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发于《求是学刊》2025年第5期第16-26页。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伟大创举。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实现了从“启蒙理性”到“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转向”、从“西方模式”到“中国特色”的“模式转向”和从“资本的文明”到“中华文明新形态”的“文明转向”。这“三大转向”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完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定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定向”和建设中华文明新形态的“文明定向”，从而真正回答了中国之问、世界之问、历史之问和时代之问，让世界知道了“理论中的中国”“时代中的中国”和“文明中的中国”。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转向；模式转向；文明转向
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概括提出并深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党的二十大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系列重要论断，实际上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从“西方化”到“中国化”所蕴含的理论、模式和文明的“三大转向”。唯有真正把握了这“三大转向”，我们才能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理论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全面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转向”：从“启蒙理性”到“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
恩格斯曾深刻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在此意义上，现代化的形成和发展自然也不能没有理论支撑，甚至可以说，有什么样的理论就有什么样的现代化。从时间上说，西方现代化是相对于古代和中世纪来说的，是历史发展到近代的产物。从理论上说，西方现代化是伴随着启蒙理性的觉醒和超越中世纪基督教信仰一起诞生的，是理性叙事战胜神话叙事的结果，因而西方现代化也就是人大胆运用自己理性的现代化。近代启蒙理性既不同于古典希腊的理性精神，更不同于中世纪的宗教信仰精神，后者实际上是某种程度上对人之为人的主体精神在古希腊刚刚觉醒的压抑和束缚。近代启蒙理性精神宣扬和追求的自由、平等、博爱等现代性的价值观，冲破了中世纪宗教神学对人之主体性的高压，本质上是对人之主体性的理性高扬。对于启蒙理性反对神性、高扬人性的这一实质，近代第一大哲康德鲜明指出：启蒙就是人大胆运用自己的理性，把人从愚昧和迷信中解放出来。启蒙理性是近代西方的主导精神，从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到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从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到黑格尔的“实体即主体”，近代启蒙理性对人之主体性的高扬达到了顶峰：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理由。因而近代启蒙理性在高扬人之为人的主体性的同时，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西方现代化的最坚实的理论基础：以近代启蒙理性为基础构建的现代化，就是按“理性面貌”塑造一个不同于中世纪神学世界的新世界的现代化。可以说，近代启蒙理性取代神学为西方现代化提供了最根本、最坚实的同一性原理。
在马克思的视野中，以近代启蒙理性为基础、以资本增殖为核心的现代化，自其形成之初就具有巨大的“同一性”力量——按资本的面貌塑造一个新世界。但与此同时，这一“同一性”的现代化也造成了根深蒂固的“中心-边缘”二元对立：“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可以说，启蒙理性借助于资本实现了西方现代化的全球统治和全球拓展。这一现代化实际上就是启蒙理性与资本“合谋”而创造的资本逻辑对全世界的统治。作为西方现代化之理论基础的启蒙理性，以“同一性”为本质，借助于“资本”完美地实现了道成肉身和灵魂附体。这种同一性的现代化，本来是反对神性高扬人性的，反过来却又以新的神话方式实现了对人和世界的宰制——金钱成了新时代的上帝，因而本来是解放人的启蒙理性又转变成了压抑人的精神桎梏，启蒙又变成了新的神话。以启蒙理性为同一性原理、以资本增值为核心追求的西方现代化，已经走进了死胡同，人类亟需另寻出路。对此，海德格尔曾以技术“座架”对人的全面宰制进行了深刻批判，这实际上就是马克思所明确强调的资本逻辑对人的全面奴役和统治。为此，我们也就明白为什么海德格尔会高度称赞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比胡塞尔现象学和萨特的存在主义高明——它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维度中去了。可以说，在批判西方现代化之理性同一性宰制的意义上，海德格尔与马克思是同路人。但在如何超越西方现代化的意义上，由于海德格尔也无法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维度中去，不得不寄希望于古希腊理性精神的复归，而最终与马克思分道扬镳。
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把理性同一性发挥到极致的黑格尔是第一个现代性的理论家。而与之相反，我们可以说马克思是第一个批判现代性的理论家。从根本上说，唯有马克思的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才真正批判和超越了西方现代化的理论。马克思的一生有两大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这两大发现既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也揭示了西方现代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而马克思的最终目的就是在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的基础上超越这一规律——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缩短和减轻分娩（新世界到来）的阵痛。在马克思这里，旧世界的灭亡和新世界的到来是同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张变资本的独立性和个性为现实的人的独立性和个性的新世界；共产主义绝不是空想主义的乌托邦，而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现实的活动过程。正如列宁所言：“马克思丝毫不想制造乌托邦，不想凭空猜测无法知道的事情。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的问题，正像一个自然科学家已经知道某一新的生物变种是怎样产生以及朝着哪个方向演变才提出该生物变种的发展问题一样”。在此意义上，马克思的现代化批判揭示的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人类历史的一般规律和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规律，而不是空洞的说教和空想的乌托邦。对此，马克思晚年曾明确批评俄国部分革命者“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的教条主义观念和做法，而这种做法会给自己“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自己“过多的侮辱”。马克思主义绝不是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行动的理论指南。正是作为行动的理论指南，马克思主义完全可以取代近代以来的启蒙理性而成为新型现代化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如此力量，主要是因为“马克思的思想理论源于那个时代又超越了那个时代，既是那个时代精神的精华又是整个人类精神的精华”。
近代以来，中国最先接触到的现代化，是一种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后完全被动接受的西方现代化。直到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才有了科学的理论作指导，才逐渐由被动转变为主动。“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但与中国的现代化理论和实践建立起本质联系的马克思主义，绝不是抽象的马克思主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与这一实践至多只有表面的、偶然的联系），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才能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但马克思主义不会自动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它必须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才能真正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对此，毛泽东有着最为深刻的体悟：“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而教条地、主观地、公式地套用马克思主义，曾给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带来了巨大的挫折和灾难。在同样的意义上，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曾对当时著名的两个法国马克思主义学派误解和误用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以萨特为代表的“现象学-存在主义学派”和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学派”，这两个学派与其说是对历史实在感兴趣，还不如说是对哲学的先天条件感兴趣。因此，萨特和阿尔都塞所代表的学派只不过意味着两个“神圣家族”——一种“想象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式现代化所需要的马克思主义，绝不是“想象的马克思主义”，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人民所掌握的且满足中国人民实现救亡图存和民族复兴的强大理论武器，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最为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强大的精神动力，从而开辟了现代化的广阔生长空间。可以说，自从有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式现代化就走上了自主之路，中国式现代化的面貌也就焕然一新了。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在此意义上，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带领、团结全国人民成功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归根到底是因为有了马克思主义作理论基础和指导，特别是有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作理论基础和指导。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可以学习借鉴西方的现代化理论，但绝不能照搬照抄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它必须创造自己的现代化理论。说到底，中国式现代化为自己创造的现代化理论就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具而言之，它应该包括如下三重内涵：（1）它是马克思主义“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的有机结合。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式现代化自己的理论，首先必须是马克思主义的。无论中国式现代化如何发展，它都必须坚守马克思主义关注“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这一“魂脉”，否则，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就会失去理论方向。同时，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还必须是中国的，它必须扎根和立足于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和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根脉”，否则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就会失去理论根基。因此，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一定是马克思主义“魂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根脉”的双璧合一。（2）它是“思想成为现实”与“现实趋向思想”的双向奔赴。马克思曾明确指出，任何一种科学的理论在面向现实时，都不是“单向的指导”关系，而是“双向的互动”关系：“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因此，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既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批判的武器”——思想成为现实，也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武器的批判”——现实趋向思想。二者既保持了必要的张力，又实现了“双向奔赴”。（3）它是“有学理性的新理论”与“有规律性的新实践”的内在统一。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基础，是对西方启蒙理性的超越和马克思主义的新飞跃，但“理论的飞跃不是体现在词句的标新立异上，也不是体现在逻辑的自洽自证上，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回答实践问题、引领实践发展上”。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绝不是教条式地“指导”和“预料”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和未来，而是通过批判和解剖西方现代化来观察、把握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不断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最终“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
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和时代表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自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时代产物，是自觉在实践基础上勇于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它以全新的视野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从而成为中国式现代化最根本的理论遵循和行动指南。
面对两个百年大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取得成功，使马克思主义以崭新形象展现在世界上，使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因此，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历史不可逆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说到底，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为其根本“理论定向”的。正是因为有了“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作理论基础和“理论定向”，中国式现代化才有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发展模式。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模式转向”：从“西方模式”到“中国特色”
通常，人们习惯认为现代化就是以工业文明为标志的西方化。而西方现代化的实质就是资本借助于启蒙理性按照自己的面貌塑造出一个“物”的世界。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有着深刻的揭示：“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他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由此可见，资本按照自己的面貌所塑造的西方模式的现代化，一度成为了现代化的标准模式，而且自以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唯一模式。对此，日裔美籍学者福山曾指出，“当今世界上，我们却难以想象出一个从根本上比我们这个世界更好的世界，或一种不以民主主义和资本主义为基础的未来”。福山认为，以西方自由民主模式为标准的现代化是人类现代化的最高标准和最终模式，它的出现意味着现代化的“终结”。也就是说，西方模式的现代化摇身变成了现代化的唯一标准和衡量器：它一方面把各种不可通约的文明强行摆置到某个单一的进步或倒退的天平上，使它们刚好被塞进一个公式或一个体系中，从而剪除并夷平其所有本质的差别和独特性；另一方面则支撑着现代欧洲文明无限优越和无限发展的意识形态幻觉，这种幻觉最终将剿灭文明的特殊性和多样性，并从而唯一地造就出一种无差别的、齐一的文明。可以说，在西方模式现代化的强大同一性力量面前，其他一切现代化都必须为自己的存在做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理由。而亨廷顿所谓的“文明的冲突”，本质上也是以西方模式的现代化为中心和标准的。
资本按照自己的面貌创造出来的现代化世界，是见物不见人的世界，即马克思所说的资本统治的世界。作为西方现代化的批判者的马克思，还在西方模式的现代化处于上升期并大行其道而成为现代化的标准模式甚至是唯一模式的时候，就深刻认识到西方现代化的实质是“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的“物”的现代化，并深刻揭示出自其诞生之日起，西方现代化就从头到脚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在此意义上，西方模式的现代化又是一种野蛮的现代化，充满了血腥和火药味，给人类带来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了灾难。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给人类带来的灾难，与马克思相隔百年、相距万里的梁启超，经过短暂的欧洲之行后，得出了与马克思几乎一致的论断：“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说到底，所谓现代化的“西方模式”，就是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进行全球扩张和暴力掠夺的现代化，它真正带来的不是幸福和文明，而是野蛮和侵略。对此，马克思通过批判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而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的“死刑判定”：以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为标志的西方模式的现代化，只是人类现代化模式之一种而绝不是全部，且只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种对抗性和剥削性模式，它必将被追求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新现代化模式所代替。所以说，正是马克思打开了西方现代化作为标准模式的所谓“铁的必然性”突破口——“人类文明不是欧洲人的文明；它按照时间和空间，在各个民族中显现自己”。对此，德国哲学家马克斯·舍勒也有着清醒的认识：所谓“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进军”已开始触到自己的“内在边界”，这种情形甚至使得落后国家中的先进分子也开始意识到，西欧作为信使把资本主义“精神”作为自己最后的光束带给其他国家，而在西欧这个“中心”自身那里，这一精神之根却正在慢慢衰亡。正是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共产主义现代化的横空出世，“意味着历史现实已经超越资本主义模式，正在靠近新的岸边”——建构作为实现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新型现代化。可以说，唯有马克思主义才真正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再转向——从“物的现代化”到“人的现代化”。也就是说，只有马克思主义具有这种“转移的功能”。
旧中国被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国门后，被动地卷入了西方现代化的进程，被迫采用所谓西方现代化的模式。但旧中国被动卷入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同时，以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为标志，一批批仁人志士前赴后继，在学习借鉴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同时，也努力探索中国的现代化之路。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既有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根本定向，也有了推进这一伟大实践的真正主心骨。百余年来，中国的现代化经历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发展历程，推动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复兴。这一发展历程和伟大复兴，完全符合近代以来的世界潮流和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中国式现代化之路。对于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中国共产党作为主心骨和领路人，一直有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和坚持走独立自主之路的自觉意识。早在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就反复强调外国经验要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一切外国的东西……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更是明确指出：“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围绕“为什么要建设现代化、建设什么样的现代化、怎样建设现代化”这一核心任务，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我国不走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那种损人利己、充满血腥罪恶的老路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带来深重苦难。”在此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跳出了西方模式的现代化依靠暴力“发家致富”的逻辑，开辟了一条和平发展的现代化的中国逻辑。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百余年的奋斗征程，实际上是开创了一条区别于西方模式现代化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鲜明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而中国式现代化所具有的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其一，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其二，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其三，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其四，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其五，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五大中国特色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概括，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要求，它鲜明而集中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中国内涵。中国式现代化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辟了一条光明的康庄大道。在一定意义上，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自“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就开始了，虽历经百年探索，但直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才被进一步明确地提了出来并获得了它完全的意义。
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总结出中国式现代化之鲜明“中国特色”所具备的不同于西方模式现代化的四个方面特征：（1）从西方以“物”为中心的现代化转向了中国以“人”为中心的现代化。相较于西方模式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起步虽晚，却最终抓住了“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这一核心，经过百余年的艰辛探索和发展，逐步摆脱了“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的西方模式的现代化。说到底，中国式现代化是以“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中心的现代化。（2）从西方“暴力”的现代化转向了中国“和平”的现代化。放眼全球，近代以来所谓“大国崛起”的西方模式的现代化道路，无一不是依靠坚船利炮进行海外殖民掠夺而走上了现代化之路——西方模式的现代化来到世间，从头到脚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作为深受西方模式现代化暴力之害的中国，其现代化之路则是完全相反的和平发展的现代化。（3）从西方“二元对立”的现代化转向了中国“多元一体”的现代化。西方模式的现代化自产生之初，追求的就是东方从属于西方、未开化和半开化国家从属于文明国家、农村从属于城市的“现代化”，形成了根深蒂固的“中心-边缘”之“二元对立”模式。而中国式现代化则是“东西南北中”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五位一体”的现代化，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代化，从而以“多元一体”突破了“中心-边缘”的“二元对立”。（4）从西方“串联式”的现代化转向了中国“并联式”的现代化。西方模式的现代化走的是“串联式”发展过程，它是从机器大生产入手，按照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推进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后发式的现代化，不可能再按照西方现代化模式的“串联式”按部就班地发展，而是按照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并联式”叠加发展，最终实现多重现代化目标同向同行、同频共振、同步推进。
由此可见，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各国的现代化道路应该由本国人民自己选择，依附和照搬别国模式都不可能取得成功，现代化也应该走自己的路。中国式现代化不是依附他国、移植照搬西方模式的现代化，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百余年独立自主探索、努力奋发图强的现代化。所以，中国式现代化开创的中国逻辑，既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也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更不是国外现代化的翻版。中国式现代化是现代化的“创新版”和“升级版”。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自强不息、走自己的路，坚持把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我们党领导人民不仅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而且成功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些前无古人的创举，破解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难题，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 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由此，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百年迷思，从根本上超越了西方的现代化模式，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从而“为解决人类重大问题，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实质性地改变了现代化的实现路径和世界图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上、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人类社会发展史上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
质言之，中国式现代化突破了现代化的西方逻辑，开创了现代化的中国逻辑，赋予现代化以独特的中国特色和中国内涵，真正超越和创新了西方现代化，实现了现代化的“中国转向”。但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这条康庄大道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说到底，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它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其根本“发展定向”的。正是因为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根本“发展定向”，中国式现代化才既具有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又呈现出不同于西方模式现代化的“中华文明新形态”内涵。
三、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转向”：从“资本文明”到“中华文明新形态”
以近代启蒙理性为基础、以资本增殖为核心的西方模式的现代化，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文明”的作用：“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在这里，可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思想家对资本文明的肯定都充分，阿伦特甚至认为这是对资本文明的最高赞扬。后来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更是深刻指出，“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而以资本为标志的社会生产过程的新时代，“第一个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徒和十字军征讨的远征”。由是观之，资本开创的新时代，实际上也就是摆脱了中世纪杂质的资本文明的时代——“资本不过是文明的另一名称”。资本文明实际上也就是马克思强调的“工业骑士”战胜“佩剑骑士”的文明。正是这一资本文明，在西方现代化这里最终成了人类文明的最高标准、甚至是唯一标准，其他一切文明的优劣甚至存亡都要通过资本文明来衡量。亨廷顿所谓的“文明的冲突”，实际上正是把资本文明作为唯一标准在全球推行的必然结果。
以资本为标志的资本文明，在“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同时，也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和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人间一切美好情感的神圣激发都“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把人与人之间的一切美好关系都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所以，资本文明带来的必然结果就是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把一切劳动者都变成了雇佣劳动者。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而这实际上也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主张批判和超越资本文明的根本理由。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出资本文明在全世界的扩张和统治，完全是一种自鸣得意的意识形态幻觉。福山所谓的“历史的终结”，在实质性意义上反而意味着“资本文明的终结”——资本文明完成了其历史使命。作为资本文明的批判者，马克思正是打破这一意识形态幻觉的第一人。后来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对这一幻觉也有着清醒的意识，并指证了这种意识形态幻觉的三个来源：一是自我中心的错觉，二是“东方不变”的错觉，三是直线进步的错觉。由此可见，资本文明绝不是超历史的和非历史的，它只是具有普遍性的外观——把特定阶段的文明伪造成普遍的、永恒的文明。正像资本文明取代前现代文明一样，资本文明也必将被新的更高级的文明所取代。
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文明的批判和超越，绝不是像空想社会主义者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那样，只是一“批”或一“否”了之，而是深入到资本文明的本质性的维度之中，进而最为充分地认识和把握到了资本文明的巨大“革命意义”。在马克思看来，虽然“资本家是窃取了工人为社会创造的自由时间，即窃取了文明”，但资本依然具有巨大的文明面——“资本的文明面之一”就是：它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在马克思这里，资本文明绝不是人类文明的唯一和顶峰，而是人类文明之一种，甚至是最后一种对抗性文明，它为人类进入更高级的文明新形态——每一个个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文明——创造条件。而超越资本文明的最终目的，就是在充分汲取资本文明面的基础上，培养自由个性全面发展的具有“高度文明的人”。为此，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深刻指出：资本主义现代化“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把“具有高度文明的人”生产出来。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则主张在“重建个人所有制”的基础上实现从雇佣劳动的“必然王国”到自由劳动的“自由王国”的飞跃——劳动时间（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实际上就是超越资本文明而构建更高级的共产主义文明。在此意义上，恩格斯通过解释社会主义文明超越和取代资本文明的目的时进一步指明：“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主张的所有人获得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自由王国的真正实现，实际上既是构建更高级文明形态，也是塑造“具有高度文明的人”——具有世界历史性的个人。
由此可见，以近代启蒙理性为基础的西方现代化本质上是以资本为中心的，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式现代化必然是以人为中心的。而中国式现代化并不是“抛弃”资本文明而是“扬弃”资本文明，它最终追求的是变资本的独立性和个性为现实的人的独立性和个性——塑造具有世界历史性的“高度文明的人”。所以说，中国式现代化以塑造“高度文明的人”为最高目标和最终价值追求，坚持的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当代建构。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始终是把“以人民为中心”的“红线”作为根本原则和主导逻辑的，它以“人民逻辑”超越了“资本逻辑”，从根本上不同于并超越了“以资本为中心”的西方现代化。以剥削工人劳动实现资本增殖为核心的西方现代化，是一种“建立在劳动奴役制上的罪恶的文明”。这一“罪恶的文明”本质上是一种现代奴役制——工场主的罚金簿取代了奴隶主的鞭子。与之相反，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中国式现代化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并将之真正落实到实处的现代化。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始终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正是而且只有中国共产党，才在历史上使“人民”由“抽象概念”变成了“实在主体”——人民真正成了自己和国家的主人，成了建设和享受现代化的主人。在此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现代化，就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它“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因此，保证和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现代化，已经是一种不同并超越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新型现代化。“马克思主义把先进的思想理论带到中国，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引领中国走进现代世界，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中国式现代化在占有现代文明积极成果、完成中国现代化根本任务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和建设中华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最终实现的是一种新文明的转向。
概而言之，中国式现代化所实现的新文明转向而建设的“中华文明新形态”，应该包含如下三个方面的独特文明内涵：（1）追求人之自由全面发展的“总体文明”。建设中华文明新形态是在西方资本文明的基础上的总体推进，它不仅是“物”的文明，更是“人”的文明。也就是说，中华文明新形态是“物”的文明与“人”的文明的高度统一，它根本改变了西方的单向度文明——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的文明，而变成了总体性文明，是现实的人之独立性和个性自由全面发展的文明。这种总体性文明坚持以人为本，追求学以成人、以文化人。（2）推进文明交流互鉴的“共享文明”。追求资本增殖和利润最大化的西方现代文明，必然是唯我独尊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这种文明本质上是一种“现代奴役制”，它必然导致“文明的冲突”甚至是“文明的终结”，最终只能是一种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文明。与之相反的中华文明新形态，绝不孤芳自赏和唯我独尊，而是“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最终形成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共享文明。（3）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天下文明”。如果说西方的资本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一种现代形态，那么中国式现代化所建设的中华文明新形态就是人类文明的一种新形态。“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文明新形态在继承人类现代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坚持中华文明天下为公、协和万邦的传统和精神，是一种真正超越东西方文明对立和文明冲突的名副其实的“天下文明”。
实现了文明转向的中华文明新形态，深刻表征和标识了中华文明的当代生命力和发展方向，从根本上超越了资本文明的“母版”和“模版”，实现了对资本文明的“更新”和“升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而作为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的中国式现代化，既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和中华文明的现代重塑，又推动创造着人类文明新形态。
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所建设的中华文明新形态和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既回答了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和时代之问，又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世界向何处去、文明向何处去，从而展现了人类文明的新图景，引领了人类文明的新方向。说到底，中国式现代化正是以建设中华文明新形态、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为其根本“文明定向”的。正是这一“文明定向”，既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丰富的文明内涵，也凸显了中国式现代化深远的世界历史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