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2012年02月03日《光明日报》理论版
2012年全球经济将延续债务危机冲击、宏观再平衡与结构改革的基调。发达国家特别是欧元区增长举步维艰，欧盟委员会已将2012年欧洲经济增长率从1.8%下调至0.2%，全球市场的深度调整在所难免。抑制债务规模、稳定金融和扩大就业仍是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的必然选择，新兴市场国家则被迫进入了自我再平衡。中国国内资产价格和消费物价的双膨胀态势已得到遏制，经济增长的动力依然以投资拉动为主，但动力不足，结构性改革迫在眉睫。
展望2012年，我们预测中国全年经济增长会保持在较高的8.4%左右。随着2011年第4季度通胀的明显缓解，2011年全年CPI为5.4%，预期2012年下调至3.6%左右。宏观政策重点将放在扩大居民消费、稳定实体生产和控制货币金融风险上，应密切关注政治周期转换和随时可能出现的国际形势恶化。货币政策结束紧缩、回归中性以保持宏观调控的弹性空间，财税体制等综合改革需要继续推进，通过提高民间收入比重、为企业减负、优化制度结构和生活环境，激励消费扩张、实体经济创新、产业并购整合、现代服务业发展等，推动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变革和稳定发展。
一、经济增速的自主回调与结构再平衡
经历了过去60年建设、30年改革和近十年国际化和城市化的高速发展，中国经济实现了年均近10%的持续扩张，经济规模跃升世界第二，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成为世界制造贸易大国和准现代化国度。但同时，经济风险和社会矛盾也不可避免地在累积。这些矛盾，从大的方面来看是“全面赶超”过程中的经济目标与社会、自然约束之间的冲突，是国计与民生之间的冲突，也是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冲突。从经济发展自身来看，则存在着生产与资源、外需与内需、投资与消费、实体与金融、就业与创新、增长与分享等多重结构性失衡。当前中国的问题不是速度而是持续的发展动力，需要减速增效、加紧改革。
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是一个转折点，加快了中国经济自主的结构转变，促使中国经济增长加速进入以内需拉动为主的时代。中国“十二五”规划将经济增长速度目标定为7%，已经有了一定的减速准备，也为结构再平衡和加大改革预留了一定的缓冲空间。2011年中国经济依然高速增长，但呈现逐季度递减的趋势。“十二五”开局之年在节能减排、转变动力机制上仍然进展不够，但在体制改革如税收、财政改革上开始走出了坚实的步伐。对中国而言，伴随着经济基础的根本性变化，以及正在发生的劳动力供给转变和成本上升、分配结构调整、服务业发展、节能减排等过程，这轮宏观再平衡要比以往更为深刻，一定会持续多年，这会在短期内直接降低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在增长率约1-2个百分点。
近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动力仍主要是投资，特别是城市化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开发投资。在巨大的国际金融动荡中，中国能例外地保持持续经济较快增长，投资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但随着2011年中国城市人口比重超过50%，城市化进程增速开始减缓，特别是中国近十年来土地城市化速度远远超过了人口城市化速度（2001-2011年城市建成区面积和规划面积比城市人口年均增长高50%-100%），未来向土地投资仍有潜力，但增速下滑。在2012年，地方融资平台、铁路和国企的高债务率都不得不面临去杠杆化压力，这会大幅缩减地方政府和国企的投资能力，同时许多城市对汽车和住房的双重“限购”也抑制了居民的个人投资，虽然电力、水利、机场、道路和通信等大批在建、续建工程仍将保证，2011年约800万套未完工、加上2012年还将新增700万套的保障房建设对投资下滑也有一定的缓冲作用，但政策主动调整所带来的投资乏力仍是2012年经济的主要压力所在。而消费大致保持稳定且潜力巨大，但如果经济不景气拉长，则消费也可能会受累下滑。因此刺激消费会成为政策的重中之重。
中国已是全面开放的大国经济，除了单纯贸易盈余的影响，汇率和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外资流动、金融市场恐慌和贸易摩擦等都直接会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健康，国际经济衰退所带来的外需冲击也不可低估。2012年国际债务危机压力重重，2-4月份是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债务的集中兑付期，随着欧债危机深化和经济增长的大幅下滑，以及美国经济复苏的推延，外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可能会在2012年再次成为负值。如果出现欧美经济再次探底，则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最坏的情景为7.2%。中国近年已经通过汇率改革、加工贸易转型、引导FDI流向和加大进口等举措来实现外部再平衡，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从2007年近10%已下降到2011年约2%，成效极其明显。但全球经济再平衡是一个长期过程，特别是全球分工体系的重构需要10年以上的时间，这将是充满摩擦的调整期。预期在“十二五”甚至未来十年，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都将处于较低水平甚至为负值。
表：主要国民经济指标及预测
注：除GDP外，其他均为名义增长率。
因此，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减速预期已经形成。但这种减速，却不是某些国外“做空中国”对冲基金或投行所强调的“中国经济不行了”的夸大其辞或危言耸听。中国经济减速预期的背后，既有短期的债务危机冲击、需求冲击和去泡沫化等因素，更有中长期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调整和制度变革因素，因此伴随着中国经济自主改革、主动减速所带来的结构优化和效率提高，中国经济仍将实现平稳、较快增长，中长期前景仍然看好。
二、物价和资产价格变动趋势
“十一五”期间的经济高增长，是以通胀预期的不断上升为代价的：从2006年到现在的近六年间，除金融危机冲击导致2009年通货紧缩外，消费物价上涨2007年为4.8%，2008年为5.9%，2010年3.3%，2011年预计为5.4%。货币扩张与实体经济部门的不平衡发展，容易引发通货膨胀。在资产部门吸收大量货币从而引发资产价格高涨、财富倍增的情况下，通货膨胀也许还不那么明显。但在资产泡沫逐步挤出、资产部门开始收缩之后，原先滞后的通胀压力则会出现集中释放，2010年底以来的物价上涨便存在这种机理。同时，这一轮的物价上涨压力，还与农产品供给波动、全社会成本上升都有关系，随着资源价格、公用事业部门改革，早期的一些价格抑制因素也将逐步得到释放。因此，“十一五”以来的货币扩张、成本推动和资源、公用品等价格改革带来的物价上涨压力，依然会在2012年甚至在中长期内挑战中国经济发展的稳定性。
图：2012年CPI翘尾因素
我国经济的总杠杆率已经很高，存在一定的金融风险。一方面，到2011年三季度存款性公司国内信贷存量（约64.7万亿元）相当于GDP（32万亿元）的200%，显著高于同等收入水平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另一方面，地方融资平台和国企等由于融资便利，此前均自觉不自觉地提高了其金融杠杆率。2011年7月份的城投债违约触发债券市场暴跌，上海银行间市场7天拆借利率一度突破8%，现在仍在5%的高位波动，债券融资出现很大困难。民间影子银行利率水平也随之飙升。股票市场也大幅下跌，大型上市银行的估值中位数从2010年末的市净率2.8倍下跌到1.6倍。很多房地产开发商在在境内和境外美元债券市场的融资成本，也已经上升到15%。一些投资者已通过购买主权信用违约掉期或人民币看跌期权，来对抗宏观经济与金融风险。这些状况表明，我国金融市场上的风险因素已经在积累并开始显现。2012年是中国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集中兑付期，会遭遇前所未有的现金流冲击，国内债券市场如城投债收益率走向背离已显示出国内市场不断上升的压力。2011年从美国证交所退市或私有化的中国企业市值总额（35亿美元），超过了中国企业通过在美首次公开发行(IPO)筹集的资金总额（22亿美元），已显现一些国外投资者“看空中国’’的鲜明迹象。
房价下跌会带来经济下行风险，但房价高涨所激发的民怨鼎沸更是不能承受之重——这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因此房地产部门的“去泡沫化”尽管痛苦，但却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通过紧控“地根”与“银根”，地方经济的扩张冲动与市场投机行为都得了明显的扼制，结合“绿色约束”，无效投资与低效投资将减少，因此中国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尽管会引发经济下滑，但必将提升经济效率。我们在此要强调的是，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与美国有着巨大的差异，房地产泡沫破灭所带来的后果也会有所不同。中国的中央财政依然比较稳健，外汇储备数额巨大，银行体系以国有控股为主，在房地产热潮中各商业银行的放贷额度比较严格地控制在不动产的50-70%（中国的银行也不像美国银行业那样参与大量的衍生品交易），在本轮宏观调控启动、资产泡沫消减过程中，又及时增加了银行拨备，因此中国的银行体系至少可以承受30%-50%的房地产价格下滑。而且由于二、三线城市占有房地产市场的主要份额，这些城市的真实需求支撑较强，因此大面积的债务危机与金融风险将不可能出现。
2012年，资产部门的总体收缩还将持续，在间接融资紧约束不会有太大放松的情况下，资本市场（尤其是债券市场）仍存在较大的发展要求。一个潜在的逆向信号是，2011年尽管中国内地和香港股市均大幅下挫，但中国再度超越了美国，成为全球首次公开发行(IPO)筹资总额最高的国家，突显出全球金融活动中心从西方向东方的转移。而历史经验表明，资产价格下跌和经济减速期，甚至可能蕴育着巨大的买入机会[] 。在2011年的“做空中国”之后，与中国因素相关的人民币资产及资源等在2012的中国龙年可能会再次成为国际投资者的关注焦点。
三、政策展望
2012年全球宏观经济政策的着眼点依然是债务和金融，但需要配合以就业政策和结构改革。国内一方面要谨慎应对经济波动，另一方面力求实现“稳中求进”。在货币政策方面，2012年货币政策基调将由“过紧”回归“中性”。在物价压力有所减缓的同时，适度下调存款准备金比率非常必要，但应慎重利率手段。实际正利率是货币政策正常化的一个必要条件，只有彻底扭转实际负利率现象，投融资和宏观经济运行才有正确的资金成本信号，基于市场非扭曲配置的经济结构调整和内生增长机制也才可能真正实现。
重要的还要积极进行结构改革和制度变革，营造有利于经济主体成长的更好发展环境。首先要调整税制结构，提高直接税比重，控制收入分配差距，使得居民的税收和未来享受的福利在口径上要逐步匹配。推进个人所得税综合改革，将个人的劳务所得和资产所得纳入统一征管平台，从完全分类纳税走向分类与综合相结合，降低名义税率，减少累进档次。逐步取消福利与户籍的捆绑，建立一个广覆盖、可转换的基本社保体系，稳定居民消费倾向。在增值税扩围后，应当逐步开始降低增值税税率，鼓励实体创新，促进产业升级和服务业发展。促进地方政府通过提高城市聚集和竞争力等方式获得收益，改变过度依赖“土地财政”的行为。从土地城市化走向人口城市化，提高空间集聚效率，获取城市建设、管理和公共支出等方面的规模经济。
需要大幅度消减制约国内居民消费升级换代的政策规定和行业管制。当前消费升级的核心是现代服务业需求，如金融、医疗、教育、文化、体育、安全等新兴服务，但这些需求受到行政严格管制，供给不足，而且中间环节过多，交易成本很高，部分商品国内外价格倒挂与此不无关系。放松管制推进国内现代消费服务业发展，提升服务供给和消费水平，才能实现消费革命及可持续的内生经济增长。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1]] 如：以道琼斯工业指数的周数据度量的美国股票市场在1929-1932年间一度下跌超过89%,1937-1942年间下跌超过52%,2008-2009年下跌超过53%,而1901年、1906年、1916年和1973年都出现过40%多的下跌。但每次暴跌之后却是报复性的暴涨,1929-1932年美国的股票市场涨幅超过371%,1949-1956年涨幅超过222%，1937-1942年超过128%，自2009年3月到现在的过去短短两年中,上涨95.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