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于2006年4月。更完整的论文见《现代经济探讨》2006年第6期“西方国家经济增长方式的历史演变及对当今的启示”)

18世纪中叶的产业革命一举打破了中世纪的宁静，西方世界从此跨越马尔萨斯停滞状态，开始了长达两个多世纪的长期经济增长，获得了惊人的成就。这两个多世纪，前一个100年是哈罗德—多玛形态的古典经济增长时期；后一个100年则是索洛等模型描述的现代经济增长时期。其间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方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表现为：一、经济增长的动力表现为“要素积累--集约管理--知识创新”的演化路径；二、主导的产业结构经历了“农业--工业--服务业”的变化过程；三，与不同阶段相适应的，是政府角色从要素积累阶段的“直接数量型干预”，到集约化增长阶段的“市场化价格调节”，到创新增长阶段的“扩大与人口质量相关的公共支出”的转化。

自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二十年，我国通过赶超战略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增长奇迹。但同时，由国家动员的这种要素积累型增长方式也造成了诸多经济扭曲。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和创新型的转变，应当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训。

一、两大时期四阶段的经济增长方式及特点

经济增长的源泉不仅来自生产要素(资源、劳动和资本)投入的增加，而且依赖于生产效率的提高。经济增长方式（growth pattern）是指通过不同的要素投入和技术组合获得经济增长的途径和方法，一般可分为粗放型(或称“增加投入型”、“投资驱动型”)与集约型(或称“提高效率型”、“创新驱动型”)两大类。粗放型与集约型经济的根本区别在于, 前者基本上是一种数量型的经济增长, 即投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大；后者基本上是质量和效益型的经济增长，即生产效率[1]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大。导致生产效率提高的因素可能是现有技术的充分使用、技术进步、规模经济、资源转移(如由农业到工业)、管理改善、产业组织和经济制度创新等。

纵观英、法、德、美、日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史，其经济增长方式从工业革命早期的粗放型至当今后后工业时代集约型的转变, 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演化过程。我们把这个过程分为两个时期：“古典增长阶段”和“现代增长阶段”，每个时期按期经济增长方式变化又可进一步分为两个阶段，共四个阶段。

古典增长阶段（工业化早期）

1．原始资本主义阶段，时间约为1760-1860年代。此阶段的主要特点是：水力及蒸汽驱动的机械操作和专业化生产替代了工场手工劳动的生产方式；机械制造、铁路及航运业成为经济的创新部门；个体或合伙的工厂制成为新的生产组织方式。与早期主要依靠土地等自然资源投入的农业经济相比，此阶段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新兴工业部门吸纳大量剩余的农业人口而获得，因此增长方式为“劳动力投入驱动型”。

2．大工业资本主义阶段，时间约为1860－1910年代。主要特点：重型机器替代了简单机械，完全实现了社会化的大生产，国家建立了现代工业体系，工业革命基本完成；钢铁、电气、重型机械和化工成为新的经济领涨部门；股份公司和泰勒制成为主要生产组织形式。此阶段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工业部门的资本积累而获得，经济增长方式为“资本投入驱动型”。

现代增长阶段(工业化后期)

3．管理资本主义阶段，时间约为1910－1970年代。主要特点：随着生产流水线的运用，大规模的精益生产与销售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特征；以汽车工业为核心、石油、民用消费及服务业成为经济主导部门；教育、研发的投入大大增加；伴随巨型企业的发展，福特制和管理层级成为流行的组织方式。由于两权分离带来的经理革命以及福特主义的盛行，生产效率大为提高，此阶段的经济增长方式已从资本投入驱动逐渐转向“管理创新带来的生产效率提高驱动型”。

表：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方式演变

4．数字资本主义阶段，时间约从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此阶段的主要特点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兴起，信息化和智能化成为生产方式的新特征；服务业、金融和高科技(电子、电信、生物工程和航空航天)是经济的创新和领涨部门；教育、研发以及与提高人的质量相关的投入增大。此阶段的经济增长方式演变为“知识创新带来的生产效率提高驱动型”。

上表进一步清晰地描述了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方式演进的过程。[2]总的看来：

（1）经济增长方式与一国生产力和社会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一定时期的经济增长方式, 首先以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或客观条件为基础，人们不能超越。

（2）在工业化早期，都会经历一个或长或短的粗放型增长期。但经济增长方式演变的总体趋势是从劳动、资本投入驱动型到管理、知识创新带来的生产效率提高型，即体现为“要素积累--集约管理--知识创新”的动力演化路径，集约化程度和创新程度越来越高。

（3）产业结构经历了“农业--工业--服务业”的变化过程，服务业的兴起并占据主导地位(早期是与物相关的服务业，如物流；后期是与人有关的服务业，如教育、医疗)，是一个历史趋势。当前在5个发达国家中，其农业部门在GDP中的比重仅为2%；制造业为20%左右，而服务业则占70%左右。[3]

（4）技术进步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前其生产效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70-80%)，企业家精神、制度创新的作用也不应忽视。

（5）虽然一个经济体不能跨越自身发展阶段而随意选择某种经济增长方式，但是可以通过努力(如技术进步、企业家创新、制度完善、政策调控)缩短从一种较粗放的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型的时间。

最后一点对后起国家来说尤为重要。例如，英国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如从产业革命算起到20世纪70年代实现向集约化转变，时间长达200年。日本是后起之秀，从1868年明治维新算起到20世纪70年代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时间约为100年。韩国是新兴的工业化国家，从1948年成立起到90年代初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大约花了40多年的时间。新加坡时间更短，从1959年起约花了20多年的时间就实现了转变。转变时间的缩短，既与后起国家经济主体的“干中学”效应有关，也与国家的政策有关。   

二、如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市场和政府的角色

经济增长从数量扩张的粗放型向质量效率的集约型的转变，最重要的一个标志是资源的有效配置和高效利用，而效率的实质是用什么手段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产业革命以来的经验证明，市场和政府在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中可起到互补的作用。

1．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生产效率问题主要通过市场机制来解决

发达国家激烈的市场竞争是促成其生产效率提高的重要推动力:高效率、高技术的产业，其利润率高于平均水平，从而不断吸收各种资源流入，使该产业获得高速增长;低效率、低技术含量的产业则与此相反。市场机制的这种力量推动了农业资源向工业的转移，工业内部的重化工业化、深加工化、知识技术的集约化，以及国民经济结构高服务化的趋势。这里的市场，不仅包括国内市场，而且包括国际市场。无论是发达国家的自由市场战略，还是亚洲四小龙的出口导向型战略都证明，经济开放不仅可带来贸易、投资收益，而且可以带来竞争效应和学习效应，促进本国生产效率的提高，促进增长方式转变。

2．政府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发挥宏观调控作用，对于后起国家尤其如此

发达国家近200年的经验证明，实行市场经济, 充分发挥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积极作用, 并辅之以适当的国家干预, 对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必要的。一方面，政府可通过各种宏观经济政策影响经济增长速度。在19世纪晚期，美国和德国政府通过政策扶持，率先建立了电气、石化、钢铁及后来的汽车等资本和技术密集产业，终于成为新一代“技术―产业范式”的领导者。战后的日本也从这些产业突破，确立贸易立国战略，从产业合理化入手, 在政府的干预下, 通过不断地调整产业结构, 实现了经济集约化程度的快速提高。作为9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的领头羊，美国政府成功地抓住经济全球化与信息化两大趋势，及时而适当地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使经济发展找到了新动力，创造出历史上最长的经济扩张期。

政府的作用还表现为，通过各种政策校正“市场失灵”所造成的资源错配，并为生产效率提高创造必要的宏观经济条件。70年代初, 在日本产业结构中, 重化工业所占比重已居西方发达国家之首。但连续十几年重化工业化战略也带来了负面问题, 如环境污染日益严重, 追求重化工业所体现的规模经济效益导致产业与人口过度向“东京圈”集中。世界能源危机, 又对资源严重依赖进口而又以高能耗为基础的重化工为主导日本产业结构产生了巨大冲击。因此, 日本政府于1971年提出《70年代通商产业政策构想》,开始将资本密集型的“工业化型结构”向知识、技术密集型的“后工业化型结构”转轨。之后，又及时提出了“技术立国”的战略, 以研究与开发为基础, 促进所有产业领域的工艺技术升级换代。从1979—1985年, 日本GNP增长了26.5% ,原油进口却减少了30.6%, [4]说明日本实现了由资本积累型增长向创新型增长的转变。

3．不同增长阶段政府干预手段的变化

在工业化早期，发达国家都或多或少地经历了直接数量型干预的过程，这对于赶超型国家尤其如此，从而可在较短的时期间实现要素的积累，促进经济增长。但随着增长阶段向集约化的转型，发达国家政府基本放弃了 “直接数量型干预”，而是通过市场化价格调节，辅之以产业政策、税收政策等，促进市场竞争，提高生产效率，以提高经济的集约化程度。当代，随着创新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人的素质或质量成为此时期的最重要因素，各国政府都把扩大与人口质量相关的公共支出作为自己的重要目标，如加大科研投入、发展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等。

需要思考的是，政府并非万能，它不能替代市场的作用。战后日本经济的崛起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成功，很容易给政府通过制定强有力的工业化和产业结构政策干预经济提供种种借口。韩国政府对企业的干预，曾经也被认为是东亚经济的成功典范。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面对美国自由资本主义体制下的新经济增长，日本、韩国等地区经济却纷纷陷入低潮，人们开始重新审视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得出了应尽可能减少政府作用，尽可能多地发挥市场机制作用，让经济活动成为市场调节自发运动的结论。韩国在东亚金融危机之后经济的迅速恢复则体现了这种“回归自然”的治理理念。

三、启示

在世界经济史和产业革命史上，每一次技术－产业革命都会无一例外地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变革，而这种变革，又为当时的外围国家创造了一举赶超核心国家的机会，美国、德国和日本都是明证。对中国而言，近20年的经济崛起就其规模和速度而言或许是史无前例的，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在目前遇到的挑战也是巨大的。能否抓住这一轮信息革命机遇，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步伐，是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重要课题。

1．中国现阶段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特殊国情。与上述一些发达国家不同，我们的特殊性在于：(1)自然资源短缺，生态环境脆弱而人力资源丰富；资本稀缺，但储蓄率却很高；(2)在一些地区和部门中,高度发达的现代经济活动已经出现,正步入现代经济增长阶段的开端；但同时仍然面临一系列“古典性质的”社会经济矛盾, 面临着将社会人口中的大部分从落后的生产状态转移到现代生产方式中来的艰巨任务。“滞后”与“超前”将成为很长一段时期的现象。(3)与商品价格的市场化不相适应的是，长期的政府动员型要素积累，全社会补贴工业化，造成了要素价格的扭曲。

2．同时，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还面临着体制上的“三难”：(1)各级政府仍然保持着对重要经济资源的配置权力，并且很多地方政企不分； (2)税收的一个来源是流转税，并且一半以上来自于生产型的增值税，这使得各级政府非常关注产值的增长； (3)以GDP的增长政绩评价标准，导致政府以数量扩张为目标。各级政府和企业都向产值和数量扩张方面倾斜，由此造成煤电油运紧张、生态环境破坏、国际贸易摩擦等， GDP增长质量非常差。

3．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对策：

（1）要通过技术创新来转变增长方式。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科教兴国作为长期国策，既要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又要鼓励用新的技术改造传统工业；既要学习国外先进技术，更要突出自主知识产权；既要加大基础教育，又要提高科研投入。

（2）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目前服务业经营分散，规模偏小，缺乏一定的行业标准，导致在与国外企业竞争中处于劣势。加快我国第三产业发展，目前的重点应放在生产型服务业形成规模，提高档次，确立我国服务业标准等方面。

（3）消除要素价格扭曲。我国目前对于重要要素价格进行国家管制，是过去计划经济体制和赶超型战略结合的结果。要矫正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价格的扭曲，其关键在于实现价格市场化，把定价权还给市场，这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要条件。

（4）转变政府职能,逐步减弱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企业对政府的过度依赖。一方面，要限制各级政府配置资源和直接干预企业与个人微观决策的权力。另一方面，履行政府应有之责，建设有效政府。此外，还应完善各级政府的评价指标。

（5）健全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体制，加大对人口质量投入的公共财政支出。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1] 国际上大多数经济学家在研究经济增长的源泉时，都通常把全要素生产率(或称总和要素生产率，TFP)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为衡量经济增长方式及其变动的标准。全要素生产率是产出对所有要素投入(资本、土地和劳动)之比。根据其定义可知，“经济增长率＝要素的增长率 + 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全要素生产率概念同时考虑劳动力投入、资本投入和其他投入对产出的影响，是度量生产效率较为全面的尺度。世界经济发展的经验证明, 经济增长不仅依靠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 而且依赖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如果在一个生产过程中，生产要素投入的总量未变而产出水平却增加，则说明全要素生产率即生产效率提高了。

[2] 需特别指出的是：阶段的划分只为了使问题更明晰，每一种经济增长方式也是相对的，各类型之间的转变也耗费时日，不同国家亦有所不同。

[3]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00；World Bank, Data and Statistics, Country Data

[4] 汪同三、齐建国主编:《产业政策与经济增长》,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P264。