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后就不仅意识到社会科学的重要作用，而且开始注意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更新和构建中国的社会科学体系，从而在构建新社会科学的实践中呈现出鲜明的思想自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新社会科学的宣介有着明确的着力点，主要体现为本着“可以使中国好”的信念阐明社会科学的作用、从组织和个体两个层面有效宣介新社会科学，以及基于解释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目的宣介新社会科学内容这三个方面。时至今天，虽然我们所处的环境已发生深刻变化，但是“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始终是中国共产党赋予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崇高责任和光荣使命。
关键词：早期中国共产党人/ 新社会科学/ 宣介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影响和作用研究”(21CKS018)的阶段性成果。
原文出处：《党史研究与教学》(福州)2025年第2期 第103-113页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的互动是“五四”以及后“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的鲜明特征，二者的互动促成了“主义”与“学术”的融合。马克思主义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科学相融合的结果，就是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内核的新社会科学①，从而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立定了根本的基础。对于“主义”与“学术”而言，二者的结合固然是历史合力作用的结果，但是在众多促成这一结果的“推手”当中，中国共产党人无疑是最重要、最关键，并且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的力量。事实上，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共产党人就不仅意识到社会科学的重要作用，而且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解决中国问题的同时，也开启了建构新社会科学的进程，从中体现出鲜明的思想自觉。在建党初期，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新社会科学的宣介有着明确的着力点，主要体现为本着“可以使中国好”的信念阐明社会科学的作用、从组织和个体两个层面有效宣介新社会科学，以及基于解释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目的宣介新社会科学内容这三个方面。
一、本着“可以使中国好”的信念阐明社会科学的作用
从新文化运动至五四运动，中国思想界发生了明显转向。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知识人士呈现出通过关注文学、伦理、思想、宗教、家庭、恋爱等“人生问题”而“刻意不谈政治”②的倾向。五四运动爆发后，知识界迅速从对“个人”的关注中抽身出来，转而关注社会问题、探讨社会改造。从关注“人生”到观察“社会”，知识人士关注点的转变反映了他们对国家、对社会的深切忧思。基于这种忧思，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开始对改变国家和社会命运的方式方法的探索。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科学进入到知识分子的视野当中。
“社会科学”是清末民初才在中国出现的一个新名词，它统指政治、经济、社会、法律等多门学科。五四运动后，“社会科学”概念在中国大量出现并使用，进而形成一种与关注社会问题、探讨社会改造密切相关的思潮。在这场思潮中，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是重要的参与者和领导者。他们深知社会科学的重要作用，明确指出“要中国好必须研究怎样才可以使中国好”“最要紧是研究社会科学”③。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科学重要作用的体认和阐述，建立在他们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知和把握的基础之上，也建立在他们对社会科学“可以使中国好”的定位之上。基于这两个认识前提，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从两个方面阐述了社会科学的作用。
其一，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深刻分析了社会科学相较于自然科学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当论及社会科学时，不可避免会牵涉到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问题。在当时，对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知识人士当中存在两种不全面、不客观的认识。一种观点认为，“经济落后的中国，为国际资本主义所威胁，所以发达新式产业与革命运动是应该并重的”，然而“自己却只专力于求新式产业发达，从事于自然科学的研究，不愿以革命事业相扰”④；另一种观点认为，“自然科学之兴盛，却全赖于资本主义之发达，资本主义之生产……无数万民众，在这自然科学的兴盛，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之下，找不着饭吃，甚至连日常应有的生活消费品，都寻求无路”⑤。应当讲，这两种认识均有失偏颇。就第一种观点而言，它的实质是把社会科学与社会革命画等号，以此表明拒绝社会科学的态度；就第二种观点而言，它的实质是把自然科学与资本主义画等号，从而表达了否定资本主义就必须否定自然科学的态度。鉴于这两种观点均有失偏颇，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纠正错误观点的同时，也阐述了社会科学相较于自然科学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针对“只专力于求新式产业发达，从事于自然科学的研究，不愿以革命事业相扰”的观点，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认为，“要发达近代的工商业，要有以下的三个必要条件，即：(一)社会秩序的安宁……(二)政治力量的保护……(三)国际竞争的优势……发达产业要有以上的三个必要条件，试问中国现时那一个条件是备具了的呢？”⑥恽代英围绕上述观点详细阐发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指出“我们并不反对人学技术科学。但是我们以为单靠技术科学来救国，只是不知国情的昏话。越是学技术科学的人，越是要希望有能研究社会科学，以使中国进步的人，好使他们可以用技术为中国切实的做事……所以，我们觉得要救中国，社会科学比技术科学重要得多”⑦。
对于“无数万民众，在这自然科学的兴盛，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之下，找不着饭吃”的观点，《中国青年》以刊发回信的方式指出，固然“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之下，一切‘科学家’，‘专门家’以至‘自然科学’的本身，皆不能不受经济势力的支配而带有他的‘阶级性’”，而且也不排除“科学家为‘求生’起见，不能不投身到资本家的脚下谋生活”，但是一方面，我们不能因此就否定自然科学对于人类社会进步的价值；另一方面也需要看到，“其罪不在科学家自身，尤其不在科学而在资本主义制度”⑧。因此，在“《中国青年》记者”看来，虽然“现代中国大多数的青年，需要在革命中非他不可的‘社会科学’比需要‘自然科学’更迫切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自然科学’对于人生不重要或对于青年没有用”⑨。
综合以上观点可以看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把握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时，十分审慎、成熟地对这两者的关系作出了界定。一方面，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鲜明地突出了社会科学相较于自然科学对于当时中国的意义，明确指出“要破坏，需要社会科学；要建设，仍需要社会科学”⑩；另一方面，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也没有像一些知识人士那样简单地把自然科学与资本主义制度等同起来，在反对资本主义的同时兼而反对自然科学，而是有意地把自然科学从对资本主义的否定性评价当中“解救”出来，主动赋予自然科学以非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客观意义。由此，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就构建起了以社会科学为关键和首要，自然科学在社会科学的引领下发挥技术优势的关系定位，从而理顺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凸显了社会科学的作用。
其二，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社会科学对于改变中国命运的意义。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一帝国主义”体系对中国的控制，中国在沦为半殖民地社会的同时，也被动地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对于中国所面临的这一情况，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有着清醒的认识。在中共二大颁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开篇就以五个部分的宏大篇幅详细阐述了“帝国主义宰制下之中国”这一重大论题，明确指出“帝国主义的列强既然在中国政治经济上具有支配的实力，因此中国一切重要的政治经济，没有不是受他们操纵的”(11)。为了摆脱“资本主义一帝国主义”体系对中国的束缚，真正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即立定了明确的目标、开展了具体的行动，其中，充分发挥社会科学在解释现象、把握规律、预见未来方面的作用，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救国救民方面作出的一项重要安排。就此，恽代英指出：“要中国好必须研究怎样才可以使中国好。所以最要紧的是研究社会科学。而且不仅是要研究社会科学……要靠学理来研究怎样团结民众，推翻军阀”(12)。施存统则在《告有志研究社会科学者》一文中认为，“我们中国现在之所以造成国际帝国主义与国内军阀两重支配的状况，亦不是偶然发生的，实有其必然的历史的意义……这些事实，都可依社会科学上的正确的原则来说明”，对此，“我们要寻求中华民族解放的道路，我们要知道解放运动中应用的战术与方法，我们要在社会的生存竞争场中获得胜利，我们都只有研究社会科学，利用社会科学上的最正确的智识，才能使我们达到那一些目的”(13)。
在帝国主义势力和封建军阀的双重压迫下，中国社会出现了许多未曾遇到过的新情况、新问题。这些新情况、新问题的出现，使得人们在理解和把握中国社会时愈加困难和不易。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科学就能够发挥解释、指导的作用。1923年6月，瞿秋白在为改版后的《新青年》起草的《〈新青年〉之新宣言》中明确指出：“社会演化却已至极复杂的形式——世界帝国主义，突然渗入中国的社会生活，弄得现时一切社会现象繁杂淆乱，初看起来，似乎绝无规律，中国人的简单头脑遇见此种难题尤其莫名其妙……独有革命的无产阶级，能勇猛精进，不怕‘打开天窗说亮话’，应当竭全力以指导中国社会思想之正常轨道——研究社会科学”(14)。在瞿秋白看来，只有社会科学才能“明察现实的社会现象，求得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15)。对于社会科学之于变革中国社会的作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比喻说：“假定社会是一个工厂，社会科学是工厂管理法；有能管理社会的人，一切的人有一种技术，便得一种技术的用，没有管理工厂的人，只有机械，只有像机械样的工人、技术家，工厂永远做不出成绩来。”(16)基于这种认识，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看来，虽然社会科学不像医学、工程学等学科那样能够医病救人、建造工程，但是对于身处半殖民地社会的中国来说，如果不能推翻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统治和压迫，即便学到了先进的技术，也只能“一天天陷落到外国人手里……成为洋奴罢了”，因此，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指出，“单靠技术科学来救国，只是不知国情的昏话”，“越是学技术科学的人，越是要希望有能研究社会科学，以使中国进步的人，好使他们可以用技术为中国切实的做事”(17)。
二、从组织和个体两个层面有效宣介新社会科学
宣介新社会科学需要一定的方式方法。中共成立后即从党组织和党员个体两个层面着力，在有效普及、推广新社会科学的同时，也鲜明地呈现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宣介新社会科学的思想自觉。
在党组织层面，中共成立后即十分重视对新社会科学的宣介，并采取多种措施加以推动，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是政策引导与支持。在1921年7月颁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中共就对“工会组织的研究机构”作出明确规定，指出“这种机构的研究工作应分为以下几类：工人运动史，组织工厂工人的方法，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各国工人运动的现状。研究的成果应定期发表，应特别注意中国本国的工人运动问题。”(18)这表明，初生的中共已经初步但明确地意识到必须通过对新社会科学的深入研究来推动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1923年11月，在第三届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颁布的《教育宣传问题议决案》中，中共在论及“教育方法”时明确要求：各地有可能时，设社会科学的研究会(任取何名，如哈尔滨之青年学院)，大致可如下法组织：——(亦可利用其他学会，掺入自己材料)新青年、社会科学讲义，译著的关于主义之书籍为材料(党员的新译著随时报告中央)；每月召集会员几次，预指材料及问题，或请人讲演或共同问答；结果若有疑问，可寄到名义上的‘社会科学会’(即中央教育委员会)令答复”(19)。1925年1月，在中共四大颁布的《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中，中共中央为解决政治教育、党的宣传不到位等问题，明确要求“中央编译委员会应努力于党内党外小册子之编译，尤其是关于列宁主义、国际政策、政治经济状况以及工人常识的材料之编辑”(20)。九个月后，在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颁布的《宣传问题议决案》中，中共中央再次要求“收集整理种种材料，以便根据马克思主义编辑关于中国问题的著作”(21)。由此可见，中共自其成立就十分重视发展社会科学事业，并且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科学的指导以及发挥社会科学指导实践的作用，中共在政策层面作出了诸多部署，力求实现在推进革命事业的同时发展新社会科学。
二是设立管理及出版机构。中共成立后，在相关议决案及指示、规定的推动下，其领导的社会科学管理及出版机构逐渐建立。在中共成立之初，中共中央赋予了中央局宣传部以出版著作的使命，明确要求“中央局宣传部在明年七月以前，必须出书(关于纯粹的共产主义者)二十种以上”(22)。1923年6月，在中共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中，中共明确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行用本党名义之出版物”(23)。同年10月，中共中央成立教育宣传委员会，下设编辑部、函授部、通讯部、印行部等多部门。其中，编辑部主要负责《前锋》《新青年》《向导》《党报》等八种出版品的编辑出版工作，函授部主要负责开设“经济学及社会进化史”“社会学及唯物史观”“国际政治及帝国主义”等社会科学课程，通讯部则要“编译一切与运动及主义有关之文件及材料”(24)，由此，中央教育宣传委员会成为负责宣传出版新社会科学的专门机构。除此之外，在这一时期，中共中央还成立了中央出版科与中央发行部、中央编译委员会与中央编辑委员会等机构，使得新社会科学的管理及出版机构日臻完善。除了在中央层面设立管理及出版机构外，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还建立了多个出版社用以出版新社会科学的书籍。比如1921年，中共建立了党的出版工作的最早业务机关——人民出版社，专门负责翻译和出版新社会科学著作；1923年，新青年社从广州迁至上海后，易名为上海书店，并且迅速在全国建立起庞大的书籍出版发行网络；1926年，上海书店被查封后，中共又在武汉创办了汉口长江书店，该书店“一度成为全国进步书刊的公开出版发行中心”(25)。这些书店的建立极大地推动了新社会科学著作的出版发行，为中共宣介新社会科学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三是有组织出版新社会科学著作。依托人民出版社、新青年社、上海书店、汉口长江书店等出版发行机构，中共有组织地出版了一大批新社会科学著作。比如，人民出版社计划出版“马克思全书”15种、“列宁全书”14种、“康民尼斯特丛书”11种，还有其他单行本理论书籍9种。1922年6月，陈独秀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提到，“中央机关设立之‘人民出版社’所印行书”已有包括《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在内的“马克思全书”2种，包括《列宁传》在内的“列宁全书”5种，以及包括《共产党计划》在内的“康民尼斯特丛书”5种，“以上书12种各印3000份”(26)。虽然后因军阀破坏，这些书籍未能全部出齐，但是包括《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等在内的16种新社会科学书籍仍然得以问世。而上海书店、汉口长江书店、国光书店等在中共领导下的出版发行机构，也出版了包括“中国青年社丛书”“向导丛书”“新青年丛书”等在内的一大批新社会科学著作，这些出版发行机构在中共的领导下，共同为宣介新社会科学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在党员个体层面，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自觉但有区别地以多种形式对新社会科学进行宣介。概括来说，主要包括著书立说、授课讲演和推荐书籍等形式。就著书立说来说，由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大多文化素养高、理论功底深，加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因此，包括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等在内的早期共产党人完成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史学要论》《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唯物史观解说》《现代社会学》《社会哲学概论》《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政治学概论》等一大批具有重要价值的新社会科学著述。这些著述的问世，使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在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维度上呈现出与既有的社会科学显著不同的样貌。对此，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也予以明确的揭示——李大钊在其所著《史学要论》中就指出：“旧历史观认历史是神造的，是天命的”，“新历史观及本着新历史观编成的历史则不然，他教吾人以社会生活的动因，不在‘赫赫’‘皇矣’的天神，不在‘天亶’‘天纵’的圣哲，乃在社会的生存的本身……这种历史观，导引我们在历史中发见了我们的世界，发见了我们的自己，使我们自觉我们自己的权威，知道过去的历史，就是我们这样的人人共同造出来的，现在乃至将来的历史，亦还是如此……吾信历史中有我们的人生，有我们的世界，有我们的自己”(27)。从一定意义上说，新社会科学著述的问世，标志着中国社会科学既有的知识体系、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开始了迭代、更新和科学化的进程，由此也为中国社会科学的创新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学术基础。
就授课讲演来说，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大多是他们所处时代的知识精英，他们常有机会前往各类学校、协会等进行授课讲演活动。借助这些活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就能够不断地把新社会科学的知识和理念传授给一般知识群众。比如，李大钊除了在北京大学讲授《唯物史观》等课程外，还在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讲演过《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在北京中国大学哲学读书会讲演过《社会问题与政治》，在上海职工俱乐部讲演过《马克思经济学说》，以及在复旦大学讲演过《史学与哲学》，等等。陈独秀于建党后分别在广州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和广东高师讲演了《社会主义批评》和《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等。瞿秋白1923年在上海大学担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系主任期间，除了在校讲授《现代社会学》等课程外，还前往上海夏令讲学会讲授《社会科学概论》《新经济政策之意义》，以及于1924年初前往广州讲演了《中国革命史之新篇》等。与著书立说相比，授课讲演的受众面更广、交流效果更好，加之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作为知识精英所具有的“名人”效应，使得他们的授课讲演活动受关注程度高、听者众多，其讲演内容也常被有识之士记录下来并公开发表。比如，1922年李大钊在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所作的《马克思经济学说》的讲演，就分别被黄绍谷和陈仲渝二人记录下来，并且分别在《晨报·时论》和《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从而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传播及其受众面，推动了新社会科学相关内容在知识人群中的传播。
就推荐书籍来说，为了回应知识群众特别是知识青年对于学习新社会科学的疑问，让更多的知识青年尽可能多地具备新社会科学的基础知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除了著书立说和授课讲演外，还通过推荐书籍的方式推动新社会科学在知识人群中的传播。比如，署名崔豪的人士就曾写信问恽代英，“你们总是提倡研究社会科学，但怎样研究呢？”(28)对此，恽代英在回信中列出一个书刊清单，其中既包括社会上发行的大报大刊，也包括瞿秋白的著作以及《俄国的新经济政策》《俄国经济政策之剖析》等文章。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袁玉冰则为南京社会科学研究会推荐了“一个马克思学说的书目”，其中共有包括《陈独秀先生讲演录》《社会主义讨论集》《马克思学说概要》《共产党宣言》《唯物史观解说》《〈资本论〉入门》《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社会科学讲义》等在内的二十部著作，以及《新青年》《向导》等五种进步期刊。在恽代英和袁玉冰所列书单的基础上，施存统分别从“研究唯物史观的良书”“研究经济学的良书”“研究实际政策的良书”“研究俄国革命的良书”这四个角度，推荐了二十三本著作，并认为“其中特别要看的，我想是《马克思主义和达尔文主义》《共产党宣言》《唯物史观浅释》《工钱劳动与资本》《阶级争斗》《共产党计划》《劳农俄国研究》这几本书”，以及“《社会主义讨论集》，也有特别看的必要”(29)。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推荐的书目可以看出，新社会科学的相关著作是他们向知识青年推荐的重点，在推荐时，他们不仅推荐书目，还对所推荐的书目作了推荐说明，由此也便利了知识青年选择和阅读相关书目，让知识青年能够更快更好地理解和掌握新社会科学。
三、基于解释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目的宣介新社会科学内容
有学者指出，“中国人对于马克思主义，首先不是将其作为一个教条体系，甚或纯粹的学术流派来接受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观念(唯物史观)与中国人解决现实问题的迫切渴望使双方走到了一起”(30)。在这方面，瞿秋白明确指出：“研究社会科学，本是为解释现实的社会现状，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分析现实的社会运动；真正的科学，决不是玄虚的理想”(31)。可以说，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获得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的思想武器后，首先做的就是运用这一“武器”来观察、研究中国问题，形成关于解决中国问题的结论和主张，从而达至认识中国与改造中国的统一。在这一过程中，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基于解释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目的，在意图变革社会的同时也变革思想和理论，由此开始了以马克思主义改造既有的社会科学、宣介新社会科学的自觉历程。从这个意义上说，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宣介新社会科学，是一个兼具传播马克思主义、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社会科学和社会实际、得出结论并宣介结论三重任务的综合过程。基于解释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相通和异趣，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宣介新社会科学时亦有所区别和侧重。具体来说，因之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进程，在解释问题方面，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侧重于通过引介唯物史观来实现对新社会科学的多学科宣介(32)；在解决问题方面，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紧密联系中国实际，通过集中性地阐释政党、革命、国家三者的内涵及关系，初步但正确地揭示了应该组建一个什么样的党、进行什么样的革命、建设什么样的国家这一重大而迫切的问题(33)。不论是引介唯物史观还是揭示政党、革命、国家三者的内涵及关系，都是对新社会科学的宣介，都呈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真理性、实践性。
首先，在解释问题方面，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引介唯物史观，初步实现了对新社会科学的多学科宣介。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初期，唯物史观就进入到中国。起初，知识人士主要基于进化论来理解和把握唯物史观，对此德里克指出，当时人们所理解的唯物史观是“建立在技术进步基础上的进化论的一种形式”，“建基于经济变革之上的进化论的一种理论变体”(34)。至五四时期，在共产主义先进分子的阐释中，唯物史观已然超越了进化论的狭隘范围，在面向中国实际、研究中国问题的同时，唯物史观也以其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开始与中国既有的社会科学发生联系。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科学各学科都不同程度受到唯物史观的影响和改造，由此也初步形成了一批具有马克思主义属性的新社会科学的知识和结论。比如，在哲学领域，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唯物史观重新解释心物关系、群己关系，科学区分了唯物史观与经济决定论、宿命论的不同，对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也进行了科学说明和学理阐释，同时还形成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史学与哲学》《唯物史观的解释》《马克斯的唯物史观》等一批代表性文献，初步构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早期样貌；在历史学领域，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唯物史观深入研究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革命任务、帝国主义侵华史、中国民族革命史、中国近代思想变迁史等重要问题，形成了包括《史学要论》《造国论》《社会进化史》《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等在内的一批具有深远影响力的著述，极大地推进了唯物史观对于历史学的改造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形塑；在社会学领域，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唯物史观正确分析社会阶级问题、社会宗教问题、社会伦理问题、中国社会结构等，产生了《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中国农民问题》、《现代社会学》(瞿秋白)、《现代社会学》(李达)等一批代表性文献，从而开始形成运用唯物史观观察社会问题、解释社会问题的科学路径，得出了诸多富有价值的结论。除了哲学、历史学、社会学之外，唯物史观对于政治学、经济学、法学、文学等社会科学相关学科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经济学、法学、文学等无不在唯物史观的作用下得到宣介。
运用唯物史观分析、解释社会科学领域相关问题，对于新社会科学的宣介具有基础性、全局性的意义，并具体地表现为确立了新的研究立场、形成了新的研究方法以及得出了新的科学结论三个方面。就确立了新的研究立场来说，唯物史观的引介使得“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念成为新社会科学最鲜明的底色和标志。从“英雄”“圣贤豪杰”史观向民众史观的转变带来整个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立场的调整，对此，李大钊指出：“自马克思经济的历史观把古时崇拜英雄圣贤的观念打破了不少，他给了我们一种新的人生[历史]观，使我们知道社会的进步不是靠少数的圣贤豪杰的，乃是靠一般人的，而英雄也不过是时代的产物。我们的新时代，全靠我们自己努力去创造”(35)。因此，“创造一种世界的平民的新历史”就成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目标和方向，由此，新社会科学的研究立足点就扎根到最广大人民群众这一基础之上，从而开启了中国社会科学更新、重构的关键一环。就形成了新的研究方法来说，立场的转变必然带来方法的调整。对此，李大钊指出，唯物史观“不求其原因于心的势力，而求之于物的势力”(36)，认为“社会上的一切活动和变迁全为人力所造，这种人类本身具有的动力可以在人类的需要中和那赖以满足需要的方法中认识出来”(37)。基于对作为研究方法的唯物史观的熟识，李大钊在分析其对于革新社会学的作用时就指出，唯物史观“能造出一种有一定排列的组织，能把那从前各自发展不相为谋的三个学科，就是经济、法律、历史，联为一体，使他现在真值得起那社会学的名称”(38)。李达在其著作《现代社会学》的序言中也指出，唯物史观“在社会学上之价值，实可谓空前绝后，彼不仅发现社会组织之核心，且能明示社会进化之方向，提供社会改造之方针，其贡献之功实有不可磨灭者……此书之作，聊欲应用唯物史观作改造社会科学之一尝试”(39)。就得出新的科学结论来说，有了新的研究立场和新的研究方法，得出新的科学结论就成为一种必然。同时，也正因为有新的科学结论的得出，新社会科学才有了与既有的社会科学相区别的身份标识、框架体系和基本内容。在这方面，陈独秀运用唯物史观科学分析中国哲学产生的物质基础就颇具有代表性。他在《新教育是什么》一文中指出：“孔子的学说思想何以不发生在印度或欧洲，而发生在中国……这是因为中国的气候土地适于农业，农业发达的结果，家族主义随之而发达……由此可以看出孔子的学说思想决不是他自己个人发明的，孔子的学说思想所以发生在中国也决非偶然之事，乃是中国的土地气候造成中国的产业状况，中国的产业状况造成中国的社会组织，中国的社会组织造成孔子以前及孔子的伦理观念。”(40)由此，陈独秀通过运用唯物史观实现了对中国哲学史的重新解释，赋予中国哲学的起源以科学的结论。凡此例证还有很多。可见，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通过研究、运用唯物史观，不仅认识到唯物史观对于改造中国传统学术和学科的重要作用，而且也以扎实的研究结论初步展现了新社会科学的基本样貌，开启了以唯物史观更新既有社会科学、构建新社会科学的进程。对此，就连胡适也不得不承认说：“唯物的历史观，指出物质文明与经济组织在人类进化社会史上的重要，在史学上开一个新纪元，替社会学开无数门径，替政治学说开许多生路”(41)。
其次，在解决问题方面，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正确阐释了政党、革命、国家三者的内涵及关系，从而为在中国开展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指明了方向。就政党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组建来说，早在1920年，谭平山就在《中国政党问题及今后组织政党的方针》一文中指出，政党的组织应当遵循一定的原则，包括“以一定的主义做结合中心”“当含有学术的性质”“当破除阶级的制度”“政党的政纲，不可好高务外”“今后政党的政纲当以我国为对象”“今后政党的政纲当注意发展党员的个性”“今后的政党不可偏向政治讨生活”“今后的政党不可倚赖不正当的势力组织政党”“今后的政党当与国内平民为友”“今后的政党当与世界平民为友”(42)。从以上原则可以看出，尽管当时谭平山刚刚接受马克思主义，对政党的认识尚有需要提高之处，但是其中的很多观点已经深刻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对于无产阶级政党的组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除谭平山外，陈独秀则在相关文章中对共产党的使命作出揭示。他指出：“实行无产阶级革命与专政，无产阶级非有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不可，要造成这样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都非有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做无产阶级底先锋队与指导者不可”(43)。在陈独秀看来，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是“怎样使我们由强制而习惯的作工，使人人真能各尽所能；乃是怎样通力合作，怎样使生产事业集中成为社会化，怎样使生产力大增、生产品充裕，使人人真能各取所需”(44)，而共产党的目的则在于“以革命的手段，废除财产私有制度，改用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45)。在论述共产党使命的基础上，1925年，陈独秀在《向导》上撰文，对中共的主张再次作出说明。他指出：“我们的党——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已存在了五年，其根本职任是拥护工人贫农的利益，其目前的政治主张是‘推翻压迫中国民族的帝国主义，推翻扰害全国人民的军阀政治，建设真正独立的民主的国家’”(46)。陈独秀作为中共最主要的创建者之一，在中共成立前后十分注重研究政党与阶级的关系，十分注重把握无产阶级政党在政治斗争中的作用，同时对于中共的使命亦有较为正确的判断。陈独秀关于政党的有关论述是把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鲜活体现，对于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起到了重要作用。
就革命的内涵及其与政党的关系来说，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围绕革命的历史必然性进行论证，以此证明中国革命必然发生及其进步意义。比如，陈独秀认为，“革命不是别的，只是新旧制度交替底一种手段”(47)，“革命既是社会组织进化过程中之顿变的现象，则革命必以不违反进化社会组织为条件”(48)。据此陈独秀指出，“社会主义要起来代替共和政治，也和当年共和政治起来代替封建制度一样，按诸新陈代谢底公例，都是不可逃的运命”(49)。在开展革命的形式上，陈独秀明确指出有组织的武力暴动不可替代。他揭示说：“任何国家任何性质的革命，都非有武力不成；因为被革命的统治阶级都有强大的武力，革命的被统治阶级如果没有武力，当然不会成功”(50)，当然，陈独秀对于武力的强调有着明确的前提，这就是武力“必须受民众的和党的制裁，才能够免除形成军事独裁走到反民众利益那边去的危险”(51)。此外，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还明确揭示了无产阶级政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这一重大问题。比如，瞿秋白认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应该也必须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对此，他指出：“无产阶级需要共产党之领导，所以实际上领袖中国革命的应当是共产党”(52)。值得注意的是，瞿秋白在分析这一问题时，运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把中国革命置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视域下进行分析，得出了有价值的结论。瞿秋白指出，因为“中国革命到五四运动之后，已经加入俄国的十月所开始的世界社会主义的革命”(53)，所以“中国无产阶级参加此种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反对宗法社会的国民革命，其意义实在就是中国无产阶级反对世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54)。为了实现反对世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胜利，瞿秋白认为，除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坚强领导外，还必须联合一切革命阶级组成联合战线，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团结农民阶级。他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农民的辅助，不能有尺寸功效”，因此，“中国的国民革命的任务，并且必须工人阶级负起全副的责任，联合最彻底的民权革命的伟大力量——中国的农民，来实行”(55)。从以上表述可以看出，以陈独秀、瞿秋白等为代表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较为系统地阐释了中国革命的主体力量、开展方式、依靠对象，阐明了革命与政党特别是与无产阶级政党之间的紧密关联，从而以科学的革命理论推动了中国革命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同时也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社会学的内容构成。
就国家的内涵及其与政党、革命的关系来说，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从国家的阶级属性及其历史命运、建立无产阶级国家的必要性以及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展望等方面分析了中国的国家问题。就国家的阶级属性及其历史命运而言，李达在《现代社会学》中指出：“国家之成立，基于阶级关系……国家随阶级对立以俱来，亦随阶级消灭以俱去”(56)，“资本发达至于最后时期，则一切大规模之生产手段次第社会化。无产阶级终至于推翻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权力，将一切生产手段收归国有。此时之国家为大多数无产阶级之国家，为促成真正全民政治之国家，为社会主义国家，与历史上之国家，性质大异”(57)。由此，李达就揭示了资本主义国家内部阶级对立不可调和的事实，论证了社会主义国家作为一种崭新的国家形态所具有的科学价值，从而总括性地呈现了国家的发展趋势及其归宿。事实上，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无不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建立在克服资本主义国家弊端的基础之上，因此，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通过革命的方式，破除资产阶级的压迫剥削、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就成为必不可少的环节。在这方面，陈独秀指出：“少数游惰的消费的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治、法律等机关，把多数勤苦的生产的劳动阶级压在资本势力底下，当做牛马机器还不如。要扫除这种不平这种痛苦，只有被压迫的生产的劳动阶级自己造成新的强力，自己站在国家地位，利用政治、法律等机关，把那压迫的资产阶级完全征服，然后才可望将财产私有、工银劳动等制度废去，将过于不平等的经济状况除去”(58)。就中国而言，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无不认识到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要性。在这方面，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基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明确揭示了中国必须且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李大钊在《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一文中围绕“中国今日是否能行社会主义”这一问题分析指出，“要问中国今日是否已具实行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须先问世界今日是否已具实现社会主义的倾向的经济条件，因为中国的经济情形，实不能超出于世界经济势力之外”，据此，李大钊得出结论说，“今日在中国想发展实业，非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59)。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国家问题的探索以及对政党、革命、国家三者之间关系的阐释，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运用和宣介，同时也基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呈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实际研究的精神”，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社会学以新的内容和结论，是思想理论、现实实践、学术学科之间有机结合的鲜明体现。
余论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新社会科学的宣介是有原则、有方法、有实质内容的宣介。在宣介时，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注重凸显新社会科学对于中国的独特作用，注重择取合适的方式方法增强宣介效果，同时也注重选取与中国实际联系紧密的内容进行重点宣介。以上举措寄予新社会科学以面向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的鲜明属性，确保新社会科学能够不断地在对中国问题的分析和回答中实现自身的丰富发展。时至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环境已经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大相径庭，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我们对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有了更足的底气和更强的动力，同时也更深刻地认识到这一事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鉴古知今，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把救国的目标融入到对新社会科学的宣介当中，赋予了新社会科学以“可以使中国好”的期待。百余年后，面对正在经历着的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和最为宏大而独特的社会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60)。因此，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认真研究包括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内的前人宣扬哲学社会科学的优良传统和成功经验，真正地继承“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志向和传统，从而践行并努力实现“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61)的光荣使命。
注释：
①新社会科学，亦称新兴社会科学，是肇始于20世纪2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臻于发展壮大的社会科学流派。新社会科学的鲜明特点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问题、解释中国问题以及解决中国问题。因之于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思想伟力，新社会科学对当时中国思想界、学术界的影响甚大。就阐释新社会科学的主体来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如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李达、蔡和森等人是宣传阐释新社会科学的代表人物；大革命失败后，宣传阐释的主体除了中国共产党人外，亦包括虽与中共没有关联但青睐马克思主义的学者群体，从而形成了一个颇具影响力的新社会科学的论者群。学界关于新社会科学的代表性研究成果主要包括：向燕南：《新社会科学运动(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中)与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学术研究》2005年第4期；阎书钦：《“新兴社会科学”的兴起与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构建》，《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4期；张文涛：《“科学”与“主义”：后五四时代社会科学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张文涛：《一九二七年后社会科学运动与中共文化领导权的建立》，《党史研究与教学》2023年第6期等。
②许纪霖主编：《启蒙的遗产与反思》，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40页。
③代英：《蔡元培的话不错吗？》，《中国青年》1923年第1卷第2期。
④伯庄：《告研究自然科学者》，《中国青年》1924年第2卷第48期。
⑤《革命青年与自然科学》，《中国青年》1927年第7卷第34期。
⑥伯庄：《告研究自然科学者》，《中国青年》1924年第2卷第48期。
⑦代英：《学术与救国》，《中国青年》1923年第1卷第7期。
⑧《读者之声：革命青年与自然科学》，《中国青年》1927年第7卷第34期。
⑨《读者之声：革命青年与自然科学》，《中国青年》1927年第7卷第34期。
⑩代英：《学术与救国》，《中国青年》1923年第1卷第7期。
(11)《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2年7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28页。
(12)代英：《蔡元培的话不错吗？》，《中国青年》1923年第1卷第2期。
(13)存统：《告有志研究社会科学者》，《学生杂志》1925年第12卷第7期。
(14)《〈新青年〉之新宣言》(1923年6月1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第238页。
(15)《〈新青年〉之新宣言》(1923年6月1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第239页。
(16)代英：《学术与救国》，《中国青年》1923年第1卷第7期。
(17)代英：《学术与救国》，《中国青年》1923年第1卷第7期。
(18)《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1921年7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第5-6页。
(19)《教育宣传问题议决案》(1923年11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第355-356页。
(20)《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1925年1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26页。
(21)《宣传问题议决案》(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30页。
(22)《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关于建立与发展党团工会组织及宣传工作等》(1921年11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第47页。
(23)《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1923年6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15页。
(24)《中共中央关于印发教育宣传委员会组织法的通知》(1923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汇编》第三卷(一九二三年)，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524～525页。
(25)王海军：《学科、学术与话语：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构研究(1919-1949)》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112页。
(26)《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22年6月30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69页。
(27)《李大钊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67、568～569页。
(28)代英：《怎样研究社会科学》，《中国青年》1924年第1卷第23期。
(29)存统：《略谈研究社会科学——也是一个书目录》，《中国青年》1924年第2卷第26期。
(30)尚庆飞：《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2页。
(31)《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9页。
(32)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首先得到传播且被先进的中国人所熟知的是唯物史观。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深入，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唯物史观的认识也愈加丰富和深刻。特别是在辩证法传入中国前，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唯物史观对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对象进行研究阐释，得出了诸多崭新的科学的结论，从而极大地丰富发展了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内容构成和知识体系。
(33)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经济社会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得出了诸多科学结论。从本质上看，这些问题都在不同层面涉及到对于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中国国家这三个最重要因素的探讨。因此，探讨阐释政党、革命、国家三者的内涵及关系，是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解决问题”领域所关注的一个“母问题”，也是对其他各方面问题作出的一种本源性概括。
(34)阿里夫·德里克著，翁贺凯译：《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2、24页。
(35)《李大钊全集》第四卷，第204页。
(36)《李大钊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77页。
(37)《李大钊全集》第三卷，第279页。
(38)《李大钊全集》第三卷，第19页。
(39)汪信砚主编：《李达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页。
(40)《陈独秀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07页。
(41)胡适：《四论问题与主义——论输入学理的方法》，《每周评论》第37号，1919年8月31日。
(42)谭鸣谦：《中国政党问题及今后组织政党的方针》，《政衡》1920年第1卷第2号。
(43)《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答黄凌霜》(1922年7月1日)，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汇编》第二卷(1922年)，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04页。
(44)《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答黄凌霜》(1922年7月1日)，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汇编》第二卷(1922年)，第203页。
(45)《陈独秀文集》第二卷，第527页。
(46)《陈独秀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01页。
(47)《陈独秀文集》第二卷，第173页。
(48)《陈独秀文集》第二卷，第306页。
(49)《陈独秀文集》第二卷，第57页。
(50)《陈独秀文集》第三卷，第548页。
(51)《陈独秀文集》第三卷，第552页。
(52)《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13页。
(53)《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四卷，第469页。
(54)《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二卷，第116页。
(55)《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6页。
(56)汪信砚主编：《李达全集》第四卷，第25页。
(57)汪信砚主编：《李达全集》第四卷，第72页。
(58)《陈独秀文集》第二卷，第33页。
(59)《李大钊全集》第三卷，第359、360页。
(60)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8页。
(61)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第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