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二四年四月，隶属于俄罗斯军事史学会的军装博物馆策划推出了“库罗帕特金将军的战争与和平”专题特展。策展团队通过甄选十九世纪下半叶至二十世纪初帝俄军队的文献、制式军装及武器装备等多元史料，全景式重构阿·尼·库罗帕特金（一八四八至一九二五）从基层军官至陆军大臣的晋升轨迹。展览中一幅题为“俄国亚洲区域之突厥斯坦边疆区图”的展品尤为耐人寻味—图中那条自天山汗腾格里峰延伸至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连线，悄然改写了我们对东北亚地缘格局的认知。
这条从未见诸史册的神秘界线，以长春为界将中国东北划分为不同的势力范围 ：中东铁路的钢铁动脉在此分岔，绿色象征俄国势力范围，红色则标注日本控制区。这让人联想起俄国所谓的“黄俄罗斯计划”，学者常提及沙皇尼古拉二世意图侵占自乔戈里峰至符拉迪沃斯托克一线之中国领土的野心。如李洁在《一九 〇四——一九〇五 ：晚清三国》中认为罗曼诺夫皇室心中的东进前景就是从大清新疆的乔戈里峰，到大清的“满洲”全境，画一道直线，线外则是他们心中的“黄俄罗斯州”。但库罗帕特金的地图揭示出更为复杂的殖民图景 ：在日俄战争爆发后，俄国战略家仍未放弃在图纸上对中国的肢解预演。
二〇一九年，加拿大圣玛丽大学教授苏夏（Bill Sewell）的《建构帝国 ：日本人在长春，一九〇五—一九四五》出版，将长春视作观察日本构建帝国的绝佳样本。他将一九〇五年设定为分析起点。此时，帝国博弈的结局确立了长春作为日本在“南满”殖民建构帝国的前沿据点。但若将视野前推，库罗帕特金的地图恰似一道暗门，通往被遗忘的帝俄野心与其殖民活动留下的阴影。
被预设的裂痕 ：制造“南北满”
传统叙事将长春成为“南北满”分界归因于一九〇五年《朴茨茅斯条约》，视其为日俄战争被动形成的地缘裂痕。此时，作为整体的“满洲”已然分裂为二，俄国控制下的“北满”势力范围与日本实际掌控的“南满”控制区，以长春为界，通过中东铁路附属地管辖权的转移形成地缘政治分野。
但回溯历史，“满洲”（英语 Manchuria，俄语 Маньчжурия）概念自清初便承载着族群政治意涵。日本学者自一八三二年起将该术语地理化，逐步建构为殖民扩张的目标地域。
不仅是日本，俄国同样对这片土地虎视眈眈。俄罗斯帝国通过《瑷珲条约》《北京条约》，一步步蚕食了黑龙江以北的大片土地，这片土地常常被称为“外满洲”。作为整体地理单元的“满洲”概念并不利于帝国扩张，因此，在二十世纪日俄划分“南北满”之前，该地域已因十九世纪帝国扩张行为被强制重构为内外两部分。
帝国野心助长了殖民扩张的欲望。随后，俄罗斯帝国的目光转向了整个中国东北。这不免与虎视眈眈的另一帝国日本竞争，甲午战争后，东亚宗藩秩序在内外交困中解体。自欧洲而来的近代主权国家体系取代了东亚“宗藩体制”为基础的国际秩序。随后，三国干涉还辽，帝国间勉强维系的均势状态已然走向尽头，俄国借机强租旅顺、大连。
一八九九年冬，义和团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扩展到华北平原，甚至蔓延到了东北。义和团的目标本是扶清灭洋，却适得其反地引来列强派出联军镇压。俄国同样视镇压义和团为出兵良机，十余万大军长驱直入，西伯利亚大铁路的枕木已化作帝国触须—铁路延伸处，即是“内边疆”的拓展方向。同时，这也直接将俄国与中、朝，乃至间接地与日本连接起来，使这片区域长久地处于博弈状态中。俄国试图用旅顺军港和停留在此的太平洋舰队维护自身在“远东”的特权，此时，“满洲”则成为俄国设想中的“异质共同体之间的边疆”— 维护帝国“内边疆”安全的“外边疆”。
帝国扩张的逻辑很简单 ：想要“满洲”成为帝国的一部分，需要依靠直接的政治吞并和间接的经济统治，以建立“非正式帝国”。这种帝国扩张的逻辑消弭掉“外满洲”与“满洲”间的差异，俄国将“满洲”视为帝国未来的一部分。
因此，当一九〇一年九月签订的《辛丑条约》无法解决俄国占领东北的问题，一九〇二年四月八日，清廷就与俄国签订了《交收东三省条约》，其中规定俄军分三期撤出中国东北。俄方坚持以“如果再无变乱，并他国之举动亦无牵制”作为撤军的附加条件，这也为俄国日后拒绝撤军埋下了伏笔。在履行了第一个阶段的撤军计划后，因日、美向清政府提出在“满洲”开港、开市的要求，俄国以担忧“满洲”会沦为日、美的势力范围为由，拒绝继续撤离第二批军队。
此时，俄国高层内部对如何实现“满洲”的俄国化争论不休。外交大臣弗·尼·拉姆兹多夫（一八四五至一九〇七）对日本的好战十分担忧，提议撤离“满洲”。库罗帕特金则主张通过长期战略逐步实现控制“满洲”的目标，提出效仿俄国在中亚布哈拉地区的经验 ：首先使“北满”依附俄国，继而通过渐进式扩张将影响力延伸至南部地区。
库罗帕特金以布哈拉汗国举例，源于其早年经历 ：一八六六年，自巴甫洛夫军事学校毕业后，他服役于突厥斯坦第一步兵营，跟随康·彼·考夫曼（一八一八至一八八二）将军的征程进入中亚。一八六六年四月，俄国与布哈拉汗国爆发战争，后者战败。一八六七年，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颁布《关于设立突厥斯坦总督区的诏令》，以塔什干为首府建制，下辖七河省与锡尔河省。考夫曼作为第一任总督，拥有“无限权力”。一八六八年四月，考夫曼率领三千五百人进攻撒马尔罕，布哈拉军队败北，考夫曼进入撒马尔罕，当地贵族上层同意投降。但俄国为降低管理成本、规避与英国的冲突，选择保留布哈拉作为附庸国。
库罗帕特金曾在中亚服役多年，亲身参与了俄国在中亚的扩张进程。因此，早在义和团来势汹涌的一九〇〇年，他就提出效仿布哈拉模式区分对待“南满”与“北满”。他将在中亚的殖民经验转用到“远东”，提出应严格划分不同意义的殖民区域。尽管在他的叙述中没有明确“南北满”的分界，但在他看来，“北满”为“包括黑龙江省和吉林省的北部”，这片区域像楔子插入了帝俄的领土，因而，只有在“北满”站稳脚跟，才能有足够的掩护去开发已成为“内边疆”的阿穆尔沿岸边疆区。“南满”则包含“整个奉天地区和吉林省的南部”，以越来越尖的楔子形状与关东州相连接，与朝鲜有着八百俄里的边界，且拥有危险的海疆。
因此，制造南北分裂的“满洲”并非肇始于日俄战争，并不是《朴茨茅斯条约》缔造了帝国对立的地缘政治格局。相反，正是帝国势力的不断扩张与回缩，使得该区域在开战前就被预设为分裂的“内外”“南北”分野，以便于一步步吞并、蚕食。这种预先解构的殖民框架服务于渐进式领土消化战略，其本质是移植俄国在中亚的殖民经验，进行帝国扩张逻辑的“远东”实践。
多米诺骨牌 ：败局中的地缘重构
尽管俄国早在开战前已经制定了不同版本的分裂“满洲”计划，但日俄战争最终导致俄国势力在日本来势汹涌的扩张态势下被迫回缩。这场以朝鲜半岛与中国东北为战场的战争，不仅见证了诸如俄国、德国、法国及英国等传统帝国的相继介入，而且标志着美国作为一个新兴的调停者与仲裁力量，在日俄冲突中的调解及《朴茨茅斯条约》的缔结过程中发挥着关键性影响。俄国在东亚的战略地位遭受重创，与此同时，日本则作为欧洲列强的新对手崭露头角。一场针对太平洋地区的更为紧迫的竞争即将在日本与美国之间展开。
不仅在东亚备受打击，此时俄国面临着腹背受敌的危险，在另一方边疆同样危机重重。自十九世纪以来，帝俄的扩张性政策直接引发了与英国间的激烈冲突 ：为了阻止俄国进入地中海，英国帮助奥斯曼土耳其抗击俄国 ；为了阻止俄国势力扩张到波斯湾和印度洋沿岸，英国扶持了波斯 ；为了抵抗帝俄的扩张逐步压至南亚，威胁印度，英国试图以阿富汗作为屏障。
日俄战争撬动的不仅是远东格局，英国同时也在修正对俄属突厥斯坦军事实力的评估 ：尽管突厥斯坦后勤基础设施有所改善，但帝国为支持前线战事，不断将军事资源运送至波斯、阿富汗和中国边境。因此，英国在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五年间制定了在欧洲、中亚、高加索及黑海地区等三种对俄作战方案。
帝国博弈的阴影笼罩着从黑海到兴都库什山脉的欧亚腹地，原本聚焦于中亚的“大博弈”已演变为跨欧亚大陆的复合战略竞争。因此，在日俄战争期间，拉姆兹多夫提醒库罗帕特金防备英国。承担俄罗斯帝国国防重任的库罗帕特金需要同时兼顾“远东”的直接冲突与“近东”的战争威胁，重新界定俄罗斯帝国的边疆防御体系与扩张轴线。
这种多线博弈延续至日俄战后，随着“远东”利益分赃完毕，英俄开启了对“近东”地区的重新分配。德国在一九〇五年德俄同盟条约中展现的全球野心，使英德矛盾取代英俄对抗成为欧洲国际体系的核心问题。英国已不再视外强中干的俄国为最大威胁，而视其为需要拉拢的对象。一九〇七年英俄条约的签订，宣告了自拿破仑战争后延续近百年的欧亚大陆“大博弈”地缘竞争模式的终结。
战后，库罗帕特金在反思中痛陈 ：“由于一场打输的战争，我们丢失了关东与南满。我们未能保住我们在远东所占据的位置，在大陆上与占领了朝鲜、关东和南满的日本进入直接接触的状态。”俄国丧失了其作为缓冲地带的“外边疆”，导致新崛起的日本得以畅通无阻地穿越朝鲜半岛、“满洲”，直至与俄国的“内边疆”接壤。对他而言，此次战败不仅标志着俄国的挫败，更是西方世界的挫败，它为日本提供了契机，宣扬建立“亚洲人的亚洲”，梦想最终将欧洲人驱逐出亚洲大陆。
因此，尽管英俄间的博弈暂时偃旗息鼓，但在库罗帕特金看来，此时，英俄两国都已陷入了被驱逐出亚洲的危机中，亚洲会成为“亚洲人的亚洲”。俄国官员关心的是，如何建立“俄国人的亚洲”？
打造“俄国人的亚洲”：制图术与帝国想象
俄国战败后，作为俄军总司令的库罗帕特金饱受批评，“沙皇的无能将军”成为其军事生涯的定论。尽管他被任命为国务委员，却并未参与实际工作。他隐居在普斯科夫州，撰写日俄战争总结报告，并于一九〇七年在华沙出版。一九一三年，库罗帕特金出版了其革命前最后一部作品《俄中问题》，然而并未引起公众注意。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库罗帕特金屡屡请命前往前线，却毫无回音。直至一九一五年，尼古拉二世亲临前线，才任命库罗帕特金为新组建的掷弹兵军指挥官。然而，俄军的失利使他再次面临沙皇的怀疑，随后，他被解除职务，派往突厥斯坦担任总督，本文伊始时提及的那张地图得以陪同他重返中亚。
该地图承制机构为圣彼得堡阿·阿·伊林制图所，该机构专门负责制作军事地图、铁路地图、地图集，于一九一三年制作了一批俄属突厥斯坦地图。
该地图虽以“俄属突厥斯坦”为标题，却没有局限于展示俄属突厥斯坦的地理细节，其核心内容聚焦于俄国东部边疆地缘格局。该地图利用不同颜色区分对帝国不同意义的边界线 ：绿色划定俄国的边界，黄色标示中俄间的漫长边界和被俄属中亚环绕的希瓦汗国，红色则用以区分出中、朝边界，库页岛的日俄分属，及布哈拉与俄国间的行政分界。
本文无法也无意考证库罗帕特金所持地图是否为一九一三年制作的这批地图中的一张。但基于制图要素的高度同构性，可以推导出此时俄国制图师及持有地图的库罗帕特金对“俄国的亚洲”的相似认知。
首先是中亚，在俄国殖民体系下，希瓦汗国与布哈拉汗国虽同属突厥斯坦总督区管辖范畴，但制图师试图通过差异化制图策略揭示两者间殖民地位的差异。希瓦汗国被俄属锡尔河省与费尔干纳省包围，因而防御压力较轻。但布哈拉汗国接壤阿富汗，尽管英俄间的博弈暂告一段落，却仍可能成为俄国对外防御、进攻的缓冲边疆。因此，制图师以不同颜色区分出了两个汗国对帝俄的不同意义。
其次是“远东”的情势，东亚的政治版图因战争的尘埃落定而发生了变迁。地图最东，朴茨茅斯谈判中，库页岛曾成为日俄争夺的焦点，最终由美国总统出面调解，确定了南北库页的分治方案。再向西行，则是同样被《朴茨茅斯条约》划归日本势力范围的朝鲜半岛。日俄战争甫一结束，伊藤博文就来到汉城，在威胁之下，一九〇五年十一日十七日，韩国政府与日本缔结了《乙巳条约》。就这样，大韩帝国成为日本的保护国。因此，朝鲜半岛及库页岛南部都已不是俄国的势力范围，遂用红色线条包裹其边缘。同时，这种红色同样象征着与日本对峙的危险氛围，尽管战争结束，俄国的危机感却从未消失。
中国国境则以黄色标识，与希瓦汗国相同。不同颜色的边界线实质上揭示了俄国殖民战略中的渗透梯度认知—黄色边界区相较于红色边界区具有更低的地缘政治阻力。
因此，伊林制图所绘制的地图中勾勒出了此时俄罗斯帝国与亚洲关系的轮廓，化作帝国野心的双重投射：既是失落的“黄俄罗斯”残梦，也是通往“俄国人的亚洲”的新路标。尽管标题中强调了“俄国的亚洲”，但地图本身更为关注“俄国的亚洲”以外的亚洲区域。这些没有被纳入俄罗斯帝国直接统治的地域，被视为“亚洲人的亚洲”。但“亚洲人的亚洲”同样拥有不同的等级，制图师及其背后的帝国以殖民主义的认知框架，依据殖民渗透的难易程度瓜分了亚洲。
从中亚到“远东”：未完成的连接与互动
通过对比两张地图可见，库罗帕特金所持地图增加了一些信息，如中东铁路权益的分配，同样以绿色和红色强调了俄国及日本的对立。以长春为界，中东铁路被划归为不同归属。当然，这是源自《朴茨茅斯条约》中“沙皇政府允将由长春（宽城子）至旅顺口之铁路及一切支路，并在该地方铁道内所附属之一切权利财产，以及在该处铁道内附属之一切煤矿，或为铁道利益起见所经营之一切煤矿，不受补偿，且以清国政府允许者，均移让于日本政府”。因此，此时分裂的“南北满”不再是库罗帕特金记录中的模糊区域，而是固定为以长春为界的不同帝国控制的势力区。
在库罗帕特金的地图中，以长春分界并非偶然，他将汗腾格里峰与符拉迪沃斯托克相连接，这条线与中东铁路的交点则为长春。
若对库罗帕特金选择汗腾格里峰有所惊诧，需溯源至其早年前往新疆的经历。在俄国入侵浩罕后，阿古柏流窜至新疆，并于一八六五年入侵喀什噶尔，随后又强占新疆大部地区。一八六八年，阿古柏勾结英国势力，签订《英国与喀什噶尔条约》。尚忌惮英国扩张的俄国不甘落后，派出使团前往喀什噶尔，与阿古柏签订《俄国与喀什噶尔条约》。在此背景下，考夫曼于一八七六年派遣库罗帕特金率团前往喀什噶尔同阿古柏谈判，以确定与俄属费尔干纳省的边界。尽管在喀什噶尔停留时间并不长，但库罗帕特金从喀什噶尔经阿克苏抵达库尔勒，沿途收集情报，撰写游记。因此，他对新疆十分熟悉，同样埋藏下侵略扩张的野心。
在更早的一八五六年，维·彼·谢苗诺夫（一八二七至一九一四）就前往天山进行考察，测量了汗腾格里峰的高度。他在进行科考外，鼓吹俄国占领外伊犁领土的好处，以打造阿姆河—天山区域的整体性。此时，汗腾格里峰作为天山最高峰的重要性凸显出来，外伊犁地区成为俄国侵略扩张的首要目标。谢苗诺夫同样强调了帝俄位于欧亚中间的特殊地位，这种地缘政治思想对库罗帕特金产生了重要影响。
因此，众多“巧合”使得汗腾格里峰—符拉迪沃斯托克连线并非“偶然”促成，而是系统性殖民规划的必然结果。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全球帝国主义体制已经无法保障世界和平与繁荣。此前，英、俄、德、法、美、日等帝国各自推行帝国主义扩张时，彼此保持基本上的合作关系。但第一次世界大战重启了一九一四年前全球殖民的未竟事业，笼罩在破裂的全球秩序及诸帝国势力下的亚洲前途未卜。因此，如果说制图师试图用地图提出帝国在亚洲的处境问题，那么，库罗帕特金的连线更像是对该问题的回应—打造从咸海到日本海的帝国想象。
日俄开战前，库罗帕特金就曾反应激烈，担忧会有“亚洲人的亚洲”，而这张图上的连线试图在“亚洲人的亚洲”构建出“俄国人的亚洲”的扩张目标。库罗帕特金将自己的思想写入《俄中问题》一书，明确将汗腾格里峰—符拉迪沃斯托克一线预设为中俄的边界线，规划了帝国未来的扩张事业。
尽管无法判断是先有作为分界的长春，还是先有这种划定方法，但可以确认的是，在库罗帕特金的战略视野中，“远东”与中亚并非孤立的地缘板块。在后日俄战争阶段，亚洲在俄国的殖民体系中仍有着跨区域的联动。这种连接与互动可能并非传统英俄博弈的直接产物，却标志着亚洲被构建为系统性的地缘整体。
二〇一二年，师从俄国远东史知名学者安·维·列姆涅夫（一九五五至二〇一二）教授的伊·瓦·别洛孔在博士论文《库罗帕特金的政治思想与国家军事活动》中提出，库罗帕特金的地缘政治认知具有全球性视野，他以一种泛欧洲的视角去规划俄国在亚洲乃至全球的扩张事业。尽管该研究刻意忽视了库罗帕特金思想与实践的殖民本质，但她揭示了早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如库罗帕特金在内的俄国政客已不再孤立处理不同的边疆问题。他们将“远东”、中亚、欧洲相连接，以全球视野规划帝国的殖民事业，展示出了亚洲问题的全球性、跨国性影响因素。这种“远东”与中亚的战略联结，形塑了长春在全球地缘空间生产中的独特节点地位。
这些帝国殖民者又通过推行殖民活动重塑亚洲。尽管题为“谁制造了作为分界的长春”，但本文并不能完全回答这个问题，只能展示出回应该问题的一种可能性，即“远东”问题并非“远东”所决定。当然，中亚也是如此，全球皆是如此。自十九世纪全球化的趋势汹涌而来后，包含长春在内的“远东”成为全球秩序“蝴蝶效应”中的一环，最终又再次反作用于全球秩序的重塑。
（Constructing Empire： The Japanese in Changchun 1905—1945. Bill Sewell，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