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在厘清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建构”与“国际形象认同建构”内涵和本质的基础上，对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认知、认同情况进行了海外调查，进而对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认同与否之动因进行分析。文章认为：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建构的本质内涵是中国共产党行为，以及中国共产党与“他者”解释中国共产党行为。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认同建构的本质内涵是中国共产党通过自身行为“培养”“引导”或“吸引”海外公众对中国共产党形象的认同，并消弭因他者建构导致的“不认同”。当前，国际公众对中国共产党形象的认同现状与理想图景存在一定距离，表现为其对中国共产党的不了解和好奇、恐惧或焦虑、“敌视”、认可与支持。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认同障碍主要来源于利益之争产生的低战略互信，制度之壁下意识形态的反感，不同文化之间价值观的差异，及有意误读和无意误读形成的认知、认同壁垒。
作者简介
刘小燕，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李静（通讯作者），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后。
程畅，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重大课题“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与认同研究”（项目编号：21&ZD315）成果。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的百余年间，经历了风云变幻的国内国际诸多变局。因应政党自身建设、国家建设、国际环境，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不同的理念与使命，并积极以行动践行之。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自身及中国共产党之外的“他者”亦不断向国际社会介绍、解释中国共产党的理念使命及其践行。在中国共产党行为（提出理念使命+践行理念使命）与中国共产党行为解释（中国共产党解释+他者解释）的沟通互动中，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及其认知、认同逐渐形成。“中国共产党是国家形象输出的重要载体，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形象也成了中国国家形象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吕冬冬，2008：6）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认同既密切关乎其政党使命目标的实现和国家利益的实现，也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在国际舞台影响力的大小和话语权的强弱。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的宣传阐释，帮助国外民众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真正为中国人民谋幸福而奋斗，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加强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增强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认同，是需要认真对待的重要问题。
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认同建构，是一个涵盖主体（中国共产党）、客体（海外公众）、环境与介质的复杂问题，涉及谁认同？认同什么与不认同什么？什么环境下认同与什么环境下不认同？为什么认同或不认同？基于此，本文主要从复杂的国际局势和中国共产党发展历程出发对其国际形象认同建构进行解析。具体包括对以下几个问题的回答：
第一，由中国共产党自塑和他者他塑形成的实然国际形象和中国共产党理想的应然国际形象分别是什么？这一问题包括了对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及国际形象建构的阐释。
第二，百年大变局中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国际认知与认同情况如何？
第三，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认同与否的动因有哪些？这一问题可具化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误读”与“污化”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动因是什么，以及中国共产党如何跳出西方对“共产主义国家”固有认知的陷阱？
一、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建构”与“国际形象认同建构”
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建构更多是从传者而言，包括作为主体的中国共产党对于自我形象的传播和他者对中国共产党形象的传播。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认同建构则更多是从传者与受者之间的互动而言，传者“吸引”“引导”受者、受者“被吸引”“被引导”的过程，就是认同建构的过程。
（一）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与国际形象建构
政党国际形象是一个政党从理念到实践等诸多方面，在国际间的相互交往过程中，获得对方国家及其社会公众的解读、认知与评价的过程。“一个政党一经成立，它的命运就取决于人性的各种因素，慎重思考只是其中之一。政党主要是个名字，和其他名字一样，一听见或一看见就滋生出一个‘意象’，这个意象不知不觉地逐渐转变为自动理解它的意义。”（沃拉斯，1915/1995：53） 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是中国共产党执政行为表现、性状特征、精神风貌等在国外公众心目中的抽象反映，以及中国共产党在履行其历史使命中体现出的整体素质、综合能力、执政理念和施政业绩等，给国外公众留下的一种综合印象或看法。这种看法和印象具体反映为中国共产党在国外公众中的知晓度和美誉度。因此，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建构自觉地包含了中国共产党的本体状态、客观实在和国际公众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评价，此为一体两面，缺一不可。故而，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建构的本质内涵可概括为三种表现形态：
其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过程（行为）。某种层面上，正如有学者所说，政党的许多活动本质上都是为了塑造政党形象（王长江，2009：113）。另一种意义上讲，政党本身就是媒介，政党执政过程就是其构建和传播自己形象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具体的实践与成绩建构了“致力于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执政党形象”“务实合作、开放包容的现代政党形象”“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的先进政党形象”（林绪武，2022）。
其二，中国共产党自己、传播媒介、政治人物、智库及学者等对中国共产党行为的解释和扩散。对中国共产党行为解释的主体，既包括“我者”，也包括“他者”（朋友、敌人及非敌非友者）。就正向方面而言，中国共产党积极借助国内外大众传播媒体（以及自媒体、社交媒体），在适当的时间和地点，将中国共产党适当的行为，传播（解释）给适当的公众，从而对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建构、扩散起到积极作用。中国共产党还积极主动创造条件，搭建党际交往的平台，向国际社会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成就，帮助国际受众建立真实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形象认知。某种意义上讲，这种“解释”是对“中国共产党行为”的“扩音”和“放大”。
其三，中国共产党行为和对中国共产党行为的解释同时并举（行为+解释）。即：中国共产党行为+对中国共产党行为的解释（通过沟通互动）→中国共产党形象建构。“行为”包括意识层面提出理念使命和行为层面践行理念使命，“解释”包括中国共产党自己的解释和来源复杂的“他者”的解释。这一模式（假设）同时涵盖中国共产党自身和他者（他人、他国）对中国共产党行为的解释。概言之，“行”胜于“言”，“言”不可缺。光有“行为”没有“解释”和“扩音”，再好的“行为”也仅是小范围公众的知悉或受惠。光“练”不“说”、光“说”不“练”或“练”与“说”两张皮，形象建构都将大打折扣。
（二）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认同与国际形象认同建构
在学界，关于认同的理论发展了很长时间，其定义与应用横跨心理学、哲学、社会学、国际政治学等多个领域。认同包括客观存在的相似性和相同性，指向心理认识上的一致性和由此形成的社会关系。认同作为概念强调的是认同的共性，即主体的承认、接受和皈依（詹小美，王仕民，2013）。“政党形象认同是反映公众意志的晴雨表，是政党影响力的指示器，是执政党政权合法性的源泉，关系着公众对执政党执政地位的认同。”（杨婷，2021）政党形象认同体现的是公众由对政党的理解与情感积淀而成的政治态度。
“所有的认同都是建构”（卡斯特，1997/2002：4）。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认同建构是指作为认同建构主体的中国共产党通过与作为客体的海外公众的互动使其形成对中国共产党形象的认同，包括几个环节：传者（中国共产党自身及他者）建构中国共产党形象——受者（海外公众）接受（或不接受）传者对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建构——叠加受者自身对中国共产党的既有认知、态度、情感——形成认同（或不认同）——基于此，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调整或优化自己的行为与言说（以获得更多认同）。正如卡斯特（1997/2002：3）所指出的，认同既是行动者在行动的过程中所建构的，同时也是行动者意义的来源。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认同建构的重点是传者与受者的互动（决定性主体仍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通过自身行为“培养”“引导”或“吸引”海外公众对中国共产党（形象）的认同，并消弭因他者建构导致的“不认同”。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认同是动态的，因为其是在中国共产党、他者、受者三方主体的互动中、在变化着的党内外、国内外环境中形成的。
以革命战争时期为例，就“他者”而言，对中国共产党形象既有正面建构，也有负面建构。前者如延安时期，特殊的抗战环境吸引了形形色色的外国新闻工作者以及来华的西方反法西斯人士，忠实记录了中国共产党治下的延安风貌及其所见所闻，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一股“客观报道红色中国、传递延安精神”的报道浪潮，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政治魅力和红色中国形象首次登上国际主流媒体大舞台。这“不仅粉碎了国内外的舆论封锁，发展壮大了国内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有力塑造了充满生机、积极进取的‘红色中国’形象，成功构建了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初始基模。”（吴锋，贾思怡，2023）后者如国民党和外国媒体的歪曲报道和恶意抹黑塑造了一个虚假的“中国共产党形象”。还有另外的形象，譬如彼时关于中国共产党人，人们问的是“他们是不是留着长胡子，是不是喝汤的时候发出咕嘟咕嘟的响声，是不是在皮包里夹带土制炸弹。”（斯诺，1937/2016：3-4）可见国际世界最初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既受不同媒体传播信息的影响，也掺杂着形形色色的想象。
二、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认知、认同情况调查
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令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也因之焕然一新”，“开放、进步、亲民与和平的国际形象越来越被国际社会所称道。”（杨洁勉等，2011：301）反馈是输送回有关输出信息之结果的真实信息呈现，并对下次再输出信息产生影响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认同建构的反馈或回应，是衡量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力实效性（受众认同）的标准之一。关于国际公众对中国共产党形象认知、认同情况的调查了解是建构中国共产党形象认同不可或缺的前置性环节。笔者通过对“海外受众如何认知、看待中国共产党”的调查，从正反馈、负反馈、扩大反馈的角度，解析中国共产党形象国际传播与认同的现状和问题。
（一）调查对象与调查方法
“政党形象是政党历史与现实的客观存在在认识主体头脑中的反映和抽象。”（刘朋，2012）一个政党或一个国家永远处于发展变化中，其形象也是随主体变动而不断变化的。此外，其形象既是抽象的，又是具体的；既是整体的、全局性的，同时又是不同时段、不同局部形象的组合与拼图。那么，对其形象认同的测量或调查，也只能基于某一时段或某一特定视域。本调查以“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认同”为主旨，将“中国共产党形象”具化为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一些关于全人类共同发展的重要理念和倡议——“为人民服务”、“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精准扶贫”、“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全球发展倡议”（Global Development Initiative，GDI）、“全球安全倡议”（Global Security Initiative，GSI）、“全球文明倡议”（Global Civilization Initiative，GCI），结合这些理念和倡议全球传播实际情况和现有对文化认知、认同的相关研究所用指标，以这些理念和倡议的名称与内涵为核心话题，以问卷调查海外公众对每个理念和倡议的认知（是否知晓名称/理解内涵）、认同（态度上是否认可/对人类社会的贡献评价）。
调查对象为在海外生活、工作的外籍人士和在华外籍人士。调查时间为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6月30日，其中海外问卷部分通过委托海外亲友在俄罗斯、泰国、匈牙利、美国等国家发放谷歌表单链接，在华外籍人士通过问卷星链接以社交媒体等多种渠道在北京、浙江、安徽等地发放，剔除无效问卷后共获得有效问卷220份，有效回收率为90.9%。运用SPSS软件检验问卷信度，整体量表的克隆巴赫（Cronbach α）系数为0.872，整体信度较高。问卷数据的KMO值为0.881，大于标准值0.7，问卷结构效度良好；Bartlett球形度检验所得p值为0.000，小于0.05，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各变量间具有显著性关联，研究数据适合提取信息，效度较高。
（二）调查结果分析
就问卷结果来看，海外公众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认同情况呈现出以下特征：
1.基于主题分类的分析：四大主题均以中性和正面倾向为主。
海外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重要理念和倡议的知晓度较高，且对于这些理念和倡议的理解度、态度及评价也以中立和正面为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所提理念和倡议）正在为越来越多的海外公众所了解，并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和支持。
2.基于国别分类的分析：不均衡的海外认同图景。
（1）中、美、英、泰、俄罗斯对中国共产党（所提理念和倡议）的认可、认同表现：“一带一路”国家与非“一带一路”国家公众的调查表现呈两极分化特征。
以中、美、英、泰、俄罗斯五国为例，“一带一路”国家与非“一带一路”国家公众对于中国共产党（所提理念和倡议）的知晓度、理解度、态度和评价呈现出不均衡分布，体现出“一带一路”倡议在合作伙伴国家中的高认同度，以及美西方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隔阂。
（2）基于国别差异的分析：亚洲国家公众对中国共产党（所提理念和倡议）的知晓度、理解度、赞同态度和正面评价表现均好于欧美国家。
中国（外籍人士）、俄罗斯、泰国、美国、英国公众对于中国共产党（所提理念和倡议）的知晓度、理解度、赞同态度和正面评价的差异化表现，反映出地缘政治、地缘经济、意识形态和媒体报道、舆论引导等因素加深了“认知差异”“认同障碍”和“传播困境”。
海外公众对中国共产党（所提理念和倡议）的认可、认同情况还有以下规律性发现：一是经济合作类理念和倡议在海外的认知度最高，体现了中国“共商共建共享”理念的实效性，以及经济合作带来现实利益和国家发展的可感性，但沿线国家的被访者仅对项目有直观认知，对这些理念和倡议的整体内涵的理解却有不足；二是在华外籍人士对这些理念和倡议的认知、认同情况表现较好，表明外籍人士在中国沉浸式工作、生活、学习的亲身体验，以及他们与中国官方、民间的良性互动对其认知、认同程度有很明显的影响作用；三是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一带一路”倡议为人类做出了重大贡献者均超过半数，说明海外公众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能够为世界及人类发展做出贡献有一定的信心。
此外，为深入了解海外公众对中国共产党的个人看法，本研究还对海外主要社交媒体平台进行文本分析，以补充未能覆盖的问题领域。2024年，在Facebook、X（即Twitter）、YouTube、Quora平台，以“中国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of China）、“人类命运共同体”（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一带一路”倡议（Belt and Road）、“全球发展倡议”（Global Development Initiative）、“全球安全倡议”（Global Security Initiative）、“全球文明倡议”（Global Civilization Initiative）、“精准扶贫”（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作为关键词，分时段、多次进行文本抓取。从文本抓取结果来看，国外社交媒体用户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认同呈现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对中国共产党的不了解及伴随而来的好奇。在Quora平台上有大量提问帖，显示出对中国共产党既不了解也不友好，例如“为什么中国需要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体系的问题是什么？”“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不放弃马克思主义”等。从中可以看出海外受众对中国共产党充满了好奇，渴望更多的解释与知识。在YouTube视频网站的评论中出现“中国政治很有趣”等话语，也显示出外国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兴趣。
二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恐惧或焦虑。在X平台上，出现“一定要小心不要让公开的共产主义者进入美国，他们会试图把这个国家变成原来的样子”的帖子，反映出其（难以准确判断发帖者国籍身份）对中国共产党的焦虑。
三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敌视”。在各平台上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一些对中国共产党不友好的声音。在X的热门帖中，似乎有意通过对中国党群关系的扭曲和污蔑来建立一个“独裁政党形象”——一些人群聚集的视频、图片被毫无根据地指称是“反对中国共产党的示威活动”。在Quora平台上，已有的一些回应更多将中国共产党视为意识形态化的符号，或者是以一种意识形态化的眼光审视，充满无知、敌视、抹黑与妖魔化。有些发帖人在回答前还会声明“自己英文不好，用翻译软件翻译”，以表明自己是了解中国国情的“中国人”，但实际身份不明（或为冒充）。显然，此作答者是搅事者（也不排除是某机构授意人群）。这些内容不一定代表真实的普通网民的态度。
四是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可与支持。其主要体现在对中国共产党所提倡议及其实践行为的认可上。在YouTube上关于中国精准扶贫的视频下，有评论称“只有中国共产党关心穷人，并使他们摆脱贫困”。在调查环节中，也有调查对象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表示了支持和信心。一位美国人表示：“Not knowing the details of these initiatives, but understanding the general concepts, they are aimed at guiding global development in a better direction.”（不了解这些倡议的细节，但了解一般概念，其旨在指导全球发展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一位巴基斯坦人说；“ensure the implement on these initiatives”（要确保实施这些倡议）；一位泰国人说：“I hope that this Chinese project will be successfully completed. I am a person who supports China.”（我希望这个中国项目能够顺利完成。我是一个支持中国的人。）
整体而言，国际上对中国共产党存在认知差异和一些认同障碍。“认知是一种心理过程”，“一些认知是有意识的”，“一些则是无意识的”（埃德尔曼，2013/2022：7）。对中国共产党的差异化认知，继而带来对中国共产党的肯定、赞赏、期待或否定、批评和无视等多种态度或评价。传播困境是导致海外公众对中国共产党错误认知及认同障碍的一个重要原因。当前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和倡议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覆盖面、内涵解释力还有扩大、深化的空间。在调查中有不少人指出了中国共产党在对外传播方面的问题：“I believe China must do more to publicize its global position, and this means doing more to fight the Western mass media narrative. A really strong Chinese global television, in different languages, would be interesting.”（我认为中国必须做更多的事情来宣传其全球地位，这意味着要做更多的工作来对抗西方大众媒体的叙事。一个使用不同语言的强大的中国全球电视台会很有趣。）“As a foreigner in my opinion need more diffusion, I don’t know China channel to access for get the news trustable in English or Spanish, I don’t like to watch TV , mostly I use my phone or laptop.”（作为一个外国人，我认为需要更多的传播，我不知道中国频道可以用英语或西班牙语获取可靠的新闻，我不喜欢看电视，主要是用手机或笔记本电脑。）“强有力的互动”和“面对面的分享”也被海外公众所期许。可见在国际传播上下更多的功夫是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认同建构所必要的。
三、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认同与否的动因分析
不同国家对一国（执政党）的认知既可能基于“事实”和“理性”，也可能基于“核心利益”和“政治目的”，还可能基于“偏见”和“情感”（漆亚林，2023）。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认同与否受到多方面复杂动因的影响。宏观上，与中国共产党在国际范围内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教育等诸多方面的相互交往过程相关。微观上，某一中国人在海外旅行中的言行举止，或与外国人的短暂交流，或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的一次发言，也关系到中国（乃至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认同。本文从相对中观的层面来分析之，将重点放在形象认同障碍的产生机理上，认为其动因大致可概括为：利益之争下西方大国尤其美国与一个崛起中的中国（及其执政党）的低战略互信，不同政治体制下意识形态的反感，不同文化中价值观的差异，以及有意误读和无意误读所形成的认知障碍、认同壁垒等。
（一）利益之争产生的低战略互信
“国家利益是考虑国际关系问题的出发点，也是实施大战略的主要归宿”（李茂春，陈士才，1988：27），这一问题在中美之间更凸显为大国战略竞争。尽管在过去的某些时期，作为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避免受到‘狭隘民族主义’的攻讦，中国人对国家利益概念采用了某种实用主义的态度：理论上否定、实践中肯定，或者，抽象地否定、具体地肯定。”（王逸舟，2021）但国家利益存在这一既定事实是毋庸置疑的。捍卫正当的国家利益、人民利益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使命。而西方国家的政党当然也会不遗余力地为他们所谓的“国家利益”付诸行动。利益之争所产生的低战略互信成为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认同与否的直接动因。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取得了改革开放的卓越成就，“中国已不再是旧式的‘中央帝国’或游离于国际社会之外的‘孤独的革命者形象’，而是‘今日地球村’里维护整体和平与稳定、促进共同发展与繁荣的一个重要成员。”（王逸舟，2003：47）中国的崛起和迅猛发展引起了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的不安和焦虑，中美之间面临一场旷日持久的信任危机，其突出表现为美西方国家对一个崛起中的中国的不信任，害怕中国的发展会损害他们的经济利益和地缘政治利益。
一方面，美国政客及媒体反华、反共言论——典型如《华尔街日报》：“What’s Wrong With China’s Economy, in Eight Charts”（八张图看懂中国经济困局）；《时代》周刊：“China’s Economic Slump Is Here to Stay”（中国经济将持续低迷）；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 (CNBC)：“Yale’s Stephen Roach says China may have run out of imaginative solutions to its tough problems”（面对棘手问题，中国或已想不出新对策）等刻意引导公众认知，渲染中国正步入经济不确定的黑暗深渊，将对国际社会造成深刻影响。正如安东尼·莫雷蒂（Anthony Moretti）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西方有关中国的叙事都基于以下两大主要观点”：一是“中国不如西方，因此中国所做的一切必然是不完善、不恰当，甚至不好的。”二是“中国一心要摧毁西方建立的世界秩序”（Moretti，2024）。而西方媒体给予中国（共产党）的此种“污名”，既是观念的反映，也是权力政治在话语领域的反映（曾向红，李琳琳，2020）。可以预见的是，中西方在战略利益上的结构性矛盾不会倏忽消失，“美西方社会将在未来较长时间内继续将中国共产党塑造为竞争对手，向带有‘攻击性’‘威胁’的形象演绎，对抗色彩将制约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客观认知”（孙明，宁雨奇，2022）。 另一方面，随着科技在综合国力竞争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美国在高新技术领域频频“出招”遏制中国。事实上，美国视中国（共产党），已经远不只是“系统性竞争对手”，“美国担心的不是某一家公司，而是中国的制度。”（观察者网，2020）
如上，美国政客为捞取政治资本，炮制一个又一个将中国“污名化”“妖魔化”的武器，挑起美国民众对中国的敌意。这种低战略互信从官方蔓延到民间，导致美政客的反华、反共言论能够蛊惑、误导部分美国民众，并得到其理解或支持，从而形成对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认同障碍。
（二）制度之壁下意识形态的反感
不同政治体制下意识形态的差异决定了彼此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不同意识形态的政党之间存在明显的区别。政党形象本身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属性，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认同与否本质上也是中外意识形态的一种交锋。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是由“自塑”和“他塑”共同建构的。“自塑”希望建立真实的、全面的、正面的中国共产党形象，并获得形象认同；“他塑”的“样子”有正面的、中性的、负面的，不一而足。他塑经常是将被塑造国的差异作为重点，来证明塑造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合理性，从而满足塑造国在国际行为中据此最大限度地谋求利益的需求（张昆，2021：941）。
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与西方资产阶级政党有着本质的不同，也因此被西方政党视为“另类”。 仅一个“中国共产党”的称谓，就暗藏玄机。一些西方媒体不是用“中国共产党”的官方英文名“CPC”（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而是用被人为蒙上负面色彩的“CCP”（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强调中国共产党名称中“共产主义”（Communist）成分。通过翻译上的微妙差异，当今部分西方媒体试图让受众不自觉地将“CCP”与所谓的“威权主义”联系在一起，妖魔化中国共产党，营造其负面形象（中国日报，2023）。
一些西方媒体更是有意放大中西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异，在其报道中，中国共产党的“朋友圈”只有意识形态接近的国家和政党，这样片面的说法，制造了一种中国共产党单方面拒绝交往的“封闭的”“孤傲的”形象，与事实相去甚远。中国共产党一直积极与外国政党开展超越意识形态的交流，但西方国家却在交流的同时依然没有放弃对中国共产党的攻击。美西方竭力将中国（共产党）渲染为制度性对手，企图照搬冷战时对苏联的叙事模式。正如赫尔曼和乔姆斯基在其《制造共识》（Manufacturing Consent）（1988/2011）一书中指出：美国媒体的五大“过滤机制”之一就是反共意识形态，它是一个“国家层面的信仰和管控机制”（a national religion and control mechanism），一直左右着美国媒体的报道角度。作者指出“反共”意识形态深入人心与大众传媒长达半个世纪的宣传密切相关。
诚然，意识形态的差异（主要是反感）成为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认同建构的深层障碍，但西方世界对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反感视国际局势与立场时强时弱，故而可以看到，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共产党形象，“并非都是坏的，也并非一直是坏的”。如，二战期间，中国与西方主要国家处于抗击法西斯的同一战壕，身处延安的中国共产党（作为革命党，作为当时的在野党），秉持国际视野和世界情怀，以抗日救亡、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己任，在国际上赢得难得的认可，被视为中国共产党照耀中国的“红星”形象和“中国的希望”。20世纪70年代开始，由于苏联的迅速崛起，美西方需要借助中国来平衡苏联，中国（共产党）在美西方人眼中既正面、又重要（尽管当时尚未改革开放的中国与今日相比更不符合美西方的价值标准）。“9·11”事件后，中国（共产党）又成为美国打击恐怖主义战壕中的伙伴之一，中国（共产党）在美西方人心目中的形象，又较正面和重要。可知在意识形态差异下，国际形象认同建构依然有许多机遇。而今“互联网空间构成了意识形态生产、交往的独特场域，也是政党形象塑造的独特空间。网络空间场域的去中心化特征让各种意识形态的网络化发展更接近‘平权’化，政党形象在网络空间也更多呈现出‘非官方化’的特征。”（张明纲，韩旭，2021）为超越意识形态差异，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政党宗旨与政党品格的认知、对中国理论和中国道路的理解和对中国共产党国际主张的认同（樊宸余，王久高，2023）提供了新的机遇。
（三）不同文化之间价值观的差异
价值观是指一般的信念，它具有动机功能而且不仅是评价性的，还是规范性的和禁止性的，是行动和态度的指导，是个人的，也是社会的现象（金盛华，辛志勇，2003）。让外国公众理解、包容、尊重、接纳中国共产党所传播的价值观，建立价值共识，是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认同建构的应有之义。价值观壁垒产生现实的认同障碍。
中外价值观的差异是基于各自不同的历史、地理、社会等多种文化环境下产生的，均有其合理性。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中华文化主张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形成了人与自然平衡、以和为贵、和谐统一的观念；西方文化强调独立、冒险、竞争的人定胜天的思想。在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上，中华文化主张“天下为公”，形成以集体（包括家庭、社会、国家）利益为重的群体取向；西方文化则崇尚个人主义，强调以个人为本位，个人大于集体，个人权利和自由神圣不可侵犯。在外交关系上，中华文化主张“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兼爱”“非攻”“尚同”，亲善友邦；西方文化主张利益外交，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价值观的差异影响人们的思维模式，思维模式又直接决定了行为模式。如在对外表达上，中国人向来讲究含蓄、说话留三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西方则讲究直接、速效。
在中西方不同文化中孕育出的两套价值观自然存在客观的矛盾，然而在“客观的矛盾”之外，还存在主观制造的冲突。一些西方政客对于与己不同的价值理念充满傲慢与偏见，使得价值观之间的冲突也是当今世界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西方世界的价值观输出持续为其霸权地位保驾护航，其不仅“一以贯之地将中国共产党视之为西方中心主义/欧洲中心主义对立的‘他者’，其中隐喻着‘我们’（西方）比‘他者’优越的思维模式”（孙利军，高金萍，2021），而且不断刻意干扰中国共产党价值观的传播并误解中国共产党价值观的内涵。对中国共产党价值观的不了解成为许多外国公众无法进行形象认同的关键因素。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建构、价值观念的传播都是建立在追求人类共同幸福的目标基础上，而完全不同于西方世界的文化渗透。
（四）有意误读和无意误读形成的认知、认同壁垒
误读是国际传播的一种伴随现象，一般指受者对传者所表达意义的曲解和对所反映对象的误解。误读可以被视为一种不同的理解方式，负面性误读极易造成国家与国家、国家与群体、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刻板印象，进而造成群体极化效应。误读又包括有意误读和无意误读。无意误读，是基于对中国共产党缺乏研究，不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执政施政行为（如政策制定），“西方许多错误的对华政策都是源于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误读：不研究导致不了解，不了解又进一步误导政策制定。西方一些所谓的中国专家、意见领袖更是从意识形态角度出发，传递出完全错误的判断”（环球时报，2021）。这其中的误读，也不排除无意误读。此类无意误读若不解决“不了解”的问题，仍然难以做到准确、客观“认知”，更难通往“认同”之路。
有意误读，则出于看你什么都不顺眼的敌视。西方精英阶层，常常以一种“俯视”的态度或将自己置于道德制高点的站位看待中国（共产党）。他们不仅持续对中国产生有意“误读”，甚至显现出对中国的过度黑化、丑化、妖魔化趋势。有意误读比无意误读可怕得多。无意误读，只要本质上不怀恶意，通过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方方面面，认识其真相，校正误读误解，可以破解认知障碍或壁垒，进而可能达成认同。而有意误读，尤其如对抗性误读——受传者在价值取向、是非评判、情感表达上有绝对倾向性，基于“不共戴天”，要其客观认知，意味着要其认同，要其“改辕易辙”，否定自己。如此对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损害和杀伤更为严重，也为国际公众正确认知中国共产党制造了更多阻碍。
四、余论
过去百余年中，国内外大环境的变动带来非理性和不确定性增加，中国共产党频频面临西方封锁制裁、打压遏制、栽赃诬陷、形象被妖魔化等难题。本文对复杂的国际局势和中国共产党发展历程同时进行观照，采用思辨理论分析与实证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围绕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认同情况如何、认同与否、如何建构认同这一核心问题展开研究。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认同建构的本质内涵是中国共产党通过自身行为“培养”“引导”或“吸引”海外公众对中国共产党形象的认同，并消弭他者建构导致的“不认同”。当前，国际公众对中国共产党形象的认同现状与理想图景存在一定距离，表现为其对中国共产党的不了解和好奇、恐惧或焦虑、“敌视”、认可与支持。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认同障碍主要来源于利益之争产生的低战略互信，制度之壁下意识形态的反感，不同文化之间价值观的差异，及有意误读和无意误读形成的认知、认同壁垒。
以史为鉴，乱而思治，危而望安。当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正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同时，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二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站在百年变局的历史关口，中国共产党实现其形象的全球传播和认同既充满了机遇，也面临着新的“草地”“雪山”。指望西方完全认同中国共产党形象是不太现实的，中国共产党能赢得全球南方国家的认同，以及能得到西方国家认知和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有识之士、民间力量、普通人的认同，就是正道（同时还要警惕美西方分化瓦解南方国家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当此情形，中国共产党要建构与大党地位相称、与大国实力相匹配的真实、全面、立体的国际形象，要实现形象认同从实然通往应然，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关注。
第一，清洗“抹黑”“污名”的过程是认同建构的过程。西方媒体通过张冠李戴、歪曲事实等手段将中国共产党描述为高度集中的“威权政党形象”“贪腐政党形象”“愚弄百姓形象”以及对世界领导权虎视眈眈的“霸权政党形象”。恐惧感、威胁感、排斥感往往是由于认知不足或认知错误造成的，准确认知难以实现，认同便难以建构。因此，国际公众对中国共产党认知、认同情况的调查应成为一项基础性、经常性的工作。在了解国际公众对中国共产党认知情况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原因，通过相应策略引导其消除误解，才有可能形成对中国共产党的准确认知和逐渐认可，最终达到中国共产党形象认同。
第二，重视海外“第一圈层”受众。传者直接面对的、具有一定权威或话语权的“受众”，笔者称为“第一圈层”受众。其往往扮演意见领袖的角色，能够对他人观念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在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认同建构的过程中，应重点培养、发挥“第一圈层”受众的影响力。可邀请各国政界、学界和商界等各领域的社会精英和优秀青年学生“走遍中国”，“论坛”（“论”）与“参访”（“行”）并举，“社会精英”与“青年学子”同行，在沉浸感知中认识中国（共产党），进而认知中国（共产党），最终认可中国（共产党）。此外，这些“请进来”的“第一圈层”受众，有可能转化为传播中国（共产党）之“传播者”（或“二传手”），通过社交媒体向更多海外受众传播中国（共产党），他者以自己的所见所历现身说法更具吸引力和感染力，能够带动更多海外人士向往中国、踏足中国。
第三，共情、共商、共赢是认同建构的必经之路。《认同的空间：全球媒介、电子世界景观与文化边界》一书作者戴维·莫利（David Morley）和凯文·罗宾斯（Kevin Robins）（1995/2001：90）认为，认同是“休戚相关性”下的同一感和相互承认，而这种休戚相关性则包括利益、文化、历史、情感和记忆。根深蒂固的既有传统和认知经验在面对外来信息时，自觉地形成了一套防御机制。情感是消解壁垒的“法宝”，可通过“共情”式叙事，触动情感共鸣，建立共同体意识；通过共商姿态，改变“有‘对话者’之名而无‘对话者’之实”的“沉默的对话者”（董军，2012）之现状，加强对话，增进理解；传递“共赢”的价值理念，让世界读懂中国共产党对于“天下大同”“世界共赢”价值秩序的追求，让世界了解一个真实的、有不足但有许多优点的中国共产党。
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5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