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特朗普再次执政后美国对外战略出现重要调整，更加强调美国本土和西半球的战略价值，重新建构美国与世界的关系，更多使用经济胁迫、军事施压、外交讹诈等强制性政策手段，并重塑与盟国关系。特朗普政府对外战略调整是美国实力地位变化、决策层对美国国际地位与作用认知、特朗普政策理念与行为特点等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一调整对中国周边环境产生复杂而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中美关系出现新态势，美国对中国周边地区投入相对下降，中国周边整体战略环境有所改善；美国关税政策冲击中国周边国家经济发展和地区产业链，该地区国家之间经贸合作有所加强；美国对亚太盟友重视程度下降，中国周边阵营对抗态势有所缓和；中国周边国家对美国认知发生变化，美国在本地区形象与领导力下滑。
关键词：美国对外战略 中国周边外交 中国周边环境
作者系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文章原载于《当代世界》2026年第4期，注释略
中国周边环境复杂多变，受大国战略竞争、地缘政治冲突、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挑战、历史文化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中美关系对中国周边环境的演变具有重要牵引作用，影响中国周边形势的整体走向。多年来，美国持续操弄中国周边地区热点问题，包括与中国周边地区的多个重要盟国建立“小多边机制”、干扰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制造地区集团对立与阵营对抗等，试图通过破坏中国周边地区秩序来迟滞中国和平发展进程。特朗普再次执政后对美国对外战略作出重大调整，对中国周边形势产生重要影响，中国周边环境随之出现诸多新变化。
特朗普2.0美国对外战略调整
美国具有重要全球影响力，其战略调整成为影响中国周边环境十分重要的因素。特朗普2.0美国对外战略发生重大变化，其中与中国周边环境相关的对外战略调整主要有以下方面。
首先，美国全球战略的重点区域发生变化。从“美国优先”的视角出发，特朗普政府重新划定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优先级排序，按地理区域划分依次为美国本土、西半球、亚洲、欧洲、中东及世界其他地区。特朗普政府认为，本土安全是美国作为主权国家生存的根本保障，但这一安全正遭受大规模移民的威胁，因此必须终结“大规模移民时代”，而遏制“非法移民”入境的核心手段就是边境管控。2025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西半球战略重要性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强调“美国将重申并践行门罗主义，恢复在西半球的主导地位”，并“阻止西半球外竞争对手在本地区部署军力或其他威胁性力量”。自2026年以来，特朗普政府在委内瑞拉、巴拿马和格陵兰岛等问题上采取一系列霸凌举措，试图在短期内显著强化对西半球的排他性控制。但在美国全球战略资源投入总量没有明显增加的情况下，其对西半球投入的上升意味着对其他地区的投入必然下降。
其次，特朗普政府对美国全球战略目标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其中比较关键的是重新认识和建构美国与世界的关系。二战结束后特别是冷战结束后一个较长时期内，美国投入大量战略资源维护“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认为这一秩序相对稳定且高度契合美国国家利益，能够维护其全球主导地位。2022年拜登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强调，“我们（美国）的目标很清晰——我们想要一个自由、开放、繁荣和安全的国际秩序”，宣称没有哪个国家比美国更有能力和更有目标地领导世界。相比之下，特朗普政府2025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表示“美国像阿特拉斯般支撑整个世界秩序的时代已经结束”，将首要战略目标变更为谋取切实可见的具体利益，不再强调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作用。2026年1月，美国国防部（战争部）发布《国防战略报告》，将“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批判为“空中楼阁般的抽象概念”，指责拜登政府牺牲美国人的利益维护该秩序。特朗普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战略文件表明，其对美国与世界关系的认识出现重要变化，无意继续投入战略资源维护现有国际秩序的稳定性，而是试图利用全球主导地位获取现实利益，甚至不惜牺牲其他国家甚至是盟友的正当权益。这意味着特朗普2.0美国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破坏将愈演愈烈。
再次，特朗普政府改变了美国实现对外战略目标的政策手段。与奥巴马政府、拜登政府重视多边主义，利用国际制度与规则来实现美国利益并打压竞争对手的做法不同，特朗普政府偏好单边行动，对国际组织采取公然蔑视的态度。2026年1月，特朗普签署总统备忘录，指示美国退出66个“不再服务于美国利益”的国际组织，包括35个非联合国组织和31个联合国实体。在处理与其他国家关系时，特朗普政府将“美国优先”理念推向极端，通过经济胁迫、军事冒险与外交讹诈等手段，对全球多国实施高压政策。在经济领域，2025年4月，特朗普政府对全球70多个国家征收所谓“对等关税”，利用其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施加压力，迫使这些国家在经济上屈服于美国的要求。在军事领域，2025年以来，特朗普政府对外军事行动的频率明显增加，手段更为激进，不但对也门、叙利亚等多个国家实施军事打击，突袭委内瑞拉并非法劫掠马杜罗总统及其夫人，而且在假意与伊朗进行外交谈判使伊朗放松警惕的情况下，联合以色列对伊朗领导层进行所谓“斩首式精确打击”，开创了国际关系中十分恶劣的先例。在外交领域，特朗普政府公开声索巴拿马运河控制权和格陵兰岛主权，利用乌克兰对美国的军事依赖获取其国内矿产资源开采权等，把外交关系“简化”为交易关系，并“从实力地位出发”对相关国家进行极限施压，使美国与这些国家关系出现更大不确定性。长期以来，美国通过“胡萝卜加大棒”政策手段维护其全球霸权，但在特朗普2.0时期，在美国与他国的关系中已经基本没有作为利益诱导手段的“胡萝卜”，只剩下威胁与强制的“大棒”，其对关税、军事打击等强制手段的迷恋达到冷战结束以来的高峰。
最后，美国对盟友作用的认识出现重要变化，与盟友关系面临重塑。拜登政府认为，遍布全球的同盟与伙伴关系是美国最重要的战略资产，在美国国家安全政策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有助于美国维护霸权和拓展全球利益，其任内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扩大和强化美国的联盟体系。特朗普再次上台后，对盟友的态度发生重大转变，其在“美国优先”理念下，从利益交换角度审视美国与盟友的关系，无论是趁欧洲能源危机将油气高价卖给欧洲国家牟取暴利，还是指责北约国家和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没有在美以伊战争中为美国“出力”，其背后的逻辑都是盟友也要遵循“美国优先”，为美国利益服务，从而导致美国与盟友之间关系出现严重裂痕。特别是特朗普政府强调盟友要承担更大责任，要求核心盟友如北约盟国将军费开支提升至占GDP5%的水平。同时，特朗普政府要求北约盟国将提升的军费用于购买美国军火，而不是发展自身的国防工业。在2026年发布的《国防战略报告》中，美国进一步将盟友区分为“模范盟友”和其他盟友，称将“优先与模范盟友开展合作与互动——这些盟友在必要时投入相应资源，在地区威胁应对中展现出更积极的作为，同时获得美国有限但关键的支持”。这本质上是一种弱化对盟友承诺、施压盟友配合美国全球战略乃至主动向美国输送利益的做法。在此背景下，美国盟友对美国的态度逐渐转变，之前其主要担心在危急时刻被美国“抛弃”，为了避免这样的结果，这些国家采取多种措施加强与美国的战略绑定；而在面对特朗普政府时，一些盟友担心被美国霸凌，其对美国的政策倾向出现很大变化，被迫增强战略自主以求逐步摆脱对美依赖，这意味着美国与盟友的关系将发生巨大转变。
美国对外战略调整的动因
特朗普2.0美国对外战略调整并非偶然现象，而是美国综合国力、特朗普政府主观认知和执政理念变化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美国综合国力相对衰落。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综合国力经历了一个先上升再相对下降的过程。2001—2024年，美国GDP从10.58万亿美元提升至28.75万亿美元，占世界GDP的比重却从31.4%降至25.9%。从比例上看变化似乎并不明显，但美国政府的财政状况每况愈下。一是财政赤字虽有起伏，但呈现持续上升态势。特别是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一直居高不下，2025年更是达到1.775万亿美元，相当于经济总量的5.8%，如果以2025年美国联邦政府收入5.235万亿美元作为分母，当年的财政赤字占财政收入的比例高达33.9%，“寅吃卯粮”的现象十分严重。二是联邦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攀升。美国政府通过“借新还旧”的方式进行超预算开支，债务规模从2001年的5.8万亿美元攀升至2025年的38万亿美元。特别是2022年以来，在美联储持续加息的背景下，巨额联邦债务导致美国政府每年的利息支出快速上升，从2022年的4759亿美元上升到2025年的9699亿美元，这一规模已超过当年的军费开支（8925亿美元）。经济实力和财政偿付能力是大国实现战略目标的关键先决条件。巨额财政赤字以及恶性膨胀的联邦债务对美国对外战略日益形成一种刚性约束。在此背景下，缩减开支和进行一定程度的战略收缩就成为美国政府的必然选择。
其次，特朗普政府的主观认知发生明显变化。特朗普政府的标志性政策口号是“让美国再次伟大”，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主动承认美国的实力地位在一些重要方面出现相对衰落。2025年8月益普索发布的一份民调数据显示，认为美国是“最伟大国家”的美国人数量占比持续下降，从2017年的51%下降到2025年的35%。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背景下美国制造业的空心化以及社会贫富分化显著加剧，很多美国人陷入收入增长停滞、物价上涨和生活条件不断恶化的境地，并产生美国衰落的认知和对美国政治制度的不满。支持特朗普的选民中，有相当一部分认为是全球化导致了这种局面，因此对全球化十分不满。美国副总统万斯于2016年出版的《乡下人的悲歌》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美国梦”破灭带来的影响，引发很多美国人共鸣。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政府认为，过去几十年美国承担了太多国际责任，在实力相对衰落的背景下，美国无力也不应该支撑整个国际体系。2025年1月，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表示，只有一个单极强权的状态并非常态，世界最终会回到一个多极化的世界，多个大国分布在世界不同地方。相对于奥巴马和拜登政府时期对美国全球霸主地位的反复强调，鲁比奥的说法虽显得有些离经叛道，但也代表了特朗普政府内部的某种声音。
最后，美国对外战略调整也受特朗普政府政策理念与行为方式的影响。特朗普本人作为商人的长期经历，使其在对外政策中形成一种以强人政治为支撑的交易型路径，更多地聚焦从世界各国获取切实可见的现实利益，而不是追求国际秩序的稳定性、美国的全球领导力、美国的国际形象等更为模糊的软性目标。作为一位强势总统，特朗普本人的政策理念影响了美国对外政策的方方面面。被任命为美国国务卿的第二天，鲁比奥发表声明，表示美国国务院“花的每一分钱、资助的每一个项目、推行的每一项政策，都必须能用三个简单问题的答案来证明其合理性：它是否让美国更安全？它是否让美国更强大？它是否让美国更繁荣？”这段话进一步明确“美国优先”在外交政策领域的含义，意味着在任何时候都要从“美国优先”的角度审视美国与世界秩序的关系，维护“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稳定不再是美国理所当然的政策目标，而如果世界秩序的稳定与美国对某一具体利益的追求相悖，特朗普政府不排除极尽各种手段来“改变”世界秩序。除“美国优先”理念外，特朗普抱持传统权力政治思维，其对外政策强调“以实力求和平”。与奥巴马和拜登政府对美国全球主导地位的强调不同，特朗普政府认为“均势政治”（Balance of Power）是重要的外交政策原则。2025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指出，美国“拒绝追求全球霸权的错误理念”，“大国因其规模、财富与实力而具有超常影响力，是国际关系中永恒不变的事实”。特朗普政府对大国协调与“均势政治”的某种认同，使其更容易接受传统的大国势力范围思维，这在现实层面体现为美国对西半球其他国家内政的粗暴干涉，以及对域外大国在西半球影响力的强烈排斥。对于美国与盟国关系，特朗普政府更多从经济层面加以理解，对于盟国长期搭美国便车的做法十分反感，多次表示“盟友比敌人更糟糕”。这一认知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美国与盟国关系的底层逻辑。由于一些盟友高度依赖美国的安全保护，缺乏战略自主能力，在美国的威胁面前显得十分脆弱，使其成为被特朗普政府霸凌的对象，因而不得不加大实现战略自主的努力。
美国对外战略调整对中国周边环境的影响
鉴于美国的全球影响力，特朗普2.0对外战略调整不仅对世界形势产生重大影响，也成为牵动中国周边环境变化的重要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美国全球战略调整对中国周边战略环境产生复杂影响。一方面，中美关系出现新态势。自2018年以来，随着美国不断加大对华遏制打压力度，中美关系持续下滑。但2025年以来，在特朗普政府四面出击，采取一系列咄咄逼人的对外政策，与不少国家关系出现明显恶化的情况下，中美关系反而实现了基本稳定。2025年11月，中美领导人在韩国釜山会晤，特朗普对两国元首会晤作出高度评价，认为这是一次“精彩的会议”，表示如果满分是10分的话，可以给这次会议打12分。特朗普的说法虽然有很大夸张成分，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其稳定中美关系的意愿。中美关系发展态势是影响中国周边环境的最重要因素，其直接影响周边国家的对外政策取向。另一方面，中国周边地区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重要性排序发生变化，美国战略资源的配置在一定程度上向本土和西半球转移，这导致其对中国周边地区的投入相对下降。在此背景下，美国将更多责任转移给亚太盟友，要求其加大投入，与美国一道“维护地区秩序”。然而，随着美以伊战事发生，美国不得不加快转移亚太地区战略力量的步伐。2026年3月，在未与韩国充分协商的情况下，美国将部署在韩国的“萨德”系统调往中东，引发韩国强烈不满。特朗普政府还宣布，美国在日本冲绳的驻军规模将逐步从约1.9万人缩减到约1万人，首批人员已改派至关岛，剩余人员将在未来数年内分阶段向关岛、夏威夷和澳大利亚转移。虽然亚太作为美国对外战略重点区域的地位没有改变，但在其全球战略调整背景下，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投入相对下降，这将对亚太地区的力量平衡产生显著影响。
其次，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对中国周边国家经济发展和地区产业链形成扰动，影响区域经济环境的稳定性，并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亚太地区国家通过加强经贸合作抵御外部冲击。2025年4月，特朗普政府宣布对全球数十个国家加征所谓“对等关税”，其中，柬埔寨、老挝、越南、缅甸等国承受高达44%以上的税率，日本、韩国、泰国作为美国盟友也分别承受24%、25%和36%的额外关税。虽然到2025年7月底，美国对上述一些国家加征的关税下调到15%—20%的水平，但这是以很多国家作出多方面让步为代价的。如韩国承诺对美国投资3500亿美元，到2030年花费250亿美元购买美国军事装备，并为驻韩美军提供330亿美元的支持。受输美产品关税上升影响，2025年，在韩国出口总额从6837亿美元上升到7089亿美元的情况下，韩国对美出口从1284亿美元下降到1234亿美元，韩国对美国的出口依赖度从18.8%下降到17.4%。另一个典型例子是越南。2025年4月，特朗普政府宣布对越南加征46%高额关税。同年10月，越南和美国达成框架协议，美方宣布将对越南的关税税率下调到20%，越南取消对几乎所有进口自美国的工业和农业产品关税，为美国产品提供优惠的市场准入条件。美国还对经过越南“转口”的商品加征40%关税，尤其是针对含有大量中国成分且本地附加值极低的商品。显然，美国针对中国周边国家加征的关税，不仅是为了获取利益，也是其遏压中国对外贸易和产业的重要政策工具。虽然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对亚太地区国家的对美出口形成较大冲击，但亚太地区的自贸协定在稳定经贸关系方面发挥了缓冲外部冲击的作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关税减免和有利的原产地规则有助于增强区域内部贸易和产业链联系。例如，根据越南海关数据，2025年1—11月，越南与RCEP其他成员国的贸易总额达到4531.6亿美元，约占越南贸易总额的54%，越南对RCEP其他成员国的进口额占越南进口总额的72%。与之相似，2025年中国对RCEP其他成员国的贸易额比上年增长5.3%，其中，中国—东盟贸易额突破1万亿美元，东盟继续保持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于2025年10月正式签署，其内容涵盖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供应链互联互通等9个领域，将有力促进双方产供链深度融合。总体上，特朗普的关税政策虽对中国周边国家与美国经济关系形成较大冲击，但本地区国家之间经贸合作仍在持续发展，在抵御外部冲击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再次，美国与亚太盟友关系出现调整，中国周边地区阵营对抗态势有所缓和，中国面临的安全压力有所缓解。特朗普再次执政后，美国试图从盟友榨取利益的做法变本加厉，基本打破了盟友通过拖延或者祸水东引的方式逃避美国压力的幻想。盟友的心态在一定程度上从过去的担心危急时刻被美国“抛弃”，转变为当前如何避免被美国更为严重地“霸凌”，美国亚太盟伴体系凝聚力下降，对地区事务的影响有所减弱。例如，“印太战略”在美国对外战略中地位下降，其在本地区推进势头减弱。由于美国和印度在关税、进口俄罗斯石油等方面存在分歧，特朗普2025年8月宣布取消访印计划，原定2025年底在印度举办的“印太”四国领导人峰会也随之被取消。在印美摩擦显著增多背景下，印度对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出现转向。随着李在明政府于2025年6月上台执政，韩国对外战略选择发生一些变化，中韩关系重拾前行动力。乌克兰危机延宕多年，2026年中东危机持续发酵并升级为美以伊战争，拉美局势在特朗普政府“新门罗主义”干预下变得紧张，全球多个地区局势恶化。相比之下，中国周边部分热点问题表现相对平静，周边安全环境整体稳定。虽然美国政府针对中国的政策大方向没有改变，但过去一年多时间，中国周边地区由于美国因素造成的压力有所缓解，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发展获得更大空间。
最后，特朗普政府的政策行动影响中国周边国家对美国认知，削弱美国在本地区的形象与领导力。特朗普政府蛮横实行“美国优先”政策，在经济、安全等领域采取霸凌他国的做法，导致美国国际形象出现大幅下降。皮尤公司2025年6月发布的民调显示，韩国民众对美国具有好感的比例从2024年的77%下降到2025年的61%，日本民众对美国具有好感的比例从2024年的70%下降到2025年的55%。更引人注目的是，澳大利亚民众对美国具有好感的比例从2024年的40%下降到2025年的29%，对美国没有好感的人占比则上升到71%。在被调查的24个国家中，19个国家的民众对特朗普作为“世界领导人”的表现缺乏信心，其中日本为61%，印度尼西亚为62%，韩国为67%，澳大利亚更是高达77%。盖洛普2026年4月发布的民调显示，基于2025年在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调查数据，36%的人认可中国的全球领导力，而认可美国领导力的比例为31%，是该机构20年来记录到中国对美国领先幅度最大的一次。在美国国际形象下降背景下，中国周边国家民众前往美国旅游、经商、留学的人数出现下滑。以韩国为例，韩国通常在美国旅游、经商和留学生入境人数中排名前五。2024年韩国人入境美国的数量为170万人次，比2023年上升6.2%。但2025年入境美国的韩国人出现大幅下降。与2024年同期相比，2025年5月入境美国的韩国人数量下降11.3%，下降幅度仅次于加拿大。2026年4月，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发布的民调显示，东盟国家最关心的地缘政治问题是特朗普2.0美国政府的领导力，受访民众普遍认为，美国需要尊重国际法和国际组织并停止破坏现行国际秩序。在美国国际形象下降背景下，中国周边国家产生对冲与美国关系中存在的风险的需求，这增强了区域国家加强合作、抵御国际环境中不确定性的动力，有利于增强地区合作的自主性。
结 语
自2013年以来，中国倡导的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实践稳步推进。截至2026年3月，中国已同周边17国以发表声明、行动计划、联合宣言或签署相关协议等形式达成构建命运共同体共识，同周边25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成为周边18国的最大贸易伙伴，还建立了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和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等多个区域和次区域命运共同体，不仅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营造了良好周边环境，也为周边地区共同发展提供了强大助力。特朗普再次执政后美国全球战略作出重要调整，给中国周边环境带来新的不确定性，也使区域国家对美国的认知出现明显变化，该地区国家之间的经贸合作得到一定程度强化。面对新形势新变化，中国可通过加强与周边国家在贸易、投资、产供链等领域合作，深化地区互联互通，拓展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的合作空间，进一步探索构建包容性地区安全机制，加强和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营造良好的周边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