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巩固文化主体性的理论蕴涵与制度优势，是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巩固文化主体性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石，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文化滋养，以党的文化创新理论为内在支撑，凸显出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人民至上等理论特质，具有深刻的理论蕴涵。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巩固文化主体性具有无可比拟的制度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为巩固文化主体性提供了坚实保障。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文化主体性 习近平文化思想 制度优势 以文化人
唯物史观视域下，文化作为人劳动生产与生活实践的对象化产品，是一定时期一定民族生存方式的集中体现，具有一定的主体性特征。在文明延续与文化创新进程中，人们总是在文化的主体性特征中寻找自己从何而来、向何而去的答案，并且通过主体性的坚守，凝聚民族精神力量，激发人民勇敢向前的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巩固文化主体性的理论蕴涵与制度优势，有助于深入揭示中华文明在文化交流交融交锋中能够持续实现自我发展、开创新局的内在规律，并在新的起点上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彰显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石巩固文化主体性
巩固文化主体性离不开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指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结合国家改革发展实际，不断夯实巩固文化主体性的理论基石。
人所特有的对象化实践活动是文化主体性生成与发展的客观依据。劳动实践是社会历史的起点，是一定群体、一定民族文化主体性生成的客观依据与现实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劳动实践作为社会生活的本质，成为一定时期一定民族文化生成的重要来源。人通过劳动创造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同时人的劳动实践也对象化为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劳动的对象化产品成为社会生活的物质资料和精神财富，劳动中形成的主观心态成为社会生活中的精神凝聚力和群体规范力，劳动实践本身也成了社会生活的行为方式。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因此，文化具有最为一般意义的人的主体性实践特点，同时也具有一定时期一定群体中作为群体性规范的特殊主体性实践特征。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坚持“两个结合”基础上，深化人的主体性文化实践创新，深刻反映了唯物史观的实践观点。
社会生产与生活实践的现代化是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历史前提。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中理解新时代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历史依据，是对唯物史观的继承与坚守。马克思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现代化社会生产与生活实践的变化与发展，使社会生活具有了新的历史特点，为巩固文化主体性提供了客观历史依据。一方面，实践构成了社会文化的历史依据，新时代社会文化发展于现代化社会生产与生活实践之中。实践内在包含着人与自然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人类主体性实践中，人以自身为尺度，积极实现人化自然，“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在实践中对象化为人与人之间的群体性文化规范。现代化社会生产与生活实践使人化自然与群体性文化呈现新的特征，既成为主体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成为新时代巩固文化主体性的重要历史依据。另一方面，实践增进了社会文化发展的历史动力，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增进中华文明创新发展动力。恩格斯指出，“17世纪和18世纪从事制造蒸汽机的人们也没有料到，他们所制作的工具，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能使全世界的社会状态发生革命”。物质生产实践为社会文化发展提供了历史动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为新时代巩固文化主体性增强了发展动力。
文化的主体性认识源于社会生产与生活实践，同时这种主体性认识对生产方式创新具有能动反作用。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一定时期一定群体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其对象化产品必然反映其社会存在本身，文化也必然反映一定时期内一定民族稳定的、现实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样态，使文化具有客观的主体性特征。同时，社会意识也具有相对独立性，并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反作用，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彼此之间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矛盾”。文化不仅会在各个时代的社会生产中汇聚成一种群体文化，同时也会在各个时期的社会生产中发挥效用，可能成为凝聚、激励人进行社会化大生产的积极因素，也可能成为阶级社会阻碍人自由自觉类本质劳动实现的消极因素。《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必须坚定文化自信，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以科学理论为指导，把握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牢牢巩固文化主体性，成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创新发展的内在遵循。
人民群众是历史与文化的主体和创造者。在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历史实践中，不论是物质生产还是精神生产，人民群众都展现出极大的创造力和生产力，成为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群体生存方式的开创者。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人民群众的劳动生产与生活实践不仅积极丰富自己的物质世界，同样也在积极创新自己的精神世界，人民是文明创新的主人。因此，一定时期一定群体的文化主体性是由人民群众在自己的劳动生产与生活实践中创造的。同时，文化主体性也需要人民群众来巩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同时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也具有能动反作用。生成于人民群众劳动生产与生活实践的文化主体性必然会与世界范围内其他群体文化产生差异，面对异质文化的挑战，只有依靠人民群众这支文化主体力量，才能使文化主体性得以巩固和持续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着眼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关切人民群众的文化需要，尊重人民群众在文化生成中的主体地位，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群众史观的坚守。
社会交往中存在文化的主体间性，因此巩固文化主体性不是故步自封，而是需要社会交往中的文明互鉴。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因此，文化生产与社会交往密不可分。文化的生成与传承大体可以包括两类，即物质文化生产和精神文化生产、物质文化交往和精神文化交往。生产和交往都是主体性实践活动，但就文化主体性而言，生产聚焦的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即人与其劳动对象化产品——文化的关系；而交往聚焦的是主体与主体的关系，即不同文化的生成主体——人与人的关系，也就是文化的主体间性问题。文化的主体性以文化主体间性为必要的补充，或者内在地包含着文化主体间性。文化的主体间性表明，人们可能面对共同的文化客体，因而凝结成共同的文化主体，进而具有共同的文化主体性，这为文化的交流互鉴提供了科学理论前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坚持开放包容与文明互鉴，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巩固文化主体性遵循社会交往中文化生成与发展规律，充分彰显着对唯物史观的理论坚守。
二、中国共产党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文化滋养巩固文化主体性
“第二个结合”“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科学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和发展规律，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转化为巩固文化主体性的文化滋养。
在变与常的文明原理中遵循文化主体性的内在规律。“天地之盛德在乎常生，故言曰生。”文化主体性的生成、发展与巩固，与在变化之中探索出的常道密切相关。“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老庄哲学强调变化是世间万物常态，故在变化中探索把握常道，就能够把握有无变化之际的主动权，也就是能够自觉地、主动地、有目的地把握“太一”。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本体生成与认识变化，与这种对宇宙间永恒变化规律的认识，以及与天地人一体贯通的主动精神密切相关。它不仅让人认识到自身的主动性，同时也要让人在无常势无常形的变化中始终保持主动性，在把握常道中更加积极地改造自然、创新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着力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创造。”党的十八大以来，文化创造生机勃勃，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这正是对人在探索把握常道中激发文化创新活力这一规律的积极回应。
以文化人思想为巩固文化主体性提供中华智慧。“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不得尽云少康之后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因此也造就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这与荀子“以一统多”思想密不可分。“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具有群居的生活方式，由此而生成的文化也同样具有群体规范性。一旦这种稳定的群体生活方式生成，就会成为群体中个人的思想与行为规范，以求群体社会的稳定发展，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如何才能实现以一统多、同异相合，以文化人展现出中华民族的文化智慧。“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坚持以文化人，在文化的合异生同、求同存异中教化人、凝聚人，促进文化融合与发展，成为巩固文化主体性的一个重要思想创新和方法指引。
大一统思想为巩固文化主体性提供了重要条件。没有周秦之际的伟大变革，中华民族很难成为凝聚的整体，中华文明很难具备高度统一的文化形态。秦汉后大一统的政治局面为文化主体性的生成提供了强大的政治制度保障。“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不能否定它在中华文化大一统中的作用，它为中华文化主体性提供了政策条件。但是，大历史观视域下大一统的政治制度并没有使主体文化排斥其他文化，而是以一种兼容并济的方式不断扩大主体文化。“儒家（今文家）之战胜百家，就在于它汲取了百家之长”。这种兼容并济的大一统思想使中华文化在丰富与创新中不断巩固主体性。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积极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体现了对大一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为巩固文化主体性提供重要保障。中华文明传承有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文化精神、文化心理、文化价值、文化情感等内容在传承与发展中，凝聚成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砥砺奋进的精神动力，展现出中华民族对传承与发展中华文明的自觉与自强。同时，中华文化强调“传之有在”“天理民彝不可泯灭”。这里不仅指出主体文化传承的重要意义，也强调主体文化的存在事实，也就是从认识论的视角回答了主体文化具有客观存在的基础，能够被人们认识和传承。因此，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保障了主体文化传承有序，使巩固文化主体性具有客观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明确文化发展道路与方向，充分展现了对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发展，为巩固文化主体性提供了重要保障。
三、中国共产党以文化创新理论为内在支撑巩固文化主体性
在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融合中，中国共产党不断深化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在各个历史时期形成了丰富的文化创新理论，为新时代巩固文化主体性提供了内在支撑。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文化建设的民族性，应对帝国主义文化的渗透和侵袭。一方面，在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中揭示主体文化建设的本质属性与根本方向。毛泽东指出，“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这里指明了主体文化建设的本质属性与根本方向。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主体文化建设必须增进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在独立与自强中摆脱帝国主义文化的负面影响，探求文化的自立、自强之路。另一方面，指明文化创新的主体力量是人民群众。文化主体性需要解决的首个问题是文化由谁创造，即文化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毛泽东指出，“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在革命实践中的对象化产品，人民群众是文化的主体，这里深刻揭示了文化主体性中文化生成的主体力量是谁的问题，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文化主体性提供了理论遵循。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积极构建以社会主义文化为主体的文化环境，以消除帝国主义文化、封建主义文化等腐朽落后文化的负面影响。一方面，破除西方文化迷信，增进中华文化自觉。毛泽东强调，“无论东方西方，各民族都要有自己的东西”，“人常常是有很多迷信的，迷信帝国主义是其中的一种；再有一种，是不相信自己的力量，觉得自己力量很小”。面对“中西之争”，中国共产党坚持唯物史观，立足中国实际，不断增进中华文化自觉和自信，为主体文化建设奠定了思想基础。另一方面，文化建设需要在多样当中立主导。毛泽东指出，“地球上有二十七亿人，如果唱一种曲子是不行的”，但“无论在党内，还是在思想界、文艺界，主要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必须力争是香花，是马克思主义”。文化因生成的实践基础多元而具有多样性特点，但文化同时也具有群体规范性。因此，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就是要以一统多，不断巩固文化主体性，这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深化主体文化建设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思想文化领域面临着本体与外来、传统与现代、新与旧等诸多矛盾的交锋，如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注入科学的文化动力，增进文化自觉和坚定文化自信，成为中国共产党在理论深化和实践创新中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一方面，以马克思主义主导多样文化的交流和发展。邓小平指出，“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以马克思主义主导主体文化建设方向，成为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另一方面，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增进文化创建的历史主动性。江泽民强调，“我们的文化建设不能割断历史”。胡锦涛强调，“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每个民族在劳动生产与生活实践中都会生成具有群体特色的生存方式，成为这个民族繁衍生息的重要滋养和文化动力。中国共产党以历史文化传承创新为基点，不断提升文化软实力建设，为深化新时代中华文化主体性认识以及主体文化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
新时代如何处理文化“根脉”和“魂脉”的关系，如何破解“古今中外之争”，更好地坚定文化自信，成为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重要课题。首先，文化主体性增进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提出巩固文化主体性重大命题，进一步坚定中华文化的自信与自强，促进中华文明更具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和辐射力。其次，人民需要文化，文化需要掌握人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在关切、满足和引领文化主体现实需求的基础上，激发人民群众对主体文化的创新活力，使主体文化成为人民群众成长发展的精神动力，充分体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巩固文化主体性的价值导向。最后，在“两个结合”中深化主体文化建设。守正，“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唯物史观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立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之上。扬弃异化劳动基础上生成的异质文化，满足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需要，科学引领主体文化发展方向，成为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着力点。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巩固文化主体性展现出鲜明的理论特色。首先，坚持实事求是，在巩固文化主体性中实现矛盾普遍性在矛盾特殊性中的自我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文化传承与创新规律，积极借鉴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致力于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推进文化创新，不断激活人民群众的文化创新活力，使新时代巩固文化主体性完成矛盾普遍性在矛盾特殊性中的自我实现，更加彰显实事求是的理论品格。其次，坚持与时俱进，始终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巩固文化主体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这一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关于担负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坚定文化自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掌握信息化条件下舆论主导权、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等重要论述，为巩固文化主体性的理论创新提供了与时俱进的思想武器。最后，坚持人民至上，始终坚持人民的文化为人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让中华民族的“每一分子都成为传播中华美德、中华文化的主体”，“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始终强调人民在文化生成、发展、传承和创新中的主体地位，不断激发人民群众在文化创新发展中的主体动能，使新时代文化主体性持续巩固和增强。
四、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制度优势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巩固文化主体性具有无可比拟的制度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为新时代巩固文化主体性提供坚实保障。这些制度优势将转化为创新动能，持续推动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创新发展。
（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巩固文化主体性的根本制度优势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巩固和发展文化主体性的根本制度优势。
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保障了文化定力和文化安全。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在交流和交融的同时，也给人民精神定力和国家文化安全带来了挑战。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是面对新的文化使命的重要着力点之一。社会主义制度为更好地完成这项文化使命提供了根本制度保障。同时，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宣传思想工作、思想政治工作、文艺工作等领域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确保在多样文化交流、交融和交锋中保持文化定力和文化安全，进而更好地巩固了文化主体性。
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文化领导权保障了文化主体性的科学发展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文化建设来说，守正才能不迷失自我、不迷失方向”。巩固文化主体性的一切工作和活动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展开，社会主义制度也为更好地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提供制度保障。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与文化主体性具有深刻的内在联系，文化领导权的实现不仅体现在主体文化建设指导思想和政策的制定上，同时也体现在文化创造和传播的价值引导和方法论指导上。在这一过程中，党的领导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通过文化建设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制定、执行和监督，确保了文化主体性的科学发展方向。
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保障了持续增进文化主体性的发展动力。文化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的。党的领导是中华文化创新发展的主导力量，社会主义制度为党的全面领导提供制度保障，这样确保了中华文化发展既符合社会主义的基本方针和路线，又能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和要求，进而科学增进文化主体性的发展动力。《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出成果和出人才相结合、抓作品和抓环境相贯通，改进文艺创作生产服务、引导、组织工作机制。”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文化政策均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确保了文化的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和文化自觉，增强社会主义文化的凝聚力和吸引力，为提升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发展动力提供了坚实保障。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关系我国文化发展事业长远的重大制度创新，集中体现了党在领导文化建设实践中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为巩固文化主体性、确保文化发展始终沿着正确道路前进，提供了坚实制度基础。作为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利于保障巩固文化主体性的科学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最大限度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助于强化文化主体与主体文化建设，确保文化建设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保障人民群众既是文化创新的主体也是文化发展的受益者。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平台支撑，是广泛听取和反映人民意志、集中人民智慧的重要载体。因此，在这个平台上可以聚焦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热点问题，更加有效地聚焦文化发展的重点和难点，为巩固文化主体性提供决策的参考和依据。
（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基本制度优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指建立在一定生产力水平基础上的生产关系的总和以及与其相适应的政治思想上层建筑，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制度。这些基本制度为巩固文化主体性提供了重要保障。
政治层面的相关基本制度为巩固文化主体性提供了重要保障。其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有利于保障科学民主地巩固文化主体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协商民主，有利于完善人民有序政治参与、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促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政治协商强调在决策前对重大政策进行协商讨论，以求得共识，并为政策的制定提供智力支持和智力资源。通过政治协商，可以凝聚各方面智慧和力量，形成广泛的社会共识，充分增强人民群众的主体性认识，为巩固文化主体性的政策制定和执行提供民主路径。同时，政治协商还为不同群体提供了表达自己意见和建议的平台，有助于政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这对于在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基础上，实现多样当中立主体、多元当中把方向，推进文化创新性发展至关重要。其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利于增进文化主体性发展活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各民族搭建了充分的发展平台，使各民族多样文化得以保护和发展。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使各民族能够在保持自身文化特色的同时，通过交流互鉴，促进文化的共同繁荣。其三，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有利于提升文化主体性的创新活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调动城乡群众、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自主自治的积极性，打造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社会治理共同体。”通过基层自治组织、社会团体、志愿者组织等不同形式，群众可以直接参与到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中，从而保障了文化活动的广泛性和深入性。这种参与性的提高，不仅能够增强文化活动的吸引力和亲和力，还能促进基层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不断增强文化创新活力。
经济层面的相关基本制度为巩固文化主体性提供了重要保障。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其一，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保障主体文化的性质和发展方向。文化的本质是人劳动的对象化，私有制经济中劳动发生异化，其对象化产品不能为人民群众所掌握。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保障人自由自觉的类本质劳动的对象化产品能够为人民群众所掌握，保障人民群众的文化主体地位。其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保障人民文化为人民，夯实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文化中的主体地位。人民群众既是文化的创造者，也是文化的滋养对象。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确保人民共享优秀文化成果，更好地实现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使全体人民群众在优秀文化滋养中不断增进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进而不断巩固文化主体性。其三，建立在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激活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发展活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的文化需求呈现多样化特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协同发展，不断激发中华文化传承与创新活力。
文化层面的相关基本制度为巩固文化主体性提供了重要保障。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制度，有利于不断夯实全体人民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共同思想基础。一方面，坚持正确导向的舆论引导工作制度，有利于营造巩固文化主体性的良好思想文化环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把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党管互联网原则落实到位”。当前，世界多样文化交流、交融与交锋并存，巩固文化主体性面临多重舆论挑战。坚持正确导向的舆论引导工作制度，有利于人民群众在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中进一步巩固文化主体性。另一方面，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制度有利于推进巩固文化主体性工作持续发展。2017年中央文明委印发实施《关于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指导意见》，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印发实施《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实施《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这些制度和政策意见在保障巩固文化主体性工作持续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社会层面和生态文明层面的相关基本制度为巩固文化主体性提供了重要保障。一方面，社会主义教育制度有利于夯实人民群众在文化传承与创新中的主体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明确指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社会主义教育制度明确人才培养基本方向，确保教育事业能够培养出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文化的有为青年，进而为丰富主体文化和夯实文化主体提供人才保障。另一方面，生态文明制度中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有利于更好地呵护文化主体性。202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强调“健全环境治理企业责任体系”，“加强企业环境治理责任制度建设，督促企业严格执行法律法规，接受社会监督”。不断完善环境治理责任制度，使人能够更好地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保护自然与文化的多样性，为文化主体性守护好自然根基。
（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巩固文化主体性的重要制度优势
所谓重要制度，就是由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派生而来的、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的具体制度。在各领域的重要制度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制度、文化遗产保护督察制度、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制度在巩固和发展文化主体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制度有利于深化文化主体性的价值内核。在一定时期一定群体的文化形态中，包含着表层的文化现象、中层的民族文化心理和深层次的价值内核，巩固文化主体性离不开传承与发展其中的价值内核。201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实施了《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强调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落实到经济发展实践和社会治理中。以制度化、常态化机制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既为巩固文化主体性明确了价值导向，也为凝聚文化主体性的价值共识提供了参考依据。
文化遗产保护督察制度有利于更好地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体制机制，加快完善法规制度体系，加强工作力量配备和管理资源整合，切实增强权威性、协同性、约束力。”2024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强调：“建立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协调机构，建立文化遗产保护督察制度，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健全文化遗产保护督查制度，有利于人民群众在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基础上，彰显自身在中华文化传承与创新中的主体地位，进而自觉巩固文化主体性。
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相关重要制度有利于更好地发展文化主体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202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实施《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强调，“构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统筹推进机制”。在这一制度中，通过政策协调、项目统筹、资源配置，可以更好地完善教书育人、文化育人、科研育人等协同育人机制，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这有利于进一步实现人与文化的协同发展，不断夯实巩固文化主体性的教育之基、科学之基和人才之基。
王振，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5年第12期
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唯物史观视域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巩固文化主体性研究”（24BKS036）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