平衡的转变。其原因主要在于中美实力对比发生了较大变化，中国由全面劣势转变为相对均势。虽然仍是一般性战略环境，但战略环境的约束性有所增强。然而这一时期的大部分东亚对冲国，都能够在中美之间保持较强的战略自主性，在一定程度也限制了中国的战略选择。因此，中国的战略更加积极，在经济手段上投入更多，但是在强制手段运用方面保持克制。
在战略实践中，中国尝试通过战略统筹增加地区支持，同时也比以往更有能力和意愿运用强制性手段来实现战略目标，以此提升地区影响力。(40)首先，中国通过给予高度经济利益增进与东亚地区对冲国的关系，“一带一路”与亚投行为中国将经济实力转化为国际影响力提供了重要平台。其次，中国与对冲国的安全合作不断增加，中国与东亚国家开展了更多的联合军演，军事合作机制也有所加强。(41)最后，中国对于部分东亚国家的制衡性对冲的回应更加强硬。如在萨德危机期间，中国态度坚决，不断敦促韩国改正错误。面对日本与菲律宾在领土争端问题上的挑战，中国也采取了强力回击以体现战略意志。不过总体而言，中国的经济强制手段是克制与非声张的，(42)军事强制手段也仅限于非军事力量执法行动。(43)
3.美国应对东亚对冲国的战略选择
在2001-2011年，美国同中国一样处于一般性战略环境中，面对具有较强战略自主性与自助能力的东亚对冲国。尽管美国相对中国具有实力优势，有能力追求更加强硬的战略选择，但缺少足够的动力。因此，在战略环境和对冲国因素的共同制约下，美国在东亚应对对冲国的战略选择是有限“平衡”。
首先，美国在地区经济秩序方面的投入较高，利用亚太经合组织推进投资和贸易自由化，通过多边和双边的方式融入东亚经济，力图获得对亚太经济合作的主导权。(44)其次，在安全领域，美国也给予对冲国中高度安全利益，与日本建立了全面的沟通与协调机制，通过“2+2”会谈调整了美日安保体系，与新加坡签订了“战略框架协议”，通过“肩并肩”演习等军事演习与培训资助计划加强了美菲关系。(45)此外，这一时期美国也曾试图加强盟伴之间的横向联系，包括推出美日印澳四边机制，以及多次召开美日韩三边会议。美国以积极的态度参与东亚的多边安全协商，试图塑造东亚多边安全制度并为己所用。(46)
在2012-2017年，与中国战略博弈烈度的增强和地区局势的紧张促使美国“争夺”对冲国的意愿增强，进而维持其霸权利益并在地区主导权竞争中取得优势。部分对冲国的战略自主性变弱，呈现出追随美国制衡中国的倾向，使得美国增强对对冲国主导性影响的成本与难度下降。这些因素共同推动美国的战略向“争夺”战略偏移。但由于东亚地区存在二元格局，且战略环境并未完全转向约束，美国面向对冲国主要还是采取平衡战略，只是战略手段的强度有所增加。一方面，美国通过强化联盟并推动联盟体系转型，同时也更加重视伙伴关系的建设，以期获取更多的国际支持。另一方面，美国与中国的竞争加剧，不断渲染“中国威胁”，推动周边国家加强对华防范，鼓动部分东亚国家对华采取制衡性对冲，使其战略取向更偏向美国。
(二)中印应对南亚国家的对冲(2013-2023)
随着2013年以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行，中国在南亚地区的影响力不断增强，中印在南亚地区的战略博弈增强，(47)为部分地区国家推行对冲战略创造了条件。受限于与印度的长期对抗，巴基斯坦缺少在中印之间转圜的空间，不丹长期受印度影响较深，也难以在中印之间开展对冲。除此之外，南亚地区的孟加拉国、尼泊尔与斯里兰卡三国则在中印之间实行对冲。(48)
1.战略环境、实力对比与对冲国因素
在2013-2023年，中印由于边境矛盾、经济摩擦以及地缘竞争，逐步形成了较低烈度的战略博弈关系。中国并未将印度视为战略敌手，对印战略保持克制。南亚安全局势主要受到印巴对立与印度地区霸权追求的影响，(49)而印巴关系以及印度在南亚地区建立的非对称性安全格局，在2024年前也保持总体稳定。(50)不包括印度、阿富汗，南亚地区军费开支自2013年至2023年的年均增长率为2.11%，亦处于较低水平。(51)因此，在2013-2023年，中印两国在南亚面临着一般性战略环境。
中国经济影响力的提升并未完全改变南亚地区长期的地缘经济格局，南亚国家对印度依然有较强的经济依赖，仅有孟加拉国在2015年对华出口依赖高于对印。(52)在军事能力对比上，中国在南亚与北印度洋地区尚无永久性军事基地，使得力量投射受限。印度由于地缘因素等原因，在南亚地区存在较强军事影响。(53)
在三个南亚对冲国中，尼泊尔与斯里兰卡国内政治时有动荡，(54)易受其他大国影响，战略自主性因而较低。同时，其军费开支一直显著低于地区平均水平，自助能力较弱。仅有孟加拉国对冲较为稳定，军费开支高于地区平均，战略自主性与自助能力较强。(55)
2.印度应对南亚对冲国的战略选择
印度在南亚地区仅仅面临一般性战略环境，但当中国不断提升地区影响力时，印度为维持并强化其在南亚地区的霸权地位，有意愿也有能力对南亚对冲国实施强硬的“争夺”战略，削弱其追随中国的可能性。
印度在南亚应对其他国家对冲时，采取的是“争夺”战略与较高强度的平衡战略。首先，印度努力加强对南亚对冲国的主导性影响，以全政府方式推进“邻国优先”战略，(56)强化并夯实其主导的区域合作机制，中断了南盟制度进程，重新启用“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BIMSTEC)；(57)其次，印度在争夺南亚对冲国时与中国的对抗性也有所增强，拒绝加入“一带一路”，并推出“季风”计划以制衡，在2015年3月促成了斯里兰卡叫停科伦坡港口城项目；(58)再次，印度混合使用较高强度的经济与安全手段以争取南亚对冲国家。如印度为孟加拉国提供核电技术援助与市场开放，通过军队互访与联合演习强化安全合作，(59)并在2022年斯里兰卡爆发经济危机之后，向其提供了总额达35亿美元的援助。(60)最后，印度也使用制裁与干预的方式强化对南亚对冲国的控制，影响斯里兰卡和尼泊尔国内政治，通过在2015年大地震期间切断能源供应并封锁边境，迫使时任尼泊尔新总理奥利首访印度以修复关系。(61)
3.中国应对南亚对冲国的战略选择
由于身处一般性战略环境，中国在南亚地区的战略投入相对有限，战略手段也比较克制。南亚对冲国在战略自主性与自助能力上整体较弱，应对其对冲的成本较低，中国也主要对其采取“平衡”战略。
中国主要采取经济手段，通过中度的经济利益合作不断深化与南亚对冲国的共同发展利益，而在安全合作上发力较少，安全利益合作处于低中度层次，也从未使用过强制手段。自2020年6月以来，中国已允许97%的孟加拉国商品免税进入中国，并为其提供240亿美元贷款资助基础设施项目。(62)在尼泊尔，中国在2015年该国地震并被印度封锁时为其提供援助，与尼泊尔签订全面过境与运输协议，通过基础设施与产业投资使其能降低对印度的经济依赖。在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项目与科伦坡港口城项目是中国在南亚经济合作的旗舰项目，也是斯里兰卡迄今为止最大的外国投资。中国与南亚对冲国的安全联系依然处于较低水平，与尼泊尔、斯里兰卡的军事合作总体有限。(63)相比之下，中国与孟加拉国的安全合作更加密切，但两国在安全问题上依然缺乏足够的协调。(64)
总之，中美案例在2001-2011至2012-2017时段的变化中，实力对比因素发生了明显变化，由此带来战略选择向更激进的方向偏移，对假设2进行了有效验证。中印案例与中美案例(2001-2011)之间，对冲国因素存在差异，南亚国家战略自主性与自助能力较弱，因此，中印两国战略选择相对更加积极，有效验证了假设3。
五、约束性战略环境下的案例验证
2018年以来，中美高烈度战略竞争关系的形成使得两国在东亚地区都面临更具约束性的战略环境，也促使各自战略选择发生变化。在冷战时期，面对美苏两极体系，印度也实施了对冲战略，美苏如何应对印度的对冲也值得探究。
(一)中美应对东亚国家的对冲(2018-2023)
1.战略环境、实力对比与对冲国因素
2018年以来，中美之间形成了较高烈度的战略竞争关系，东亚地区也面临着更趋紧张的安全环境，导致中美两国在该地区面临约束性战略环境。地区军费开支自2018年至2023年的年均增长率达到3.94%，远高于2003-2011年的2.19%与2012-2017年的2.33%。其中，日本军费开支年均增长率达到4.37%，(65)并在2022年宣称要在5年内提高一倍军费，使其占比达到GDP的2%。(66)
中美在东亚地区的实力对比在2018-2023年继续维持大体均势，两国在经济与军事上各占优势。中国仍拥有更强大的经贸影响力。(67)在军事实力上，中国在质量与数量上不断缩小与美国的军事实力差距，但仍不足美国的80%，处于劣势地位。(68)
东亚国家除日韩菲外，大多依然具备强战略自主性与强自助能力。在战略自主性上，东盟国家积极维护其在大国博弈中的主动权，强调其在地区事务中的中心地位，并得到了中美的承认。(69)但2022年后的菲律宾、2021年后的韩国以及2018-2023年的日本则展现出了“去对冲”与追随美国的倾向，(70)其战略自主性较弱。在自助能力方面，在2020年，地区平均军费开支为105.33亿美元，仅有日韩新三国高于此标准，(71)但由于东盟国家较强的制度性实力，因而东亚对冲国大都具有较强的自助能力。
2.美国应对东亚对冲国的战略选择
在约束性战略环境中，美国更加需要瓦解对冲并拉拢对冲国，以获取战略竞争优势。不过由于大部分地区国家，依然努力维持其自主性与独立地位，以及美国在实力对比中的优势相对缩小，使其更加难以实施争夺。因此，美国对东亚的对冲国采取了较高强度的平衡战略。
具体而言，美国在东亚国家与中国之间制造矛盾，拉拢地区对冲国家以限制中国影响力的增长，鼓吹要在“印太”地区统合一切资源以应对中国的“挑战”。(72)
在经济方面，美国给予东亚对冲国高度经济利益，力图创建排除中国的经济阵营，成立“印太经济框架”(IPEF)，组建“芯片四方联盟”(CHIP4)，并拉拢日韩在对华经济竞争方面追随美国。美国在东南亚也试图弥补经济政策短板，其“印太经济框架”向7个东南亚国家发出了邀请，向东南亚国家承诺加大发展援助，为东南亚的高质量可持续基础设施项目融资提供支持。(73)
在安全方面，美国给予东亚国家较高的安全利益。拜登政府妥善地处置了驻韩美军费用问题，美日联盟也得到了修复与强化，美国强调将坚定不移地支持在《日美安保条约》下使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所有能力防卫日本。(74)美国也在安全方面大力拉拢东南亚国家，宣布《美菲共同防御条约》适用于南海争端并开展军事演习。(75)美国不断炒作“中国威胁”，在南海争端、钓鱼岛争端方面怂恿盟国对华发起挑战。此外，美国试图通过在东亚地区构建小多边机制来提升合作效能并削弱中国影响，实际上也是强化与部分东亚国家的安全利益关系。
3.中国应对东亚对冲国的战略选择
面对美国施加的竞争压力和东亚地区的安全威胁与不确定性，中国同样有着争取对冲国的战略需求。但中国在与美国竞争对冲国时优势并不显著。部分国家在对华实施制衡性对冲时依然能得到美国的支持与鼓动，导致中国难以采取更加激进的战略选择。东盟在地区合作中的中心地位虽受到挑战但并未丧失，对冲国较强的战略自主性与自助能力使争夺战略得不偿失。因此，中国面对东亚对冲国依然采取平衡战略，但在战略手段上强度有所提升。
首先，中国从战略高度重视东亚国家，积极构建伙伴关系与命运共同体关系，(76)目前已经与周边多数国家构建了双边层次的命运共同体。其次，中国继续以高度的经济利益来稳定与东亚对冲国的关系。在中国的积极参与和支持下，“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于2020年11月达成协议并于2022年1月正式生效。最后，中国也加强安全投入，与东盟的安全关系在制度建设和务实合作中得到发展。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举行了更多更高规格的联合军演，2023年11月，中国与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军队在湛江举行“和平友谊-2023”多国联演，这也是首次在中国举行该系列演习。(77)不过对于日菲这些对华偏向制衡性对冲的国家，中国的军事手段也更加强硬。
(二)美苏应对印度的对冲(1962-1989)
1962年中印冲突后，苏联加强其在南亚地区的投入与对印度的扶持，而美国的南亚外交政策也发生了重大转变，在政治、军事与经济上支持印度。(78)印度尽管与苏联建立了比较密切的双边关系，但在冷战时期一直坚持不结盟的中立战略，从未真正倒向苏联阵营，这也为其在美苏之间左右逢源创造了空间。因此，1962-1989年期间，南亚地区形成了美苏印“两强一弱”非对称关系，美苏都试图争取实质上采取对冲战略的印度。
1.战略环境、实力对比与对冲国因素
美苏在冷战时期一直处于高烈度战略竞争状态，其战略利益相互对立。但是南亚并非美苏战略竞争的焦点地区。(79)因此，在1962-1989年期间，只有当南亚地区面临严重的安全冲突与地区危机时(包括1962年中印冲突、1965年印巴战争、1971年印巴战争以及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后)，美苏在应对印度对冲时才处于约束性战略环境中。。
美苏在南亚的力量投射处于均势状态。苏联在冷战时期对印度保有着强大的经济影响力，从1961-1971年，苏印贸易额增长了2.5倍，(80)从1962年占印度贸易额的5%左右增长至10%以上，在1971年，印度对苏联出口占其出口额的15%，(81)而在1988年，美国已经成为印度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占其进口来源的18%与出口市场的11%。(82)在军事实力上，苏联对南亚有着较强的陆上投射能力，美国海上投射能力更强。(83)综上分析，美苏对印度均有着强大的经济影响力，军事实力各有优势，两国在南亚的实力对比势均力敌。面对美苏冷战，印度具有较强的战略自主性与自助能力，长期坚持不结盟政策，在美苏之间能够左右逢源。在1962年后，印度的不结盟战略有所调整，更加积极地发展与美苏的关系，以期获得来自两个超级大国的更多支持。(84)虽然与苏联在1971年签订了《印苏和平友好合作条约》，建立了某种形式的特殊关系，(85)但这并不代表印度放弃了游走于美苏之间的对冲战略并倒向苏联一边，印度对苏联建设亚太安全体系的提议反应冷淡，在印度洋与核武器问题上与苏联存在矛盾，也力图限制苏联对印度国内的渗透与影响。(86)印度的军事与经济实力在南亚首屈一指，在东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独立后其优势地位更加明显，在南亚地区拥有较强的自助能力。
2.美国应对印度对冲的战略选择
美国在南亚面对苏联并不占据实力优势，处于对冲位置的印度拥有较强的战略自主性与自助能力，这些因素共同限制了美国的实际战略选择，使其在应对印度对冲时主要采取平衡战略。美国为印度提供的安全合作较为有限，处于中度安全利益层次。同时，由于印度在对苏关系和印巴冲突中多有违背美国利益的举措，美国也会适时采取低中度的强制手段纠正印度的行为。
在1962年中印冲突以及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后，美国为印度提供了较高的经济利益与适度的安全利益。危机条件下的约束性环境为美国创造了拉拢印度的机遇，美国在中印冲突爆发后立即给予印度外交支持，还交付紧急军事援助，派遣航空母舰驶向孟加拉湾，(87)并在冲突结束后向印度提供可武装5个师的装备。但是，美国所给予的安全援助依然远低于尼赫鲁的要求，设置诸多条件并坚持由英国挑头。(88)苏联入侵阿富汗后，南亚与印度对美国战略价值提升，美国同意向印度提供7.8万吨浓缩铀，在1985年同意向其出售9亿美元的先进技术与高端产品，在1984-1985年，美国就向印度提供了630亿卢比援助，占其接受外援总额的15%。(89)
在1965与1971年的印巴战争中，美国主要对印度采取低中度的强制手段，试图平衡印度的外交政策，阻遏其倒向苏联。美国在库奇兰恩事件后同时对印度与巴基斯坦施加了经济压力，以停止向其拨款作为威胁要求其从冲突立场撤退，并在战争扩大后停止对其所有援助，试图迫使印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让步。(90)在1971年战争中，美国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切断了对印经济援助并暂缓贷款，同时实施军事禁运。除此之外，美国还派遣企业号航母舰队开赴孟加拉湾警告印度，并对西巴基斯坦做出安全保证。
3.苏联应对印度对冲的战略选择
面临南亚地区约束性战略环境，苏联希望能减少南亚新兴民族国家对西方的依赖，并使其投入自己的阵营之中。但是，美国在南亚同样有着强大的影响力并与巴基斯坦建立了同盟关系，苏联并不拥有明显的实力优势。印度立国不久就确立了不结盟的战略传统，并且是南亚的首要地区大国，也使得苏联将其纳入己方阵营十分困难。因此，苏联的战略选择实际中也只能是平衡印度的对冲。不过由于苏印矛盾小于美印矛盾且苏联经济实力较弱，苏联对印度很少采取强制手段，同时更加依赖安全利益拉拢印度。
在南亚自1962年后爆发的四次危机中，苏联都试图通过中度乃至中高度的安全合作拉拢印度。在中印冲突期间，苏联同意援印建造米格—21战机工厂，并在冲突后给予印度4.1亿美元军援。(91)苏联在1965年调停印巴关系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并在1971年印巴战争中大力援印，在印度面临严峻外交压力时与其签订友好合作条约，为印度紧急运送大量武器装备并加强在印度洋的海上部署。(92)苏联在入侵阿富汗后，进一步加强在安全上拉拢印度的政策，为其提供了34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和大量海空军先进装备。(93)此外，苏联也尽其所能为印度提供了高度的经济利益，苏联援建了一些印度重工业项目，签订了长期的经贸与科技合作计划，(94)对印度的经济援助也比较可观，并耗巨资帮助其建设航天中心。
总之，相较2001-2017年，2018-2023年的中美案例中的战略环境因素发生了根本改变，而其他因素未发生显著变化，在约束性的战略环境下，中美两国的战略选择向激进方向偏移，验证了假设1。美苏案例与中美案例之间，印度作为对冲国的战略自主性强于部分东亚对冲国，因此，美苏的战略选择更为克制，对假设3进行了验证。
六、结论
近年来，有关中小国家应对大国竞争而采取对冲战略的研究成果非常丰硕，但关于大国应对对冲国战略选择的相关分析相对较少。本文主要探讨了大国如何应对对冲国的战略选择逻辑并认为，大国的战略选择主要受战略环境、大国实力对比和对冲国因素影响，存在争夺、共治、平衡、观望等不同战略类型。
相对而言，本文主要在“两强一弱”的非对称关系中探讨大国如何应对对冲，而对于大国面对不同中小国家的战略选择可以进行比较分析，这样有助于更好地检验中小国家因素对于大国战略选择的影响。对于大国如何应对中小国家的制度性对冲，亦可以从国际制度视角进行深入分析。
对于中国而言，随着中美战略博弈的加剧，中国不仅在周边地区面临着邻国的对冲，在世界其他地区也存在一些国家在中美之间进行对冲。这不仅增加了中国与这些国家关系的不确定性，也使得中国与这些国家关系发展面临更为高昂的战略成本。对此，中国在面对其他国家对冲战略时应注意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需要根据不同地区的战略价值和战略资源，确定更加适宜的战略目标，避免目标不切实际而引发战略错误。二是需合理使用经济、安全等战略手段来应对中小国家的对冲，要注意到不同手段的优劣和组合拳使用。三是注重战略资源的使用效率，避免战略透支或资源浪费。展望未来，中美之间的战略博弈依然会延续，考虑到武力使用限制和国际规范的作用，世界上将有不少国家在中美之间采取对冲战略，对此，中国需谨慎应对，避免战略迷失。
感谢《当代亚太》约请的匿名评审专家提供的中肯建议，文中错漏概由作者负责。
注释：
①参见Cheng-Chwee Kuik,"The Essence of Hedging:Malaysia and Singapore's Response to a Rising China",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Vol.30,No.2,2008,pp.159-185; Evelyn Goh,Meeting the China Challenge:The U.S.in Southeast Asian Regional Security Strategies,Washington:East-West Center,2005; Kei Koga,"The Concept of ‘Hedging’ Revisited:The Case of Japan's Foreign Policy Strategy in East Asia's Power Shift",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20,No.4,2018,pp.633-660。
②参见John D.Ciorciari,"The Variable Effectiveness of Hedging Strategies",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Vol.19,No.3,2019,pp.523-555; Cheng-Chwee Kuik,"Getting Hedging Right:A Small-State Perspective",China International Strategy Review,Vol.3,No.2,2021,pp.300-315；查雯：《大国竞争升级下对冲战略的瓦解与延续以澳大利亚、菲律宾、新加坡的对华政策为例》，载《外交评论》2021年第4期，第21～51页；漆海霞：《中美竞争下的对冲及其风险》，载《国际政治科学》2024年第2期，第61～77页；高鹏、朱翊民：《去对冲：美国亚太盟国的战略转向》，载《外交评论》2024年第2期，第80～104页。
③Dale C.Copeland,The Origins of Major War,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0,p.259.
④顾炜：《地区战略与大国崛起时对周边小国的争夺——俄罗斯的经验教训及其对中国的启迪》，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1期，第40～60页；李开盛：《地区国际主义与中国的东亚外交》，载《外交评论》2008年第3期，第20～25页。
⑤王梓元、匡泽玮：《大国竞争、昂贵信号与小国对外政策选择——以中美竞争中的菲律宾、新加坡为例》，载《东北亚论坛》2024年第1期，第18～33页。
⑥杨原：《崛起国如何与霸权国争夺小国？——基于古代东亚历史的案例研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2期，第26～50页。
⑦凌胜利：《楔子战略与联盟预阻》，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7期，第68～89页。
⑧韩召颖、黄钊龙：《中国崛起、东亚格局和东亚秩序：现状与未来》，载《现代国际关系》2017年第9期，第9页。
⑨凌胜利：《中外学者论中美互动与亚太新格局》，载《和平与发展》2015年第6期，第49～51页；凌胜利：《中美亚太海权竞争的战略分析》，载《当代亚太》2015年第2期，第79页。
⑩参见杨原、曹玮：《大国无战争、功能分异与两极体系下的大国共治》，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8期，第29～65页；赵全胜：《中美关系和亚太地区的“双领导体制”》，载《美国研究》2012年第1期，第7～26页。
(11)参见万晓：《大小国有战争、需求排序与大国共治再解释》，载《国际政治科学》2024年第3期，第1～35页；顾炜：《双重领导型地区秩序的构建逻辑》，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1期，第130～154页；王俊生：《东北亚安全秩序的悖论与中美双领导体制的未来》，载《当代亚太》2019年第2期，第126～154页。
(12)Luis Simón and Fabio Figiaconi,"Better Safe than Sorry:Why Great Powers Accommodate High-Value Hedgers",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November 7,2024,pp.1-19.
(13)参见贺凯：《亚太地区的制度制衡与竞争性多边主义》，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12期，第60～83页；刘昌明、杨慧：《竞争性多边主义与国际秩序的演进趋向——基于国际制度合法性视角的解释》，载《东北亚论坛》2021年第4期，第24～38页。
(14)参见马博：《霸权的衰落与小多边主义的崛起——以美国构建“四方安全对话”为例》，载《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3年第4期，第25～50页；凌胜利、王彦飞：《霸权的逻辑：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多边转向》，载《国际安全研究》2022年第4期，第91～126页。
(15)杨原：《崛起国如何与霸权国争夺小国？——基于古代东亚历史的案例研究》，第26～50页。
(16)唐世平：《我们时代的安全战略理论：防御性现实主义》，林民旺、刘丰、尹继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46～190页。
(17)杨原、曹玮：《大国无战争、功能分异与两极体系下的大国共治》，第43页。
(18)杨原：《两极体系下大国战略竞争的演化》，载《国际政治科学》2019年第4期，第1～54页。
(19)凌胜利：《中国为什么不结盟？》，载《外交评论》2013年第3期，第29～30页；凌胜利：《霸权护持与拜登政府的议题联盟》，载《和平与发展》2024年第2期，第35～37页。
(20)朱陆民、黄海滨：《越南对中美“对冲战略”的实施及其限度》，载《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21年第5期，第44页。
(21)Ketian Zhang,"Cautious Bully:Reputation,Resolve,and Beijing's Use of Coerc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44,No.1,2019,pp.117-159.
(22)凌胜利：《楔子战略与联盟预阻》，第75页。
(23)方炯升：《有限的回击：2010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制裁行为》，载《外交评论》2020年第1期，第66～76页。
(24)这一划分参考了诺林·里普斯曼(Norrin M.Ripsman)等学者对战略环境的包容性/约束性两分，参见诺林·里普斯曼、杰弗里·托利弗、斯蒂芬·洛贝尔：《新古典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刘丰、张晨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7～50页。
(25)Robert Russel and Juan Gabriel Tokatalian,"From Antagonistic Autonomy to Relational Autonomy:A Theoretical Reflection from the Southern Cone",Lat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Society,Vol.45,No.1,2003,p.1.
(26)凌胜利：《二元格局：左右逢源还是左右为难？——东南亚六国对中美亚太主导权竞争的回应(2012-2017)》，载《国际政治科学》2018年第4期，第55～76页。
(27)吴心伯：《论中美战略竞争》，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5期，第106页；"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U.S.Department of Defense,February 6,2006,http://gffggd1f250366b914676spcpcn5uo0kb96vu5.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Portals/70/Documents/quadrennial/QDR2006.pdf?ver=2014-06-25-111017-150.
(28)"SIPRI Military Expenditure Database",SIPRI,http://gffgg0f766b2541bc46c7spcpcn5uo0kb96vu5.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sipri.
(29)"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The White House,February,2015,http://gffgg0c7ccd01b8e34ed4spcpcn5uo0kb96vu5.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sites/default/files/docs/2015_national_security_strategy_2.pdf.
(30)"Korea,Rep.Trade Summary Data",World Bank,http://gffggb974ca75a6bf492cspcpcn5uo0kb96vu5.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Country-Profile/en/Country/KOR/Year/2015/Summary; "Japan Trade Summary Data",World Bank,http://gffggb974ca75a6bf492cspcpcn5uo0kb96vu5.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CountryProfile/en/Country/JPN/Year/2015/Summary; "East Asia & Pacific Trade Summary Data",World Bank,http://gffggb974ca75a6bf492cspcpcn5uo0kb96vu5.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CountryProfile/en/Country/EAS/Year/2017/Summary; "Asean Statistical Yearbook 2023",Asean,http://gffggbc90d115f94943cespcpcn5uo0kb96vu5.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wp—content/uploads/2023/12/ASYB—2023—v1.pdf.
(31)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United States",The Military Balance,Vol.101,No.1,2001,pp.12-28;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Chapter One:North America",The Military Balance,Vol.110,No.1,2010,pp.15-52;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Chapter Three:North America",The Military Balance,Vol.117,No.1,2017,pp.27-62.
(32)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Chapter Six:Asia",The Military Balance,Vol.117,No.1,2017,pp.237-350.
(33)凌胜利、李航：《规范认同、规范威胁与亚太盟国对美追随差异——基于涉华政治议题的分析》，载《南洋问题研究》2023年第4期，第21～35页。
(34)"SIPRI Military Expenditure Database",SIPRI,http://gffgg0f766b2541bc46c7spcpcn5uo0kb96vu5.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sipri.
(35)季玲：《历史、实践与东盟安全合作进程》，载《外交评论》2014年第5期，第87～88页。
(36)刘丰：《中国东亚安全战略转变及其解释》，载《国际政治科学》2016年第3期，第32～33页。
(37)聂文娟：《东盟如何在南海问题上“反领导”了中国？——一种弱者的实践策略分析》，载《当代亚太》2013年第4期，第98页。
(38)秦亚青、魏玲：《结构、进程与权力的社会化——中国与东亚地区合作》，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3期，第12～15页。
(39)聂文娟：《东盟如何在南海问题上“反领导”了中国？——一种弱者的实践策略分析》，第91～106页。
(40)刘丰：《中国东亚安全战略转变及其解释》，第30～31页。
(41)中国向巴基斯坦出口先进的歼-10CE战斗机，向泰国出口071E型船坞登陆舰和VT-4主战坦克。中国积极参加上海合作组织、亚信会议、东盟地区论坛、东盟防长扩大会等周边地区军事合作机制，推动周边地区军事合作机制发展。
(42)Christina Lai,"Acting One Way and Talking Another:China's Coercive Economic Diplomacy in East Asia and Beyond",The Pacific Review,Vol.31,No.2,2018,pp.1-16；方炯升：《有限的回击：2010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制裁行为》，第76～80页。
(43)Ketian Zhang,"Cautious Bully:Reputation,Resolve,and Beijing's Use of Coerc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pp.117-159.
(44)门洪华：《美国霸权与东亚：一种制度分析》，载《太平洋学报》2005年第9期，第44～45页。
(45)金灿荣、周鑫宇：《美国东亚政策的新特点》，载《国际观察》2006年第5期，第15～16页。
(46)门洪华：《美国霸权与东亚：一种制度分析》，第45～47页。
(47)林民旺：《南亚的地缘政治博弈及其战略格局的演进》，载《云大地区研究》2019年第2期，第126～130页。
(48)参见冯立冰、连昌惠：《南亚小国的战略对冲与中国的南亚地区政策选择》，载《外交评论》2022年第4期，第105～106页；袁淼：《对冲视角下的南亚地区风险与斯里兰卡外交战略》，载《南亚研究季刊》2021年第4期，第37～55页。
(49)林民旺：《南亚的地缘政治博弈及其战略格局的演进》，第114～119页。
(50)刘鹏：《南亚安全格局重塑与“一带一路”的推进》，载《南亚研究季刊》，2018年第3期，第100页。
(51)"SIPRI Military Expenditure Database",SIPRI,http://gffgg0f766b2541bc46c7spcpcn5uo0kb96vu5.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sipri.
(52)"Nepal Trade Summary 2020 Data",World Bank,http://gffggb974ca75a6bf492cspcpcn5uo0kb96vu5.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CountryProfile/en/Country/NPL/Year/2020/Summary; "Bangladesh Trade Summary 2015 Data",World Bank,http://gffggb974ca75a6bf492cspcpcn5uo0kb96vu5.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CountryProfile/en/Country/BGD/Year/2015/Summary; "Sri Lanka Trade Summary 2020 Data",World Bank,http://gffggb974ca75a6bf492cspcpcn5uo0kb96vu5.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CountryProfile/en/Country/LKA/Year/2020/Summary.
(53)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Chapter five:Asia",The Military Balance,Vol.124,No.1,2024,pp.218-327.
(54)张敦伟：《族群建构与国家治理：试论尼泊尔的政治权力再分配改革》，载《区域与全球发展》2018年第3期，第126～142页；刘一丹、王敏：《斯里兰卡国家建构进程中的政党功能变迁》，载《南亚研究季刊》2023年第1期，第80～98页。
(55)"SIPRI Military Expenditure Database",SIPRI,http://gffgg0f766b2541bc46c7spcpcn5uo0kb96vu5.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sipri.
(56)楼春豪、马宗绪：《“邻国优先”下，印度不断巩固“南亚后院”？》，载《世界知识》2022年第13期，第18页。
(57)宋效峰：《印度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政策及其限度》，载《学术探索》2022年第11期，第58～59页。
(58)Darshana M.Baruah,"India's Answer to the Belt and Road:A Road Map for South Asia",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August 21,2018,http://gffgg6c459393c7e042b3spcpcn5uo0kb96vu5.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research/2018/08/indias-answer-to-the-b elt-and-road-a-road-map-for-south-asia?lang=en.
(59)Syed Muazzem Ali,"The Current and Future State of India-Bangladesh Relations",Strategic Analysis,Vol.42,No.5,2018,pp.529-537.
(60)Shubhajit Roy,"India Team in Lanka:Ready to Aid Recovery via Investments",The India Express,June 24,2022,http://gffgg589defbaef9c49c4spcpcn5uo0kb96vu5.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article/india/india-team-in-lanka-ready-to-aid-recovery-via-investments-7987544/.
(61)叶海林：《印度南亚政策及对中国推进“一带一路”的影响》，载《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16年第2期，第7～8页。
(62)Deep Pal,"China's Influence in South Asia Vulnerabilities and Resilience in Four Countries",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October 13,2021,http://gffgg6c459393c7e042b3spcpcn5uo0kb96vu5.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research/2021/10/chinas-influence-in-south-asia-vulnerabilities-and-resilience-in-four-countries?lang=en,October 2021.
(63)"China's Activities And Influence in South And Central Asia",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May 12,2022,http://gffgg93888e28089b4999spcpcn5uo0kb96vu5.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sites/default/files/2022-11/Chapter_3_Section_3-Chinas_Activities_and_Influence_in_South_and_Central_Asia.pdf.
(64)Deep Pal,"China's Influence in South Asia Vulnerabilities and Resilience in Four Countries",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October 13,2021,http://gffgg6c459393c7e042b3spcpcn5uo0kb96vu5.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research/2021/10/chinas-influence-in-south-asia-vulnerabilities-and-resilience-in-four-countries?lang=en,October 2021.
(65)"SIPRI Military Expenditure Database",SIPRI,http://gffgg0f766b2541bc46c7spcpcn5uo0kb96vu5.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sipri.
(66)Sakura Murakami,"Japan Makes Record Defence Spending Request Amid Tension with China",Reuters,August 31,2023,http://gffgg48b18c917ab84fb2spcpcn5uo0kb96vu5.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business/aerospace-defense/japan-makes-record-defence-spending-request-amid-tension-with-china-2023-08-31/.
(67)"East Asia & Pacific Trade Summary Data",World Bank,http://gffggb974ca75a6bf492cspcpcn5uo0kb96vu5.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CountryProfile/en/Country/EAS/Year/2020/Summary; "Asean Statistical Yearbook 2023",Asean,http://gffggbc90d115f94943cespcpcn5uo0kb96vu5.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wp-content/uploads/2023/12/ASYB-2023-v1.pdf.
(68)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Chapter Six:Asia",The Military Balance,Vol.120,No.1,2020,pp.220-323.
(69)夏雷：《面向大国竞争的东盟：自主性的提升与作用力效应分析》，载《西南大学学报》2023年第2期，第95～96页。
(70)漆海霞：《中美竞争下的对冲及其风险》，第61～77页；高鹏、朱翊民：《去对冲：美国亚太盟国的战略转向》，第80～104页。
(71)"SIPRI Military Expenditure Database",SIPRI,http://gffgg0f766b2541bc46c7spcpcn5uo0kb96vu5.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sipri.
(72)Mike Pompeo,"Communist China and the Free World's Future",The U.S.Department of State,July 23,2020,http://gffggc6a1a34852ed4c5fspcpcn5uo0kb96vu5.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communist-china-and-the-free-worlds-future-2/.
(73)杨悦：《美国对东南亚国家的诱拉与地区回应》，载《国际问题研究》2023年第3期，第79页。
(74)凌胜利、杨曦：《拜登执政以来“印太战略”背景下的美日安全合作探析》，载《国家安全论坛》2023年第4期，第43～46页。
(75)Ankit Panda,"In Philippines,Pompeo Offers Major Alliance Assurance on South China Sea",The Diplomat,March 4,2019,http://gffgg2b83728a39fc47d0spcpcn5uo0kb96vu5.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2019/03/in-philippines-pompeo-offers-major-alliance-assurance-on-south-china-sea/.
(76)王俊生：《中美在中国周边竞争对中日韩合作的影响》，载《日本学刊》2023年第2期，第80～84页。
(77)吴琳：《东亚安全秩序变迁与中国的地区战略选择》，载《国际展望》2024年第1期，第108～113页。
(78)戴超武：《1965年印巴战争与美国的反应和政策》，载《世界历史》2008年第2期，第5～8页。
(79)陶莹：《冷战时期美国对印度政策的演变》，载《历史教学》2007年第9期，第73页。
(80)Hanumanthu Lajipathi Rai,Indo-Soviet Trade Relations,p.8.
(81)劳伦斯·维特：《印度与苏联的经济关系》，载《国际经济评论》1979年第6期，第64页。
(82)"India Trade Summary 1988 Data",World Bank,http://gffggb974ca75a6bf492cspcpcn5uo0kb96vu5.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Country-Profile/en/Country/IND/Year/1988/Summary.
(83)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The United States",The Military Balance,Vol.82,No.1,1982,p.10;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The Soviet Union",The Military Balance,Vol.83,No.1,1983,p.16.
(84)伍福佐：《析冷战时代印度的不结盟战略》，载《南亚研究季刊》2004年第4期，第49～54页。
(85)胡志勇：《冷战时期苏联与南亚的关系》，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第41～43页。
(86)朱榕：《印度和苏联关系的剖析》，载《国际问题研究》1988年第3期，第16～18页。
(87)王琛：《美国对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的反应》，载《史学月刊》2002年第1期，第92～93页。
(88)孟庆龙：《中印边界战争前后美国对印度态度的变化——兼论美印关系的历史基础》，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第89～92页。
(89)鲁达尔·达特、K.P.M.桑达拉姆：《印度经济(上)》，雷启淮等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92页。
(90)戴超武：《1965年印巴战争与美国的反应和政策》，第8～12页。
(91)朱榕：《印度和苏联关系的剖析》，第16页。
(92)张威：《1971年南亚危机与苏联的政策与反应》，载《国际论坛》2011年第2期，第28～31页。
(93)王鸿余：《苏联对印度援助的剖析》，载《国际问题研究》1988年第1期，第32～36页。
(94)晓冰：《苏联对印度经济援助概况》，载《南亚研究》1981年第1期，第84～8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