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成新，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研究员

来源：《国际论坛》2026年第2期；国际论坛

【内容提要】 特朗普 2.0 政府的人工智能政策较之前任拜登政府进行了调整，其背后的驱动力量之一就是技术右翼的塑造作用。技术右翼是一个复合性概念，在社会阶层维度，它是数字经济催生的、以控制科技金融资本为核心的精英阶层；在意识形态维度，它形成了融合了自由意志主义、加速主义和技术扩张主义的信仰体系；在政治集团维度，它是一个以“贝宝帮”为核心、深度嵌入美国权力结构的利益集团。这一新兴力量内部又可以分为加速主义派、国防科技派、技术民粹融合派、极端技术派的不同派别。技术右翼主张技术去监管化、反“觉醒文化”、自由市场取向和技术民族主义。通过人事任命、资本游说、意识形态塑造和舆论动员机制，技术右翼塑造着特朗普政府的人工智能政策，这些影响机制具有显著的数字化、网络化和嵌入性特点。在技术右翼的影响下，特朗普政府放松技术监管、加强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推进技术市场和军事应用、强化对华技术竞争，但这种影响也面临联盟内部分歧、社会伦理阻力、技术经济规律、国际技术竞争的制约。技术右翼将影响中美人工智能竞争和全球科技体系演变。

【关键词】 技术右翼；人工智能；特朗普政府；中美竞争

一、引言

2025 年 7 月 23 日，特朗普政府发布《赢得竞赛：美国人工智能行动计划》（以下简称《AI 行动计划》），文件确立了“加速 AI 创新”“构建美国 AI 基础设施”和“引领国际 AI 外交与安全”三大支柱，旨在确保美国在 21 世纪的人工智能竞赛中赢得无可争议的全球主导地位。该文件与同日签署的三份配套行政命令《防止联邦政府中的“觉醒”人工智能》《加速联邦审批数据中心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美国人工智能技术全栈出口》一道，构成了特朗普第二任期内最全面的国家级人工智能政策文件，标志着特朗普政府人工智能政策的整体框架初步成型。分析这些政策文件可以发现，特朗普政府的人工智能政策与前任拜登政府相比已经进行了显著调整，而这种调整背后的驱动力量之一就是美国技术右翼的崛起及其强大的塑造作用。

目前，学者们已经关注到技术右翼的崛起及其影响，认为技术右翼是一股以科技—金融资本集团为核心的群体，持有自由意志主义、技术加速主义、技术民族主义等意识形态；这一群体的崛起源于一系列内外因素，包括技术界立场的转变、技术界与美国两党关系的演变、大国科技竞争的影响等；通过资本渗透、政治游说和舆论操纵等手段，技术右翼深度介入特朗普政府并对美国的科技政策与国家战略产生重大影响。既有研究对技术右翼对美国人工智能政策的影响的分析仍不足。基于此，本文在分析技术右翼的界定及划分、理念主张的基础上，梳理其对特朗普 2.0 政府人工智能政策的作用机制，进而讨论其影响与限度，以更好把握美国人工智能政策的未来走向。

二、技术右翼的界定及其政策理念

技术右翼（Tech Right）是近年来在美国政治舞台上崛起的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其核心由硅谷科技精英、风险投资家和技术创新者组成，形成了一个以科技金融资本集团为核心、融合了自由意志主义乌托邦思想和保守主义价值观的特殊政治群体。这一群体崛起的标志是 2024 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彼得·蒂尔（Peter Thiel）、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大卫·萨克斯（David Sacks）和马克·安德里森（Marc Andreessen）等为代表的科技亿万富翁通过巨额政治献金和舆论影响力，助力特朗普重返白宫，在此之后，技术右翼代表性人物大量进入特朗普政府，开始直接塑造美国政府的政治决策过程，技术右翼由此从“幕后”走向“台前”，深度重塑美国科技政策方向。

（一）技术右翼的界定及划分

技术右翼并非一个边界清晰、属性单一的群体，而是一个集合社会经济阶层、意识形态和政治集团于一身的复合概念。首先，从社会阶层视角看，技术右翼可以被视为一个新兴的精英阶层，其成员主要来自硅谷的高科技企业高管、风险投资人和科技亿万富翁，如蒂尔、马斯克、安德里森和萨克斯。这一阶层的核心特征是控制着大量科技资本，他们掌握着全球领先的科技、金融公司，如贝宝（PayPal）、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特斯拉（Tesla）和安德里森·霍洛维茨风险投资基金（Andreessen，Horowitz，简称 a16z）等，并通过垄断性技术如人工智能、太空探索、社交媒体等获得巨额财富和影响力。与制造业或能源业的保守派等传统右翼不同，技术右翼更依赖于“新生产资料”——数据、算法和算力，这使他们成为了“数字时代的新贵族”。

其次，从意识形态角度看，技术右翼代表一种新兴的右翼思潮，融合了自由意志主义、技术加速主义和技术至上主义。这并非单纯的保守主义，而是技术乐观主义和反政府干预的结合，视技术为解决社会问题的终极工具，同时接受不平等作为创新的必要代价。这一意识形态源于硅谷的“技术乌托邦”向右翼财阀垄断的转型，结合了右翼的“接受不平等”和左翼的“对变革的开放”。

再次，从政治集团视角看，技术右翼是一个松散的政治联盟，通过巨额政治献金、“旋转门”渗透、政策议程主导、舆论平台操纵影响美国政治。这一集团的核心圈层常被称为“贝宝帮”（PayPal Mafia），即以蒂尔为代表的贝宝早期创始人和投资人网络，他们不仅进行政治结盟，还共享投资机会、社会关系和反监管理念。

最后，这三重属性相互强化：社会阶层的经济实力为政治行动提供资源；意识形态为政治诉求提供合法化外衣和动员工具；政治权力又反过来为资本扩张和意识形态渗透保驾护航。技术右翼的崛起标志着技术资本从经济领域的要素升维为直接参与甚至主导政治决策的权力本体，正在催生一种新型的“技术—资本—政治”复合体统治模式。

技术右翼内部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往往围绕意识形态（如技术加速主义还是国家安全主义）、经济政策（如自由市场还是保护主义）和政治策略（如精英主义还是民粹主义）分化，大致可分为四个主要派系：

第一，加速主义派。该派强调无管制技术发展，视技术创新为人类进步的核心，反对任何伦理或安全限制，认为政府管制是“左翼阴谋”。他们更倾向于技术乌托邦主义和全球主义，视中国为竞争对手而非敌人，代表人物如马斯克、安德里森和维维克·拉马斯瓦米（Vivek Ramaswamy），主张推动 AI 去监管化、放松 H-1B 签证、反对高关税。

第二，国家主义 / 国防科技派。该派聚焦国防建设和国家安全，强调“美国优先”，将技术视为美国霸权的工具，支持军工 AI。他们更亲近传统“让美国再次伟大” 运动（MAGA），代表人物如蒂尔、乔·朗斯代尔（Joe Lonsdale）和萨克斯，主张推动国防合同、支持关税以保护制造业、反对无限制移民以保护美国工人。

第三，新兴政治 / 民粹融合派。该派联结科技界与 MAGA，通过直接进入政治体系将硅谷理念注入华盛顿，强调“反觉醒”（anti-woke）和“文化战争”，但更注重实用主义。他们往往充当调节者，代表人物如 JD·万斯（JD Vance）、查马斯·帕里哈皮蒂亚（Chamath Palihapitiya），主张反托拉斯改革、推动“美国制造”复兴、平衡移民政策以吸引人才同时限制低技能人员流入。

第四，极端 / 技术法西斯派。该派是更激进的子派系，融合了技术寡头主义与白人至上主义，视技术为维持种族与文化优越性的工具，反对民主多元主义。他们的影响力借由在线平台增长，但常被边缘化，如尼克·富恩特斯（Nick Fuentes）的支持者，主张推动极端化反移民政策、支持“白人优先”AI 开发。

整体而言，加速主义派主导硅谷叙事，国家主义 / 国防科技派嵌入美国政治体系，极端派系则通过“文化战争”进行渗透。这些派系的影响力深受联盟内部冲突、政策实施效果和外部事件的影响。国家主义 / 国防科技派影响力上升是因为核心人物萨克斯和蒂尔成功嵌入特朗普政府，推动国防 AI 和本土优先政策。萨克斯作为“AI 沙皇”，积极吸引硅谷资金并调解 MAGA 对 AI 的反对；新兴政治 / 民粹融合派影响力上升是因为其作为技术右翼与 MAGA 的桥梁角色，调解联盟内部张力并推动实用改革。万斯成功调解 H-1B 签证争端，并通过在特朗普政府中的角色影响 AI 政策；加速主义派影响力下降是因为其与特朗普政府的公开争执和民粹主义反弹。马斯克因为电动汽车税收抵免和 H-1B 改革与特朗普政府发生分歧，同时，AI 去监管化遭到 MAGA 反对，认为“AI 革命”将取代就业；而极端 / 技术法西斯派影响力下降是因为特朗普联盟开始偏向实用主义，逐渐将极端派边缘化以避免联盟分裂。

（二）技术右翼的理念主张

技术右翼的意识形态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其主要理念和政策主张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技术加速主义（Techno-accelerationism）与去监管化。技术右翼的核心意识形态是对技术加速主义的坚定信仰，将技术进步视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主张不惜一切代价推动技术创新。技术右翼倡导最大限度放松监管，特别是在人工智能、加密货币、自动驾驶和生物技术等前沿领域。他们认为政府监管会阻碍创新步伐，主张通过行业自我监管和市场机制来解决问题。安德里森声称，唯一永恒的增长源泉就是技术，而技术资本机器（the Techno-capital Machine）是永恒的物质创造、增长和富足的引擎。这种思想直接影响了特朗普政府的 AI 政策，与拜登政府强调“负责任创新”和“伦理监管”的 AI 治理方式不同，特朗普政府采取了更加放任的监管方式，为 AI产业提供更大的自由度，加速技术迭代和应用落地，通过市场驱动来提升美国 AI 的全球竞争力。

其次，反“觉醒文化”和“意识形态中立”。技术右翼强烈反对所谓的“觉醒文化”和“政治正确”，认为民主党的“多元、公平与包容”（DEI）议程给企业发展带来了沉重负担，要求恢复“言论自由”和“精英治理”的原则。他们主张 AI 技术应当保持“意识形态中立”，强烈反对在算法和模型设计中引入多元化和包容性价值观。《防止联邦政府中的“觉醒”人工智能》行政命令直接体现了这一立场，要求联邦政府采购的大语言模型必须遵守“追求真实”和“意识形态中立”两大原则，要求联邦政府“有义务不为意识形态议程而牺牲真实性和准确性”，并将 DEI 框架视为对可靠人工智能的“生存威胁”。这与技术右翼的文化议程高度一致，其试图将人工智能发展从所谓的“进步”价值观中剥离出来。

再次，亲资本与自由市场取向。技术右翼倡导亲资本政策，强调有限政府和自由市场的至高无上。他们认为人工智能发展应优先考虑企业利益和市场需求，而非通过社会政策来平衡技术带来的不平等。在这一理念的影响下，特朗普政府大幅削减了公共领域的投资和监管，转而通过税收优惠和财政激励鼓励私营部门投资人工智能研发和基础设施建设。但面对激烈的国际技术竞争，技术右翼又希望重塑政府角色，他们抵制政府监管但又需要政府帮助，希望政府加大对战略性产业的重点扶持，包括提供坚实的能源、关键矿产和基础设施支持，这就需要政府精简环境、能源、投资领域的许可流程。同时，技术右翼主张通过政府采购和国防合同来支持科技产业发展，推动私营部门对国防安全事业的参与，认为这不仅能使国防安全部门的安全能力提升成本更低，也能加快技术应用进而反哺民用市场，例如 SpaceX 在载人航天领域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合作、“星链”系统与国防部在军事与安全通信领域的合作，以及帕兰蒂尔公司（Palantir）公司与中央情报局在情报分析领域的合作。

最后，技术民族主义与全球扩张。尽管技术右翼得益于全球化进程，但他们在全球战略上却表现出技术民族主义倾向，维持美国科技产业的全球主导地位。同时，技术右翼主张全球技术扩张，以美国技术标准塑造全球技术体系，这既是为维护美国技术主导地位，也是为满足自身商业利益。《推动美国人工智能技术全栈出口》行政命令要求商务部在 90 天内建立“美国人工智能出口计划”，推动“全栈人工智能技术包”出口，拉拢盟友国家形成技术联盟。另一方面，技术右翼将中国视为主要技术竞争对手，支持对中国的技术出口管制甚至封锁，限制中国获取先进芯片和 AI 技术，但他们也主张保持与中国的商业联系，以获取市场利益。特朗普的 AI 顾问斯里拉姆·克里希南（Sriram Krishnan）将 AI 竞赛称为“与中国的生存主义竞赛”，这与技术右翼的地缘政治视角相吻合，其将 AI 技术视为国家间权力竞争的关键要素。

总体来看，技术右翼与前任拜登政府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分歧十分明显（见表 1），这也促使技术右翼打破美国科技界往往支持民主党的传统，转而积极与特朗普结盟，大力支持其赢得总统大选，并深度介入特朗普新政府，从而影响政府的人工智能政策制定，将自身的理念主张和利益诉求转化为政策结果。

三、技术右翼影响特朗普 2.0 政府人工智能政策的机制 

技术右翼对特朗普政府人工智能政策的影响通过多种途径实现，包括人事任命、资本渗透、意识形态塑造和舆论动员。这些途径相互交织，形成了一套高效的影响机制，以确保技术右翼的议程能够转化为国家层面的政策行动。

（一）技术右翼的影响机制

1.人事任命与行政权力渗透

技术右翼影响特朗普政府人工智能政策的最直接途径是通过人事任命将代表其利益的人员安置到政府关键职位，直接参与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

特朗普政府任命了一系列科技巨头和右翼知识分子担任政府要职，例如，Scale AI总经理迈克尔·克拉齐奥斯（Michael Kratsios）被任命为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OSTP）主任；IBM研究总监达里奥·吉尔（Darío Gil）出任能源部负责科学与创新事务的副部长；企业家、风险投资家萨克斯担任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PCAST）主席以及新设职位“人工智能和加密货币主管”，被称为“AI 和加密货币沙皇”。这使得技术右翼能够控制政府关键机构，掌握政策起草主导权，进而将其政策主张直接嵌入行政命令和法律法规中。例如，萨克斯主导了特朗普政府 AI 行政令和《AI 行动计划》的起草过程，确保了去监管、反“觉醒文化”和全球技术扩张等核心诉求在相关政策文件中得到充分体现。这种对政策起草过程的控制使得技术右翼能够从根本上塑造特朗普政府人工智能政策的内容和发展方向。

同时，技术右翼还通过非正式顾问角色影响特朗普政府的人工智能政策。马斯克和蒂尔作为特朗普的重要支持者和顾问，定期参与政策讨论和制定过程。蒂尔作为Palantir 公司的创始人，积极推动 AI 在军事和情报领域的应用，而马斯克则通过参与政策咨询和公共舆论塑造，为去监管化和技术创新提供支持。这些非正式顾问渠道为技术右翼提供了额外的政策影响途径，使其能够绕过传统的官僚体系影响和塑造政策制定。

2. 资本渗透与利益输送

技术右翼通过政策制定游说和利益交换机制，与政府官员和政治机构互动，推动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政策出台。

首先，技术右翼通过行业协会和商业联盟，如美国商会和硅谷创投基金，向特朗普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减少监管障碍和扩大技术出口。在《推动美国人工智能技术全栈出口》行政命令的制定过程中，行业联合体通过公开征集项目建议书，推动将“全栈人工智能技术包”的出口作为国家优先事项。这些行业联合体通过集体游说，能够放大单个企业的影响力和声音，从而更有效地推动政策调整。

其次，技术右翼通过政治捐款和竞选资助，换取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倾斜和便利。大型科技公司通过承诺大规模投资换取政策便利，例如，如 OpenAI、甲骨文和软银联合宣布投资 5000 亿美元推动“星际之门”计划（Stargate Project），建设大规模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而特朗普政府则通过简化环境审查和提供财政激励作为回报。这种政治捐款和利益输送机制为技术右翼提供了直达政策顶层设计的通道。

最后，技术右翼通过公私合作项目和政策试点，影响具体政策的设计和实施。特朗普政府在医疗、能源、农业等关键领域设立监管沙盒，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应用与迭代，这些监管沙盒为科技公司提供了免于一般监管的试验空间，使其能够在实际环境中的测试新技术和应用，也为政府提供了制定更灵活监管框架的数据和经验。同时，特朗普政府通过公私合作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的全球市场准入和扩张。《推动美国人工智能技术全栈出口》行政命令构建了“公私合营 + 外交协同”的推进机制：通过公开征集行业联合体的项目建议书，由政府评估并指定“优先人工智能出口包”；由国务卿领导的外交经济行动小组（EDAG）协调所有联邦融资工具，为优先出口包提供资金支持。

3. 意识形态塑造和话语构建

技术右翼通过意识形态塑造和话语权构建机制，将其核心理念植入政策制定和公共讨论框架，从而间接影响特朗普政府的人工智能政策。

首先，技术右翼通过资助保守派智库，推动其发表支持自身政策立场的政策建议和研究报告。这些智库通过发布研究报告、举办政策研讨会和提供专家证词等方式，影响政策制定者和公众的认知。例如，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推动的“2025计划”（Project 2025）提出拆除监管机构、减少反垄断执法等建议，加图研究所（Cato Institute）、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也发布一系列支持去监管和技术民族主义的政策报告。这些报告通常强调过度监管对创新的抑制作用，以及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战略威胁，为技术右翼的政策议程制造舆论氛围。

其次，技术右翼通过社交媒体平台掌握舆论工具，扩大自身观点和意识形态的传播渠道。例如，马斯克在收购 X 后，对其进行大幅改组，解散内容审核团队，削减信任与安全部门的人员和资源，这为技术右翼观点的传播创造了有利环境。马斯克还利用自己的巨大网络影响力积极宣传技术右翼的理念，如反对监管、言论自由和技术创新。蒂尔则通过投资媒体机构来影响舆论，包括 PayPal、脸书（Facebook）等，建立了一个隐形的媒体帝国。萨克斯等人主持的播客节目“全力以赴”（All-in）成为传播右翼观点的重要平台，吸引了大量听众关注。

最后，技术右翼还通过政治演说和符号操纵，将意识形态转化为通俗易通的政治口号和竞选语言。例如，特朗普及其支持者在宣传人工智能行动计划时，公开批评拜登政府的监管政策束缚了美国人工智能的发展，并声称中国借此机会追赶上来，这种叙事框架将人工智能竞争定义为中美之间的零和博弈，忽视了国际合作和技术伦理考量，为技术右翼的政策主张提供了合法性基础。此外，特朗普使用的口号如“建吧，宝贝，建吧”（Build, Baby, Build!）简化了复杂的基础设施政策宣传，使其更容易被公众接受和支持。

4. 舆论动员与社会压力营造

技术右翼还通过舆论动员和社会压力营造机制，影响特朗普政府人工智能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首先，技术右翼利用保守派媒体，如福克斯新闻（FOX News），构建有利于其政策议程的叙事框架。这些媒体通过强调“觉醒 AI”的威胁、去监管化的必要性以及中国技术崛起的风险，塑造公众对人工智能政策的认知。另一方面，技术右翼利用新型社交平台，如真相社交平台（Truth Social）、盖博（Gab）和帕勒（Parler）扩散其主张，以绕过传统媒体的审查机制。这些社交平台通过算法推荐和社群网络，将技术右翼的观点精准推送给目标受众，扩大其覆盖面和影响力。

其次，技术右翼通过公众教育活动，影响公众对人工智能的理解和认知。例如，技术右翼支持的智库和研究机构经常举办公开讲座、研讨会和培训课程，向公众传授人工智能的基本知识、强调去监管化和技术民族主义的必要性。这些教育活动提高了公众对人工智能的认识，为技术右翼的政策议程培养了更多的支持者和倡导者。

最后，技术右翼通过政治动员和抗议活动，向政府施加社会压力，要求其采纳符合技术右翼利益的政策。例如，保守派活动家和组织经常举办集会、请愿和抗议活动，反对政府的人工智能监管政策，支持放松政府监管。这些政治动员活动不仅展示了技术右翼的政治力量和群众基础，还向政府传达了明确的政治信号和政策需求。

（二）技术右翼影响的特点

技术右翼作为一股新兴力量，其影响机制与传统利益集团如石油、制药或枪支游说集团等存在较为明显差异。传统利益集团主要依赖正式的 K 街游说网络、政治捐赠和智库报告推动狭隘的行业经济利益，通过“铁三角”模式即国会、行政部门和利益集团的互惠关系，以追求经济回报为导向。相比之下，技术右翼的影响更具“数字原生”和颠覆性特征，利用技术垄断、在线叙事和嵌入式权力，不仅追求经济回报，还旨在塑造美国政治体系，并将政策主张框定为“文化战争”和国际地缘竞争的一部分，其影响更快速，但也更易引发内部反弹和道德争议。

首先，平台垄断与算法控制。传统利益集团主要依赖外部媒体进行广告游说；技术右翼则直接控制平台，通过算法计算和内容推荐放大右翼叙事，实现低成本、高速度的影响力。例如，马斯克调整 X 平台算法以推广反 DEI 内容，推动特朗普政府禁止“觉醒 AI”。

第二，在线意识形态运动与舆论塑造。传统利益集团通过智库发布报告影响公众认知和社会舆论；技术右翼则利用在线社区，推动意识形态宣传和塑造运动，影响政府官员认知和公众支持。例如，技术右翼利用 X 上的“有效加速主义”群体（effective accelerationism，e/acc），塑造有利于其 AI 政策主张的舆论环境。

第三，个人品牌与名人效应。传统利益集团通常匿名运作，依赖正式组织结构增强游说效果；技术右翼则依赖领袖个人品牌，如马斯克、安德里森等人的推文，将政策主张与名人叙事绑定，实现情感动员。例如，安德里森通过播客和帖子影响移民政策辩论。

第四，嵌入式权力和政策塑造。传统集团从外部影响政府，主要采取渐进式影响；技术右翼则直接嵌入政府，如萨克斯在特朗普政府的任职，推动政府系统变革。例如，技术右翼通过政府效率部（DOGE）重塑特朗普政府的 AI 基础设施政策。

第五，全球地缘竞争框架。传统集团往往追求国内导向，专注本土利益；技术右翼则将其政策主张与国际竞争如中国的 AI 威胁进行绑定，推动鹰派技术框架。例如，蒂尔积极推动 AI 军事化武器化对抗中国。

综上所述，技术右翼凭借其巨额资本、技术垄断、媒体控制和政治野心，形成了高效的影响机制，既能通过控制关键政府职位直接影响政策制定，又能通过资本渗透和游说输送其利益诉求，还能掌控网络平台和数字技术来间接营造社会舆论压力，从而将其理念转化为政府政策、将其商业议程转化为国家战略。

四、技术右翼的影响及限度

在技术右翼的影响下，特朗普 2.0 政府的人工智能政策呈现出与拜登时期不同的特点，在放松监管、基建支撑、技术应用、国际竞争等方面进行了诸多调整，以构建美国主导的全球人工智能生态体系。

（一）技术右翼的影响

1. 放松监管与加速创新

技术右翼对特朗普政府人工智能政策最显著的影响体现在放松监管、加速创新的政策取向上，这直接反映了技术右翼反对政府干预、倡导市场自我调节的核心理念。

特朗普上任第一周便签署第 14179 号行政令《消除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导力上的障碍》，提出进一步修订或废除阻碍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的法规，特别是消除拜登政府时期给数据中心建设施加的 DEI 以及环保方面的监管约束。这意味着拜登时期将 AI 发展与社会公平、环境可持续性等议题挂钩的考量被系统性剥离，AI 发展的伦理边界被重新划定，更加聚焦技术效能和经济价值。《AI 行动计划》进一步强化了放松监管的政策取向，要求将联邦资金拨款与各州的“监管宽松度”挂钩，限制与 AI 相关的联邦资金流入人工智能法规繁琐的州。这种资金挂钩机制实质上是一种监管胁迫，迫使各州为了获得联邦资助而减少本地的 AI 监管措施。

在此基础上，特朗普政府专门发布《防止联邦政府中的“觉醒”人工智能》行政命令，将矛头直指人工智能领域的“意识形态渗透”，要求联邦政府采购的大语言模型必须遵守“追求真实”和“意识形态中立”两大原则，其中，“追求真实”要求模型输出必须优先考虑历史和科学的客观性，在信息不确定时必须明确承认；“意识形态中立”则禁止模型操纵回应，禁止开发者在用户无感知的情况下植入党派偏见。在这些原则指导下，由商务部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NIST）牵头，修订人工智能风险管理框架，删除其中关于虚假信息、DEI以及气候变化的要求。同时，更新联邦采购指南，规定政府与前沿大语言模型开发者签订合同时，开发者必须确保其系统客观且不受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偏见的影响，由此将联邦政府的购买力转化为影响人工智能发展方向的杠杆。这种修订不仅改变了 AI 技术的研发方向，也反映了技术右翼对“去觉醒化”的执着追求。

同时，简化基础设施和能源的行政审批流程特别是环保评估程序是释放美国人工智能发展潜力的必要手段。为此，特朗普政府在白宫内部设立专门的基础设施项目审批小组，协调所有联邦机构如环境保护署、内政部等的审批流程，以加速审批被认定为“具有国家战略重要性”的 AI 基础设施项目；在环保评估方面，大幅缩减《国家环境政策法》的使用范围，包括援引“国家紧急状态”或“至关重要的国家经济利益”等条款，为 AI 基础设施项目开辟“绿色通道”；在土地利用方面，明确“优先建设”区域，将联邦土地包括闲置或未充分利用的军事基地、联邦办公园区等，优先用于数据中心建设。这些举措无疑迎合了技术右翼的迫切需求，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来环境影响、社会公平等一系列代价。

2. 增加算力基建与能源支持

技术右翼虽然总体上主张小政府和市场自由，但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方面仍需要强有力的政府支持和公共投资，这种看似矛盾的态度反映了对算力竞争战略重要性的认识，即没有强大的能源和基础设施，美国的 AI 雄心将是“空中楼阁”。因此，技术右翼支持特朗普政府大幅简化被视为发展障碍的环保法规和审批流程，并辅以财政激励和土地资源支持，以“战时速度”推进数据中心的建设。特朗普上任第二天便宣布设立“星际之门”计划，大力建设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私人企业和国际资本也纷纷加大人工智能产业投资，例如，Meta 公司计划投资 650 亿美元打造新数据中心；微软将在美国投资 400 亿美元用于训练人工智能模型并建造程序中心；迪拜房产开发商达马克地产（DAMAC Properties）承诺将在得克萨斯州、俄亥俄州等 8 个关键州投资建立数据中心。这些私人投资公司与特朗普政府形成了紧密的公私协作关系，体现了技术右翼倡导的产业政策模式。

特朗普政府专门发布《加快联邦审批数据中心基础设施建设》行政命令，聚焦打破人工智能发展的物理瓶颈，将数据中心及其配套设施的建设提升至国家优先级别。该命令明确界定了“合格项目”的范围，包括新增负荷超 100 兆瓦的人工智慧数据中心、相关的能源基础设施、半导体设施以及其他经多位部长认定的关键项目。为加速这些项目的落地，行政命令提出了一套政策组合拳：商务部长被要求启动财政激励举措，提供贷款、补助和税收优惠；各相关机构被指示利用现有及新制定的“分类排除”措施，绕过冗长审查；鼓励利用超级基金场地（Superfund Site）进行开发，并指示内政部、能源部和国防部开放联邦土地甚至军事基地用于相关基础设施建设。

而在能源政策方面，特朗普政府认识到人工智能发展对电力和能源的巨大需求，内政部长道格·伯格姆（Doug Burgum）直言不讳地指出，美国面临的挑战在于“生产足够的电力来赢得与中国的人工智能决斗”。为此，2025 年 1 月，特朗普签署《释放美国能源》行政命令，撤销被认为“繁琐且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监管措施，以巩固美国作为未来全球能源领导者的地位、并减少恶意和敌对国家的全球影响力。5 月，特朗普进一步签署《为国家安全部署先进核反应堆技术》行政命令，为 AI 计算基础设施和国家安全设施提供核能动力。这种能源优先的思路反映了技术右翼的现实主义考量，即将能源供应视为 AI 竞争的关键基础支撑。

振兴本土半导体制造业也是特朗普政府的重要目标之一。2025 年 8 月，特朗普政府宣布对所有进口芯片和半导体产品开征 100% 的惩罚性关税。在此之前，美国科技巨头在特朗普压力下已纷纷将投资项目转回美国国内，苹果公司承诺1000亿美元投资，把手机关键生产线迁回得克萨斯州；英伟达计划未来四年在美国投资 5000 亿美元用于建设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格罗方德（GlobalFoundries）承诺投资 160 亿美元，扩大在纽约和佛蒙特州的半导体制造工厂；德州仪器（Texas Instruments）宣布投资 600 亿美元，在美国增加 7 家芯片制造厂。这些制造业回流举措旨在减少美国在关键芯片领域对外国尤其是竞争对手的依赖，确保 AI 产业链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3. 推动技术产业化与军事化应用

特朗普政府积极加速人工智能的产业化应用，并推动人工智能在国防和安全领域的应用。特朗普政府意识到，美国充分发挥人工智能潜力的瓶颈在于技术应用有限且缓慢，特别是在一些关键行业和大型老牌组织中。因此，特朗普政府计划加速推动人工智能应用，并在美国工业界建立一种动态的、“先试后用”的人工智能文化。这种以应用为导向的政策取向反映了技术右翼注重实效的技术观。为此，《AI 行动计划》鼓励在医疗保健、能源、农业、国防、科学等关键领域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监管沙盒或人工智能卓越中心，加速人工智能系统国家标准的开发和应用，并衡量人工智能在特定领域实际任务中提高生产力的程度。这些监管沙盒为 AI 公司提供了实际测试其技术的空间，同时免于某些法规的约束，以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应用与迭代。

在人工智能的军事化和安全化应用方面，特朗普在第一任期时就认识到人工智能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并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军事化应用，在第二任期，特朗普再次表示要在武装部队中扩大人工智能采用规模以保障美国的全球军事优势。《AI 行动计划》提出要建立人工智能与自主系统虚拟试验场，并要求国防部与云服务运营商等私营部门合作，保障在重大冲突期间能够充分利用相关资源。同时，该计划还建议将美国高级军事院所发展为 AI 研究、开发和人才培养的中心，敦促国防部与国家标准和技术研究院以及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合作，继续完善其负责任的 AI 和生成式 AI 框架、路线图和工具包，以确保 AI 发展符合美国国家安全目标。这种军事—科技复合体的发展趋势已经引发了广泛关注和担忧。

4. 技术国际扩张和对华竞争

技术右翼的另一个重要影响体现在塑造对华技术竞争的立场上。技术右翼持有技术民族主义视角，将中美 AI 竞争视为零和游戏，主张采取一切必要手段确保美国的技术优势，这种观点与特朗普的“美国优先”议程相契合。相较于拜登政府“小院高墙”政策的“严防死守”，特朗普政府更强调精准打击。因此，2025 年 5 月 13 日，特朗普政府宣布废除拜登时期的 AI 扩散规则，认为这将“损害美国与盟友和伙伴国家的外交关系”。同时，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BIS）宣布进一步加强全球 AI 芯片出口管制，提醒使用中国芯片技术的风险，目标直指华为昇腾芯片，试图从全球层面阻断华为芯片的应用拓展。而《AI 行动计划》则进一步制定了一套遏制中国的“组合拳”，包括利用地理定位技术追踪芯片流向，防止先进芯片流入中国；利用关税威胁、政策协调等手段，强迫盟友对中国实施与美国相同的出口限制；在联合国、经合组织、七国集团等国际组织中反对中国主导 AI 治理标准，对抗中国的影响力；向核心盟友开放全套 AI 技术栈，以技术共享深化战略绑定，构筑将中国排除在外的排他性技术联盟。

而打着“科研安全”的口号，特朗普政府对与中国的科技交流也采取了更加严格的限制措施，导致国际科研生态脱钩进一步加剧。2025 年 4 月 23 日，特朗普政府颁布行政命令要求修改 1965 年《高等教育法》第 117 条，防止美国教育机构受外国资金影响。同时，美国国会也在推进“教育透明度威慑法案”，以审查与外国的教育合作。科研数据也被纳入研究安全的范畴，特朗普于 5 月 5 日签署行政命令，要求联邦政府终止资助目前和未来“受关注国家”访问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数据存储库和相关数据。这些科研脱钩措施旨在防止中国通过学术交流和技术合作获取美国的AI 技术知识，反映了技术右翼的技术民族主义立场。

值得注意的是，面对中国人工智能开源模型的迅猛发展，特朗普政府一改拜登政府认为开源模型会让竞争对手获取美国先进技术的担心，更加积极地支持开源模型。2025 年 8 月，OpenAI 时隔五年首次发布开源模型 GPT-oss，正式加入开源模型生态的国际竞争，此举被认为是旨在重新确立 OpenAI 在开源领域的地位，与来自中国的开源模型竞争。这种开源战略反映了技术右翼的实用主义考量，即在开源生态中失去领导地位可能比技术泄露风险更大。

（二）技术右翼影响的制约因素

技术右翼的影响力也受到政治联盟的内在张力、伦理反思与社会阻力、技术和经济规律的客观限制以及国际竞争的现实约束等多种因素的制约，限制了其政策议程的全面实施和实际效果。

首先，政治联盟的内在张力。如前所述，技术右翼内部存在不同派系，这些派系之间存在分歧，加速主义派与国家主义派及更激进的子派系之间经常在移民政策、关税和贸易政策、AI 管制与就业影响等方面发生争论。例如，马斯克强调“关税会破坏供应链”，而国家主义派如朗斯代尔主张全面关税，警告“依赖外国供应链威胁国防AI”。更重要的是，技术右翼的全球主义和技术乐观主义与 MAGA 的保护主义和反移民民粹主义存在明显冲突。首先，在移民政策方面，技术右翼支持放松 H-1B 以吸引全球科技人才，认为这对 AI 创新至关重要；MAGA 则认为外来工人抢占本土就业，支持移民控制和大规模遣返，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和斯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强烈反对放松签证，指责这是“出卖美国工人”。其次，在关税和贸易政策方面，技术右翼认为关税会抬高成本、破坏 AI 供应链；MAGA 则支持保护主义关税以复兴美国制造业，班农强烈反对放松对中国芯片出口，称其“让中国获利”。再次，在 AI 与科技管制政策方面，技术右翼支持去管制化和联邦统一标准；而 MAGA 担忧AI 取代就业，支持州权和更强的伦理管制。最后，在外交和国防政策方面，技术右翼更注重技术对抗如 AI 的军事化应用，主张有限干预主义；MAGA 强调孤立主义，批评技术右翼的“技术寡头”影响。技术右翼与 MAGA 产生分歧的根本原因在于技术右翼代表科技行业的利益，追求技术加速和全球竞争，而民粹右翼代表传统产业和工人阶级的利益，关注就业保护和保守主义文化。

其次，伦理反思与社会阻力。技术右翼的理念和行为一直招致批评，主要集中于他们的反民主倾向、忽略技术伦理责任以及个人偏见影响公共政策等方面。超过 80 个民权、劳工和环保团体联合发布“人民 AI 行动计划”，批评特朗普政府的人工智能政策过度由企业主导，忽视公共利益。这些团体反对科技巨头垄断人工智能政策制定，认为这牺牲了自由、平等、劳动权益和环境保护。同时，蒂尔公开表示“自由与民主不相容”，认为民主会阻碍资本主义，这被视为对民主的威胁，被批评为“技术法西斯主义”（technofacism）。马斯克将 X 打造成反“觉醒”平台，但封禁批评者，也被认为宣传“自由言论”却压制异见。而技术右翼积极推动的政府合同则被视为腐败，引发对利益冲突的担忧。

再次，技术和经济规律的客观限制。人工智能本身的技术特性和客观经济规律也对技术右翼的政策构想形成制约。特朗普政府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具有强烈的短期政绩追求考量，但算力基础设施的建设本身需要长期的投入和稳定的能源供应，而美国的电网老化和能源短缺问题无法在短期内解决。此外，供应链本土化也将增加企业生产成本，降低美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全球竞争力。例如，苹果和英伟达等公司的国内回流计划虽然声势浩大，但实际进展缓慢；已宣布的 5000 亿美元“星际之门”计划也严重缩水，甚至尚未启动实质建设。这些技术、经济现实要求采取更加务实灵活的技术发展策略，而非单纯依赖意识形态驱动。

最后，国际竞争的现实约束。技术右翼的单边主义和技术民族主义政策可能损害美国与盟友的关系，加速全球技术生态的分裂。欧盟历来强调加强对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的权利保护和风险防控，尤其是欧盟的《人工智能法案》（AI Act）已全面生效，导致其与美国之间一直存在分歧。2025 年 2 月，万斯在法国巴黎人工智能行动峰会上表达了对欧盟加强对美国科技公司管制的不满，认为这不利于全球科技发展。美国的亚洲盟友如日本、韩国在中美技术竞争中左右为难，这些国家希望保持与美国的战略联盟，但也不会完全切断与中国的经济联系。特朗普政府迫使各国选边站队的做法可能适得其反，导致盟友寻求更加平衡的技术发展战略。这种国际分歧使得美国难以构建起完全协同的全球技术联盟，这也限制了技术右翼的国际议程的实际实施效果。

因此，技术右翼的崛起推动着美国 AI 治理范式的一次重大转变，从多元价值协商的“注重治理”模式，转向由技术资本与国家权力结合、以加速和竞争为核心的“制胜优先”模式。这一转变不仅重新定义了美国的创新道路，更将深刻影响全球技术权力的格局与数字时代的秩序构建。其最终成败，将取决于是否能够克服自身的内在矛盾，以及美国内部和国际社会对其激进路线的反应和制衡。

五、结语

技术右翼对特朗普 2.0 政府人工智能政策的影响体现了技术霸权竞争与意识形态重塑的交织，其核心是通过去监管化、亲资本政策和技术扩张主义巩固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全球主导地位。这推动着美国人工智能政策的转变，从拜登政府的“负责任创新”和“伦理监管”转向放松监管和加速创新；从技术合作和多边外交转向单边主义和技术民族主义；从平衡发展速度与风险防范转向优先考虑竞争力提升。从政策效果看，技术右翼推动的去监管化和基础设施建设能够加速美国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和应用，但也将带来伦理风险和社会分化，而国内政治联盟分裂和国际竞争压力也进一步限制技术右翼政策议程的全面实施。

这些转变反映了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技术资本与政治权力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尤其是科技巨头通过“旋转门”机制进入政府决策层，将其商业利益和价值观念直接转化为国家政策。政商融合虽然能够提高科技政策制定的专业性和效率，但也将带来利益集团冲突和民主政治挑战。这一进程不仅深刻改变着美国国内的政治体系、经济结构和社会生态，也通过其技术民族主义的外交政策和全球议程，对国际秩序、全球治理和人类共同的技术未来带来重大不确定性。

对中国而言，大部分技术右翼成员对华态度强硬，支持美国继续打压、遏制中国科技发展。中美竞争归根到底是科技能力和应用的竞争，技术右翼极大影响着美国的科技创新发展方向，需要持续关注并积极应对。中国应当制定全面的应对举措。首先，推进技术自主和产业升级。突破芯片与算力瓶颈，减少对美国技术依赖；强化开源生态，构建自主开源社区，扩大技术国际影响；加速产业应用，凭借国内市场规模和应用场景优势推进技术迭代。其次，突出技术安全与伦理体系建设。构建“可信 AI”技术体系，统筹发展与安全，确保技术发展符合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需求。最后，深化多边合作和国际规则倡导。倡导“智能红利共享”，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框架下推动包容性 AI 治理规则和标准；扩大“一带一路”技术合作，在东南亚、非洲、加勒比和拉美等地区推广中国 AI 标准与应用，打造覆盖全球的技术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