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于2010年2月）
中国经过建国以来两个三十年的跨越式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出大的意外，2020年中国人均GDP将接近8000－10000美元，进入到中等偏上收入区间。历史经验表明，一个经济体在一定时期的高增长之后通常会开始减速，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东亚“四小龙”，在过去的发展史中均体现了类似的增长放缓特征，而拉美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甚至因此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现有对中国经济前景的大量国内外预测都认为，中国已经高增长三十多年了，未来十年中国虽然不一定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但也很难逃脱增长率下滑的历史规律，2010-2020年间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会出现逐步放缓，区间大致在7.3-9.6%之间，2020年之后下降到5-7%。虽然没有前30年两位数的高增长，但与国际相比仍属相对高速阶段。如果中国经济能够按此速度顺利度过2011-2020年的未来关键十年，中国按购买力平价法度量的GDP（考虑汇率升值所带来的价值效应）就有可能在2030年左右实现对美国的赶超。
在不考虑其他非经济因素或大的突发事件的情况下，现有的这些预测或许仍是相对保守的。基于总量生产函数的增长核算估计，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与总需求相关联的经济结构巨大转变。与早期的东亚先行经济体相比，中国是一个差异巨大的发展中人口大国，虽然问题更复杂，困难也更多，但或许更具有长期、渐进的增长特征，其经济潜力远未得到释放。从发展的历史路径和未来需求都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一、改革30年来的“大推进”和经济高增长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更多地体现为可贸易工业品部门主导下的要素积累型增长特征。这一增长路径，是在不断解决总供给和总需求结构性矛盾的情况下展开的。
改革启动初期，首先面对的初始条件是所谓的“短缺经济”。由于1949年建国后中国执行了重工业优先增长（或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宏观上的供给政策一直向与国防、军事等相关的重工业倾斜，因而造成了国计与民生长期严重失衡的格局，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食品与日常消费品等极为匮乏，生存型需求无法得到平衡。在此情况下，先启动农村改革（1970年代末）、放松农业部门管制以解决“吃”的问题，后启动城市工业改革（1980年代中期）、放松工业部门管制以解决“穿”和“用”的问题，也具有了现实条件逼迫的必要性和经济逻辑上的合理性。
继农村改革后，随着工业品部门改革在90年代初期全面展开，长期困扰中国经济的短缺问题得到了缓解甚至解决。在现代大规模工业化机器生产条件和制度变革的激励下，生产要素的快速积累带动了工业供给数量的迅速扩张，很快就超过国民生存性消耗所需要的程度。由此，原来意义上的“短缺经济”变得不再是大问题，而工业产能过剩却开始趋于严重，成为90年代中期后困扰中国经济的一个新难题，通货紧缩也出现了。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国际背景下，政府部门推动了两件大事：一是通过偏向性政策，干预储蓄和实物投资过程，建设大型项目和基础设施来创造需求，以此吸纳货币和消耗大量实物资本，并动员和解决传统体制转轨后析出的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另一方面通过经济开放来参与国际贸易和全球化，克服了国内市场不足的问题，为超过国内需求的剩余产品提供了另一个出路，并源源不断地将大量剩余劳动力吸纳到国际大循环之中。如果没有上述两个渠道，中国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结构性矛盾是无法得到平衡的。
因此，改革开放30年是在“生存性需求”诱导（或逼迫）下，经济发展从农业向工业、并向部分服务业渗透的渐次演进和结构转变过程，政府管制放松背景下第二产业的供给和贸易主导了整个经济流程，带动了实物资本形成和人力资本形成，经济也得到了快速的增长。这样的实践，不仅符合经济增长理论的一般假设，也与发展经济学中的“起飞”和“大推进”理论，以及与国际贸易中的“剩余出路”和“比较优势”等理论都是吻合的。
二、人口大国从“生存性需求”向“发展与享受型需求”的结构转变
伴随近三十年 “物”的数量快速扩张过程，中国人的基本温饱或“生存性需求”较快地得到了解决，与此同时近年来全社会追求生命价值和生活质量的“发展与享受型需求”开始上升。这种发展与享受型需求，一方面与消费品工业的质量提升和产品创新程度有关，另一方面更与服务业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以及更有针对性的、个性化服务的创新水平相关。两者都有赖于服务业的扩张和深化发展。
但长期以来，中国服务业的大量领域一直受到严格的管制（或者说改革还未全面进入这些领域），因而产生了中国经济“总供给向第二产业倾斜”与“总需求向第三产业倾斜”的新矛盾：（一）总供给由第二产业主导，其显著特征是工业产能过剩（及较大幅度的贸易顺差）。（二）服务业产能严重短缺，其供给水平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的发展与享受型需求，也滞后于工业品质量提高、生产效率提升相关的生产型服务业增长需求。造成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是管制下的歧视性政策和垄断。由此带来了过高的制度成本和交易费用，使得服务业的许多领域无法得到有序而充分的发展。（三）由于服务业总体发展滞后，基本公共服务十分短缺，个性服务甚至缺失，居民收入除用于购买基本必需品外，其余部分只能被迫用来购买高价服务品（形成垄断企业利润），或者被动储蓄（造成储蓄过剩），或者投向制造业（造成工业产能过剩、贸易顺差累积），或者投资于大宗商品或者资产市场（造成资产泡沫和物价上涨）。近年来，这几方面的问题已经越来越突出了，不仅宏观管理困难重重，而且社会不稳定因素也在增加。
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打破了原有的经济循环，陡然增加的国际与国内压力成为中国经济主动转型、加快政策转向的重大契机和转折点。除了继续扩大基础设施投入，以及寻求开拓新的市场外，适应需求结构升级、调整供给政策偏向，放松第三产业管制，加快推动整体经济由第二产业主导向第三产业主导的结构转变，实现内外需均衡发展、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结构的再平衡，成为宏观政策的必然选择。这一趋势，是经济发展的阶段和微观基本面决定的，已经很难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了。如当前“吃”（农产品与CPI上涨、食品安全）、住（高房价）、行（拥堵与出行难）三方面都出现一些问题，就是前期矛盾集中爆发的具体表现，不解决已经不行了。其中蓄积的经济和社会压力，仅靠临时性的宏观调控或能一时缓解，但要有效解决，则必须从制度层面进行综合改革不可。
三、迎接大众消费和下一个高增长时代的来临：基本条件
展望未来10-20年的发展，尽管困难不少，但几方面的因素或仍能支持中国经济实现新一轮的稳定快速增长，经济增长率接近甚至达到10%以上，使得经济规模和经济质量都得到大幅度的提升：（一）是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的累积效应会逐步得到释放，经济效率提高；（二）是快速城市化所带动的新增投资、以及工业部门的产业升级与投资优化，都会极大地促进经济增长；（三）是需求升级到发展与享受型阶段所引致的服务业扩张，配合了管制政策的放松、居民收入分配的调整等，将使得中国进入一个“大众消费时代”，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显著上升；（四）是随着管制放松、经济质量提升、产品与服务创新而来的出口竞争力提高，可在很大程度上抵消成本上升的不利影响，改善贸易条件；（五）开放依然会对中国经济增长起较大的推动作用。海外市场的开拓，与新兴市场和其他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加强合作，将有助于抵消发达国家需求下降的冲击，甚至可能增加中国的整体外部需求；而经济增长“数”和“量”两方面的大幅提升，都会对进口的规模与内容、外资的质量和投向提出更高的要求。
在不考虑意外冲击和突发事件前提下，要实现上述中国经济增长情景，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宏观制度的调整、放松微观管制等政策上的配合。回顾历史，30年来的经济发展就是一个从农业到工业，再从工业到服务业的管制不断放松、并及时纠偏的过程。只要给予一定的发展条件，人民群众并不缺乏旺盛的创造力，企业家不缺乏寻求利润、引领创新的原动力，各级官员并不缺乏相应的掌控能力。在全球经济大背景下，应对于不同发展阶段的需求变化和升级，1980年代放松农业管制 、1990年代放松制造业和贸易管制、新世纪第一个十年期内放松房地产及服务业某些领域的管制，都推进了每一个十年的爆炸性增长，经济增长与制度变革体现了极高的相关性；而政府对于管制放松后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进行及时的修补及纠偏，又使得中国经济比较好地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保证了经济增长的成果，使得中国经济航船不断顺利前行。因此，展望中国经济未来前景，政府在宏观上延续“放松管制、及时纠偏”的渐近性改革基本要义，仍然是中国经济稳定、快速和长期可持续增长所不可或缺的一个必要条件。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1] 在本文中，我们把总需求简单分解为生存性需求、发展与享受型需求两大类。生存性需求是指维持生命与安全的需求，如吃、穿及基本的居住条件等；发展与享受型需求侧重于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实现社会价值和满足精神娱乐方面的追求，如劳动技能培训、文教、更好的居住条件与医疗保健、旅游、娱乐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